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卓 反叛与超越：王小波散文的当代价值(修改稿)

第一篇：凤卓 反叛与超越：王小波散文的当代价值(修改稿)

反叛与超越：王小波散文的当代审美价值

凤 卓1

（巢湖学院中文系 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王小波，当代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却声名远扬。王小波散文思想深邃、风格独特，彰显着他对自由、民主、科学的渴望。本文尝试对王小波散文的“异类性”进行解读，通过分析王小波反“权威”、反“崇高”、反愚昧的对抗方式，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王小波散文的当代审美价值。

[关键词]王小波；散文；反“权威”；反“崇高”；反愚昧

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死了，还活着”的作家。1997年4月，王小波的猝死，成为上世纪末中国文坛一次轰动事件。王小波是特立独行的，他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历程是异乎寻常的，他属于卡夫卡式的“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作家。作为文坛的一名“异类”，王小波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一个有着抗争精神的“文坛外高手”，在他的散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收录了他大部分关于对中国文学、艺术、科学、道德的理性认识，在诙谐幽默的话语中透析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渴望，对理性的追求。

王小波是荒谬时代里的一个异端，他的散文创作是对伪权威的蔑视，伪崇高的痛斥，无知的洞察，让读者看清无数美好的词汇如道德、伦理、国学等组成的迷阵，读懂“女权主义”、“思想工作”、“青春无悔”等华丽伪装的实质。鉴于此，笔者通过研究王小波散文，从反“权威”、反“崇高”、反愚昧三个方面入手，试图解读、评价王小波散文的当代审美价值，以期为客观、全面的研究提供新的依据。

一、反“权威”——以个体生命的尊严来反对哲人王的权威 苏格拉底说过，“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人们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自由”。为此，他成为第一位因追求思想自由而殉道的哲人，至死捍卫尊严和真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恰恰生活在思考被剥夺的时代，“我”的个体常常被“我们”的集体所掩盖，“我们”的生活常常被哲人王的权威所“设置”。

哲人王曾是柏拉图理想化的君主，对此，王小波解释道：“罗素先生攻击柏拉图是始作俑者，给他这样一个罪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了《理想国》，胸中燃烧起万丈雄心，想当莱库格斯或一个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总是使他们误入歧途。这话我想了又想，终于想到，说理想国的爱好者们爱好权势，恐怕不是不当的指责。莱库格斯就不说了，哲人王是[1](P293)什么？就是圣贤啊。”在散文中，王小波不屑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哲人王，高高在上的圣人，“著迅鲁”的书也不许看的军代表，以及在他散文里的道德说教者等诸多人物，王小波统统将他们归纳为哲人王。

在散文中，王小波给我们勾勒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哲人王。当“我”转变为“我们”，也就是个体向集体的集中。最终，只有一个哲人王，以“我们”的姿态来代替所有的个体来发言、思考，甚至作决定。譬如：知青插队时，“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 收稿时间：2011-12-10 基金项目：巢湖学院2011年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WY—201103）作者简介：凤卓（1982—），男，巢湖人，巢湖学院教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传媒。

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使我更痛苦过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上早请示，[1](P19)晚上晚汇报。”读书时，“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革’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1](P112)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寥寥几句，一个个妄图设置别人生活，渴望政治权力的哲人王凸显出来。为了争夺“道德批判”的权力，哲人王显出一副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嘴脸，这些声称“救民于水火”的家伙，实际上是极其蔑视个体生命尊严的，他们根本不承认平常人可以按照意愿安排自由生活的权利。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拥有哲人王情结。不仅阴险狡诈的政客，甚至连“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对哲人王显赫的地位垂涎三尺。过去，士大夫们最讲究的是“诗言志”、“文载道”，作诗作文自然承载了过多的社会政治工具作用。“五四”以来，在启蒙者笔下批判最多的莫过于古来圣贤们尊拜的仁义道德。耐人寻味的是，捣毁“孔家店”后，现代知识分子恰恰完整保留着这些“道德力量”，为此，他们利用一切冠冕堂皇的言语加以修饰，但仍遵从着这一古老而传统的评价范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近现代不少精英以民众的精神导师自居，不惜把自己装饰成一个个哲人王。

王小波对现代知识分子重构道德理想的美梦，不予认同。例如，对于“国学热”、“文化热”，他颇具理性地认为：“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

[1](P42)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从“国学热”、“文化热”中，王小波发现了一些试图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从这些文化热潮表象上洞察到其中暗藏着对权力的凯觑。

王小波积极强调思维的乐趣，对于如孟子、朱熹这些道德体系的制定者并没有好感，强烈反对被灌输某种终极的真理。他认为，“假如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1](P26)价值判断。”知识分子在道德领域内的权威极易成为某种权力的工具，很难成为有价值的思想活动。知识分子不能一味强调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只有潜心做学问，在专业知识领域和智慧上有所成就才算得上称职。

他更加相信，在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比哲人王更高雅、更聪明，也更成熟的“沉默

[1](P43-44)的大多数”，“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王小波鄙视伪权威，竭力摒弃道德说教，用异教徒的眼光审视这些人们曾经奉若神灵，不惜用宝贵生命去捍卫的清科戒律，挖掘出它的虚伪本质，以及幕后那些哲人王的嘴脸。

此段引言不妨作为王小波“反权威话语”的时代宣言：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是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1](P447)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

