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体制压力问题5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体制压力问题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11级通信工程P 01114202章杰

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体制压力问题

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首先在国内，改革就面临着国内财政压力的问题，财政压力不仅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动因，而且决定着其路径。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后，财政处于整个国民经济“总管”的地位，通过财政收支掌握、支配着全社会的大部分资源。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集中地、突出地表现为巨大的财政压力。而且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均水平较低，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另外，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地区、行业、部门间相互封锁、分割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运作规则不健全，一些法律法规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法律法规尚未建立。

对于国外，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不断增大。对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国际带给国内改革的压力更是巨大。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如何接受经济的正传递，抑制副传递，成为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难题。

在经济发展上，改革意味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面临很大压力，严重制约长期的持续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就业等的压力也不断增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野不断加深，资源和能源的瓶颈问题更为严峻；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同时，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群众看病难，上学难喝就业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等等。

第二篇：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

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面对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各种矛盾使经济健康发展，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动力。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要根本解决还要靠统筹改进制度，靠改革开放。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是振兴中华的延伸。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历史上，汉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曾影响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腐朽统治而落后。自1840年以来，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整个20世纪，中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正反经验，以民为本创新，找到了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31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发展到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初步小康，变化之大，举世瞩目。实践证明，实施市场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以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搞市场经济作为标志。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不断引入，和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对经济体制全面市场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不是简单地放开价格，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就可以了。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 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势在必行。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自由竞争、市场价格调节体系、宏观调控系统、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税制(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法规和法治体系、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体系,开放的劳动和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等。

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工业化发展很快，但资本家相对劳动者处于优越的不平等地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为反对剥削和保护劳工利益，产生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思想家。此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其不仅来自理想主义，还来自现实生活；不仅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选择，还来自对当代社会的比较研究。我们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改革了传统的只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内涵； 我们运用近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运用社会主义对劳动者的关心，对集体意识的重视，对公平的追求，对社会福利的强调，改革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古典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与“社会主义”联姻，是因为我们要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只讲集权、不讲分散，只讲计划、不讲市场，只讲生产、不讲消费，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只讲阶级、不讲全民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果强化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内涵，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大潮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飞跃。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双向改造，即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造，现代社会主义对古典市场经济的改造，我们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经济基础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问题

录入：杨宾来源：中国经济时报日期：2008-12-22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２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者按：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社、新知研究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２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８０余位专家、学者总结了中国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供有关人士参考。

一、中国农村改革问题研究

土地流转不能改变农地用途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３０年农村土地改革，中央强调土地承包期要足够长，土地承包期要比较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一个更新的概念：要长久不变。这很清晰地表达出中央在土地制度上的意

图，就是承包期要长，承包关系要稳，给农民以足够预期。

研究土地流转一定要注意农业的特殊性及世界各国对农地管理的特殊制度——用途管制。土地流转是法律赋予承包农户的一个权利，就是农户承包农地之后，可以自己种，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让给别人种，因此流转农地也只能在农民之间流转。如果把农地变为非农用途也叫做流转，甚至把农地产权的交易买卖也叫做流转，这和农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不能以牺牲农业土地为代价，要解决好保持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这件大事。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推进土地改革，此后６０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制定鼓励大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小农的法律和政策，反而有非常明确的法律限制大资本进入农业：在美国，大资本进入农村可以，但只能给农业提供产前、产后、产中的服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不允许大资本进入农村。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过程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研究土地流转，要多多关注中国工业化怎么汇集农民，让农民能够

进城，如果这个事解决不好，农村土地问题也解决不好。

在我国现在只有１８．２６亿亩耕地这个大背景下，对于农业稳定发展，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农地转为非农地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目前，从基层政府来说，不科学的发展观依然存在，盲目追求ＧＤＰ、追求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倾向还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如果把农地说成一般性的需要，可以自由流动，甚至于可以改变土地的用途，这对国家长远

发展来说是极大危害。

从中国国情出发，搞好农村改革

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刘诗白

当前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问题。第一，要更加重视加强农村生产主体的企业化经营，把农业生产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将其激活。不应片面追求生产的大规模和土地集中。农业生产主体有家庭、专业大户、合作经济、集体组织和龙头企业，这五类生产主体开展企业化经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统分结合的家庭经营，是我国几亿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形式。大户经营也是重要形式。合作经济及新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的骨干因素。龙头企业所代表的国内外资本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过急地将农业生产大规模化，例如，东北与四川、江浙等地的情况不同。中国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搞大

农场，因此对家庭经营要足够重视。

第二，要正确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中国农村土地需要流转，但要避免一放就乱、就超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要避免利用农村土地盲目发展三产，特别是房地产，追求浮财，导致农业企业一旦破产无人负责，危及几亿农民的土地安全，带来巨大的后患。不能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像城市那样自由流动，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必须严格管制，也就是要实行政府主导、农民自主的土地流转模式。

第三，要实行对农业的全面公共支撑。农业是弱势产业，受到传统小生产方式、农民素质、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农业要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农民推向市场，要实行国家全面的大的支撑。加大财政投入，搞好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科技事业，加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在各方面的合力支持下进行的，因此，除了政府之外，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包括发展农业需要的知识、人才、经营管理等。当前，国家用４万亿元拉动内需，机不可失。要拉动农村的消费和建设投资，要把铁路、机场修到人口多且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

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唐仁健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需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一是农村要素市场还需要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尽管不受限制，但是比较规范化的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并没有建立。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现在农业贷款仅占社会总贷款的５％左右，乡镇企业贷款只有２．３％，两项加在一起不超过社会贷款余额的１０％。尽管乡镇企业贷款很复杂，可能还有别的融资渠道，有的可能来自银行，但总的比例也相当低。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设计总体上不尽合理。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小额、短期、没有抵押担保的特点，需要及时的非正规金融的支持。但是现在农行、农发行、信用社的贷款全是按正规金融形式来办的，即要有抵

押担保，制度的设计与农户的金融需求对不上号。

三是对农业一定要补贴。加大“三农”投入，提供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支持保护体系。我国人均只有１．３８亩土地，把农民数量减少到３０％，城市化率就提高到了７０％。２０２０年之后还按１８亿亩耕地为红线，户均耕地也才相当于日本、韩国目前水平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农业不靠补贴靠什么？所以最基本的投入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

入。只有把这两项工作搞好了，改造传统农业才会有出路。

第四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五篇：浅谈中国进行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浅谈中国进行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部署。主要有6个方面：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还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得到了发展，GDP从1978年的世界第11跃居如今的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我国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有限的成绩，必须全面深化经济改革。

首先，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根本的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从总体来看，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好不够高，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想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我过基本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是促使我国必须前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因素。

其次，全面深化经济改革是顺应解决社会突出问题的需求。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高投资、高消费、高消耗、低效率的基础上的。据发改委网站发布，2013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7%，实现目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完成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3.7%以上，达到计划目标。但是根据“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指标完成情况滞后，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任务艰巨。环境污染问题尤为严重，在2013年年末，全国大范围地区都被笼罩在雾霾之中。12月6日，上海PM2.5节节攀升，全市平均602.5；PM10平均浓度671.0，最高的普陀监测站达726.0。近些年来北方地区备受沙城暴的困扰。高耗能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源的压力过大，因而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才能缓解多于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从源头缓解逐渐凸显锐化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且，经济领域的改革对于其他领域具有牵引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借鉴，使得其他领域的改革可以少走弯路，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将增强人们对深化其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经济体制改革每深入一步，必然对其他改革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化，越要求其他领域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内容贯穿于其他领域改革，比如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还是顺应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的需求，经济领域的改革牵引作用，都表明我国前面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是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