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第一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纵观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走过30年，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背景。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顾；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也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改变。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是这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蛋类、水产品、蔬菜和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开。其中，水产品是我国最早完全放开管制的农产品；国家对粮食和棉花则实行了较长时间的“双轨制”，直到2004年粮食才放开生产经营，是我国最晚放开管制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不但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创出一条新路子。1992年，我国有乡镇企业2321万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职工约1.13亿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来自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达50.66％。乡镇企业还把工业文明带进了农村，客观上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加速了农民现代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由于改革初期对主要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购体制，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在粮食收购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购销价格的倒挂问题日益突显，造成粮食收储企业严重亏损。1992年，国家开始改革粮食销售体制，直到2004年，国家通过《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并将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为直接补贴，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真正实现了市场化。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发展。到2002年底，各类龙头组织带动农户总数超过7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0.5％，其中，每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平均带动农户达7.6万户。目前，东中西部分工协作，出口型、大宗农产品型和特色型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从1993年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我国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其他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1984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下，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或基金。由于乡村财政供养负担的加重和公共建设与服务对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不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使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可能。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最后定位于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国铺开。

第四阶段从2004年至今。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更加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并作为2006年的“一号文件”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战略任务。同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国家开始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三十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适应了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为中国推进农村经济改革提出了行动纲领。

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评价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场成功的变革。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来由国家资本控制的农村土地变成两亿农户根据社区内部成员权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场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在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国家同时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使土地在拥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同时还承担起为乡村财政提供财源的责任，在国家建设资金紧缺和落后经济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时期，它在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最大限度的提取农业剩余创造了条件。面对土地产出的内在约束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热情高涨的农民逐渐把眼光投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呈递减趋势，土地生产率也不断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冲破城乡地域界限，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他们作为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劳动积累，弥补了资金积累的不足。三十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有效释放了现有

二元经济体制下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能力，为实施城市和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城市和工业经济的优先发展，必然要更多的从“三农”中提取剩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产资料价格下降速度，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明显上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加扩大。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业土地收益流失严重，征地“剪刀差”使农民蒙受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城镇用工制度改革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激增，成为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且几乎不享有任何劳动与生活保险，用工“剪刀差”使农民工劳动收益被压缩。持续时间过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也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生产要素会从低收益的产业和区域流向高收益的产业和区域。农业是弱质产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但农业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发达国家政府都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支持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并没有建立，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流失问题更加严重。长期以来，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由于原有的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乡镇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积累的资金更加缺乏。虽然国家近年来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建设资金也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但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主要是长期的，短期内效果有限。

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引导和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目前，发达国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增加值同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已超过2.5:1，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是0.5:1。考虑到中国农产品产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完全有条件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至少可达到96 980亿元。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能够在县城以下的农村区域实现，且同时GDP能够保持8％的平均增速，届时农村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有望达到18.7万亿元，农村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确保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可达60％左右。这充分说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潜力巨大。如果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实现上述发展，必然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与农村的产业结构，极大的扩展农业的生产空间，这与农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具有相似的效应。农业产业化大发展将带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下一场深刻变革，它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导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二)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回顾30年改革历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与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大量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但又不肯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产权，于是便出现大量粗耕、弃耕现象，农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地价及土地资本性收益也随之提高，加速了农民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追求，在土地收益问题上出现了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新的发展阶段，依靠市场调节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土地具有资源与资产的双重内涵，不可能脱离产权而独立存在，然而中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产权不明确。虽然中国创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但是模糊的土地产权还是为实现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设置了诸多障碍，改革的实践表明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流转制度是中国农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中国建设资金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紧缺，不能支撑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果能否保证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还有待商榷，所以，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无疑成为最佳选择。

(三)通过体制创新改变城乡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把农村劳动力及其农村居民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途径。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务工，使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城镇化率在2007年已达到44.9％，据权威部门预测，未来十几年还将会保持年增长率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转移1500万农村人口和900万个农村劳动力，总共需要转移农村人口2亿多，城镇压力十分巨大。虽然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可能达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届时还将有6亿至7亿农民，农村的安置任务同样很繁重。党和国家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和“两个趋向”的提出，国家开始着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近几年，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补贴力度，原来保障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体制被逐步改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国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农村生产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问题无疑会加剧。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体制、农村教育补贴与就业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变生产要素配置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统筹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工作，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二篇：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本文对三个阶段税制改革进行回顾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税制改革有五大成功经验：税制改革必须有理论突破为先导、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要走渐进式道路、税制改革要与国企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中要强化税收的调控功能。结合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潮流，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制度；经验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8)10―0053―0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先后经历几次大的调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本文在对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三十年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评价改革得失，探讨新时期的税制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

一、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可分为涉外税制的建立、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和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

1.1978年至1982年的涉外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是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税制改革的推进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为税制改革的推进打下理论基础。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需要，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方案。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将建国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实施和工商税制改革。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一系列行政法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发布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有37个税种。这些税种按照经济性质和作用大致可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涉外税类、农业税类七大类。总之，这一时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建立了涉外税制，彻底摒弃“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观点，恢复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日益加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要求，1994年我国启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外资企业停止征收原工商统一税，实行新的流转税制。

(2)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消原来分别设置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同时，国营企业不再执行企业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包干制。

(3)统一个人所得税。取消原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统一实行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

(4)调整、撤并和开征其他一些税种。调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特别税、奖金和工资调节税；开征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盐税并入资源税，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税。改革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统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市场经济下我国税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又推行以费改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的转型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1.稳步推动“费改税”改革，将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项目转化为税收。2000年10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车辆购置税，取消了车辆购置附加费。同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税费改革，根据“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对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了调整，明确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

