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幽默史简述

第一篇：中国幽默史简述

中国幽默史简述

幽默一词的美学概念在中国出现很晚，但作为喜剧范畴的幽默传统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可靠史料记载，中国幽默的起源至少可溯自先秦。公元前八世纪（西周末年）前后，宫廷中即有用“优”之风。优是国王、贵族的弄臣，专以讽刺调笑为业，史称俳优。俳为杂戏、滑稽戏之古名，优即演员、艺人之古称。国王行事不当，不能直接批评，就由优来进行调笑，以达到讽谏的目的。当时有一条不成文规定，优即便说错话也不算犯上，不可定罪。然优即运用说俏皮话、滑稽模仿表演等手法，以戏谚、隐喻等幽默方式嘲讽时政或取悦国王。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优孟、优旃、淳于髡等一大批优人，把他们称为“滑稽”人物。俳优堪称中国最早的“幽默家”，其寓庄于谐、滑稽调笑、讽谏时政的传统对中国幽默艺术尤其是滑稽戏和喜剧性曲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封建时期，俳优的职能有所变化，改讽谏帝王为戏弄臣下，形成了早期戏剧——参军戏。

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和史籍中，收集了大量寓言故事、民间笑话。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现象的风趣讽喻，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质朴含蓄、言简意赅、不动声色的幽默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诗歌集成《诗经》中，也记录了大量以幽默为特色的民谣、诗歌。先秦的俳优、散文、诗歌中的幽默情趣并非偶然，而是以当时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中国幽默喜象征、好讽喻、重教化的特色和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从一开始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魏晋时期是中国幽默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阶段。与当时思想界反抗封建纲常束缚、蔑视谶纬迷信统治的背景相适应，形成了言论谐谑、举止放浪的“魏晋风气”。三国魏邯郸淳所撰《笑林》三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笑话专集。《笑林》承袭先秦俳优、诸子寓言以笑话作规劝、讽喻手段的传统，以讲故事的口气叙事，以夸张和漫画式笔法写人，虽短小而形象生动，虽简单而爱憎分明，生活气息浓烈，艺术风格轻松幽默，使人在捧腹大笑之际领悟作者嘲讽、鞭挞腐朽落后现象的用心。魏晋时代的文人名土如孔融、阮籍等的散文和诗歌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多有讥讽，诙谐幽默之辞比比皆是，影响了一代文风。晋末大诗人陶渊明更继承了《诗经》开创的诗歌幽默，于温恬淡泊的诗词中寄托了宁静达观的幽默，达到一种优雅、纯熟的境界。中国幽默与讽刺合流以触及时政的特色，在魏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魏晋以后，中国幽默的发展主要在于戏剧方面。古代俳优经唐的参军戏、宋的南戏。到元代时达到了高峰。元杂剧的宾白富于幽默，机智的特点，人物形象刻画生动、风趣，标志着中国喜剧艺术的成熟。元杂剧名家关汉卿、王实甫、郑廷玉、白朴、李寿卿、康进之、石子意等创作了《望江都》、《救风尘》、《西厢记》、《看钱奴》、《墙头马上》、《度柳翠》、《李逵负荆》、《竹坞听琴》等一批喜剧佳作，为中国幽默宝库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明清时期，中国幽默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兴盛阶段。除了在戏剧领域里的卓越成就外。幽默艺术在话本小说、讽刺和幽默短篇、长篇小说、散文、诗词等方面大放异彩，出现了《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大量抱蕴幽默情趣的文学作品，塑造出孙悟空、猪八戒、李逵、张飞、刘姥姥、济公等栩栩如生的幽默性喜剧形象。明清时代的笑话作品更为丰富，流传面也愈加广泛。富有民族特色的喜剧性曲艺品种如相声等渐具雏形，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幽默样式。

中国幽默发展的第四次高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幽默”这一美学术语的引进和介绍推广，幽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把幽默作为一种艺术主张来加以提倡并开展研究和实践的人，是“幽默”这一译名的首创者林语堂。在林语堂之前，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在1906年所撰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议及Humour，汉译为“欧穆亚”，认为是人生观的一种，但并未展开论述，此后也未见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说明定“幽默”为汉译名的缘由。“幽默”一词作为外来语的译者，与中国古汉语词语“幽默”（作“寂静无声”解）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流传，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内涵美学概念的新义取代了。自二十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实践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鲁迅在自己的杂文、小说、散文诗、诗歌、故事等的创作中形成了“感而能谐，境而多讽”的独特幽默风格，写出了《阿Ｑ正传》、《孔乙己》等名著和一大批深沉含蓄、感情浓烈、讽喻辛辣的杂文，塑造了阿Ｑ、孔乙己多充满中华民族特色的不朽的默典型。鲁迅还对幽默理论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从实践和理论上为幽默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范例。

除了鲁迅以外，当时中国文坛上还出现了老舍、钱钟书、沙汀、张天翼、赵树理等一批以幽默为武器，刻画生动、讽刺犀利、爱憎分明的幽默讽刺作家。他们的作品如《骆驼祥子》、《围城》、《在其香居茶馆里》、《华威先生》、《小二黑结婚》等及其所塑造的形象。在中国幽默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丁西林、陈白尘的喜剧《一只马蜂》、《压迫》、《结婚进行曲》《升官图》等继承了中外传统喜剧的幽默风格。代表了戏剧幽默的发展方向。袁水拍的讽刺诗集《马凡陀的山歌》集嬉笑怒骂于幽默歌谣的形式，把诗歌幽默的战斗性集中而有力地体现出来了。在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形式都程度不一地受到幽默的渗透，还产生了一批以讽刺性幽默见长的新体裁，如杂文、相声、漫画、独脚戏、滑稽戏等。以倡导、传播幽默为宗旨的幽默杂志首次在中国出现，表明幽默这一外来的美学概念已逐渐取得了立足之地，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被人们认可，其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越来越引起广泛的重视。

