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第一篇：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经济学家2009年度论坛”述要

2009-12-17 09:40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学家2009年度论坛”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保增长。与会者认为，随着经济最困难时期的过去，应更加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包括树立就业优先目标，鼓励和引导投资的区域梯度转移等。特别应优化投资的主体结构，以政府投资为杠杆启动民间投资，发挥好民营经济的作用。实现经济持久增长，必须将消费放在重要位置。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应坚持提高居民收入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双管齐下。可以把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突破口，逐步解决农村消费低迷的问题。

调结构。与会者提出，在后危机阶段，应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推动结构调整，一是做好加

法，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较快增长；二是做好减法，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运用公共投资推进节能环保，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三是做好乘法，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四是做好除法，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促改革。与会者认为，从根本上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不仅要依靠扩张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要从推动企业创新入手，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技术创新问题，提高企业营利能力和竞争力，以明显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应统筹经济领域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为改革和发展提供新动力。

第二篇：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也有着明显的短处。自2008年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受到重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当然也逃不出经济的严重的损失。外部需求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型企业产品出口严重受阻，沿海大部分出口型企业倒闭，大量公民失业。加上中国房价大涨、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减弱，民生、医疗、教育的需求的增长与当时建设的不足的矛盾日益激烈。当今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关键词：政治体制 法律法规 民生建设 经济结构改革 发展目标与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这种的发展是以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产业长期处于低端产业链为代价取来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了，所以经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确定“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全面解放人的发展自由。人在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充分发挥人的生产积极性。~~~~

二、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与产业链的地位。中国应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有好型、人文关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当今社会的潮流与需求。提升中国产业结构是经济改革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发展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减少低端污染消耗型产业是现在的改革重点。~~~~

三、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服务型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器。~~~~ 2 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民生性建设的保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推动国有企业向“现代化企业”改革的必要条件。~~~

四、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完善法律，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产权的保护是提升公民生产的必要条件。~~~建立，完善公民的监督权，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使公民可以更好的监督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官员财产透明化，减少腐败。~~~

3深化税务法律改革，金融体系法律改革。加快落后产业的淘汰与发达产业的扶持。~~~~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论文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论文

摘要：说起中国的经济腾飞不得不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本文拟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简要论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成就与问题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进程波澜壮阔，成果丰硕。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改革开放的潮流势不可当，成就非凡。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关键性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应对当前挑战和完善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要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扩大新农保试点范围，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科技、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3.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公开。

4.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完善农村土地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和实施办法，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改革农村征地制度。推进国有农场、林场管理体制改革。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1.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

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经济地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平稳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0余年实现了年均增速９．８％。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在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就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改革以来，我国就业总量几乎成倍增长，从总的趋势看，不仅控制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上升，而且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７年连续５年实现了失业率的下降，实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

产业的转移。在国际收支方面，实现了飞跃式的增长。改革以来，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条件下，由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国际收支顺差呈现出飞跃式的增长。由１９８２年的６２．９１亿美元增长到２０12年的4228亿美元。

另外，在物价方面，实现了经济高增长条件下的低度通胀（多数年份）或中度通胀（少数年份）。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转轨，随着消费增加，投资增加，一般都会出现通货膨胀，而我国则实现了低膨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和成就。

2.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首先变现为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来源。1978年－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6977元。其次，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91元增长到184元。但2011年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迅速增长到9968元。再次，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的提高，也是居民物质生活提高的重要指标。1978年－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0.4％，城镇居民家庭由57.5％下降到36.3％；二者分别下降了27.3个百分点和21.2个百分点。

另外，住宅水平有所提高，全国居民现代交通通讯的广泛运用以及交通通讯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比重的提高，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闲暇时间大幅增加，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等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3.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产品产量、受高等教育人口总数、进出口额、消费额等均居世界前列。2010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一度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股不容小觑的新兴力量。

概括以上所述，宏观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总体确立，是改革开放30多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几大问题

第四篇：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一、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今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二、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三、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10年，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达到15～20万亿元。

——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四、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五、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政府转型从2003年SARS危机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确定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十一五”政策导向难以落实，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转型与改革，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就是说，不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既涉及到经济领域，又涉及到社会领域，还涉及到行政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面对历史转折阶段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客观地把握后危机时代中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加快推进以走向消费大国为主线的战略性转型与改革的进程。

第五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