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读后感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读后感 最近读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颇有感慨，此书由林毅夫、蔡昉、李周共同编写，1994年首次出版后，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十国文字，成为国内外学界了解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一个窗口。

本书共分10章，主要围绕四个问题进行编写：第一、为什么在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而改革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第二、为什么中国改革的某些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在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势头能否得以持续；第四、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步履维艰。其中，第2至第6章内容主要解释第一个问题，而7、8、9章分别解释余下的三个问题。第10章进行了总结。

第一章 绪论

对比1980-1991年中国与东欧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数据来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成果，之后又通过讨论购买力平价法进一步证明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作者归纳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三大原因：

1、具有很高的资本积累率；

2、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转移，能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持；

3、来自所谓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作者对比亚洲四小龙及日本的经济，提出中国98年以后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快速增长。支撑这个增长的除了以上三点外，作者认为改进制度效率的巨大潜力和大国优势是另外两个因素。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1、改革以来经济增长过程中反复出现经济过热，受到瓶颈产业制约后便强制性抑制，以致形成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而且强度与频度在加大；

2、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周期性的高通货膨胀；

3、改革以来经济生活中腐败现象不断滋生，企业存在着寻租行为。

第二章 赶超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中国领导人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发展目标，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的建设方针。而选择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原因是：

1、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企图跨越经济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

2、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西方对中国进行政治与经济封锁，中国急需建立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而重工业是其中关键。

3、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中国人口绝大部分为农村人口，若以轻工业为优先发展部门，无法短时期完成工业化所必须的资本积累。

但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部门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资源禀赋特点以及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

1、重工业的建设周期远长于轻工业部门，而且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比较高，而且资本的回报期很长。当时的中国资本稀缺。

2、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进口机械设备，中国的外汇奇缺，导致汇率水平很高，进一步提高了发展重工业的成本。

3、重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资本筹集和投入能力要求很高。

为了配合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而实行的政策：

1、为保证重工业以较低的建设成本迅速增长而降低资本价格、维持一个稳定的低利率水平的低利率政策；

2、为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进口必要的关键设备而高估本国币值的低汇率

政策；

3、通过压低劳动投入成本和能源、原材料成本实现重工业高积累的低工资和能源、原材料低价政策；

4、为与低劳动报酬相适应而实行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服务的低价政策。

为了使资源能够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需要建立一套与以上政策环境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

1、建立金融管理体制。压低银行利率使得民众储蓄意愿下降，为了不使资本流入其他渠道，而建立垄断的金融行业。

2、外贸外汇管理体制。外汇都必须以统一价格卖给国家银行。

3、物资管理体制。由于价格被人为压低，致使需求被刺激起来，而国家为保证重工业优先获得资源，物资被高度集中，按计划配给。

4、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纷纷建立。农产品价格被压低，压抑了老百姓生产农产品的积极性，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满足工业的需要必须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

在微观方面，全面剥夺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以防止国有企业剩余被侵蚀；为了便于执行低价收购并在低价下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的政策，农业集体化的速度便骤然加快。

第三章 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

接下来作者分析赶超战略的各种弊端。中国在改革前虽然具有较高的增长率，但是这种增长率是低效的，同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直很缓慢，并始终未突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界限。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第一、产业结构扭曲。通过扭曲产品价格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建立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后果是，生产结构中制造业部门的比例特别高，服务部门的比例特别小，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未得到利用。同时，在制造业中，粗加工的比例特别高，精加工的比例特别小。这种过重的产业结构背离了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给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了极大的弊端。第二、微观经济效率低下。企业的成本统一核算，利润全部上缴，劳动者收入与贡献无联系，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产业结构背离资源比较优势有以下危害：

1、压抑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具有的资源禀赋，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优势，但超越阶段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重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却抑制了国民经济大发展。

2、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造成城市化水平的降低。重工业所能吸收的劳动力远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工业集中在大城市，既不需要周围地区的产业结构互补门也没有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结构小而全，大而全，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

