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巴金散文对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docx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小说家和散文家。其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更多的影响;其散文创作则主要是受到中国古典散文、现代作家中的鲁迅、朱自清、叶圣陶、夏丐尊等散文的影响,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巴金出版了近40种散文集。这个数量,在现代大作家中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其晚年写作的《随想录》《再思录》,以巨大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是继鲁迅杂文之后,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又一座高峰。文学的民族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学的血脉,是一个生生不息、可以转换的张力结构。研究巴金散文创作与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承传和创新关系,对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和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能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的。
1958年4月,巴金在《谈我的散文》里有这样的自述: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老师(指私塾老师———引者)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象《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能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能慢慢摸到文章的调子。
但是我仍然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我们有很好的“散文”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出现了写新的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丐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
巴金说“外国的散文”,他“读得很少”,对他“不会有多大的影响”。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洗礼,巴金突出强调散文创作要师承和弘扬“春秋笔法”和“鲁迅笔法”。他师承和发扬
“鲁迅精神”和“鲁迅笔法”,这很好理解,无须多说。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与徐开垒谈话》《再思录·怀念二叔》《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一)》里,反复突出强调散文创作应师承和弘扬“春秋笔法”。巴金这样评说他心仪的“春秋笔法”: 我年轻时候就受唠叨,一开头便反来复去讲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理解我的用意。„„我写了几十年,想了几十年,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沉默胜过哀号?我知道力量并不来自言多,文章写得长绝非胜利。我还有一位作文老师,那就是我的二叔,二十年代初期每天晚上我和三哥到他的书斋听他讲解《春秋左传》,他得意地宣传所谓“春秋笔法”,当时我似乎一窍不通,今天我却也懂得只要瞄准箭垛,一字更能诛心,用不着旁敲侧击的吱吱喳喳。„„„„中国人爱说“中国特色”,那么“春秋笔法”也应当是“中国特色”吧。
这里,我们主要从巴金散文创作中的尊情尚理、情理交融;巴金创作的浪漫寓言象征型散文;巴金散文创作中的同类近似意象和意念的自觉反复,以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创作对“春秋笔法”和“鲁迅笔法”的师承发展诸侧面,来考察巴金散文对中国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
尊情尚理,情理交融,是中国古典诗文创作,甚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既强调“为情而造文”,也注重“情理并至”,要求情和理的交融与统一。情理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情和理各有偏重,有尊情说和重理说之别,但更重视的是情理的交融和统一。六朝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情理的交融统一是文章的根本:“夫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熔裁》),诗文创作“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附会》)。清末叶燮在《原诗》里主张诗文创作“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描写“理、事、情”;并且认为作诗“情胜于理”,作文“理胜于情”,同时“情理并至”。刘勰和叶燮的有关论述,都是中国古代诗文创作实践的很好理论总结。巴金视为自己思想和创作的“老师”之一的鲁迅的散文创作的实践和理论,也是尊情尚理、情理交融的。鲁迅多次说他的杂文(自然也包括他的散文)是为了“释愤抒怀”(《华盖集·题记》)的。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散文创作的“释愤抒怀”,总是同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同他的改造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和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从而鲁迅的散文也是尊情尚理、情理交融的,也是中国古典散文的这一优秀传统的新发展。
人们公认巴金有一颗崇高、博大、真诚、热烈的“燃烧的心”。l931年巴金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的故事》,他非常敬佩其中的人民英雄丹柯。“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巴金自己也是这样。他用“把心交给读者”来概括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认识巴金这颗“燃烧的心”,是理解包括散文在内的巴金一切创作的关键。
先哲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这是千古不易的名言。因此,巴金那颗“燃烧的心”,不仅像“雪下的火山”那样,沸腾着激情的岩浆,也迸射着他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文学创作,以
及生命价值的探索的“哲学思考”①火花。1940年巴金在为他所译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而写的《前记》里指出,克氏该书“的确是一本热情的书。但是单用`热情'的这个形容词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这是一本理性的书。”因此,他称《面包与自由》是一首“真理的诗”。我们并不认为巴金散文就是“真理的诗”,但是说巴金的散文包含着“热情”和“理性”这既矛盾又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那是符合作家创作本体的。
1934年元旦,巴金在《新年试笔》里反复谈到他的探索:“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无终结的。”“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忠实地生活在这黑暗混乱的时代里。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由于这种种探索,巴金的心灵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种种矛盾和冲突像网一样把巴金罩住了。巴金把他这种由于探索而陷入矛盾和痛苦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命运称之为“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
巴金从未掩饰过他信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卢梭、马拉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他以它们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南。它们给了巴金同这些封建旧势力,以及与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新军阀进行斗争的信念、力量和勇气。关于巴金同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人们谈论的够多了,至于巴金散文创作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卢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等人们的关系则相对注意不够。巴金在1926年编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1934年写过历史小说《马拉的最后》《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l939年创作了散文《卢骚与罗伯斯庇尔》《马拉、歌德与亚当·鲁克斯》,1947年写了《静夜的悲剧》的散文。足见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素材和“历史的教训”一直牵动巴金的心。巴金的这些创作显然同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关。无须多说,巴金的这种探索,既洋溢着激情,又有着深刻的理性,表现为两者的辩证统一。巴金在散文里以充满激情的笔调来写法国大革命前后几个代表人物的悲剧命运,其中凝聚着他对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历史的教训”的总结。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巴金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安那其主义注重实际行动,轻视文学创作。这种偏见对巴金有深刻的影响。巴金原来想步克鲁泡特金的后尘,成为一个改造中国的改革家,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越是这样,巴金就越是陷入他想从事社会改革运动的初衷,和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之间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刻矛盾。在
