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谈张良

第一篇：从苏轼谈张良

从苏轼谈张良

“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这是苏轼眼中的张良，苏轼认为豪杰绝非拔剑而起，挺身而斗，那只是匹夫之勇，不足道也。真豪杰应有临辱而不惊，无故加辱而不怒。应能忍。

何谓‘忍’，忍如刀刃在心头而不形于色。韩信因能忍胯下之辱而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代军神，勾践应能忍亡国屈身为卒之辱而灭吴国，刘邦应能忍淮阴称王而一统天下，司马迁应能忍宫刑之辱而成一家之绝唱。他们都因为能忍常人不能忍而取得成功，所以，能成大事者必有大忍。

众多史学家都认为张良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得到了黄石老人的《太公兵法》。可苏轼不这么看，他认为黄石老人教张良的不仅仅是《太公兵法》，更重要的是忍。当张良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黄石老人拾鞋时，他也没有显得厌烦，还为老人穿上那只鞋子。即便自己祖上三代为相是贵族之后，也没有嫌弃。张良能忍小忿而就大谋，这才是他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项羽之所以败，不在于他没有能力，因为他不能忍，即便他力能扛鼎又有何用呢？那只不过是匹夫之勇；刘邦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不在于他的功夫怎么了得，因为他能礼贤下士，能忍项羽所不能忍，所以他能成为楚汉之争的胜者。

我们呢？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忍吗？我看未必啊，当你的顶头上司对你呵斥时难道你就甩门一走了之吗？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当你哪天发现自己不能再忍了，你就想想你的家庭，你的责任，或许那时你就能忍了。

忍不是屈服别人，忍是为自己蓄积力量等待下一刻爆发，如果你被人诬陷，你就忍忍吧；

忍不是害怕什么，忍正是你不害怕的表现，如果你忍了，正说明你掌握了真理；忍不是你做错了，忍是为了你的亲人不受伤害，如果家人误解你责骂你了，不要顶嘴，宁可自己忍，不伤父母心啊！现在你还说我们不需要忍吗？

我想应该把忍字当做一种文化传承下去，因为忍不仅是古人需要的，我们需要的，也是下一代人所需要的。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高三：清逸111

第二篇：张良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尊敬的各位领导：

您们好，我叫张良，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的一名本科应届毕业生，专业是临床医学。除了您们在简历上看到我的基本资料外，我想结合我们学校的校训来推荐下自己，我们的校训是：崇德，精业，团结，奉献。

首先是崇德，医院是以服务群众，解除病痛，为病人谋幸福为目的，而不能损害病人的利益，要求医生首先要有高尚的医德，我本身富有同情心和爱心，待人真诚，热情，能够为他人着想，并且我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有1年多的实习经历，若我在贵单位工作，我能深刻理解，同情病人的痛苦而竭尽所能的帮助病人排忧解难。

其次是精业，我有很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善于思考，总结，思维灵活，我在大学期间学习认真，医学基础知识较好。并且多次获校级奖学金，在医院实习期间，我有很好的适应性，并多次接受了学校和医院组织的各种临床技能培训，若我能在贵单位工作，能很好的配合上级医师做好医疗工作。

然后是团结。不同个体病人病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往往需要多部门，多手段共同配合诊治，这使得医务人员必须具备很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能力，和执行力。而我在学校期间，曾担任学生会生活部部长，街舞队副队长以及班级小班长的职务。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同时也使自己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能力和执行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若我在贵单位工作，可以为单位带来新的活力和可能性。我能和领导，同事关系融洽，并且能配合各部门很好的开展工作。

最后是奉献，医疗行业要求我们具备更高程度的奉献精神，我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做事认真负责，踏实肯干，乐观进取，不拘小节，有坚定的为医疗事业发展而奉献自己青春的理想。在部门的具体工作中，我将听从上级领导的领导和安排，“什么工作需要我，我就去做好！”

