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

第一篇：浅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

浅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问题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06级3班李英聪2251706308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直到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已走过30年的岁月，其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谁曾想，30年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如今13亿多人民的生活已经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谁曾想，30年前，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曾是许多人的追求，如今新“三大件”已几经升级，电脑、汽车、商品房等对越来越多的百姓来说早已梦想成真。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的腾飞？归根到底，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30年，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并不长，但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这30年，在中国大地上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恢弘乐章。

当人们在实践社会主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基本问题：人们在生产资料集体共同占有的条件之上，很难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依据，这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获得极大的成功。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展了一场以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尽管取的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包含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就其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来说：

1.表面上的市场经济底下，是国家垄断的实质。并因此导致市场经济的严重扭曲。例如当今的房地产，就是在土地垄断的基础上，实行房屋市场化。结果造成的却是人们买不起房子。

2.对国家财政的使用方面，由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导致国家财政被大量挥霍浪费。盲目上马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都属于亏本投资和不必要投资。领导者投资失败，其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人民来承担。当财政被大量浪费后，导致资金匮乏，不足以应付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项目的资金支出。

3.市场经济可以创造高效率的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也会在利润的驱使下，严重破坏社会正常发展。例如中国的环保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等等。所以，必须要有一套机制来限制市场经济的恶劣一面。而目前的体制，不具备这种有效的限制能力。相反，在地方GDP和贿赂资本的作用下，官员却对这些恶劣行为，起到了保护伞作用。

4.前面三项的作用加上各种贪污腐败行为，导致国民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出口能力。一方面导致国外的倾销指控；一方面导致本国生活水平增长缓慢或者存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动机值得赞赏。对资本和市场的引进，也值得称道。但是，资本和市场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体制，才能发挥好的一面，同时抑制恶的一面。资本的作用只是在逐利，犹如水银泄地一般，无孔不入。只要有利可图，即使明知是不法行为，资本也依然会义无反顾的冲过去。如果体制不能够有效的限制资本，那么只要体制有一丝的缝隙，资本就立即进行大肆破坏，从而让这个缝隙变得越来越大。

5.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悬殊，贫困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目前，我国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引致社会不稳定的危险程度，贫困率虽有一定的下滑，但贫困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大，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量的失业下岗人数将加剧贫困问题。

6.经济增长外部性影响严重。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由于地方政府、企业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忽视人口、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导致大气环境、水资源污染、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生产和生活的自然条件，进一步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脚步，阻挡着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是摆在全党全国人名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须在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础上继续努力，在“完善”上狠下功夫。因此在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明确今后改革的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

具体来说，必须进一步建设健全法制化管理；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途径的改革并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监管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深化对人口、环境和发展三者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努力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对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努力的解决，适当的控制。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迎难而上，相信解决了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我国将会昂首挺胸迈入世界强国之林，东方巨龙将会向世界展示她真正的雄风。

第二篇：主义与问题

主义与问题

作者：古尔思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浏览：66 次

摘 要：对主义和问题作了一番概念考察，揭示了一些关于主义及其与问题关系的观念误区，提出了一些主义；在对主义的反思中针对中国当代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与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一些主要问题与主义作了反思。

关键词：主义，问题，实践，理论，时代，马克思

意志主义哲学体系，是以意志观念为根本的观念支撑点演绎出来的哲学体系。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是以自由为根本的价值支撑点演绎出来的政治学说。证信主义论辩学说是以追求人类客观认识为自觉目标并以证信为根本方式与态度的理论观与方法论，一方面，证信概念涵盖了人类客观概念，并可以由证信演绎出穷省、洽理、螺旋递进、据同表异、据同辩异、互动共进等理论认识与共识方法方式，另一方面，必须在自觉批判、防止和抵制追求绝对客观认识、独断、轻信、迷信、圣战、怀疑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劣质认识方式与态度的过程中才能促进证信方式与态度的坚持贯彻。