文学创作中,巴金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巴金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战斗,他的创作在广大青年之中引起巨大反响,但有时也遭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严令查禁,遭到他的朋友和某些左翼文艺批评家的误解和批评,有时甚而陷入某种不怀好意的“围攻”;在文学创作中,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他对光明未来的呼唤,他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同当时的黑暗现实构成尖锐的矛盾,这就是巴金自己常常诉说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爱和憎的矛盾”,光明和黑暗的矛盾。巴金的散文就是对这一系列多重复合的复杂矛盾的情理兼容的倾吐、探索和解剖。
清醒意识到自己心灵深处存在的种种矛盾,并对之作无情的解剖和坚定的探索,在这点上巴金近似于鲁迅。正因为巴金在许多散文中对心灵深处的众多矛盾作大密度的解剖和探索,这就保证了他散文的感情和思想有一定的深度,借用周作人在《(杂拌儿之二)序》里评价俞平伯的散文《中年》的话来说,巴金的散文里边也“兼有思想之美”。与此同时,由于巴金如此坦诚地毫无保留地展示他心灵深处的众多矛盾,他把读者视为最可信赖的朋友,把自己的心整个儿地交给读者,也由于巴金探索思考的出发点是让他的生命如何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发挥更大的价值,完全出于一片赤诚,巴金的这类散文也就有着一种至真至诚的感情力量和人格力量,有其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二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庄子散文,屈原的《卜居》、宋玉的《对楚王问》、陶潜的《桃花源记》、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鲁迅的《野草》,都是浪漫寓言象征型的散文。这其中,庄子在《齐物论》里关于长梧子“梦中梦”和庄生梦蝶的描写,以及关于“景”(影子)与“罔两”(影子的影子)的对话,《至乐》里关于庄子在梦中和骷髅对话的寓言,苏轼《后赤壁赋》里,关于苏子畅游赤壁时道士化鹤“横江东来”,以及他在梦中同道士的对话,鲁迅《野草》中《影的告别》和7篇抒写梦境和梦思的散文诗,均属于非写实的浪漫寓言象征型的散文和散文诗,对巴金同类散文和散文诗的创作有深刻影响。此外,如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元明戏曲、《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小说戏曲,也有大量的神奇瑰丽的梦境和梦思描写,也对巴金同类的散文和散文诗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发。
一般说巴金建国前的散文,都有质朴、清新、流畅、抒情的特点。在巴金散文中,除了自然本色、质朴清新、直抒胸臆的散文外,还有一批专写梦景、梦思、变形幻觉的带着鲜明的
浪漫寓言象征色彩的散文。这类散文不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如实再现,而主要是作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也不是作家思想感情的直接宣泄和倾吐,而是其巧妙的升华和象征。巴金的这类散文精品常为一般人所忽视,然而它们却有着神奇、玄妙、幽深的特点,有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这可以说是我国散文中自庄周的《庄子》到鲁迅的《野草》的一个重要传统。
同庄子、鲁迅一样,巴金爱做梦,爱说梦,爱写梦。在《龙·虎·狗》集的《梦》中,巴金说:“据说至人无梦。幸而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有我的梦中世界”。在巴金散文中确有只属于他的“梦中世界”的。
巴金在散文《忆》中说:他不可能像俄国的革命党人妃格念尔那样,能够有“无梦的睡眠”,他“每夜都做梦”。敏感多思的巴金从小就爱做梦,他的梦有“好梦”“噩梦”和“怪梦”,他对梦有特别丰富的体验,他爱写梦是很自然的。
巴金所说的“好梦”,实际上是指人们美好记忆的重现,美好愿望的满足,美好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的寄托和象征。他赞扬和肯定这样的好梦,以及写这种梦。在《(长生塔)序》里,巴金说明他爱写“美丽”的“梦景”、“梦话”、“童话”的缘由: 现实的生活常常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手上、脚上都戴着无形的镣铐。然而在梦里我却有充分的自由。
巴金的散文中有不少是写荒唐的“怪梦”,写可怕的“噩梦”(“恶梦”),写给作家心灵带来“苦刑”般的“痛苦”的“梦”的。在这些梦化和诗化的散文里,散文家灼热深刻的思想感情由于升华象征而形成了给人耳目一新、曲折深至的思想艺术境界。
巴金写“怪梦”“噩梦”和“痛苦”的“梦”的散文,不少与他内心矛盾的“激斗”和探索有关。如上所述,巴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从事社会改造的实际活动,还是从事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中徘徊、探索。从巴金的信仰来说,他应该放弃创作,像他的那些安那其主义朋友那样,从事社会改造的实际活动,他应该成为一名社会改革家,然而过去的痛苦回忆和现实中国家、民族、人民的苦难却像鞭子在抽打他,他不得不回到写作上来,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上,这样巴金就陷入了“内心的激斗”,这种激斗又是“长久的”“痛苦的”,常常出现在他的梦景之中。巴金不少写梦和写幻觉的散文篇章,都是对上述潜藏在深层心理的自我矛盾的自觉而严峻的深刻解剖,表现了作者的无比真诚和道德上的纯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小说集〉(书评)》里评论托尔斯泰早年小说创作特点时这样说: 心理生活隐秘变化的深刻知识和天真未凿的道德感情的纯洁性———这是现在赋予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以特殊面貌的两个特点。
巴金自然不是托尔斯泰,但在巴金散文中,确也有着深刻的自我深层心理解剖和道德感情的纯洁性这两个特点,尤其在晚年的《随想录》里,这两大特点就显示得更加突出,更引人注目了。
三
注重意象的创造,是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和传统美学的鲜明的民族特色。早在先秦,我们祖先就深谙以象表德、象中寄意的艺术奥秘。《周易》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老子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左传》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民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在艺术创造中,意念和意象是神形兼备,共冶一炉,同步进行,相得益彰的。有真理性意念的发现,赋以标新立异的诗意形象的创造,这就是意象创造的艺术奥秘。因而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诠释说:“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观物取象”,创造有丰富意蕴的模糊性和多义性的象征寓意的意象,历来是衡量艺术家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的一个重要标志。古代文论家把意象创造推广到艺术的创作、批评和鉴赏诸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胡应麟在《诗薮》里也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我国先秦诸子散文,唐宋八大家散文,鲁迅散文,都有意蕴丰富、奇妙隽永的诗性意象创造,这对巴金散文创作也有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巴金散文中同类近似反复的意象有四个系列。其中第一组是那些散发着光和热,能给人们温暖和光明的意象,例如“日”“月”“星”“灯”。第二组同类近似反复的意象是那些有着充沛生命力的春天、大榕树、激流、现代都市里的桥梁和机器。第三组同类近似反复的意象是探索者的形象。第四组同类似反复的意象是巴金憎恶痛恨的黑暗长夜和严冷寒夜。
对光和热的赞美,对生命力的赞美,对探索者和殉道者的赞美,对漫漫长夜和严冷寒夜的憎恶,这就是巴金散文中反复出现的四组意象系列,这构成巴金散文忧郁而热情的青春气息,这也是巴金小说和散文特别受青年人欢迎的奥妙所在。
巴金散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其核心和灵魂是时刻激动着作家的坚定执着的意念。不过在作家的散文创作中,意象融逻辑判断于审美判断之中,以某种形象的片断形式出现;而意念则融审美判断于逻辑判断之中,以某种带审美性的论理系统或论理片断存在。不论是意象或意念都植根于作家的人格思想力量。
巴金散文中反复出现的意念有:关于“友情”的意念,《旅途随笔》集里的《朋友》、散文集《忆》里的《我离开了北平》,《点滴》集里的《生命》、《旅途通讯·序》、《旅途杂记·序》、《怀念·序》等等都涉及到“友情”这个意念,在这些散文里,巴金一再感谢朋友们对他的珍贵友情,说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生活中的“一盏指路明灯”;关于正视矛盾、解剖矛盾、在探索中克服消解矛盾的意念,这些在巴金众多的自白、自剖,以及自我回忆的散文之中;关于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文艺家”,以及文学创作应注重思想深刻、感情真诚和不太注重文学的“形式”和“技巧”的文学观念的反复强调;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是巴金建国前散文中一再反复出现的最重要意念。关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是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经常重复的带有永恒普遍意义的亘古常新的思想母题。巴金对这一母题的重视和开掘,反映了他道德感情的纯洁性和他对人格自我完善的执着追求。
巴金是一位知识渊博、热情多思、想象丰富的散文大家,他的这种智慧结构在议论随笔《生》里有突出表现。巴金为了阐扬他的生命哲学,“观古今于须臾,挫万物于笔端”,调动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和科学知识,他“为情而造文”,在散文中灌注了他鲜明的爱憎和褒贬,“神与物游”,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论理情感化和具象化,获得诗情的生命和形象的血肉,所以议论随笔《生》,也可以说是一首“真理的诗”。
四
巴金晚年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是同他经受十年浩劫“炼狱”的残酷洗礼、是同他艰难的思想探索、也是同他在散文创作上向“春秋笔法”和“鲁迅笔法”的回归相联结的。这位饱经历史沧桑的文坛巨匠,这时有着自觉的历史意识、高扬的理性批判精神和不可抑止的探求真理的炽热激情。他获得“第二次解放”之后,就立下宏愿,他要为十年浩劫的历史做“总结”,他要为自己漫长曲折的一生做“总结”,他要彻底否定和批判封建法西斯思想和极“左”思潮,他要无情解剖自己,净化自己的灵魂。在散文创作上,他抛弃了此前17年中那种“随大流”“大而空”的豪言壮语式的言说方式了。他赞赏大胆无畏的历史“实录”精神,他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索中追求真理,他赞尝简隽犀利的有穿透力的文字风格。这样,他推崇“春秋笔法”和“鲁迅笔法”就毫不足怪了。这里,我们着重考察巴金晚年散文同“春秋笔法”的关系。
