浙企举报省高院院长背后（精选合集）

第一篇：浙企举报省高院院长背后

浙企举报省高院院长背后：超低价拿地 纠纷不断 2015年08月13日 14:09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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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城集团搞了一出“舞台秀”，举报浙江省高院院长的背后，是一出价值数亿元的生意纷争。

原标题：“舞台剧”举报高院院长背后 还原杭州休博园用地内情

为杭州一手打造“世界休闲博览会”之后，宋城集团以市价的七十分之一拿到了政府的出让地。

政府当初的“不许出售”纪要，又被政府自己的多个“纪要”所否决。这种俗称“雕花用地”的方式导致地权与房权混淆不清，最终导致数百名业主上访。

在与合作伙伴的官司中终审败诉的宋城集团，最终把省高院院长个人当做了靶子，用的是“舞台剧”的形式。

漫天飘散的雪花，十多位身穿红衣白裙，头缠白巾的年轻女子做痛苦不堪状，象征着司法公正的神兽“獬豸”被猎杀在地„„

2015年8月11日，以演艺生意著称的杭州“宋城集团”突然上演了一幕令人瞠目结舌的舞台剧。舞台后景，是一块写着举报内容的红色幕布，上面用大字写着“杭州六月飞雪，百名窦娥鸣冤”。

现场图片和配文，随后被发在宋城集团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上，“宋城集团执行总裁宣布向中纪委实名举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失职渎职、干扰司法公正”的字眼异常醒目。宋城集团同时公布了其执行总裁的手机号，作为举报联系电话，“如有不实，宋城集团和我个人愿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家媒体联系采访了。”8月11日，留下手机号的宋城集团执行总裁黄鸿明在回电中称。

但喧嚣过后，一切突然陷入诡异的沉默。

8月12日起，宋城方面所有的高管再不接听电话。那幕“舞台剧”的图片和文字也被从网上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则声明：“„„截至目前，我司和领导个人均未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我们相信中国的司法公正，相信社会和法律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这一“舞台剧举报”事件发生时，齐奇刚好在宁波出差。8月11日晚，南方周末记者赶到宁波，向其表达了采访意愿，但最终得到一条“谢谢关心”的短信。事件背后，是沉寂已久的杭州休博园项目。它的再起波澜，将会怎样牵动乃至改变浙江的政商架构，目前尚是未知数。

新湖系VS宋城系

今年63岁的齐奇是贵州安顺人，长期在上海市政法系统工作，2008年1月至今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在任内，力推司法文书公开等“阳光司法”举措，并为浙江萧山张氏叔侄冤案平反，轰动全国。

“省委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齐院长，他的秘书昨天连夜撰写了报告。”接近齐奇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8月12日中午，一份案号为“（2014）浙杭民终字第3200号”、2015年7月15日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判决书，忽然出现在官方网站上。知情人士确认，这份判决正是宋城集团此次“舞台剧举报”所涉的争议案件。这或许可以看做浙江省司法系统的婉转回应。

“宋城案裁判文书已按规定上网公开，可到浙法公开网查询。”接近齐奇的人士8月12日下午提醒南方周末记者，并咨询了南方周末对此判决的观感。

“7月15日审结的案子，按照正常的裁判文书上网时间，这应该算提前了。”法院系统内部的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判决书显示，争议的双方，正是宋城集团旗下的控股公司杭州世界休闲博览园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休博园公司”）与济和集团持有90%股份、宋城控股持有10%股份的“杭州奥兰多置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奥兰多公司”）；争议标的，则是杭州休博园诸多建设项目中，一个“奥兰多小镇”的商铺归属。

工商资料显示，济和集团法定代表人王学超和另一股东高存班，均属新湖集团高管。这家注册资本2亿元的公司，从成立后，除了经营过煤炭生意外，有几年甚至毫无业务。

在资本市场，向来低调而神秘的“新湖系”早已赫赫有名，其实际控制人是温州商人黄伟，与当年的涌金系大腕魏东等人交从甚密，均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著名大鳄。

而无论是新湖还是宋城，在杭州，均以与杭州市政府关系密切著称。杭州政商界有不少喜爱围棋的官员和老板，最著名的有三人：昔日筹办休博会和休博园时主政杭州的市委书记王国平，绿城集团老板宋卫平，以及低调的黄伟。

在围棋界，曾拥有过马晓春九段和俞斌九段等国手的新湖围棋俱乐部赫赫有名，而王国平退休后唯一一度保留的职务就是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院长（今年被杭州方面免去）。

而宋城集团的董事长黄巧灵，则更是在王国平主政时，为承办2006年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打造“东方休闲之都”的城市形象立下大功的功臣。

争议休博园

在外界看来，宋城集团的愤怒情有可原。这是一桩涉及数亿元的生意。

“在诉讼中，休博园公司要求奥兰多公司交付22350平方米（实测面积22129.84平方米）商贸用房，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协助办理房屋土地权属证书过户登记，开具并交付发票、并支付违约金。”

争议的房产“奥兰多小镇”就是因2006年的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以下简称休博会）而来。判决书显示，2001年4月28日，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萧山区政府签订了一份“杭州乐园二期（豪斯登堡）项目总合同书”。

约定项目先期开发的内容包括“豪斯登堡、荷兰水城和旅居结合的欧美风情小镇及以环保、探险、天文、军事、历史等题材的多个影视馆组成的高科技影视中心，大型度假酒店和会议中心，水路交通游览设施及其它配套等”。

这一项目用地面积约2000亩，其中1780亩作为旅游休闲、科技教育综合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其余220亩作为景观房产用地，使用年限70年，同意发房产证。

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8月11日“舞台剧举报”事件当天，杭州市萧山区也接到了浙江省委有关部门的要求，在赶着撰写有关此事的报告。

2002年6月6日，宋城集团、嘉兴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杭州隆景实业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美国小镇合作协议书”。不到一年，它就开始被冠上新名称“美国小镇”，成为“世界休闲博览园中的一个旅居结合的小镇”。

同一年，杭州当地官方媒体曾激动宣布，杭州从马德里、温哥华、米兰等国际都市中，抢下2006年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主办权。这个被官方称为“世界旅游休闲业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一度曾被宣传为中国新世纪初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齐名的“三大国际盛会之一”。

“杭州当时的主要领导正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休博会无疑适逢其会。”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事实上，宋城集团一手打造的“世界休闲博览会”更像是为杭州量身定做。