2.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对内外资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个规范、统一、公平、透明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3.对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的改革。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取代了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此外，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也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修改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纳

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范围，同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提高了税额标准；2006年4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对烟叶的收购实行20％的比例税率。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税种设置进一步减少为19个，税制更加规范和统一。

二、三十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必须有理论突破作为先导。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征税依据、征税对象、征税标准、税率高低等课税要素的确定，均需要有理论作为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关系认知，形成了国营企业只能上缴利润、不能上缴税收的做法，也就形成了“税收无用论”的理论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国家和国营(有)企业关系认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了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两种身份和两种权力，从而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确定以所得税形式处理国家与国营(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使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并且统一了税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为多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二)税收制度改革中必须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在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到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对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改革尚未创造出新增利益之前，改革的成本只能由财政来负担。另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因。无论从改革，还是从发展、稳定的角度看，税制改革不能弱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税收制度改革必须走渐进式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优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前扣除标准，这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国内投资环境的逐步完善，为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成为必然。同时，为减少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吸引外资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也坚持了渐进式改革原则，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给予五年的缓冲期。

(四)税收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必须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变革为前提，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定位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税收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时的形式。同时，税制改革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正是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后，才有了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税种收入的规范化划分。

(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指令性计划对经济的干预，这就要求强化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通过优惠税率、税收减免、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来贯彻政府的调控意图，根据客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的潮流，适时调整我国的税种结构，开征新的税种或取消不合时宜的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对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功能。

三、税收制度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的法治化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为防止政府公权对私人产权的肆意侵犯，民主国家一般均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即“有税必须立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大都写入了宪法。而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为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找不到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和税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机关立法，税收征管程序中的具体问题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大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

(二)税收调控经济的功能还比较弱。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格局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确立起来的，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税收在发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促进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调控经济过热或过冷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税收在引导企业技术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仍有缺陷。

四、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税制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就必须贯彻“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原则，建立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

(二)税制改革与法治化建设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和立足点，要求有健全的税法体系：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并接受行政司法机关和社会监督，纳税人能够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税制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纳税人、税收行政机关都要服从于法，法外无税。推进税法体系建设，积极参与税制改革、税收立法调研，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三)逐步推进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改革。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力争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在转型的同时，要推进增值税的“扩容”，即把有条件实施增值税的营业税税目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稳步推进营业税改革，适度调整部分营业税税目的税率和计税依据，消除重复征税的问题。全面贯彻落实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办法。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全面总结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经验，继续研究完善物业税改革方案及其配套措施。以开征物业税等为契机，研究构建持续稳定增长的地方税体系，以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事权相一56一统一，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更好地配合并促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四)强化税收调控功能，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制体系。第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制度体系。一方面完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应用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对高科技产业、涉农产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立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鼓励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和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第二，建立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体系。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推进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同时继续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大对高消费行为的税收调节力度；针对收入存量，则要完善财产税制，加大对个人存量财富的调节力度。积极鼓励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通过加强对“第三次分配”的税收引导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第三，建立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所得税、流转税的改革方面，进一步突出对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引导，形成全方位、多环节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体系。第四，建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继续完善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政策及继续深入推进区域性优惠政策向产业性优惠政策转移的同时，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完善相应的区域性税收政策。区域协调发展还要求我们完善增值税、所得税等一些主要税种的收入归属机制，妥善处理区域间税收分配关系，保障区域间合理的财政利益。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三篇：回顾与展望

回顾与展望

----2004-2005第二期学年总结

随着2004-2005第二学期的结束，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头也顺利的划上句号。在这一学年里，我们系经过不断的摸索，从一棵树苗长为参天大树。回顾本学年，我就自身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一一汇报。

【2004-2005第二学期工作中的成绩】

1、毕业生教学档案的管理和修正：

在2004-2005第一学期的教学管理中，我们系一切从零开始，不断的揣摩和探索，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经验。因此，在本学年中我系虽然毕业生达到808人之多，位居全校第三，且对于我系而言，毕业生的教学档案修正和处理又是第一次。但是，在本学年的毕业生教学档案的管理和修正中，我们秉承“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沿用以往的教学管理模式，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将毕业生教学档案一一落实到实处。

2、期末考试的安排和监考：

期末考试是大学生整个学期学习的大检阅。期末考试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下一学年的学习和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做好期末考试安排，是促进我系稳定发展的关键。我系教务办公室根据教师教学计划和学生课程安排，合理利用教师、教室的不同时间段，将我系教师所任班级的考试细致认真的安排下去。

监考是期末考试的另一大事，为了确保学生能在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场合下顺利的完成本学年学习的检阅。我们采取严格、严厉和严禁的态度，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要求遵守考场制度。因为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安排中，我系教务工作繁忙，加之学校事务较多，因此在监考中，监考人员严重不足，我系老师皆以大局为重，不顾身体疲乏，一周之内监考了十多堂考试，确保了期末考试的顺利完成。

3、毕业生资格审查和毕业证学位证的办理：

在XX老师的带领下，我系根据学校的规定，对每个毕业生的资格都进行了严谨和慎重的审查，确保没有学生因为资格审查的问题而导致其证件的发放。

7月1日，我跟随教务处到校本部办理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在其中，为了准确的办理其证件，我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对待工作，使我系毕业生的证件办理正确率达到100%，顺利的完成了学生毕业证件的办理。