3、人民生活未能得到较大改善。消费品工业发展不足和农产品供给不足，造成日用消费品和食品的长期短缺，大部分基本必需品长期凭票供应。

传统经济体制效率低下基于三个原因：

1、计划配置造成效率低下。

2、生产缺乏竞争，为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国家工业体系，要对国内工业进行保护，使得保护的部门缺乏创新动力。

3、劳动激励不足。在价格扭曲和缺乏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盈亏不取决于经营好坏。如果给企业自主权，必然会出现企业经理人员和工人侵蚀利润和资产的情况。因此必会取消企业的自主权，但此时，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工资标准，就必然造成劳动力激励不足。

第四章比较优势战略

作者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由于经济规模太小而没有走赶超战略，而是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出发，并非一开始就发展重化工业，而是实行次级进口替代的作法，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拓展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结构或相对丰度，一方面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另一方面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上，资本通常是最为稀缺的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土地和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即农产品；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到一定水平，土地的相对稀缺性有所提高，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随着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资本成为相对丰富的要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应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无论经济发展处于何种阶段，每个经济皆有自身的比较优势。一言以蔽之：一个国家发挥其目前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即可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比较优势会发生偏移，这时在自由竞争经济中企业会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

实行比较优势战略需要与赶超战略不同的宏观政策环境。包括：

1、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可以自由浮动。当资本稀缺时，利率会保持在较高水平，在这一条件下，企业倾向于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替代价格高昂的机器。当资本成为丰富的生产要素时，利率有下降趋势。企业此时倾向于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和产品去替代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产品。

2、灵活的外汇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汇率由国内对外汇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决定，就一个发展水平低的经济体来说，高水平的外汇将是长期的均衡趋势，一方面，国内企业的用汇成本相应提高，可以抑制不适宜的进口需求，另一方面，提高了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和国内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

3、充分竞争的劳动市场。劳动力可以在地区间和部门间自由流动，没有城乡的界限和歧视。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

4、国土统一规划下的土地市场。土地应在所有者、试用者之间，以及不同生产性用土建自由流动，并在这一流动中形成土地的租金和价格。一般情况下，土地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稀缺，土地的相对价格上升。

5、充分竞争和发育的产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每一种投入品和消费品的价格都由其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并反过来影响市场上的供求。

第五章经济改革的历程

1978年末以后的改革是从微观经营体制入手的，试图通过建立劳动激励机制，诱发出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主要做法是：在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以放权让利为中心，就经营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综合专项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大致分为包工，包产，和包干三个阶段。包工到组的基本做法是：生产队将规定了时间、质量要求和应得报酬的作业量包给作业组，并根据承包者完成任务的好坏给与奖励和惩罚。包产到户的基本做法是把规定了产出要求的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包产部分全部交给生产队，超产部分全部留给承包户或由承包户与生产队分成。包干到户的基本做法是国家按人口和劳动

力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并向生产队上交一定数量的提用，余下的产品全部由农户支配。

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着以权力换效率的中心展开，给予企业对新增收益的部分所有权，激励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为获得更多的收益或收入而努力提高劳动积极性和资源利用效率，达到社会财富和劳动者收入双增的目的。第二阶段的企业改革围绕着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展开，主要措施为简政放权，改革税制和实行厂长负责制。作者认为非国有经济相比于国有经济有更高的经营效率，在利润的动几下，资源逐渐流向非国有经济，这也促使国有经济要进行增强企业活力的改革。第三阶段的改革围绕重建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展开，基本举措是实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包括大中型企业的承包制，小企业的租赁制和股份制的试点。

除此以外，为使企业的销售收入最大化，需要开拓计划外的销售渠道，因此，改革也自然深化到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方面，包括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和外贸管理体制改革、金融管理体制改革。