当然，我也有自身的缺点和实际工作中专业知识的缺乏，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和积累工作经验，并向领导及同事沟通，学习。说句心里话，我非常期待加入贵单位，希望在贵单位的培养下，使我茁壮成长！

谢谢各位领导，我介绍完毕！（最后这句话一定要有！）

注意。如果老师问你，有没有问题，你可以问，贵单位有没有什么培训之类的，什么时候知道结果之类的

第三篇：张良年终总结

2009个人年终总结

岁末将至，在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收获了很多，现在将工作汇报如下，请领导和同事批评指正：

在业务学习方面，我不断的总结经验，并积极与身边的同事交流沟通，同时，我还学习商业银行金融案件分析与防范等与工作相关的政策、法律常识，积累自己的业务知识。在柜台方面，不断充实自己的业务技能和工作能力，尽量满足顾客的需要，让顾客不抱怨，缩短客户等候时间。不懂的问题及时向领导沟通，虚心向领导学习，通过领导的耐心教导，我的业务知识水平不断提升。

在工作方面，在柜面服务上做到“阳光服务”，微笑面对每一位客户，确实让客户感到我行的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工作能力上，杜绝差错，将工作要求和办法落实到实处，不简化工作流程，严谨务实，不能办的业务坚决抵制，坚决执行行里的管理办法。

在工作中也存在很多不足，我还由于不够细心和不够熟练犯过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份工作的积极性，反而更加鞭策我努力的学习业务技能和理论知识。当前的新业务，新知识层出不穷，我要不断的学习，才能胜任对公柜员这个岗位。

新年新气象，新的一年里我为自己制定了新的目标，那就是要加紧学习，更好的充实自己，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新时期的挑战。向行里的同事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好的工和经验，共同进步。

张良2009-12-14

第四篇：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同学们：

首先欢迎你参加鹿鸣文社的这次讨论活动。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有的同学或许认为这个论题太笼统朦胧，苏轼是一个中国古代文人却与当代知识分子有何瓜葛？请听我慢慢道来。同时请在听时关注以下这三个问题：

１．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精神，对我们有什么现实价值意义？

２．你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缺失了什么？

３．我们大学生又缺失了什么，又如何弥救？

谈到苏轼，恐怕在座的同学没有一位对他陌生，我甚至可以断言，各位还对他十分喜爱、十分了解。苏轼本人的确是受到中国自古至今每一个阶层的普遍尊敬和爱戴。林语堂先生本人就对苏轼推崇备至。他有本十分著名的《苏东坡传》，写得真好，在书中序言中先生说：“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因为我喜爱他。我们未尝不可以说，苏东坡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伟大的书法家，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好开玩笑的人。我们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他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林语堂先生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我自己也是一个东坡的崇拜者，苏东坡是我认为最完美的文化偶像。我读他的诗词散文，读着自然亲切，他就在我的心灵之中与我对话，因而我完全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距我们一千多年的古人看待。我见过东坡画像，他的形象几乎和我想象的一样。他的才华体现在诗文书画之中却没有一种让我高山仰止的感觉。他是我的一位故友、忘年交，一位白发知己。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我想我算一个吧！我喜爱东坡更是因为他不但是中国一位伟大的文豪，而且他的一生最能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坎坷经历，最能体现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操守、才华、性格、人生经历和信仰追求。我认为在他身上体现着人与道的统一，儒释道精神的统一，道统与政捅的统一。所谓人与道的同意是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将“明道救世”“士志于道”“守死善道”作为生命的己证。人与文的同意是做人作文达到了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人文相辅，文人相照的和谐地步。儒释道精神的统一是苏轼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氛围中自觉地将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自然与简化人生和佛家的超越人生三位一体，和谐统一。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是指将儒的内圣外王与治国安邦平天下统一。而我们今天注重挖掘的是苏轼的现代意义，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文化实用主义者，我反对单一浅见地待古人及传统文化，反对将其作为古董或是炫耀才华的资本，我认为对待古人及传统文化必须赋予其现实现代的人文关怀关注，从而使其具有现实现代的价值意义。