巴金所心仪的“春秋笔法”,研究者认为有三大特点:一是大胆无畏的“实录”原则;二是一字褒贬、劝善惩恶的“诛心之论”;三是隐微曲折语言中所包含的讽谕深远的“微言大义”。钱钟书在《管锥篇》里指出杜预、左丘明等所谓的“春秋笔法”,“乃古人作史时心向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这三个方面巴金均有论述,并且也深刻影响到巴金《随想录》和《再思录》的言说风格。巴金在写作《随想录》中,坚决主张作家要讲真话、写真话、抒真情,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和极左思潮,为的是不让“文革”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为此他遭受了某些奉行极左思潮的人的种种压力,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几位无知的大学生的围攻,但都丝毫未曾退让。
巴金晚年散文创作再不发那种浮夸性质的“豪言壮语”了,再不“拖沓,罗嗦”了,他把《随想录》的写作看成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是“给自己铸造武器”,既是斗争,他也“得讲点斗争艺术”④。他从“春秋笔法”“懂得只要瞄准箭垛,一个字更能诛心,用不着那些旁敲侧击的吱吱喳喳。”他追求近似于鲁迅杂文的那种简隽、犀利、深刻的有穿透力的文风。《随想录》里的《思路》、《十年一梦》、《紧箍咒》和《再思录》里的《没有神》等就是这类“只要瞄准箭垛,一字更能诛心”的发“诛心之论”的代表作。
再其次是隐微曲折言中所包含的意义深远的“微言大义”。较典型的是《人道主义》和《建立“文革”博物馆》。
《人道主义》一文写于1984年12月12日。巴金主张人道主义,反对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说“文革”中什么都要同资产阶级“对着干”,他反问道难道因为资产阶级鼓吹人道主义,“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兽道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呢?”巴金也谈到了“文革”中人的异化问题。他指出当时一声令下,许多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由人变为“牛鬼”,“革命左派”也变成满街走的“虎狼”。这些话从表面看都很平常,但是如果同当时中国理论界的思想斗争联系起来看,其中就大有“微言大义”了。
文学的民族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血脉,是一个生生不息、可以转化的张力结构。巴金的散文是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散文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他晚年那标举着继承和发展“春秋笔法”和“鲁迅笔法”的“随想录”和与“再思录”,是我国世纪之交一位杰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独特言说,是我国世纪之交一座无可争议的文学丰碑,也成了人们应该继承和发展的我国散文新的优秀传统了。
第二篇: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红楼梦》被改编得体无完肤,人物的形象变成了“哈韩”一族,黛玉红发飘飘,宝钗一头“短碎”,充斥着一股恶俗的味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所谓的流行文化的侵袭,所表现出的无奈与难堪。
当本民族的艺术精品被外来的一些文化泡沫淹没时,人们想到了什么?时至今日,亲情的淡漠、人情的冷漠、对生命的无视、对弱小的蔑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整体来看这是一个人情稀缺而不是人情过度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历来有着急公好义、除暴安良、舍身取义、古道热肠、杀身成仁的传统,不是一直有着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向往亲情的传统吗?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只有批判而没有发掘,只有抛弃而没有肯定;二是认为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束之高阁,建几个文化馆,录几盘录像带就可以。思想界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是犀利的,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则是软弱的。总是视传统文化为包袱,为阻力,却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对中国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死,中国只能被称为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诚信危机。再比如“孝”,现在尽管人们已经较之过去有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来孝敬老人,但很多人孝心已经没有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有力无心。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日益老龄化,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孝”文化的式微也将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族血脉之所以绵延至今从未间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承续传载功不可没。如果我们丢掉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是合格的炎黄子孙了。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能仅仅做一个博物馆或者只是把传统文化用声音和影像保存起来。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让其凝固而无法变迁,这样做的后果事实上是让传统文化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同时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不是对其进行隔离,跨文化的接触和族际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文化自身发展的必须。因此那种认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将其一切传统都原封不动的保留,甚而采用与外界隔绝的方式,人为地阻绝其文化的变迁的思想是不妥当的。当前,在举办弘扬某类传统文化的活动时以发扬“传统”为名刻意“仿古”的现象,在中国各地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刻意模仿古代的某些形式,却忽视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和交融,其效果往往有限,甚至流于“形象工程”亦或市场逐利之嫌的作为,传统文化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它并不缺乏载体。可以说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都可以做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流于形式或刻板的“仿古”现象,还是仅仅加以保存和记录,都不是真正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文化资源、人
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传承论文提要: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
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纷繁复杂,没有中国文化产业的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走得长远。所以,中国文化产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中华民族都十分重要。因此,需要下大力气去发展中华文化产业。首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文化属社会意识,是上层建筑范畴的概念。因此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文化产业,所以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有个良好的经济基础。文化产业是文化需要的衍生产品。要走一条良性的文化产业路子,必须要有对良好社会文化的巨大需求。因此必须引导文化消费。进行适量正当的文化消费。其次,中国文化产业有多种衍生,需要进行选择。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就需要立足中国,稳稳地实践,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照搬照抄他国文化经济模式。这样,很容易掩盖住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独特特点,而简单复制了垃圾文化。文化是一种精神需要。文化产业的发展折射出经济发展的背景。文化产业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特点。这样的文化才是中国特有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文化。当然,文化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外来的先进文化产生融合。中国文化产业的多样性,由此而产生了源于本土的文化与输入性的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以后产生的新的中国文化产业之间,有了对立。这就需要进行甄别。不能一概而论,社会主义的苗好,资本主义的草不好。关键是文化的发展能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有益的。再次,凡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最初,必须进行规范文化产业。建立良好的文化市场经济秩序。使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文化产业发展