把某种根本性的主张、态度、原则、方法、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就是某某主义了。因此，主义是用于自律律人的根本性的人为规则，是对现实生活世界根本规律即根本自然规则的补写，是人类改造自己生活与实践世界的根本抓手，是思想文化中的核心硬件。

逻辑是命题的因果律，是推论法；规律是实事的因果律，是推理预见依据。逻辑和规律是演绎的支撑条件，是主义具有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因而逻辑主义、规律主义是最根本的主义。

“军事冒险主义”、“逃跑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并非指称某种被自觉坚持的主义，而只是喻指某种不自觉的行为定势，是一种嘲讽的修辞手法，不是正式的理论语言。

“马克思主义”是自觉坚持什么的主义？是坚持贯彻马克思的观点和主张么？然则马克思的具体观点和主张是发展变化的。是坚持贯彻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么？然则什么是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鉴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也就必然带来误解和误导。直接说出应该坚持的观点和主张，才能避免误解和误导。比如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历史观时启发我们的，历史观不能僵化，也不能空洞，而应回答时代问题，言之有物，与时俱进。比如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在回答那个时代的问题中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由此演绎出一套关于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理想与道路的学说体系，在当时是先进的。资本主义阵营主要汲取了马克思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成果；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国家，更多是汲取了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成果尤其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工业基础建设等任务中获益良多。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道路学说哪个更根本？显然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更根本。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不仅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社会物质是社会活动的先决限制条件，而且因为他把这作为一个根本观点贯彻到历史观的一切领域中去，严谨的措辞表述应该是物限主义历史观，其中的“主义”本来就意味着要作为根本加以坚持贯彻的，凡有与之冲突的错误观点都将被扫除，这种意义上的“唯”才是周正可取的。物限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构成对形而上学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的根本论据。

好的主义基于好的硬道理，是现实规则的完善力量，是思想文化的硬实力。也有邪恶的主义，比如法西斯主义；执迷的主义，比如原教旨主义。好的主义搞好世界，坏的主义搞坏世界。没有自觉坚持的主义的人，无所谓理性，无所谓改造、完善世界，但可以享受世界，仍可能搞乱世界。

好的主义中，以颠扑不破的道理和价值为根本的主义才适合加以永远坚持贯彻，比如证信主义。也有一些主义只在一些特定的时机是好的，比如革命集体主义的伦理观，个体自由主义的伦理观。三民主义大体是好的，但当时只是理想、宗旨，关于道路，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其中根据也是时机论。蒋介石按军政、训政阶段行事，发展民权当然不是重点，民族主义大体得到了坚持，也有发展经济民生，只是发展工农的民生不诚心不买力，否则国共内战是可以避免的。不务民生，却只管把中国共产党赶尽杀绝的主义，是掩盖工农民生问题的主义，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好的主义，根本原因是，蒋介石政府坚持的主义只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义。

好的主义必须同时是自觉到自己局限的主义，否则就是偏颇的主义。比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若各只执一端，就都是偏颇的主义。物限主义只是历史观的理性视角之一，并不能单独地构画全面的历史观。物限主义加上（心物）辨证主义，就是心主物限的实践主义。物A就只是A，这是本能、自然，心（意识、意志）则能A能B能-A，这是灵能、自由。只肯定心的主观能动性是片面的，心是灵能自由的主导者，是构成主体的本质的东西。人是身心一体的人，也是特定时空的实践生活共同体内心灵互感语言互通的社会人，人类心主物限的实践及其历史表现为心物辨证运动、人与人交往的互动共动、文化与自然的辨证运动。实践主义历史观更加全面一些，但仍然只是历史观的理性维度之一。