二、反“崇高”——以个人生命的权利来反对虚伪的崇高 康德说过：“崇高是无形式的，真正的崇高不能含在任何感性形式里，而只能涉及理性

[2]的观念。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的事物里，而只能在我们的观念里去寻找。”崇高是人们理性思索的对象，显示了理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就在于理性以及运用理性不断完善自我和社会，其最终目的就是个体自由生命的权利。崇高作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有广大的人民来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他人利益乐于奉献、甘愿牺牲自我的伟大人格。王小波并不拒绝成就“超我”西方史诗般的崇高，只是对中国式的伪崇高大呼反对：“在西方人看来，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1](P135)不崇高。”

在崇高的掩饰下，隐藏着太多的荒诞与罪恶。关于这些欺世盗名的“伪崇高”，小波给我们讲述了一件往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1](P176)也得跳下水。”这件事至今仍值得深思，一个风华正茂的知青生命与一根木头，关于价值大小的争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在那个狂躁的社会背景下，多少年轻人作出了“巨大、空无、壮丽”的自我牺牲，而那些“崇高”行为现今看来毫无意义，社会却极力宣传这种虚伪的崇高，鼓舞人们超越个人利益甚至宝贵生命。

几千年来，“崇高”绝对是一个饱含毒液的话语，许多中国人一辈子就是通过这种东西来思考人生、认识世界的。沧海桑田，随着文明的进程，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伪崇高”却未随时代而消亡。1920年，梁启超依旧大声疾呼：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文革时，瞎浪漫的崇高话语十分狂热，到处喊着口号：“我们要解放全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进而解放全人类。„„当时流传着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两个红卫兵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1](P117-118)宫华丽的台阶上。”王小波认为，这主要功能也就是满足阿Q的情绪，除了消愁解闷，别无他用。多年以后，“伪崇高”仍旧散见于我们的日用话语、街头话语、传媒话语之中，并时时可见。对于经典电影《庐山之恋》中的“崇高格调”，王小波极其反感，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是亲昵地说“我爱你”，而是造作地呼唤“I love my motherland”!对于这些有悖正常人性的行为，小波作出辛辣的嘲讽，借用李敖的话说，这些人骨子里有“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的政治幻想。

现实生活有太多难以言说的事件和现象，福柯说过：“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一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说明一切。”其中，“话在说你”就是“话在驯服你”或者“你被话驯服”的情形。从“红楼”闺阁中一段日常对话里，王小波发现了问题：“《红楼梦》里林史闺阁中的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诗，深更半夜的，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1](P16)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王小波认为这些根深蒂固“融化在血液里”的愚忠思想，正是含在感性形式里的“崇高”的根源，两个姑娘半夜低吟颂圣的诗句，严重脱离现实生活，这本身便是被驯服的“强迫症”。

任何东西都要贴上“崇高”二字，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使人无法摆脱“话在说你”的阴影。王小波云南插队的地方，原是“化外蛮帮”的世外桃源，除了山清水秀之外，还民风纯朴。可是知青上山下乡，父老乡亲除了种地，还在干着另一件吃力的事情：表示自己是有些思想的人，说当时流行的“崇高”话，这对于阴险狡诈的政客易如反掌，对于普通的庄稼汉却极其困难。小波对此有一段精辟表述：“在那个年月里，在会上发言时，先说一句时髦的话语，就是有思想的表示。这件事我们干起来十分轻松，可是老乡们干起来就难了。比方说，我们的班长想对大田里的工作发表意见——这对他来说本没有什么困难，他是个老庄稼人嘛——他的发言要从一句时髦的话语开始，这句话可把他难死了。从他蠕动的嘴唇看来，似要说句‘斗私批修’这样的短语，不怎么难说嘛„„只见他老脸胀的得通红，不住地期期艾艾，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把这句话憋出来，说出来的是：鸡巴哩，地可不是这么一种逑种法嘛！听了这样的妙语，我们赶紧站起来，给他热烈鼓掌。”[1](P163)权力对人的精神控制，剥夺了人自由言说的权力，最终“话在说你”导致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

现实生活本是一地鸡毛，我们大多也是凡人，都有一颗凡心。在平凡的生活中不必刻意地追求“崇高”的格调，下面这句话不妨作为王小波反崇高的独立宣言：

“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1](P348)能唱唱反调。”

三、反愚昧——以科学理性来克制蒙昧无知

古往今来，对于现实社会的矛盾，拥有权力的统治者通常对广大民众采取“愚民”思想专制，制造精神囚笼、思想真空。几千年来，导致的后果必然是：“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

[1](P201)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

愚昧社会实践把“愚民”政策发挥到了极致，人们一致认为：一个国家只需一个智者领

[3]袖，一个“英明”的思想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取代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王小波就曾碰到过很多疯话、傻话：“土炕可以炼钢”，“亩产可以30万斤”，“打鸡血可以强体”，“甩手可以治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愚昧在中华大地便疯狂地蔓延着：“既鼓吹过亩产30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就是一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1](P15)在那个无理可说的年代，各个派系为了“愚忠”而武斗，多少“开放了的美丽如诗的生命”（路翎语）在那些无足轻重的暴力“革命”中消陨。

理性是人类的一束启蒙之光，它在克服愚昧与无知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反之，战胜愚昧无知又会充实理性本身。崇尚理性，宣传科学，才可以消灭愚昧，推动社会进步。“五四”以来，理性一直困绕着人们的心灵，“刚刚从盲从时代走出不久的知识分子，只是大声吆喝着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却全然不知理性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分，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被唯理主义所摆布„„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程，即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