１９４９年以后，幽默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幽默曾经一度繁荣，突出表现为喜剧性作品的丰收。小说、戏剧、曲艺、电影等佳作叠出，幽默形象源源而来。小说有赵树理《三里湾》中的“常有理”、《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等，戏剧有老舍《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女店员》中的齐母、《西望长安》中的唐石青等幽默形象出现；讽刺喜剧有《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花好月圆》、《布谷鸟又叫了》、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等，电影有喜剧片《李双双》、《女理发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相声有《买猴》、《开会迷》、《夜行记》《改行》、《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等。五十年代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幽默艺术中道衰落。六十年代初，随着杂文创作热潮的兴起，幽默艺术再度复苏，突出地表现为在杂文中以幽默手法伸张正义，褒扬真善美，讽刺歪风邪气。马南村（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是这种战斗性幽默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幽默为主要手段的艺术体裁如喜剧、相声、漫画等均遭禁止，但以“政治笑话”、“幽默诗词”等形式出现的幽默仍在民间流传。

十年“文革”结束后，从即刻发韧的“嘲讽文艺”，到稍后的“反思文艺”，及至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改革文艺”和中期以来的“探索文艺”，中国幽默几乎经历了人类幽默发展史上的所有层次。

以讽刺性幽默为特色的“嘲讽文艺”矛头直指文革时期的极左人物及其极左路线，在讽刺喜剧、相声、漫画、喜剧电影、讽刺小说等形式下无情地嘲讽历史的丑类，因而反响强烈。《枫叶红了的时候》、《如此照相》、《帽子工厂》、《古彩戏法》、《苦恼人的笑》等作品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幽默出现在七十年代末的“反思文艺”时，着力于用喜剧手法、戏谑笔调和幽默语言反省历史。这—阶段幽默艺术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买买提处长轶事》、《李顺大造屋》、《笨人王老大》和《芙蓉镇》等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进入八十年代后，幽默艺术自信乐观的基调在文艺作品中进一步弘扬，出现了一大批以幽默手法展现改革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深刻变化主题的作品，如“陈奂生幽默系列小说”、喜剧片《咱们的牛百岁》等。

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探索文艺”，无论就内容或手法而言，都注入了较前更为深刻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这一阶段的幽默超越了传统的界线，尝试与之相对应的表现形式。目前中国幽默作品中出现的探索性品种，主要以“黑色幽默”、荒诞意识等当代流派为范本。其中又有适于艺术家本身风格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幽默手法的复杂化、个性化、立体化倾向。电影《黑炮事件》、戏曲《潘金莲》及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八十年代起，中国的幽默理论研究突飞猛进，研究范围也大大超过以前，内容日见丰富，层次不断提高。幽默基本理论、流派、规律和幽默发展史、艺术体裁、中外幽默比较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逐渐形成了喜剧美学这一独立学科，出现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专家，产生了大量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国幽默的实践和理论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幽默史上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第二篇：简述印度佛教史111

简述印度佛教史

毕金城

一、佛教起源时的印度社会背景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当时很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七七O----前二二一),政治上群雄割据, 当时出现了十六个国家,互相攻伐,但思想上却百家争鸣,当时主要的外道(非佛教派别)主要有六派.在如此纷繁的印度思想界,从他们对于印度正统思想的态度来分,大致可以区分为婆罗门思潮和沙门思潮两大系统.婆罗门思潮就是婆罗门教,信奉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毁灭.沙门思潮是反传统的思想体系,佛教属于沙门思潮的一个派别,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吸收了桥陈如等五比丘组成的僧团,经过四,五次吸收徒众就发展到了一千两百五十人,佛教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因为他着重反对种族分立和创始神的理论,主张”四性平等”和”业感缘起”,”因果报应”等思想，二、关于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真名是悉达多.乔达摩,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到前四八五年之间,卒于公元前五四五年.释迦牟尼的生日,大乘佛教认为在四月初八, 释迦牟尼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有感于生,老,病,死等人世间的痛苦现象,决计出家解脱,开始通过苦行,但当他在菩提树下突然悟道的时候,他已三十五岁, 释迦牟尼经过四十五年的传教活动,最后在拘尸那迦城郊沙罗树下逝世,时年八十岁.释迦牟尼临涅槃前留下遗教:佛涅槃后,以戒为师;依四念处而住,遇恶人应默摒置之, 佛涅槃后,为了使人们对佛经起信,一切经首应说”如是我闻”.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印度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教时期.原始佛教时间约为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他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算起.主要内容为: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释迦牟尼的教诲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此称为三法印,后又加上”有漏皆苦”,而成四法印.释迦牟尼认为,要想达到涅槃,就要修”戒定慧”三学,包括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三、佛教经典的形成

释迦牟尼死后,为了对他的说教进行甄别,审定,佛教徒进行了四次结集.第一次在释迦牟尼死后当年雨季举行,在王舍城,参加结集的有五百比丘,史称五百结集.由迦叶主持,阿难诵出经藏,即四部<阿含经>,有优婆离诵出律藏.第二次在释迦牟尼死后一百年举行,在吠舍离,参加结集的有七百比丘,史称七百结集.第三次在释迦牟尼死后二百三十六年举行,护法王为阿育王,以目键连子帝须为上座,目的是对第一次结集的阿含经进行重新会颂整理.第四次结集是在迦腻色迦王执政时期举行,有五百罗汉参加.四、佛教发展成世界宗教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大帝国.他派出弘法高僧,使佛教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国家,发展成世界宗教.佛教从印度向北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又从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称为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经典以梵文为主.佛教从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以及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称为南传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经典以巴利文为主.五、部派佛教

