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制度问题

第一篇：浅谈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制度问题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是在先进国家广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够广泛运用这些新技术，却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所以，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灾难促进了改革共识（1970年代后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进行，曾经在1950年代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实现和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5年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中国效仿苏联的榜样，废除了市场制度，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制度。

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刚一建立，其严重弊端就显现出来。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还拥有比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这时完全变成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这样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连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也啧有烦言。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决定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命令经济的前提下，对这一体制作出某些调整，适度扩大下级政府和国营企业权力和利益。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和进行哪些调整，领导人的意见是有差别的。例如，作为当时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提出，要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形成“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对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更大的权威。他认为，苏式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这样，毛泽东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上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招致了1958－1960年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经济秩序一片混乱，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也只是一堆邀功的虚夸数字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命损失。

毛泽东没有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引咎自责，相反认为“大跃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在“大跃进”失败后背离了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于是，就在1966年发动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同样具有极“左”的性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竟然宣布“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和“党内走资派”一起加以消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疯狂夺取国家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边沿。

在这种情况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从变革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以后寻求变革的共识。

“摸着石头过河”和“双轨制

”的形成（1978－1983年）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以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提出了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意味着继续执行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极“左”路线和相关制度。这与当时全国上下普遍提出的终结极“左”路线、实现“拨乱反正”的诉求是完全对立的。于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民间创业活动开拓出一定的空间。

第一，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

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强制下加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也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除国家不包工资分配外，合作社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区别。1958年7月，毛泽东又号召把高级社合并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归“政社合一”的公社统一调配。

在实现“合作化”以后，农民依然希望重建自己的家庭经济。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名义下提出“包产到户”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农民拥有的小块“自留地”、农民出售家庭产品的“自由市场”以及个体工商业户“自负盈亏”放在一起，合称为“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每一次包产到户的要求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制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地区的农民再次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要求。当时出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三种主要形式。现在通常称为“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当时称为“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浪潮，首先在安徽兴起。“包干到户”的基本做法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一般由村委会代表）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统购或合同定购任务，并向生产队上缴一定数量留存用作公积金和公益金，余下的产品全部归农民所有和支配，从而取消了生产队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因此，“包干到户”意味着农业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向家庭在承包来的土地上经营的根本转变。

除安徽外，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和河南等地“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并且对促进当地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上述地区的这种制度变革不被当时实行“两个凡是”方针的党中央所认可。直到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还规定：“不要包产到户”和“不许分田单干”。不过，随着邓小平掌握实际领导权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终结，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批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专题座谈会纪要，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这一文件下发后，全国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快速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包工、包产、包干，主要是体现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包干大多是‘包产提留’，取消了工分分配，办法简便，群众欢迎。”这就使以“包干”为主要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度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据，从而使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制度演变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确认。1983年初，实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双包”的生产队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8％。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在继续保持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承包”的方式使农民的家庭农场得以建立。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33.6％；随着农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林、牧、副、渔以及农村工商业产值均有所提升；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长，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比1980年增长85.5％。

第二，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承包制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缓解1979年出现的巨额预算赤字，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1980年起，中央政府将一部分资源配置权力和财政收支决策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体制由中央统收统支制转向包干制，即当时被称为“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仍实行接近于“统收统支”的办法外，其余省及自治区都实行“分灶吃饭”，即按照预先规定的比例或数额，在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之间分配收入的财政管理体制。于是，省、地、县等地区成为具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中国经济也由一个单一的系统转变为包含许多独立子系统的“多部门系统”（multi-division system），甚至“多级法人制系统”（holding system）。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获得了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权力之后，有动力为本地区进行市场创业活动的人士提供保护和支持，通过扩大本地区的经济总量来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员个人的收益。这可以说是“分灶吃饭”改革的一项意外成果。

第三，在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定价上实行 “双轨制”，即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买卖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

在集中计划经济下，所有生产性物质资源（生产资料）都由计划机关通过行政指令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进行分配，价格只是在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除占比重极小的集市贸易有少量“三类物资”流转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非国有经济成分开始产生和逐渐壮大，它们的生产资料供应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如果没有市场交易，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更谈不到发展。

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开始允许企业按照“议价”自销超计划产品。于是，物资流通和产品定价的“第二轨道”就完全合法化了。随着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和交换范围的日益扩大，1984年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31％，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的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它的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照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购买。

第四，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

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与国际市场对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通过营造地区性的“小气候”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80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