[4] 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王小波极力推崇经验理性大师罗素，在散文中反复地引证罗素的观点:“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他的理性所指不仅是科学知识本身，还有常识，且是生活的常识。这些常识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但最普遍、最具有哲学意义的是关于事物的存在和本质、自然的根本法则、逻辑规律方面的知识。王小波给理性通俗易懂的定义：“理性的关键是凡是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1](P53)里。”在他看来，理性意味着不可能“亩产30万斤”，不相信“科学也分血统与种族”，也不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科学是一项可以超越人类的崇高事业，“它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可信，绝不以权威压[1](P207)人，也绝不装神弄鬼”，“科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任何一种权威不同。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也不同于红头文件。科学家发表的结果，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要人相信。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备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马上就可以[1](P207)验证别人的结论。”现实是残酷的，中国的农民仍处于“刀耕火种”时代，干着牲畜一般的重活；荷兰的农民却悠闲地利用风能灌溉、排水，享受着生活。王小波认为：“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估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

[1](P184)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科学技术不仅仅能抵制愚昧，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比任何权力机构、政治集团鼓动的乌托邦都具有现实价值。王小波反对思想的愚昧，宣传科学知识的美好，这在他散文里是贯穿始终的。王小波从不轻易相信他人、传媒、教科书、意识形态所传达给他的既定命题，他有着完善的知识体系和理性批判，正所谓：“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1](P43)大学老师许倬云的一句话，王小波始终牢记于心:“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

[1](P61)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是的，科学知识，并非一定有用。仅仅因为知识是好的，好的知识便是破除迷信和愚昧

[1](P102)最强有力的武器。他始终认为：“科学是人创造的事业 ,但它比人类本身更为美好。”科学知识是美好的，正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基础之上，在信仰与价值的边缘游刃有余。理想化的科学是没有明显鸿沟界限的，知识分子只有自觉地在“大科学”的环

[1](P53)境下思索，才“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的更充实、更有趣。”这样，我们才能够象维特根斯坦一样，作为一个创造精神财富的文化人，在临终时无怨无悔地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多年以后，当我们与那个狂躁的年代挥手告别且渐行渐远，才思考得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性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准则，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希望终有一天，愚昧将与乌托邦建造的现世“此岸”世界一起被彻底埋葬。

下面这句话不妨作为王小波对“愚昧”的嘲笑：

[5]“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受愚弄。”“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的蓬勃

[1](P308)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王小波的文字超越了他的生命，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是中国当代作家的，对伪权威、伪崇高、愚昧无知进行着无情的嘲弄和解构。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启蒙者，警惕、拒绝一切意识形态、道德理想的灌输，追求自由、民主和理性，成为独特的一道文学风景。

王小波曾谈到散文写作的动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1](P2)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他勇于担负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独立地观察、思考，真正地“跳出手掌心”，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谋取也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因此，王小波的散文作品以独一无二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感染了无数读者，像一束穿越时空阻隔的上帝之光，照耀着无数读者的心灵„„

参考文献：

[1]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2] 康德．判断力批判[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84—89．

[3] 注：本句摘自歌词，歌曲《东方红》大肆歌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取代了《国际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让思想冲破牢笼。” [4] 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A]．王毅．不再沉默—— 人文学者论王小波[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39．

[5] 王小波．似水流年[A]．王小波文集(一)[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81．

Rebellion and Beyo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 value of Wang Xiaobo ’s prose

Feng Zhuo

Zhang Daocai

(Department of Chinese，Chaohu College Chaohu Anhui 238000)[Abstract]Wang Xiaobo, a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unknown during his lifetime, but famously after his death.Wang Xiaobo prose’s profound thinking and unique style, revealing his desire f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scientific.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alien natuere of Wang Xiaobo’s prose, by Wang Xiaobo’s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of anti-authority, anti-noble, anti-ignorance, trying to evaluat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value of Wang Xiaobo’s prose objectively and justly.[Key words]Wang Xiaobo;prose;anti-authority;anti-noble;anti-ignorance

作者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安徽省巢湖学院

邮编：238000 联系电话：0565—26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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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凤卓 《王小波杂文话语的时代意义》

王小波杂文话语的时代意义

凤卓

（巢湖学院安徽〃巢湖238000）

摘要：王小波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通过话语理论与文化、政治、实践三个角度进行整合性的剖析，对王小波杂文话语的时代意义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对其独具的话语特色进行详尽的解析。

关键词：《沉默的大多数》文化政治实践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in Wang Xiaobo’s Essay Discourse

FENGZhuo

（Chaohu CollegeAnhui·Chaohu238000）

Abstract:Wang Xiaobo's Miscellaneous Works Silent Majority, analyzing of the integrat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discourse and three perspectives such as culture, politics, practice.Tentatively exploring on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in Wang Xiaobo’s essay discourse.Detailed analyzing on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ourse.Key words: Silent Majority;Culture;Politics;Practice

评论界以为，王小波的猝死成就了他的文学，李银河和媒体的炒作也成就了他，笔者却坚信正是90年代社会转型成就了他。王小波是那个时代的不幸，却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事，“王小波热”作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突破点正是在于他的杂文作品引起的巨大反响。今天看来，王小波的杂文话语依然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对于王小波，这么一位“非主流”作家的祭祀始终是热闹非凡的。一周年祭，五周年祭，十周年祭，这些民间有组织的自觉纪念活动，一直备受媒体的青睐。但是，一个作家的历史地位与文学价值，主要还是取决于其作品本身。

