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述评

第一篇：杜甫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述评

杜甫生平及其诗歌创作述评

李孟娟

（文法学院 10级文秘教育三班 20104426）

内容摘要：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繁荣的盛唐造就了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而到了杜甫这里戛然而止。由盛转衰的时代，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杜甫 生平阶段 个性特征 诗歌创作 艺术成就 正文：

一、杜甫的生平概述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二、杜甫一生四个阶段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24岁回到洛阳，举进士不第。翌年又东游齐赵。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33岁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相见恨晚，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两人同游梁、宋，继而又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此期间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赠李白》等。

（二）困居长安时期

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杜甫有巨大的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所以在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十载长安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流离辛酸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意义巨大的。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

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被押解到陷落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听到肃宗已经即位灵武，便历尽艰辛潜逃到凤翔行在，被授予左拾遗。这期间，写了《羌村三首》、《北征》等名作。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三、杜甫的性格及其对诗歌创作影响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越过汉代儒家而直承先秦儒学，对先秦儒学的落后成分也给予突破，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品质：仁民爱物，忧国忧民。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沉郁，是就其作品的思想感情而言，思想博大而精深，感情悲壮而深沉；顿挫，是就其作品的艺术形式而言，表达思想感情波澜起伏，回环有力，语意频生逆转。另外作品的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其诗兼备众体，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四、杜诗艺术成就及影响

（一）杜诗学的三个理论范畴

1、集大成说：杜诗集前代诗歌艺术之大成，作品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重要品质。

2、“诗史”说：杜诗大量而忠实的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历史事件，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可弥补史书之缺载；某些作品虽然反映的是家庭生活、个人遭遇，但由于作者能够将其与**时代相关联，情之所系，未离时局，所以仍能从中感受到社会的面貌和心理状态；“诗史”不同于史书，史书只记录事件，杜诗则提供比史书更为广阔更为具体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史书要求客观冷静的记录历史事件，而杜诗则洋溢着强烈的情感。

3、“诗圣”说：诗中圣哲是对诗人的最高评价。杜甫诗艺高超，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世界，沾丐了后人无数，杜甫成为后代诗人的创作典范。

（二）杜甫古体诗和律诗

杜甫多用古体诗写时事，因为古体便于叙事。其长篇古体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短篇古体如《兵车行》《前人行》“三吏”“三别”均取得很高的成就。

1、扩大了律诗的题材范围，用律诗写时事

2、使用组诗的形成，表现一些较为宽泛的内容

3、合律而又不见痕迹，得心应手，纵横恣肆

4、精于字句锤炼，而又不失浑融之美

结语：在杜甫生活的近60年里，随着年代、环境以及作者本身思想、情绪的不同，所创作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有所不同。杜甫的诗歌，有的记叙时事，议论时政，有的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流露出其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以及对亲朋邻里的真挚情意。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促进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对后世影响也极其深远。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