这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按照列宁的经济模式，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唯一途径，是成为政府官僚体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员；即使要在国营经济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官僚体系中获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难直接地发挥生产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以前最有才能的人士都能够进入到对能力回报最高的政府部门，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在计划体制下，大量人才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和获得最大收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采取的以上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在政府继续保持对经济的强力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扩大了市场的作用。随着政府允许私人创业和从事生产活动所得到报酬的改善，社会成员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士脱离了原有的职业，转而成为从事创业活动的企业家。首先，在计划体制下面临的不确定性最大、报酬却最低的农民最具有积极性开展创业活动；其次，在城市人口中，那些有才能但由于阶级成份不好或其他原因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职工的人群也有积极性从事私人经营；最后，在企业家创新收益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原有体制中的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员工由于家庭背景、工作经历、“人脉关系”等原因从事寻租活动的能力较低，因而收入水平低下的那些人也转到生产性创新活动方面去。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

这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仅仅为183万户，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1171万户，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同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纵观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走过30年，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背景。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顾；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也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改变。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是这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蛋类、水产品、蔬菜和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开。其中，水产品是我国最早完全放开管制的农产品；国家对粮食和棉花则实行了较长时间的“双轨制”，直到2004年粮食才放开生产经营，是我国最晚放开管制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不但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创出一条新路子。1992年，我国有乡镇企业2321万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职工约1.13亿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来自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达50.66％。乡镇企业还把工业文明带进了农村，客观上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加速了农民现代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由于改革初期对主要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购体制，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在粮食收购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购销价格的倒挂问题日益突显，造成粮食收储企业严重亏损。1992年，国家开始改革粮食销售体制，直到2004年，国家通过《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并将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为直接补贴，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真正实现了市场化。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发展。到2002年底，各类龙头组织带动农户总数超过7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0.5％，其中，每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平均带动农户达7.6万户。目前，东中西部分工协作，出口型、大宗农产品型和特色型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从1993年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我国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其他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1984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下，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或基金。由于乡村财政供养负担的加重和公共建设与服务对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不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使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可能。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最后定位于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国铺开。

第四阶段从2004年至今。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更加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并作为2006年的“一号文件”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战略任务。同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国家开始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三十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适应了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为中国推进农村经济改革提出了行动纲领。

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评价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场成功的变革。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来由国家资本控制的农村土地变成两亿农户根据社区内部成员权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场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在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国家同时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使土地在拥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同时还承担起为乡村财政提供财源的责任，在国家建设资金紧缺和落后经济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时期，它在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最大限度的提取农业剩余创造了条件。面对土地产出的内在约束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热情高涨的农民逐渐把眼光投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呈递减趋势，土地生产率也不断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冲破城乡地域界限，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他们作为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劳动积累，弥补了资金积累的不足。三十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有效释放了现有

二元经济体制下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能力，为实施城市和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城市和工业经济的优先发展，必然要更多的从“三农”中提取剩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产资料价格下降速度，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明显上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加扩大。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业土地收益流失严重，征地“剪刀差”使农民蒙受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城镇用工制度改革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激增，成为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且几乎不享有任何劳动与生活保险，用工“剪刀差”使农民工劳动收益被压缩。持续时间过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也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生产要素会从低收益的产业和区域流向高收益的产业和区域。农业是弱质产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但农业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发达国家政府都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支持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并没有建立，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流失问题更加严重。长期以来，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由于原有的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乡镇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积累的资金更加缺乏。虽然国家近年来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建设资金也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但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主要是长期的，短期内效果有限。

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引导和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目前，发达国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增加值同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已超过2.5:1，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是0.5:1。考虑到中国农产品产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完全有条件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至少可达到96 980亿元。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能够在县城以下的农村区域实现，且同时GDP能够保持8％的平均增速，届时农村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有望达到18.7万亿元，农村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确保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可达60％左右。这充分说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潜力巨大。如果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实现上述发展，必然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与农村的产业结构，极大的扩展农业的生产空间，这与农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具有相似的效应。农业产业化大发展将带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下一场深刻变革，它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导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二)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回顾30年改革历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与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大量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但又不肯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产权，于是便出现大量粗耕、弃耕现象，农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地价及土地资本性收益也随之提高，加速了农民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追求，在土地收益问题上出现了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新的发展阶段，依靠市场调节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土地具有资源与资产的双重内涵，不可能脱离产权而独立存在，然而中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产权不明确。虽然中国创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但是模糊的土地产权还是为实现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设置了诸多障碍，改革的实践表明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流转制度是中国农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中国建设资金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紧缺，不能支撑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果能否保证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还有待商榷，所以，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无疑成为最佳选择。

(三)通过体制创新改变城乡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把农村劳动力及其农村居民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途径。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务工，使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城镇化率在2007年已达到44.9％，据权威部门预测，未来十几年还将会保持年增长率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转移1500万农村人口和900万个农村劳动力，总共需要转移农村人口2亿多，城镇压力十分巨大。虽然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可能达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届时还将有6亿至7亿农民，农村的安置任务同样很繁重。党和国家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和“两个趋向”的提出，国家开始着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近几年，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补贴力度，原来保障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体制被逐步改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国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农村生产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问题无疑会加剧。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体制、农村教育补贴与就业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变生产要素配置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统筹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工作，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三篇：财政改革三十年历程

