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第一篇：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孙庆忠

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①这是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判断。而到了当今时代，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从而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离土”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乡土社会的变局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改写了口粮分配、工分分配和户籍制度限制农民流动的历史。提高生活质量与渴望挣脱身份桎梏的内在冲动，使农民以非农产业的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打破了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之外的传统定式。到了90年代，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同步，“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逐年攀升。正是通过这种自发的大规模的流动，中国农民再一次挑战了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新世纪以来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点：一是规模大。农村住户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从业劳动力1.3亿人，占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达到27.5%.其中，男劳动力8434万人，占64%；女劳动力4747万人，占36%.外出务工以青壮年为主，21～40岁占66%.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乡外县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9.2%，在县外市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3.8%，在市外省内从业的劳动力占17.7%，去省外从业的劳动力占49.3%.二是外出务工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第一产业从业的劳动力占2.8%，在第二产业从业的劳动力占56.7%，在第三产业从业的劳动力占40.5%.三是外出打工的模式发生转变。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增大，农村举家外迁劳动力不断增加。与此相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乡村人口所占比重由82.08%下降到55.1%.这些数字呈现出了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转型以及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的演变状态。

1.离土的村落类型与流动转移的动力

考察当代中国乡村的生计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和社会安全网状况，都与“离土”这一社会事实直接相关。根据农民不同的离土方式，村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自然城镇化的“超级村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是农村工业化的代表，江苏华西村、广东万丰村等是此类村庄发展的典范。其二是大城市边缘的城郊聚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拓展使近郊村落的土地被大量征用，从而改变了村庄的产业结构和村民的职业结构。其三是各地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普通村落，这是乡村社会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主体部分。

农民之所以选择农业外就业，到城市里寻找生活的出路，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想改变生活处境：其一是农业收入低，农民生活困顿，单靠农业收入达不到普遍国民的生活水平。统计数字表明，2002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3.11∶1，2006年为3.28∶1.与之相对应，城乡居民消费方面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998元，农民为1670元，差距为2.99∶1；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697元，农民为2829元，差距为3.07∶1.可以说，农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落后10～15年。②其二是农村就业机会匮乏，日常生活所需、子女的教育投资等必须面临的问题主要依赖农业外的收入，农民必须走出来才能解决这些生存的问题。第三是改变先赋性身份的愿望。在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社会阶梯观念不以农民为贱，但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兴起，尤其是在建国后严密的户籍制度之下，农民不仅具有职业的含义，更是阶层的象征。因此“，离土”实际上寄予了农民对改变身份和阶层地位的期待。

2.现代化与农业生产生活经验的失落

乡土社会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流动改变了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中青年人离开乡村的直接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变得缺乏活力，这无疑给承载了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农民与土地的部分疏离，也打破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平衡。有学者认为此时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是留守，并以“别样童年”、“阡陌独舞”和“静寞夕阳”形象地勾勒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状态。③“田、园、庐、墓”的自然景观眷恋与认同的乡土情结，渐已淡出了年轻一代的视野那些有形的农具和无形的农业技术与经验，曾是农业文明的标签，也是农民靠土地生活的象征，而今“农民，这个被现代化工具宣判了死刑的阶层，正在等待寿终正寝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土地的魅力已经完全丧失。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现钞。好在儿女们的肌肉并没有随古老的工具消失而消失。儿女们将肌肉能量转移到城市的水泥上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农们显得十分平静。猪圈、牛栏拆除了。古老的农具变卖给收藏家了，锄头上的泥土已经清洗，高高地挂在了墙壁上。他们一边搓麻将，一边盼望着邮差的到来。”④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向往的生活目标时，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夕照残阳了。以这样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乡土社会“，土地的黄昏”的确是乡村的一种面相。

在专业化生产和全球市场的作用下，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化农业使传统农业受到威胁。新培育的高产品种的推广，大多以充分的水肥条件和防治病虫害的农药为前提。这种单纯追求高产的做法不仅使环境遭受污染，害虫天敌死亡，农产品的质量降低，也使我国许多优良的生态农业传统走向衰落。由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粤桂南部北热带地区曾广泛经营的稻田养鱼无法延续。珠江三角洲稻田和果蔬、水产轮作、混作、间套作的耕作制度消失，适合当地特殊条件的耕作方式“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基本上被淘汰。热带、亚热带石灰岩园洼地干旱生境特有的双季玉米间套作黄豆、花生与饲养猪、牛的结合，也因改为水田而难寻踪迹。适应季节性缺水的许多水旱轮作、水肥轮作的耕作方式及其优良种植品种已消失。桐粮间作、枣粮间作、柿粮间作以及田地边缘木本或草本绿肥的种植也不再提倡。⑤从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状况视之，农业生产最直观的形式就是农耕技术和农具的使用。此时，那些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农业发展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具，正在为抽水机、除草剂、收割机、打谷机等取代。作为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录，舂臼、桔槔、石磨等工具几近绝种，无工业污染和能源消耗的风车、水车技术在化学和电力“工具”的冲击中备受冷落。

农业生产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从生活的角度来观察农业生产行为，可以称之为“农活”。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创造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农业劳动充满了一种“综合的人性”，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⑥然而，现代化的魔力、经济利益的驱使正挑战祖辈固守的农耕传统。那些没有经济价值或低产的品种被迅速淘汰，如何利用新技术脱贫致富、增加产量是从事生产的终极追求。人们对科技的笃信与虔诚，使农事信仰对人的约束与规范日趋淡薄。对于老一辈的农民来说，祈求各种神灵护佑丰收的心理尚在，但在生产中也难以排除与一些禁忌相冲突的施肥用药，他们正徘徊在神灵与现代科技之间。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迫于生计的外出打工使他们丧失了与自然和农业接触的机会。传统耕作制度中所蕴涵的生态文化观已远离了他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与城市夺走了农业与农村的活力，也在不断地重构着乡村的生活节奏与内容。

