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一篇：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的闲适人生对苏轼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人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闲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关键词：白居易；苏轼；闲适；创作

一、白居易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白居易其人其诗，对宋人影响颇大。两宋文学大厦的奠基仪式是在五代战乱后的废墟上进行的，而深埋在大厦底层的第一本文学经典，无疑是与“白体”诗创作直接有关的《白居易集》。在当时，手不释卷的情形或许并不多见，但《白居易集》在当日的广泛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苏轼即多次自称“颇似乐天”。

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阶层的遭际大都同白居易的命运相似，总是“得意”时少，而失意时多。所以表现其“独善之义”的闲适诗特别容易被理解，被仿效。尤其是北宋文人．受白居易闲适诗的影响更是巨大。

作为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北宋时期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时代的享乐之风提供了前提条件。真宗朝开始明确提倡享乐豪奢的社会风气，享乐之风弥漫朝野。自居易闲适诗中流露出的恬淡安乐旨趣适得其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北宋文人。虽然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杜诗成为文人的新选择。但是白诗并没有被淡忘。

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生活悠闲、俸禄丰厚的文人过着闲适享乐的生活，与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闲适人生颇有相似之处，故而心有戚戚焉。当他们仕途受挫时，又总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白居易，效法白居易闲适的人生态度。对白居易的倾慕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风尚，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最著名的诗人就是苏轼，如南宋罗大经所言：“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1]

二、白居易疏离仕宦对苏轼的影响

白居易安闲、从容的闲适思想对北宋文人影响很大，而苏轼尤甚。苏轼一生中曾多次表达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不仅如此，苏轼还曾拿自己与白居易相比，称自己“微生偶脱**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2]“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3]而也正因如此，从宋代起，就不断有人论及苏轼对白居易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敬慕之情。如宋人周必大言：“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4]罗大经言：“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明人田汝成言：“盖子瞻景慕，惟在乐天，故摹儇之词，比比歌咏。”清人赵翼言苏轼“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5]苏轼认为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白居易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白居易历尽**后依然淡定从容的人生态度又给了苏轼许多人生的启迪和感悟，所以苏轼从自居易的闲适诗中学习并领悟到了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并体现在自己的诗文中，从而使他的诗文亦呈现出别样的闲适意趣。

白居易在谪居或外任岁月中，纵情于山水、诗酒、声色以自愉，他将这种心态和行为称为“狂”。这与孔子所说的“狂者进取”不同，这是疏离仕宦之后的自由放纵。苏轼在谪居或外任时期也像白居易那样自称“狂”，不过他往往多了个“疏”字。疏是一种远离的状态和心态。疏远什么呢？自然是君王、朝野、功名富贵、勾心斗角等仕宦之事。狂就是放纵性情。在疏远了上述一切的前提下，人就有了自由放纵的时空和兴致，就可以比较随心惬意地享受自由。

因此，和白居易晚年因物质生活充裕而更加追逐甚至标榜闲适意趣不同的是，苏轼的闲适一直是在苦难及坎坷基础上的闲适，所以，他诗文中的闲适意趣应该超越了白居易，是他智慧的心灵经过痛苦的省悟，他那宽广的胸怀包容了世间万物而超越诸多烦恼和痛苦后形成的。

三、白居易的生活哲学对苏轼的影响

关于生活哲学，白居易在信奉“知足不辱”的同时，屡屡强调“心安” ：“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6]“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7]当然，他的“心安”，是有前提的，这就是“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筋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序洛诗》）[8]苏轼无疑地接受了这“心安”的理念，所以也常常提及：“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9]不过，苏轼的“心安”的前提却不是一样的。

与东坡同时的黄庭坚便说：“乐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无富贵心。”（《子瞻去岁春夏侍立延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之四）[10]后人分判更为清晰：“乐天怀知足之情，子瞻多干世之意。”（袁中道《白苏斋记》）[11]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苏轼来到杭州这个“山水窟”中后，一边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似乎要玩儿个够，显示出与朝政党争的疏离，一边却又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写了一系列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其次，东坡对“知足”的解释也与乐天相出入。所谓“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醉白堂记》），所谓“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与乐天的物质享受意识，实则大异其趣。尤其是东坡在远窜南荒、飘泊于蜑坞獠洞的困窘日子里，仍然能发现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并醉心其间，高吟“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作此诗示之》）这恐怕是乐天所不能实现并称其为“闲适”的。换言之，真正能作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白居易《种桃杏》)的，还是苏轼。