2、韩成武著《杜甫新论》

第二篇：杜甫生平

一、生平：杜甫，字子美，比李白小十一岁，生于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经过肃宗，到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去世，终年59岁，比李白晚死8年，可见杜甫大半生在玄宗时期渡过。作品的主要成就是在玄宗时期及下台以后，从历史看就是安史之乱期间与乱后。我们把杜甫的生平分四个阶段来讲1）、读书游历时期（712——746），35岁以前。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杜甫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七岁即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为他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二十岁（开元十九年，731）他离开书斋，开始了壮游。前后凡三次，时间在十年以上，第一次游吴越，开元二十三年，诗人24岁，为了参加进士考试，才由江南回到洛阳，没有考中，开元二十四年又开始第二次游历，地区在齐赵（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射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皁枥林，逐兽云雪冈”（《壮游》）。这一点与“十五好釰术”的李白颇为相似。开元二十九年，杜甫30岁，回到洛阳，33岁时在洛阳遇李白，李白从长安被逐，要游梁宋杜甫又开始第三次游历，同游的还有高适。这一时期的诗人是热情，充满理想的，作品中洋溢着勃勃朝气，与其他盛唐诗人并无二致，如《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房兵曹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诗人是现实主义诗人，母宁认为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2）、长安困守时期（746——755），35——44岁。公元746年（天宝五载）诗人来到长安，为了作官。儒家讲的是积极用世，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赠韦左丞》）。杜甫第二年参加进士考试，还是未取。这时期他生活逐渐贫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灸，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甚至开始挨饿受冻。正是这种生活使他开始深入现实，接近人民，认识到当时政治的罪恶本质，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奠定了他的创作方向。一直到755年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兵中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3）、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45岁——48岁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经过一度逃难，他把家小从奉先转移到鄜州羌村，只身赴灵武投奔肃宗，中途被叛军所俘，押解到长安。他尝到了国破家残的痛苦，写了有名的《春望》、《哀江头》诗。天宝十六载（757年）他冒险从小路逃出长安，回到政府所在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是一个赴国难的忠臣形象。肃宗任他为左拾遗。就在那一个月（五月），他又上疏营救宰相房琯，触怒肃宗，亏得张镐说好话，方免一死。肃宗讨厌杜甫，这年闰八月特许他回鄜州探亲，杜甫当时很留恋，实际倒给了他一个深入民间的机会，有名的《北征》、《羌村三首》写于此时。九月长安收复，杜甫又回到长安，任左拾遗，这一时期诗作雍容典雅，没什么名诗。以后肃宗继续处理与房琯有联系的人，杜在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使杜甫又得到一次深入民间的机会，有名的《三吏》、《三别》就是759年春他由洛阳回华州一路所见广大人民惨痛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一年是杜甫一生最艰难的一年，七月他弃官不做，到秦州（甘肃天水），十月又奔同谷（也在甘肃），生活很苦，全家陷入绝境，十二月又由同谷往成都。这一时期虽只有四年，却经历丰富，大起大落，生活充实，佳作也最多。诗体方面则多用五、七言古体。4）、漂泊西南时期（760——770），48——59。这一时期是杜甫一生的最后十一年，也是唐帝国继续衰落时期。杜甫49岁到成都，依严武，在西郊浣花溪建一草堂，开始了他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为农”生活。762年七月，因避徐知道之乱，杜甫漂泊到梓州（三台）和阆州，直到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时，才回到成都草堂，严武保荐杜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人称杜工部）并拉他作节度使署中参谋，但不到半年又辞职。765年五月，杜甫大概因严武去世而离开成都漂泊各地，最后在766年4月到夔州（奉节），住了两年，写了437首，占现存诗总数30%，平均每月约写20首，可以说是创作丰收时期，体裁上多为律诗，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都充满爱国忧民的热情，而七律这种形式也在杜甫手中成熟，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768年正月，杜甫想回故乡，乘着自备的一条船飘到湖北江陵，又到公安，湖南岳阳，从此又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的生活，《登岳阳楼》诗云：“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再到潭州（长沙），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逃往衡州，原想投靠郴州的舅父崔伟，但遇大水，停泊“方田驿”，五天没有东西吃，县令送来酒肉，算是没有饿死。杜甫改变主意，又回潭州，冬天，死在由潭州到岳阳的途中，他自己的一条破船上。生前落寞，身后萧条。棺木也无法运回家乡，儿子宗文、宗武把灵柩暂寄在岳州昌江县（现为平江县）的小田村。一直到中唐宪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宗武子）把他的遗体归葬偃师，并请诗人元稹作墓志铭。距他的死已经四十三年了。

二、杜甫的思想 李白主要是道家老庄思想，杜甫则主要是儒家思想。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得杜甫始终关怀国事。早年“自比稷与契”，希望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后来虽然对自己入仕希望破灭了，却仍然关注着国家安危，“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希望有吕尚、诸葛亮这样的英雄出来收拾残局。并且能经常正视现实，即使在不断地失望中，在极端困难中，也从不感到绝望，希图出世，很有孔子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性。儒家虽然轻视劳动人民，却有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这一思想的实质虽为维护封建统治，却起码道出了爱护人民的重要性这一真理。杜甫接受了这一思想，同时在现

实生活中亲见了人民的苦难而表现为关心、爱护人民。在《咏怀五百字》中就吟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在安史之乱中，他为人民的痛苦而悲恸，这一点在《三吏》、《三别》等诗中看得很清楚。三）、杜甫的创作和艺术成就

1）、写社会人生的写实倾向。2）、诗歌体裁的丰富多样。杜甫在诗歌体裁方面可以说是兼备众体，而都达到了那一诗体的最高成就。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也。”杜甫所用的诗体有古体、乐府、近体五七言律诗、绝句。