公开资料显示，“世界休闲组织”每两年组织一次的世界休闲大会，在杭州承办前，一直只是一个学术性的论坛。只有杭州申办后，才将其升级成博览会的形式。它自举办起就争议不断。

投桃报李。知情人士透露，2001年，杭州萧山区政府与宋城集团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休博会”申办成功，宋城集团将为其一期工程投资8.7亿元。

为此，集团将获得以下优惠：以湖面2万元/亩、泥塘3万元/亩、平地14万元/亩、山地4万元/亩的价格，获得出让的湖面、泥塘702.098亩、山地508.36亩、平地734.125亩，合计1944.58亩，计支付土地款1.37亿元。在上述规划用地中，允许建造48.3万平方米景观房产。

“这些价格低到离谱。”一位知情者曾撰文质疑，在同期、同一区域的一块商品房土地拍卖价是88万元/亩。

判决书部分证实了这一点。“案涉项目的住宅用地”，出让面积34040平方米，出让金才不过区区591.63万元——成本不过20元每平米，折合每亩13000元左右，相当于市价的七十分之一。而目前，这一项目二手房的评估价在每平方米11916元，为拿地成本的约600倍。

南方周末记者几次联系宋城集团执行总裁黄鸿鸣，但无法就此获得回应。

“雕花用地”引发的纠纷

纠纷源于双方成立的合资公司。2001年，宋城拿下奥兰多小镇的土地后，与济和集团成立奥兰多公司，合作开发该项目。

虽然在宋城拿下奥兰多地块后，2002年6月，萧山区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萧政办纪（2002）45号文件曾要求，“项目的商贸用房只能用于经营或出租，不能出售”。但2008年2月，宋城集团与奥兰多公司签订的奥兰多小镇项目补充协议却似乎无视这一要求。

合同约定：除了51.06亩用地为奥兰多公司开发70年住宅用地外，另外约282亩50年建设综合用地，去除宋城集团自身商业所需的约20亩用地后，以4500万元提供给奥兰多公司用于建设配套设施。而宋城集团所有的22350平方米旅游商业用房，则由奥兰多公司代建，宋城集团按照1100元/平方米的价格标准，支付奥兰多公司代建工程款项2458.5万元。

协议更要求，“奥兰多公司应按建设部门的要求，与住宅房产同时办理好本项目商业部分的竣工验收，并配合办理相关权证至宋城集团名下”；奥兰多公司并“开具有效销售发票给宋城集团”。

所谓限制，或许从来不是问题。判决书显示，2009年，按照《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休博园公建建筑办理土地分证问题的批复（萧政发［2009］75号）》，萧山就曾一次批复同意威尼斯水城商铺20875.82平方米、苏黎士小镇商铺4896.40平方米、休博园其它公建建筑219976.44平方米按套办理土地分证。

在外界看来，宋城集团实际上先是以旅游休闲的名义拿下项目，在土地性质模糊后，采取一定手段，分割出售获取利益。

事实上，宋城的此种做法确曾得到过政府支持。判决显示，宋城集团提供证据说，上述会议纪要的内容，已经被萧政纪［2006］10号、萧政办抄［2008］60号、萧政抄（2008）15号抄告单、萧政办［2009］75号作多个纪要所调整，这些纪要，多次明确了休博园区域内的商铺给予办理土地和房产分证，并按二手房政策办理其转让手续。

例如，2009年，萧山区政府下发的萧政发（2009）75号《关于解决休博园公建建筑办理土地分证问题的批复》，同意“上述商铺在完成办理房产、土地分证后，再按二手房政策办理其转让手续”。就这样，几百处商铺以“二手房”的名义卖出去了。

但在外界看来，这更像是政府违规操作后，出于维稳的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这种俗称“雕花用地”的做法，导致土地所有权和房产所有权分割不清，直接侵害到了业主的利益，曾一度引发奥兰多小镇数百名业主上访。而这些情况，在休博园的多个项目都曾存在，“附近的苏黎士小镇等地，也有业主曾上访。”一位杭州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0年9月起，双方的合作开始出现裂痕，并最终破裂。休博园公司开始催促奥兰多公司履行合同，要求交付全部房产、开具不动产销售发票、完成商用商品房的初始登记，并赔偿相应损失。

奥兰多公司在诉讼中曾辩解称，“当时就是由于宋城集团将上述两宗综合用地抵押给银行，未解除抵押，导致土地复核、交房备案无法通过，奥兰多公司无法交房导致数百名业主上访。公司要求宋城集团解除抵押，但宋城集团置之不理。最终才不得不签署商贸用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想为地赎身而不可得

但法院最终采纳的证据，是2002年萧山区纪要“禁止出售”的要求——这正是宋城集团一直在诉讼中针锋相对的东西。

他们拒绝承认“禁止出售”纪要的合法性，在法庭上争辩：“（我们）并未参加此次会议，这一内容也不是（宋城）与萧山区人民政府所订立合同中的内容。”

为了证明房产能转让，宋城方面还提供证据证明，奥兰多公司曾将该综合用地使用权抵押给中国银行萧山支行，取得巨额贷款。

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未采纳这些证据。判决书指出，除了2002年萧山区纪要的要求，2008年，宋城集团和奥兰多公司还曾向萧山官方书面承诺，“综合用地上所建的商贸用房只能用于经营或出租，不能出售。”——这被宋城集团在上诉中视为“法院故意对此（此前支持分割的纪要）视而不见”。

杭州萧山区法院2014年10月16日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休博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但看起来，终审的判决确实比一审宋城败诉的判决更对宋城不利。

杭州市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将原审认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改成了普通房屋买卖合同。理由是，“合同虽名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其土地性质为旅游综合用地，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即使进行转让也应当属于普通的房屋买卖，不属于商品房预售或商品房销售”。法院最终驳回了休博园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在观察者看来，这两个判决其实并无太大区别。“如果真如举报所说，有上面的领导介入案件审理，结果也相差不大。宋城都是败诉方，为什么现在这么急？难以理解。”杭州一位法律界人士分析。

宋城方面看起来确实已经孤注一掷。作为昔日20元一平方米拿地的受益者，休博园公司在诉讼中，竟一反企业低调的做法，曾主动提及土地变更使用条件、补缴土地出让金问题，想为这块地“赎身”。但法院的几次判决均回避了这个问题。

“涉案商业用房整体转让是否属于变更土地使用条件，是否需要土地出让方即萧山区政府批准并补缴土地出让金，休博园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同时，涉案房屋整体转让是否违反土地出让时关于不得转让的承诺，目前也无相关证据证明。”杭州中院的终审判决说。