【2004-2005第二学期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本学年工作中，我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也透过工作表现出来。

1、同事间沟通不够，工作进展不顺利：

正确处理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但是在工作中常常和XX老师发生争执，不懂得利用委婉的语气和委婉的方式进行沟通，从而导致在工作中进展不够顺利。

2、缺乏稳重、性格毛躁：

本学年，因为毕业生的事情较为繁多，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因而在工作中，当事情紧迫时，不能抑止自己的脾气，表现出性格毛躁的一面，不能保持应该有的持重。

3、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本学期，我出任XX级计维班主任，因而在工作中，有些时候不能正确处理好工作中的各种关系，从而导致某些工作延滞，效率不高。因此在下一学年中，应该积极主动寻求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方法，达到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目的。

当然，我还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XX老师和各位同事指出批评。

【对2005-2006第一学期工作的几点建议】

1、泾渭分明、各司其职：

在本学年中我们教务这一块，虽然分工比较上学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做得不好。从而导致在教学工作中出现重复、吃回锅肉的问题，也容易导致因分工不明而出现失误时推卸责任。新的学年中，我们应该分工更加明确，避免吃回锅肉现象和相互推卸情况的发生。

2、次重分清、缓急分明：

2005-2006第一学期的工作中，我觉得应该把持住缓急分明、次重分清这条思路。这样，在开展工作中就能够避免避重就轻、主谓不明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及时、准确的干好我们的工作。

3、奖惩明确、责任连带：

在本学年中，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就没有规定有明确的责任关系。我以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将各项工作所带来的责任与工作挂钩，严格要求。这样我们应该严厉指出和批评工作中的错误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能在开展某项工作同时就不用担心另一项工作的进展或者失误。

4、合理搭配、协调发展：

合理的搭配能够使工作中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而协调发展则是正确处理各项工作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充分发挥协调的精神，大家互补，做到协调发展、合理搭配，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当然，以上建议谨为自己一时之想法，还不够成熟，还望XX主任指正。

这就是我2004-2005第二学期的工作总结，虽然不如人意，但我想终是我肺腑之言。我真诚的希望，在2005-2006第一学年中，我们的各项工作能蓬勃的开展下去，我们系在XX主任的领导下茁长成长。

第四篇：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班主任之友》2009001期 作者/王立华 本文总字数：6549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王立华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改革既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又不断向纵深发展，改革模式、改革行为日趋科学、合理，迄今已基本确立起符合教育发展、时代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性架构。

一、制度构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稳定下来并逐步走向成熟

“拨乱反正”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运行路径。（1）资格取得制度的初步建立。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其中规定：“小学各班采取教师责任制，各设班主任一人。”“中学以班为教学单位„„每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校长在各班教员中选聘。”不仅明确了班主任的合法地位，更规定了班主任队伍的来源。自此，班主任工作制在中小学普遍施行，尽管“文革”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1978年后此制度基本延续下来。（2）物质肯定制度的初步建立。考虑到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国家从1978年起正式实行了班主任津贴制度。1979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布了《关于在全国普通中学和小学公办教师中试行班主任津贴的通知》。1980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在中等专业学校、盲聋哑学校班主任中试行津贴的通知》。1981年，国家劳动总局颁发了《关于技工学校试行班主任津贴的通知》。至此，班主任津贴制度得以在中小学全面建立。（3）精神鼓励制度的初步建立。党和国家对班主任所付出的艰苦劳动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优秀班主任的评价体系。1984年，国家专门召开了全国优秀班主任表彰大会，有2914名优秀班主任受到表彰。

在前期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稳定下来并走向完善。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明确了中小学班主任的地位、作用、任务、职责、方法、任免的条件、待遇与奖励、管理等内容，这表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完善。自此，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走上了健全完善的发展道路。随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完善的步伐愈加紧密，突出体现在2006年。在这一年的6月和8月，教育部接连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的通知》。《意见》规定“每个班必须配备班主任”。《通知》规定：“从2006年12月起，建立中小学班主任岗位培训制度。今后凡担任中小学班主任的教师，在上岗前或上岗后半年时间内均需接受不少于30学时的专题培训。”相比以往的各种规定，该《通知》对班主任的资格取得做了更明确、更专业的要求，赋予“班主任”这一岗位以专业形象，标志着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基本完善起来了。伴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加强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的建构力度，一些地方性的规定、措施相应出台，如2007年出台的《北京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管理规程》《上海市普陀区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从中观层面上完善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从微观上看，各学校都制定了切合本校实

际的操作性强的、更细致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班主任节，如山东临淄实验中学、上海七宝中学、河北唐山七中等。

二、理论探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建构进入专业自主时期

1．“创建——本土化”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1978年后的教育拨乱反正。这时候，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像《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等许多教育刊物都辟有“德育”“班主任工作”“班级管理”等类似主题的专栏；教育学领域之外的理论刊物几乎都刊载过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基本原理进行探讨的学术文章；后来，出现了专门的研究刊物，以湖北教育学院1984年创办的《班主任之友》和北京教科院于1985年创办的《班主任》为突出代表。

在这一时期，一些以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不断召开，这些辅导性和普及性的学术会议，对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建构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不少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反映了研究者们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不同建构取向，但理论探讨勾勒出来的基本框架没有性质上的差异，都从元认知的立场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与阐释。