四、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及改造

自仁宗朝“西昆体”盛行以后，诗坛崇尚渊博典雅，而鄙薄“白体”之浅易平俗已成风气，苏轼的“白俗”之论当与这种风气有关。苏轼虽批评“白俗”，但对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及其诗的赞赏和偏爱远多于批评。

苏轼既对白居易深怀敬慕之情，他思想上的很多特点也承白居易而来，但在后人的眼中，苏轼却又显得比白居易要“清高”、“洒脱”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轼改变了白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涤滤了白诗中的一些世俗甚至庸俗的习气。这在二人那些抒写闲适意趣和迁谪情怀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白、苏都有很多抒写闲适意趣的诗作，不过，虽同是抒写闲适意趣，苏轼却改变了白居易喜欢反复叙写物质上的满足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舒适、平衡，显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面貌。白诗中诸如“幸有禄俸在，而无职役羁。清旦盥漱毕，开轩卷帘帏。家人及鸡犬，随我亦熙熙”(《移家人新宅》)之类的诗句俯拾皆是，难免招致“词沓意尽，调俗气靡”、“词气烦絮”之类的讥评。而苏轼虽也曾希望自己能像自居易那样“享晚节闲适之乐州”，但他不像白居易那样不厌其烦地反复絮叨于此，他的《徐大正闲轩》诗即表现出对“闲轩”主人徐人正自我标榜和刻意追求“闲适”的不满。苏轼诗中的闲适意趣主要是通过对身边事物的静默观察和客观感受自然流露出来的。

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消除了宋初诗人的偏弊，顺应并推动了宋诗的发展趋势。他既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而又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从而使得他的诗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高旷绝俗、清新雅健的面貌。

苏轼对白居易诗的学习和改造对宋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轼之后，宋代很多描写“闲官闲趣”的诗也基本上褪除了白诗浅俗率易、烦絮直白的作风，转而着重通过对身边景物的细致观察显示创作主体心灵的宁静和恬淡。

参考文献：

[1]：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编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本文所引苏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

[3]: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 顾学颉．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文所引白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

[7]:谢桃坊．苏轼诗歌的艺术渊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

第二篇：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心理学理论，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詹姆斯有关意识流的观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等，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集中地表现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1．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

精神分析心理学十分明显地影响了象征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始发于法国画坛的文学流派。1886年让·莫雷阿斯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主张表现自我的忧郁、愁苦和梦幻，抒发对现实丑恶和人性阴暗面的厌恶，强调用象征的方法表现“有对象引起梦幻而产生的形象”。①象征主义文学思想与创作原则，实际上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其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和自由联想的观点，特别是《释梦》的发表更是为象征主义文学提供了一把保护伞。

弗洛伊德学说对象征主义的影响主要有如下两点：首先，弗洛伊德强调：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透过它，人们可以窥到人内心的秘密。现实主义批评家抨击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表现梦幻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再现“现实”才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弗洛伊德有关梦是有意义的分析论断，正从理论上支持了象征主义，使他们充满自信地表现“梦幻”世界。其次，象征主义和“象征”论，虽然发源于象征主义前驱波德莱尔的“对应”论，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创作理论，但是，“象征”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尚未具备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弗洛伊德却通过对梦的研究，第一次对象征做了系统的、周详的探讨，对象征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支持象征派诗人大胆地去写梦。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维尔哈伦、叶赛宁、叶芝和艾略特等等的诗歌创作便是证明。

2．对心理小说的影响

盛行于欧美的心理小说，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心理浪漫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代主义。心理浪漫主义偏重于主观倾诉，小说人物多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其思想发展轨迹。心理现实主义则偏重于客观解析，作者不动声色地对小说人物进行心理描写，心理刻画。以上两类心理小说仍是在传统心理学的影响下，其影响只是局部的仅限于描写手法方面。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出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是以现代心理学为外在动因的。它主要得力于詹姆斯的“意识流”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现代心理学在根本上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法都影响了小说的发展方向。

“意识流”理论启发人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描写手法，如果说心理浪漫主义是主观倾诉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客观解析的，那么，意识流手法在描写人的心理世界时所采取的是按人物内心意识的流动去展现客观事物，或者说是以客观事物的呈现来展示人

物的心灵。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外在标志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因此，又称做意识流小说。它不仅表现表层意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表现深层意识或潜意识。

从内容上看对意识流小说的演变有过影响的，还有分析心理学派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这集中表现在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他们着力追求古代神话、“原始意象”和原始象征，他们在作品中通过种种隐喻进行古今联系和对比，尽力挖出一些沉积在个人无意识深处的原始的思维方式，以说明人类存在着古今相通的普遍本性。