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三十年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至今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任重而道远。财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在改革开放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改革，保障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开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期专题仅以有限的篇幅，简略地展现了财政改革与发展三十年的历程，以飨读者。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率先在政府间关系方面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1978-1983年在改革开放探索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分灶吃饭”为特征，打破原来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1984-1991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包干为特征、放权让利为主线，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条件。1992-200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规范为特征、宏观调控为基调，基本上奠定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财政管理体制。2001-2008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四篇：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

一、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

(一)服务业发展：增长迅猛，但滞后格局未变

1.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物质生产部门优先发展战略、服务部门为非生产性寄生部门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这期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可见一斑。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启开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门。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以上。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业(在统计局的资料中被称之为第三产业)，也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近两个多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4％增加到了2007年的39.2％。每年增加将近0.6个百分点，但近5年来其比重不断下降趋势。

2.服务业正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但其潜力仍没有发挥出来。

1978年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先是上升再基本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相对较快。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24945万人，而1978年其就业人数只有4890万人，2007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1978年的5.1倍，第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参见表2)。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都远多于第二产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3倍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如保加利亚、巴西)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2倍左右(参见表3)。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中国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所吸纳的全部就业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水平。这固然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制造业较发达且市场化程度较高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

3.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逐年提高，但服务业各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人均增加值)稳步提升。1978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有0.1759亿元/万人，2007年则上升到了3.8616亿元/万人，2007年是1978年的21.95倍，年均增长12％(参见表4)。服务业门类众多，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根据荆林波、李蕊(2008)的研究，在10个服务部门当中，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生产率最高，分别达到59.68506亿元/万人和52.25454亿元/万人，远远超过服务业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是教育(3.434531亿元/万人)。此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1]

4.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较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明显落后。

根据国际通用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一般地认为，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业、餐饮住宿业、修理业、商业等。现代服务业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技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既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其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服务业结构转换与升级正在加快。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会展、中介服务、动漫、创意等需求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各种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提升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等传统产业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现代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最高，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达40％，而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的比重还比较低，约为20％。

(二)服务业改革：体制束缚坚冰已打破，但还任重而道远

1.服务业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落后于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我们几乎把现代化的目标单纯地理解为工业化，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是当时最重要目标和最迫切的任务。1978年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但这种改革也是从农业(1978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工业(1984年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最后才触及服务业。服务业改革中全面展开则要追溯到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之后。中国改革30年最大特点也是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渐进式”制度变迁。服务业制度变革也是如此。从服务业改革的先后次序来看，是按照逐渐放开服务改革、完善服务市场结构和体系以及服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序，遵循了先易后难渐进推进的基本原则进行的。比如，首先是在舆论导向上、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其次是逐步放宽相关服务行业价格的管制，在一些领域(主要是居民服务领域)较大程度地放松了进入规制，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较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决定服务品的价格；进而再实施市场结构改革政策，允许其他国有企业或者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经济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最后实施产权改革，通过股份制、民营化或者与外资合资、合作方式，对某些行业的国有服务企业(如银行、证券、保险、商业零售领域)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引入了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这些改革举措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世界服务业方式变革的总趋势也基本吻合，但从30年来的服务业发展实践来看，其实施力度和改革的成效还非常有限，或者说制度变革的能量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2.体制束缚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理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服务业领域也不例外。尽管改革已经了30年的历程，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兼有的属性，如：银行作为调节经济手

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于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净社会福利，也影响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2)行政审批环节过多、且多头管理。主要表现是行政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不高，行政执法尺度宽严不

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司等2005年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行政执法中广泛存在的重复检查、重复收费、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也妨碍了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3)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化、社会化、专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但中国长期以来把不少服务业当作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事情，没有把它剥离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率。

中国的事业单位承担了较多的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职能，但也有一些本可以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服务业也存于其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各种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性艺术表演团体、新闻出版机构乃至部分宾馆、招待所等，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公共支出越位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散了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各类事业费供给范围庞杂及财政供养人员负担过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给或过度供给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应当由公共部门保障的事业，资金供给短缺、保障乏力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理应全力以赴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不彻底，不少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员等方面的考虑，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业务，如车队、法律事务、后勤、学校、医院等，企业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在企业内部消化，制约了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政府机关及学校、医院等部分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大量服务需求内置，如各政府机关为提供电子政府服务，纷纷设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而其专业化水平和运作效率远低于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公司。