在宏观政策环境依然如故的条件下放松微观经营体制和资源配置制度，一方面改善了企业追求利润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其中主要是要素价格双轨制造成的不平等竞争和寻租行为。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合乎逻辑地深化到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包括：

1、价格改革。第一阶段采用比价调整，由政府和物价部门出面，提高供不应求的商品的价格，降低供过于求的商品的价格。第二阶段引入市场机制，开放产品和物资的价格。

2、汇率改革。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单一汇率，改革旨在建立单一的市场汇率。

3、利率改革。中国将商业银行推向市场，进而实现商业银行根据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变化决定利率的改革目标。

第六章 改革的成就

从1978—1992年，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整张速度加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从1978-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10%。大大高于该时期年均增长率为3%的世界平均水平。

2、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经济激励大大改进，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家说收的主要来源，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领域和就业结构转换的主要动力。而其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作用，最为关键的就是利用了中国所具有的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

经济效率有所提高，实行改革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抑制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单纯最求产值不顾价值实现的组织与制度基本上消除了，全要素生产率不再为负，单一依靠追加要素投入的增长形式已转换为依靠追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形势。

第七章 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和难点

微观经营层次自主权的增加，自由处理的产品和留利增加，必然要求在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环境上做出相应的改变。但又由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改变，保护在赶超战略下产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目标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为推行这种战略所制定的低利率、低汇率、低能源、原材料价格、低工资等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严重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在这个宏观政策环境约束下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必然是采取一种双轨制的形式：在资源配置机制上形成了产品和要素的两种价格、两种市场并存；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则形成了面对上级主管部门和面对市场的双重行为；在衔接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管理体制上也形成了“管死一块、放活一块”的双重职能。在低利率的宏观政策环境下，一放松信贷管理，企业就出现投资冲动，而且企业争取资金不完全靠效益竞争，而是靠寻租，它们与旧体制的一些因素相结合，就产生了以通货膨胀、瓶颈制约和腐败为特征的经济周期或“活乱循环”。在宏观政策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付这种经济周期的办法就是采用旧的治理手段，进而导致传统经济体制复归。“一收就死”食醋安通经济体制复归的必然结果；效率与速度的要求便又被突出出来，于是再一次被放开。

除了发展中的周期波动和改革的这种循环往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难点尚有：

1、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迟迟不能奏效。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最典型形式是实行承包制。国家在没有根本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仍然要依靠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保护，低利率、低汇率、低能源、原材料价格的政策就不能改变，其分配也就仍然要借助于传统的资源配置制度，因而企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要面对计划，而不是市场。承包制并不能完全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而是诱发企业想方设法的争取尽可能多的计划内分配的低价资源合金可能小的计划销售指标。由于在承包制下企业最关注的并不是提高效率和创新产品，因而在非国有经济成分迅速成长的条件下，大中型国有企业相对效率下降，日益丧失竞争力。

2、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加剧，收入差距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主要原因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仍在作祟，致使由现存的价格体系所形成的地区“经济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和该地区“资源结构上”的相对比较优势相背离。

第八章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局面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说，如果宏观政策环境改革能够同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相协调，可以加快改革的步伐，降低改革的成本。但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有几个现实的制约因素。首先，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与微观经营体制、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所不同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要对既得利益格局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由于每一次经济问题充分暴露、经济形势恶化之时，也是经济利益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此时进行以调整经济利益格局为特点的宏观政策环境改革，对于政府来说，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或成本。特别在原先赶超战略下给予优先发展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为利益受损时更是如此。其次，严重的经济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恰恰由于以发育市场机制为中心的改革与整个改革过程不相适应。市场机制的不健全，经济决策人也就得不到足够的信息来证明，通过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运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治理紊乱的经济秩序，并消除其根源。

作者认为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向发挥比较优势的转换，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也就是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从改变宏观政策环境入手，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