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与人的结合。有文化的人,就具有比缺少文化素养的人有价值。这个提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个真命题。有文化素养的人能更好地贯彻领导交办的工作,处理的事务更贴近人性。因此,能更获得市场的青睐。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人和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无论正常人、残疾人,有文化还是没文化,都是平等的。这是宪法的原则。那么,如何,体现有文化素养的人与没文化素养的人的差别呢?不能简单化处理。这就需要建立文化市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经济。以使有文化素养的人能够发挥一己之长,为更多的人民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同。发展中国文化产业,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很低。因此,需要实事求是的从自身需要出发走节约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发扬。
第三篇: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红楼梦》被改编得体无完肤,人物的形象变成了“哈韩”一族,黛玉红发飘飘,宝钗一头“短碎”,充斥着一股恶俗的味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所谓的流行文化的侵袭,所表现出的无奈与难堪。
当本民族的艺术精品被外来的一些文化泡沫淹没时,人们想到了什么?时至今日,亲情的淡漠、人情的冷漠、对生命的无视、对弱小的蔑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整体来看这是一个人情稀缺而不是人情过度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历来有着急公好义、除暴安良、舍身取义、古道热肠、杀身成仁的传统,不是一直有着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向往亲情的传统吗?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只有批判而没有发掘,只有抛弃而没有肯定;二是认为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束之高阁,建几个文化馆,录几盘录像带就可以。思想界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是犀利的,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则是软弱的。总是视传统文化为包袱,为阻力,却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对中国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死,中国只能被称为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诚信危机。再比如“孝”,现在尽管人们已经较之过去有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来孝敬老人,但很多人孝心已经没有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有力无心。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日益老龄化,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孝”文化的式微也将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族血脉之所以绵延至今从未间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承续传载功不可没。如果我们丢掉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是合格的炎黄子孙了。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能仅仅做一个博物馆或者只是把传统文化用声音和影像保存起来。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让其凝固而无法变迁,这样做的后果事实上是让传统文化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同时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不是对其进行隔离,跨文化的接触和族际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文化自身发展的必须。因此那种认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将其一切传统都原封不动的保留,甚而采用与外界隔绝的方式,人为地阻绝其文化的变迁的思想是不妥当的。当前,在举办弘扬某类传统文化的活动时以发扬“传统”为名刻意“仿古”的现象,在中国各地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刻意模仿古代的某些形式,却忽视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和交融,其效果往往有限,甚至流于“形象工程”亦或市场逐利之嫌的作为,传统文化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它并不缺乏载体。可以说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都可以做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流于形式或刻板的“仿古”现象,还是仅仅加以保存和记录,都不是真正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文化资源、人
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采取哪些措施? 1~国家角度:加强文化教育 强化文化氛围熏陶!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力 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文化与经济相交融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从而保护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申请文化遗产保护 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关注
2~政府角度:积极履行好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职能!积极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3~作为中华优秀子孙 我们更要担任起振兴中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的重任 不断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注入时代精神与气息 使其更符合文化发展方向 将传统文化发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使其永葆活力!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
传统文化的缺失
忠孝仁义信礼智勇
何为忠孝仁义?何为信礼智勇?现在只有在台北的大街看路牌才能见到它们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要维护的那个轶序不再回来,也切断了我们与“忠孝仁义”的关联。“信礼智勇”好歹还是一个各社会通用的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但我们嫁接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在儒家的词语外壳下,内涵不再。
古人曾把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奋斗、快乐、自由通通比道德来得重要;现在的孩子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忙。
【四书五经】
从前,作为书生15岁之前便要把四书五经烂熟于心,几乎都是群“拜经教”,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以让今天的古代文学博士生绝望。1912年1月19日,当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时候,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壮举;作为后果,近一个世纪
后,已经没有多少人回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了。孩子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现在,舒乙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现代私塾馆,专门教授四书五经。
关于传统文化的缺失
造成今日之中国国民素质不高或者传统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我想应该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许就是大多数人都要提到的中国的经济条件滞后,泱泱大国,在国民教育上的投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中国国民与 其他文明国家公民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倒不是先天就决定了的,只不过我们效法的是西方的文明,我们在许多方面追赶他们,要适应他们的文明规则,这自然就显出 了差距,也必然有个适应的过程。
第二个,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毫无疑问,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给后代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财富,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文明的精髓,但是为什么在现代 中国人的身上随着一代一代更替,这种传统精神的影子越来越模糊了呢?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国度,这一点在唐宋之前尤为明显。真正的固步自 封、冥顽不化只是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疯狂推广、驯化民众之后才开始。整个国家对世界的不了解,自然就跟不上文明的步伐。此后,在上个世纪之初轰轰烈烈开展 地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封建的、愚昧的理学和落后的礼教发起进攻是正确的,但是此过程中对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摒弃却是不够明智的。此后,直到现 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才发现儒家思想、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没有了深厚 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变得野蛮、愚昧,缺少了对传统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将变得浅薄、无知。而此时的我们,的确已经快把老祖宗的好东西败光散尽了,危险啊!