3．对新“原罪”主题的影响

与传统文学流派中的“原罪”主题不同的是在现代派文学当中出现了新的“原罪”主题。弗洛伊德的新“原罪”说(相对于基督的旧“原罪”说而言)，即有关性欲冲动、死亡本能、隐伏的恶性、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等方面的理论，为现代主义作家探索和描绘现代西方人复杂多变的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派文学创作中新的“原罪”主题的涌现，正是弗洛伊德新“原罪”说的影响的结果。

现代派文学中的“原罪”主题，在卡夫卡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卡夫卡作品主要通过揭示隐藏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惧父情结”，来显示这种“原罪”主题。“惧父情结”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但只侧重其“惧父”的一面，而没有“恋母”的一面。“惧父情结”是常年做弱者所形成的情结，它“自卑感”有余，“补偿作用”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抗争了。在他被称为《孤独三步曲》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中主人公全是在敌对环境里苦苦挣扎的孤独的人物，他们都是虽有怨怒而又逆来顺受的弱者，他们总是自怨自艾，处于莫大精神痛苦之中。他的短篇小说也大多表现这一类小人物“孤独的体验和被排斥的悲怆”，他们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中，备受凌辱，只能任人摆布，又总是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无能为力而深感内疚。比如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判决》中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把自己订婚的事告诉他那位“魁伟”的父亲，竞招致其父的横暴无理的责骂；最后他接受其父亲叫他投河淹死的命令，奔向河边，说了声“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便跳河自沉溺亡了。卡夫卡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记》，也是表现父权的不可动摇和惧父情结的。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派文学的“原罪”主题小说首先波及到了美洲。在美国作家奥尔尼的作品中主要是通过人物内心的“恋母情结”与“恋父情结”加以表现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处于恐惧和灭亡中的人被某种“原罪”感纠缠，痛苦不堪，互相折磨。在“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之类“原罪”幽灵的蛊惑下，人物自觉意志往往不起作用，像在噩梦中一样，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向灾难和毁灭。在《榆树下之恋》一剧中，作家所展现的伊本与继母爱碧之间的爱情悲剧，正与伊本的“恋母情结”有关。在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下，热衷于表现这种“原罪”主题的，还有美国作家西德尼．霍华德、赫尔曼‘里塞、皮兰德娄等。

4．对文学中反理性倾向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学领域内激起了对理性精神的公开的、激烈异常的全面挑战。超现实主义文学便是这一反理性文**流中的代表。无意识与梦的见解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所谓“超现实”就是“超理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之所以“超过”理性的认识，其原因是，第一，无意识是心灵的本质，而理性仅仅是意识的表层。第二，无意识的本领要比简单的、直线的理性思维大得多，它能产生“既令人惊奇又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超现实主义所以称为超理性、超现实就是因为它认为无意识高于理性，无意识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自我的秘密”，是心灵活动最真实的过程，是创作的最为可靠的源泉。而要表现超理性的无意识世界，最好是描写梦幻世界。

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作品中充满着恍惚离奇的梦境。这种梦境效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一是忠实地记录梦境，使用的语言也是梦幻式的；二是“造梦”，主要通过意象的“随意并置”和“随意转换”两种手法。前者把若干个本来毫无意义的意象随便串连在一起，比如加斯可尼在《这形象》一诗中把“飞机”的意象与“咸肉片”、“猪油”、“文件夹”、“黄蜂”等意象组接起来；后者把一个或几个意象随意地转换成另一些毫无联系的意象。比如美国诗人查尔斯·福特在一首有名的八行短诗里，把正月里的天空转变为一只臂膀，一个小偷，一张很大的脸，把太阳变成伤口、珠宝、时差、眼睛、露滴、泪珠，把白天转化为一份赠品、一首诗、一匹畏缩地慢行着的马。

5．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受心理分析学说影响已是几次起伏。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生命力论以及他们的文学思想由西欧和日本传人中国。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等人用于文学批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试图应用于理论研究及小说创作实践。当时由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心理学派追求表现性意识的表法，一度为作家们摒弃。30年代作家们再次借鉴西方文学表现技巧时，心理分析手法又为施蛰存等作家所应用。鲁迅写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写到“站在女娲两腿之间向上看”，也只一笔带过，并决心以后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了。小说《肥皂》也是从潜意识出发，描写四铭对街头女丐的贪欲。20至30年代，心理学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性心理及其他变态心理描写。由于那时中国正处于残酷复杂的年代，受影响的几个作家通过创作实践感到这些表现方法难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风貌，也不符合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施蛰存是30年代