从公元前四世纪第二次佛教结集开始,印度佛教史进入了部派佛教时期,到公元后一世纪大乘佛教出现止,前后共经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佛教,不像原始佛教那样基本上是一个整体,而是部派峰起,四分五裂.大体上分为十五个部派,为大乘佛教的种种观点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六、大乘佛教

大约到公元一世纪,印度佛教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乘佛教时期,”乘”为乘载的意思,”大乘”意谓乘载多数人度过苦海,到达涅槃彼岸.神话色彩加重,这是大乘佛教的第一特点,第二特点是在修行实践方面所提出的”六度”主张,”小乘佛教只求自己的解脱,主要修行”戒定慧”,六度”的内容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第三大特点是把修行果位分为佛,菩萨,罗汉三级,小乘佛教的修行果位共分四级:第一是预流果,第二是一来果,第三是不还果,第四是罗汉果.七、第一个大乘佛教学派----中观

到公元三世纪,印度佛教出现了第一个学派----中观学派,因为这一学派十分强调”空”,所以又被称为大乘空宗.学派的创始人是龙树,中观派的主要著作是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的<百论>.主要讲了中道实理不偏不倚为中,智慧认识事物不受任何阻碍称为观，中观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空”,空分为:内空,外空,内外空和不移动，八、第二个大乘佛教学派----唯识

到西元四,五世纪,印度佛教出现第二个大乘学派----瑜伽行派,因该派主张”万法唯识”,所以又称为唯识派,与大乘空宗相对立,所以称为大乘有宗.唯识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弥勒.大乘有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设立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别.大乘有宗的种子论也是该宗的基本理论之一.五位百法也是大乘有宗的基本理论之一.大乘有宗也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法)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结果,主张有十因: 随说因

观待因 牵引因 生起因 摄受因 引发因 定异因 同事因 相违因 不相违因等十种，因缘分为：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四种，果报为五种：异熟果，等流果，士用果，增上果，离系果。.

第三篇：茅台镇酿酒史简述

茅台镇酿酒史简述

人类酿酒历史悠远。人类社会发展，是从采集野果和渔猎为主的原始社会进化到游牧社会，再进化到农业社会的。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先民们有了多余的粮食，为酿酒提供了原料。在距今五千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谷物酿酒和专用酒器已经出现，酿酒兴起与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仁怀地域是一片酿酒历史悠久的土地。

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清理务川县城南大坪乡洪渡河两岸的汉墓群，在沙坝石墓室中发现一件具有汉代工艺的铜梁壶，在长坳土坑墓中发现一件铜蒜头壶，经过有关专家鉴别为酒器。在遵义县鸭溪镇的汉墓中也出土了这种酒器。1985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县琊珑坝发掘出一件画纹陶制酒壶，还有一件朱绘雷纹的漆耳杯，以麻作胎，黑底朱绘，两耳为铜鎏金，上有“元始三年广治郡工官造”（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容一升六仑”等字样，这些酒器葬品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贵州地域就有酿酒饮酒活动。

1989年，茅台镇交通乡袁家湾出土酒具9件，经鉴定为明朝时期酒具。该批酒具中的酒壶从执壶到单提梁壶，从单提梁壶到双提梁壶，从无支架到有支架，从斜腹过度到鼓腹，具有很高审美价值。

1991年12月，仁怀市合马镇大渡口村农民在进行坡改梯工程时，发现砖石墓一座。当月23日至28日，省考古所专业人员与仁怀县文管所对该墓进行发掘。发现陶碗1件，抚琴俑、听琴俑、抚案俑、持箕俑、持帚俑等各1件，陶鸡2件，陶猪、陶狗、陶廊各1件，还有铁剑、铁刀、人、马骨架等，考证为东汉墓葬。

1994年4月，贵州考古研究所在仁怀市城郊结合部的东门河云仙洞发掘了认定为商周洞穴居室遗址一处。洞紧靠现仁怀市东大街，距东门河水面高约40米，早年填塞，当地人凿岩修建寺庙时发现，遗址面积8平方米，堆积土5层，出土文物和标本40余件，多数为陶制酒器。遗址出土了贵州省历史上最早商周时期的专用酒具，证明仁怀古代人类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浓厚的酒习俗。酒具的细绳纹、粗绳纹、附加堆纹、锥刺纹，也显示了当时仁怀地域制陶技术的发展水平。

从仁怀县合马镇西汉土坑墓群出土的400多件文物来看，除其它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用品、随葬器皿、货币外，其中瓮、罐、碗等与酿酒业有密切联系，铺首衔环酒壶是专用酒具，证明仁怀境内至少在西汉时期便有规模性的酿酒生产能力。

仁怀市茅台镇的酿酒始于何时，何时开设正规酒坊？由于茅台地区历史上曾经历数次战争之劫，茅台镇数度毁于战火，历史资料和文物散失，目前尚无完整确切的考证，从上述出土文物中可以推论酿酒历史悠久。据司马迁《史记》载：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何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于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夜郎 ’（时仁怀境属蜀国东南境）。”

上述记载的牂牁江，郑珍《遵义府志》认为是贵州綦江县夜郎坝的綦江。田雯《黔语》认为贵州乌江，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据郑文《牂牁江考》认定为贵州安顺的北盘江。《旧唐书》：“遵义，汉武开西南夷，置牂牁郡，秦夜郎郡之西南境也。”关于古夜郎国，始建于何时，先秦史料未载及，“夜郎自大”的故事却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汉书》记载，夜郎灭亡于公元前28年至25年间。其后的夜郎，均为郡、县名，元代以后才不再作行政区名。古夜郎区域很广，如按现行政区划而言，以贵州为中心，西抵云南马龙、南达广西百色，东括黔东、黔南，北达四川沪洲、宜宾以南一线。古代居住的民族为“濮”亦称“僚”。至明朝多称为“仡佬”，其后裔即今之仡佬族，仁怀市后山等地多为仡佬族自治乡。