第九章 中国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经济改革通常是从改进激励机制为目的，从改革微观经营机制入手，随后通过几个重要部门在新的市场机制上的增长及其对其他方面改革的要求，将改革本身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因此，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成为改革的岂不缓解，而农业、农村工业和外贸这样的迅速增长部门充当了改革的推进部门。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具有四大特征：

1、做大蛋糕。即改革与增长同步，每一步改革措施的出台都着眼于改进激励机制以增大经济总量。而且事实上已经进行的改革，也明显的带来了“做大蛋糕”的效应。

2、增量改革。新的、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不可能在所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在那些率先进行改革的部门的国民收入新增部分和那些改革后发展起来的部门先行发挥作用。例如国有企业承包制条件下，企业按合同上交利润后，有权按比例分配利润留成。在双轨制条件下，这部分增量的配置按市场信号进行。这就是增量改革，并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

3、试验推广。中国的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开的，而是没想改革措施都是从较小范围的实验开始，在取得成果之后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推广。这种改革方式能够减少改革风险，同时也能为市场的建设和发育创造一个过程。但也可能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4、非激进改革。与东欧和独联体国家选择的基金的全面改革不同，中国经济改革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在不造成持续性社会震荡的情况下，逐步扩大市场的作用。

第十章 总结

第一、为什么在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而改革之后得到迅速发展？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第二、为什么中国改革的某些方面进展缓慢，甚至在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根源在于经济改革过程中一部分环节的改革先行造成了原有体制内部的不是硬性，而走出“活乱”循环的关键在于尽快把改革深入到宏观政策环境的层次，并从根本上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第三、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势头能否得以持续？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改革，就能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而不断获得成功的改革又将有力地支持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

第四、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却步履维艰？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是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道路。而东欧和前苏联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长生了巨大的摩擦成本和社会动荡，因而至今没有带来增长和收益。

第二篇：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ZQ学长给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把它当中国近现代史来读，应该很有意思，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那天拿着写有书名、作者、检索号的小纸条，第一次穿梭在图书馆一楼找书，以往都只是看看三楼的书。当这本小黄皮书印入眼帘那一刻，还是着实兴奋了一把。就用这本书，开始我真正经济学的学习吧。

所以，这本可以当历史来读的经济学书籍至少让我这个在大四才开始想去真正了解我的专业的人来说，还是一个很符合我口味的开始。读完了，就想写点读后感吧，还不能算作评论云云。

这本书是由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林毅夫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中国人，从台湾游到大陆的学者。本书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内生地形成逻辑，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及其结论扩展到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考虑，从保家卫国自力更生的角度，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读后感《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但是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资金、设备且产业周期长，见效慢，这与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不相符。为了达到优先发展的目的，便不得不采用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然而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并未实现赶超战略，反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生产积极性不高。

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微观的放利让权开始，在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在“交满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便可以归于自己”的政策下大大提高了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随着资本的慢慢累积，需要资金较少而应用劳动力较多的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在城市，国有企业开始大刀阔斧改革，企业也取得了部分资源的配置权。慢慢地这些资源都流到了被赶超战略压制的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发展正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环境。由此，才制造了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奇迹。

当然，由于整个发展战略并未改变，经济宏观政策环境并没有改变，基础行业的价格、利率、汇率依旧没有市场化。各种矛盾、寻租行为也层出不穷，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然而，林毅夫分析了中国的改革内在逻辑具有不可逆性，这主要体现在，从微观角度开始的放开，难以再收回，只能进一步推进宏观体制的改革。

这本书，介乎学术与历史之间，语言通俗易懂，道理娓娓道来，或许它的观点仍存在可以修正的地方，但是却是一本良作。能让你更深一层的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了解比较优势，也能让我们坚定，唯有继续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才是我们最好的出路。

第三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县际竞争与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

摘要：张五常提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激烈的县际竞争促使市场经济价格体制的建立，能有效避免租值消散。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成渝经济区发展问题，希望可以在“十二五”规划的背景下，探寻西部经济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县际竞争约束竞争合约成渝经济区