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有一个词语越来越受到关注，那就是“话语（discourse）”一词。“话语是由陈述组成的，陈述是话语的单位，是话语的原子，陈述之于话语，就象句子之于本文。话语就是一些陈述群。”[1]147话语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和媒介，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经验和智

[1]33慧的宝库，“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福柯认为其原

因在于：“在任何特定的场域中都有一套特定的话语形成机制，使得该说的东西得到明确的言说，而不该说的东西则严格地受到排斥。结果导致一种话语的产生，必然以牺牲和剥夺其他的知识话语的资格为代价。”[2]220一种话语形式一旦形成，它便拥有了一套特定的话语形成机制，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话语场域，从而极力排斥其他话语。简言之，话语即权力，权力即话语。

笔者通过研究王小波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从文化、政治、实践三个角度剖析，试图阐释其杂文话语的时代意义，以期为更全面地认识他杂文的时代意义提供依据。

一、文化上——高举“自由”这面现代性旗帜

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大转型时期，人们的精神空间逐渐走向多元化，在市场、传媒、话语等各种权力的缝隙之间，知识分子个体从各自的社会政治立场、思想学术背景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口号、主张：保守主义、人文精神、民族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与命运。这些喧哗的“主义”“思潮”为争夺话语权，难免不发生或激烈或平和的交锋。

王小波注定是与自由、自由主义紧密相连的，他用短暂的一生给世间留下一笔丰硕的遗产，阐述了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王小波杂文话语里永恒的主题，就是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王小波是“在经历过思想浩劫的国度里硕果仅存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结晶”

[3]1，“人们喜欢王小波，首先是喜

欢他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

[4]。自古而然，中国并没有思想自由、话语自由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知识分子始终是国家权威话语、政治话语的阐述者、附庸者。自康梁变法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胡适这样鼓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真正认识、理解与西方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的，包蕴着科学、理性、智慧、天赋人权、个人本位、个人意志自由与人格独立这样一些内涵的自由主义”，而是刻意地欲借“自由主义”设计出一套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改革方案。

更可悲的是，随着“救亡图存”革命时代的到来，自由主义作为“反动”阵营被逐渐瓦解，以至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在随后的思想改造和“反右”等政治斗争中，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清除了自由信念，接受了革命理想主义信念，直到1989年前后自由主义才又“小心翼翼”地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90年代，在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终于重新拂去历史的尘封，虽然意识形态的紧张氛围有所缓和，但文学创作依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主流的影响。王小波却早以自由灵性的写作姿态，大胆自由的独立创作，勇于做一只摆脱体制束缚的“特立独行的猪”，在杂文里他大胆地提出：“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3]43[5]

王小波不是中国90年代自由主义第一人，他却是有意识地自觉争夺话语主动权“自由派”第一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小波给刘晓阳发的人生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不妨看作是他关于“自由”的最后宣言：“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一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语，无疑表明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灵魂的本真。

在王小波的杂文里，看不到高深晦涩的自由主义学理和系统的思想见解，他通过简洁明了的话语传达着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立场：“他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一个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对文学有益，对从事学术思想者而言，也是一副适时的清凉剂。不能要求人们都向王小波看齐，但是王小波的生存方式至少能提醒人，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内治严密的学理，还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态度。”王小波的杂文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杂文或许“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群体的声音，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在90年代最有力最正确的方向”。[8][7][6]442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

二、政治上——颠覆主流话语秩序，还原历史本身

历史是什么？事实又是如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绝大多数还是他者的叙述，如报纸，书籍，谈话等。了解历史，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借助统治者以最终胜利者的立场选择和编篡的历史材料，如历来的钦定正史。另一种是通过野史传说，民歌民谣，家族谱系，个人回忆录等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因此，历史的话语权历来为官方（主流话语）所把持，任何历史都不是预先存在的，它始终处于权力网里，只有通过权力话语的阐释才得以反映。

王小波是90年代的异端，他的杂文明显区别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王小波始终站在局外，挟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观察着中国的政治历史，在杂文中表现为：对主流话语秩序的颠覆，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所以，“如果可以说王小波成就了某种‘历史’写作，那么它不仅关乎于文革的历史，或中国历史，而且关乎于历史本身”。他把世界划分为“阳”（话语）和“阴”（沉默）两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

光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3]13[3]8[10][9]。他认为，“世界不王小波的杂文，对“阴阳”的界定大体可分为如此两类关键词，“阳界”：愚昧、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强势群体，它是话语权的世界，这里到处都是权力的争夺。“阴界”：自由、理性、有智有性有趣、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参差多态、弱势群体，它是沉默的世界，由被遮蔽的许多个体组成。

王小波以为，从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就一直在疯狂：既鼓吹过亩产30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就是一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

[3] 15在云南当知青，有一天去集市买东西，“我身

上带的钱少了，搁下的钱不怎么够。那位傣族老太太——用当地的话来说，叫做蔑巴——就大呼小叫地追了过来，朝我大喝一声: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在当时，‘思想’这种状态成了‘害臊’．．．．．．．．．的同义语。”[3]165荒谬的权力话语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孔不入地掺入，人们在主流“话语圈”影响下，自觉地对“文革话语”进行模仿。90年代在北方某城市，王小波曾见到一批耍猴人，锣鼓一响，耍猴人便开始训话，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3]76他听后反感至极，可又不能走开，因为走开就意味着“破坏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可见，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权力话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较前已大大削弱，但从美国留学归国的王小波，还是从街头耍猴人一番脱口而出的话看出了些许“文革遗风”。