损失几个亿利益的宋城集团最终搞了一出“舞台剧”。而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本人，则成了宋城集团的靶子。尽管看起来，他与这一官司表面上并无关系。8月11日下午，中纪委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腾讯网，中纪委已经注意到这一举报，将会按照正常工作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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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省高院院长齐奇在省法院机关的讲话

省高院院长齐奇在省法院机关

纪念五四青年节干警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五四”青年节前夕，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的纪念五四青年节座谈会上，省高院院长齐奇向全省法院的青年干警提出了几点希望。

一、要增强国情意识，坚持清醒正确的政治方向

凡事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最大的实际，就是国情。大到政治方向，具体到我们办案子，都要有国情意识。法学院的教育，和现行的法律规定，有的时候与我们的国情不是衔接得很好，需要我们增强国情意识，避免脱离现实和可操作性。在我们设计裁判方案、设计调解方案的时候，在我们做服判息诉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能够怎么办、怎么行的通。年轻同志仅仅从书本上理论上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实践中长期磨炼、积累。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复杂疑难的问题或案件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要寻求或把握一个度，即“适度”。有的时候需要妥协，有的时候需要果敢，关键都在于把握好这个度。

二、要增强群众观点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学会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年轻法官需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当代中国的法官，既要会讲法理，也要会讲道理，还会讲情理。青年法官从法学院毕业，理论的东西吸收得比较多，法言法语比较会讲，但往往不太会讲让群众听得懂的朴实的道理。希望大家善于观察社会，了解各阶层的群众，熟悉他们的喜怒哀乐，增强阅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才能在办案中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用群众信得过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有的同志说，遇到难缠的、法律意识缺乏的群众，工作难做，比较苦恼，很不适应。这就需要年轻法官增强群众观点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学会做群众工作、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当代中国的法官，既要会讲法理，也要会讲道理，还要会讲情理。

我们的青年法官从法学院毕业，理论的东西吸收得比较多，法律语言比较会讲，但往往不太会讲让群众听得懂的朴实的道理。该讲的大道理不会讲，这里的大道理就是指大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公民应当遵循的道德、义务和责任。该点拨的小道理也不大会讲，所谓小道理，就是跟人家分析一些涉案的利害关系，利弊得失。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引导当事人明了涉案的是非责任，让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服判息诉。这种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我们有些同志还是欠缺的，还需要历练。所以，希望大家善于观察社会，了解各阶层的群众，熟悉他们的喜怒哀乐，增强阅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才能在办案中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用群众信得过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书本上有很多东西，令我们热血沸腾，说起来也慷慨激昂，这当然很好。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圣贤的经典，“五车”都装不下，但书本毕竟代替不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年轻法官要善于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对于做好工作而言，这些非常重要。）

三、要恪守司法廉洁，恪守职业道德

法官一定要恪守司法廉洁，恪守职业道德。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君子交情讲的是大道，志同道合才在一起，而小人交情讲的是利益，一旦你没有了权势，才知朋友所剩无几。所以，我们还是要悟这个道理，要慎交友。在司法廉洁方面，我们要做到“自胜者强”，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他就是强大的。当然，人性都有自身的弱点，要战胜自己，靠自律，也要靠他律、法律。同志们务必要增强廉政意识，时刻保持警醒。

四、要保持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

首先是要有愿意奉献、舍得付出的心态。人是需要一种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的，哪怕是带有宗教式的神圣感情也可以，我们现在仍矢志不渝地坚持一种对法治、对公平正义的奉献。

二是要有坚持而不气馁的心态。恒定地往前走，恒定地做好自己的每一项工作，我们不能输给自己，要坚持，不要气馁。

三是要有合作的心态、宽容的心态。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国家关系如此，人际关系也一样。所以要有团队精神，要靠合作。

四要有知足的、感恩的心态。调整自己的心态，也需要一种平常心。要学会知足,否则，老跟自己过不去，身体免疫力都会下降，还容易产生心理障碍。

最后是要保持学习的心态。要保持健康的心态就一定要学习。永葆我们内在的对生活的一种激情，对新生事物、对时尚的一种好奇心，一辈子都不能丢掉。

以上几点，与同志们共勉。

第三篇：浙江水专校企合作再开新花

浙江水专校企合作再开新花

在首届合作班的学生顺利就业并提前享受正式员工待遇之后,作为校企合作继续深化的结晶,浙江水专与联想集团阳光雨露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共办的新一届合作班开班仪式于4月12日在该校现教中心南楼计信系会议室隆重举行。阳光雨露浙江大区总经理崔凯、杭州站站长谈玲丽及班主任明晓飞，浙江水专副书记陈长生和教务处处长董邑宁、副处长王建军，计信系全体负责人、计算机应用技术教研室全体教师，合作班全体学生参加开班仪式。仪式由计信系党总支副书记杨清刚主持。

陈长生副书记做重要讲话。他指出，校企合作可实现多方共赢，学校可借此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学生可得到更多学习实践机会，企业可实现人才储备。他充分肯定了计信系历届校企合作班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合作班学生要注重角色定位，努力完成学校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企业布置的实践工作；希望计信系要高度重视合作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珍惜继续合作机会，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合作班教学工作。最后，他祝愿合作班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学生顺利成长成才，成就自己的人生理想。

崔凯总经理简要介绍了公司的发展状况，对往届毕业生在公司的工作表示赞赏，对我校多年来持续为公司输送高素质人才表示感谢。他指出公司目前正处于良好的快速发展期，今年在浙江的业务量将大大提升，人才需求量也有很大增长，他希望新一届合作班学生能够尽快融入企业，在搞好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深度了解企业文化，努力成长为企业和社会都欢迎的高素质IT人才。

董邑宁处长在讲话中肯定了计信系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绩，指出校企合作这种形式能够做到合作育人、共同发展，学校、企业和学生能够实现三赢，表示会对这种合作模式给予政策支持。计信系岳国英主任对校领导和有关部门一直以来对本系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本届合作班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希望在历届合作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校企双方再进一步开展深层次合作，她希望合作班的同学要牢记自己的双重身份，利用学校和企业共同提供的学习的平台，顺利完成所有理论和实践课程的学习，为将来实现高质量就业筑牢基础。计算机应用教研室主任、合作班项目负责人张海波老师在发言中简要回顾了过去和联想集团合作共办联想班、和阳光雨露公司共办合作班的历程，希望在学校和公司的大力支持和任课老师的教育及公司资深工程师的指导下，新一届合作班的同学能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在走出校门的时候就能成为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计算机服务工程师。合作班学生代表高略在发言中表示决不辜负学校和公司的期望，一定要刻苦学习, 努力工作,成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