中国经济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几乎处于相同的步调，理论引导着改革实践，而实践又不断为理论注入新鲜血液。张五常是为中国改革引入科斯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产权、合约理论与科斯一脉相承，在经济改革的潮流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要从县际竞争的角度看待成渝经济区的问题，必须先从《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的相关概念、理论说起。

一、县际竞争与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理位置邻近的县级行政区政府围绕改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等非流动经济要素、吸引资本、劳动等可流动经济要素而展开的竞争，培育要素在当地的“根系”，使之扎根当地，其目的是通过吸引资本、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以及争取上级特殊政策以尽可能提高本行政区居 民的福利和人均收入，促进辖区经济增长。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县际竞争双方处于不同承包合约的同一层次，这种合约安排使县际竞争具有一些特点，比如县级行政区的界限、竞争激烈等

所谓“县际”，也就规定了这种竞争的界限是县级行政区，县际竞争不是简单的区域竞争，原因在于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在农业、工业、房地产等经济层面都是极其宝贵的稀缺资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可以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镇、省而是在县，从土地的使用权对经济的作用来看，县际竞争比一般情况的地区政府竞争更有现实意义。

“竞争”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阿尔钦提出，任何社会，只要有稀缺，必有竞争，而决定胜者与负者的规则可以阐释为产权制度。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每个经济人都在极力使用稀缺资源来满足需要，如果竞争是无序的、混乱的，那么会产生租值消散，消散的租值其实就是实施不完善制度而产生的制度费用。产权界定是保障竞争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从约束竞争的角度来说，产权界定下的权利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一组合约，称为约束竞争合约。

县际竞争最激烈。因为县级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大。而且，在同一个省或市政府辖区内，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地域的边界、权力的边界均比较清楚、所拥有的条件也比较清楚），县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绩考核中，排名靠前的县，其主要领导可以进入到高一级政府党政班子的常委）、县财政的松紧、县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招商引资提成、经济发展奖励）等都与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县级政府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的特征。

二、成渝经济区现状分析

2009年7月，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编制工作会，会议初步商议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将涵盖四川的15个市和重庆的31个区县，总面积是20.61万平方公里，人口9840.7万，GDP总量1.58万亿元。其中重庆除了一小时经济圈的23

个区县外，还有渝东北的万州、梁平、丰都、开县、垫江、忠县、云阳和渝东南的石柱八个被纳入了成渝经济区，整个成渝经济区涉及的重庆幅员面积是1.15万，占37.56%，占重庆人口2380万，占重庆总人口的62.5%。

成渝经济区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具有自然条件优势，长江及其支流贯穿整个经济区直接带来交通优势，另外劳动力资源丰富、幅员广阔、西部科学技术中心等优势也让经济区具备了发展成为增长极的可能条件，“十二五”规划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成渝经济区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具有领跑者的地位，无论从经济区自身优势条件还是外部经济环境来说，在这样的机遇下，成渝经济区极有可能成为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领力量。

成渝经济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两个经济中心构成的双核经济区，而且成都和重庆在行政单位上来说处于不同地位，重庆直接受制于中央而成都则属于四川省政府的管理范围，正是这些独特又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首先，成都和重庆是相同经济区内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中心，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如果没有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实际上确实也很少），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恶性竞争是可能存在的，比如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那么如何规范这种竞争？怎样安排制度来约束竞争呢？