2．“规范——中国化”发展时期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于是，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建构也相应地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研究队伍日渐壮大，研究人群的来源与分布也变得更多元化，尤其是一大批中小学班主任也加入到了理论研究的队伍中来。随着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更有效的研究方式与方法被逐步应用到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中。在探讨中，随着基本问题的解决，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除了从班主任主体论的视角进行研究外，还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对象、过程等客体论、介体论的视角加大了研究，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框架。此外，这一时期开始运用除教育学外的多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交叉研究，不仅深化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内涵，也拓展了其外延。由于研究效能的快速提升，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在这一时期的探讨中，有三支力量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优秀班主任。他们纷纷将工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或成熟的操作规程体系。如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谈》、任小艾的《我的班主任工作》等。这些著作在基层学校引发了阅读风暴，有的一版再版，对当时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一些教育类刊物的编辑。他们在编发刊物的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班主任》杂志的原主编王宝祥主编的《班主任工作全书》等。三是一些高校的教师。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如钟启泉的《班级管理论》、唐迅的《班集体教育实验的理论与方法》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范畴的陈述方式，还是从概念、命题的陈述方式上分析，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带有明显的“中国化”内涵：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探讨是中国

独一无二的特色，是中国独有的。

3．“自主——专业化”发展时期

“班主任专业化”的理念是在2002年10月天津市大港区举行的全国第十一届班集体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由首都师范大学王海燕教授提炼后确定的，并在柳州市首先进行了实践。笔者认为，从此，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探讨进入了“自主——专业化”时期。

2003年10月，柳州市教育局出版了《班主任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集中总结了一段时间以来柳州市对班主任专业化的研究成果。2003年11月，全国第十二届班集体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柳州举行，“班集体建设与班主任专业化发展”成了会议的主题，柳州市的“班主任专业化”建设由此以民间学术影响的方式推向全国，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间研究意义上的“班主任专业化”理论探讨。2004年，《人民教育》在第15和16期推出了《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化》专辑，在全国范围内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班主任专业化”的理念。班华教授等专家、教师在《专业化：班主任持续发展的过程》等文中对班主任专业化的概念厘定、制度建构、操作规程的形成等进行了概略式的论述。在这之后，各种有关班主任专业化的学术研讨活动不断出现。2005年1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举办了第一期班主任专业化培训班，开创了全国班主任专业化培训的先河。2005年4月16日，《人民教育》编辑部在浙江省桐乡市举行了全国班主任工作与班主任专业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中小学班主任参加。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表明，班主任专业化的探讨出现了方兴未艾的良好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有关班主任专业化的理论性文字不断涌现，并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成果，在《班主任之友》《天津教育》《班主任》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一些理论成果因其独到性，还被国内学术权威机构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编辑的《中小学学校管理》全文转载，引起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领域的震动，而一些相对成熟的书籍面世后也受到了广大班主任的热烈欢迎，如黄正平主编的《专业化视野中的小学班主任》等。

综观这一发展时期，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建设成绩斐然，有几个特点是其他几个时期所没有的：从服务对象来看，他们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负责，说真知灼见；从理论内容来看，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及许多新的教育观念都被吸收到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中来；从研究方法上看，思辨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研究实现了互补，逐步落实到研究过程中。

三、实践架构：范式构建到范式转型

1．前范式时期（1978年——1988年）

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政策法规在有关教育政策法规中有所涉及，但没有专门的行文规定，中小学班主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必须共同遵守的关于班主任工作的价值观念和具体要求；又由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与实践范式。所以，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实践与研究处于价值定位有失偏颇、实践徘徊不定的不良状态，存在深层次的范式危机。不少专家、学者意识到了必须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范式拯救。这种范式意识的自觉

是一门学科或一个岗位走向成熟、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方法论标志，因此，把这一时期界定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前范式时期。

2．范式初建时期（1988年——2006年）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明确了中小学班主任的地位、作用、任务、职责、方法、任免的条件、待遇与奖励、管理等内容，标志着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范式初步建立。这期间，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班主任工作的文件规定，使中小学班主任在开展工作时有了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和具体的操作要求，中小学班主任已初步具有了正规意义上的工作范式。

3．范式转型时期（2006年至今）

2006年，教育部接连出台了两份规定，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很多问题重新进行了界定，由此，班主任的当前地位逐渐高于以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不专业和半专业，接近专业成熟。因此，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是一种资格“业余”、职能履行随意、无群体效益的教育范式，而2006年以后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则是一种价值追求定位明晰、学科专业自主、实践岗位专业化的新的教育范式。因此，从“业余班主任工作”走向“班主任专业化”，是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转型。但在当前，中小学班主任的专业成熟毕竟是处于一种发展的中间状态，要完成班主任工作的范式转型，需要借助很多力量，而“班主任专业化”就成了推动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转型的基本力量。

四、未来展望：“班主任专业化”成为推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转型的基本力量

1．改革走势：在继承中寻求发展、创新

班级与班主任存在的必要性得到普遍认可，班级设置的基本要求日趋生态化。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负担重，现在尚未找到一种能够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更好的教育形式，因此，班级、班主任还将在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存在。尽管同龄原则仍将是班级设置首先关注的生理学、心理学依据，但班级设置更要考虑卫生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使教室空间与学生人数有一个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比例，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影响力，更能提高学生的在校学习生活质量。

在固定的班级开展教育活动的现状短期内不会有本质变化，但班级教育的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随着教育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班级教育的组织形式更加丰富多样。这些组织形式有：学校将更多地考虑按学生的兴趣、现有能力编班；固定的班级可能会改为富有弹性的学级班；班级编制将趋于小型化；走班制、分层制等更加开放的教育组织形式也将日渐增多。