开班仪式之后,陈长生副书记、崔凯总经理及参加仪式的公司员工、浙江水专师生还一起参观了合作班学生进行实践教学的场所——位于现教中心南楼一层的阳光雨露公司杭州地区计算机维修中心。

据悉，在成功举办几届联想班的基础上，浙江水专首届阳光雨露校企合作班于2011年3月成立，同时将阳光雨露公司杭州地区计算机维修中心引进学校，在完成企业业务的同时基地成为校企合作的生产性人才培养基地。合作班学生在完成部分主要课程的同时每天有一定时间在中心工作和训练，企业负责对学生进行企业文化、笔记本电脑等的维修、服务接待等全方位的培养，完成1年多合作培养期的学生将成为经验丰富的计算机服务工程师。合作班学生不出校门，理论学习、专业实践和社会工作都可以在校园内得以实现，他们在学习的同时还可以获取适量的报酬。从2011年11月份开始首届合作班学生都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他们在实习期就迅速成为各方面的业务骨干，愿意留下的公司都给予接收且都提前转为正式员工待遇。在取得合作培养成效的前提下，经过计算机应用专业负责人张海波老师与公司的多次沟通，校企双方都同意要将新一届合作班规模大幅扩大。通过宣讲、面试等环节，新一届合作本学期初组成，规模比上一届扩大了50%。此届合作班，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中各自承担相应工作，计算机应用专业的7名教师将和企业讲师、工程师共同完成教学工作，公司杭州站站长谈玲丽负责企业方面的具体管理工作，来自公司的明晓飞作为班主任和另外两位工程师常住我校负责日常训练和管理，企业还将派出12名讲师进行合作班的教学和训练。校企双方将继续密切合作，努力培养社会需要的高质量IT服务人才。

（计信系 杨清刚 岳国英）

第四篇：07省高院院长梁明远来文县调研并慰问干警

第7期

文县人民法院编2009年4月11日

省高院院长梁明远来文县调研并慰问干警

4月9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梁明远一行来文县，就我院和白水江林区法院队伍建设、清理积案、落实“五个严禁”等情况进行调研，并代表最高法院向我县法院干警发放地震救灾捐款。市政协主席邱正保、市委副书记黄泽元以及市中院院长张荣庆等陪同调研。

10日上午9时，在白水江宾馆召开了工作调研及向灾区法院捐赠座谈会，会议由市中院院长张荣庆主持。会上，我院院长宁杰、林区法院院长岳双林做了工作汇报。听完汇报后梁院长对我院和林区法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文县法院在案件审结、法院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重大考验，法院干警为社会和谐稳定做了大 1

量工作，特别是“5.12”地震发生后，灾区干警在帐篷中继续工作，确保了法院工作顺利开展，为此代表省院党委对文县法院全体干警表示亲切的慰问。

梁院长强调，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作为司法部门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坚持围绕大局，服务发展，坚持公正司法，认真学习，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梁院长还就学习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作了具体要求：各级法院要紧密联系实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入推进“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打好扎实基础；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法院工作，推动法院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要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统筹兼顾，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基层法院基础建设，创造良好的办案条件，推动法院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会上，梁明远院长代表最高法院以及全国法院系统干警向我院捐赠22万元。他说：这些捐款是全国各级法院干警从自已微薄的工资中捐赠的，希望灾区法院能好好利用这笔资金，在办案中依法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为灾区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证。

政府县长张宏，县政协主席杜生虎，县委副书记孙根林，县委常委、副县长田朱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永成等县上领导也参加了座谈会。

（编辑办公室）

报：市中院、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办公室

送：县政法委、刘永成书记、蒋维进组长、张礼平副组长、本院党组成员

发：各庭、室、科、队 存档

（二）共印25份

第五篇：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被下属集体举报

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酿成“十年浩劫”？

标签： 北大法学院 法理学 绩效工资 精品课程 朱苏力 2010-07-21 02:59 【博主按】朱苏力的声名在法学界如雷贯耳。突然闻听“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的十年是„十年浩劫‟”，备感震惊。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被下属集体举报

以下为转载之联名信

-------------我们是法学院的部分教师，在此，我们依据《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和《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赋予教师的民主权利向北京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反映法学院朱苏力院长存在的严重问题，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

我们认为，法学院在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指引下和北大“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性战略的指导下，在校党政领导的具体领导下，在学科建设、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其中也包括了朱苏力个人的贡献。但是，客观地讲，法学院的成绩和进步主要是法学院多数教师自觉努力的结果，朱苏力作为教授是比较优秀的，但其作为院长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导致法学院整体的学术发展大大受阻，未能获得更大的成就，而且在现实情形下其继续任职已直接演变为学院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障碍，甚至已经成为影响教师团结、学院和谐的不稳定因素。我们认为，朱苏力不立即离职，法学院的管理团队就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法学院就没有希望，法学院将再无宁日，就连安定团结局面的最低要求也难以保障。

一、朱苏力在任十年，不良记录斑斑，群众基础丧失殆尽，最近又发生新一轮教职员工不满

2000年九、十月间，因前院长吴志攀调任北大领导岗位，朱苏力即开始主持法学院工作。2001年春季，朱被学校任命为法学院院长。虽然当时已有老师反对其任职，但他的不良表现尚未持续、大量暴露，故多数老师还是以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接受了朱当院长的事实。在其就任院长以来，他的业绩平平，工作作风粗暴简单，醉心于建立自己的一言堂地位，而对法学院的发展事业奉献甚少，甚至给北大、给法学院抹黑很多。朱的第一任到期时间是2004年春季，但因朱自己的请求被学校拖延了两年。到2006年春季，法学院换届开始，朱谋求连任的行动遭遇到不少教授的坚决反对。如果一个学有所成、质量刚正的教师也许就会主动放弃连任，安心教学和学术研究（法学院以前的各位领导都是自觉不谋求连任）；但朱苏力一方面尽力掩藏其官僚主义习惯行为，放下身段向各位教师主动示好，和颜悦色打招呼，另一方面向各位反对他连任的教授尽力曲意周旋，送烟送酒，使反对的声音逐渐被遮蔽，最终得志。但正是由于法学院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所以本来并不复杂的换届工作却持续了九个多月，甚至在北大校党委决定朱苏力连任院长后，原定一个星期的“公示期”也延长至半年之久。这在北大法学院及校内其它各学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朱苏力在一片反对声中获得连任后，本应当以法学院的公共事业为重，检讨自己的种种错误、失误，团结全体老师为法学院的振兴拼搏。但他完全辜负了学校党委的信任，故态复萌，自恋自傲，不再关心其它教师的困难疾苦，作风武断，排斥异己，大搞任人唯亲的一套，使得法学院的院风败落，乌烟瘴气。因此而引起的教师和他之间的种种冲突年年不断，如2008年8月，因为补任法学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长一事，法学院部分教授和朱苏力发生了严重对抗。这次，因绩效工资的安排而引发的全面冲突确是历年积怨的新一轮爆发。