第三个,民族缺乏信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由第二点引发的。中国在唐宋以前是个对各种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国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演 变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自己的宗教:道教。不论哪个宗教,其实不可避免地要被政权所利用,撇开这一点不谈,无一例外,这些宗教在信徒的教 化上都是要求向善的。但是随着明清以来时局的动荡更替,宗教在中国政权中心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几百年来以来的中国统治者和领导人都没有过多强调宗 教的作用,应该说,对宗教,始终还是保持着相对的谨慎。时至今日,中华民族缺少了一种类似于西方基督教一样的共同的民族信仰,而关系到国民的思想道德、精 神文明的培养重任,又落到了本已负重累累的政府肩上,无形中给了政权巨大的压力。宗教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洗礼,宗教从来都是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或为政权所用,或者本身就是政权的一部分,其实这本无可厚非,缺少了宗教来教化民众,国家政权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改良社会、倡导新风尚,而这个任务,却是十分的艰巨。
第四篇:论朱自清散文的古典文学传统
论朱自清散文的古典文学传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朱自清散文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他的写景散文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善于化用古典诗词营造意境,抒发真情实感,对古代散文的常用手法运用自如,语言注重炼词炼句,也讲究创新,运用新鲜的口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朱自清 散文 古典文学 传统
朱自清是五四以来我国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风格平易自然,既不晦涩,也没有华丽的铺排与藻饰,在朴素自然的风格中又不乏神奇清新之处,朱自清散文艺术风格的形成,纵然许多地方是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的,但朱自清从小接受传统的文化教育,以后又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因此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是形成他的散文风格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他说:“柳子厚的山水诸记,也常常引我入胜”,郦道元《水经注》所记奇山异水,“或令我惊心动魄,或让我游目骋怀”(《山野掇拾》)。朱自清还很赞赏韩愈杂说的“理趣”。在“五四”以来的散文作家中,朱自清所受的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正如李广田所说:“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陈营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 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①仔细品味朱氏散文中的古典文学传统,对认识其散文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无裨益。
我国古典文学传统博大精深,朱自清对古典文学有很深入的研究,古典文学的精髓在他的许多篇章里熠熠生辉,这里不可能全面论述,笔者试图结合其散文名篇,就其散文的意境,抒写主观情感的特点,对传统艺术手法的借鉴等三个方面粗略地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极力追求写景文的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营造散文的意境美,是朱自清散文继承古典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 ②这几句话凝聚了中国绘画的整个精粹,文学家也用文字“在笔墨有无间”“因心造境”,形成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朱自清曾说:“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山野掇拾》)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要求景物描绘做到形似和神似。形似是基础,神似是形似的升华;形神兼备,乃是文艺描写的最高境界,《荷塘月色》就是一幅国画写真。但他的画,不用大笔重彩,而是工细白描,追求形似,他认为:“不追求‘形似’,当然就无所谓‘逼真’”。他笔下的景物,常由形似而升发为神似,加上作者对景物的体贴、想象,而具有生动的气韵。在他的另一名篇《 白水祭 》里,他是这样描写瀑布“白水祭”的: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须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縠”,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帖帖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
“太薄”、“太细”,是“白水祭”瀑布的特征。“白光”、“飞烟”、“影子”、“软弧”、“幻网”,是对“薄”、“细”的具体描绘,既状形又传神,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作者想象的巧手争夺影子,更是情趣盎然,妙不可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可谓神来之笔。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这几句话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情”和“景”、“意”和“境”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相得益彰的。追求诗文的境界,是我国古今文学家的一贯追求,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之所以无限动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作者融情入景即景抒情,那轻纱般掩映下的荷塘景色,反映的恰是作者当时微妙的心思。他要无牵无挂独自受用无边荷香月色,就是要摆脱“心里颇不宁静”,而追求刹那间安宁的心境的反映。由这种情绪 所决定,荷塘景色全是一派幽静安宁的景象:花是零星的,香是缕缕的,风是微微的,月是淡淡的从而产生了“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所谓“恰是到了好处”“的意境。追求刹那间安宁,为的是暂时忘却,这里分明也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现实的不满。但作者毕竟不能真正超然,一听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一股愁思猛地袭上心头,不禁发出慨叹,“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宁静的心情复又纷然。接着他又想起采莲的事,但他却又感到“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想起《西洲曲》》,勾起了乡思,作者深切而又微妙地反映了他“乐得暂时忘记”而又不能“忘记”的万分苦恼的心情。作者一路写景也一路抒情,流贯在无边荷香月色里的,正是作者感触甚重的脉脉情思。作者缘情写景,以景衬情,不仅使作品具有绘画美,而且富有情趣美意境美。