主义之所以需要坚持贯彻，还因为它不是人的自然常态，当主义成为常识常态、理所当然，也就没有了坚持贯彻一说，也就不成其为主义了。或者说，主义是激越精进的，但颠扑不破的好的主义终究要常态化，融入文化的自然而然之中，归于平淡。一时为好的主义比如革命理想主义，若被误解为理所当然，一味地激越精进，“继续革命”，则将导致人为的困扰乃至灾难。革命主义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个人的解放却还是要靠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解放主义的必要阶段。当然，这自由主义不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观中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历史观中的以社会化方式立身处事的个人的自由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基本手段也是自由主义。因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走向高级阶段的手段。

由于主义的根本性，它们天生就是哲学发明的作品和研究的对象。哲学是爱智慧的思想与对话活动，追求认识的透彻和圆满，在传统西哲表现为追求绝对真理和自圆其说，在传统中哲表现为追求世事洞明和融会贯通。追求透彻需要穷省，追求圆满需要洽理。不洽启动穷省，穷省推动洽理，洽理答疑证信，意义的圆满则还需要证融。洽理需要据同表异，据同辩异；利益上求同存异，据同融异。中西之别只在于是否讲究形式逻辑。主义以穷省所得的透彻成果为根本，终究首先是逻辑主义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与主义的相对应的词汇，而西方理论都是力图合乎逻辑地系统化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仁、禅，靠的是身体践行和比会参悟来穷省领悟，形式逻辑没有帮上什么大忙；领悟之后也不须坚持贯彻，而讲求默会，更没形式逻辑什么事了。主义推动的是客观智慧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智慧则偏重主见。因而，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应该看作反对形而上学和原教旨主义圣战来理解，应理解为强调主义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并非一般地抵制各种主义，否则是不利于文化更生进步的。

主义是用来面对和解决问题的。真问题不一定具有提问的形式，却必然给人们带人困扰，人们由困扰发现问题，问题即是不洽之处。发现、提出并直面新问题，穷省、洽理，质疑、证伪，证信、证融，如此发展着主义以解决新问题，是实践史和思想史互动共进的实质过程。主义终究是对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成果的贯彻推广，解决问题中获得的启发和锤炼促进着主义的进步。主义不仅补写完善现实世界的根本规律以改造完善世界，也是对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改进完善。主义与问题的联动螺旋递进，内在于思想史和实践史的联动螺旋递进。

对于时代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时代的，其次才是理论的；因为时代的问题应当由当时代的人来回答，而过去时代的主义理论是过去时代的产物。过去的理论成果有颠扑不破的，当然应该继承，但仍然要融合在解决时代问题当中来继承。过去理论的问题当然要批判改进，但也要结合解决时代问题来批判改进。

对于中国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其次才是世界的、人类的。当年中国要反帝反封建，欧美却是帝国主义者，具体问题差异很大。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则是发达国家，具体问题差异仍很大。他国文明成果固然值得借鉴，但对中国的时代问题的解答当然还是中国特色的好。同理，对于个人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个人的，其次才是集体的、人类的。

然而还有另一面，时代的主义也首先是理论的，然后才是实践的，理论工夫不能荒疏。也因此，中国的主义也首先是人类的，然后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作为排斥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借口。同理，个人的主义也首先是类群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也因此，个人与类群才是能沟通的，哲学家的反省才能是有普世意义的。

虽然时代的问题首先是实践中的问题，时代的主义首先是思想中的主义，然而思想中也有自生的问题，实践中也有自生的主义。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是经院哲学问题，实践中自生的主义是永恒的潜（默会的、心照不必宣的）规则，都与时代无关。反思起来，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主义，比如可以说中国有道德主义，比如君（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实业老板）君臣（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员工）臣，成人成己，也可以说中国有权谋主义（比如恩威并施、执两用中），但它们讲求的是默会的实践法则，用于自律但不宣示以直接律人（比如君道不自示于臣），也就不曾冠以主义之名。中国人是如此聪明慧智，善读无字之书；然而多数中国人又讲求默会空灵过度，以致考究逻辑的名家和考究自然规律的墨家终被视作巧言、奇技所凭依的旁门左道。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比如追求绝对真理、独断、诡辩、悖论、伪问题、曲解、病辞误导，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必然直接与时代实践问题相关，却常常是制约时代实践问题解决的症结，提出和批判这些问题，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避免搞乱实践问题，乃是经院哲学的价值。中西传统文化的上述不同特质也正说明，传统西方文化多理想主义，传统中国文化更讲究实在实用。美国信赖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是批判扬弃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用主义，不能混淆。胡适师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理解他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就有一般地把问题凌驾于主义之上的嫌疑，至少，虽然时代的问题可以凌驾于时代的主义之上，但不能凌驾于非时代性的问题之上。虽然实用主义在已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美国可起到矫枉过正的功效，但是对还当时还没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中国则是过于超前的。