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以资产界定的权利，也就是私有权，对成都和重庆两个独立个体来说，私有权的界定是清晰的，这种界定以行政界限为基础；第二、以等级界定的权利，虽然二者的行政等级不一样，但是不存在谁附属于谁的问题，所以没有经济单位等级的高低之分；第三、通过法例管制，这类权利结构的主体是中央政府；第四、受风俗或宗教约束，对成都和重庆来说，这类权利结构的比重很小。私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作为独立的两个个体来说，成都和重庆拥有各自区域内各种资源要素的私有权，但是作为成渝经济区，二者却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主体，是否需要重新界定产权呢？就目前来看，经济区内要素没有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资本，在政府之间的竞争下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有第三方作为经济区的要素所有者，成都和重庆维持一定的产权也许可以解决要素流动的部分问题，中央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其次，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企业的排污要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之以非政府组织（NGO）和普通民众。一旦政府转变为竞争的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县际竞争同样如此，因为县级政府的职能从监管经济转变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此时的外部性问题需要另外的监督者，也就是中央政府，所以在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中会特别强调中央扮演的协调作用，真实目的就是减少负的外部性。

三、基于宁波地区实践的相关建议 宁波经济近几年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与县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分不开的。宁波实行市管县体制，下辖6区5县（市）。2007年宁波县域面积、县域人口和县域GDP分别占全市的72.7%、61.3%、56.3%，县域经济在宁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宁波地区也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在县际竞争路径与制度选择的探寻中，提出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职能运行机制；缩小政府规模，强化县乡体制改革，精县、简乡、强村；实施合理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等建议，从而提升制度竞争力。可以看出宁波地区对发展县际竞争，更多强调的是制度建设，另外弱化县的行政职能加强市场职能，突出区域合作。

成渝经济区的县际竞争要复杂一些，而且较宁波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低一些，然而县际竞争的问题却类似，在参考宁波地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弱化成都和重庆的行政地位。同一个经济区内的县可能属于不同的省份，如果过于强调政府的地位，在政府作为竞争者的寻租过程中，经济发展策略难以统一，经济区内部仍然处于市场分割状态，那么县际竞争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外部效应。

其次，加强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央作为第三方监督者可以有效减少外部性问题，而且川、渝对于中央来说处于相同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中，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区有权威领导，经济区的发展需要政策协调。

最后，通过成都、重庆两极之间地区的县际竞争，加强“轴”的经济地位，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点——轴——区”发展模式。

县际竞争发展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快速发展成渝经济区的浪潮中，县际竞争更能体现作用，不过，推陈出新是必要的，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强调竞争的同时注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关职能改进，从而促使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

注释：

1、《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张五常，中信出版社，第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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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2009年10月第1版，中信出版社；

《我国区域经济规划现状及成渝经济区发展远景——基于“十一五”时期区域发展的回顾》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

《成渝经济区地方政府合作探析》余长惠，[A],1674-3652（2010）02-0118-04； 《四川“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在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十二五”规划座谈会上的发言》林凌，[A], 1006—012X(2010)—06—0005(05)；

《宁波地区县际竞争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范廷国、朱国军，[A]

《关于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思考》何雄浪、杨继瑞，[A]，1671-5365(2010)02-0072-06；

第五篇：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也有着明显的短处。自2008年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受到重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当然也逃不出经济的严重的损失。外部需求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型企业产品出口严重受阻，沿海大部分出口型企业倒闭，大量公民失业。加上中国房价大涨、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减弱，民生、医疗、教育的需求的增长与当时建设的不足的矛盾日益激烈。当今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经济、政治、法律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关键词：政治体制 法律法规 民生建设 经济结构改革 发展目标与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这种的发展是以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产业长期处于低端产业链为代价取来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了，所以经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确定“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全面解放人的发展自由。人在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充分发挥人的生产积极性。~~~~

二、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与产业链的地位。中国应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有好型、人文关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当今社会的潮流与需求。提升中国产业结构是经济改革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发展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减少低端污染消耗型产业是现在的改革重点。~~~~

三、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服务型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器。~~~~ 2 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民生性建设的保障。~~~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推动国有企业向“现代化企业”改革的必要条件。~~~

四、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完善法律，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产权的保护是提升公民生产的必要条件。~~~建立，完善公民的监督权，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使公民可以更好的监督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官员财产透明化，减少腐败。~~~

3深化税务法律改革，金融体系法律改革。加快落后产业的淘汰与发达产业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