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谈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谈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
谈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 作者 钱贵
（一）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的相关学说
1、契约当事人说。
该说认为无权代理人为契约当事人，应受签订契约的效力约束。因此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的根据是违约责任。
2、侵权责任说。
该说以萨维尼为代表。
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条件是指违反合同或者合同不履行的事实；主观条件是债务人对于合同不履行有过错，即违约行为和过错是违约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
由于违约责任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违约责任制度保护的是当事人因合同所产生的利益。
此说则认为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无权代理人不负契约上的责任。
故确定无权代理人民事责任，可以适用契约外的责任原则，即将无权代理人对善意相对人所为的无权代理行为认定为侵权行为，由行为人负侵权赔偿责任。
3、缔约过失责任说。
缔约过失责任的系统理论为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耶林所创。1861年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民法学理论年刊》第4卷发表了题为“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的损害赔偿”的论文，阐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在侵权行为与契约法之间找到了另一种责任根据，即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所保护和救济的不是一般侵权行为保护的对象，也不是契约责任所涵盖的内容，但关于举证责任、时间及责任基础等问题上却适用契约法的原则加以处理。
由于侵权责任说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而耶林采用缔约上的过失原则来解释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责任，以扩大责任的范围。
该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责任人违反了积极协力、通知、照顾等义务而发生的责任，所以必须找出发生这些积极义务的根据。
无权代理人正是违反了在订立合同是因诚实信用所发生的附随义务而发生的责任，因此是积极的告知相关事情的义务，故而为缔约过失责任。
4、默示担保责任说。
这种学说以巴赫为代表。该说认为，无权代理人为代理行为时，除有明显的反对意思表示外，其与相对人间常有担保相对人不因此而受损害的默示契约。
按巴赫的观点，代理人为代理行为时，存在两个层次的意图：第一层次的意图是代理人为被代理人为法律行为，使该法律行为之效果直接及于被代理人；第二层次的意图是如果该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则由行为人自己依法律行为的内容而负责。
默示担保责任说扩大了无权代理人的责任范围，达到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目的，因为无权代理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责任。
5、特别责任说。
又称法定责任说。
该说认为，无权代理人的责任系由法律直接规定产生的，不以无权代理人的过错为成立要件，亦非因为无权代理人违反了默示担保义务，当是一种特别责任。
这种责任的承担不以无权代理人的故意、过失为要件，属于一种无过失责任。由此可见，即使无权代理人不知其无权代理，或者被欺骗、胁迫进行无权代理，同样要承担民事责任。这种学说被称为新派，先为德国所采纳，后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债务法等都做了规定；而其他学说被称为旧派，为法国民法典及奥地利民法典所采用，法典中没有做明文规定，而是适用于债的不履行或侵权行为的规定。
（二）笔者对以上学说的评议及观点
违约责任的基础是存在有效的合同，而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效力待定，当被相对人拒绝追认时合同无效，或相对人之行使撤销权使之归于无效，因此不存在有效合同。既然他们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则根本谈不上无权代理人的违约责任。
同时，违约责任违反的民事义务是合同义务，而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所订立的合同内容并未涉及确定代理人是否享有代理权，因此他们之间不存在违反合同义务的事项。基于上述理由契约当事人说不能做为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民事责任的根据，该说的漏洞非常明显。
侵权责任的责任基础是法律的规定，不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且违反的民事义务是法定义务，基于此，该学说有利于保护相对的合法利益，这也是该说存在的原因之处，但此说的缺点在于不足以完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因为按照这种学说，无权代理人仅就代理权的存在和范围以恶意的方法欺骗相对人时才产生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即以过错为一般情况，无过错为特殊情况，其责任范围也只以消极利益为限，而不包括积极利益。然而无权代理的责任也存在过失的情况，该学说将无权代理人民事责任限于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要求，不能完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因此笔者也不赞同用该学说来作为无权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
按照耶林的观点，就从事缔结契约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的范畴，缔约当事人于契约缔结之际或准备缔约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负有与契约有效缔结时相同的注意义务。
如果缔约当事人未尽到此种契约缔结上的注意义务，致使契约不能成立的，该当事人应赔偿相对人因信赖其契约有效成立而产生的损害。
无权代理人在缔约时，即应注意到自己有无代理权及能否得到本人的承认。
如果行为人本无代理权，又未得到本人的同意，则显然无权代理人有过失，自己应负责。
这种学说将无权代理人责任的范围扩大到无权代理人有过失的场合，这为当时的许多学者所支持。但依本人看来缔约过失责任学说仍不足以适应交易安全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需要。
同时，无权代理人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契约的，无权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因而也就谈不上缔约过失责任，这是该说致命的缺点所在。因此用缔约过失责任来解释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也是不妥的。
默示担保责任说也存在一些缺陷：
一是当被代理人不受代理行为约束时使无权代理人成为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是与代理制度的旨意相悖的；
二是代理行为的主体应为被代理人与相对人，而担保契约的主体为代理人与相对人，故将以代理人自己作为当事人而与相对人所缔结的担保契约，包含于以他人名义并以为他人的意思所为的代理行为中，显然不妥。为补救这一缺点，有的学者修正了默示担保责任说。
主张无权代理行为虽系以被代理人名义为之，但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间另有以自己名义所订立的担保被代理人应受其代理行为拘束的附随契约。
默示担保责任说曾为德国帝国法院所采用。在英国法中亦以默示担保责任说来认定无权代理人的民事责任。
在1857年的“考伦”一案中，被告（代理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声称自己是甲（被代理人）的代理人，并把甲的一块耕地出租给原告（第三人）。
法院认为，被告应当对原告承担责任，因为被告已经默示保证自己拥有出租耕地的代理权限，并认为，被告向原告承担的损害赔偿包括原告由于对甲提起强制履行耕地出租合同之诉却一无所获而承担的各种费用。
法院在该判例中责令代理人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就是代理权限默示保证义务。依笔者看来，该说在我国并没有相关的立法和实践依据，如果在我国引用此说的话会给司法实践活动带来不便，因为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判例在我国不是法律渊源，没有法律效力，且立法上没有该说的立法规定，在实践中引用此说来解决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民事责任问题则会造成司法混乱的现象，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再深入分析可知，默示担保责任说相对于侵权责任说和缔约过失责任说，扩大了无权代理人的责任范围，达到了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目的，但是这种学说中的担保契约的存在系出于学者们的拟制，而非客观的存在。
将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建立在拟制的基础上，当然不太妥当。
但是，这种学说不以无权代理人是否有过错来认定其责任，则具有合理的因素。学者们基于这一合理因素创立了特别责任说。
目前，特别责任说已成为通说。
综上所述,本人也赞成特别责任这一学说。
该说的责任基础是法律的规定，违反的民事义务也是法定义务，且责任的构成是以无过错为基础的，这样看来运用该说来解释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则可以彻底地、完全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同时可以看到该说在立法上也是存在根据的。