2010年1月18日下午，法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宣布了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教师的工资则按照工作数量来分配，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该方案事先并未征求任何教师的意见，方案宣布后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法学院许多教师先后在院内教师邮件群中发表意见，对此方案表示出强烈不满。

龚刃韧教授于1月19日发文称，用数量衡量学术是荒谬的，是对学术的亵渎和对学者的污辱，是把教授的工作贬低为计件工人的工作。他还认为根据宣布的方案，如果一名教授上未能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所得的多，而教师之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他认为，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与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毫无关系。汪建成、贺卫方、傅郁林、李红云、梁根林、赵国玲、刘燕、白桂梅、葛云松、陈永生、马忆南、刘东进等近二十名教授和副教授相继发文公开表示赞同龚刃韧教授的意见。其中，汪建成教授认为，从程序上讲，凡是涉及教师重大利益的事情不能完全由院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而是应该征求广大教职工的意见。法学院还有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惧怕朱苏力打击报复而在私下表示了对上述教师们的支持意见。在邮件群中发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批评学院的学术政策和管理方式上，认为采用计件工的方式确定所谓绩效工资是荒谬的。“论文决定工资”与“论文决定职称”一样，都是中国“特色”，其导致的后果是学术论文粗制滥造和抄袭成风、学术期刊唯利是图、“论文产业”畸形膨胀，学术精神流离失所。

由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引发的讨论，迅速引向对以朱苏力为院长的领导班子的激烈批评。甘培忠教授在1月20日的群发邮件中提出，“因为由院里领导决策的计件分配模式引发的讨论已经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新的深深不安和氛围紧张，也足以说明院里主要领导的个人公信力进一步面临危机，我真正觉得忧虑。因为朱苏力同志的武断的工作作风和平庸的处事方式，以及他只顾自己学术私利和在青年学生中的某种魅力散发而罔顾法学院团队建设的恶行，今日的法学院用一盘散沙形容已远不足于说明真实的现状”，并披露法学院老师集体不参加学生大型活动的事实和原因。甘培忠公开呼吁朱苏力辞职以给法学院一个机会。在北大法学院学习工作30多年的曲三强教授在给全院教师的信中写道：“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法学院的主要领导人几经更迭（陈守

一、马振明、张国华、赵震江、魏振瀛、吴志攀、朱苏力），像本届领导班子所招致的如此尖锐的“干、群”矛盾还从未发生过。……法学院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作为强势一方的领导班子严重缺乏人性化。领导班子严重地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心声，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院领导对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思想状况、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一无所知！” 这次法学院教师群体对朱苏力院长的激烈批评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地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法学院内部的严重问题。正是由于这些严重问题的存在，使得法学院在过去近10年时间里，人心涣散、怨声载道、情绪浮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旦有触犯“民意”的事件出现，便有可能酿成轩然大波。因此，在同一屋檐下的北大其它院、系对绩效工资分配安排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却在法学院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引起众多教师的集体反对，其中原委也就不足为怪了。朱苏力连任院长以来，因其工作作风粗暴简单、排斥异己、官僚主义冷漠等屡遭教师诟病，正面的直接冲突包括在全院大会上的公开对抗时有发生，这次只是新的一轮而已。

二、院长专权武断，对老师缺乏人性关怀，导致“干群”对立情绪尖锐

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朱苏力的官僚主义和专权武断作风给法学院的发展和“干群”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现任党政领导班子中，几乎就是朱苏力一个人说了算，事关法学院重大发展机会的事项，他也从不与教职员工商量，重要的人事安排也从来没有按照民主程序征求群众意见。在学科建设、招聘、续聘教师和管理团队成员组成等问题上，朱苏力也不能坚持公正原则，甚至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排斥异己。现今的法学院，教师队伍人心涣散，学术团队的凝聚力和整体竞争力下降。在教育部的一次评审中，北大法学院居然下滑到三流位置，学校努力拼搏的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在法学院正在丧失人心基础。我们倍感心痛。由于朱苏力的独断专行，造成了法学院相当多数年轻教师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北大法学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在刚刚过去的数年中，就有多名德才兼备、品学兼优、潜力非凡的青年副教授被迫离开。这些青年才俊包括：被专业同行认为是国内最优秀的青年民法学者王轶副教授、张谷副教授，曾首获德国马普研究所法学博士学位并且是北大知识产权功底最扎实的韦之副教授等。他们在国内外都已经建立起很高的学术声誉。还有一些治学严谨并颇有学术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也倍受压抑。最近，一位年轻教师给龚刃韧教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法学院或单位，像目前的北大法学院，在学术方面，如此地专制，如此地一言堂，如此地压抑，如此地摧残独立精神，如此地党同伐异。”韦之副教授在北大法学院任教十三年，在被逼离开北大时曾前往朱苏力办公室道别，朱非常冷漠地只说了两句话：“你走可以，但要低调”。没有挽留，没有宽慰，没有一个正常的领导人哪怕是同事所应表达出的惜别之情和恻隐之心。之所以要求低调，是朱苏力怕韦之的离开给他个人的领导声望造成更有深度的负面影响。另有一位去年退休的老教师非常痛心地说，“在法学院干了一辈子，退休时总得由他出面举行个小小的仪式吧，就像狗一样被赶出来了。真寒心哪！”许多离退休老师生活艰难，法学院除了党委每年组织集体性活动以示关怀外，没有任何真正有实际效用的人性化关爱行动。田如萱老师家住甘家口独身一人，身体有病，李华兰老师原是资料室退休的，已卧床多年，朱苏力从未亲自或者委派其它班子成员前往探望。就在前天即2010年3月1日，我院著名教授王铁崖先生（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的遗孀（按年龄和辈分说是我院大部分现职教师的祖师母）因病逝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清华大学法学院派出其党委书记车培照教授出席，而北大法学院没有任何党政负责人前往，这使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几位在场老师倍觉寒心和汗颜。在朱苏力那里，受到重视的人基本上就是三种情形：一是扶持他就任院长和连任院长的人；二是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个别教授：三是他的利益团队成员。任何处在弱势地位的老师无论是否退休都被排除出他的利益关照之列。朱苏力是法学院风气不正的麻烦制造者。