关于“枸酱”否是酒，《说文·木部》云：“枸，木也：可为酱，出蜀：从木，句声”。《词海》：“枸，木名，既‘枳梖’。《诗·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亦称‘拐枣’，属李科，落叶乔木，叶椭圆状卵形或宽卵形，夏季开花，花小，带绿色，聚伞花序，花序分枝扭曲，熟时肉质，红棕色，味甜，供食用。种子入药，功能清利湿热，解酒毒”。

据《蜀枸酱入番禺考》述其酿法为：“取拐枣捏碎，布滤去籽，纳入瓮中，布蒙其口，加厚泥密封之，如黄酒贮藏法，贮藏之。久则所含之水分透泥逸去，而外物不犯其质，渐稠浓成甘美之酱，贮时逾久逾佳，是为蜀枸酱。”《说文》：“酱，醢也。酒已和酱。‘酱’字从‘酉’，与酒相类。醢，初为酱，久储为酒。”

有学者质疑：据《贵州通志·方物篇》说，“蒟酱，味辛，乃蒌蒻所造，食之可以消闷，蜀都赋曰蒟蒻茱萸，吴都赋曰东风浮留，蒟花如流藤，叶如蓽橃，子如桑椹„„”均认为蒟酱是蓽橃、扶留、魔芋之类造，非酒也。

需要注意区别的是“枸酱”和“蒟酱”之差别，“‘枸’从木，句声；‘蒟’果也，从草，读如矩”。东晋陆玑《诗草木虫鱼疏》：“枸树高大如白杨，子长数寸，噉之甘美如饴，蜀人以为酱。”这和《蜀枸酱入番禺考》吻合。枸和蒟是有本质上差别的，枸酱也不同于蒟酱。不少人误将枸酱与蒟酱认同一物，主要原因是晋朝末期后，枸、蒟不分而通用。以致唐、宋以来所写所镌者亦枸、蒟不分，把枸误写作蒟。所以后人误会为一物。（此节参阅任乃强先生校注《华阳国志》之附二《蜀枸酱入番禺考》论述最详，原文见附录）。

宋代宋伯仁《酒小史》共列出历代名酒106种，其中也有：“南粤食蒙枸酱”的记载，与《史记》互为印证。

清代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有酒诗指明“枸酱”为酒，诗曰：“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鰼部来。”据此分析枸酱酒或许乃西汉时期茅台地区酒之初始。（据考：鰼部即习部，括遵义市、仁怀市、习水县一带，详见《习水县志》、《仁怀县志》）。

唐宋以来，贵州已是酒乡，境内各民族皆有饮酒习俗，并善于酿酒。据后晋刘昫《旧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杜佑撰《通典》都有记载，当时住在贵州的“东谢蛮”、“牂牁蛮”都有较发达的农业，“土宜五谷”、“稻粟再熟”，因此，酿酒相当普遍。《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东谢蛮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宴聚则击铜鼓。”人们在联姻的时候都必须以牛和酒为聘礼，酒是家家户户必备之物，酿酒普及民间，所以常有宴聚。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记述了湘、黔边境仡佬、苗、瑶等少数民族酿酒的情况，文中说：“酒以火成，不刍不篱，两缶西东，以藤吸取，名钩藤酒。”又说：“仡佬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鸟兽形为酒器，或为牛角鹁鸠之状，每聚饮，盛列以夸客，名银鹁鸠。”这里所说的“钩藤酒”已是火蒸制而成的酒，用量很大，装在缶里，以藤吸取，而仡佬族的富人，竟至以精制的“银鹁鸠”为酒器。宋代，在广西及黔南的少数民族中，盛产一种“老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老酒》说：“老酒，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数年，土人家尤为贵重，每年腊中家家造酢，使可为卒岁计，有贵客则设老酒酢以示勤，婚聚亦以老酒为厚礼。”周去非《岭外代答·食用门》说：“诸郡富民酿老酒可经十年，其色深沉赤黑，而味不坏，诸处道旁，淬沽白酒。”显然黔桂一带酿造老酒之风极盛，而且精于麦曲和窖藏。

明·吴国伦《增修仁怀厅志》载：“明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叛，遗党流劫南川合江及江津境，仁怀为蜀黔门户，当贼匪往来必由之地，蹂躏不堪，人民逃散，接连四载，而仁怀城堡废矣。”

据茅台村邬氏明代《邬氏族谱》上，标有茅台村酿酒作坊位置，这是最直接的酒坊记载。邬氏为随李化龙部入黔平播留驻军之后人。《贵州通史》记载：明朝万历二十七年间（1599年），为平定播州（今遵义市）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勒兵数万，五道并出”，朝庭派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李化龙调集各省之兵力达二十余万进军贵州，大战一百零四日，耗银百万两，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平定播州。平乱后一是改土设流，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军民府。二是留驻军、设屯卫、复驿站。“各设屯田，每军照祖制二十四亩，再六亩为冬衣布花之费，共三十亩，自种自食，不必纳粮于官又复领出”。说明400多年之前的茅台村早已有酿酒作坊存在，而酿酒工艺早以成熟。