苏轼的一生也具有现代意义，他本人也具有现代精神，如果我们不觉得诸如民主、法制、自由、开放、人道主义、改革、女权主义的现代词汇用得太滥的话，放在苏轼身上完全符合。苏轼的现代性是他的文化人格具有代表性，不限于时代和群体，能代表中国精神，无论是古代知识分子和近现当代知识分子，他是穿越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延续性的。下面我就截取苏轼人生一个重要的时期，即从乌台诗案到苏轼离开黄州，来谈以下我对苏轼的个人见解。

乌台诗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当时的当权大臣诬称苏轼以诗讽刺朝廷，污蔑新法，冒犯皇上，弄得连宋神宗本人也郁闷不已。比如有人用苏轼诗中咏松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恶毒攻击说：“苏轼有不臣之心，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底下的蛰龙，这不是想谋反吗？”神宗说：“诗人之词怎么能如此理解呢？他不过是咏松桧而已，干我甚事？”那位又说：“龙者，只有人君可谓，人臣不可称龙。”神宗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孔明卧龙，荀氏八龙，也都不是人君。”攻击苏轼的也大都如此曲解，可谓荒唐可笑。余秋雨《山居笔记》中有《苏东坡突围》一文，对此案有详细独到的见解，我不赘述。苏轼一生遭遇过三次贬官，黄州、惠州、澹州，越来越远，最后被贬到海南岛去了，死的第二年才渡海北还。他处在北宋，处在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朝代，处在新旧两党纷争不止的时代，他既不从属于新党，又不支持旧当，他有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两党不管哪个当权，都不喜欢他，他在政治上也永远是一个失意者。我们会说他在现实人生之中是一个胜利者，我看不然。又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永远豪放的诗人词客，一个乐观的诗人，我亦认为不然。我读苏东坡的诗词始终有一种感觉，所谓的真正的豪放只是生活的一时，而真实的惆怅却是生命的一世。如公认是豪放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或许前半阙该是一位关西大汉手执铁琵琶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后来呢？“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近乎难以释怀的惆怅了。我们再读《定**》：“莫听穿林打叶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是一种近乎豪放的难言的孤独与不屈。