作为宗旨的主义必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否则就是空想的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因为只把社会主义作为宗旨，却没有考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也没有具体可行的实现道路，或者说没有更基础的可行的主义成就和支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是如此，现实条件不具备，也就无从实现，也就是空想无政府主义，相比而言，共产主义则是未来无政府主义。不民主虽是个现实问题，但民主只能作为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如果没有成就和支撑民主的更基础的可操作实行的主义，同样是空想民主主义。民主主义的前提是自由和法治主义，自由和法治主义的前提是平等主义，包括平等主义的一切主义的前提是逻辑主义。因而民主问题就不只是政治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主义是根本法则，宪法则是根本法律，它们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主义是思想的、用于自律的，宪法是公约的、用于共同自律的，宪政必然以依据明文根本规则自律律人的主义文化为基础，其中最核心的基础乃是法治主义意识与文化。西方的宪政法治源于市民社会的推动，是有法治主义的意识与社会文化根基的宪政。没有与宪政相匹配的强烈的主义意识，没有相应的浓郁的主义文化，实行宪政就象先结婚后恋爱，仍然是要经历曲折才能修成和美正果的，甚至往往只是徒具宪政形式而已。向来讲究道德治国的中国，必须研究和发展建立道治与法治的融和互补的关系，才能修成和美的宪政正果。主义是穷省的成果，道德是洽理的要求。主义本身就是法治精神的，“坚持贯彻”本身就是一种执法。道德却要不执著，要灵活待人处事以求合情合理乃至尽善尽美。那么，可以根据必要的主义设定一定的道德底线以划界，底线以下法不容情，底线以上道德导航。如此实现法治与道治的分工互补，大体是可行的。

作为主义的担当者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比如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如何分工合作？按道理讲，应该是，政治活动家提出时代实践问题，理论家解答问题并提供主义，政治家再贯彻执行主义，如此循环，螺旋递进。理论家要理解政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政治活动家要理解理论家提供的主义，这就需要有两方面相互关注、相互学习的机制。

民主制度下的主义之争，如果是只有一条大路出阳关的态势，可以不必是圣战，而应该据同辩异地实现证信。如果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态势，尽可以抓阄确定暂时的输赢，这就要愿意赌服输。西方最早的民主制度在选人方面就是抓阄决定的，而现代西方的竞选制度则实质包含了证信(以竞争选票)和抓阄（一方面，选民投票受到非理性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计票机制可能左右多人竞选的最终输赢，都一定程度上导致好象是选民在抓阄一样）双重成分。如果实质是利益之争，仍可以展开利益协商，协商无解时仍可票决，西方议会制度的作用正在于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文明地摆平主义之争，方法亦不外乎证信、协商、抓阄、票决四个方面。如果超出这些方法以不正当手段大搞个人权力之争，则是民主制度应当力图避免的。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等，这些两极道理如何兼容？这就是个实践问题，需要执两用中，要从实践所具备的条件和面对的问题出发，找好平衡点，没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方案。对一个国家而言，文明地找平衡点，也应以证信、协商、抓阄、票决的方式实现。