清初，贵州酒乡美酒随处可见。清康熙年间，许赞年《滇黔纪程》中说：“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造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当时，民间最常见的是咂酒，即古书所说的钩藤酒，亦称竿儿酒或重阳酒，以粳米或麦粟粱黍酿成，酒熟则以滚汤灌入坛中，用通节细竹插坛咂饮，不断添水，直至味淡为止。陆次云《峒溪纤志》说：“咂酒，一名钩藤酒，以米杂草子为之，以火酿成，不刍不酢，以藤吸取”。《滇黔纪程》中说：苗人以芦管吸之，谓之竿儿酒。”李宗肪《黔记》：“咂酒，一名重阳酒，以农历九月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美，以草塞瓶颈，临饮，注水平口，以通节小竹竿插内吸之，视水容若干征饮量，苗人富者多酢为作胜”。明清时期，赞美咂酒的诗很多，杨慎《饮咂酒诗》云：“酿入烟霞品，功随曲蘖高。秋筐收橡粟，春瓮发满桃，旅集三更兴，宾酬百拜芳，若无多酌我，一吸已陶陶。”查慎行《咂酒》：“蛮酒钩藤名。乾糟满瓮城，茅柴输更薄，桐酪较差清，暗露悬壶滴，幽泉借竹行，殊方生计诎，一醉费经营。”吴寿昌用敬业堂诗韵《咂酒》：“蛮礼亦驰名，通候视管城，瓮添浮水灯，人作吸川鲸，造得逡巡法，堪难次第行，月长经散夜，醉卧息营营。”

清乾隆年间，赤水河边的茅台镇就是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商业十分繁荣，清道光仁怀直隶同知陈熙晋形容道：“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类，船只载盐多。”清道光举人郑珍亦有诗赞曰：“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清道光贡生张国华诗曰：“一座茅台旧有村，糟邱无数结为邻。使君休厌曲生醉，利锁名疆更醉人。于今酒好在茅台，滇黔川湘客到来。贩去千里市上卖，谁不称奇也罕哉。”

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率部队分三路从四川入黔，前队过仁怀经鸭溪向黔西、大定进军。行军达贵州，当地人献美酒一瓮，翼王饮后大加赞赏，成诗一绝云：“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亦低头，五岳捧定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除咂酒之外，贵州还有各种各样的酒，见于史籍的有夹酒、女酒、窖酒、蓼花酒和刺梨酒。夹酒不同于咂酒，它兼采烧酒和白酒之法酿成。李宗肪《黔记》说：“夹酒，初用酿烧酒法，再用酿成白酒法乃成。”女酒和窖酒制法特殊，张树《续黔》：“黔之苗育女，数岁时必大酿酒，既漉，候寒月陂池水，以泥密封罂瓶，座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亦复不发，侯女归日，因决取之，以供宾客，味甘美不可常得，谓之女酒。又有窖酒，色红碧可爱，余初至黔，饮之经日，头热涔涔，后畏之，如白驹吻，问诸人言，此酒用红萝卜汁溲也。”蓼花酒和刺梨酒又别具一格。吴振棫《黔语》：“长寨人多以蓼花入曲酿酒，色碧，味微甘，特不酽耳，”又说：“刺梨一名送春归，实可酿酒。”可见，贵州境内各民族都有悠久的酿酒史，既有发酵酒，也有蒸制酒，还可以综合烧酒、白酒之法而成的“夹酒”，又有“以泥密封罂瓶”而制的“窖酒”。

乾隆六年，鄂尔泰著《贵州通志》记载：“按黔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台村之高梁最佳。”

清道光《遵义府志》引《田居蚕室录》说：“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用纯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制法：煮料和曲即纳地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黔人称大曲酒，一曰茅台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担。”

据《仁怀商业志》载：“万历平播后，至清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间，仁怀酿酒业兴旺发达，咸丰初，贵州开征贷物税目，仁怀设酒捐，四处设卡，为重点征税项目之一。仁怀历咸、同战乱后，百业皆废，光绪后期，仁怀酿酒业逐渐恢复。至民国四年（1915年）统计，全县酿酒业67户，年产酒12.5万市斤，其中：中枢、茅台共21户，年产4.5万斤。各家酒坊生产的酒，缴纳税捐后，即可入市公卖。” 综上所述，茅台镇酿酒历史悠久，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历史，向无异议。故有人评价茅台酒的发展起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尊于当代。然而对贵州茅台酒的形成历史，民国时期开始出现异议，最早是“山西说”。源自1939年《贵州经济》登载张肖梅的《茅台酒沿革及制造法》中提出“茅台酒源山西”，认为茅台酒只有200多年历史；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另一种“陕西说”，说茅台酒源自陕西。两种说法不外一个意思：茅台酒是依山西酒或陕西酒的酿造方法生产出来的。推论依据是清乾隆时期，茅台镇是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一，商业繁荣，盐商聚茅台，而盐商多数是秦商或晋商，秦晋之盐商见茅台镇青山秀水，商业繁荣，就聘请山西或陕西的师傅来开厂酿酒，故有茅台酒。由于直接介绍茅台酒的资料不多，一些文章就引用张肖梅1939年《茅台酒沿革及制造法》的说法，所以1955年出版的《祖国的贵州》也沿用此说。1960年《贵州茅台酒整理总结报告》前言中也说：“茅台酒的起源，究竟系何年何人所创，尚无法稽考，据传说在清朝从陕西传入，”并在参考文献中也列出1939年张肖梅文章题目。对此说法，人们质疑：天下青山秀水、商业繁荣的地方多的是，秦地或晋地之某盐商为何独选茅台镇这个地处黔北的边远小镇来酿酒？也有可能确有秦晋之某商见茅台镇不仅商业繁荣，酒业兴旺，酒好价高，有利可图，才在茅台镇办厂酿酒，就有了此类传说。即便如此，也是见茅台镇先有酒业才开办酒厂，然而是否远到山西或陕西聘请酒师，无处考证，亦不得而知。有专家学者指出：“山西说”与“陕西说”是不熟悉历史，不全面了解酿酒工艺，以误信误传的结果。理由在于：一是历史古籍曾有茅台酒文字记叙，且其年代远早，完全可以定论，近代一家之说无据无考，故不能采信；二是贵州茅台酒与山西、陕西酒的香型完全不同。仅以山西汾酒和陕西西凤酒为例，贵州茅台酒是酱香型，汾酒和西凤酒是清香型。三是工艺不同：1．酒精浓度不同，茅台酒是53度，汾酒是65度，西凤酒是60度；2．制曲原料不同：茅台酒曲是纯小麦制作，汾酒和西凤酒曲是用大麦和豌豆制作；3．发酵池结构不同：贵州茅台酒是条石窖，汾酒是地缸，西凤酒是水泥窖；4．用曲量不同：茅台酒的粮曲比是1:1，汾酒的粮曲比是1:0.9～0.2，西凤酒的粮曲比是1:0.22； 5．贵州茅台酒是凉堂堆积开放式发酵后才入窖池，汾酒和西凤酒醅是直接入窖；6．贵州茅台酒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馏酒的工艺也是其它白酒工艺中没有的；7．贵州茅台酒工艺多轮次回沙，汾酒和西凤酒工艺不回沙；8．贵州茅台酒是八次堆积发酵，汾酒是清蒸二次清，西凤酒是一顶四法。因此茅台酒源自山西或陕西的说法，显然是后人误会。1980年，有专家学者在酒类专集《酿酒科技》中撰文《与茅台酒源出“山西、陕西说”商榷》可供参考（原文收入本志附录）。