诚然，“对历史的理解，标志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风尚和意识。过去的历史，不在于它已经过去，而在于怎样理解过去。对人而言，过去不仅过去了，而且现在仍然存在”[11]。笔者认为，王小波正是通过自己亲历的生活及经验，对特定历史时代的思考与反省，打破时代的局限性，深入到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完全不愿作政治话语的“传话筒”，而是独立地观察、思考文革及中国过往历史，将传统意义上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解构为“一切历史都是权力与欲望的历史”，这本身便是对传统历史观和主流价值观的解构与挑战。

三、实践上——自觉的边缘个人化写作

王小波杂文话语之所以“特立独行”，正是以那极具个人魅力的文字实践为载体的。王小波杂文话语的实践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我认为，王小波的杂文创作就是一种自觉的边缘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并非特指纯粹的文学风格特征，而是对作家个性化文学话语的一种解读。个人化写作应该是捍卫个体独立人格的写作，写作主体必须具有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必须承担与生命相始终的责任、苦难和困境”。一位追求科学、理性、智慧的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素质便是坚持独立思考，“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正是以真正的个人的真知灼见，面对时代和历史发言，面对存在领悟存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发表见解，参与社会批判。

中国知识分子有追逐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悠久”传统，最缺乏的就是独立个体意识和思想魅力。“五四”现代思想启蒙并没有改变多少传统思维结构与道德价值理念，如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大同主义等等传统元素，被融合在新意识形态中存续下来。“集体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它真实地记录了建国后“泛政治化”的社会生活，“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话语的掩饰下，个人话语淹没在‘国家、民族、集体’的洪流中，其结果便是政治势力堂堂皇皇流入各人胃部，所有的人必须仰其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的独立存在实际完全消失，沦为统计表上一个无关宏旨的小数点”。“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的再度出现是在90年代，这既是意识形态统一体瓦解的文学自觉时期，也是文学创作争鸣时期。在盛行“市民写作”“意识形态写作”“都市欲望写作”的时代中，王小波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即拒绝说教，捍卫个人独立人格，维护个人价值，以英美经验理性为底线，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思，即“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黄遵宪语）式的个人化自觉写作。作为“五四”时代的遥远回声，从个人话语视角出发，“在世纪末的焦躁情绪和喧哗声中，个人化写作以内心的独白和自我扩张的呐喊建构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机制”。王小波的个人化写作思路，摒弃了一切政治、权力的侵扰，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

王小波坦言：“《独立宣言》里说: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相反的东西。”[3]139-140[16][15][14] [13][12]可以看出，王小波不仅走出了单位“体制”的束缚，更是在精神、思想、话语上全面地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依赖性，独立地思考个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在他心目中，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具有自足的价值，那就是智慧，实际上是指一种从事自由思考并且享受其思考的乐趣的能力，这就

透露了他的理性立场背后蕴涵着的人文关切，他真正捍卫的是个人的精神自由。”[6]365

个人最终从集体中剥离开来，大写的“人”终于在社会实践中确立了话语主体地位，在王小波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正是卸去“集体”，回归“个人”。自觉的边缘个人化写作，如今看来依旧是一条陷阱密布、荆棘丛生的荒途，但它恰恰又是21世纪中国文学最有希望、最有生机的精神生长点。

20世纪90年代，综观王小波的杂文话语，无论是对自由的执着、历史的思索、还是现实的批判，他始终保持清醒独立的启蒙精神和冷静深邃的思考。那跃动在文本中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积极“为人生”的理性，依旧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王小波所引起的许多话题应该被延续下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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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M].上海:三联书店,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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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殷海光.殷海光先生文集(二)[M].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0:763.[15] 丁东,谢泳.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J].东方.2002(3).[16] 刘晓林.论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个人化倾向[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2).基金项目：

巢湖学院2011年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WY—2011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凤卓（1982.11—），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传媒。

通联：238000安徽省巢湖学院凤卓

电话：0565—2600176 , ***

邮箱：fengzhuo2005@163.com

第三篇：浅谈长征精神与当代价值

2013-2014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机电 班级：机电12—4 任课教师：卢诚 姓名：寇恒超 学号：12024410415 成 绩：

浅谈长征精神及当代价值

摘要：红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它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长征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精诚团结、艰苦奋斗，积极进取，永不言败的精神。长征精神在当今社会的价值表现为：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都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次举世无双的军事远征,不仅为挽救党和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更锤炼熔铸出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创造了不朽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未能磨损长征精神的光彩,新的征程更凸现出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价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满怀信心、精神百倍地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次举世无双的军事远征,不仅为挽救党和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更锤炼熔铸出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创造了不朽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未能磨损长征精神的光彩,新的征程更凸现出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价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和共 1 / 12 产主义远大理想,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满怀信心、精神百倍地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 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长征精神？不同的人对长征精神有不同的概括。1996年10月，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讲话中则将长征精神概括升华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分析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这是红军将士最终战胜敌人、克服险阻的原动力，是派生长征精神其他要义的初始源泉，是整个长征精神之源；其次，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将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可能取得长征的胜利，也就没有长征精神；第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第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外部条件和力量基础；第五，实事求是地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只有在这正确路线和战略战术的指导下，上述精神才能结出灿烂之果，引导革命取得胜利。长征精神可以概括以下几点：