作者：叛逆天尊

2007-3-20 10:59 回复此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寂寞沙洲冷。”什么味道？《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交醉，归来仿佛三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是难以言表的愁苦与奋力的解脱。《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杜宇一声春晓。”一种空灵之美与空灵的迷茫。以上的词都是苏轼在黄州所作。我读罢总有一种乐晓之后彻入心界的孤独与惆怅。但苏词中总有一种弥足可贵的超越一切的精神力量，这种超越的力量让我们读着乐而不为所惑，哀而不为所伤。这种从喜到悲再到喜的感情圈中徘徊。前者的喜是无意识的喜，后者的喜却是超越悲苦之后的喜。我们现代人很难再有苏轼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情怀和自然的乐趣了，然而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东坡心灵最真诚最美好表达的诗词背后又是怎样一种人生，我们不应盲目地认为苏轼永远在诗化的生活状态中：这不可能。正如李白醉中作诗，而李白一天到晚却都是长醉不醒的吗？李白只说：“但愿长醉不复醒。”让我震动的是，素食永远是一个主流之外的官员，永远是一个处在边缘的文人，永远是一个流亡者。他长期远远地贬官在外，从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认为是某种文化的象征，像一只飘渺的孤鸿，此身此心永远不得安宁。我认为，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知识分子，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是也永远是一个流亡者。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流亡者，就是边缘地带的边缘人，是永远对显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就以为着边缘，边缘就意味着独立。苏东坡，还有知识分子，当代的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党派，这样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立场、观点，就是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的孤鸿。他是真正守住内心净土的，是真正保持了中国传统士的精神，这对当代知识分子尤为可贵。而且，苏东坡一生都没有松懈，为国为民也为内心的道义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心力。东坡敬慕屈原，写过大量咏屈原及其精神的诗文，但他没有像屈原那样：“世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姿态投江以死、以死明志、以死殉道、以死报国报臣，他也没有像渔文那样“沧清沧浊”。他敬慕陶渊明，写过和陶的拟古诗，但他没有像陶那样归隐山林，啸傲江湖。他何曾不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没有那样做，至死都没有，他的一生都在为儒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理想奋斗，都在以积极出世的心态完成他内心的使命，至死不渝，一生都在效仿守死善道的精神，敢于以死相谏，以死相争，因为他相信道高于势，非势高于道。苏轼十分欣赏北宋名相范仲淹。范仲淹一生也因谏议三次贬官，当时知识分子认为他一次比一次光荣。第一次贬官，僚友为他送行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说：“此行尤光。”所以他对送行者说：“仲淹前后三光矣。”在他第三次遭贬时所作的《答灵乌赋》中有两句千古名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认为诤谏守道，用现在的话来说执行他的话语权是他们的天职。苏轼他自己也愿做一个“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人物。在我读的每一本苏轼传记中都记载有这样一件事：东坡童年之时，他母亲程氏教他读《后汉书》，读到了《范滂传》。范滂何许人也？东汉晚期，宦官专政，太学生不满朝政腐败和宦官把持朝政，举行运动抗议，遭到了残酷镇压。范滂和当时的李庸、陈蕃都有：“欲以天下风教为己任”有“澄民天下志”，在范滂即将受刑与其母决绝时，他母亲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芳寿，可得兼乎？”小苏轼听到这里说：“母亲，我长大作范滂，您舍得我去死而做滂母吗？“他母亲毅然回答：“汝能为滂，吾顾能为滂母耶？”苏轼听到这里更激动地回答：“亦奋后有当世之志。”这句话终苏轼一生。什么是当世之志？我们要从苏轼身上学习的并不是以死谏君，以死抗争的形式，当然必要时是行的，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是这种精神，这种奋厉有当世之志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当世之志，成全了苏东坡的人格，成全了他的文学，使他用一种诗意的情怀度过了他人生之中漫漫的孤苦无依的长夜，使他一生都背负着儒家淑世的精神没有陷入彻底的享乐主义与混世厌世主义，使他坚持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信仰，扬弃了佛教的虚无最终打破了对佛教的信仰。他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地离开，以一种极为平静的方式离开。他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作者：叛逆天尊

2007-3-20 10:59 回复此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读苏轼，不得不反思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西方称作“社会的良知良心”，在中国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已远远不是与劳动者相对的劳心者，而是作为人类最精粹文化的载体，他本身的价值不可估量，而这种价值的发挥却依赖于知识分子本人的良知良心。这良知良心已经远不是道德范畴里的良知良心，而是在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中做出的良好感知和选择。

记得以色列学者康菲诺综合各家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将知识分子阶层划分为以下五点：

１． 对于公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问题，都抱着深切的关怀。

２． 这一阶层常怀有负罪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及上述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

３． 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

４． 无论在思想和生活上，这一阶层都觉得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回答。

５． 他们深信社会现状的不合理，应加以改正。

而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本身都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抱着十分失望、厌恶和鄙视的态度。或许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对知识分子要求十分高而非八九分高，但不可否认的，中国当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实在不像话。这些知识分子我认为有三大缺点：一是缺失个人才学即知识分子个性，二是屈从于权威，包括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三是缺失知识分子精神的传统。

一、缺失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正如哈耶克所说，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意见，他们就是生来被哄骗的。无论接受哪一套思想都同样感到满意。他们被政治和物质双重愚化了。而他们自己就是自我和他人的启蒙者、导师，可惜这个启蒙者、导师被异端谋杀了。死了，他们也只得投降，成了惟命是从唯马首唯政治物质唯官商是瞻的奴隶。