马克思告诉和启发我们，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增殖规律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机制，在其中人们自觉坚持贯彻的是什么？是自觉服从资本增殖规律，比如，资本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交易要讲信用，要有自由劳动力市场，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商品用途决定使用价值，市场供求大环境决定商品市场价值，供求小环境影响商品成交价格。商品生产中力求增值，商品交易中力求增价。生产增值是因为创造了剩余价值，交易增价是因为优化了资源配置，这都资本主义好的方面。

过去资本主义的问题集中在是分配制度方面。正如马克思揭示的，早期资产阶级通吃独占剩余价值（其实还有剩余价格），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相对穷；结果随着富者生产力提高，自身消费力增长却有限，穷者消费能力则相对下落，终至产能远大于消费能力、供远大于求，必然周期性地陷入经济危机。正如列宁揭示的，为解经济危机燃眉之急，资产阶级需要加快拓展国际市场和攫取殖民地廉价资源，于是资产阶级政府加强帝国主义政策。在帝国主义抢夺市场与资源的较量中又演变出了通吃与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美洲土著被帝国主义者大规模屠杀只是没有受到理论的重视而已，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之间也产生了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在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落后国家民族革命的多重教训与推动下，资本主义才渐渐演变进入了兼顾公平分配的阶段，但目前的国际公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公平相比仍很不公平。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中，人权观念受到重视，民权运动则推动着人权制度落实。然而过去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并不彻底。犹太人几十年来针对纳粹分子个人的报复行为仍只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行为；人们也没有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强者通吃逻辑的强盗文化的产物之一。西方贵族本来就多是强盗出身，资产阶级又多出身贵族，圈地运动的先占先得是强盗之间的契约，屠杀美洲土著也是强盗行径，帝国主义就是以国家面目实行的强盗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强者通吃。私有制主张的是独占主义，共享利益被忽视；独占主义导致通吃主义，导致强盗、独裁、独占剩余价值、种族歧视与灭绝、极权等社会政治现象；因此，私有制作为万恶之源，错在独占主义即全盘私有化，恶在通吃主义。平等一开始只是作为强盗集团的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人权问题则是等到法西斯主义威胁到了资本家的人权才被受到重视。共产主义当然赞同平等和人权，但不止于此，共产主义还要建立公有制，实际只须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致力于全球的分配公平，却一味只推行全球人权，效率必然事倍功半；问题是，美国真是诚心办好事么？实际上，在全球推行人权从根本上只是实现其本国利益的工具，否则不会在许多事情上搞双重标准。美国的人权旗帜似乎是道德的，法西斯主义似乎受到抑制，但独占主义的私有制文化和通吃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没有得到忏悔和纠正。祸根不除，祸端总会以新的面目产生。没有通吃主义，会有恐怖主义么？这个道理很简单，美国人却不愿意正视和接受。

另一方面，分配公平只能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总体平衡的问题，市场调控对短期或局部的经济平衡与走向也有很大影响，因而市场调控方法也一直得到资产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改进，比如调整税率扬抑供求保证眼前的经济平衡，反垄断以鼓励竞争从而保护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等等。虚拟经济无外乎以交易增价为动力，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意义，如果无益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则应该得到调控治理。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如果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市场调控政策，就会导致调控偏向甚至失效，损害整体经济，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政府应该超越财团的操纵左右，这仍然需要建立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结合。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问题也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商品则是被市场物化量化的价值，资本主义导致几乎一切事物的评价都直接或最终被物化和量化，人的价值也总是被物化量化，人几乎只在物量空间保有主体地位。或者说，资本是人性的异化，资本主义却使得人的生活世界被资本给挤扁了。同样，科学主义也存在把人的生活世界物化和量化从而挤扁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只是批判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却没有超越现代性的理性建树，无法宏观地改造世界，只能以自悖自嘲或自欺欺人的手法装点粉饰一下的压抑的生活世界和落寞的内心世界。只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制度才能给破解资本挤扁人的问题提供政治经济条件，而超越逻辑主义和规律主义从而超越科学主义的东西合壁的文化则是破解资本与科学挤扁人问题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干什么？首先是要借鉴应用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成果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点争议不大；其次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形成马列理论成果的中国化表述和中国特色的应用方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问题是应用性过重，研究性不足，主见性强，客观性不足，离开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则难以有超越中国眼前实践语境的深远洞见；然后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这方面工作光靠政治领袖是不行的，必须解放思想者，论辩证信化，道理证融化，在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的大发展中才能有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的重大发展。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问题