第四篇：简述中国岩溶地貌

岩溶地貌又称喀斯特地貌，中国是世界上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从热带到寒带各种喀斯特地貌类型齐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区都有喀斯特的分布，但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碳酸盐岩出露地区。其中以广西、贵州和云南东部所占的面积最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区之一；西藏和北方一些地区也有分布。广西境内主要是热带和亚热带喀斯特，贵州、云南、西藏多为高原喀斯特，高山喀斯特多分布在四川、云南和西藏等高海拔地区。

中国整个西南地区石灰岩连成一片，分布最广，面积共达55万平方公里。其中尤以广西地区出露的面积最大，达12万平方公里，约占广西全区总面积的60%。贵州和云南东南部石灰岩的分布面积也约占该地区总面积的50%。此外，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四川盆地和鄂西山区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石灰岩分布。

我国广西，云南地区喀斯特地貌最为典型。

同时，广西地区的喀斯特地貌也是别具特色的，这里除了部分的弧形山系以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则分布着连绵成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尖锥状、宝剑状、柱状、塔状等形态各异、挺拔峻峭的石灰岩山峰。它们纵横连绵达数百公里，而且各个山峰的高度都十分相近，构成了一个自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的峰顶面，在林立的石峰之间密布着一个个深达200～400米、直径不过100～200米的封闭小洼地。从广西西北部到中部，地形形态呈有规律的变化：峰顶高度依次降低，山峰密度逐渐变稀。同时，山间的封闭洼地高程也渐次下降，洼地规模也明显增大，由数个洼地联接成串珠状洼地。

而与广西相邻的云贵高原区喀斯特发育的特点与广西喀斯特有显著的差异，其原因是云贵高原的地质条件比广西复杂得多，可溶性的碳酸盐类岩层与非可溶性的砂页岩、火山岩交互成层，再加上褶皱紧密，断裂错综，因而形成许多独立的、大小不同且各具特点的可溶岩体，而不像广西那样是一个连续分布的、褶皱平缓和岩性比较单一的、巨大的可溶性岩体。在黔南、黔西南和滇东某些地段，也有大面积连续分布的碳酸盐类岩层，在几百万年前的第三纪也曾发育有热带、亚热带的峰林和孤峰平原等喀斯特地形，但因其自第三纪以后，云贵高原区地壳大幅度隆起，成为海拔1000～2000米以上的高原，这样就不再具备广西那种湿热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以溶解为主的喀斯特作用也就远不如广西那样能够强烈地进行，故其剥蚀作用相对较为突出，山峰一般具有浑圆、低缓的特点，溶洞分布也远不如广西那样普遍，峰林的陡峻程度也远比广西的峰林逊色。如今黔西安顺的峰林，云南路南的石林均为第三纪时尚未升为高原前湿热气候条件下的产物，而不是现在凉爽的高原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除了广西，云南等地区我国其他地区还分布了众多的喀斯特地貌，其中四川省的石灰岩出露面积达128062㎞²占全省面积的18.1%,仅次于贵州、云南、广西,居全国第四位。在华东地区（包括江西，安徽，浙江，附件，江苏和上海）虽然出露地表的石灰岩面积较小仅占本地区的4.06%，但也发育着形态各异的喀斯特地貌；苏北，皖北地区发育着喀斯特丘陵；江西萍乡-宜春一带有具共同基座的短锥状峰丛；浙江天目山已及皖南，赣北也有少量溶洞的喀斯特化的山地；福建西南部的龙岩，三明地区是喀斯特发育最强烈的地区，那里不仅有类峰林，峰丘，溶斗等，还有长达数百米的喀斯特地下河。

中国喀斯特地貌有着明显的地带特征，东部喀斯特地貌呈纬度地带性分布，自南而北为热带喀斯特、亚热带喀斯特和温带喀斯特。西部由于受水分的限制或地形的影响，属干旱地区喀斯特(西北地区)和寒冻高原喀斯特(青藏高原)。

热带喀斯特分布于桂、粤西、滇东和黔南等地。地下洞穴众多，以溶喀斯特蚀性拱形洞穴为主。地下河的支流较多，流域面积大，故称地下水系，平均流域面积为160平方公里，最大的地苏地下河流域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地表发育了众多洼地，峰丛区域平均每平方公里达2.5个，洼地间距为100~300米,正地形被分割破碎，呈现峰林一洼地地貌。峰林的坡度很陡，一般大于45度。峰林又可分为孤峰、疏峰和峰丛等类型，奇峰异洞是热带喀斯特的典型特征。