3）、诗歌语言的精炼、形象。4）、诗的韵律精严。

第三篇：杜甫生平简介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

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

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

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杜甫曾祖父（杜审言父亲）起由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中文名： 杜甫

别名： 少陵野老，杜陵野老，杜陵布衣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唐朝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出生日期： 712年2月12日 逝世日期： 770年

职业： 现实主义诗人、文学家 主要成就： 创作大量现实主义诗歌 代表作品： 《杜工部集》 字： 子美 号： 少陵野老

世称： 杜少陵，杜工部 尊称： 诗圣

流派： 唐代现实主义

目录

基本信息 诗歌成就

创作经历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岁以前）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至四十四岁）

三、为官时期（四十四至四十八岁）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死因之谜 家庭妻子 子女 诗人思想

大事年谱玄宗时期（公元712——公元755年）肃宗时期（公元756——公元762年）代宗时期（公元763年——公元770年）作品

诗歌风格沉郁顿挫 兼容并蓄 炼字对仗 内容深远 诗歌影响

《旧唐书·杜甫传》 后世纪念纪念诗作 纪念建筑 后世评述 相关电视剧

成都杜甫草堂基本信息 诗歌成就

创作经历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岁以前）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至四十四岁）

三、为官时期（四十四至四十八岁）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死因之谜 家庭 妻子 子女 诗人思想

大事年谱 玄宗时期（公元712——公元755年）肃宗时期（公元756——公元762年）代宗时期（公元763年——公元770年）作品

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兼容并蓄 炼字对仗 内容深远诗歌影响《旧唐书·杜甫传》后世纪念 纪念诗作 纪念建筑后世评述相关电视剧成都杜甫草堂展开 编辑本段基本信息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故他的诗被称作“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汉族，中国唐朝襄州襄阳人，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所以杜甫祖籍襄阳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共同谈论诗，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爆发后，他流亡颠沛，竟被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kuí)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杜甫死后，按其遗愿.，和其祖父同归葬在洛阳市东约23公里的偃师县杜楼村。杜甫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杜甫又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大李杜”。他所写的诗，被人称为“诗史”。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杜甫的诗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诗风基本沉郁顿挫。编辑本段诗歌成就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有吏夜捉人

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编辑本段创作经历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岁以前）

杜工部像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此期间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赠李白》等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为官时期（四十四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杜甫(11张)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泊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编辑本段死因之谜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

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而且各执一词，发人深思。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页）。

二、溺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的“硬伤”，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子美杜甫呢？

成都杜甫草堂(12张)

三、自沉于水而死

原因：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此说较为可信。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编辑本段家庭 妻子

杜甫于30岁时，暂时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的漫游，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然后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 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想来是一位知书达理、聪慧贤淑的女子。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用他的大手笔为爱妻立传，甚至我们连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却多处提及她，虽然片言只语，一鳞半爪，但从那饱蘸深情的笔墨中，我们对诗圣背后那个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伟大女性，还是不由得肃然起敬。

子女

育有两子宗文、宗武；另有一女，名唤：凤儿 编辑本段诗人思想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编辑本段大事年谱

玄宗时期（公元712——公元755年）

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公元712年）。杜甫生于徐毅正。

玄宗开元五年，丁巳（公元717年），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年），七岁。始作诗文。

玄宗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杜甫九岁。始习大字。开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十四岁。壮游诗曰：“习年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从，以我似班扬。”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年），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八年，庚午（公元730年），十九岁。游晋，至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从韦之晋﹑寇锡游。

开元十九，辛未（公元731年），二十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年，壬申（公元732年），二十一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年），二十二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年），二十三岁。游吴越。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年），二十四岁。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736年），二十五岁。游齐赵。交苏源明。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元737年），二十六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公元738年），二十七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年），二十八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二十九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公元741年），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祭远祖当阳君。

玄宗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

天宝二年，癸未（公元743年），三十二岁。在东都。

天宝三年，甲申（公元744年），三十三岁。在东都。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

天宝四年，乙酉（公元745年），三十四岁。再游齐﹑鲁。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旋暂如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俄而工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

天宝五年，丙戌（公元746年），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从汝阳王琎﹑驸马郑潜耀游。

天宝六年，丁亥（公元747年），三十六岁。在长安。

天宝七年，戊子（公元748年），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与书家顾诫奢订交，约当此时。