班主任素养提升的要求是群体性称职，但班主任的个体水平要求日趋专业化。由于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机会的增多，加之接受能力在一些领域比成年人快，很多学生掌握的某些领域的信息将比班主任更系统、更丰富，对班主任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由于办学格局越来越向社会开放，社会阴暗面对学生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涌来，教育难点与热点层出不穷，对班主任的专业素养也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要求班主任的素养进入专业化的轨道。

日常工作的落实仍是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但其工作内容日趋多元化。很多

来自社会、家庭的工作事务将更多地出现在当代班主任的工作范围中。另外，学生受教育的时空不再局限于学校、社区，走进社会受教育的机会将不断增多。

常规方式仍是班主任完成工作任务的首选，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方式日趋信息化。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家校通”“班级博客”“电子信箱”等信息化特点明显的工作方式将被班主任熟练使用。由于这些工作方式方便、快捷、易操作，原有的谈话、书信、家访等工作方式将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些甚至会被淡化。

2．发展建议：“班主任专业化”成为推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转型的基本力量

从“业余班主任工作”走向“班主任专业化”，是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转型。推动班主任专业化，实现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转型，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切入：

第一，运用系统观点，重新认定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作用。系统论认为，从学校内部结构体系的层面分析，班主任处于联系学校管理者和各科任教师的枢纽地位；从学校与社会结构体系的层面分析，班主任处于联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枢纽地位；从学生成长的层面分析，不管是培养目标的确定、培养内容的选择，还是再培养工作的实施，班主任还是处于枢纽地位。尤其是我们当前往往把德育当工作来开展，忘却了德育在传统教育价值观里原本是当作教育目的来追求的。这种认识模糊直接导致了实践偏差：德育成了班主任一个人的事情。因此，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学校教育生态圈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加强学科建设，重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基础理论研究。21世纪的教育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提出的要求，基础教育改革中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性质与地位，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传统，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内容的变迁，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到底向哪里发展等带有逻辑起点性质的原理，都需要从全新的视野进行深入探讨。如果不加强学科建设，许多实践中的盲点、困惑都会存在一个理论原点模糊、价值本体混乱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实践的摇摆不定。

第三，赋予专业形象，中小学班主任走专业化发展的成长之路。班主任应立足岗位发展，在实践中赋予自己以专业形象。在专业道德上，完成从教育事业的奉献者到教师生命的提升者的转型；在专业知识上，完成从知识体系的完善者到知识体系的拓宽者的转型；在专业能力上，完成从教育研究的跟随者到教育研究的先行者的转型；在专业文化上，完成从教育理论的消费者到教育理论的创造者的转型；在专业智慧上，完成从教育智慧的守望者到教育智慧的生发者的转型。而在具体实践中，班主任应该从教育理念的形成与丰富、教育原则的确定与坚守、教育内容的开发、教育策略的选取、良好工作习惯的养成等五个维度来全面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赋予自己专业形象。第四，打造科学机制，确保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化的长效推进。从2002年开始的班主任专业化讨论所形成的一些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但这些理念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者、校长、教师的行为之间尚存在不小的差距，行为转型落后于理念转型，而机制转型又落后于行为转型与理念转型。当前，就全国范围内的班主任专业化研究而言，由于存在机制缺陷，期望它在短时间内成为一种全新的班主任成长范式是不明智的。没有一个长效的激励班主任专业化发展的机制，班主任专业化发展只能是以往各种教师

成长范式的翻版。要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班主任专业化的理念转换和行为转换的制度化是有效途径。这种机制的建构应该是从上到下的统一行动，并形成框架完善的机制体系。

第五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具体到保险，从某种角度讲，它是我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实验田”，许多改革创新的措施与方法都是在这里实验成功之后推向全国，为我国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

业紧紧抓住深圳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有利时机，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行业之一，在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目前深圳保险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够、功能作用发挥不充分，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大做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圳保险业的主要战略目标。

一、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深圳保险业起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1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宝安县支行设立保险代理处，同年11月代理处改为宝安县办事处。1953年11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将该办事处升格为宝安县支公司。1958年，全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这一机构被撤销。从此，深圳保险业进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阶段。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深圳保险业才得以恢复，并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发展时期。在29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保险业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创下了诸多国内第一，在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曾在《保险业创新与发展》一书序言中指出：“深圳保险业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前沿阵地。从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至今的20多年间，深圳保险事业走的就是一条改革创新、持续发展之路，而且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优势。”从改革开放至今，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全面恢复阶段（1979年－1992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南巡讲话）

1979年－1992年是深圳特区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深圳特区的开创时期，深圳保险业也正是恢复于这一开创时期。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深圳的保险市场率先对外开放，中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先后在深圳成立。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了“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从1980年起恢复已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当月，人保广东省分公司在深圳设立支公司，保险业务开始全面复苏。1980年，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28.7万元。1982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香港民安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从法律意义上看，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进入大陆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相比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1992年进驻上海市场，深圳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早了整整10年。1984年2月，人保深圳支公司升格为分公司。1988年3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专业性寿险公司。同年5月，平安保险公司成立，这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人保多年来独家经营保险的体制。1992年6月，平安保险公司改制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由地方性公司拓展为全国性综合保险公司。1992年12月，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标志着深圳保险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到1992年末，全市累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6.71亿元。

这一阶段，我国的保险法制建设也逐步加强，198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对财产保险合同作出专门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与保险有关的法律规定。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保险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对规范保险经营、促进保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初步发展阶段（1992年－200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至党的“十六大”召开）