乡土文化的惯性与村落生活的表达

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是传承农业文化的社会空间。由于农业家庭依靠土地为生，因此一旦获得土地就会稳定下来繁衍子嗣、传承家产，建构起跟土地直接相关的家族和村落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民俗节日是农耕社会适应自然周期的生活节奏，与之对应的祭祖、迎神赛会、社戏等庆典活动是民俗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祭祖、庙会与村庄的公共生活

在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有感念大自然恩赐和敬仰宗族祖先两大祭祀传统，表现在民间社会就是庙会和祭祖两类集体仪式活动。以宗祠和祖墓为中心的祭祀仪式，意在强化宗族成员间的等级关系、家庭的和睦以及家庭间的团结与联合；以神庙为中心的祭祀仪式，意在以社区神的力量维护村落社会的生活秩序，整合地缘组织。

考察宗族组织的当代形态我们发现，尽管就其内部结构的发展水平而言，无论哪一地区的宗族都远不能与传统宗族相比，但是，不论是农村改革后乡村社区的宗族重建，还是都市化进程中城中村里的阖族祭祖，都证明历次运动的洗礼并未使宗族意识遭受根本性的冲击，而是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正如波特夫妇（S.H.Potter

传统乡村最为原始的祭祀是“社祭”，祭祀守护村落的土地神。自古以来，春天向社神祈求五谷丰登的“春祈”与秋天感激社神赐予丰收的“秋报”，以及遍布乡间的土地庙、土谷祠，表达了乡民对土地神的虔诚与礼敬。据考证，明初规定凡乡村各里都要立社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立厉坛一所“，祭无祀鬼神”。这种法定的里社祭祀制度，与当时的里甲制度相适应，其目的是维护里甲内部的社会秩序。⑧围绕诸如此类的神庙，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祭祀圈：其一是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节庆活动；其二是以超村际的庙宇为中心的宗教节庆活动。

位于闽南山区的溪村，村庙不仅是村落的中心，也是共同认同和村落活动的焦点。

从15世纪中期“法主公”被陈氏宗族接受为村落保护神开始，每年都要接受全家族的朝拜。每逢神诞，所有家户都要参加。村落间实行每4年一周期的轮值方式，轮流主持庆典。⑨在这种宗族村落中，祭祖与社祭是一体的。在华北亦有类似的仪式庆典活动，只是与以宗族为中心的华南村落不同，花会在北方村落的社会生活中是团结乡里、建构人际关系网络的纽带。

作为民间约定俗成的，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自发举行的综合性的民间文化活动，庙会文化既满足了娱神的信仰需求，也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既保持了良好的传统文化记忆，也保持了比较严密的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机制和有效的传承方式。应该说，作为深具内涵的“文化空间”，庙会文化集中展现了民众的生命意识和思维方式。我们所关注的地域性的妙峰山庙会，从清康熙帝敕封“金顶”庙会开始，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有数十万香客朝顶，数百档香会进香献艺。这里也因此成为京津冀地区民间宗教的圣地。1988年，在当地村民自发组织重建娘娘庙后正式对外开放。与此相应，花会组织也迅速恢复，自1993年以来的16届春季庙会和9届秋季庙会，已有130余档香会遵循传统会规到此朝顶献艺。在已逝的几个世纪中，碧霞元君信仰使妙峰山成为引导民间文化、传播民间知识的独特“场域”。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这里的庙会因山顶有碧霞元君庙而相沿成俗，因此，娘娘信仰是庙会之魂，而花会组织独特的朝顶进香活动则是庙会文化的生命之本。⑩根据我们对4届春季庙会的跟踪观察，以及对20余档花会组织的调查发现，尽管对于普通香客而言，健身娱乐和观光旅游已经淡化了对娘娘的虔诚，但花会组织却依旧把朝顶进香看作其获得“合法身份”的重要凭据。遵循传统的会礼会规，祈求老娘娘的保佑，在观众的喝彩中尽展表演技艺，仍然是行香走会的价值追求。诸如此类的花会活动，记录了乡土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形貌，也为村落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象征。中国乡村以庙会活动为载体的民间信仰再度复兴，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及庙会和花会组织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价值。

2.农业文化的保护与乡土资源的开掘

在农业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通过使用农家肥、青肥、土地轮种、套种、灌溉、修建梯田等多种方式，基本实现了对土地的永续利用。它们与手工榨糖、酿酒、纺棉织布、土陶制作、打铁、竹编等一些古老的技艺，曾经是乡村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元素，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无名工匠的创造冲动，也记录了农耕民族文化创造的历史。然而，工业文明的导入使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冲击。我们不得不承认，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农民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是存在矛盾的。2005年5月16日，浙江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传统稻鱼共生农业系统，被评为首批世界重要文化遗产之一。这里的稻田养鱼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其耕作和养殖方式是一个“自洽”的系统，稻草为鱼类提供肥料，鱼类为水稻提供肥料，土壤越用越肥，不存在板结和地力下降现象。这种内在的平衡机制维护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却制约了当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节省人力和物力，青田县很多乡镇的稻田养鱼已由原来的泥制田埂变成了水泥田埂。由于采用投放饲料的方式喂养，田鱼的产量大增。这种生产方式变革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理念是相背离的。此外，由于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不断增加，当地掌握农业遗产技术而又专心投入这项劳作模式的人正在迅速减少，这无疑给农业技术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难度。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同于实验室和博物馆式的陈设，其重要的属性是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进行“活态”的传承。因此，怎样使农民留在乡村经营传统的农业，又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便是寻求出路的核心所在。