《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⑴款规定：“以代理人的身份订立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有代理权，而被代理人又拒绝追认者，相对人有权依其选择，得令代理人履行或赔偿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17条第⑴款规定：“作为他人代理人缔结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代理权，且得不到本人追认时，应依相对人的选择，或履行契约，或负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台湾民法典及判例亦采取特别责任说。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来看，我国民法对于无权代理人责任采取的是特别责任说。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
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显然这种特别责任是不以无权代理人的过错为成立要件的，是无权代理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没有代理权不得以他人名义从事代理行为的义务的当然结果。
因此该说在我国在理论上和立法上都有根据，并表明特别责任说更有利于明确无权代理人责任的性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基于此在我国适用该说来确定无权代理人的责任性质更有利于司法实践活动和我国的法制建设，更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第二篇：谈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发展与协调（精选）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谈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视维分析
谈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从法律援助制度的视维分析 作者 罗亚海
内容提要：弱势群体主要是指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多方面陷入不利与困难境地，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救济途径，以其正当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具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以及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强保护弱势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合理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将成为当前社会变革及结构转型时期的重要课题。关键词: 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 社会转型 社会保障
Abstract: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has to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income, social status, rights protection.legal aid as a system can be regard as an efficient way to protect them..so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aid system have significant meanings to the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protection.Keywords: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legal aid social reform social security 弱势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产生至今的各个阶段，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古今中外科学研究所必须直面重要命题之一。渊源于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成为弱势群体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司法救济途径。但我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却迟迟未能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来。直到《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弱势群体保护才有了司法保护的径由。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凸现，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在弱势群
体的法律保护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切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
一、弱势群体保护之与法律援助制度
（一）弱势群体的概念
1、弱势群体的概念
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亦称社会脆弱群体，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协调和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对这个名词有过多的理解，郑杭生曾明确提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郑杭生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陈成文提出社会弱者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陈成文著：《社会弱者论》[M]，时事出版社，2000年，第21页。]。邓伟志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群”[邓伟志著：《透视社会弱势群体》[J]，《内蒙古宣传》第二期，第14页。]。目前来界定弱势群体应该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变革这一时代背景主要指那些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等多方面陷入不利与困难境地，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
2、弱势群体的范围
弱势群体的范围是指哪些人属于弱势群体而应受到扶助。弱势群体范围的扩大或缩小，或者划分不够清晰，缺乏实际操作性，都会违背保护弱势群体的初衷，影响立法及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正确界定弱势群体的范围，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根据其成因的不同，弱势群体可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前者主要是基于生理原因，如老弱病残等；而后者则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如社会改革等。另外，该分类还应该包括因为自然原因，如环境恶劣、自然灾害等所形成的弱势群体，即自然性弱势群体。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改革和结构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性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群： 1.失业人员，这一群体大部分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失去工作后，基本丧失生活来源，其生存处于受威胁状态，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弱势群体。2.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他们虽然可以找到工作,但工种一般较辛苦,城市人不 2
愿从事的工作通常由他们承担。在法律上，关于他们的权益保护规定不足，几乎不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在社会地位上，受到明显歧视。3.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市倾斜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制度上的藩篱造成社会的进步不能良性互动地带动农村的发展。人数最多的阶层成为弱势群体。
（二）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援助制度依托
法律援助制度是司法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无论是从其宗旨还是从其性质，都能找到弱势群体保护的理念依托。
1、从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及宗旨来看
从学理上解释，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为经济困难的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所属人员，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等或者民事或行政诉讼原告提供法律帮助(资助、救助、扶助、救济、优惠等)的活动。它是通过法律扶贫、扶弱、扶残，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措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是建全民主与法制的一件大事。正如肖扬说的：“我开始设想的法律援助是广义的，既包括诉讼费的减免，又包括法律费的减免，目的就是想解决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问题”[转引自郑功成著：《社会保障与弱势群体保护》，这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的扶贫救弱的本质。
2、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分析