从1992年深圳保险市场“三足鼎立”格局确立开始，深圳保险业从垄断走向竞争，从混业走向分业，从幼稚走向成熟，开始真正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标志性事件包括：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诞生，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专业化经营体制创新，保险中介机构出现。

1993年4月，深圳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同年7月签发了深圳市第一份个人寿险保单。1996年，人保投资的寿险公司实行专业化经营改制，分别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1996年7月，以华安

财产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2000年1月，美国国际集团下属的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和美亚保险公司两家外资保险深圳分公司开业。2000年7月，华泰保险深圳分公司成立。2000年9月，中国再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截至2002年底，深圳共有保险总公司5家，经营性保险分公司17家。同时，这一时期深圳在全国率先成立了7家保险代理、保险经纪和保险公

估等保险中介公司。深圳市保险行业组织也于1996年开始实体化运作，积极发挥作用。深圳保险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到2002年末，全市保费收入突破60亿元。10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2.94倍。

十年间，整个保险业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对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有法可依、依法管理阶段。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保险司，具体负责保险监督管理工作，深圳分行也设立了保险科，增加了专职保险监管人员，保险监管工作得到加强。1998年11月，根据改革金融体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200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深圳市相继设立了31个地方派驻机构，全国保险监督组织体系初步形成，保险监督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科学跨越式发展阶段（2002年－2007年，从党的十六大至国务院23号文件发布及贯彻落实）

这五年，是深圳保险业蓬勃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深圳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市场体系建设为基础，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强化监管、防范风险为保障，以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为目标，开创了深圳保险业科学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一阶段深圳保险业的标志性事件包括：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建立、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地位的确立、深圳市政府《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创建全国保险业创新发展实验区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2003年，深圳市政府制定颁布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金融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设立了市金融发展专项基金，专门组成了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开辟了为金融业提供便利直通车服务的绿色通道。市政府对保险业尤为关注，2004年专门制定了《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建立了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的协调机制，成立了以深圳市市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组成的“推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小组”。只要有需要，领导协调小组就可以召集会议，保险业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日常机制中加以解决，这在全国是首创的。市政府在不同层面上，多次召开协调会，解决保险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对保险业的扶持力度，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06年3月，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对深圳保险工作作出专门指示，要求深圳保险业“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同年5月，中国保监会与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共同把深圳建设成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2007年8月，2007年8月，许宗衡市长、陈应春副市长率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深圳保监局调研，深入研究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问题，明确了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全力为保险企业排忧解难。同年，市政府相继下发了支持责任保险发展、加强保险宣传的若干个重要文件。各区政府、各部门与保险业的沟通也更加紧密顺畅，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业的关心、参与程度不断加强。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深圳保险业开始走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全市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5年间全市保费收入增长了1.8倍，累计保费总收入595.3亿元。

深圳保险业恢复和发展29年来的历程，是特区经济金融发展史在保险业的缩影。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为深圳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力地推动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深圳保险业29年来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保险业的各项体制改革、经营主体数量的增加以及业务的快速增长等，都充分表明深圳保险业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因素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运作开始与国际保险市场规则接轨，所有这些，标志着深圳已经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市场发展及主要特点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也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保险市场由人保广东省分公司深圳支公司一家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28.7万元。到2007年末，深圳各类保险公司达到52家，总资产达到371亿元（不含总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83.70亿元，市场规模增长6万多倍。深圳已逐步成为国内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圳保险业沿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保监会所确立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路线，开拓创新、奋力拼搏，走出了一条符合深圳实际、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保费收入平稳增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较好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保险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一）业务持续平稳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深圳保险业从2002年以来始终保持高位增长，年均增长率达23%，高出本市生产总值增幅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3个百分点（参见图1）。保费收入连续实现每年一个台阶，2005年突破100亿元大关，2007年保费收入达到183.70亿元，是2002年的近3倍。五年来保费规模稳居全国大中城市第4位，与全国相比，深圳市场增长情况在之间表现出了持续稳定性，增幅基本保持在15%－30%之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参见图2）。保费收入在全国的份额由2002年的2.16%上升到2.61%。保险深度由2002年的2.22%上升到2.72%，保险密度由1352元/人上升到2132元/人。2007年，深圳保费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2个百分点，高于深圳市gdp增长水平22.2个百分点，较深圳2006年增幅提高10个百分点，保费收入在全国的排名比2006年上升了3位。寿险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参见图3）。产险市场增速创下5年来的最高水平，较2006年高出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参见图4）。

（二）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机构数量迅速增加，由2002年的29家增加到2007年的225家，机构增加数量超过了以往20多年的总和。尤其是深圳启动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随着市政府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措施不断出台与深化，深圳市场对保险机构的吸引力更是与日俱增，2007年新增保险公司10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38家，是深圳保险业历史上新增保险机构数量最多的一年（参见图5）。截至2007年底，深圳市场共有各类保险公司52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173家、兼业保险中介机构3231家（参见图6），形成了涵盖国有、股份制、外资保险公司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门类齐全的市场组织体系，并呈现出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再保险公司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市场格局。

（三）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业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稳妥地推进业务结构调整，创新保险产品。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发展较快。意外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3.63%，健康险业务占比由2002年的2.18%上升到2007年的6.20%。产险中非车险业务的占比达到32.68%，比全国高出3.82个百分点，其中责任险保费已占到产险市场总保费的3.95%，成为产险市场第三大险种（参见图