朱苏力严重的官僚作风与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许多教师感到屈辱。例如，几年前，张建国教授曾经在一次全院教师大会上站起来发言，建议法学院尝试建立教授会制度以为学校的示范。但是，坐在最前排的朱苏力对张建国教授的发言理都不理，甚至连一个字的响应都没有。当时大会为此冷场了好几分钟。事实上，教授会制度在清华法学院、中央财大法学院、经贸大学法学院均已建立，而且运行得很好。我们的左邻右舍在学院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早就超过了北大法学院，形成了学术团队的凝聚力，而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的北大法学院，却滋生和存在了朱苏力的个人独断专行模式。

朱苏力严重的个人专断和极端自恋的表现造成法学院人心涣散、离心离德的局面。众多教师抱着独善其身态度不再关心法学院的具体事务，而是冷眼旁观。在法学院很难组织起全院教职工大会，每学期只能勉强召集两次全院大会，每次到会者往往不足教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由法学院学生组织的重要的典礼性活动如迎新大会和毕业典礼，凡是有朱苏力参加的场合，绝大多数教师都不愿意参加。每当这种场合，教师们的内心都很纠结：本来是受到学生们的热情邀请应该去参加的盛典，但是，由于不愿意见到朱苏力矫情粉饰的做秀表演，只能忍痛不参加，致使这些本应隆重的场合变得冷冷清清，学生失望，老师痛心。年龄稍长的许多教师常常拿吴志攀和朱苏力做比较，其中的道德和人性评价相差万里。

许多老师认为，教师之间在方方面面存在竞争是合理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能够让每一位老师能够舒心工作的优良环境。领导必须具备人性化关怀的素养，法学院才有望和谐而强大。

三、教师队伍建设中滥用权力，严重影响学科发展的平衡结构 朱苏力身为院长本应广泛听取全体教师特别是教授们的意见，全面评估法学院各学科的建设状况，适当配置教学资源。但是，他把个人好恶亲疏和院长职务的连任保障夹杂其中导致法学院各学科发展严重失衡。在朱苏力滥用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体现他一人意志的学科发展判断和进人计划完全搅乱了学科正常需求，导致有的专业因刻意的选择性留校安排而出现了人满为患、教师年龄梯队结构极不合理、教学安排难以正常落实的局面，而有些专业如环境法学、社会保障法学、中国法制史学教师长期或即将唱独脚戏。朱苏力还公然违反2004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暂行）规定》第5条关于教师队伍建设中禁止近亲繁殖的规定，擅自聘用其刚毕业不久的弟子加入本院教师队伍。

四、院长头衔成为个人谋取名利的工具

在担任法学院院长近10个年头中，朱苏力几乎没有给法学院的整体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他缺乏对法学院集体的奉献精神和对全体教师的真诚、热爱的感情，而是热衷于他自己的“学术事业”，利用其职务便利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或穿梭于其它单位演讲捞外快。他利用院长的职权把教育部长江学者的资格、法学院唯一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法理学》、北京市级精品课程《法理学》等各种名利好处统统都安排给自己。在北大法学院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行政领导如此赤裸裸地捞取名利。朱苏力在本科教学中过去很少讲《法理学》这门课，也没有写过或主编过一本法理学的教材，他的专业兴趣集中在法律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方面，讲课也是这样做安排的居多。事实上，面向本科生的《法理学》主要是周旺生教授、张骐教授承担讲授任务，强世功教授和赵晓力讲师也有一些承担。而且，周旺生教授是学校任命的该门课程的主持教师。但令人不齿的是，在将《法理学》申报北京市精品课程时，朱苏力利用院长职权违反事实将自己安排为申报奖励项目的主持教师，周旺生和贺卫方作为主要参加人一起申报，而将长期担任该门课程教学的张骐教授和任课较多的强世功教授、赵晓力讲师排斥在外。申报材料中除“教学情况”（1-2）、“学术研究”（1-3）（注：参见《国家精品课程网上申报评审系统——公示课程＜法理学＞》）的内容外，其它大量的材料组织和编写由周旺生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完成，朱苏力除了最后审阅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文字贡献。申报完成后过了至少半年多，周旺生和贺卫方并未得到任何讯息，直到某一天院里教务部门通知周旺生教授去做教学录像（获取精品课程奖励后的硬性要求），才获知半年前就已经获得奖励批准。该门课程申报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奖励也是如此。也许，奖励名单仅限于公布主持人一人名字是这一奖励程序自身的瑕疵所致，但颁发的奖金无论如何不应由名义主持人一人独占。恰恰最令人恶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朱苏力身上。这两项奖励的奖金合计近15万元（北京市级为5万元，国家级则为10万元左右）净由其一人占有，就连应发给参加组织材料的周旺生老师的博士生的劳务费都未得发。这种公然独占集体合作成果，贪利沽名，埋没他人工操作绩的龌龊丑陋之事，朱苏力居然做得出来。最近，经我们反复追问，始确认一起参加申报精品课程的周旺生教授、贺卫方教授从未从朱苏力手中分得过一分钱的奖金，周旺生教授始终担心他的学生会怀疑他把钱全弥掉了，连劳务费都不发。至于法理学专业的巩献田教授、张骐教授等其它老师本身不在精品课程申报之列，讲课就由你们完成，荣誉、奖金与你们大家有什么关系？大小通吃，名是自己的，利也要颗粒归己，这样的做法很难让人相信是法学院院长所为。这样水平的处事品行，怎能担当得起法学院团队的领军人物角色？ 这件事情，事实上隐含着一种空前巨大的丑闻风险，它是一颗学术炸弹：就是北大法学院2004申报并获取的北京市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法理学》奖励中存在严重的学术造假。一般来讲，授课次数和时数的多少仅仅是个工作量计算方面的问题，最多也就牵涉到课时费的数额多少，但是在申报精品课程的国家奖励时，其意义就非同一般。因为申报的是课程奖励，没有持续的数量较多的讲授次数和巨大的课时讲授量是不可能获奖的，由朱苏力作为主持人申请的《法理学》精品课程项目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盖源于此。04年申报该奖项时，要求填写1999年至2003年合计5年期间该门课程的讲课量。《法理学》是我院本科生的基干课，朱苏力、周旺生、贺卫方三人合作申报奖项的授课对象也是本科生，每学年就开设一个学期，朱苏力的申报材料中居然填写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中一共讲了5次，而法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不开设此门课程，法律硕士是开设这门课程的，朱苏力曾经给00级政法法律硕士讲过该课，但绝不会是5年内都由他包揽，香港的树仁学院、澳门科技大学的合作班上未听说朱苏力去讲过这门课，1999年夏季至2000年夏季朱苏力还在美国访问一年。