天宝八年，己丑（公元749年），三十八岁。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

天宝九年，庚寅（公元750年），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

天宝十年，辛卯（公元751年），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病后过王倚，王饷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是年，在杜位宅守岁。

天宝十一年，壬辰（公元752年），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暮春，暂归东都。冬，高适随歌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

天宝十二年，癸巳（公元753年），四十二岁。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天宝十三，甲午（公元754年），四十三岁。在长安。进封西岳赋。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岁中，张?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

天宝十四年，乙未（公元755年），四十四岁。安禄山反。杜甫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省舅氏崔十九翁。九月，同崔至奉先。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

肃宗时期（公元756——公元762年）

肃宗至德元年，丙申（公元756年），四十五岁。七月改元，安禄山称大燕皇帝。玄宗奔蜀。杀杨国忠、杨贵妃。杜甫岁初在长安。五月，至奉先壁难，携眷来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赴鄜州（今陜西鄜县）。至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孓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恸作哀王孙。

肃宗至德二年，丁酉（公元757年），四十六岁。安庆绪杀禄山。张巡、许远战死。郭子仪复东京。史思明等降。春，杜甫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是月，房管得罪，公抗述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归家卧病数日。作北征。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肃宗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四十七岁。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史思明反。杜甫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共酬唱。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四月，玄宗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六月，房管因贺兰进明谮，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管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

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年），四十八岁。史思明称燕王。春，杜甫自东都归华州（陜西华县），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甘肃天水）。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至同谷，居栗亭。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居不逾月，又赴成都。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肃宗上元元年，庚子（公元760年），四十九岁。闰四月改元，杜甫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冬，复在成都。

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年），五十岁。史朝义杀史思明。杜甫居草堂。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秋，至青城。旋又归成都。是时多病，生计艰窘。始有迁地吴楚之念。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肃宗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年），五十一岁。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诗人李白死（701-762）。杜甫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代宗时期（公元763年——公元770年）

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年），五十二岁。七月改元，李怀仙杀史朝义。杜甫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自绵归梓。又往汉州。夏，返梓州。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管。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杜甫

广德二年，甲辰（公元764年），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三月，归成都。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遂得乞假暂归草堂。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弟颖往齐州。岁晚，因事寄诗贾至。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公元765年），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自春徂夏，居草堂。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至嘉州（四川乐山）。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自戎州至渝州（重庆）。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入秋，至忠州（重庆忠县），居龙兴寺院。九月，至云安县（重庆云阳）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公元766年），五十五岁。十一月改元，春杜甫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春晚，移居夔州（重庆奉节，即刘备托孤地白帝城）。初寓山中客堂。秋日，移寓西阁。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大历二年，丁未（公元767年），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三月，迁居瀼西草屋。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弟观自京师来。秋，因获稻暂住东屯。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本年冬，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大历三年，戊申（公元768年），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三月，至江陵。夏日，暂如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秋末，移居公安县。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因公安治安太差，遂移衡州。

大历四年，己酉（公元769年），五十八岁。正月，经岳州至衡州（衡阳），游南岳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泝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至铜官渚，阻风。发铜官，宿新康江口。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然故人衡州刺史韦之晋任潭州刺史，杜甫又奔潭州，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但韦之晋忽然病卒。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

大历五年，庚戌（公元770年），五十九岁。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 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暮春，逢李龟年。四月，避乱入衡州（今衡阳）。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lěi）阳。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杜甫而还。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

公元2012年，杜甫作为插画模特，爆红于各大论坛微博，成为现代人减压的牺牲品，实是历史之伤，之耻。

编辑本段作品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1]，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2]。

代表名句：

1．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

5．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五言古诗·《佳人》

6．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五言律诗·《月夜忆舍弟》

7．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9．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10．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登岳阳楼》

11．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佳人》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

12．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

14．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15．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五言古诗。《成都府》

16．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7．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

18．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9．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20．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21．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22．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3．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4．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5．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柴门送客》

[3]

26、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9．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

春望诗意画

30．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31．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歌》

32．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33、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34．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其六）》

35．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

36．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

37．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38．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咏怀古迹五首》

39．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

40.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

41.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

42.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咏怀古迹五首》

编辑本段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4]，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5]。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6]，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杜甫