7、图8）。寿险中期缴业务占比逐年提高，由2002年的50%提高到2007年的7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其中新单期缴保费占比达40%，比全国高出20个百分点，表现出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性。

（四）保险中介发展领先，市场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专业中介经历一段基本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时期，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2007年，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为124.35亿元，是2002年的3.6倍；占保费总收入的比例达到67.69%，比2002年提高15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保险公司营销模式的转变。保险公估公司实现公估费收入3.2亿元，是2002年的10倍，占全国公估费收入40%；车险公估费收入占到全国的60%以上，70%以上的车险理赔工作都是由保险公估公司完成。全国排名前10位的公估公司有5家在深圳（参见表1）。营销员队伍稳步发展，目前达到2.8万人，是2002年的2.8倍，成为保险市场稳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五）外资保险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深圳外资保险经营主体由2002年的4家增至目前的12家。外资公司保费收入从2002年的3.7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1.99亿元，年均保费增长率达53.53%（参见图9）。2007年深圳外资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04.37%，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4个百分点。外资公司市场份额由2002年的5.7%增加到2007年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其中，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达29%，比全国高出21个百分点，深圳已成为全国外资寿险市场份额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保险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中外资公司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了深圳保险业经营理念、管理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深圳保险业向国际化方向迈进。

（六）保险功能不断增强，服务和谐社会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保险业累计为深圳经济建设提供了30万亿元的风险保障，服务企业超过2.6万家，其中为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50亿元。支持对外贸易和投资30亿美元。为2000多万人次提供人身保险保障。五年累计赔款和给付支出130亿元。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6年深圳保险业与交管局共同推出道路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提升城市交通文明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宽，保险已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七）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司管控能力显著提高

2002年以来，深圳各保险公司积极深化改革，在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深圳分公司顺利完成了分业经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深圳分公司按照总公司股份制改革和境外上市的要求，顺利完成了体制和机制改革。资本市场和战略投资者对上市保险公司的压力逐步转化为保险公司深化改革的动力，促进保险公司不断改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通过五年来的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有11家公司成为境内外上市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

（八）行业创新成效显著，发展活力不断提高

2002年以来，各保险公司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行业创新成效显著。2006年推出校方责任保险，2007年推出医疗责任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五年来累计推出责任保险产品120多个。2007年全行业共推出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305项，比2006年增长了60%。自2005年以来，共有45家次寿险分公司、产险分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深圳市保险创新发展领先企业”称号（参见表2）。同时，平安保险（集团）的平安后援集中项目、平安产险的车险全国通赔直赔服务和万里通紧急医疗服务、平安人寿的外汇保险产品、中国人保的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中国人寿的国寿通电子商务平台和“美满人生”保险产品、民太安保险公估公司的汽车配件信息暨汽车配件报价系统和汽车保险理赔服务管理系统分别荣获市政府颁发的金融创新奖（参见表3）。各公司在产品、服务、经营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力，也为全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九）保险市场秩序明显好转，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增强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保险市场已基本建立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内控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体系。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深圳保监局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维护公司正当权益；行业自律不断加强，同业公会服务会员公司的意识提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建立了保险中介行业自律组织；企业内控建设水平提高，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保险宣传和诚信建设进一步推进，行业形象不断改善。通过全行业的共同努力，深圳保险市场运行平稳、健康、有序。

（十）外部条件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进入最好时期

五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出台支持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近30个，市领导对保险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和专门召开协调会议50多次（参见表4）。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把深圳确定为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随后市政府专门成立建设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各区政府相继建立与保险业的联席会议机制。社会各界对保险业的关注和支持程度越来越大。营销员的社保和税负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政府推动问题、保险宣传进社区障碍问题等一些制约保险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深圳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保险业每一次发展进步，都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尤其是与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一方面，深圳的改革开放为深圳保险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1980年至2007年，全市gdp年均增长33.62%。2007年，深圳gdp突破跨越6000亿元大关，达到6765亿元，财政收入达277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2875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连续15年保持全国第一。全市高科技产品总值7500亿元，金融业总资产2.8万亿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2110万标箱，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高科技、金融、物流和文化为支柱的四大产业。全市人均gdp为10628美元，首次跨越1万美元的“发达”状态标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开始更多地追求安定和谐的生活品质。政府实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以提升民生净福利为核心，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直接激发了全社会巨大的保险需求，为深圳保险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另一方面，深圳保险业自身的改革开放为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通过企业制度改革，大多数公司逐步建立起较为规范的公司管理架构和内控制度，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市场取向改革，逐步建立了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开拓创新、自强自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得到锻炼提升，在竞争浪潮中成长出了一批优秀企业。通过监管制度改革，监管效能不断提升，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全面对外开放，形成了中外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启示：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就难以获得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没有自身的改革开放，深圳保险业就难以获得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就难以取得今天的成绩。

三、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保险业的必然选择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而关键的抉择，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深圳保险业站在了新起点，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向未来，深圳保险业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正迎来新一轮的高潮，以地铁轨道交通工程、大运会建设工程、深圳港区新建和扩建工程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优化不断升级，以户籍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农民工保险保障制度改革等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工作不断推进，以加快深港澳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为突破口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深化，支撑保险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不断增强。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更加主动地承担起行业的历史使命，更加全面地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为促进和维护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服务。