以心理学派理论指导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他写过《花梦》、《梅雨之夕》等小说，都是以好色之徒为题材的。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量被翻译出版，文艺心理学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因此，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心理学也就势在必行。就现代心理学对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说，大体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倡文学表现心灵与干预灵魂。“文学是人学”的重新提出，文学界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作家精神创造和心灵活动的结晶，再现现实与表现心灵应该是统一的，文学更要重视表现人的心灵，传达情感。作家王蒙、高晓声从文学本身特性出发，认为文学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干预灵魂。

其次，心理小说的拓展，心态小说、意识流式小说的崛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表现了浓厚而深沉、亢奋而激越的情调，使现实主义心理小说在表现人的心灵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心态小说。心态小说把现实主义的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结合起来，把人物心理意识与外部社会现实有机糅合起来，深入展示人的心灵世界。

再次，关注爱情和性心理描写。性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性心理也被看作是当代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所以受读者赞赏，乔安萍、李秀兰、马缨花一组女性形象使读者感到审美愉悦，都与其“才子淑女”式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性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美学的情感，具有社会性。因此也要防止把性问题归结为生物本能，忽视其社会制约性的错误倾向，防止庸俗低级、色情描写的污秽作品产生。

最后，注重技巧，促进了文学体裁、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王蒙的《蝴蝶》、《风筝飘带》等作品，就是采取意识流时空变幻交叉的各种心理表现手法来结构作品的。随着心理描写的拓展，当代作家还创造性地使各种文学体裁交叉渗透、融合形成带有综合特点的文学样式，如诗体小说、散文化抒情小说等，这些小说由重叙事的传统而变为以抒情为主导的小说样式，从作品内容到艺术结构，从表现手段到语言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篇：浅析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浅析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冰心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崇尚“爱的哲学”,并将母爱，童真，自然作为她作品的主旋律。她文学风格曾受过许多方面的影响。幼年时代的她就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译作中，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学生时代的她就读于教会学校，基督教的泛爱思想对其创作思想、人道主义观念影响甚深。冰心是以“问题小说”开始了她在小说世界的长途跋涉，《超人》的出版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的处方--“爱”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来源于东方哲理诗人泰戈尔的宗教哲学和西方基督教博爱思想。

关键词：冰心 泰戈尔 影响 爱的哲学 飞鸟集 繁星 春水

对于冰心而言，泰戈尔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开始创作哲理小说，也是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冰心自己承认：“我接触泰戈尔的著作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泰戈尔。泰戈尔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他既是作品浩繁的文学艺术大师、学识渊博的哲人、成就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也是锐意革新的教育家。他的诗歌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清新隽永；小说格调新颖、感染力强；戏剧种类繁多，富于哲理意味；歌曲或哀婉缠绵、或威武雄壮，不拘一格。泰戈尔一生的创作诗歌受印度古典文学、西方诗歌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他的小说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又有创新，特别是把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形成独特风格。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写到：“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冰心作品中的语言富有明丽、典雅和深刻的哲理性。

其次，在冰心的小说里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印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梵我合一”的观念, 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理想。特别是青年时代的泰戈尔, 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 因而 他诗歌中的“上帝”是东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死了的时侯, / 宗教便将合二为一”(《飞鸟集》笫84 节)另一方面, 他又主张不要去乱礼拜, “向谁礼拜呢? / 睁开眼看, / 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 节)很显然, 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 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冰心出生于中国20 世纪初一个温馨的家庭, 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 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的对联, 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 与世无争, 这对早年冰心宗教情结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及至进了贝满女中, “因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 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4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 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 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献歌“是泰戈尔最常用的诗体形式，以颂神的形式来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质，而且在他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的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诗集《繁星》, 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替弱小者立言, 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 鸟儿躲进它的巢里, / 心中的风雨来了, / 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 节)。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 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 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 泰戈尔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神的身上, 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再次，对冰心入世的人生观的影响。泰戈尔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学，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强烈的爱国主义、关心人类进步、人爱自然的思想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冰心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在她的作品中，时代感与爱国心并存。她的小说《分》、《六一姊》、《庄鸿的姐姐》等，对不平等的社会、对摧残儿童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呼应了“救救孩子”的时代之音。