朱自清对古典诗词非常熟悉。他写散文时能信手拈来,使诗词的意境与散文的意境融为一体,增强散文的古典美,他在《松堂游记》里,描写自己与友人“晚饭后在廊下暗里等月亮”,“好了,月亮上来了,却又让云遮去了一半,老远的躲在树缝里,象个乡下姑娘,羞答答的”,从前人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真有点儿!”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姗姗来迟而又被云半遮的月亮,喻为害羞的“乡下姑娘”;但他感到意犹未尽,顺笔嵌入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不仅使害羞的“乡下姑娘”具象化,而且让人感觉情趣无穷。《荷塘月色》里作者描写过月光下的荷塘,荷塘上的月光后,“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于是顺手引用了梁无帝《采莲赋》: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让人情不自禁想起江南采莲的热闹场景,相比之下,作者独立徜徉在塘边小路,难怪他说“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让读者对《荷塘月色》“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哀愁”的抒情风格又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味。
二、以“抒写自我”为核心,朱自清散文对古代散文中的抒情风格、抒情方法多有继承。
明清时代,唐宋“古文”被推崇为文章的正统。重“道”轻“文”的倾向十分突出,而偏离这一正统的,则以晚明所谓“小品文”为代表。它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标榜,其风格亦以轻灵活泼、自由抒发为主要特点,它不仅在清代保持着一定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散文的创作,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④对此,叶圣陶也曾提出“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人的。”⑤这种以“我”为主的特点既可以看作是我国新文学与世界现代文学在精神上的呼应,也可看作是晚明以来的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朱自清的许多散文名篇,都是以“我”为主的散文名篇,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真实的“自我”个性,特别是其思想感情、内心波动,情绪变化,心理体验等,都被表现得具象而生动。使“我”成为全文表现的主角。在他的多部名篇中,如《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无不闪动着“我”的影子。
在朱自清的全部散文中,最为光辉绚丽的篇章,应属他的抒情小品,提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给亡妇》等,人们会立刻联想起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全部浸入其中的作者,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⑥朱自清的抒情散文,是用真情实感谱写的至美之音,其特点是,情真意切,出自肺腑;委婉细腻、微微沁出;浓淡相宜,浓而不烈,清而不淡。这样一种抒情方式,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这种抒情风格的形成,是“自我”的体现,同时也与朱自清对古代散文的抒情传统的继承是分不开的,从《孟子》《庄子》到《史记》《左传》到唐宋八大家,许多传之后世的篇章无不跳动着作者真挚热烈的心情,尤其是提倡“独抒性灵”的晚明小品文,更是不乏率情率性之作,朱自清的抒情名篇无论是在抒情的风格上,还是在具体的抒情方法上都可以析见古代散文的影子,下面就明代唐宋派代表人物归有光的抒情小品《项脊轩志》与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作一粗略比较以求见其端倪。
首先是题材,风格上的的一脉相承,归有光是明代唐宋派古文家,他追求文章的平易浅近,尤其是他的一些杂记文,善于用疏淡的笔墨,记述一些家人、朋友间的生活琐事,如话家常,情趣盎然,亲切有味具有浓烈的抒情味。《项脊轩志》是这类杂记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它历叙项脊轩的环境及其前后的变化;作者亲人生前对自己的关切,以及自己对他们死后的怀念,“项脊轩”是作者青少年时代读书的书斋,很小很普通,但作者却对这间小屋一往情深,专门写一篇文章记述它,原因就是这间小屋牵系着作者的祖母、母亲、亡妻等亲人,是作者时时追怀、不能忘却的。小小的项脊轩是作者家庭变异和身世遭遇的见证,那里记录着他的希望和梦想,也留下了他的喜悦和悲哀。在情感表达上,这篇散文有发展、起伏、流荡,但从总体上是平静、含蓄、深沉的,全篇以叙事为主,穿插写景和议论,写得质朴自然,毫不矫饰,没有惊人之笔,也没有色彩强列的词藻,作者只是平静地不露声色地叙写往事,但字里行间,却处处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如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睹物伤怀,物是人非,没有一个字言及思念,而思念之情却表现得极为诚挚动人。
朱自清的《背影》《 给亡妇》诸篇也是写家庭琐事,以回忆的笔调,写亲人之间的深情,其中《背影》是对父子的一次分别情景的追忆,其最能打动人心的是作者笔下的朴实无华,真切感人的父子之情,父子之情是比较难于表现的,因为父对子的体贴一般比较含蓄,即使身为儿子也常常体会不深。作者写祖母的丧事、父亲的亏空,家庭的惨淡,如同流水一样,平平淡淡铺叙下来,不加任何修饰,但我们却能感受到父亲生活担子的沉重,内心的郁闷。朱自清这篇散文的风格是朴质无华、蕴藉腴厚,没有怪异的词句,甚至很少形容成分,连他最喜爱的叠字也不用了,正是“豪华落尽见真淳。” 同是写家庭琐事,同是写对亲人的深情,明人王锡爵曾评归有光说“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⑦含而不露,以情动人,不去刻意追求强烈的效果,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杨振声评朱自清“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⑧正可以看出二者的一脉相承。
不仅在选材、风格上可见《背影》与《项脊轩志》的传承关系,在具体的抒情手法上,也明显可见前者对后者的借鉴,以“小”见“大”手法的运用,即是一例,季羡林《世界散文精华·序》中,专门谈到用“身边琐事”以小见大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到近现代,最能感动人的散文往往写的都是身边琐事。即以本书而论,入选的中国散文中有《陈情表》、《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别赋》、《三峡》、《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祭十二郎文》、《陋室铭》、《钴坶潭西小丘记》、《醉翁亭记》、《秋声赋》、《前赤壁赋》、《黄州快哉亭记》等等宋以前的散文名篇,哪一篇不是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又哪一篇写的不是身边琐事或个人的一点即兴的感触?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只有真实地写真实的身边琐事,才能真正拨动千千万万平常人的心弦,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 ⑨
季老在这里所说的“身边琐事”或“个人感触”,指的都是取材的“小”;但它和“真挚动人”、“感人肺腑”即作用的“大”,却是内里相通、全然一致的。在季老看来: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作为“散文”写作成功的一条“规律”,它无例外地都是“即小见大”!