（二）推进保险业的改革开放，是提升行业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内在需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深圳保险业取得了明显成绩，但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保险的覆盖面与渗透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服务的水平与广大消费者的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保险业市场化程度与深圳整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风险管控水平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监管水平与新形势和保监会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纵观当前深圳保险业所面临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要求，“深圳的保险业不能用一般水准要求自己，而是要力争向发达国家的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应当用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保险发展水准要求自己，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力争做中国保险又好又快发展的典范，发挥好排头兵和领头羊的作用。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做全国保险业的排头兵”。深圳保险业实现这一要求，必须更加全面深入地进行改革开放：要克服自满情绪，居安思危、居安思进、居安思变；要克服小富即安思想，志存高远、追求超越、永争第一；要克服狭隘视野，瞄准国际一流水平，以世界眼光思考和谋划发展蓝图，实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上更大的科学跨越式发展。

四、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深圳保险业的改革开放

深圳保险业坚持深化改革，努力扩大开放，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推动为助力、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为探索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道路探关闯路。总体目标是：按照在全国保险业领先、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的要求，建设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偿付能力充足、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保险业。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加快深圳保险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从市场局部开放到全面对外开放，从单一服务功能向多重功能转变，从相对独立发展向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转变，努力使深圳成为各类保险机构的聚集中心、强有力的保险市场辐射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的研发中心、保险人才的培养输送中心、保险资金的运用中心，全面提高深圳保险业在全国范围的竞争力。立足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经验，努力在速度、效益、诚信和规范经营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根据上述目标，深圳保险业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深圳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优势，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争取在发展水平、创新活力、服务能力、市场体系、管理水平、诚信规范、监管水平、队伍素质等方面在全国保险业处于领先地位、向成熟保险市场看齐，充分利用全国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的优势地位，努力实现深圳保险业的跨越式快速发展，推动深圳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体内容包括:

（一）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发展水平领先。

坚持科学发展，正确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实现发展速度与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统一。力争未来五年保费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合理调整业务结构，满足深圳经济社会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险需求。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切实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稳步提高经营效益，增强保险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创新活力领先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加快创新步伐，用创新来推动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制优势，地方政府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优势，以及基层公司贴近市场、熟悉业务、了解群众需求的优势，主动向总公司提出创新方面的需求和建议，争取更多的创新在深圳先行先试,努力使深圳成为全国保险业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创新保险产品，开发更多具有深圳区域特色、适销对路的保险新产品。创新销售渠道，探索与银行、中介公司之间一对一的排他性营销合作模式，积极拓展电子商务、电话营销、门店直销等销售方式。创新保险服务，推进保险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服务能力领先

突出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紧贴深圳经济社会特点以及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切实把行业、公司自身的发展融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不断提高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支持深圳企业“走出去”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升保险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为跨国企业、国际化人士提供保险服务，支持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发展各类责任保险，发挥保险辅助社会管理的作用；发展个人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企业年金，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服务和谐深圳建设。发展为高科技产业、各类创新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产品，支持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四）不断完善市场分工结构，实现市场体系领先

借鉴国际保险业发展的经验，顺应保险市场分工的专业化趋势,进一步优化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和再保险公司等主体之间的梯次专业分工结构，完善各类主体之间以技术、业务、人才等为纽带的专业协作机制，努力形成充满活力、功能互补、多元发展、门类齐全、国内领先的市场组织体系。发挥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公司各自的专业优势，走展业、理赔外包的保险业务经营模式。加强再保险公司的技术输出，为直保公司产品开发、风险管控提供支持。争取政策扶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力度，促进出口信用保险的更快发展。积极发展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银行保险等专业性保险公司，丰富市场组织体系。

（五）切实改善市场经营环境，实现诚信规范领先

多措并举，综合治理市场不诚信、不规范行为，努力在全行业形成诚信守信和规范经营的浩然正气。坚持以效益为导向，倡导成本与规则约束下的理性公平竞争，塑造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健康保险文化。加强对基层单位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加强从业人员保险法规培训和保险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诚实守信和依法经营意识。借鉴国际经验，逐步形成专业化的产、寿、中介行业组织，更好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大力推进保险宣传进社区活动，提高公众保险意识，树立行业诚信形象。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市场约束。依法查处扰乱市场秩序以及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保险机构，加大失信、违规成本，创造出一个“诚信规范受益，失信违规受惩”的氛围和环境，让违法违规、欺诈误导、弄虚作假者无地立足。

（六）大力加强内部管控力度，实现管理水平领先

加强深港保险业以及深圳中、外资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流，借鉴国际保险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提高内控建设水平，确保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强化制度执行力，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建立和完善内控责任追究制度，强化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责任，以及公司对下属机构和营销人员的管控责任。建立内部稽核和外部监管相结合的内控评价机制，不断推动内控制度的完善。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中的积极作用。

（七）努力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实现监管水平领先

结合深圳经济社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特点，借鉴成熟保险市场的监管经验，探索有效监管方式和方法，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前沿保险市场的朝气和活力。更新监管理念，尊重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时，不断加强市场调控，确保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创新监管模式，建立信访投诉处理、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联动机制，切实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问题通报制度,把政府监管、法人管控、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改善发展环境，充分利用深圳保险业创新发展领导协调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努力营造有利于保险业发展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

（八）积极实施人才兴业战略，实现队伍素质领先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不断加强保险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打造以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保险营销人才和监管人才为主体高素质人才队伍，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落实好市政府的保险人才支持政策，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大力引进人才，把境内外优秀人才吸引和聚集到深圳保险业改革发展的事业中来。整合行业资源、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培养人才。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探索和建立保险人才流动的行业管理制度，鼓励保险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营造宽松的人才成长与交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