录入：杨宾来源：中国经济时报日期：2008-12-22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２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者按：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社、新知研究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２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８０余位专家、学者总结了中国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供有关人士参考。

一、中国农村改革问题研究

土地流转不能改变农地用途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３０年农村土地改革，中央强调土地承包期要足够长，土地承包期要比较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一个更新的概念：要长久不变。这很清晰地表达出中央在土地制度上的意

图，就是承包期要长，承包关系要稳，给农民以足够预期。

研究土地流转一定要注意农业的特殊性及世界各国对农地管理的特殊制度——用途管制。土地流转是法律赋予承包农户的一个权利，就是农户承包农地之后，可以自己种，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让给别人种，因此流转农地也只能在农民之间流转。如果把农地变为非农用途也叫做流转，甚至把农地产权的交易买卖也叫做流转，这和农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们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不能以牺牲农业土地为代价，要解决好保持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这件大事。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推进土地改革，此后６０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制定鼓励大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小农的法律和政策，反而有非常明确的法律限制大资本进入农业：在美国，大资本进入农村可以，但只能给农业提供产前、产后、产中的服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不允许大资本进入农村。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过程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研究土地流转，要多多关注中国工业化怎么汇集农民，让农民能够

进城，如果这个事解决不好，农村土地问题也解决不好。

在我国现在只有１８．２６亿亩耕地这个大背景下，对于农业稳定发展，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农地转为非农地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目前，从基层政府来说，不科学的发展观依然存在，盲目追求ＧＤＰ、追求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倾向还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如果把农地说成一般性的需要，可以自由流动，甚至于可以改变土地的用途，这对国家长远

发展来说是极大危害。

从中国国情出发，搞好农村改革

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刘诗白

当前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问题。第一，要更加重视加强农村生产主体的企业化经营，把农业生产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将其激活。不应片面追求生产的大规模和土地集中。农业生产主体有家庭、专业大户、合作经济、集体组织和龙头企业，这五类生产主体开展企业化经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统分结合的家庭经营，是我国几亿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形式。大户经营也是重要形式。合作经济及新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的骨干因素。龙头企业所代表的国内外资本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过急地将农业生产大规模化，例如，东北与四川、江浙等地的情况不同。中国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搞大

农场，因此对家庭经营要足够重视。

第二，要正确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中国农村土地需要流转，但要避免一放就乱、就超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要避免利用农村土地盲目发展三产，特别是房地产，追求浮财，导致农业企业一旦破产无人负责，危及几亿农民的土地安全，带来巨大的后患。不能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像城市那样自由流动，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必须严格管制，也就是要实行政府主导、农民自主的土地流转模式。

第三，要实行对农业的全面公共支撑。农业是弱势产业，受到传统小生产方式、农民素质、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农业要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农民推向市场，要实行国家全面的大的支撑。加大财政投入，搞好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科技事业，加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在各方面的合力支持下进行的，因此，除了政府之外，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包括发展农业需要的知识、人才、经营管理等。当前，国家用４万亿元拉动内需，机不可失。要拉动农村的消费和建设投资，要把铁路、机场修到人口多且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