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的界定归类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学说：第一，慈善行为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慈善行为”[郑天姝著：《法律援助：一种慈善行为》[C]，载《检查日报》，1996年8月21日。]，是人们出于良心，道德责任自发而为的行为。它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无强制性可言，提供法律援助靠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人们并无法定义务，政府不能以强制力作后盾加以干涉。第二，社会保障制度说。这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张志越著：《法律援助及社会保障》[J]，载《中国律师报》，1997年2月15日。]。法律援助是弱者的福音，是政府、社会伸向贫穷者的援助之手，法律援助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的程序保障，当社会成员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害时，他们有权借助法律援助保障自己权利的最终实现。第三，国家责任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国家责任的重要体现是国家财政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当然还包括国家 3
对法律援助的管理责任等等”[章武生著：《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第四，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法律救济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法律救济行为”[张耕生编：《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从诸多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来看，该制度都渗透着弱势保护的深刻含义。
二、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保护路径的困境
法律援助在国际上施行已久，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还要不断地进行完善。在新中国成立前，法律援助根本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在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从未形成过法律援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亦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是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有零星体现。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缓解或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在法治建设方面，我国除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及其意见之外，还增加和修改了许多法律法规，以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违宪审查机制的启动，《城市收容管理条例》的废除等等。但是就总体状况和面临的形势而言，缓解或保护弱势群体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一）弱势群体自身劣势显著
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绝对数庞，增长趋势明显。从总体特征上分析，除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这一最明显的特征外，我国弱势群体在以下方面还存在显著劣势：（1）年龄偏大，身体较弱，文化程度低。以下岗职工为例，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两高”（年龄偏高、女工所占比例高）现象。（2）社会地位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极为有限。在某些私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报酬低，并且经常被无端的拖欠和扣发。（3）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民主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偏低，而且相关制度建设的欠缺，许多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不知道或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维权。
（二）思想上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还缺乏认识。
法律援助是政府依法建立的，使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不能表面地把法律援助看成公益事业。从本质上看，法律援助制度是构成国家司法公正体系的重要部分，因此，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施舍。但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阻碍了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进程。比如，认为法律援助是公益事业，应交给社会去办，政府有钱就办，钱少少办，没钱不办：认为法律援助就是法律 4
服务，应交给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去办，法律援助不应是律师的义务；机构、经费免谈等等。所以说，法律援助要健康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澄清认识。新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及其《意见》在援助范围、法律责任及援助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各界应积极加强学习，切实更新观念。
（三）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其他保护措施亟待健全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及推行都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能有效扩大制度的推行效果，反之则会拖制度的后退而缩小其推行效果。法律援助制度亦是如此。当前我国针对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但笔者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改善：
所谓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体系，即指弱势群体保护之专门立法，以及以此为核心但散见于《宪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的总称。它由弱势群体保护之专门立法、《宪法》相关条款、涉及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法律条款以及其他相关行政规章等板块组成。目前，尚有许多弱势群体及与保护弱势群体相关的专门立法尚未出现，如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等，这使得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因为法律空白而无法得到有效维护。还有我国最需要保护的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群体，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保障。而且在一些具体环节上，还亟需修改，如适用对象过窄、可操作性不强等。
三、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法学透视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至少应该在一下几个方面入手，完善援助制度，加强弱势群体保护：(一)健全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健全法律援助的立法体系能为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推行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该立法体系的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宪法》方面
《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的确立，既是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依据，又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所要实现的最高目的。法律援助事业的成败直接影响着“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进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
2.部门法和国际条约中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方面
就部门法来讲，其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首先必须以《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同时也要在立法精神和条文内容上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相一致并与之相配套。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老年人保护法》已经有了这项内容，而在未来的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其他一些相关的部门法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国家赔偿法》以及目前尚未出台的保护失业工人的法律等，都要增加或写入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此外，为了适应法律援助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还应当适时地参加、缔结有关法律援助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中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同样要与的原则规定相一致，并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相协调。3.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方面
