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风景画发展史（推荐）

第一篇：英国风景画发展史（推荐）

英国风景画发展史

欧洲的风景画经过了17世纪、18世纪的独立成科和初步繁荣，到19世纪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走向了高度成熟。而英国风景画是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后期英国美术流派之一.1746年,一直创作肖像画的英国画家理查德•威尔逊首先开始对自然风景产生兴趣,并大量体现在其作品上.威尔逊因此被称为英国风景画之父.当威尔士画家理查德•威尔逊（1713/1714～1782）在17世纪50年代旅行到罗马的时候，法国风景画家约瑟夫•温耐特表达了这样的惊异：一位有这样能力的风景画家应该致力于肖像画上。威尔逊从这个评价中振作起来，放弃了在肖像画中或许赢利的交易，完全献身于风景画。他赤贫而死，但是他的奇怪和对克劳德模式视角的启发性的使用，即使在今天也是英国人购买的18世纪欧式建筑风景画艺术的标志，而且是英国对于土地的复杂态度的可见的形式。

威尔逊的《西塞罗和两个朋友——安提克斯和奎因特斯，在他的阿皮纳姆别墅》唤起使英国有土地的贵族高兴的土地神。虽然这个地形与他家乡威尔士有一定的联系，但威尔逊直接依据确定劳德•洛兰的《圣•乔治和龙的风景》来展示自然和人的和谐观念。1770年，当威尔子逊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他的绘画时，他在附属目录中包含一段来自西塞罗的《法令》的摘引。其中，西塞罗的朋友安提克斯把这个地方称为“美味的撤退”，西塞罗评价说，在这里他发现了理想的地方做“不能打扰的思考，或者不能打扰的阅读和写作。”这幅画的宁静的风光把古代世界作为与18世纪英国绅士非常敬重的造诣深厚的作家和政治家的灵魂平静和谐的、神圣优雅的产物唤起。

理查德·威尔逊《阿尔巴诺湖与附近的城堡》

18世纪末英国成立了“水彩画家协会”，聚集了一大批探索水彩风景画的画家，其中就包括著名画家J•克罗姆、T•格尔丁和R•P•博宁顿。19世纪,英国风景画进入黄金时代,它的成就对西方美术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它又出现了许多分支画派.其中诺威奇画派的老约翰•克罗姆和约翰•塞尔•科特曼受英国画家托马斯•盖因斯堡和一些荷兰风景画家的启迪,在诺威奇创建了诺威奇美术家协会,为英国风景画的鼎盛作出贡献.19世纪初叶，真正使英国风景画摆脱荷兰、法国或意大利绘画影响而走上自己独立道路的人是约翰•康斯特布尔和约翰•马罗德•威廉•透纳.而在19世纪，他们是英国风景画以油画的成就最富有影响力，成就最高的画家。

英国水彩画进入十九世纪时达到了繁荣时期，名家倍出，不少画家成为十九世纪画坛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透纳是群星中光彩耀人的一面旗帜。这位给予欧洲绘画艺术巨大影响的风景画家，在英国水彩画历史上可称之为泰斗和巨星。他的水彩画成就使英国水彩画的黄金时代达到了顶峰。泰透纳和其他画家一样以自然为师，也曾画过地形图和以建筑物为主的风景画，但他和格尔丁一起使水彩画从以线为主和为版画服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对自然景色的深邃的了解后，推崇光与色彩在绘画上的表现，以自己敏锐观察的能力，发现自然中感人的实质。透纳的用色富有幻想，他对夕阳照耀、风雨欲来等景色的描绘，能使人留连忘返，如身临其境。他那炫耀夸张的手法使人难解，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他的特色，他的水彩画不仅仅是轻盈透明，而是形与光掺合到一起，使人看了闪烁夺目，色中有景，景中有情，景色交融，感人至深，实为同代人之所不及。他那《傍依莎弗豪森的莱茵河》(铅笔线稿．淡彩)笔法多变，敛染诸法纤细、肯定、流利、生动，美如动人的诗歌，使人陶醉。

《傍依莎弗豪森的莱茵河》

透纳以善于描绘光与空气的微妙关系而闻名于世，尤其对水气弥漫的掌握有独到之处。他在艺术史上的特殊贡献是把风景画与历史画、肖像画摆到了同等的地位。透纳生前即享有盛名，1851年去世后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敬仰和追摹直至十九世纪晚期。然而，对透纳所有艺术成就的认识则是更后来的事。

透纳比康斯特布尔更富于幻想,现实对他来说只是为了达到幻想的跳板.他不是停留在自然风景外表的描绘上,而是深透到自然的内心,所以他的作品虽失诸过火,但却并不让人感到虚伪.透纳比康斯泰勃尔更富于幻想,他直接从自然界撷取创作的灵感，运用其简洁活泼的笔触、明亮清爽的色彩和戏剧化的处理手法来表现，融入个人的情思，造出他独特的浪漫主义氛围的世界。画面钟情于描绘自然界中那些变化多端、转瞬即逝的景象，如天空的云彩、大海的波涛、狂风暴雨等，并且对这些景象进行主观的概括、纯化、提炼。他在其中大胆发挥色彩的主观表现力及水彩颜色透明、流动的特性，展现了他对自然色彩的感悟力。透纳的作品同样使后来的法国印象派画家们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和有益的启示。在欧洲美术史上，透纳与梵高、毕加索有着同等的地位。代表作：《雨,蒸汽,速度》、《奴隶船》.透纳 《奴隶船》