在开发与保护这对矛盾中，学者们寻找到了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并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模式。[11]此外，人类学家在少数民族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中的发现，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发挥乡土知识的生态调节功能具有的深远意义。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对自己村寨的生存环境就是通过禁忌措施加以维护的。这些背靠大山居住的民族，通常将其赖以生存的山林视为村寨保护神、祖先或其他神灵的象征或栖息之所，并定期前往祭拜。为了保护那里的生态平衡，人们禁忌砍伐山上的神树，禁止在神山刀耕火种、开荒耕种、翻动石头、放牧牲畜或污染水源，还要在特定的季节加以祭祀。这种建构人与环境关系的文化观念与宗教意识，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是不可替代的资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民众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对动植物的禁忌保护，在一些地区已渐趋式微。生活在黔东北的苗族，其文化传统具有“重巫尚鬼”的特征。这里曾以神鬼的力量来实现对森林的管护，而此时曾经肃穆、庄严的“神判”仪式很少有人参加，也没有人来执行以往种种强有力的配套措施。在他们的生活中，这种文化的约束力近乎降到零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在其农民股份制林业企业的森林管护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变体形式。企业的形成与发展，依靠的还是头人、寨老、家族力量等文化资源，“公司”不过是“合款”制度的翻版，管理模式也同样是“闹清”（用神鬼力量管理森林的一种方式）制度中强制力量的延续。[12]由此可见，乡土知识的开掘与应用是决定当地生活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

形散神聚：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与实质

传统的农具、农业耕作技术渐渐退出了乡村生活视野，围绕着守农时而形成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已经让位给农业技术和信息化的传媒手段。凡此种种都标志着乡村在改变其固有的存在状态。而农民的流动也使乡村的人口结构、性别比例、家庭规模、养老方式、代际传承、组织管理，乃至农民价值观念发生了诸多的变异。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否就能断言，乡村文化仅存“残山剩水”，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生活的伦理和人际交往的模式，继而改变了农民源于乡土的思维方式？

1.学者的关怀与乡村问题的文化面相

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使学界认识到乡土文化是农民尊严和价值的体现，忽略农民的文化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主体位置。然而，当我们检索学者们的研究时发现，乡村文化更多地被界定为步入单一城市化的误区且失去了乡土本色的另类。在这一视域下，乡村文化危机四伏，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商品经济导致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对乡村淳朴人情的侵蚀；优秀的民间文化特别是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传统宗族文化中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开始活跃；乡村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本土气息的文化形态近乎荡然无存；城市商品社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不切农村实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渗透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13]不可否认的是，学者们的这种判断在许多乡村和某些农民的身上有所体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乡村文化面临深刻的危机。当城市人带着对田园风光以及农民淳朴个性的想像去看待今日乡土社会的时候，难免会有此类“悲情”，为“世风日下”，为“人心不古”。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乡村文化的处境，历史地看待乡村正在发生的深度变化，有必要回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总体判断是乡村崩溃。基于此，有三个重要的人物提出了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案：晏阳初以平民教育治疗中国乡村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疾患，并提出乡村科学化的理论主张；梁漱溟则力主文化复兴，要乡村文化力量自我拯救，并提出乡村学校化的建设模式；卢作孚强调的是要办实业，要搞乡村现代化。这三种模式的共同目标是拯救行将瓦解的乡土社会。这种对乡村社会的判断，使“乡村成为问题”，也造就了“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并一直影响至今的新乡村建设学派的认知逻辑。赵旭东通过对“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认为，在帝制的传统中国，把乡村看成问题，进而要求改造农民，实现与城市生活的贯通，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在那样的社会中，乡村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原有的建立在礼教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秩序，使“农”这个“本”能够切实地得到稳固。而组织乡村、改造乡村以及教育农民的乡村建设运动，显然是把中国乡村界定为一种“有问题的乡村”，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描述显然无法摆脱固有的偏见，这种偏见首先是观察者不肯看到乡村问题的历史连续性，而仅仅是选取连续事件的某一个发展片段来代表整个事件，并将这些片段误读成整个社会。[14]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与关怀，对乡村社会做出了如此截然不同的判断。遗憾的是，作为乡村文化的主体，农民没有能力参与知识精英的对话，更不理解“局外人”对农村文化的解读，只能用行动表述他们惯常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那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文化从生活中消失与那些源于城市的新的生活元素一样，仅仅是生活改善的一种形式而已。

2.离土的选择与根植乡土的文化情结

农民离土是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工业化模式的超级村庄之外，城中村和普通的农村聚落更多地是被动地接受离土的事实。城中村居民在建成区面积的扩展中失去土地，而后以出租房屋为主要的生计来源，最后经过村庄拆迁并逐渐过渡到市民的生活领域。对于那些迫于生存压力而告别乡村的农民来说，出门务工是谋求家庭更好生活的唯一出路，如果乡村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他们是不愿意外出的。背井与还乡的选择都是基于“土”，因此乡土文化既是外出农民工规避风险的依托，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研究发现，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却依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换信息与资源，寻求支持与庇护，与城市人的联系是极为有限的。在交际网的建构中，亲缘和地缘关系依然是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核心要素。即使是在城市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凭借着对地缘关系的信任而集结在一起，进而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生活社区或生产与经营的集聚地。虽然空间转换了，但基于乡土的关系网络和组合方式却一直在延续。诸如此类的村庄建构体现了农民对乡村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的运用和依赖。这种乡土文化的延伸状态显示了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和适应性。由此观之“，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并没有摧毁以往的乡土传统，把农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连根拔走。事实上，乡村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延续着，乡土文化在不断转换形式的过程中也在发明着传统。正如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说“：文化在我们探询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像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15]这就是文化惯性的力量。