我国幅员辽阔而且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特殊国情决定，《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以后，地方相关立法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各地可视情况需要，在不与《宪法》规定相冲突、不与中央的统一立法相矛盾的前提下，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具体、操作性也更强的地方法规，来规范本地区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及法律援助工作。
(二)加强法律援助制度自身建设
1.加强《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操作性立法的建设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和《意见》颁布实施半年来，国家至今却未出台一部统一的操作性立法。对于法律援助的具体工作，如法律援助的机构、资金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都缺乏相关管理办法。致使《条例》中许多规定都缺乏一个权威的解释认定，从而给《条例》的施行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应当尽快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管理办法，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资金使用和监督、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管理，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协调，研究制定统一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规范，促进各部门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配合与协作。2健全法律援助机构
我国的弱势群体现在和将来的较长时期内，是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应当在农村的乡镇、城市的社区（或街道办事 6
处）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名称可为“法律援助办事处”或“法律援助所”。这样，加之采取属人原则为主、属地原则为辅的法律援助管辖，以适应我国的基层政权和组织依法治理工作的要求，以使贫弱群体者及时、就近获得法律援助。同时还应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清理整顿自收自支、有名无实的法律援助机构，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援助资源，确保法律援助机构切实履行工作职责。3.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 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 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应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但同时法律援助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募集国内外资金，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是弥补国家各项财政对法律援助事业投入不足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所以，笔者建议我国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和行业奉献为辅”的各种渠道和多种募集方式筹资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体制。4.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队伍
法律援助专职队伍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实施力量。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专职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把进人关，努力提高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各省（区、市）司法厅（局）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规定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援助年义务量，将是否完成法律援助年义务量与年检注册挂钩，并作为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终考评的一项标准。要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团体和法律院校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壮大法律援助力量。社会团体和法律院校设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必须经过司法行政机关审批，业务上要接受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监督，并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要采取措施保证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
(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人文关怀力度，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西方法律援助制度和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方面经过了漫长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健全和发展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力度，我国除了对内改革之外，还应该密切关注国外相关制度的发展动态，并积极和国际社会合作，汲取适合我国国庆的先进经验以为我用，以求尽快建立起有中国 7
特色的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理论体系，为弱势群体法律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指导。
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首先应该利用各种宣传渠道更新观点，营造气氛，唤起公众对弱势群体问题的关心和重视；其次，要合理调动各种资源，包括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等，为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资源保证；再者，还应当构建人文关怀网，倡导和鼓励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各种行业协会、联合会等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等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到关怀弱势群体的活动中来；最后，还应注意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的几个误区，如只注意宏观关怀，把关怀理解为怜悯等。查尔斯.霍顿.库利曾指出“怜悯常常是廉价的，被怜悯的人往往觉得受到了侮辱自尊心受到了无情的打击”[查尔斯•霍顿.库利著：《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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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美云：《对健全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载《南方冶金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8）关英彦：《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若干思考[J]》，载《中国律师》，2003年第3期。（9）林风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困境分析》[J]，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10）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版。
（12）姚臻：《中英法律援助制度比较分析》[J]，载《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31期。（13）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和功能》[J]，《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14）曹艳春：《外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概况》[J]，载《法学杂志》，2001年第5期。
第三篇：论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叶 青 万世界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是一国诉讼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赋予辩护律师充分的辩护权无疑可以从外部制约、监督侦查权，促使侦查权法治化、规范化运行，从而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彰显刑事司法的民主与公正性。
一、辩护权对侦查权制约的理论基础
(一)权力监督理论