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7]，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8]。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9]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10]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11]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12]。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13]。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4]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15]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16]。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17]，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18]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杜甫遗迹(10张)编辑本段诗歌影响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19]。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20]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21]。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22]。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23]。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编辑本段《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

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杜甫自幼好学，他“熟精《文选》理”，“读书破万卷”。六岁时曾在郾城（今河南许州）观看过当时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这是唐代的一种配合歌唱的健舞，他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这是多年以后杜甫回忆看公孙大娘舞剑的情景，可见6岁时观看的这次舞蹈演出，对杜甫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在东都歧王宅听李龟年唱歌，观赏过“草圣”张旭的书法，以及盛唐“四绝”之一裴旻的舞剑。这多方面的艺术熏陶提高了杜甫的艺术修养。他在《壮游》一诗曾说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这是说，他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诗才了，处女作是写凤凰的诗歌。我们知道初唐诗人骆宾王在七岁的时候曾经写过咏鹅诗至今脍炙人口，但杜甫七岁时咏凤凰的诗作没有留传下来，可能因为凤凰是传说中的东西，一个七岁的小孩写传说中的东西要写好是相当不容易的。没有留传下来情有可原，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杜甫从小的爱好和艺术修养。他九岁时开始练习书法，而且杰作很多，乃至于当时的书法大家李邕都来和他交朋友，王翰这样的大诗人也愿意和他做邻居。杜甫从小很有艺术修养和诗文创作才华。

虽然杜甫小时候有些早熟、少年老成，但我们要知道杜甫小时候并不是书呆子，也有活泼好动、天真顽皮的一面，他后来在诗中说：“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这是说他在十五岁的时候还没有脱离孩子气，仍然像小牛犊一样在庭院中跳来蹦去，东走西走。八月房前的梨树和枣树熟了的时候，他每天可以上树好多回摘枣摘梨。这天真的童心和青春的活力毕竟是遏止不住的，杜甫以后一直热爱生活、善于感受生活并将之吟咏成诗，成为千古大诗人，以后的艺术成就应该说是和他自小俱来的这种阳光性格分不开的。杜甫困顿长安十年求仕的时期 开元十九年（731），杜甫开始了他的漫游活动。盛唐诗人大多喜欢漫游，他们漫游天下的目的有很多，一是为了长见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第二个目的是为了能够拜见各地的达官贵人，为自己造成文坛上的声誉而做准备。还有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求仕，找做官的机会。杜甫一生前后漫游共三次，历时十年。第一次出游至吴越（现江苏浙江一带），游览了江南许多秀丽的山川。其《壮游》诗曾写道：“东下姑苏台，已俱浮海航。至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他当时已经到了姑苏地区，就是现在的苏州地区，在江边已经做好了出东海的准备，准备渡海东上，但是当时没有成行，以至于他在中老年以后一直遗憾，没有能够到当时的扶桑即现在的日本去玩一趟。开元二十三年，他由江南赶回东都洛阳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当时特别有名望的善于选拔人才的孙逖。考前，杜甫自视甚高，甚至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这样一些古代大文学家都不放在眼里，但现实却和他开了一次玩笑。贾至、李頎、萧颖士、赵骅等人都考上了，杜甫却落第失败了。杜甫虽然感到懊恼，但当时少年气盛，考场得失并未十分在意。第二年，杜甫又开始第二次漫游，这次的地点在齐、赵（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他在《壮游》诗中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青云冈。”从这几句诗中可见，杜甫在齐赵漫游的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春天在丛台上放歌，冬天在青丘旁打猎。其间他还创作了《望岳》、《登兖州城楼》等作品，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俯视一切、慷慨激昂对人生充满憧憬和信心的名句。开元二十九年，杜甫回到洛阳。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同游梁、宋，这是杜甫的第三次漫游。此次漫游的同伴还有诗人高适，三人情趣相投，一起登高怀古，饮酒赋诗，郊游狩猎，访古寻幽。到秋天的时候，三人分手，高适游楚，李白往山东任城探视家小，杜甫则往兖州看望他父亲。当时杜甫的父亲在兖州任职。尽管在临别前，李白曾经对杜甫讲过当时京城和宫中的一些政治现实。但是杜甫年轻识浅，哪能理解李白心中的苦闷。他不但劝李白不要痛饮狂歌空度日，还问他飞扬跋扈为谁雄，他不太理解李白的这种狂放不羁。和李白分手不久，他就怀抱着政治理想来到了京都长安。但是迎接他的是冷漠的社会现实。杜甫遇李林甫操纵考试，落选举人 天宝六载（747），玄宗下诏“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在天宝六年曾经下诏广求才子，只要有一项特长的士子就可以到京都来会考。但是奸相李林甫害怕举人们对策时会指斥他的政治阴谋和奸恶行为，就设置了很多严格的程序，刁难这些士子。这是李林甫极其现实的政治考虑，不可等闲视之。要知道，这次考试正是处于李林甫以莫须有的罪名，大量制造冤案，刚刚杖杀李邕、裴敦复，又奏分遣御史往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并逼死李适之、王琚等不久，朝野震惊的时候。李邕是盛唐的大文豪，他的死引起过李白的愤慨。李适之是后来杜甫歌颂的饮中八仙之一。这些人的冤死，李林甫是幕后黑手，他害怕这些来赶考的仕子揭露他的阴谋，就设置了重重障碍。