学者们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认识，更多地是基于城市对村落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我们承认农业科技的进步导致了传统农业的日趋凋敝，但这绝不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崩溃和乡村文化的瓦解。当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那些看似沉寂的禳灾仪式就会“复活”。在陕北骥村，每年最重要的仪式活动是与龙神有关的神戏和天旱时的祈雨。据当地地方志载，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25年出现较大的旱灾。在这个以农耕作为基本生计来源的生存环境中“，十年九旱”的现实使村民对龙王虔诚有信，这也是给“神神”许下的一年一度的雨戏如期拉开序幕的原因。[16]在甘肃天水地区，干旱、冰雹和蚜虫等灾害频繁，仅其中一个北道区，在1955～1985年的30年间，受灾面积就多达10多万亩，成灾减产或失败面积达6万多亩。因此，当地村民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具有地域传统和特殊经验的策略。在天水地区，求雨中的取雨、烧“倒处”，禳除冰雹的闸山、祭雷神和赶霈雨，以及祛虫的送、祭虫等仪式，目前仍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17]这些祭祀仪式不仅满足了农民祈福禳灾的愿望，也在客观上呈现了农耕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惯性。

我们还必须看到，除了1.3亿的流动大军之外，农民的主体部分依旧生活在乡村。村民的生活虽经受着城市文化的冲击，但是左右人际关系远近亲疏的伦理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习俗，依旧在支撑着乡村的社会秩序，并在村民的合作组织和权力结构的运作中自然呈现。在村民的宗教生活中，古老的多神信仰与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并行不悖，修庙与走会既可满足心理诉求，也能在应对与迎合政府压力的过程中获得生机。有关华北村落庙会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耐人寻味的信仰形态。在河北范庄龙牌庙会，毛泽东画像被摆在龙祖殿右手的窗户上。

在常信村的庙会上，毛泽东画像被悬挂在最前面的殿中，而供奉的正神娘娘却位居其后。这种“全新的文化表征的发明”不仅是村民多神信仰的展演，也是他们与地方政府斡旋并使走会活动获得“合法性”的策略。作为这种发明的产物，范庄新建的“龙祖殿”因与中华龙文化的关联而成为“龙文化博物馆”，原生态的龙牌会巧妙地转变成为国家许可的文化表达形式。

在农民工聚集的社区，我们看到了乡村人际关系在都市的嵌入方式。在应对旱灾和虫灾的各种活动中，我们目睹了传统仪式对村民心理的抚慰作用。在乡村庙会组织的重建与复兴中，我们领教了村民重写文化传统的变通与智慧。这些因时空转变应运而生的社会现象，表面看来是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而实际上，不过是乡土社会固有文化元素的变体，展现的依旧是村落民俗文化的“实践理性”。

我们也由此断言，农业的凋敝以及乡村文化的蜕变都是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而那些按照固有的惯性，存活在乡村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这也是我们断定当下的乡村文化仅仅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并非身处困境的原因所在。

“离土”是我们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离土的动力彰显了乡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为新农村建设绘制了一幅蓝图：农业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永续发展，乡村在城乡互动中成为“诗意地栖居”之所，农民则在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被各种民间组织所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土”是“乡土重建”的序幕。今天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究其本质是重新建构一种我们理想生存状态的乡村文化。中国社会向来以乡村为本，尽管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不再依靠农业，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因素依然是农村、农民和活在生活中的乡土文化。其鲜明的生态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其自身所蕴含的强大的转换能力和惯性，正是我们认识“三农”问题和研究乡村社会的理论基点。

注释：

①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80页。

②陆学艺《：统筹城乡发展，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经济学家》2008年第2期。

③参见叶敬忠等《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④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⑤王献溥、于顺利等：《从传统农业的衰落谈农业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8期。

⑥[日]祖田修：《农学原论》，张玉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55页。

⑦Potter，S.H and Potter，J.M.，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2pology of a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67.⑧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空间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⑨王铭铭：《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8页。

⑩孙庆忠《：妙峰山：民间文化的记忆与传承》《，文史知识》2008年第4期。

「11」闵庆文、孙业红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与开发》《，经济地理》2007年第5期。

「12」何丕坤等主编：《乡土知识的实践与发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63页。

「13」詹丹：《乡村文化是否正在逝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危机”研讨会综述》《，北方音乐》2005年第6期。

「14」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5」[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1页。

「16」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83页。

「17」安德明：《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120页。

第二篇：农村劳动力离土现状和影响

农村劳动力“离土”现状和影响

朱启臻

2011年6月11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来自机关、院校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农村的村委会主任共30多人，对人民日报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朱启臻/赵晨鸣主编）一书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研讨。该书以案例的形式反映了在中国迅速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村老龄化程度以及对未来农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涉及农业的特点、本质，政府的农业责任，农民的地位，农业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发展什么样的农业等问题。专家、学者结合《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的内容和自己研究的成果发表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农业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以案例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离土”的现状和对为来农业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