侦查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同样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侦查权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具有权力的各种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强制性、扩张性、侵犯性以及腐蚀性。侦查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当其扩张到突破其原有的界限和范围时，就会发生异化，使权力的行使结果与权力设计初衷相违背，最后不但没有达到追究犯罪的目的，而且极有可能不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并在侦查阶段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可以对侦查权予以有效的监督，促使侦查权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二)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障是国家诉讼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人权保障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每个人在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之前都被推定为无罪，都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在侦查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容易滥用自己手中的侦查权，任意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对财产进行强制性处分。辩护权是对抗侦查权的有力武器。
(三)控、辩平等理论
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只有平等，才能全面收集证据，更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律师的参与，是强化犯罪嫌疑人防御权的根本制度。只有律师的帮助，才使得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平衡关系得以很大程度的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辩护权，可以有效限制侦查权的扩张，增强辩方的力量，实现控、辩平等。
(四)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是指“要在法律程序本身或者法律实施活动过程本身得到实现的法律价值，它与程序所要形成的结果无关”。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形式实现。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参与到侦查程序中，通过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诉讼活动的主体性和诉讼程序的正当性。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运行现状
当前司法实践中，因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很好地衔接，在关于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三个方面存在冲突，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帮助仍十分有限，律师辩护权仍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由此可见，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二)会见难
根据新《律师法》第33条，律师只要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规定，只是恢复到了1997年前的法律所规定的状态而已，但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仍难以保障。
(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虚化
《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均规定律师只有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才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案件发生后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证据，以防证据的灭失、毁损。但是侦查阶段律师无调查取证权，也无证据保全请求权，这就直接造成其后续防御性辩护活动的“虚置”。
(四)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到位
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律师不享有调查取证权，如果律师私自调查取证，不仅其所得证据之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自身安全还会受到威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应追究法律责任。由于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的不信任以及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权，侦查机关便可以对律师任意追诉。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件进行分析，错案率近50%。
三、完善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的若干建议
(一)宪法层面赋予犯罪嫌疑人以辩护权
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宪法结构来看，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在“国家机构”一编，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编，国家宪法只承认审判阶段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重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辩护权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人权的重要体现，它理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所以应在宪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编中明确规定，被指控有犯罪的人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均享有辩护权。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与《律师法》相衔接
刑事诉讼中只存在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每个诉讼参与人都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律师是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介入侦查程序的，律师只要接受被控告人的委托介入诉讼，无论在什么诉讼阶段介入，他在本质上都是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他只属于“辩护人”这一种诉讼参与人。
(三)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知情权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权，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享受此权，甚至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律师帮助权。所以对绝大多数不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其并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享有何种权利，自己为何根据何法被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从而导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除了少数例外情形，对于遭到逮捕或拘留或受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义务迅速告知其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对于无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国家有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侦查机关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其通过讯问所得的讯问笔录无效，即不可以在后续程序中被用作指控其犯罪的证据。
(四)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
应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在场权。律师在场可以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加强辩方的力量，且也利于防止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情况发生。律师在场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定：
(1)在场程序。侦查机关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均应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则侦查机关的讯问应立即中止，待辩护律师到场后再行讯问，讯问过程中律师应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讯问结束后，由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如果犯罪嫌疑人放弃律师在场的权利，应有犯罪嫌疑人的书面声明。
(2)在场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在场律师有提供法律咨询权、对侦查机关讯问的异议权和对讯问笔录的签字权。在场律师还应承担不得干扰正常讯问的义务、对讯问笔录上关于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有保守秘密等义务。
(3)权利救济。对于讯问过程中在场律师的异议，侦查机关有当场作出书面说明的义务。对侦查机关的答复不服的，在场律师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在7日内对申诉作出书面处理。侦查机关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的，其所作的讯问笔录无效。讯问笔录上没有律师签字的或者在律师不在场时没有犯罪嫌疑人放弃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的书面说明的，讯问笔录亦无效。