(1)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精神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红军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支柱和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不仅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而且面临着严重的给养不足、自然环境极其险恶的生存问题。红军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艰难与险阻,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与牺牲。但是,自然和社会的困难并没有难倒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阻挡红军战士前进和走向成功的步伐“红 2 / 12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何等的英雄气魄,何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这种特有的精神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讲,来自他们所具有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因为他们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2)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红军长征,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自身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并不是只顾自身的安危,而是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高举抗日的神圣旗帜,正确处理长征与抗日、国内阶级斗争与抗日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把红军的战略退却与北上抗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红军的战略转移变成向抗日前沿阵地的胜利进军。在经过国共的十年内战,又经历了长征中“追剿”与反“追剿”的血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再度倡导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3)知难而进的自强不息精神

长征是在革命形势极其险恶、斗争异常艰苦、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进行的。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难,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把红军屡次推入绝境。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无比英勇顽强,表现出了不怕困难和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长征把中华民族知难而进、“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奋进精神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了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红军将士就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知难而进。

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铸造了伟大的人民军队、伟大的红军战士、伟大的人间奇迹。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中,经历了大约120次主要战役、战斗,共歼敌40个团,击溃敌军数百个团,击落敌机四架,缴获长短枪3万多支、轻重机枪330多挺、3 / 12 火炮20多门、骡马约2 000匹。在长征的两年时间里,红军损失了10多万人。漫漫征途洒遍了红军将士的鲜血,万水千山掩埋着中华民族的忠骨。他们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人民所敬仰和缅怀。

(4)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

团结是人与人之间各种积极因素的有机凝结和最佳整合。长征实现了全军的空前团结。长征途中,红军各部队围绕党的作战意图,密切协同,互相配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红

二、红六军团转战湘西,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与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互相呼应,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红军各部队风雨同舟,生死与共,表现了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团队精神。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总是将方便和生存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

长征在全国人民中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使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只有红军的道路, 才是他们争取自身解放的正确道路。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情谊”,使红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兵力支援和精神动力,从而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长征是一首团结协作的凯歌。长征的历史表明,紧密团结、互相合作、顾全大局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党和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钢铁般的团结和统一,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打不破的。

（5）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

长征是红军指战员艰苦朴素的壮丽史诗。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长征途中,红军物质极其匮乏,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红军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发扬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最终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长征途中所经历的斗争之艰苦卓绝,为人类战争史之所罕见;长征途中生活之艰辛,更是常人之所难以想象。长征途中,红军缺少给养和武器弹药,面对敌人的前堵后追和重重险山恶水,边行军,边作战,野菜充饥,篝火御寒。

/ 12 二． 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一、精神导向价值

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追求是长征精神的精神导向的时代价值的灵魂。强大的精神支柱是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讲理想、讲信念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革命精神相结合的胜利，也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蒙哥马利元帅)。著名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也称赞长征“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然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我们后人在缅怀这段历史时常在困惑：是什么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没有飞机和大炮，没有汽车和坦克，没有足够的枪支和弹药，没有现代化的装备，没有援助，温饱不能、缺医少药却前有强敌后有追兵、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翻越了终年积雪、陡峭险峻的高山，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草地，冲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使红军长征成为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什么力量支持着并让红军指战员们那样坚定不移、义无反顾、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地向前冲呢?正是因为在长征精神中所孕育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首位，坚信中国革命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为此他们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红军在长征这个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过程中，正是靠这种崇高的理想支撑着他们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因此，长征的胜利是坚定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胜利，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必定会激发出不懈的追求和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今天，对于新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既面临着复杂的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的考验，又面临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在这种种考验面前，保持党的先进性就需要大力弘扬对革命无限忠诚、对理想信念无比坚定的长征精神。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永葆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我们要自觉做到既有远大理想，又能正视暂时的困难和挫折，自觉地把个人的奋斗目标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 5 / 12 目标之中，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浩然正气、昂扬锐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无一不是理想、信念等长征精神的时代体现和延续。这正是长征精神的精神导向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二、凝聚向心价值

“团结协作”是长征精神所蕴含的凝聚向心时代价值的重要内容，是长征精神在社会凝聚中作用的体现。

长征是一曲团结协作的英雄赞歌，是团结起来的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携手奋进的征程。人常说：“人心齐、泰山移。”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生死与共、风雨同舟，涌现出了许多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感人事迹。其一，表现在红军将士们能在关键时刻团结一心维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政治事件，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_。其二，长征中红军的团结协作还表现为在战斗中各部队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尽管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大都是独立进行的，但在长征这一全局中大家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有些部队不惜牺牲局部利益，为了保证主力部队的安危，无怨无悔地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从革命利益出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真正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就无条件地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其三，红军的团结协作还表现在红军与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的行动上。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为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长征途中，物质极度匮乏，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红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和紧密团结人民群众，这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长征途中，红军每到一地都严守革命纪律，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帮助各族人民群众建立起人民政权。红军将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大力支持。当地群众以主动为红军带路、看护伤病员、给红军献粮草，甚至参军打仗的行动来有力地支援长征。在红军长征中，6 / 12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民族不屈的斗志和崇高的品格，看到了源自中华民族灵魂深处强大的凝聚力。得民心则兴、失民心则亡。长征胜利告诉我们：维护团结，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同样，维护团结，也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弘扬“团结协作”是长征精神在社会凝聚向心中作用的体现。长征精神有助于坚持集体主义的正确价值导向。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激烈的竞争中进行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人们既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实惠，同时也体会到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经济活动的主体意识被一些人异化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公平竞争的经济手段被扭曲成为钱权交易，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损人利己不道德行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但我们应该懂得这种经济关系只是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层面，我们坚持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我们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价值指向的重点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关注个人小利，无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那么整个社会秩序必然失衡，最终也难以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因此，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奔向现代化的新时期，要继续弘扬长征精神“凝聚向心”的时代价值，发扬“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团队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友爱，优势互补，向着共同目标齐心协力地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并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三、感召励志价值