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领域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一流动的直接动因是城乡存在的巨大差异。首先，从事农业劳动不仅收入低，劳作辛苦，还承担着巨大的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在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面前农民为农作物收成担惊受怕，他们担心收成少，但是遇到了风调雨顺，当农业获得好收成时农民为卖而发愁。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农民的收入都难以保证，于是农民就背井离乡大规模流向收入更稳定的职业领域。其次，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城市有人们羡慕的繁荣、便捷的生活条件、完善的公共服务，成为农村年轻人梦想的天堂，他们或为城市生活方式所吸引，或为让后代享受良好的教育，或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坚定了他们彻底离开乡村的决心。“出来了就不回去”“只要能在城镇生存就不回农村”“即使农业劳动能够获得高的收入也不愿留在乡村种地”，这是访谈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答案。再次，教育环境营造了只有离开农村才光荣的社会心理氛围，也成为农村青年离开乡村的重要推力。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或社会舆论，都把离开农村作为教育目标和价值取向，使得年轻人认为只有远离农村和农业才是“光荣”的，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是“丢人”的。“不会有姑娘愿意嫁给留在农村种地的年轻人”，这种社会心理成为年轻人逃离乡村的重要动因之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但是如果形成一种劳动力不流向城镇就是“傻”，就是“没本事”的社会心理，则会对未来农业的安全埋下隐患。

2、哪些人留在了农村？

过去我们常用“386199”来形容留守农村的主体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是调查发现，这些年举家外迁的农户越来越多，妇女大都随着丈夫进城打工，儿童也随着父母进入城镇读书。留在农村的主体是老年人。在我们调查的乡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有的老人已经80多岁还在从事农业生产。一个53岁的农民告诉我们说“我就是村里的年轻人了，谁家有重活都来找我”。乡村劳动力的短缺已经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过去谁家盖房子，全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来帮忙，几天就可以把房子盖好，现在花钱雇人都很困难，一个农户的房子盖了两年才盖完，就是“找不到人，干干停停”。农忙时雇人就更困难了。在农村农忙时雇人的工资一年一个台阶地长，2008年每个劳动力一天工钱是60-70元，2009年长到每天80-90元，2010年是100-120元，每天还要管饭和香烟，“就是这样还雇不到人呢！”。在农村也有一些年轻些的劳动力，那是暂时留在农村或照顾老人，或照顾自己的小孩，他们大多表示“条件允许了，还会外出打工。”他们并不是稳定的农业劳动力。在我们调查的农村几乎没有“富余”劳动力可以再转移。用农民的话说“能走的都走了。”

3、乡村老龄化对农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老年人因为有过挨饿的经历，因此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珍惜粮食，勤奋耕耘，每年都期盼着农业大丰收。正是这种感情支撑着中国农业生产，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勤劳的老农民把地料理的十分精细，田边、低头、甚至道路的两边都种满了庄稼和蔬菜。但是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年轻人对土地的感情渐渐淡化，老农民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已经力不从心，劳动能力一年不如一年，地种的越来越艰难，以至于他们望地兴叹：“年轻人都不愿种地，将来人们吃啥呢？”调查发现，老农民种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复种指数，原来种两季作物，现在只种一季，如以前种玉米和小麦，一年两熟，现在只选择种玉米；原来种双季稻，现在改为单季稻；二是粗放经营，许多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的原因，无法进行精耕细作和田间管理，只管播种和收获，实行的是粗放管理，目的是“够吃就行了”；三是撂荒，尽管撂荒地相对数量并不多，但撂荒现象在一些地区较普遍。老年人只选择生产条件好的、离家近的水地耕种，离家远的和旱地则选择了撂荒。对老农民来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强烈的感受到老农民不能承担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角色。

4、应对农业劳动力短缺存在哪些的误区？ 谈到农业劳动力减少有三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仍然是过剩的，农村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然而，我们所调查的20多个乡村，几乎不存在可转移的劳动力。留在乡村的劳动力人口大都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离开的人。此外，对乡村富余劳动力的统计不能按照每亩地农民投入的农业劳动时间来计算，因为农业劳动具有季节性、农作物管护具有随时性等特点，决定了种地的农民不能远离土地。第二种观点认为农业劳动力短缺是好事，为机械化、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主要问题一是规模经营（如家庭农场）同样需要年轻人，而且需要素质更高的新型农民；二是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机械化规模生产，如广大的丘陵山地，发展特色山地农业，对中国的农业安全和适应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也不是任何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都可以用机械化来替代，像蔬菜种植、水果栽培等，都是劳动力密集型农业。当农业劳动力减少到影响农业生产程度时，靠其他替代办法是难以奏效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业劳动力短缺为现代农业和工商资本下乡承包土地创造了条件。首先这种看法误解了现代农业，把现代农业等同于工商资本下乡承包土地的所谓“大”农业。这是许多地方政府感兴趣并极力主张的。但对农业来说也是最危险的事情。工商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工商资本承包土地把完整农业（农业的多功能）演变成支离破碎的片面农业（只要农产品）；把可持续的农业变成了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农业；千方百计改变土地的用途，威胁农业的安全；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加重政府负担。工商资本承包土地不符合农业的生产规律（与农户生产具有不同性质），因此是不可持续的。何况工商资本也需要农业劳动力。

5、怎样才能获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一书试图揭示这样一些道理：

第一，把农业作为公益事业来对待。农业安全是政府的责任，要保障一个国家农业的安全，政府必须协调农民的利益，把农民利益的实现和国家农业安全的目标统一起来，通过政府支持农业使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理解农业的本质、关注农业发展和关爱农民。

第二，最适合农业（种植业）的经营形式是农户，解决农户弊端的最有效形式是农民合作。农户经营并不排斥现代化，相反农户可以更好地容纳现代农业要素。不能错误地把现代农业等同于规模农业，更不能等同于工商资本经营的规模农业。农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应该是家庭，这种组织形式可以随着一些农户庭放弃农业而逐渐成长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再作为合作社的成员形成更大的合作组织。尽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解方面尚存在很大差别，合作社的发展也存在诸多误区，但是理论研究和各国实践都证明这是既符合农业生产规律，又能实现农民利益的组织形式。中国的农民合作需要在正确引导下逐渐规范。