杜甫于天宝四载（745）在鲁郡石门与李白握别之后，第二年来到长安，就是为了参加由李林甫操纵的骗人的考试，结果同另一著名诗人元稹等举子一样，无一例外，统统落选了。这一场全国公开举行的招贤考试，居然选拔不出一个合格的人材，真是我国考试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件大怪事了，不能不叫人感到惊异和怀疑。但李林甫却自作聪明，出来上表称贺什么“野无遗贤”（表面上是颂圣，其实是在吹嘘自己宰相当得好），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吗？而唐玄宗也竟然就相信了，可见唐玄宗当时已经多么昏庸了。事后元稹在《谕友》一文中将李林甫钳制舆论、压抑人才的祸心揭露无遗。而杜甫在当时则显得比较软弱，虽内心也比较愤激，但当时未敢直言，而是在李林甫去世后不久的天宝十一载（752）所作《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诗中痛定思痛，他说：“破胆遭前政，阴谋都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这里说的前政就是指李林甫，说他玩弄政治权术，一个人独揽朝政，而且忌刻人才，使自己没有考上，内心伤痛得不得了，这种批评也不可谓不激烈、不深刻，可惜杜甫当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

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到了挫折，生活也落魄起来。杜甫迫于饥寒不得不向达官贵人投诗干谒，但是结果也令人失望，因此长安城中权贵们的奢侈、豪华，更激起了他的不平与愤怒，他创作了《丽人行》等揭露贵族奢华生活的行径。其中《丽人行》讽刺了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和杨国忠三月三日在长安曲江边游春时得意骄横的情景。他说：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匎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餍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是说在三月三日春光明媚的时候，长江的曲江边有许多佳人游春，而这儿的佳人指的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这两个夫人的美貌是“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其中虢国夫人肌肤特别好，入宫的时候也只是淡淡地画一下眉毛，可见皮肤是多么的细腻多么的美丽。这两句写的是她们的肌肤和神态，下面写华丽的服饰“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衣服上绣着孔雀和麒麟的图案。“头上何所有，翠微匎叶垂鬓唇。”这是她们的头饰。“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身上腰间佩戴着无数宝珠。“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因为杨贵妃的关系她们被封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她们吃的是什么呢？“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用翠玉的盘子端来了紫驼的驼峰，用水晶做的洁白的盘子端来了晶莹洁白的鱼肉给她们吃。虽然呈上的是骆驼和鱼这样的美味佳肴，但是她们竟然没有食欲、吃不下。“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拿着犀牛角的筷子吃不下，因为平时吃得太好了、太多了。她们手持鸾凤图案的刀具来切生鱼片，但只是切几下而已，并没有送到嘴边，因为她们对这些美味佳肴没有多少兴趣。但即使这样，还是“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宫中的御厨还是继续给她们送来各种美味。“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在动听优美的音乐声中，她们她们吃饱喝足了，然后又骑上马游玩赏春。“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这里暗示着她们姊妹和奸相杨国忠之间的暧昧关系。最后两句说“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一般人都不能近前去看，否则会惹恼当时的丞相杨国忠。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衣食无依靠的时候，整天处于饥饿的状态，所以他才在这些诗中对权贵们的腐朽奢侈生活批判得这么激烈。