“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是长征精神感召励志时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的感召励志价值是号召、激励、感动人们的意义所在，是红军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一种精神价值。长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恒的丰碑。72年沧桑弹指一挥间，尽管长征的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渐行渐远，但长征为我们播下了坚持“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信念和品质、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斗志。这种精神来源于我们优秀的民族精神，也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元素。毛泽东对长征伟大意义所作的生动描绘直到今天仍然影响重大。“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已经成为激励勇于奋斗的人们的最富鼓动力的座右铭。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人民军队的“勇于 7 / 12

探索、开拓创新”的奋斗史。万里长征，艰苦卓绝。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坚信“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表现出了“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长征胜利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长征精神体现着感召励志的时代价值，是我们党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是全国人民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

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长征路上，我们科学地认识长征精神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不仅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追求理想信念、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长征精神，而且对于我们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使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国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加强“三个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过去、现在都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也必将激励中华民族完成新的崛起和腾飞。

三、如何弘扬长征精神

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和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形成了震古烁今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最近，胡锦涛同志在对红军长征胜利进行回顾和思考时强调指出：要把学习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让长征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代相传，永放光芒。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发扬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终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 8 / 12

必然胜利的精神。

红军长征，是在党和红军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中华民族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其间险象丛生，生死莫测，战士们都不知前面有多少敌兵，今夜在哪里宿营。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定信念，跟党干革命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激励着支撑着他们奋勇前行。邓小平同志曾用“跟着走”三个字来概括自己的长征，这“跟着走”就是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跟着红军队伍走，跟着党走。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历尽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才能有英雄气概，昂扬斗志，乐观情怀，才能用生命奏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战歌，把长征这一悲壮的战略撤退，变成了走向胜利的序幕。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长征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实现武汉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而不懈奋斗。

2、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发扬为了救国救民，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世上所罕见的。长征中的作战，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殊死决斗；长征中的跋涉，要翻越多座空气稀薄、鸟兽绝踪的雪山或穿越沼泽密布的茫茫水草地。但气吞山河、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使这支红色铁流始终所向披靡，一往无前。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长征胜利的丰碑。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敢于迎接各种挑战。面对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困难和压力，我们决不能畏缩不前，知难而退；而应当像当年红军战士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翻越夹金山那样，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齐心协力、迎难而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奋发进取、坚定不移地朝着武汉既定的努力实现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的战略目标开拓前进。

3、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发扬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型范例。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9 / 12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党内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把我党我军从危亡边缘挽救出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客观情况和形势的变化运筹帷幄，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及时修正战略转移方向和目的地，巧妙用兵，出奇制胜，穿插于敌重兵之间，突破层层堵截，保存了革命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挫折走向胜利。

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今武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长征的求实和探索精神，追求思想上不断有新的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尽快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4、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发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凝聚合力的精神。

70年前红军的英雄业绩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创造出来的。长征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战胜了党内分裂的严重危机后，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内部、军民间的大团结而取得全面胜利的。在同优势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较量中，红军各部队胸怀大局，服从指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长征中各路红军先后有八次会师，每一次会师，都是革命力量的会合与团聚。广大红军指战员情同手足，生死与共，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在艰难和危险的时刻，总是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困难和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谱写了义薄云天的动人篇章。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加强团结，维护稳定，形成推进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最近，党中央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一定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强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 10 / 12 紧抓好，努力构建和谐武汉。

5、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发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中部队所到之处，红军指战员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还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分给民众。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为群众排忧解难，使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求解放的人民军队，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无论是红军力量的补充，军需物资的补给，还是救护掩护伤病员，积极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船只、乃至直接为红军驾船渡江渡河，人民群众都对红军给予了多方面强有力的支持。这是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长征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继承革命传统，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指出：“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来领导？”长征的胜利说明了一个真理：农民起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近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就集中地说明了红军长征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稳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骨干队伍。遵义会议后的领导策略，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三者的结合统一。这三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因此，最富有科学创新的精神，开拓进取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典范而成功的坚持与运用。长征精神最为深刻地体现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其要害是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创造着自身，并把自身的创造与自身更新和自身的不断丰富统一起来。研究长征精神，只有深入到长征精 11 / 12 神的内在逻辑结构中，才能发现长征精神的无限生命力，才能发现它无比巨大的时代价值。正是因为长征精神具有富有生命活力的内在逻辑结构，所以它才具有如此丰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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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儒家思想与当代孝道价值

摘要：“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儒家孝道，现代价值

一、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二、儒家“孝”的合理内容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可供借鉴。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弟”，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三 孝道为什么倍受古人重视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心中总是想着父母，时时怕父母担忧或让父母蒙羞，自然一言一行都会谨慎小心。不做那些让父母感到羞耻的事，那才是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

现代孝亲观念衰退的原因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批判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事实上，这些批判大都出自对对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论述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三、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是生生不息的爱心，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