第三，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是实现农业社会化生产的重要条件。在农户分散经营基础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农户分散生产、劳动力不足的重要措施。在一些发达地区随着社会化服务的逐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农业科技服务、还是农业信息服务、生产环节的服务以及销售服务等，只要与农业、农民有关的社会服务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同样需要大批的新型农民。

第四，培养职业农民。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职业农民就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农业的主体。职业农民不仅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而且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农民。职业农民的来源可以是家庭农场的继承人、可以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是大中专毕业的学生，一切有志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人都可以成为职业农民。因此，开辟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渠道，是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条件；职业农民需要政府投资培养，职业农民应该接受全面的农业教育，而不是片面的农业教育；职业农民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还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要培养大批的职业农民需要全社会关心农业、尊重农民。如果农民收入得不到有效改善，农民的地位得不到尊重，社会就会遭到“报应”。

2011年6月11日

第三篇：冶炼乡村文化 打造中国梦乡（模版）

冶炼乡村文化 打造中国梦乡

——创造性打造中国乡村文化旅游典范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乡土风俗与特色文化多样，蕴藏着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如何善加发现、发掘和整合，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造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旅游区，让更多具备条件的乡村，通过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带动，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实现就地资源转化，是我们当前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2008年12月12日，由北京建国慧景旅游规划设计院鼎力编制，海南省第一个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总体规划——《三亚槟榔河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总体规划》通过了评审并获得

了交口称赞，专家们对规划的质量以“大视角、大纵深、大主题、大突破、大容量、大手笔”进行了概括，被誉为中国乡村文化旅游规划的前沿之作和开创之作，弥补了三亚旅游产品的空白。

通过这一规划的编制，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看似平淡，实则潜伏着丰富资源的中国乡村，只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认真调研，深入发现和挖掘资源特质，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出新出奇的精心策划，以大视角、大手笔、大主题、大纵深的制作，完全可以发掘出乡村旅游的“富矿”，打造出一个个极富吸引力的中国式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

以下就专家组对本规划的“六大”概括，简要谈点总结性体会，以促进我们今后进一步冶炼乡村文化，提高编制水平，打造出更多的“中国梦乡”。

大视角——首先要把乡村文化旅游和我们熟知的城郊“农家乐”区别开来。乡村文化旅游首先表现在视角上变得更大，比如在潜在客源市场、游客类型、游览时间、产品特色档次、旅游吸引物数量等方面，都具有更高、更广的视角，而非满足本地城市居民休闲旅游需要的城郊“农家乐”。建国慧景将槟榔河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规划的视角放在了整个三亚乃至海南面向国际旅游大市场的框架中，以广角、长焦的双重视角加以审视，在高度、深度和广度上，以更大的创造力，有力地提升了项目的开发价值，使规划成果成为紧跟时代，引领中国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力作。

大纵深——按照常规的观点，乡村文化资源不外乎常见的田园风光和乡风民俗，深度开发的价值不大。这其实是个误区，我国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加上各具浓郁特色的民风民俗和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就像一个埋藏很深的矿藏一样，如果不认真勘探是很难发现价值高低的。在槟榔河总规编制过程中，我们搜集和查阅了大量三亚本土文化尤其是黎族文化的资料，就像探矿一样，深入下去，穷根究底，将埋藏很深的民族文化资源给挖掘了出来，冶炼出独具三亚本土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填补了三亚国际旅游产品的空白。

大主题——在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深入分析，紧紧抓住旅游资源的核心特质，鲜明地提出了“梦里黎乡”这一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主题概念，并在这一主

题的指引下，策划出一系列极富特色和充满神秘东方文化品位的旅游产品，为该项目“做什么”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

大突破——如何化平凡为伟大，变平淡为神奇，形成“点、线、面”的有力突破，是旅游规划中的最大难题之一。这种“化”的过程，绝非硬生生地脱离实际或者是无厘头的人为拔高资源秉赋，而是依据资源特质去寻找定位上的重大突破。一旦判断成立，抓住要害，则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气呵成。槟榔河总规在目标定位上最终形成了“四河一体”和“五大示范”，即文化之河、休闲之河、示范之河和生态之河，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三亚小康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示范点、5A级国际乡村文化旅游区、健康休闲养生的示范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示范点和乡村休闲娱乐中心区（三亚VRD)，这几个立体层面上的定位大突破，以及首创的旅游新概念，极大提升了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旅游三者间的综合开发价值。

大容量——乡村文化旅游区别于“农家乐”，还有一个体现就是比“农家乐”有更大的容量，这个“容量”是全方位的，即：更大的游客容量，更大的人口容量，更大的就业容量，更多的游客类型，更丰富的产品体系，更多的文化内涵等等。槟榔河项目在有限的环境空间内，设计出了极为丰富的旅游产品体系，在游客容量、就业容量、人口容量等方面努力实现了最大化，数倍地扩大了市场与产品容量，最大限度地拉长了产业链，最大程度地扩张了乡村空间的产业容量，实现了项目开发价值的最大化，通过旅游带动，打开了农村就地城市化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通道。

