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改革经验总结与展望
中国经济改革经验总结与展望
摘要
本文主要从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改革成败例子中总结市场经济改革经验，以及对未来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展望。在的第一部分，文章对我国开展市场经济改革的北京和必要性做了简单介绍；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把中心点放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实例，通过实例对经济改革的成败做出分析；第三部分，在基于前文的基础之上，对未来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原则进行了展望；在文章的最后，是对我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的总结，指出要想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激活全民生产积极性的唯一途径是经济改革的同时加强配套改革以及深化政治改革。
关键词：市场经济，改革经验，藏富于民，配套改革
引言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经济改革30年里我国取得了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样的进步给大多数国人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不再像过去那样匮乏，在此之上人们也有了更多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生活。人民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量”层面的满足，而是更加追求“质”。随着这样的变化进一步显现，过去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进一步突显出来。与此同时我国国情在一些微妙的领域也发生着变化，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必然需要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但同时也不应该忽略有些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并非其本身的发展能够解决的，更有效的途径来自于外部，也就是政治改革。就好像人在跑步，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条腿，理应另一只腿也尽快跟上，不然是没法继续前进的。
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条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采用纯粹的指令性计划手段配置资源，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种体制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效率较差，出现的弊端较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克服这一体制的弊端，最好的办法是发挥市场的作用。
经济改革的现实背景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探索是历史的必然。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诸多的弊端，并开始慢慢的显现出来，如价格扭曲、效率损失严重等等，这些都造成了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相当缓慢。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的要求。此后，由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市场导向的改
革一度遭到非难，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阐明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当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障碍并非来自于经济改革本身，更多的是来自于意识形态之争，将市场经济带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使得改革举步维艰。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改革从人们最易接受的放权让利开始，比如扩大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搞承包制，财税包干等，不搞经济模式的变更。
经济改革的理论支持
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这就意味着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落实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必须首先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 要从根本上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探索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领导我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的探索，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商品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和不足经验总结
一、经济总量大，发展方式粗放
过去三十年时间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策略从很多侧面解决了我国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和国际上的问题。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同时众多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我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尴尬的境地。很多过去粗放式的经营理念在现在已经面临着挑战和变革。以低劳动成本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正在一步步被淘汰；与此同时以高昂的环境代价牺牲带来的增长也面临着公众的质疑。很多问题根本并不在于各种要素驱动的本身，而在于推动该要素驱动的方式太粗放。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据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统计，自2009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的数量由高峰期的294家减少为2014年的260家。排名前500位的中国制造企业，平均利润率为2.15%。由于人力等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制造业经历如何保持比较优势的考验。过去我们称道的低人力成本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也在威胁着我们。这一系列的问题并非发展经济本身的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与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过于粗放，而相关的配套改革并没有同时进行，比如严格执行企业安全规范生产相关法律，企业排放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依然有待提高。
二、发展均衡性，机会公平
蛋糕越做越大，但每个人能分到相应蛋糕的机会并非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机会公平。研究发现，大多数公众认可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且机会公平感高于结果公平感，但二者仅微弱相关。结果公平感由收入水平决定，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影响。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教育水平的不平衡，进而影响了人们对于机会平等的感受。经济快速发展的这几十年我们能够看到，区域经济发展更像是一种赢者通吃的游戏。东部沿海城市集中人才，资本，进而集中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导致了当下的地域性教育不公平。同样的现象在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之间也能够
见到。促进教育公平的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当任何人破坏教育公平时，政府可以使用强制力量去纠正，使得教育公平的规则得到贯彻和执行。当然，虽然法律具有强制力，但是，贯彻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公平，还需要每个公民去推动，去维护，去争取，只有国家、政府、社会，以及每个人意识到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去推动它，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
然而需要真正的做到这一切，回过头来又需要更多的配套改革，比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些问题单单靠经济改革本身很难解决。要促进教育发展，必须有保证教育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等一系列教育规则。中国教育最高的规则就是宪法，我国宪法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规则，它保证了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当然，仅仅有宪法还不够，还需要其他更多更具体的关于教育的法律。因此，在宪法之下，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这些都是促进教育发展的规则。
三、整体收入增长，贫富差距加大
有学者进行过比喻，中国就像一艘向前航行的航母，虽然大家都在一起前进，但不幸的是有得人站在了穿头而有得人却不得不始终站在船尾。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81年为0．297，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有关统计，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早在1995年就已经达到0．415，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1年又上升至0．447．在13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第35位，足以见得我国正面临的贫富差距挑战。
一个稳定的社会不能贫富差距过大，这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当下，小到村行政级别，证监会，大到军队中央某些部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寻租。正是由于寻租空间的存在，才使得资本有了可趁机制，改变游戏规则，影响正常的商业竞争和社火活力。寻租空间或许并非人为刻意制造，但刻意确定的是我们在封堵寻租空间上花的精力还是过少。著名学者吴敬琏说过，是腐败和垄断造成了中国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出租车份子钱就是这样寻租空间的典型代表，他们几乎不用做什么事儿却能垄断出租车行业，从出租车师傅运营费用那里收取高昂的份子钱。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最容易让人们愤怒的莫过于不义之财。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财富不仅得到人们的尊重，并能给年轻一代的人带来正能量；相反通过向权力寻租获取特权进而榨取巨额利益促生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另一源头。