亚热带喀斯特分布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下河较热带多而短小，平均流域面积小于60平方公里。洼地较少，每平方公里仅为1个左右，且从南向北减少，相反，干谷的比例却迅速增加。正地形不很典型，主要为馒头状丘陵，其坡度一般为25度左右，洞穴数量较热带大为减少，以溶蚀裂隙性洞穴居多，溶蚀型拱状洞穴在亚热带喀斯特的南部较多。

温带喀斯特以喀斯特化山地干谷为代表，地下洞穴虽有发育，一般都为裂隙性洞穴，其规模较小。喀斯特泉较为突出，一般都有较大的汇水面积和较大的流量，例如趵突泉和娘子关泉等。这一带中洼地极少，干谷众多。正地形与普通山地类同，惟山顶有残存的古亚热带发育的缓丘-洼地和缓丘-干谷等地貌。强烈下切的河流形成峡谷，局部地区，如拒马河两岸有类峰林地貌。

干旱地区喀斯特仅在少数灰岩裂隙中有轻微的溶蚀痕迹，有些裂隙被方解石充填，地下溶洞极少，已不能构成渗漏和地基不稳的因素。青藏高原喀斯特处于冰缘作用下，冻融风化强烈,喀斯特地貌颇具特色，常见的有冻融石丘、石墙等，其下部覆盖冰缘作用形成的岩屑坡。山坡上发育有很浅的岩洞，还可见到一些穿洞，偶见洼地。

中国喀斯特地貌分布极为广泛，喀斯特地区有许多不利因素需要避免和克服，也有许多有利因素需要加以利用，因此研究喀斯特地貌在理论和生产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篇：中国行政史

古代行政体制对当代行政管理的意义——

从两汉时期的行政制度

到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

摘要：

历史是照亮现实的一面明镜，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到足够多的启示以防止重蹈覆辙，从而提高社会进步的行动效率。因此，关注我国古代沉淀了千万年的行政制度，可以让我们对当今社会制度的建设产生更加理性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也正是我们时至今日仍然在探究中国古代行政体制的意义所在。本文通过分析两汉时期的政治体制，找出其中的优势和弊端，并作为发展当代中国行政建设的一面明镜，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为完善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探寻出宝贵的经验和发展意见。

关键词：

行政；两汉；当代中国；意义

众所周知，行政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稳定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而言，封建社会的行政体制在整个中国行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行政体制日趋成熟和完备的阶段。

同其他任何层面上的历史一样，我国封建社会的行政历史也对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也首创了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封建官僚体制。而之后的两汉则承袭并发展秦的各种制度，建构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制度森严的金字塔式等级官制。随着皇帝制度日趋成熟，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也被逐步确立起来。并且，由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两汉时期的行政制度还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为封建专制服务。

接下来，我们将从如下八个方面入手，逐一分析两汉时期以服务封建专制为目的的行政体制的主要特征，并探究它们对当代中国行政体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

两汉的中央机构已经有了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较明确的分工，但也表现出家国不分的混乱。整个系统以皇帝为中心，为皇室服务的机构多过于纯粹意义上的国家政 1

务机关。这说明，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从其确立之日起，就已经成为皇权的附属物，它既是皇权的外延，又以皇权为依归。

两汉时期在中央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使三公之间的权利互相牵制，得以吸收更多的人担任政务，组成了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和监察于一体的庞大中央政府，由此也壮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阵营。

在这个行政体系中，丞相国家政权的中枢。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职能，不断加强尚书的权力，导致其日趋膨胀最终成为国家的中枢机构。这种政策在加强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如若当朝皇帝昏庸无能，无法驾驭大权在握的尚书台，这一机构反而会成为掌握它的大臣们窃弄权柄的依据，而皇帝则沦落为他们手中的玩物。

这一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是集司法、军事、财政为一体的郡县制。郡县之下，基层的乡里制度和户籍按比制度又把百姓（主要是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如此一来，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另外，这两种制度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反过来也巩固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原因是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为封建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撑的。

郡。郡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主管长官为郡守。郡守对上要接受丞相、御史大夫的监督，并定期向丞相汇报工作，对下则有权任免与荐举其属吏。因此，属吏与长官、被举者与举主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极易蜕变成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助长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这也是导致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原因之一。

郡以下的行政机构是县，它是两汉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县的主要官吏有县丞和县尉，但真正直接管理百姓的却是乡、亭、里之类的组织。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等事，都是由乡里官员直接承担办理的。若用人恰当，这些吏员将有利于维持社会治安；倘若乡亭官吏营私舞弊、欺压百姓，这些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往往更加难以治理。

总体说来，两汉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1、郡、国并行，郡县制为主。

这种郡县两级制一方面保证了总体上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不同程度的封建割据。

2、最大特点是行政、司法、军事与财政的权力合一

3、两汉时期地方行政机地方行政机构的运行主要靠行政法规和朝廷发布的诏令

较严格的行政立法确定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使得政府机构有了明确的分工与协同，朝廷不断发布的诏令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成文法规的缺陷加以补充和修订。可见，二者的结合基本上能够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纵然成文法上已经强调皇权与相权、皇室与政府的分离，但事实上却并未被实施，结果导致，若碰上一个能干、有雄心的皇帝（例如汉武帝），好大喜功，则常常要侵夺宰相的职权，而政治上又不曾有能够约束皇帝行为的制度，结果可想而知。

二、军事管理系统

军事上，两汉统治者重视加强中央集权。皇帝是军队最高统帅，握有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的高级将领是太尉。

两汉时期的军事系统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由中央直接领导、担任京师宿卫的中央宿卫军系统；二是地方各级行政长官领导、担任地方守备任务的地方守备军。分别与二者相对应的统帅则是大将军（或骠骑将军）和郡尉（县尉）。