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唐仁健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需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一是农村要素市场还需要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尽管不受限制，但是比较规范化的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并没有建立。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现在农业贷款仅占社会总贷款的５％左右，乡镇企业贷款只有２．３％，两项加在一起不超过社会贷款余额的１０％。尽管乡镇企业贷款很复杂，可能还有别的融资渠道，有的可能来自银行，但总的比例也相当低。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设计总体上不尽合理。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小额、短期、没有抵押担保的特点，需要及时的非正规金融的支持。但是现在农行、农发行、信用社的贷款全是按正规金融形式来办的，即要有抵

押担保，制度的设计与农户的金融需求对不上号。

三是对农业一定要补贴。加大“三农”投入，提供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支持保护体系。我国人均只有１．３８亩土地，把农民数量减少到３０％，城市化率就提高到了７０％。２０２０年之后还按１８亿亩耕地为红线，户均耕地也才相当于日本、韩国目前水平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农业不靠补贴靠什么？所以最基本的投入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

入。只有把这两项工作搞好了，改造传统农业才会有出路。

第四篇：18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

18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端

1、背景

①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恢复经济成为当务之急。

②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195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基本好转，工业化建设提上日程。

A.农村：土地改革；

B.城市：①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建立国营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②合理调整工商业。

2、路线方针

1）1953年过度时期总路线：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什么叫过渡时期？

是指1949—1956年，进行三大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3）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什么特点

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同时并举，“一体两翼”。

4）“一五”计划（1953—1957）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见课本）

思考：“一五”计划为什么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门类不全。中国要建立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3、初步成就：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任务，取得突出成就。

表现：

① 国工业产值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5%，超过原计划的21%。

② 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合理的工业布局，社会主义工业化由此全面展开。

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三大改造的原因：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要求，早日建成社会主义。

2、三大改造的过程：（见课本）

3、三大改造的意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中国基本确立，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

三、经济建设的成就与教训1、1956年中共八大

历史条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

主要内容：①正确指出了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人民对于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

②正确指出了主要任务：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历史意义：在“八大”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发展起来。

2、严重失误：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原因：①我们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②对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认识不够，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规律。

消极影响：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3、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调整国民经济比例）的轨道。

①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②党和国家制定政策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

③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盲目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⑤国民经济各部门要协调发展⑥要努力加强政治民主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总结：建国---197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哪些成功和失误之处？从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1-

第五篇：浅谈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制度问题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是在先进国家广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够广泛运用这些新技术，却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所以，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灾难促进了改革共识（1970年代后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进行，曾经在1950年代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实现和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执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5年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迅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中国效仿苏联的榜样，废除了市场制度，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制度。

苏式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刚一建立，其严重弊端就显现出来。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还拥有比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这时完全变成上级行政管理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都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这样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连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也啧有烦言。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党政领导决定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命令经济的前提下，对这一体制作出某些调整，适度扩大下级政府和国营企业权力和利益。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决定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和进行哪些调整，领导人的意见是有差别的。例如，作为当时经济工作主要负责人的陈云提出，要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某些市场的因素，形成“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格局，这就是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对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更大的权威。他认为，苏式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这样，毛泽东在“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础上，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上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招致了1958－1960年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经济秩序一片混乱，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也只是一堆邀功的虚夸数字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命损失。

毛泽东没有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引咎自责，相反认为“大跃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在“大跃进”失败后背离了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于是，就在1966年发动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同样具有极“左”的性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竟然宣布“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和“党内走资派”一起加以消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疯狂夺取国家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最终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边沿。

在这种情况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从变革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以后寻求变革的共识。

“摸着石头过河”和“双轨制

”的形成（1978－1983年）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以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提出了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意味着继续执行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极“左”路线和相关制度。这与当时全国上下普遍提出的终结极“左”路线、实现“拨乱反正”的诉求是完全对立的。于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民间创业活动开拓出一定的空间。

第一，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

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强制下加入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也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除国家不包工资分配外，合作社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区别。1958年7月，毛泽东又号召把高级社合并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归“政社合一”的公社统一调配。