第四，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确立了她的母爱思想。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时向爱而转动的，人类是进行于爱之中的。”以及“上帝是派遣妇女来爱这个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 冰心则认为：“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她热情讴歌母亲的无私和宽厚：“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就这样，冰心辩证地吸收了泰戈尔的这些思想，对泰戈尔的女性爱思想加以发展，从而确立起世界由母爱建立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奠定了自己爱的哲学基础。

第五，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泰戈尔极为倾心大自然，他认为，人只有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才能找到“无尽际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冰心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南国福州，后随父到烟台，从小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自从阅读了泰戈尔的作品后便为其所描绘的自然美景尤为钟爱。如“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这段话描绘出了大海的壮美和宏丽。

冰心随时随地地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是因为她和泰戈尔一样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能忘却现实的污浊和烦恼，才能净化心灵。于是，冰心提出向泰戈尔学习。在冰心看来，大自然和美和爱不仅可以慰藉感染了社会病的青年的心，更能陶冶人的性情，培养和创造出健康的人格。她将爱自然当做解脱社会和人生痛苦的灵丹妙药。

最后，冰心极为珍爱泰戈尔所建造的理想的儿童天国，热情赞美童心的纯洁和质朴。泰戈尔的《新月集》，以新月一般经营柔美的诗歌，对儿童的纯朴天真做了极为温柔委婉的歌唱，其译者郑振铎说它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具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泰戈尔这个梦幻般的儿童天国，深深地吸引着冰心、触动着冰心。她一委婉的言辞诅咒虚伪的现实，用伤感的情怀追忆着逝去的童年，以迫切的性情追求着童心的复返，颂扬童心的坦诚无邪，构筑自己的爱的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李蹇.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月，19卷（第二期）：100-101.[2].金洁.冰心与泰戈尔[J].中外文化交流.1993年，05期：39.[3].张彩凤，袁继坤.冰心的散文与泰戈尔的爱的哲学[J].1998年，01期：39-40.[4].冰心.繁星春水[H].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泰戈尔，郑振铎.新月集[H].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第四篇：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对于冰心而言，泰戈尔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开始创作哲理小说，也是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写到：“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冰心写出这么多明丽典雅的句子，是受泰戈尔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在冰心的小说里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佛教的起源地，但是，其实印度的宗教有很多，基本上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泰戈尔也不例外，有宗教信仰不是坏事，最起码，就是因为泰戈尔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听到心灵的神音。冰心在这方面和泰戈尔是有共鸣的。从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的母亲一心向佛, 与世无争, 这对早年冰心宗教情结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 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 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再次，对冰心入世的人生观的影响。泰戈尔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学，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强烈的爱国主义、关心人类进步、人爱自然的思想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冰心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在她的作品中，时代感与爱国心并存。冰心的很多作品，对不平等的社会、对摧残儿童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显然，这方面冰心也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冰心后期的创造，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歌颂母爱，这方面，冰心也借鉴了泰戈尔。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确立了她的母爱思想。泰戈尔有一句著名的话：“上帝是派遣妇女来爱这个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冰心则认为：“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冰心对泰戈尔的女性爱加以发展，立起世界由母爱建立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

总之从冰心身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译介学去分析她和泰戈尔之间的关系。

第五篇：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

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武田谦信

中国文明早启，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在亚洲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中国的邻邦中，日本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７５１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７５９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９０５年的大约１５０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皇朝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８３８），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立即刮起了一阵“白氏旋风”，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当时白居易还在世，并在他的《白氏文集》自记中称：“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说明白居易在世时已经知道了其作品传入日本的事实。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７０卷），《白氏长庆集》（２９卷）。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汉诗１８１２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５０７首（其次为元稹，６５首）。该书在推广白诗方面影响深广，在稍后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５８９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１３７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他在召臣下小野篁试其才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５００多首诗，８０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白诗达９０余处。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

白居易活了７５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个时候日本的平安文坛写作主流便是要会写中国的文字跟诗文。朝廷重要的典章制度也是用中文来书写，正式的聚会，吟诗弄文都要使用中国的诗文才能表现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的人而言，这是有难度，所以必须要看中国人如何写春天、山河，这是一种临时的范例或辞典。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1812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多了就知道怎么写。下面引一例以观平安文士如何藉中国诗人的作品创作汉诗的情况：