这一时期的地方守备军，主要是伴随着郡县制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同样的，在军队官吏的设置上，中央设殿卫军、宫卫军、城卫军。两汉时期地方守备军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郡国兵。这些兵将平时在农田上耕种，战时则上阵杀敌，这种“兵农合一”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军队数量太多，浪费资源；其次是训练太简略，疏于管理，调动不便。结果虽举国皆兵却有名无实，真正到了需要用兵打仗的时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两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发展完善，在军事系统中也相应地出现了监军制度。这种对军事系统进行监督的制度，在加强中央对军事武装力量的控制方面有重要作用。

三、行政监察制度

两汉时期逐步确立和完善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垂直形态监察体系，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分级别的监察机关。专门掌握监察权力的御史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行政机构之外的专司监察机构。在中央，由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的实施，又通过刺史监察郡国；在地方，郡守除自任监察之职外，还以督邮监察属县。县令、长除自行监察职权外，又通过廷掾监察属乡。这种分层的监察制度等级森严职权分明，具体来说有如下优点：

第一，组织机构严密。

第二，职掌明确，行使监察有章可依。

第三，检察官具有权威性和震慑作用。

第四，对监察官的管理形成一定的制度。

然而，由于这种监察制度还未完善，导致此时的监察管理必然会有很多弊端。例如说，监察本是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建立在专制政治基础上的，因而只能成为封建皇帝进行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无法完全发挥出监察的应有作用。此外，由于监察官权势过重，倘若用人不当，就容易出现制造冤案，贪赃枉法的现象。当代中国的对应监察机关——检察院和纪检部门，就应该吸取两汉的经验教训，均衡权力的分配，优化权力的制衡，在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和审查力度，对机关工作的运转实行有力的检查和督促。

四、官吏的选拔与管理制度

在统治者不断优化统治机器的同时，一系列较完整的以征辟和察举为主体，并伴以配套法令的选官制度和任用考核制度应运而生。

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主要方式有以下两种：

1、察举。察举是汉代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注重孝廉、明经诸科；

2、征辟。征辟又分为征召和辟举

两种形式。征召是指对特别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专人去聘任；辟举则是由中央或郡国的长官按一定科目征用人才，辟为自己幕僚的属吏。值得一提的是，贯穿于诸多选官方式之间的，就是我们现今仍然沿用的考试制度。

两汉时期的官吏任用制度对任用方式、任用法规和任用期限等做了明确的说明，并且绝大部分规定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保实施。两汉的官吏任用制度指出，初任官吏试用期为一年，不称职者或罢归原职，或左迁，甚至免官；另外，官吏的休假和退休制度也从这一时期起得到逐步发展完善。

这样一个重视官吏素质的政府，使得那些在血统和财富上没有显赫地位和优势的寒门学子也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汉朝这种会合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核的官吏制度，对当朝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时期过分集中的官吏选拔权力，仍在一定程度上舒服了管理的任免。虽然朝廷对选官细节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提高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然而有些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无法坚持执行。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官制改革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把握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建设，注意吸收和发扬有价值的历史经验，最终达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宏伟目标。

七、财政管理制度

两汉时期，统治者采用了中央集权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行政手段，并对其进行逐步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在两汉的财政管理制度中，这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级负责相统一的特点也必然有所体现。

中央财政管理机构：治粟内史——国家财政

少府——皇室财政

在地方，由郡一级主管长官郡守主管财政，他所掌管的财政工作刻大致分为三大宗：分别是官吏俸禄、行政费用和军事费用。

两汉的财政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朝廷内被贪污腐败势力，层层对上负责的等级形式使其财政系统权责分明、便于监督，大大减少了国家财产的无故流失。

八、司法制度

两汉时期严密的司法制度，由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组织负责实施。中央负责司法的最高官员是廷尉，县以下的基层官吏中则由啬夫、亭长等负责司法事务。

各级司法机构有着各不相同的职责与权力，由上至下的垂直机构设置保证了司法工作的贯彻执行。纵观两汉司法制度的各个层面，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一是有比较完整的司法管理机构。

二是司法管理从属于行政管理。皇帝握有最高司法管理和刑罚权，地方司法管理

权由地方行政官员兼管，如知府、知州、知县等既是地方最高行政官员也是最高司法长官。

三是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司法管理制度。

四是有系统的立法保证。

两汉时期司法制度的弊端又在于封建专制下的司法管理必然带有严重的阶级压迫性质，它总归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一种手段，因此具有很强的不平等性和野蛮性。

在吸取古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当代的司法管理体系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全面，成立了最高法院、建立各级审判、陪审部门，还制定了司法管理的基本方针作为政策引导；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广大人民服务，更相应地制订了一系列司法条例和法规。可以说，经历过多次的修订审核，我国的法律制度正在日趋成熟和完善。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制度得到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虽然统治者实施这些封建制度的利益出发点还局限于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这些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对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而言，这些前车之鉴则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从事行政管理的同志来说：

首先，继承和吸取我国历史上一些宝贵的行政管理经验，可以为现实服务。其次，行政历史的学习是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

第三，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可以从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中得到深刻启迪。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大臣实行了很多颇有创建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各级干部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经验，更是直接关系到各朝各代政治兴衰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封建社会，这些为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行政体制必然会有消极僵化的一面。因此，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我们不仅要关注前人带给我们的成功启示，更要吸取他们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引以为戒，看清现时行政管理中的弊端，以此不断地督促和激励自己继续改进。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地“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行政制度才有了生命力，人们才需为理想的政治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张鸣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秦汉制度史论》——李玉福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3、《中国历代官制》——主编：孔令纪、曲万法、刘远真、刘锦星

——齐鲁书院出版

4、《中国行政管理史》——主编：王建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

5、《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