二、屈从于权威。这种权包括（我认为）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先说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先说政治权威，举个例子来说，五四时期成名和那些作家到建国之后为何集体失语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屈从了当时政治的权威，大多数缴械投降了。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致命的缺点。也正是因为政治权威，他们丧失了话语权。话语权是什么？并不是单单一个说话的权力，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说“我吃饱了。”而是说真话，说直言，说逆耳之言，说批评辩驳之言的权利。试看当今之中国或试看当今之师大，我们有吗？不能说没有，很少！为话语权的抗争是知识分子一个悲壮的抗争，也是无谓于权力权威压制的正义公平的抗争。正如孟子所说，用浩然之气，与大人说话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们不要“不敢言而敢怒”，我们同样要敢言也敢怒。我不相信还有这么一件事，就是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在1953年的那次所谓“雅量之争”。梁漱溟先生在毛泽东无故臭骂他又将其扣上思想反动，反对党的总路线，伪君子等帽子之后，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坚持自己的清白，坚持为自己的辩解，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在全场都要将他轰下台他又坚持发言说：“我只想利用这次发言，检验一下共产党，检验一下毛主席有无雅量，更检验一下我自己。”这件事在现在读起尚觉不可思议，何况当时！这就是被称为：“独行独立，一代立声”的梁漱溟先生，就是被成为中国最后一个保持了儒者的传统与骨气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这种不屈于政治权威的斗争形式，我们可以理解，但这种精神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又存有多少！另外，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还屈从于经济的权威。物欲。无余的泛滥使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从美好的理想化到赤裸裸的低俗的现实化。知识分子活动已并不像知识活动本身那样，去解答社会公众的疑惑，改善包括自己在内的公众的生命际遇或者替公众找回精神依托，而是仅仅为了成就自己，获什么奖，或使作品成为标志性作品。同时，世俗媚俗低俗趋向使人不堪想象，知识分子本身有沦落为官、商、高层或痞子流氓附庸的危险。这严重偏离了知识分子本身的方向。使他们不再有“奋厉有当世之志”，不再有深切地关注社会，不再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却只转向了无余本身，他们迷失了，没有了理想的方向或许堕落了，抛弃了这理想的方向。

作者：叛逆天尊

2007-3-20 10:59 回复此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三、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失精神的依托，缺失传统积极的精神，这就造成他们传统精神的缺失。刘文森或许从一个方面分析了缺失传统精神的原因。他用了一个词“博物馆”。他认为在中国，人民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人民传统要与传统相对抗，人民并没有毁掉与传统相涉的东西，而是建立博物馆，将传统的东西供奉起来。孔子便为典型。在中国各地，儒家的庙宇得到了很好的修复和保护，其目的并不是要复兴儒学传统，而是仅仅将其作为历史收藏物从而将其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其实被埋藏被收藏的并不是孔子一人，1949年以后，相当多的主流以外的传统被以博物馆的方式供奉起来，在保留其名号的同时，实际上截断了其精神延续。鲁迅也难逃此劫，他的命运具有典型性。他被冠以现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封号，被变成了一尊镀金的菩萨，熠熠生辉，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数学者对这尊菩萨进行指指点点式的研究。然而这尊菩萨已死，没有了生机，任怎样解释都可以。我们怀疑，我们真正了解鲁迅精神吗？这种不可避免的博物馆潮流，传统的际遇可想而知，中国知识分子亦然。中国知识分子逃离传统，对传统精华敬而远之，因为他们本身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可悲地驱逐出传统文化中了，这实际上抹去了中国知识分子名号而使其徒具空壳面具。

也许正因为上述三点原因，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脱离了现实，缺乏责任感，缺乏中国士志于道的当世之志，成为沦落在边缘地带而不知的可怜虫，他们超越不了自己，超越不了这个时代。