而这样的问题同样也是经济改革本身很难解决的，只有通过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改革，才能从制度上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简政放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用制度来约束人性，建立更加公平的竞争机制，我们才能说让一切有益于人们的智慧充分涌流。
市场经济经改革当下改革方向展望
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改变的基本国情。不可否认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都会面对发展和治理的命题，但就从当下来看，中国经济要想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可能由单纯的经济改革能够实现的了。相关的法制建设，配套改革应当及时跟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出，配套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主要围绕两点：一是健全制度，二是还权于民、藏富于民。
一、健全制度，保障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公平正义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和挑战。倘若没有公平正义，经济发展的成果的不到维护，得不到认可；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其他五项特征，将成为无源之水：民主与法治将被践踏，诚信友爱将被蚕食，安定有序将被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会因为人际纷争而扭曲。所以，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也是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之一。
通过促进区域发张平衡，改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逐步实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遏制寻租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少不了制度的保障，促进制度建设并非意味着要相应停止经济建设。相反，只有建立了一个健康的制度之后经济能够更加健康，规模化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发展转型必经的阵痛阶段。制度建设的原则应该保证促进机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还权于民，藏富于民
当务之急是还权于民，藏富于民。从宪法和税收法律上确立和保障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改革税收体系，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确保人大和广大公民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切实约束、限制政府的财政收入，节制政府开支，减轻公民和纳税人的税负，实现藏富于民、共同富裕。
还权于民有益于社会监督，保证各项制度有效执行；藏富于民有助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使得健全制度，还权于民，藏富于民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探索中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结论
中国近三十年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空前的经济发展成就，铸造了一系列经济神话。但是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我们亟待处理的挑战，本文通过总结近三十年来我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进行分析。比如经济总量虽大，但总体效益仍然有待提高；蛋糕虽大，但是蛋糕如何分配却没有做好；整体收入提升巨大，贫富差距却不断增加。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当下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应该着重强调健全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今后的改革思路应当注重还权于民，藏富于民。将三者在今后的经
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纵观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走过30年，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背景。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顾；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也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改变。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是这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蛋类、水产品、蔬菜和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开。其中，水产品是我国最早完全放开管制的农产品；国家对粮食和棉花则实行了较长时间的“双轨制”，直到2004年粮食才放开生产经营，是我国最晚放开管制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不但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创出一条新路子。1992年，我国有乡镇企业2321万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职工约1.13亿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来自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达50.66％。乡镇企业还把工业文明带进了农村，客观上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加速了农民现代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由于改革初期对主要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购体制，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在粮食收购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购销价格的倒挂问题日益突显，造成粮食收储企业严重亏损。1992年，国家开始改革粮食销售体制，直到2004年，国家通过《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并将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为直接补贴，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真正实现了市场化。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发展。到2002年底，各类龙头组织带动农户总数超过7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0.5％，其中，每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平均带动农户达7.6万户。目前，东中西部分工协作，出口型、大宗农产品型和特色型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从1993年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我国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其他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1984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下，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或基金。由于乡村财政供养负担的加重和公共建设与服务对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不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使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可能。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最后定位于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国铺开。
第四阶段从2004年至今。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更加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并作为2006年的“一号文件”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战略任务。同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国家开始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三十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适应了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为中国推进农村经济改革提出了行动纲领。
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评价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场成功的变革。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来由国家资本控制的农村土地变成两亿农户根据社区内部成员权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场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在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国家同时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使土地在拥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同时还承担起为乡村财政提供财源的责任，在国家建设资金紧缺和落后经济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时期，它在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最大限度的提取农业剩余创造了条件。面对土地产出的内在约束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热情高涨的农民逐渐把眼光投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呈递减趋势，土地生产率也不断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冲破城乡地域界限，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他们作为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劳动积累，弥补了资金积累的不足。三十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有效释放了现有