〖停杯看柳色〗 巡留细叶（柳叶）含烟处，酌罢柔条（杨柳枝）遇雨时。蘸甲（碰到指甲，意指酒满）未倾莲子绿（绿指酒的颜色），染心（执着的心态）空系曲（酒母）尘丝。

〖白居易诗〗 停杯看柳色，各忆故园春。（风雨中寻李十一因题船上）

一行弱柳前年种，数尺柔条今日新。（喜小楼西新柳抽条）

莲子数杯尝冷酒，柘枝一曲试春衫。（三月三日）

峰攒石绿点，柳宛曲尘丝（带着黄绿色的酒）。（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以上这首平安文人的汉诗作品，严格说起来不是一首好诗。不过从题目到诗句，处处都可以看到其摹仿化用白居易诗句的痕迹。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

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蕙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在白居易在世时，其诗作已经深受各阶层人们的喜爱，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据白居易自己给元稹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天马行空，像意大利高音歌剧一样，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类似流行金曲，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无论是写作还是欣赏，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训练和学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能够表达日本民族微妙表情的华丽典雅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

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其它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正因为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如《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新乐府》中《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元和六年（８１１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为避祸远嫌，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闲适思想和人生无常的感慨，并转而求禅问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在生活上，白居易开始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犹甚，据宋人统计，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在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以闲适、感伤诗为多，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其中也不乏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对平安时代醉生梦死的贵族公卿们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因而对白居易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欣赏的是白居易的闲适、感伤和部分杂律类诗作。白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以及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另外，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接受“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独善之心”、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我们从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源氏物语》。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于杨玉环的不幸命运、以及她与唐明皇的爱情悲剧的无穷感慨一样，紫式部以其才华横溢的著作《源氏物语》表达了作者那不能自已的深沉叹息──她惋惜着青春与爱情的转瞬即逝，在权势与富贵的毒害之下人的感情与心灵是如何被扭曲压抑，这些人生中的至美至珍竟然犹如梦幻般飘渺易逝，令人为之慨叹。紫式部在书中举用了许多《长恨歌》中的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直接引用，还有其它直接、间接、明喻、暗喻的例子，都是从“长恨歌”来的。【后记】

纵观日本文学史，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朝文学中，到处都有中国文学的影子。以致我们在读《源氏物语》时，几乎可以作为国人的作品一样欣赏。白居易只是众多对日本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伟大诗人之一，真正值得感慨的是唐代的诗人们为后世留下的那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成为整个人类文学史上的伟大遗产„„

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

作者：下定雅弘

2、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1）关于长恨歌

《长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恨歌》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爱情的赞美。

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

此外，与主题的争论相关联，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也有争论。

吉川上述书把“此恨”解释为“两人的恋情”。

原田种成《长恨歌的结句》（汉文教室33，57.11）注目《左传》隐公三年条有死于非命的灵魂永远彷徨宇宙的观念，把“此恨”也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对原田之说，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汉文教室34，58.1）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如换言“恋情”意思还是差不多。

藤野岩友《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国学院大学汉文教室13，62.6）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汉文教室118，76）一文，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边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3，77.12）。研文出版《诗语的诸相——唐诗笔记》81.4）一文，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产生“恨”的感情。关于《长恨歌》的“恨”，作者认为原田的看法过于穿凿，铃木的看法无视两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差异，而论述贵妃永远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还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索》83.2）一文，就《长恨歌》的结构问题，指出前半和后半都有“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的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入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长恨歌管见》（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86.12）提上几个看法：（1）《长恨歌》最大的特点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长恨歌》分入“感伤诗”类，这事证明他写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讽谕；（3）所以《长恨歌传》最后的记述“惩尤物”则是无理的假话；（4）结尾如此丰富美丽的幻想，这可能是住在仙游山的道士王质夫的影响。

（2）、长恨歌传

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4，54.4）一文，对《长恨歌传》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说：（1）原来的《传》就是《太平广记》收载的简短的文章。陈鸿企图使自己的作品同《歌》一起流行，假作仙游寺会，把《传》改写了，这改写的《传》被载入《文苑英华》了；（2）“传”包括“注释”和“传奇”这两个意思，但是重点在后者。

对此，花房英树《书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传》（中国文学报2，55.4）一文说，原来的《传》是《文苑英华》的文章，“传”的意思是“注释”。

对此，近藤在《关于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白乐天和唐代小说》(同9，58.12）两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见，这次作者不论《太平广记》与《文苑英华》的先后问题，坚持仙游寺会是假想的看法，关于“传”的意思则强调“传奇”的己见。他的《白乐天和唐代小说》（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9，58.12。《唐代小说研究》78，12第一章第二节<唐代小说和白乐天>)一文论述说，《长恨歌》富有故事性，这是受当时流行俗讲的影响的结果。《长恨歌》的结构类似传奇，对写作《长恨歌传》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前野直彬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国文学解释和鉴赏>66.11）一文介绍了他们的争论，关于原文的问题赞成以《英华》为原来的花房说，关于“传”的意思赞成近藤的“传奇”说，然后以《歌》和《传》为线索揭示产了唐代传奇的概观。