(4)律师在场权的例外。对于紧急情形、涉及国家秘密、恐怖组织犯罪、毒品犯罪、集团犯罪等案件，采取律师在场会妨碍侦查的，可不允许律师在场。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时应履行告知义务，并书面说明不允许律师在场的理由。讯问过程应全程录音录像。
(五)会见权的完善
(1)由于赋予了律师在场权，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时间上就不会有冲突了，但在会见时间上应明确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性措施之时起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时的期限，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长时间羁押。不可对律师会见次数加以限制。
(2)律师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应予配合，及时安排会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会见地点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地方，如看守所、取保候审地或监视居住地。应明确从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到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安排会见的时间，以防止无故拖延，给律师会见带来困难。
(3)为了消除犯罪嫌疑人思想上的顾虑，防止侦查人员或看守所人员的干扰和阻挠，从而更好地保障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流与协商，立法上应明确不被监听包括不被电子监听，但不排除看守所人员为了监管场所和人员的安全有权在场，其应当在视线范围以内、听力范围以外的距离在场监管。
(4)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律师全程录音、录像或拍照，一方面有利于收集与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为辩护证据或提出申诉代理控告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律师自身安全。
(5)针对特殊案件，在会见上应有所限制，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必须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重大走私犯罪等案件，应根据案件性质和影响，由法律对会见次数、时机作出限制。
(6)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应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不受侵犯，并不得向律师了解会见内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发现其翻供或证人翻证时，有权及时约见侦查机关进行沟通，由律师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侦查机关应及时予以书面回复。法律应对律师会见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或看守所通过监听所获得的证据一律无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如果得知其欲越狱、自杀或有重大检举揭发事项时，有义务及时报告侦查机关或看守所。
(六)赋予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阅卷权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帮助和辩护有重大意义。对阅卷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1)阅卷时间应以律师介入时间为起点，阅卷地点应在侦查机关内部专设的阅卷室，并有侦查人员陪同，阅卷后，律师和侦查机关应在证明阅卷的文书上签字。阅卷次数应不受限制。
(2)为了保护被害人和证人的人身安全，防止干扰被害人和证人作证的情况发生，在阅卷范围上应所有限制。律师阅卷的范围包括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犯罪嫌疑人口供、搜查勘验检查笔录以及实物证据等，对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辩护律师无权查阅。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阅卷范围内的材料。
(3)辩护律师首先向侦查机关提出阅卷申请，侦查机关不同意阅卷或拖延时间的，辩护律师有权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在限期内作出书面答复。对于侵犯律师阅卷权而得的证据或行为，辩护律师提出的，法院在审判时应予以排除或宣告无效。
调查取证权是被追诉方的一项“天然性权利”，没有调查取证权，辩方就丧失了防御的基础。辩护律师参与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对于发现事实、保证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审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赋予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以调查取证权，一方面律师有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另一方面应赋予律师以调查取证申请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规定：
(1)为了使侦查机关及时控制犯罪，防止辩护律师过度干扰侦查，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有所限制：律师不得自行或者委托其他机构和人员对罪案现场进行勘验和提取物证;在侦查机关向被害人进行调查、询问前，律师不得调查、询问被害人。
(2)辩护律师提出调查取证或证据保全申请的，侦查机关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审查，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侦查机关进行调查或证据保全时，律师有在场权。对于侦查机关不同意申请的决定，辩护律师有权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3)删除《刑法》第306条，修改《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以切实保障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法律上保障控、辩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法律利益。
四、结语
以辩护权来制约侦查权可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促进控、辩平等，实现侦查权的优化配置。侦查阶段律师扩权有利于改变落后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促进侦查机关观念的更新和侦查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侦查法治化与规范化，更有利于完成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神圣使命。
第四篇：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性、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等方面, 分析新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提出了适应新会计准则变化的银行监管的若干建议。
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四项金融会计准则在相关规定、会计核算、财务报告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使我国的会计标准得到进一步科学与规范。但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看,由于许多监管指标依赖于会计数据,会计准则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相关监管指标的计算口径,因此,包括公允价值、资产减值损失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现行银行监管体系及其监管职能的履行
我国金融监管是一种多元监管体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机关都在不同层面履行着监管职能,形成了以银监会监管为基本出发点、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目前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仍有监管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监管职责,并有权对金融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存款准备金执行情况以及对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情况等直接进行检查。
2003年4 月, 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组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银监会主要负责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审查批准或备案等。
国家审计机关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连续对银行业进行审计,查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发放贷款55.14亿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38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放贷19.04亿元等问题。
二、新金融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新的会计准则整体框架中,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和金融工具列报四项准则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逻辑一致,形成了有机整体。同时,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表内核算等具体准则的调整,也对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的差异