我们大学生也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现状如何呢？我可以一言以蔽之：我们都是病梅。有些病梅还可以挽救，有些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我认为从苏轼身上更能看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许重新构建中国知识人的传统。这种构建的传统不是完全的复古。而是拿来主义式的复古。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精神的沉淀积累，有许多精华纯粹值得我们学习、弘扬、传承、发展和创新。中国的文革和二十年改革开放达成的文化负面效果，几乎摧毁中国知识人的传统，这种知识人的传统，而不是典籍中记载的传统濒临灭绝。我们不应期待一个精神或思想大师导师领袖来引导我们，那些只是古代仁政明君愿望的现代变形，我们必须自醒，我们必须自救。我们这一代知识人必须去做，而且要做好，否则以后造成的传统文化的断层将越来越大，做时将难上加难。

我个人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经济的复兴而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不是中国文化本身自觉的复兴，而是作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知识人的复兴。这个过程，讲师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包括我们）一个更为长远的理想与冲突。

最后我只愿用一位儒家信徒在他生命即将失去时说的一句名言来结束全文，这句名言也为苏东坡所激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可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楚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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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可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第五篇：从赤壁赋看苏轼人生态度

研究性学习报告

课题：从《赤壁赋》看苏轼的人生态度

第一部分摘要

一，《赤壁赋》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二，摘要：“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对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乌台诗案”引发的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使苏轼从以济时致治为主的儒家思想开始向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神世界慢慢转变，而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影响了他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这一转变的自然发生有着来自于苏轼自身宏博的学识和洒落的襟怀方面的内驱力，同时也表现为因具体的人事纠葛带来的教训有由自励风节的母教向随缘任往的父教转变的痕迹。苏轼散文中“不择地而出”的心灵感受表达的人生关切，如所谓“闲人”的风致，“平淡”的境界，“得失”的话题，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反映出处于灾难深渊中的心灵借助于人性本能自救的力量走出困境的心灵轨迹。“随物赋形”说与“行云流水”说，作为苏轼散文创作的重要审美经验，也内在体现了受伤的心灵寻求快乐自生的道路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黄州；散文创作；心灵抚慰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他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欧阳修、梅尧臣等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成果。他一生几经起伏，政治生涯可说是极为坎坷，但仍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直至苏轼六十六岁去世，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四十余年，为我们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4800多篇散文作品，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足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而在跨度如此之长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谪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在走向生命旅程终点的时候，他曾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可见，苏轼本人也意识到了几次贬居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大意义。其中“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对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前人在评论“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时，大多集中在对其诗词的研究上，相比之下，对散文的这种变化进行专门、深入的评述，则略显不够。因而，本文拟通过“乌台诗案”后各时期作品的文本细读和对比，探讨苏轼散文创作的各个方面的变化，补充和深化这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苏轼的散文创作在“乌台诗案”后进入了新的层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大部分研究都一致认可的。就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到的：“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这种变化是什么？有论者认为是“旷达”的总体特色，也有论者认为是在主张功利与审美相统一的基础上更注意审美的倾向。但我认为其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变化的同时亦有不变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丰富的人生感受使苏轼能从不断变化的视点观察和表现对象，形成自由又富于变化的文风。于变迁中受难的生活经历，促进了苏轼散文创作的发展，但他也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渐从外在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达到了精神的愉悦，最终造就其独特的审美体验。

贬谪时期的苏轼不可谓不痛苦，因而其散文创作中多表现生活的困顿、个人的内心矛盾与精神苦闷，但在变化的同时也有不变的对自我价值、生存状态的关切，即所谓“得失”的话题，“平淡”的境界，“闲人”的风致。这些人生体验由来已久，在之前的散文作品中也有所涉及，但真正得以深化和巩固则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没有刻意地在作品中表现这种关切，而是“不择地而出”(《自评文》)地，在看似不经意的点染、勾勒中传达出—种情趣或心境。