二元经济体制下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能力，为实施城市和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城市和工业经济的优先发展，必然要更多的从“三农”中提取剩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产资料价格下降速度，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明显上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加扩大。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业土地收益流失严重，征地“剪刀差”使农民蒙受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城镇用工制度改革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激增，成为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且几乎不享有任何劳动与生活保险，用工“剪刀差”使农民工劳动收益被压缩。持续时间过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也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生产要素会从低收益的产业和区域流向高收益的产业和区域。农业是弱质产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但农业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发达国家政府都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支持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并没有建立，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流失问题更加严重。长期以来，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由于原有的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乡镇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积累的资金更加缺乏。虽然国家近年来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建设资金也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但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主要是长期的，短期内效果有限。
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引导和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目前，发达国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增加值同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已超过2.5:1，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是0.5:1。考虑到中国农产品产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完全有条件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至少可达到96 980亿元。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能够在县城以下的农村区域实现，且同时GDP能够保持8％的平均增速，届时农村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有望达到18.7万亿元，农村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确保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可达60％左右。这充分说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潜力巨大。如果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实现上述发展，必然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与农村的产业结构，极大的扩展农业的生产空间，这与农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具有相似的效应。农业产业化大发展将带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下一场深刻变革，它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导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二)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回顾30年改革历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与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大量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但又不肯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产权，于是便出现大量粗耕、弃耕现象，农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地价及土地资本性收益也随之提高，加速了农民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追求，在土地收益问题上出现了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新的发展阶段，依靠市场调节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土地具有资源与资产的双重内涵，不可能脱离产权而独立存在，然而中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产权不明确。虽然中国创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但是模糊的土地产权还是为实现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设置了诸多障碍，改革的实践表明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流转制度是中国农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中国建设资金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紧缺，不能支撑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果能否保证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还有待商榷，所以，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无疑成为最佳选择。
(三)通过体制创新改变城乡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把农村劳动力及其农村居民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途径。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务工，使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城镇化率在2007年已达到44.9％，据权威部门预测，未来十几年还将会保持年增长率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转移1500万农村人口和900万个农村劳动力，总共需要转移农村人口2亿多，城镇压力十分巨大。虽然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可能达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届时还将有6亿至7亿农民，农村的安置任务同样很繁重。党和国家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和“两个趋向”的提出，国家开始着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近几年，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补贴力度，原来保障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体制被逐步改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国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农村生产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问题无疑会加剧。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体制、农村教育补贴与就业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变生产要素配置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统筹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工作，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县际竞争与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
摘要：张五常提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激烈的县际竞争促使市场经济价格体制的建立，能有效避免租值消散。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希望可以在“十二五”规划的背景下，探寻西部经济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县际竞争约束竞争合约成渝经济区
中国经济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几乎处于相同的步调，理论引导着改革实践，而实践又不断为理论注入新鲜血液。张五常是为中国改革引入科斯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产权、合约理论与科斯一脉相承，在经济改革的潮流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要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待成渝经济区的问题，必须先从《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相关概念、理论说起。
一、县际竞争与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理位置邻近的县级行政区政府围绕改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非流动经济要素、吸引资本、劳动等可流动经济要素而展开的竞争，培育要素在当地的“根系”，使之扎根当地，其目的是通过吸引资本、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以及争取上级特殊政策以尽可能提高本行政区居 民的福利和人均收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县际竞争双方处于不同承包合约的同一层次，这种合约安排使县际竞争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县级行政区的界限、竞争激烈等
所谓“县际”，也就规定了这种竞争的界限是县级行政区，县际竞争不是简单的区域竞争，原因在于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在农业、工业、房地产等经济层面都是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可以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镇、省而是在县，从土地的使用权对经济的作用来看，县际竞争比一般情况的地区政府竞争更有现实意义。
“竞争”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阿尔钦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每个经济人都在极力使用稀缺资源来满足需要，如果竞争是无序的、混乱的，那么会产生租值消散，消散的租值其实就是实施不完善制度而产生的制度费用。产权界定是保障竞争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从约束竞争的角度来说，产权界定下的权利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一组合约，称为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最激烈。因为县级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大。而且，在同一个省或市政府辖区内，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地域的边界、权力的边界均比较清楚、所拥有的条件也比较清楚），县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绩考核中，排名靠前的县，其主要领导可以进入到高一级政府党政班子的常委）、县财政的松紧、县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招商引资提成、经济发展奖励）等都与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县级政府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的特征。