(4)垄断与管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中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中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还比较低下。中国服务业在入世前对外资有着严格的限制，入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三)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质量有待提高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状况主要通过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改革开放

30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尽管还有较大逆差，但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服务业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在不断攀升。

1.中国服务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7674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63200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了8％，高于货物贸易增速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从1980年的15.7％上升到2005年的19.3％。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出口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25亿美元和19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14亿美元和1003亿美元，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居世界第7位，进口居世界第5位，服务贸易地位明显上升(陆燕，2008)。[3]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2006)把这种挑战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出口规模较小，贸易逆差较大，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其次，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部门，高附加值或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第三，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还不完善，导致政府制定政策、对外谈判缺乏依据，企业开拓市场、应对风险缺少信息，影响了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政府活动和企业业务的开展。

2.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增长，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开始提高，但总体来讲，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仍然较低。不过，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中国利用外资结构和质量呈现出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等一些新特征。2006年，工业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近6年来首次下降，而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全年工业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6％；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63.6％，比上年降低了6.8百分点。2006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9.2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长了33.5％，增幅比上年提高27.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业、教育、房地产业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都超过50％，分别为93.9％、91.1％、72.3％、65.6％、51.9％。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32.3％，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而且，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前几年主要是房地产业，但近年来，则表现出对电信、银行、证券、保险、分销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偏好，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减弱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哪个领域开放得较早，哪个领域就发展得较快。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开放度低有关。比如，中国的金融和电信市场长期以来是具有完全垄断特征的市场，金融服务由国家银行垄断，电信服务由国家电信垄断。由此产生这些领域的服务质量差、经济效率低。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度越来越高，开放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涵盖了《服务贸易总协定》12个服务大类中的10个，涉及总共160

个小类中的100个。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但总的来讲，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晚于制造业，开放程度也远低于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对外直接投资约70％流向服务业，但中国2006年服务业吸引的外资额即便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也只有吸引全部外资额的32.3％。目前，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还要面对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较多的限制，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第五篇：浅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

浅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06级3班李英聪2251706308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直到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已走过30年的岁月，其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谁曾想，30年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如今13亿多人民的生活已经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谁曾想，30年前，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曾是许多人的追求，如今新“三大件”已几经升级，电脑、汽车、商品房等对越来越多的百姓来说早已梦想成真。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的腾飞？归根到底，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30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并不长，但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这30年，在中国大地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恢弘乐章。

当人们在实践社会主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基本问题：人们在生产资料集体共同占有的条件之上，很难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依据，这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获得极大的成功。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展了一场以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尽管取的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包含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就其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来说：

1.表面上的市场经济底下，是国家垄断的实质。并因此导致市场经济的严重扭曲。例如当今的房地产，就是在土地垄断的基础上，实行房屋市场化。结果造成的却是人们买不起房子。

2.对国家财政的使用方面，由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导致国家财政被大量挥霍浪费。盲目上马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都属于亏本投资和不必要投资。领导者投资失败，其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人民来承担。当财政被大量浪费后，导致资金匮乏，不足以应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项目的资金支出。

3.市场经济可以创造高效率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也会在利润的驱使下，严重破坏社会正常发展。例如中国的环保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等等。所以，必须要有一套机制来限制市场经济的恶劣一面。而目前的体制，不具备这种有效的限制能力。相反，在地方GDP和贿赂资本的作用下，官员却对这些恶劣行为，起到了保护伞作用。

4.前面三项的作用加上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导致国民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能力。一方面导致国外的倾销指控；一方面导致本国生活水平增长缓慢或者存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动机值得赞赏。对资本和市场的引进，也值得称道。但是，资本和市场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体制，才能发挥好的一面，同时抑制恶的一面。资本的作用只是在逐利，犹如水银泄地一般，无孔不入。只要有利可图，即使明知是不法行为，资本也依然会义无反顾的冲过去。如果体制不能够有效的限制资本，那么只要体制有一丝的缝隙，资本就立即进行大肆破坏，从而让这个缝隙变得越来越大。

5.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悬殊，贫困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目前，我国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引致社会不稳定的危险程度，贫困率虽有一定的下滑，但贫困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大，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量的失业下岗人数将加剧贫困问题。

6.经济增长外部性影响严重。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由于地方政府、企业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人口、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导致大气环境、水资源污染、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生产和生活的自然条件，进一步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脚步，阻挡着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是摆在全党全国人名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须在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础上继续努力，在“完善”上狠下功夫。因此在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明确今后改革的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来说，必须进一步建设健全法制化管理；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途径的改革并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监管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深化对人口、环境和发展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努力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对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努力的解决，适当的控制。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迎难而上，相信解决了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国将会昂首挺胸迈入世界强国之林，东方巨龙将会向世界展示她真正的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