《背影》和作《项脊轩志》在抒写思亲之情的时候,都善于选取富于特征意义 的细节,以多样的表现方法,赋予这些本来极为平常的生活细节以及不平常的意义。如《项》文,仅以一个动作,一句问话,便写出慈母对儿女的关怀、爱抚:“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写先大母也是:“‘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亲切的语气,精细的动作、性格以及对孙辈那种又是责备、又是疼爱、又是喜悦的复杂心理,都栩栩如生的刻画出来了。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平平淡淡两件事,却极生动地表现了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典型细节的运用和人物对话的描写,无一不是收到了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艺术效果。
《背影》一文中,也是在细处下功夫,在小处见真情。买橘子是作品中的一个特写镜头,是全篇中的精彩之笔,儿子已经上了车,送行应该算完结了;但当父亲发现对面站台上有人卖橘子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去买。临走,他对儿子叮嘱再三,宛如保护两三岁的娃娃。当父亲走去时,儿子看到的正是父亲胖胖的背影,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地探下身去 ”,“穿过铁道”,“爬上那边月台”,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作者用白描手法,写了一连串的动作,父亲的背影打动了儿子的心,终于感动的落下泪来。这一段买橘子的描写,把父亲的认真仔细,一腔温情以及儿子的心理变化和盘托出,真称得上是生花妙笔。作者笔下的这些事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它们却是作者感受很深、历久不忘的,又是读者平常熟视,但只有感觉而不怎么认识的,一经作者真切再现,便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所以题材尽管细小,却很能打动人心。“事细而情深”,构成了这两篇散文的共同特色。
另外,《背影》一文在构思上也从《项》文颇多得益,如《背影》篇首即“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开篇点题,留有悬念,发人深思,《项》文在回忆旧事前,亦有一句总起:“然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背影》在写“背影”之前,先荡开笔去,写“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为全文的回忆奠定了凄凉抑郁的调子。《项》文回忆亲人前先写了叔伯父分家,写出了一个大家庭的零落衰败、分崩离析,使全篇笼上了悲凉凄惨的色彩,《背影》抓住“背影”这个人物瞬间的形象加以诗化,《项》文用“项脊轩”贯串前后文,这样,两篇散文浓郁深厚的情感都有了依附的载体,所叙内容虽多,却不庞杂零碎,收到了形散神聚的艺术效果。
三、朱自清多年研究古典文学,在散文创作中,对古典文学中常用的艺术技巧也有很多借鉴的地方。
古典文学的艺术技巧涉及许多方面,本文拟择其一二,作简要分析,以求窥其一斑。巧妙地运用艺术的辩证法,通过铺垫、衬托、烘托等传统笔法,使散文的意境动静结合,虚实相生。
映衬属间接描写。运用映衬是通过对陪衬物的描绘来为相近,相对或相反的主体铺垫、烘托、渲染,使主体的特征更鲜明、突出。在散文中,映衬常用来描写景物,营造氛围,烘托心境。如《荷塘月色》中的正衬例:“月光如流水一般„„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先通过具体描绘渲染环境,再用“小睡也别有风味”点出心境;“淡淡的月色”衬托“淡淡的喜悦”,真是恰倒好处;“静静、薄薄、淡淡”等词营造了梦一般的艺术氛围,和作者“淡淡的喜悦”融合成柔美的诗和意境。反衬的例如发“没精打彩”的灯光映衬明亮柔美的月色,用蝉声蛙鼓烘托四周的寂静,用“热闹”反衬寂寞。在状写难写之景的时候,映衬作为一支奇兵,常常可以化险为夷。月色是难写之景,写得不好容易单调。《荷塘月色》综合运用正写和侧写多种手段进行多角度的描写,就把月色写得灵动、丰满。最重要的映衬是着力摹写月光的投影,有灌木参差斑驳的黑影,有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有影才衬托出光的皎洁,光影交错才谱成和谐的旋律。而有光有影,有实有虚,才把岸边树、塘中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繁杂而美丽的动感图画,充分表现了月下荷塘和塘上月光动人的风情。
又如,朱自清在《松堂游记》的篇末写道:“临睡时,我们在堂中点上了两三支洋蜡。怯怯的焰子让大屋顶压着,喘不出气来。我们隔着烛光彼此相看,也象蒙着一层烟雾。外面是连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只有远近几声犬吠,教我们知道还在人间世里。”用被大屋顶压得“喘不过气”的蜡烛光焰,衬托松堂的高大宽敞;以“远近几声犬吠”,烘渲周围环境的寂静。用笔不多,却描绘出深邃的意境,真可谡艺术上的“以一当十”。朱自清的散文是很讲究语言的,其语言风格上也可看出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韩愈倡导古文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也就是说,首先要求准确掌握词汇意义,正确运用语法规律,恰当利用修辞技巧,朱自清散文非常讲究词语的选择,务求最佳效果。
如《荷塘月色》中,“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为什么雾是青色而不是白色的?为什么是浮起而不是升起或飘起?用“青”字是因为雾很薄,透过雾气可看到田田的荷叶,由于荷叶的光华,似乎雾都染成青色了。这是错觉,但又准确地传达了作者当时的感受。如果是四处弥漫的大雾,当然就是白雾了。用“浮”字,是因为当时只有“微风”,所以不会升空而去,也不会飘来飘去,它只是浮在荷塘上面不远处,薄薄的,柔柔的,使叶子和花“像笼着轻纱的雾”。“轻纱”的比喻惟妙惟肖,“笼”字也妙不可言,它表现了雾“薄、透、轻”的质感,如果换成“盖”“罩”就显得过于密实、厚重了。《荷塘月色》的叠字叠词也值得重视,如“田田”“层层”写荷叶的多、密、重叠相连,曲曲折折写荷塘的轮廓、形态,“淡淡”,“薄薄”写云雾的轻灵、缥缈,“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重重”写荷塘四面树丛的茂密,“蓊蓊郁郁”写树色的浓重,这些叠字叠词不仅增强了物态情貌的形象感,而且构成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韵律,富 于音乐美。文中的一些量词也十分精妙:“一丝的颤动”,“一道凝碧的波痕”,“一带远山”,“一两点路灯光”,其中的量词都有形容词的功效,描写性很强,能够准确入微地刻画物象,增强形象色彩。
朱自清的散文语言除了形象性之外,还隐含着丰富的意义和情味,需要进行深入的揣摩品味。同样在《荷》文中,通过写荷香、荷波,描绘荷塘的动态,“微风过处”是重要条件。为什么“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却能想象出“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这是因为荡漾的水波已由颤动的荷波、凝碧的波良呈现出来。因了水波,荷波才更见“风致”,而荷波的风致多姿,恰恰显出水波的脉脉多情。“脉脉”一语还有更深的意味。结合后面写古代采莲的两段文字,借助“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有趣的事”,“无福消受”等语的提示,才能敏锐地发现“脉脉的流水 ”是拟人,“莲(怜)子清(情)如水”是双关,“水”是“情”的代称,从而品味出“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句话的深刻意味。
古代散文作品语言的另一个优良传统是“唯陈言之务去”,就是要不断从生活中汲取新鲜口语,提炼成为生动的书面语言。《欧游杂记》的序文里说 :
„„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显示景物间的关系,短不了这三样句法;可是老用这一套,谁耐烦!再说这三种句子都显示静态,也够沉闷的。于是想方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例如“楼上正中一间大会议厅”,可以说“楼上正中是——”,“楼上有——”,“——在楼的正中”,但我用第一句,盼望给读者整个的印象,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
他的注重语言的原则似乎只有两条:一是准确,二是自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一点。因为要求自然,他的散文基本上总是用通常说话的口气,用词造句都十分接近口语。有些甚至是在别人文章里很少见到的纯口语。我们在上文所举的一些片段就不乏这样的例子。譬如《威尼斯》一文里说“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松堂游记》里说“要像住宅的院子里,四角上各来上一棵,疏不是?谁爱看,从前人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真有点儿!„„由他罢,懒得去管了”等等。