第五篇：当代礼仪与价值取向

 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

今日中国，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敬老崇文蔚然成风。衷心祝愿各位馆老坚持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笔耕不辍、丹青不断，岁增身益健，菊酒对晚霞，妙笔传往事，清韵颂中华。

第五届敬老崇文论坛以“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为题，明示中华礼仪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阐释礼以载德、仪彰文明的渊源真谛。紧扣时代脉搏，意义深远。

总书记在北师大与师生共度教师节时，交谈中，对小学课本删除古诗词“很不赞成”，对“去中国化”感到“很悲哀”。他的直言卓见，彰显了对经典的爱，对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社会热议，群众拥护。对总书记的观点，我非常赞成。

实现中国梦，要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发展，更要扎根铸魂、传承基因。传承中华文明，践行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各位馆员更是义不容辞。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衷心期盼各位馆员，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挥如椽笔，泼五彩墨，吟诗词歌赋，书经典文章，向孩子，向社会，传播中华文化精粹。祝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馆老、各位嘉宾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传统礼仪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燕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自2010年至今，敬老崇文论坛已连续举办了五届。我们本次敬老崇文论坛的主题是“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就是从礼仪文化的角度探索思考，既有理论借鉴，又有实践意义。我在这里谈三点想法：

第一，传统礼仪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民族素以“礼义之邦”自豪，传统礼仪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延续传统礼仪礼节，更要在本质上传承礼法礼数的道德内涵。孔子所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既要博览经典，更要以德育人，以礼化人，使人遵德守礼，和谐相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在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在思潮多元、观念碰撞的今天，我们要挖掘优秀礼仪文化蕴含的思想道德资源，弘扬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处世智慧和道德准则，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第二，传统礼仪文化要回归百姓家庭、融入日常生活。加强传统礼仪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有效载体。今年以来，市文明办围绕培育和弘扬传统礼仪文化，与市妇联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在全市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礼仪大赛和“征集好家训、评议好家风、寻找好家庭”主题宣传等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媒体宣传、网络评议、微信互动、专家访谈、档案展览等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热烈反响。

第三，加强传统礼仪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仁、义、礼、智、信”，是一个以德治为核心的伦理性社会的基本准则。“礼”的内容十分庞杂，既包括国家典章制度，也包括宗教仪式、社会习俗、礼仪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协调人际关系和睦、倡导言谈举止礼貌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影响到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认，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以往礼仪规范中存在着一些繁文缛节和个别不合时宜的内容，需要在顺应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技术革命等新形势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创造富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华礼仪

□郝铁川（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道德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要想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权威性，主要靠四种东西来实现。一靠一个通俗易懂和较高权威的教义读本；二靠政府、制度的支撑；三靠社会化的礼节仪式；四靠一支体现价值观念的人格化示范队伍。今天，我们在去年举办弘扬中华民族尊老传统敬老崇文论坛之后，举办以“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为主题的论坛，目的在于推进一些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的礼节仪式化，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我觉得，推进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的礼节仪式化，需要把握三个问题：

第一，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礼仪传统中的热情、责任、敬老精神。一要注意弘扬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精神，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二要弘扬中华民族社会责任心精神。三要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精神。

第二，注意借鉴现代西方礼节仪式中的科学、平等、人权精神。一要注意弘扬西方礼节仪式中的科学精神。二要注意弘扬西方礼节仪式中的平等精神。三要注意弘扬西方礼节仪式中尊重私权精神。

第三，融通古今中外，推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中华礼仪。一是不要盲目崇拜西方，妄自菲薄。二是要注意兼取中西礼仪之长。

为了在促进中华礼仪民族性、时代性方面做深、做实、做细，上海文史馆成立礼仪研究中心，将对中华传统礼仪逐个研究，借鉴西方，推陈出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建设增砖添瓦。

弘扬孝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

□唐国才（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副理事长）

我们的传统礼仪，本指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种礼仪，同时也逐步成为规范和强化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我国古代推崇的礼治，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升华。礼仪就范围而言，包罗万千，纷繁复杂。从历史实践来看，最为核心的就是推崇“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梁濑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将忠孝原则推行发展到设身处世、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改革开放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经济腾飞的伟大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开启，东西方各种新旧文化观念的碰撞出不仅仅是灿烂的火花，也带给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病源与隐忧，如信仰缺失、拜金主义、物欲横流、贪污腐败等等。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必须寻找振奋本民族的文化基因，牢固形成我们民族特有的信仰体系和精神价值观念，这是民族崛起的关键。

今天，面对全球人口老龄化以及我国特有的日趋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我们应该意识到从传统“孝道”延伸出的“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的敬老养老的道德理念，不仅易入人心，且切实可行。它集中体现了政府有责、社会有责、家庭有责的共识。这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重要理念和保障。

我们上海市老年基金会要进一步动员广大爱心企业和公民，自觉履行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关爱老人，奉献爱心，积极应对我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我们将引导和组织广大公民进一步弘扬和丰富中华民族的“孝文化”，牢固确立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逐步扩大老年基金的规模，并坚持公开透明、从严管理、合理分配、科学使用，更好地发挥“拾遗补缺，雪中送炭”的积极作用。配合政府，团结爱心企业，依靠民众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前提下，推进“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计划，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近年来，我们和电视台合作的《精彩老朋友》栏目，以及“金色广场”、“九九关爱小剧场”、老年人大合唱和旗袍大赛、“心悦夕阳”网络等活动，因切合社会实际和老年人的具体需求，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得到了社会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