在实现“合作化”以后，农民依然希望重建自己的家庭经济。于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名义下提出“包产到户”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和集体农民拥有的小块“自留地”、农民出售家庭产品的“自由市场”以及个体工商业户“自负盈亏”放在一起，合称为“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每一次包产到户的要求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制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地区的农民再次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要求。当时出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三种主要形式。现在通常称为“包产到户”的形式在当时称为“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浪潮，首先在安徽兴起。“包干到户”的基本做法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一般由村委会代表）按人口或按劳动力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统购或合同定购任务，并向生产队上缴一定数量留存用作公积金和公益金，余下的产品全部归农民所有和支配，从而取消了生产队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因此，“包干到户”意味着农业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向家庭在承包来的土地上经营的根本转变。

除安徽外，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和河南等地“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并且对促进当地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上述地区的这种制度变革不被当时实行“两个凡是”方针的党中央所认可。直到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还规定：“不要包产到户”和“不许分田单干”。不过，随着邓小平掌握实际领导权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终结，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批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专题座谈会纪要，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这一文件下发后，全国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快速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包工、包产、包干，主要是体现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包干大多是‘包产提留’，取消了工分分配，办法简便，群众欢迎。”这就使以“包干”为主要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度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据，从而使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制度演变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确认。1983年初，实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双包”的生产队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8％。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在继续保持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承包”的方式使农民的家庭农场得以建立。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33.6％；随着农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林、牧、副、渔以及农村工商业产值均有所提升；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长，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比1980年增长85.5％。

第二，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承包制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缓解1979年出现的巨额预算赤字，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1980年起，中央政府将一部分资源配置权力和财政收支决策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体制由中央统收统支制转向包干制，即当时被称为“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仍实行接近于“统收统支”的办法外，其余省及自治区都实行“分灶吃饭”，即按照预先规定的比例或数额，在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之间分配收入的财政管理体制。于是，省、地、县等地区成为具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中国经济也由一个单一的系统转变为包含许多独立子系统的“多部门系统”（multi-division system），甚至“多级法人制系统”（holding system）。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获得了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权力之后，有动力为本地区进行市场创业活动的人士提供保护和支持，通过扩大本地区的经济总量来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员个人的收益。这可以说是“分灶吃饭”改革的一项意外成果。

第三，在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定价上实行 “双轨制”，即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买卖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

在集中计划经济下，所有生产性物质资源（生产资料）都由计划机关通过行政指令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进行分配，价格只是在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除占比重极小的集市贸易有少量“三类物资”流转外，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非国有经济成分开始产生和逐渐壮大，它们的生产资料供应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如果没有市场交易，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更谈不到发展。

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开始允许企业按照“议价”自销超计划产品。于是，物资流通和产品定价的“第二轨道”就完全合法化了。随着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和交换范围的日益扩大，1984年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31％，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的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它的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照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购买。

第四，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

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与国际市场对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通过营造地区性的“小气候”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80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

这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改革以前，中国经济按照列宁的经济模式，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最大收益（包括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唯一途径，是成为政府官僚体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员；即使要在国营经济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官僚体系中获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难直接地发挥生产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以前最有才能的人士都能够进入到对能力回报最高的政府部门，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在计划体制下，大量人才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和获得最大收益。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采取的以上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在政府继续保持对经济的强力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扩大了市场的作用。随着政府允许私人创业和从事生产活动所得到报酬的改善，社会成员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士脱离了原有的职业，转而成为从事创业活动的企业家。首先，在计划体制下面临的不确定性最大、报酬却最低的农民最具有积极性开展创业活动；其次，在城市人口中，那些有才能但由于阶级成份不好或其他原因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职工的人群也有积极性从事私人经营；最后，在企业家创新收益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原有体制中的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员工由于家庭背景、工作经历、“人脉关系”等原因从事寻租活动的能力较低，因而收入水平低下的那些人也转到生产性创新活动方面去。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

这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起来。1981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仅仅为183万户，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1171万户，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同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了腐败的蔓延的祸根。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