目前, 理论界对商业银行的会计目标主要有两种观点: 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 会计应为资源所有者, 甚至是为所有的委托人提供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信息,认定和解除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委托责任。由此推论,国有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国家报告、股份制银行的会计目标是向股东报告银行管理者受托管理银行资产的责任,会计核算应用历史成本客观、准确地反映受托经济责任。决策有用观认为: 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为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在会计计量上不仅要采用历史成本, 还要采用非历史成本。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目标主要是决策有用观,是为了保护处于信息劣势的群体,降低信息不对称,这与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的根本目标存在差异。
(二)会计口径与监管口径的差异
银监会2004 年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其核心资本是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的合计,附属资本是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的合计,可见,监管资本是依据过去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划分的。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修订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附属资本中增加了“混合资本债券”项目,并规定:“对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可供出售的债券公允价值正变动可计入附属资本,计入部分不得超过正变动的50%;公允价值负变动应全额从附属资本中扣减”,这是结合2006年新会计准则所作的调整。但附属资本中“一般准备”项目在新会计准则中已不存在或至少说已发生变化,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的“首先从贷款账面价值中扣除专项准备”,而 “专项准备”是否还存在、如何计量等,显然与新准则的会计口径已不完全对应。
新准则将原被置于表外核算的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有利于金融企业及时了解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有关信息,有利于防范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但这种做法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变化或显着膨胀。在金融监管中起着重要参考作用的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的比例、贷款余额/存款余额的比例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有关监管指标随着会计核算的变化将有可能失去原本意义。
(三)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背离
目前,我们的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资产负债表上的金融资产更多地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不同的计价模式对银行利润的影响是显着的。从以下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编制报告时聘请境内和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双重审计”后的审计利润差异可见, 审计结果的利润差异较大(见表1)。
如深发展2002年境内审计净利润3.13亿元,比境外审计净利润3.87亿元低了0.74亿元,差异率为-19.6%;华夏银行2005年境内审计净利润1.3亿元,境外审计净利润1.4亿元,出现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会计准则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与负债,而我国当时还用历史成本计量。
(四)资产负债类别与现行监管框架的偏差
新准则以持有目的为分类标准, 将金融资产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四类,金融负债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两类。这种划分使存款业务不再按期限划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也不再按存款对象区分为单位存款及个人存款,符合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但这种分类方法使每笔活期存款都可归入“交易性金融负债”,其间的流动性负债、派生存款数量则不得而知。而我们在监管贷款业务及防范贷款风险时,毫无疑问地要考虑贷款的流动性、安全性,考虑贷款与存款的配比。从新的资产负债表看,资产负债的项目类别与现行的监管框架不相吻合,给非现场监管的相关指标计算带来了困难。
(五)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新准则将贷款减值损失界定为贷款的账面余额与使用其初始实际利率折现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并规定:债务工具减值损失转回可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这些规定缩小了金融企业利润操纵的空间,但与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银行监管机构的观点是用经济增长时期贷款准备金的储备来吸收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以预提方式防止将来的贷款损失,如2002年《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中指出:“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2006 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贷款信用风险的稳健评估》(Sound credit risk assessment and valuation for loans)也强调,应“确保根据信用损失估计值计算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合理且符合审慎性原则”。
三、新会计准则体系下的金融监管策略
(一)加强监管与会计部门的有效沟通, 减少监管与会计标准的差异
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 修订框架》表示,“委员会及其成员国计划继续与会计当局进行积极对话, 以尽量减少监管和会计标准之间不应存在的差异”。因
此,在新会计准则体系下,应加强监管部门间、监管与会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2001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2002年颁布《银行内审、监管当局与内外审的关系:调查报告》以及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2002年发布《银行监管与外部审计之间关系》等报告,都为合作与协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改革相关指标及其数据统计,调整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的差异
针对监管口径与会计口径出现的一定差异,应对以会计资料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关键监管指标及关键数据的统计进行改革。如“银行资本充足率”,可根据监管资本的特性,对会计准则中影响监管资本的要素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非现场监管的需要。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提出《关于修改的决定》中增加了“商业银行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将计入资本公积的可供出售债券的公允价值从核心资本中转入附属资本”,以使监管指标与新准则相协调,消除会计准则变化对监管指标的影响。
(三)研究新会计科目体系的变化,降低监管指标的偏差
金融监管当局获取信息、掌握信息是进行有效监管的前提与基础。一般商业银行根据“新准则” 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重新设计了会计科目体系和财务核算办法,如有些行在“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下增设了“提取贷款损失准备”、“提取坏账准备”等二级科目,有的行在会计核算时还增设了三级科目。因此,利用现行监管指标时一定要注意这一新变化,如:分析贷款流动性指标时,则需要将资产负债表的“发放贷款和垫款”项目拆分为“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分析存贷比指标时,则需要将“吸收存款”项目拆分为“长期存款”“短期存款”等,同时注意相应的资产负债比例,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单位存款和个人储蓄问题,以综合判断其派生存款和原始存款。
(四)制订新的贷款资产监管办法,化解贷款风险管理冲突
贷款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防范风险。新会计准则的“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贷款损失准备”使贷款损失准备不再预提。因此,应制订新的贷款监管办法,如:对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减值监管时,要检查商业银行
确定的单项金额重大的贷款标准是否切实根据自身管理水平和业务特点,整体评估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框架设计是否合理,信用风险评估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所涉及风险计量模型是否与实际经营状况相吻合等,以化解减值准备计提与贷款风险管理的冲突。