柳濑喜代志《长恨歌传考证》（早稻田大学·学术研究24—国语国文学编一，75）一文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引起政治混乱的经过来发扬王者之道德，从而得出结论说《传》有与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根本不同的创作目的。

（3）长恨歌序

《长恨歌序》是以“长恨者杨贵妃也”为开头，以“今世人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妇之至矣歌曰”为结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内容专门赞美两人的爱情。江户时代有很多刊本附载上序。当时人相信这是白乐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的序》（爱知县立女子大学·说林4，59.6）、福田襄之介《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东京支那学报8，61.6）、太田次男《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东方学69，85.1），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出现事情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谈琵琶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7，56.12）一文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的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白乐天在我国——琵琶行的场合一》（说林12，64.2）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象《长恨歌》那样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写的有关《琵琶行》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琵琶行——文字的异同一》（说林15，67.2）、《长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宝》（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古文真宝前集》季报，67）等。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7，57.3）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1）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2）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陈寅恪说的那样白诗模仿元诗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订后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书院，81.4）一书。

八谷仙介在上述书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说明，指出其深层主题是对帝都长安的无限哀思。

（5）其他

山内春夫《王昭君诗考——特别是白居易的诗一》（橘茂先生古稀记念论文集，80.11）一文，纵观了从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咏王昭君的诗歌，论述说其主题大都是离乡、离宫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乐府《王昭君》诗二首其一则吟咏对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书中的故事换骨夺胎表现女人的悲痛，虽然是小品但堪称杰作。

3、闲适诗，陶渊明的影响

［闲适诗］ 从古以来有很多人爱好白居易的闲适诗，但研究此类诗却是最近才开始的。以往的大多数学者，（1）把象闲适诗的诗歌也叫作闲适诗，认为闲适诗此词汇不具备占古体三分类之一的明确的作为分类语的地位；（2）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3）认为闲适精神与功名心毫无关联，往往强调其高洁。

最近出现了批评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下邽退居时一》（古田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85）一文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堂堂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并从退居下邽的诗作入手，开了系统探讨闲适诗的端绪，作者举“闲居”、“拙”、“懒”等语的用例和敬慕陶渊明的表现，论述了这时期的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与《与元九书》里说的闲适诗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汉文教室152，85.9）一文认为，（1）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2）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这种愿望，倾注全力于讽谕诗的创作时也写作好象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3）据《与元九书》，兼济与独善是表里难分的一对概念，立足于其上的讽谕诗与闲适诗之间并无主从关系。

管野在同题论文下篇（同153，85.12）里指出，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笔者按，西村说“慵”不一定限于白居易的定义，管野说应该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义理解“慵”的意思。两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义探讨闲适诗。但是闲适诗是什么此问题，应该就闲适诗的实际加以探讨。

川合康三《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集刊东洋学54，85.11）一文，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1）韩愈志于 “古”保证他的identity而恢复自信，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2）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幻想人文学科论集25，87，3）一文通观闲适诗而探讨其本质和变化，并且论述了古体三分类的形 成与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构成闲适诗的几个观念而探讨这些观念在各个时期如何结合、如何变化，然后指出下面几点：（1）在江州贬谪生活里他需要把回京复职的愿望和退隐的愿望都能肯定的理论，所以据孟子兼济、独善的理论而构思的讽谕和非讽谕诗的两类；（2）关于大和二年编辑《后集》五卷时放弃了三分类的问题，花房归

其因于古体的减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时写作的古体的倾向里已看得出三分类消失的预兆。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古体的世界。这不但意味着讽谕诗这分类的意义没有了，而且意味着闲适诗的分类的意义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闲适诗支配古体世界的原因在于兼济之志的衰弱，而且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本来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闲适诗》（东书国语273，87.6）也不认为闲适诗位于讽谕诗下，说“讽谕诗表现士大夫的“公”的侧面，闲适诗表现士大夫的‘私’的一面。”他的《白居易（与元九书）——〔讽谕诗和闲适诗〉》（《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87.9所收）一文，以《与元九书》为主要的资料略论了白居易的文学理论。