综上所述,朱自清的散文写景时追求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善于化用古典诗词营造意境,继承晚明小品传统,抒写自我,真切自然地抒发真情实感,对古代散文中常用手法灵活运用,语言注重炼词炼句,也讲究创新,这些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表明朱自清散文“多富有中国味道,表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风格,是不可多得的美文”。⑩
注释
①李广田《朱自清先生的道路》,1948年11月《小说》1卷5期。
②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二页
④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发行公司1935年4月版 ⑤叶圣陶《读者的话》,见《剑鞘》,霜风社1924年版
⑥中华诗词网/理论精粹/诗词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卷七·情采第三十一》
⑦《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上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转引自周先慎《项脊轩志》赏析
⑧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1948年9月《中建》(北平版)1卷4期。⑨冯至主编《世界散文精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 ⑩周锦(台湾)《中国新文学史》1974年版,第299页
参考文献
蔡清富《朱自清散文选集*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刘锡庆《中国现当代散文欣赏》高中语文读本第三册2001年第二版
刘玉凯《诗情画意 优美清新——〈荷塘月色〉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刘玉凯《浑朴纯正 韵味无穷——〈背影〉赏析》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朱德熙《谈朱自清的散文》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2001年第二版 章培恒《中国古代散文》高中语文读本第三册2001年第二版 周先慎《〈项脊轩志〉赏析》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第五篇: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
二十一世纪公认:一个国家民族自身的文化不能崛起,那这个国家民族就绝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个好的文化体系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她的本身都会有着一个良好的自我循环体系,可以自给自足,自行发展。
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信任危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中国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严重地阻碍。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从文化方面入手发展国家软实力,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政府只能无奈地做出大力进行挖掘、保护的那些所谓的文化遗产、文艺遗产的行动。
可现在的中国文化却受困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学习中国文化有什么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不但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反而还要国家来进行扶持,这不就是成为了阻碍国家发展的毒瘤了吗?此事何可长也!
是以,在三五年内,中国文化界不能破解中国文化无用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自行发展的良好体系。中国文化就会让人以为是烂泥扶不上墙,是一种已经落后了的文化。到那时,党和政府也将不得不放弃扶持中国文化的行动!这样一来无疑将会给中国文化造成足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阴符经》所说的害生于恩!是故,中国文化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如国歌所唱的那样!
不能解决中国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中国文化就不能崛起。这就犹如不打地基,就无法盖起高楼大厦一样的简单明了!所以破解中国文化无用论,是中国文化崛起的必备根基,是宏扬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绝对无法避免的问题,而现在更到了迫在眉睫之时。
如果将中国文化比为圣人,这些细枝末节不过是圣人的衣冠文物,从中可以体现一点、却又绝非圣人本身的精神内涵。所以在中国文化无用论盛行于世的今天,这些东西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思想界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是犀利的,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则是软弱的。总是视传统文化为包袱,为阻力,却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对中国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死,中国只能被称为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诚信危机。再比如“孝”,现在尽管人们已经较之过去有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来孝敬老人,但很多人孝心已经没有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有力无心。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日益老龄化,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孝”文化的式微也将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族血脉之所以绵延至今从未间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承续传载功不可没。如果我们丢掉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是合格的炎黄子孙了。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能仅仅做一个博物馆或者只是把传统文化用声音和影像保存起来。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让其凝固而无法变迁,这样做的后果事实上是让传统文化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同时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不是对其进行隔离,跨文化的接触和族际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文化自身发展的必须。因此那种认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将其一切传统都原封不动的保留,甚而采用与外界隔绝的方式,人为地阻绝其文化的变迁的思想是不妥当的。当前,在举办弘扬某类传统文化的活动时以发扬“传统”为名刻意“仿古”的现象,在中国各地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刻意模仿古代的某些形式,却忽视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和交融,其效果往往有限,甚至流于“形象工程”亦或市场逐利之嫌的作为,传统文化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它并不缺乏载体。可以说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都可以做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流于形式或刻板的“仿古”现象,还是仅仅加以保存和记录,都不是真正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