大手笔——在发现优质“矿藏”后，如何开发，开发的深度与广度如何，投资的规模及其实现性如何，一方面取决于对“矿藏”价值的判断力，取决于各种资源的整合力，更取决于策划者的深厚功力。好矿藏+大投入+高回报=大手笔。槟榔河规划立足于现实可能性和项目的可实现性，放开思维、放飞想象、突出重点，策划出投资合理、赢利点最多、农户迁出为零的最佳投入产出模式，浓墨重彩地为三亚构建了充满神话般魅力的东方梦乡。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只要我们科学论证，严谨思考，认真调研，精心策划，务实开发，就一定能够打造出更多极具魅力的中国式乡村文化游区。我们坚信，在典范性规划和示范性项目的带动下，未来的中国乡村文化旅游必将更加精彩纷呈。

第四篇：土楼文化论文

构筑现代人的“精神土楼”——传统民居土楼文化的启示

摘要：土楼作为我国传统民居建筑的代表之一，其庞大的单体式建筑形象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令人震惊。本文通过对客家土楼的建筑特点、建筑背后的文化涵义的叙述，探讨传统民居土楼文化对现代人的启示意义，呼吁构筑现代人的“精神土楼”。

关键词：客家土楼 土楼文化 现代启示 精神土楼

无声的诗歌，凝固的音乐——建筑作为具有实体的艺术，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在中国传统的建筑里，民居作为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的建筑类型，其风格特点和蕴含文化不可小视。客家土楼就是饱经历史和文化洗礼的传统民居代表之一。

千呼万唤始出来——土楼印象

中原一带的汉民在南宋战乱频仍的时期流离南迁，几度辗转后终于在现在的福建、广东、江西一带安定下来，他们以种族聚居，形成了现在的客家民系。在客家的集体智慧作用下，土楼建筑应运而生。

绵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民居都赫赫有名，比如北京的四合院、苏州的私家园林、安徽的“徽派民宅”等。和它们相比，在崇山峻岭中若隐若现、星星点点的土楼就显得“谦逊”许多了。然而，酒香万里，土楼这种人类独特的创造还是被人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状，其倾城容颜和奇绝技艺还是令人无法不惊叹的。日本的教授茂木计一郎在他的报告里这样描述土楼：“在布满梯田的谷间，圆土墙的建筑物，星星点点地散布在群山之间。如同自天而降的黑色飞碟一样，环形屋顶漂浮荡漾在烟雾之中。” ①

客家土楼现主要集中在福建省西部，此地地处丘陵，高低起伏，因此土楼才不容易被人们发现。然而一旦到了土楼面前，就会被其庞大的造型和恢弘的气势所征服。“土楼属于集体性建筑，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造型大，无论从远处还是走到跟前，土楼都以其庞大的单体式建筑令人震惊，其体积之大，堪称民居之最。在我们参观的土楼中最普通的圆楼，其直径大约为50余米，三、四层楼的高度，共有百余间住房，可住三、四十户人家，可容纳二三百人。而大型圆楼直径可达七八十米，高五六层，内有四五百间住房，可住七八百人。通常圆楼的底层为餐室、厨房，第二层为仓库，三层楼以上的所在才为住家卧房。其中每一个小家庭或个人的房间都是独立的，而以一圈圈的公用走廊连系各个房间。” ②土楼造型多样，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色。现在，中国客家民居建筑“福建土楼”建筑群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36处世界遗产。

直将阅历写成吟——土楼传统文化

如同龚自珍的才华不是空穴来风，是凝聚了一生的阅历形成的一样，土楼宏伟的外形下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直将阅历写成吟”，历经多少风雨，浓缩多少历史，投射多少人文气息。

御外凝内。建造土楼的客家人跋山涉水从遥远的中原而来，即使到了南方也无法避免战争的威胁和倭寇的骚扰，因此他们建造了庞大的土楼，结构坚固封闭，又能容纳上百的人，就像一座固若金汤的碉堡一般，让敌人难以攻克。同时，这样的设计使大家都住在一起，就如四合院一样，只是人口数目比四合院要大得多，有助于集体的团结。群居不仅有利于防御，更是加强了团体里的凝聚力，增强了人和人的感情。这 1

和中国重集体主义的文化是相契合的。

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人典型的处世哲学了。土楼就像藏在深山的古寺一般，隐藏在起伏的丘陵地带，和自然融为一体，显得十分和谐。“天人合一强调对自然既要合理利用，又要积极保护，使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处在一个良性循环平衡系统之中。既有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包括营建选址、动土布局、选材用料等，也有对自然环境积极主动的保护，包括土地、水源、植被等等。” ③这些土楼都做得非常之完美。

积极人世。土楼在体现“尊祖敬宗，尊卑有序”的家族宗法秩序之外，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人“积极人世，建功立名”的人生追求和传统理念。而能很好地佐证这一点的当属贴在土楼中的楹联了。如著名的振成楼后厅的楹联写道：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需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再如南靖县梅林镇的怀远楼，有一幅楹联写道：怀以德敦以人藉此修齐遵祖训；远而山近而水凭兹灵秀育人文。④这些楹联都体现客家人奋发努力、刻苦不怠，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人生理想。

疑义相与析——土楼文化之我见

沿着历史文化长河溯游而上，总有智慧的光辉熠熠闪烁。土楼和土楼文化展现给现代人的，不仅仅是眼睛的愉悦感，更多的是沉重的文化反思。

现在的社会城市化进程越来越迫切，城市的势力向周边的乡村不断扩展，如饿狼一般吞噬着农村。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城市化也带来不小的问题。城市里高楼林立，多为现代建筑，水泥钢筋的材料、牢固结实的防盗门。在为人们制造了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和人的隔膜。猫眼外的邻居，在几年以后可能还是陌生人。每天快节奏的生活，匆匆上楼下楼，面无表情地思索工作，却很少考虑微笑地和邻居打个招呼。人们无法拥有土楼里融洽亲近的邻里环境，不需“御外”，却也无法“凝内”，少有交谈，少有互助，交心更是难上加难了。城市的摩登建筑里，人们成为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装在包装盒里的巧克力，甘苦自知，想来不觉伤感。