第二部分正文

1.“得失”的话题

王兰在《论苏轼旷达人生风格的基本内容》一文中认为，苏轼“总是能以‘得丧理本均’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得与失”。我认为说“总是”未免太过武断，苏轼虽对于“得失”这一话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但“得丧理本均”(《用韵再和孙志举》)人生态度的形成，则应是常处逆境后自觉的心理自救，化逆境为常境，使生活时时处于主体能接受的状态，具有过程性。年轻的苏轼甫入官场就颇受赏识进而得以重用，但之后长期的外任生涯,与变法派的矛盾对立,不免使其产生一些不满足感和失意情愫,开始对人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思索。苏轼在《留侯论》中从全新的角度探讨张良受书这一历史事件，同时也是对不计一时之得失、“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观念的初探。文章一开头就直接提出论点，即古之豪杰之士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而圯上老人赠书则是为了试探张良是否具备这一“就大事”的必备品质，然后再列举郑伯、勾践、项羽的事例加以证明。这时的苏轼已经认识到要有所成就应学会取舍，但在“得失”问题上并未达到之后的思想境界，一时的让步目的是为了就大谋，成大事。但“乌台诗案”罪贬黄州后的沉重打击,让苏轼开始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得中含失，失中有得。宦海生涯的养尊处优，实不如身居山野，采蔬而食、汲泉而饮的自在悠然。到了惠州、儋州时期，“得失”就已不再是问题。《书上元夜游》：“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厉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此文用精简的语句交代了元宵节夜游的前因、过程和结果，而最后一句“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则顿然感悟，“鱼”自在我心中，欲求“大鱼”，何必远去大海，汲汲求取者未必能得到“大鱼”。如若说初贬黄州的苏轼仍在致力于寻求解脱外在束缚的道路，有过因荣辱问题而陷入内心挣扎倍感苦恼的艰难时刻，但当他真正翻越人生的这道大坎，就有了一种一马平川的感觉，儋州时期他已真正达到了荣辱不惊的平和与冲淡。对苏轼而言，得“大鱼”，未必是幸，不得，亦非不幸。苏轼一生几经起伏，官场上的失意造就其文学成就上的有所得，得失之间本就难以衡量，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经过自我调节之后，他总能以一颗平常心加以面对。

2.“平淡”的境界

生命离不开遗憾，人生不可能完美，这是为人的必然轨迹。而正是透脱地认识到缺憾的客观性，苏轼在一生中的各个时期都致力于以旷达洒落的态度对待人生缺憾，超脱人生缺憾所带来的痛苦，并最终达到不为外在荣辱所束缚的“平淡”境界。苏轼在写作《超然台记》时便已经认识到要以“游于物之外”的态度看待生活。“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质朴的生活，日常的琐事中也蕴藏无尽的乐趣。“乌台诗案”后两次贬谪所面对的生活的艰难，则让他对这一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体验。初贬黄州时，他虽痛自节俭”，但并未为此所困扰，反而劝慰秦少游“度中尚可支一岁有徐，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然后又畅叙平日生活：“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馀，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曹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对黄州的交游、风光、物产、饮馔娓娓道来。寻常繁琐的叙述中，可见其对于生活的迷恋和热爱，亦由此达到心理的平衡和安定。惠州、儋州的生活较之黄州更为艰苦，有着“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的恶劣气候，生活又极为困苦，“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但苏轼不因陋居寒食、穷僻荒蛮而痛苦沮丧，“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书海南风土》)，并以海南人自居：“我本海南民，寄居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观其期间杂记和书简，即能从心之所发、平淡自然的行文中领略其不为外物所缚的“平淡”的生活境界。如《记游松风亭》中关于“解脱”的思考：“吾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既然外在的生存环境已不可改变，那么何不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种种困顿与悲苦，“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对于苏轼来说，“鱼钩”已不再是困扰，那么“解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种人生见地在《桄榔庵铭》中表述地尤为具体形象：“九山一区，帝为方舆，孰非吾居。„„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馀。生谓之宅，死为之墟。”“正因为苏轼完全舍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精神心灵的完全自由，他就能够以天然的桄榔林为家，并与毒蛇猛兽、山妖鬼魅相处同居而不惊疑。在这里，苏轼对其现实生活只作情感的体验，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同等的意义，就使苏轼在每一具体事物的观照中，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象背后的本体，达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乐’的旷达、乐观境界”。这一境界反映到其散文创作上，便呈现出“平淡质朴”的外貌。他的许多散文多以澄明宁静的心境观照对象，并在平淡中体味着主体的存在。反过来看，苏轼也正是在他创造的诗意盎然的平淡意境中，使灵魂获得了文学的慰藉。