二、成渝经济区现状分析
2009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编制工作会，会议初步商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将涵盖四川的15个市和重庆的31个区县，总面积是20.61万平方公里，人口9840.7万，GDP总量1.58万亿元。其中重庆除了一小时经济圈的23
个区县外，还有渝东北的万州、梁平、丰都、开县、垫江、忠县、云阳和渝东南的石柱八个被纳入了成渝经济区，整个成渝经济区涉及的重庆幅员面积是1.15万，占37.56%，占重庆人口2380万，占重庆总人口的62.5%。
成渝经济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具有自然条件优势，长江及其支流贯穿整个经济区直接带来交通优势，另外劳动力资源丰富、幅员广阔、西部科学技术中心等优势也让经济区具备了发展成为增长极的可能条件，“十二五”规划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渝经济区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具有领跑者的地位，无论从经济区自身优势条件还是外部经济环境来说，在这样的机遇下，成渝经济区极有可能成为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领力量。
成渝经济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两个经济中心构成的双核经济区，而且成都和重庆在行政单位上来说处于不同地位，重庆直接受制于中央而成都则属于四川省政府的管理范围，正是这些独特又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成都和重庆是相同经济区内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中心，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没有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实际上确实也很少），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恶性竞争是可能存在的，比如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那么如何规范这种竞争？怎样安排制度来约束竞争呢？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以资产界定的权利，也就是私有权，对成都和重庆两个独立个体来说，私有权的界定是清晰的，这种界定以行政界限为基础；第二、以等级界定的权利，虽然二者的行政等级不一样，但是不存在谁附属于谁的问题，所以没有经济单位等级的高低之分；第三、通过法例管制，这类权利结构的主体是中央政府；第四、受风俗或宗教约束，对成都和重庆来说，这类权利结构的比重很小。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作为独立的两个个体来说，成都和重庆拥有各自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私有权，但是作为成渝经济区，二者却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主体，是否需要重新界定产权呢？就目前来看，经济区内要素没有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资本，在政府之间的竞争下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有第三方作为经济区的要素所有者，成都和重庆维持一定的产权也许可以解决要素流动的部分问题，中央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次，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之以非政府组织（NGO）和普通民众。一旦政府转变为竞争的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县际竞争同样如此，因为县级政府的职能从监管经济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此时的外部性问题需要另外的监督者，也就是中央政府，所以在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中会特别强调中央扮演的协调作用，真实目的就是减少负的外部性。
三、基于宁波地区实践的相关建议 宁波经济近几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与县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分不开的。宁波实行市管县体制，下辖6区5县（市）。2007年宁波县域面积、县域人口和县域GDP分别占全市的72.7%、61.3%、56.3%，县域经济在宁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宁波地区也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在县际竞争路径与制度选择的探寻中，提出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职能运行机制；缩小政府规模，强化县乡体制改革，精县、简乡、强村；实施合理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等建议，从而提升制度竞争力。可以看出宁波地区对发展县际竞争，更多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另外弱化县的行政职能加强市场职能，突出区域合作。
成渝经济区的县际竞争要复杂一些，而且较宁波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低一些，然而县际竞争的问题却类似，在参考宁波地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弱化成都和重庆的行政地位。同一个经济区内的县可能属于不同的省份，如果过于强调政府的地位，在政府作为竞争者的寻租过程中，经济发展策略难以统一，经济区内部仍然处于市场分割状态，那么县际竞争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外部效应。
其次，加强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央作为第三方监督者可以有效减少外部性问题，而且川、渝对于中央来说处于相同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中，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区有权威领导，经济区的发展需要政策协调。
最后，通过成都、重庆两极之间地区的县际竞争，加强“轴”的经济地位，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点——轴——区”发展模式。
县际竞争发展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快速发展成渝经济区的浪潮中，县际竞争更能体现作用，不过，推陈出新是必要的，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强调竞争的同时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关职能改进，从而促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
注释：
1、《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张五常，中信出版社，第144
页第二段
参考文献：
《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年10月第1版，中信出版社；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现状及成渝经济区发展远景——基于“十一五”时期区域发展的回顾》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
《成渝经济区地方政府合作探析》余长惠，[A],1674-3652（2010）02-0118-04； 《四川“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十二五”规划座谈会上的发言》林凌，[A], 1006—012X(2010)—06—0005(05)；
《宁波地区县际竞争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范廷国、朱国军，[A]
《关于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思考》何雄浪、杨继瑞，[A]，1671-5365(2010)02-0072-06；
第五篇：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也有着明显的短处。自2008年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受到重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当然也逃不出经济的严重的损失。外部需求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型企业产品出口严重受阻，沿海大部分出口型企业倒闭，大量公民失业。加上中国房价大涨、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减弱，民生、医疗、教育的需求的增长与当时建设的不足的矛盾日益激烈。当今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关键词：政治体制 法律法规 民生建设 经济结构改革 发展目标与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这种的发展是以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产业长期处于低端产业链为代价取来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了，所以经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确定“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全面解放人的发展自由。人在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充分发挥人的生产积极性。~~~~
二、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与产业链的地位。中国应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有好型、人文关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当今社会的潮流与需求。提升中国产业结构是经济改革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发展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减少低端污染消耗型产业是现在的改革重点。~~~~
三、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服务型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器。~~~~ 2 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民生性建设的保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推动国有企业向“现代化企业”改革的必要条件。~~~
四、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完善法律，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产权的保护是提升公民生产的必要条件。~~~建立，完善公民的监督权，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使公民可以更好的监督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官员财产透明化，减少腐败。~~~
3深化税务法律改革，金融体系法律改革。加快落后产业的淘汰与发达产业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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