［陶渊明的影响］

探讨此问题的文章有下面几篇。

镰田正《白乐天和陶渊明》（汉文教室34，58.1）、堤留吉《白乐天研究》第11章（传统的继承和新境的开拓）（春秋社，69.12）两篇文章，举出不少白诗模仿陶诗的例子。

小森郁子《陶渊明和白乐天——关于他们的人性和文学性》（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45·哲学15，67.3）一文，指出白居易和陶渊明在为人及文学方面的不同之处，前者是常肯定自己的人，其诗中的景物是就外界的丰富色彩和变化叙写的，后者常抱深刻矛盾，其景物则是他心情的象征。白居易为人、文学与陶渊明如此根本不同，所以不论白诗诗句表面上与陶诗如何相似，他是不会受陶渊明的影响的。

前川幸雄《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福井高专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3，70.3）一文，通过调查其有关陶渊明的诗的系年而指出青年、壮年、老年各个时期的特色。

他的《白氏文集中“吾庐”的含义——与陶靖节集的“庐”之比较（国学院杂志71—4，70.4）一文，指出陶渊明的“庐。”象征他往复于政界与田野之间而摇摆不定的精神，白居易的“庐”却象征以安居政界的稳定情绪为基础的独善主义。

上述西村富美子《关于白居易的闲话诗——下邽退居时》、管野礼行《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上——》、同下（同153，85.12），都言及此问题。

松浦友久《陶渊明之于白居易（上）——以继承诗的说理性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5，86）、同下（同6，37）两篇文章，指出白诗(尤其是闲适诗)的“说理（说道理或者理念）性”这一基本特点，是继承陶渊明诗的。

四、唱和诗、词、联句及其他

［唱和诗］ 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第二章〔白居易文学集团〉中很详细地论述了唱和的兴隆和唱和集成书的过程。作者指出：（1）随着白居易减退对政事的关心，他与元稹、刘禹锡等用近体的诗歌唱酬逐渐地多起来，这样唱和集团很自然地形成了；（2）白居易和元稹为了完成“次韵”的形式做出了努力；（3）编辑《长庆集》时“和韵”已风靡一时了。

作者在第三节〔唱和集的成书〉中，采集各个别集中散在唱和诗而复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刘白唱和集》。

前川幸雄《智力游戏文学——元白唱和诗面面观——》（笠间书院《中国文学的世界》五集，81）一文，举元白的唱和诗数首而指出其交往则是一种智力游戏。

柴格朗《刘白唱和考》（中国语文志·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文研究会，61）一文，据花房的成果试图更精密地复原《刘白唱和集》，论述这种书是根据诗歌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乐趣作的想法作的。有此想法的不仅他们两人，从大和到开成时其它文人的所作的大多唱和诗中也可以看出，总而言之他们的唱和诗明显地表现出中唐诗人咏诗歌的意义与前一代的诗人大不相同了。

［词］ 中田勇次郎《白乐天的文殊赞》（东光8，49.3）一文，研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留传来的声明《文殊赞》而断定，此歌词调因为跟《敦煌抄本云谣集杂曲子》收载的《洞仙歌》差不多一样，所以准是一首词。作者又指出，因此篇是晚唐式的词，不可能是白居易的作品，但是无疑是民间词人的作品，而且是保存唐代人唱词方法的很贵重的例子。田森襄《诗人与词——白居易和陆游的场合——》（琦玉大学教养学部，1，66.3）一文认为，白居易作词的数量在中唐诗人里最多，但其词不过是受好音乐的诗人随便试作的，与陆游词作对他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不相同。

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立18，66.9）一文指出，一般认为竹枝》最先是刘禹锡在朗州作的(郭茂倩说)，但实际上元和十四年冬，白、元先作，然后刘禹锡作。

铃木修次《白居易·刘禹锡和新体诗》（汊文教室101，71。载于凤出版《唐代诗人论下》73.4）一文认为，白刘晚年的交游以唱和诗和作词为中心而游戏性很强。这是相应于牛李党争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的。两人晚年的这种交往成为晚唐颓废风潮的前驱。

［联句］ 埋田重夫《关于白乐天和韩愈的联句诗——兼论其在联句形成史上的地位——》（中国诗文论丛2，83）一文指出，从联句的历史来看，白居易一派作的联句，在形式、题材两方面，比韩愈一派作的联句更为正统。

［其他］ 都留春雄《谈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唐代咏物诗一瞥——》（滋贺大国文和20号纪念，82）一文论述，该诗是沿袭始于陈代的咏物送别诗的传统而作的。又指出其诗题不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应该理解为“赋得《古原草》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