3.“闲人”的风致

“闲人”的风致指的是苏轼审美的态度，即以自由、悠闲、无外在束缚的心境去欣赏自然、生活之美。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越是心境悠闲、自由放松的“闲人”,越能享受大自然造化之美妙。只有摆脱了尘世俗物的纠缠和思想上的一切杂念困扰,拥有了时间上的空闲和精神上的清闲,世间万物才能随时随地成为欣赏品味的对象,才会得到审美的愉悦和快乐。谪居生活虽说是对苏轼的放逐,也可说是对其身心的放归,使其从繁杂尘务中解脱出来,能有大量时间来抒写所思所感，这也未尝不是幸事。而这一审美态度对“乌台诗案”后陷于困境的苏轼而言也是心灵的救赎，他得以从现实的困顿中跳脱出来，将视点转换成山川草木虫鱼之美，而其贬官期间作品也正是这种美的自由绽放。“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美,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一首》)“闲人”看中的不是“世俗之乐”而是“胸中廓然无一物”的心境，那么天地万物之美自然会令其身心愉悦；“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书临皋亭》)“酒醉饭饱”的苏轼，在一种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下,领略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夜游》)亦是如此，这里所指出“闲”字，是领受清风、明月之美的必要心境，只是相对于仕宦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离开黄州后，苏轼便长期地处于无“闲”的生活，直至惠州、儋州贬居生活的开始，才再一次处于“闲”中。作为“闲人”，苏轼从贬居之地的山水风情,从真情流露、自然成篇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安身立命、适己任性的快乐源泉。

第三部分结语

“乌台诗案”后初贬黄州而后再贬惠州，直至终贬儋州，这一过程中，既要面对困顿的外在环境的压力，又要承受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煎熬，但天生旷达的苏轼却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定**·常羡人间琢玉郎》）的态度完美地应对生命轨迹中的多次变迁。“乌台诗案”时他经历了不知明日生死的忧患，在他乡又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现实以及壮志未酬便遭贬放的心灵痛苦，但在遭受这一系列深刻的苦难之后，苏轼没有因此而自怨自艾，经过心灵本能地调适和自救之后得以解脱苦难，并最终到达澄明安适的境界。他以宏博的学养和洒落的襟怀为内在驱力，又从佛老思想中汲取滋养，建构成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神世界。期间的散文创作也正是寻求快乐自生的心灵脱困道路的外现。作品的思想内容中对人生的关切，如“得失”的问题、“平淡”的境界、“闲人”的风致的思考，在不同时期都有所阐释和深化。而这些丰富的人生感受与不拘一格、自然为文创作实践优化结合，便构成苏轼随物赋形的文风。坎坷的人生经历给予苏轼苦难的同时，也给予他复杂丰富的人生体验，成就了他散文多变的风格，并最终于繁华落尽之后归于内涵深蕴的平淡自然。而文学也让苏轼得以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快乐自生的人生道路。

整理人：孙洋

班级：高一

（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