对比于土楼的“天人合一”，现在的生活真是无可比较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在慢慢和青山绿水告别，和原生态告别，和自然告别。在城市，绿化覆盖率正在不断增加，但是大都被安置在行车道两边，用来吸附粉尘，你没有亲近的机会和欲望；在农村，水污染、土壤污染并不少见，“采菊东篱下”也许需要去旅游景区里寻找，“悠然现南山”是学校老师费力解释的心境，现代人很少能有这些体会了。天人合一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训诫，但是要做到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发达国家现在的逆城市化现象恰恰说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

第三点，相对于客家人“积极人世”、建功立名的追求，现代人的理想就很功利和不纯粹了。集体的生活让他们懂得需要奋发刻苦，不仅为自己的前途，还为家庭、祖先、国家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土楼里的人们体现的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风貌。而现在的人们，为解决个人问题、实现个人利益的人不在少数。在社会的压力和世风的熏陶下，人们不得不为名利权疲于奔命，潜规则泛滥。正义的人出现了，又被吞没在人流中；站在人群上空笑的，或许有一双带血的手和黑暗的心。

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价值观出现“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呢？也许我们还应如陶潜在田园隐居时一般，与邻家“疑义相与析”，探讨问题，思考一下自己真正失去的是什么，什么正在失去，亟需拯救的又是什么。是要做一个时代的牺牲者，还是进行心灵静修，为自己构筑一座“精神土楼”更好呢？

参考文献：

①1986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茂木计一郎带领十多人的考察组来到福建考察，回国后出版专著。

②来自百度百科，索引“客家土楼”，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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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李希加、罗高生《探索中国传统民居文化在当代的发展》，《群文天地》2009年第9期

④楹联选自谢重光《土楼之根与土楼文化的精髓》，《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6期

第五篇：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路径

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摒弃过去偏重以经济标准作为衡量乡村价值的单向度评价指标，直面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诉求和乡土中国的历史现实，所提出的科学论断、理论判断和行动指南；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路径，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国方案。

深刻认识乡村文化振兴的重大意义

新世纪以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战略，经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人”的新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愈来愈显示出乡村建设中对于“人”的重视，以及农业农村总体性发展的建设路径。可以说，实现乡村建设主体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只有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才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以乡村文化振兴为抓手，才能更好、更快、更高效地推动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发展。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乡村文化兴则乡村兴，乡村文化强则农民强；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甚或不能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必将有效提升农民思想境界，提振农民精气神，提高农民生产生活价值，实现中国农民的品格重塑和中国农村的和谐稳定，推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谋求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健康，必须改变就经济谈经济的狭隘思路，必须变“输血”为“造血”，必须处理好“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关系。而事实上，只有“富脑袋”，才能真正实现“富口袋”；也只有“脑袋”真正富有了，“口袋”富才具有可持续性。在当前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决定优胜劣汰的竞争性要素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知识性、技能性、创新性要素成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力量。乡村经济要发展，乡村产业要兴旺，就必须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培养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民，增强农民的市场竞争能力；同时，也要注意到，乡村产业兴旺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经济的简单模仿或机械复制，而是立足于乡村文化传统的视角，探索具有中国乡村特色、乡村属性、乡村风格的经济发展路径。可以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重要动力和持续动能。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重要支撑。构建乡风文明的乡村共同体，既要立足于村落本身的地域文化属性、家风民风村风传统和道德伦理习俗，又要契合现代精神诉求、文明发展必需和现代文化向度。只有尊重民风民俗，乡风文明才能接地气；只有契合现代文化精神，乡风文明才能促文明。同时，建设生态宜居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不仅需要建设利于生态循环、生态保护和生态友好型的产业体系，需要提供健全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更需要尊重乡村的文化传统、地域特色、产业属性和审美诉求。只有和谐健康、自然素朴，才能更加生态；只有设施完善、服务优化，才能更加宜居。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切实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既需要全社会范围内的法治氛围和导向，更需要提升农民的民主素养、治理能力、法治水平和道德水准。可以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重要基础和内在支持。

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步伐

新时代要有新理念、新气象、新作为。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步伐，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中国路径，不仅仅是一种战略与策略选择，也已成为影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因此，必须纠正以往重物不重人、重量不重质、重经济不重文化的单向度发展理念，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高度，切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既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建设，真正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必须统观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坚持优先发展、融合发展思路，从思想理念、顶层设计、组织保障、资金投入等方面入手，充分整合政府、社会组织、村庄和农民等各方面的力量，充分激发与发挥各方面的活力和能量：要强化意识形态特性，明晰乡村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要总结历史现实经验，建构乡村文化内质的民族特色；要更新思想理念，正确认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要强化顶层设计，深化乡村文化建设国家发展战略；要创新组织形式，完善乡村文化建设人才体系；要加大资金支持，探索乡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管理模式；要整合文化资源，构建乡村文化建设立体网络；要搭建文化活动平台，营造乡村文化的生成发展空间；要拓展媒介传播渠道，增强乡村文化要素的辐射力度；要加强考核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考评体系。

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文化本身的胜利，也代表着亿万农民在文化精神上的认可。所以，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牢牢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致力于乡村文化整体的开放性、精神内涵的民族性、文化特质的地域性、审美趣味的现代性、表现方式的融合性、文化元素的丰富性、文化品格的高尚性，不断探索“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甚至“脑袋比口袋更富有”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真正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能力，培养培育新时代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爱农村、爱农业的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