经我们初步调查，1998年9月朱苏力曾经给本科生讲过法理学课程，自1999年2月起到2004年9月前的5年半时间内，朱苏力从未给北大法学院的本科生讲授过《法理学》课程。01年的9月至02年1月，朱苏力曾经给01级本科生讲授过《法学原理》课，但其内容和精品课程《法理学》的课程内容存在重大差别。因此，朱苏力在申报的奖项表格中填写5年内5次讲授本门课程没有事实基础。哪怕实际讲授了4次，只有1次不成立，也不可以以统计疏忽而去推卸造假的责任。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学术造假，是为了获得精品课程荣誉而编造的数据。在法学院，持续、大量讲授本门课程的教师是周旺生教授和张骐教授。贺卫方教授在1997年给本科生讲授《法理学》之后，到2003年9月前，未再给本科生讲授过此门课程。

我们请求学校对此事采取极端认真和谨慎的态度，为了维护北大的声誉、尊严和社会形象，我们严格控制了这个怀疑事项，目前并未有任何扩散。由于这件事情高度敏感，我们也未敢作深入的调查。2005年，首尔大学黄禹锡干细胞造假案的惨烈场景我们至今历历在目，早先在北大发生的历史系教授王铭铭事件给北大造成的创伤刚刚愈合，我们真的不想让北大再受到那样的伤害，不想让北京市教育系统、国家教育部发文撤销这两项奖励的事件发生。而且，据称北京大学申报的精品课程奖励中还有其它项目也存在讲课人被排斥在外，未讲课的领导人或领导人的关系人员申报精品课程奖励的虚假情形！这说明，在整个学校层面，官本位文化腐蚀教学科研纯洁性的局面是广泛存在的，精品课程上的学术造假可能在北大存在有许多个死角。我们敬请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至少，学校应要求申报精品课程奖励的教师所填报的讲课数量最好由教务人员负责核实签字为妥，以免再生纰漏，说不定哪天就会着火。限于目前中国的国情，国家和大学还不能为所有教师提供办公室等设施条件，各个院系不得不自筹经费解决教师的办公条件等问题。因此，担任院系领导的人负有责任筹集捐款，努力改善教师的办公和生活条件。但是，朱苏力担任法学院院长近10年以来，从不屑于为法学院集体事业服务，对筹集捐款改善办公条件的工作毫无作为。他不仅缺乏对外交流能力，更缺乏为法学院集体的奉献精神。由是，有着如此得天独厚品牌的北大法学院其科研楼竟然是由学校贷款建设的，而办公楼则是由罗豪才教授动员香港企业家赞助修建的，法学院教师的收入远远低于北京其它大学法学院教师的收入。在学校停止福利房分配的情况下，年青教师无力购房，这些都未能成为朱苏力作为院长去关注的问题。法学院有的教师认为，朱苏力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北大法学院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行政领导像朱苏力这样完全缺乏为集体服务的奉献精神。

由于朱苏力怠于履行院长应当担负的公共责任，坐失了几次于法学院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好时机。2007年，欧盟的教育主管机构首选欲同北大法学院合作建设中欧法学院，拟捐资3000万欧元，当时是朱苏力一人单独接待了欧盟代表。在未向北大党政领导做出汇报，也未与全体教师协商，甚至连领导班子其它成员的意见都没有征求的情况下，他竟然草率地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合作的商请，声称北大法学院对此没有兴趣。然而，之后因汪建成教授在外校听说此事后，在全院会议上责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够不和广大教授商议就轻率回绝，出席会议的教师们才获知此事并一时群情激愤，朱苏力发现自己的早先表态完全失当，然后通过办公室系统向各位老师传出口信，我院还是要争取中欧法学院项目的，让大家不要再行议论这事。再后来不知朱苏力做了多大努力，但先机尽失，大错已然铸就，朱苏力为逃避教师责骂，却在另一次法学院教工会议上欺骗全体教师，谎称有关申请建设中欧法学院的事情已委托给常务副院长李鸣教授办理，而事后李鸣本人竟不知道有此“委托”！最终北大法学院将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导致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政法大学三家竞争局面。据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专门为此事三次奔赴欧洲进行游说，最终争得了这个项目。2006年我院集体申报教育部重大项目，但身为主持人的他却在项目申报答辩时不出席答辩会（他本人当时就在北京），导致投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启动资金80万元的项目，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争走了。与香港树仁大学的合作，是在20多年以前香港尚未回归的时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张国华、金瑞林、赵震江、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吴志攀等法学院的前任领导为这一合作项目的达成和健康发展付出了许多努力，而该项目为在香港开展中国法学教育以及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法学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的树仁学院还未获得香港政府的承认，却在被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承认为大学之后，硬是被朱苏力独断终止了该项目。恬居院长职位，却夜郎自大、刚愎自用，致使法学院的整体发展遭受种种挫伤。如今的法学院，里里外外的合作项目空前萎缩，朋友越来越少，路越走越窄，难怪有些老师说，北大法学院是“吴志攀盖房子，朱苏力毁地基”；有的老师则认为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的十年是“十年浩劫”。

为了向上级领导汇报“政绩”以及为个人获取更多的奖金，朱苏力一直偏执地强调《核心刊物》论文发表数量，坚持用数字衡量学术和学者的荒谬的管理模式，造成法学院学风日益浮躁。用产业化的模式管理学术和教育，势必造成“播下的是龙种，生出的是跳蚤”的悲剧。现在的北大法学院已经很难说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而正在走向一个生产大量平庸作品和学术垃圾的工厂和官场。

五、朱苏力的言行一再损害北大及法学院的声誉

早在2004年造成全国影响的“甘德怀考博”事件（被人戏称为朱甘事件）中，朱苏力就因为违反招生规则（强行录取专业课或外语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拒绝录取各科考试及格的学生）而引发了全国性的网上和纸面新闻媒体的广泛指责，迫使北大主要校领导不得不出面收场。虽然作为博士生导师对选择考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必须以严格遵守规则为条件，特别是作为北大法学院若不能遵守公示的表彰教育机会公平的制度势必造成更坏的影响。事实上，朱苏力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已对北京大学及法学院的声誉造成了长期伤害。在世界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发生了此类事件，作为院长不主动辞职也会被立即解职。