杜甫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好不容易当上了一个八品下的小官

天宝十载（751）正月，玄宗举行祭太清宫、太庙和祀南郊的大典。杜甫趁机写了三篇《大礼赋》投延恩匦，得到玄宗的赏识，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杜甫以此为莫大的光荣，《壮游诗》说：“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莫相疑行》亦云：“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但除了博得个“词感帝王尊”的虚名外，仍未获得一官半职。天宝十三载，杜甫又连进了《封西岳表》和《雕赋》，还是无果。

直到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后，才被任命为河西（今陕西合阳县）尉。杜甫并未接受这个卑职。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与杜甫的理想比较，简直有点滑稽。所以杜甫作《官定后戏赠》一诗以解嘲：“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不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的悲愤之作

天宝十四载岁末的一个严寒的黑夜，杜甫离开生活了将近十年的长安，来到寄居在奉先（今陕西蒲城）的妻子身边。一路上他看到饿殍遍野，路过骊山时，又见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通宵饮酒作乐，回到家中幼子因冻饿而死。这一系列的刺激使杜甫悲愤满怀，写下了著名史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在这首诗中这样写的，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沈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知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这首诗回顾了自小以来树立的远大的政治理想，经过困守长安十年求仕，以及自己担任了右尉帅府的兵曹之后，才发现这样的理想是那么的不现实。虽然自己知道，一生中也许不能完全实现这样远大的政治理想，但是自己还不愿意放弃，他说自己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终年忧国忧民，以至于自己的这种热肠、这种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还曾经被同学同辈们取笑，他并不在意这些同学们的取笑，心中仍然充满了这种强烈的政治热情。他说自己是“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他现在还对唐玄宗有政治幻想，不愿意离开他。但是当今的朝廷上却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他虽然说自己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说自己像葵花一样永远朝着太阳，这种自己的一种本性。忠君爱国的思想在杜甫心中无时或忘，他看不起那些为了自己功名利禄去经营的人，他没有去干谒权贵，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有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这一路上历经风霜，因为严霜的侵蚀，以至于他的衣带都冻断了，“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因为天太冷了，指头都冻得僵直弯不了了。但是就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他路过骊山的时候，竟然发现唐玄宗正和杨玉环在那里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君臣留欢愉，乐动因交割。”陪侍的大臣们在温泉中沐浴、在宫殿中宴饮，惬意至极。诗人在这里先将自己艰苦的旅程和唐玄宗杨贵妃以及朝中的重臣在骊山的寻欢作乐的场景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又将他们的那种奢靡豪华享受和当时的普通百姓的那种饥饿、贫困进行了对比，他说“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唐玄宗他们吃的是用骆驼的蹄子炖煮出来的羹汤，品尝着精心保存下来的橙子和橘子。“朱门酒肉臭”，权贵们的美酒和肉食堆积得太多，都发臭了，天下的百姓却因无衣无食而冻死饿死在路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在这样的情况下，杜甫又想到了杨贵妃、唐玄宗他们在骊山寻欢作乐，而安史乱军却逼近了东都洛阳的附近，即将打到关内来了。皇帝竟然不理朝政在这里享乐。诗人因而变得格外的忧愤。但更让诗人忧愤的还在后面。“入门闻嚎啕，有子饥已卒”，他回到家中却发现，小儿子已经饿死了。作为一个父亲，自己的儿子竟然因为没有食物吃饿死夭折了，内心的愧疚和伤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诗人不仅为自己家庭悲剧感到忧伤，他又想到我的儿子虽然饿死了，我的家里也是这样的贫困，但是和那些远戍边地正在战场上奋战的人相比较而言，我还能够免租税，还不用去出征，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一系列的刺激，就诗人悲愤满怀。因为诗人的心中产生了这么多的忧愁，这么多的感慨，就使得诗人最后禁不住悲愤地说：“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而这个时候安史叛军的铁骑已经攻陷洛阳逼近潼关了，一场更大的悲剧就要在关中大地上演了，而我们的杜甫也将被卷进这场战乱中而漂泊而奔走。

第四篇：杜甫生平简介1

杜甫生平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出生在襄阳（河南巩县）的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7岁学诗，15岁扬名，但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其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第五篇：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述评

关键词：邓中夏思想；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邓中夏作为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bai linchi1，2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呻吟，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李大钊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