(五)以新会计准则及会计信息为基础,创新金融监管方式
综合的、完善的会计准则是金融体系稳健的先决条件。就目前情况看,银行监管要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并适应金融监管的需要。非现场监管是通过收集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财务数据,运用各种模型、计算机软件及相关比例分析,研究分析金融机构经营的总体状况、风险管理状况、合规情况等,再结合监管指标发现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因此,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的结合应是今后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
第五篇：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通知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法规名称】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建设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通知
【颁布单位】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颁布文号】昆政办〔2010〕102号
【颁布时间】2010-4-23
【实施时间】2010-4-23
【正文】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建设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通知昆政办〔2010〕10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昆明市建设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三日
昆明市建设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本市建设行政执法人员恪尽职守，公正执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对本市建设行政过错责任的追究，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建设行政过错责任，是指本市负有建设行政管理、行政执法(以下简称“行政执法”)职能的各级建设行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和其委托执法的部门(以下简称“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审批、日常行政管理等行政执法过程中，故意或过失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造成不良后果或严重影响，被有关部门责任追究或因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被撤销、变更、纠正具体行政行为而应承担的责任。
第四条 建设行政过错责任的追究由有管理职能的相关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实施。
第五条 建设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建设行政过错责任的承担主体是行政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包括具体工作人员(经办人、执法检查人员);部门负责人(审核人);分管(主管)领导(批准人)等。
第七条 行政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追究其责任：
(一)违法、违规实施行政审批、批后管理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中出现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等行政违法行为的;
(三)不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重大质量、安全或其他管理事故，给国家、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较大损失的;
(四)违法或错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复议被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的;
(五)违法或错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撤销、变更或限期履行的;
(六)违法行使行政处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害或其他不良后果的;
(七)被上级机关认定属行政执法过错的;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八条 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直接领导责任和间接领导责任。
第九条 在行政审批工作中出现行政过错责任的，按以下方式进行责任追究：
(一)经办人未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擅自作出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经办人负直接责任;
(二)经办人不严格依照审批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经办人负直接责任;
(三)经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经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批准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四)经办人对某问题提出异议致使出现错误后果，审核人、批准人未及时发现或纠正，审核人负直接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五)审核人不采纳或者改变经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间接领导责任;
(六)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七)批准人不采纳或者改变经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未经经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八)其他情形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责任。
第十条 在日常行政管理、执法监督检查过程中出现行政过错责任的，按以下方式进行责任追究：
(一)经办人不依法履行职责、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不良后果的，经办人负直接责任;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未尽监督职责的，负直接领导责任;
(二)执法检查人员在执法监督检查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应发现的问题未及时发现、应处理的问题未及时处理;或违法执法、不作为、乱作为造成不良后果的，执法检查人员负直接责任;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未尽监督职责的，负直接领导责任;
(三)执法检查人员超越权限、违反法定程序实施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的，执法检查人员负直接责任;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未尽监督职责的，负直接领导责任;
(四)执法检查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重大质量、安全或其他管理事故的，执法检查人员负直接责任;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未尽监督职责的，负直接领导责任，主管领导负间接领导责任;
(五)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作出的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由领导班子集体承担责任;
(六)其他情形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责任。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从轻或免于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行政执法人员发现行政执法过错，主动、及时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过错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已改正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人员不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行政管理相对人虚假陈述或出具伪证，致使发生行政执法过错的;
(二)对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措施，行政执法人员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且有据可查的;
(三)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未能作出明确规定，无法认定责任的;
(四)其他不应追究责任的。
第十三条 追究行政过错责任的方式有：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行政过错行为由有关部门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追究、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行政过错责任行为的;
(二)对相关调查工作进行干扰、阻碍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申诉人、检举人或者责任追究承办人的;
(四)其他应当从重处理的情节。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对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按国家有关规定提起申诉、控告。经复查后发现处理错误的，有关部门应及时予以纠正。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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