2008年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身份作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的讲座。朱苏力不顾学者操守和历史事实，讲座内容硬伤累累，引起法学界的广泛诟病。例如，朱苏力由于缺乏历史基本常识，竟将近代人权概念的产生归因于欧洲国家面积太小；朱苏力还把19世纪浸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德国“民族精神”吹捧为对法治的“重要贡献”。又如，朱苏力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之间的重大差别“不完全因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不同”，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政客式讲座不仅损害了北大法学院的声誉，而且也对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在全国高校法学院推行法治教育计划的事业严重抹黑。举例来说，《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1日刊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教材、进课堂、进脑袋》报导中也提到了朱苏力的讲座内容，当时就引起大量网民的批评和讽刺，以至于《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异乎寻常地删除了网民的评论。本来对法学专业学生讲授法治是法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凡是看过朱苏力那篇广为人知的“著名”讲座的各大学法学院学生们，对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准备推行的法治教育普遍产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

由于朱苏力缺乏基本素养，经常闹出种种贻笑大方的话柄使北大法学院蒙羞。例如几年前，朱苏力应邀到海淀区法院演讲，当时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数字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台下则有近200位法院干警。在将近3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用了一半多的时间讲“黄碟”案件。其中最尴尬的事情是，他竟然设问在场的法官们有谁没有在家中观看过黄碟，他甚至坦承说他自己就在家中看过黄碟。更荒唐的是，他竟然问在座的朱江院长和一位副院长，“难道朱江院长等二位没有在家里看过黄碟？”搞得两位法院院长面红耳赤，不知所措。2008年11月15日，社科院法学所举行所庆50周年大会，朱苏力受邀发表致辞，他的开场白是建所50年有什么好庆祝的，又不是百年庆典，也不是一幢50年的房子需要修缮那样有意义，并以美国人波斯纳的观点卖弄一番，证明反对人家50年庆祝活动的合理性，演讲到最后两分钟才说法学所的一点点贡献。在场各界贤达数百人无不惊愕不已，唏嘘不断，据说会后退休的老所长责问现任领导“怎么把这样一个混球请来发表致辞？”答复是，“他代表北大，北大派个猪来，我也得安排演讲呀”。最近，我院教师和法学所党委书记陈苏一起开会时谈及此事，陈苏书记说“朱苏力到法学所的庆典演讲是踢场子来了”。我院教师当时只好说“罪过，罪过。”去年，最高法院准备在全国法院系统就法制教育问题安排几个重要讲座，邀请了北京的数字法学院院长参加座谈会讨论，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亲自出席，在研究部署期间，因朱苏力在发言中极不负责任地信口否定最高法院安排讲座的价值，被最高法院领导当场表态取消了北大法学院的参与资格。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朱苏力罔顾北大法学院的形象和尊严，身为院长却孤僻自傲，怪言怪语随口伤人，不尊重同仁，招致北大法学院四面树敌。即使在一次邂逅聚餐中，一位初次认识朱苏力的外地法学院院长向我院老师讲，与朱一起吃饭未曾想到却饱受了一次朱的羞辱。由于社会上把朱苏力个人的言谈举止与其院长的身份连结在一起，因此给北大法学院带来了许多负面宣传，校外同仁尊重北大却嘲笑甚至报复法学院。

我们不是世外桃源，我们需要获得项目资源，我们不得不通过教师个人的社会联系而修复朱苏力损伤的外部关系，我们要比别人更加付出才能获得学术研究资源。在其它院校，这些外部关系的和谐事务都是由院长去做的，朱苏力则是见庙拆庙，遇桥毁桥，没有帮助我院教师获得一项社科项目，没有帮助我院教师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他是最差劲的学院管理人。

六、要求和建议

校党委并闵书记、周校长及各位常委，我们热爱北大，热爱法学院，渴望法学院兴旺发达，期望早日恢复北大在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依据朱苏力过往的恶劣表现和法学院教师团队现在反对朱苏力的激烈的群体性情绪，我们认为，因朱苏力主政而贻误法学院的严重局面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纯洁党的执政团队的肌体和增强和改善党对大学领导力的角度看，撤换自私、无能、群众口碑极差的法学院行政领导是符合党的事业发展需要的。朱苏力继续担任法学院院长，不仅仅意味着管理团队的空转，而且还可能引发其它的不测事件。如果学校不立即采取措施撤销朱苏力的院长职务或者调离现岗位，任何理由下的拖延都有可能将此事件扩散至社会和媒体而演变为又一起“北大事件”，我们极不愿意北大再次受到伤害。

如果学校党委认为立即免去朱苏力的院长职务有困难，调离其它岗位也有诸多不便，我们建议立即启动法学院的换届工作。因为按照学校的规定，院长任期以前为三年，现在是四年，而朱苏力已经在法学院院长这个职位上整整呆了近10年之久，远远超过了两届任期时限。朱苏力第一任任期届满是2004年春季，但被朱故意拖延整整两年到2006年才安排换届，既然拖延两年都是可以的，说明我们要求立即换届也是具有正当性的。北大不能在中层领导任期上完全没有规矩和章法。北大法学院绝大多数教师的共识是：朱苏力根本不适合担任法学院院长职务。立即启动换届选拔，马上结束朱苏力的院长任期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迫在眉睫了。我们请求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做出决定，立即就法学院的问题采取相应决策和行动。我们也希望学校党委能够在充分尊重法学院广大教师意愿的基础上选任一位新的院长。

尊敬的闵书记、周校长及各位常委，时不我待，待则落后。最近温总理在其召集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中明确强调，教育改革“要以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北大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应当首先确立学术和教育本身的主导地位，实行大学自治，倡导学术民主和尝试建立校党委领导下的教授治学（校）体制。我们北大自始便有民主、科学、进步的传统，理应在这一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很希望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领导下，由法学院进行学院领导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敢为北大先，取得经验，从而为创建一流大学摸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并与世界大学学院管理体制接轨的先进的管理模式。但是，朱苏力的既往作为与这种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其目前在教师队伍中的不良威信和其能力特别是亲和力也远不足以承担这样的重任。本报告所列举的事实，便是这种证明。我们期待学校党委尽快决策。

谨致

北大党委并闵维方书记、周其凤校长、各位常委

北大法学院部分教师

（签字页及主要联系人因保密考虑，只向党委办公室提交一份）2010年7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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