.《雨,蒸汽,速度》

《奴隶船》描绘了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外掠夺贩卖奴隶的黑幕，画家用形象揭露了这个罪恶。画面上所展现的是汹涌澎湃的大海，晨曦在旭日映衬下反射到海面格外刺目。近景的海浪冲击着一组飘浮物，死鱼和奴隶的尸体混杂在一起 随波逐流，运奴隶的船已逐渐远去。但是透纳在画中所特意强调的是阳光与水汽，画家对不可征服的自然力的表现有特殊偏爱。他想从中感悟某种自然的真谛，即光和色的变化奥妙。在这幅画中画家有意将触目惊心的事件与海上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构成他所表达的浪漫主义的激情。橘红、柠檬黄、玫红和紫色交织成这幅画的色彩交响。

康斯泰勃尔1776年生于英国萨福克的一个农家，早年在伦敦恭谨而勤勉地研究古典大师的作品，然而对童年乡村生活挥之不去的情结、对乡土的热恋使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纯正的风景画家。他平日最喜欢置身于溪旁荫下，在乡野间沉思冥想。在康斯泰勃尔的眼中，这些自然之物真实而可爱、平易而美好，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同时代的风景画家中，康斯泰勃尔是最单纯、最实在、最完美的一个，他的画总能给人留下充满乡间泥土气息的清新和淳朴的味道。与故乡的原野和磨坊相依为命的康斯泰勃尔，生平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他的生活正像他画中那辆装满干草的马车，在属于自己生命轨迹的乡间小路上平缓而静静地碾过。也许一种绘画风格是同一个画家对自己生存的特定环境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正像他本人一样，康斯泰勃尔的风景画是朴实的、淳厚的、接近现实的，并且是在绘画中所可能做到的最不伤感的。然而，没有了康斯泰勃尔的风景，现实生活中的美好与浪漫同样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的风景画对19世纪以后的欧洲画坛的艺术趣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康斯泰勃尔的风景画的重要特点，是忠实于画家自身的视觉感受，真实地表现出大自然的美，尤其是自然界的光、色效果，具有朴实、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代表作有<<从主教广场看索尔兹伯里教堂>>、《干草车》。《干草车》是一幅地地道道的英国农村风景画。画面的前景是一条小溪，一辆拉着干草的大车正涉水行进。大车的前方是为阳光所照射着的树丛和茅屋，它们构成了这幅画的中景；远景则是笼罩在阳光下的一条茂密的林带和广阔的田野。明亮的蓝天飘着银白色的云朵。一切显得是那么真实、宁静、和谐、优美而又充满生气，就连大车涉水而过时，惊动了小狗的狂吠声，我们似乎也能听到。画中对空气的表现和绿树上的光泽感，则尤其使人感到钦佩。康斯泰勃尔不仅对英国风景画的发展贡献巨大,他对于光影之明暗、色彩之变化的敏感,也促进了19世纪末叶法国画家们对光影与和色彩的探索。作品曾于1824年在巴黎展出，对法国浪漫主义、巴比松画派及印象派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康斯泰勃尔 《干草车》

《从主教花园望见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

第二篇：英国电影发展史

英国电影发展史

英国人参与了电影的发明，1889年，W.多尼索尔普在英国制造了摄影机和转动架，拍摄特拉法尔加广场全景；1895年，B.艾克里斯发明了“动力灯”，拍摄了埃普瑟姆地方的赛马、牛津和剑桥两校划艇比赛、基尔运河通航典礼。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纪录片，但当时没有放映机，没能及时映出。R.W.保罗1896年 3月26日在奥林比亚大厅里为观众作了电影的首次商业性映出，上映的节目是他自己拍摄的《多佛海的狂浪》。后来，保罗摄制了许多喜剧短片，其中有《大兵求爱记》，可放映一分钟。保罗在索思盖特还建造了制片车间。配备了特技效果的设施.对英国早期电影最有影响的是布赖顿的几位摄影师。其中有E.柯林斯、A.G.史密斯、J.威廉森等，这几位电影先驱，后来被人称为布赖顿学派。他们最早采用了两次曝光、移动摄影、迭印、全景、倒拍、停拍等技巧。柯林斯拍过30部影片，其中只有一部《中断的旋律》保存下来。史密斯在《祖母的放大镜》（1900）中采用特大特写镜头，银幕上出现了放大的走动的表、笼中的金丝雀、人的眼睛；他的第一部作品《夜晚》，表现警察提着灯巡夜，沿路照亮了乞丐、醉汉、行窃的小偷，他用摄影机代替人的眼睛，把它变成了活的东西，这种新的手法，可以说是现代蒙太奇的开端。威廉森则在新闻片中自由地交替变换事件地点并采用外景等，他的《士兵的归来》和《战前和战后的后备兵》两部影片，描绘了真实生活片断，在银幕上首次提出社会问题。

当时的电影艺术家和技术革新家还有C.赫普沃思。1897年，他撰写的《活动摄影术——或电影摄影入门》，是世界上最早电影论著之一。他曾改进冲洗影片器具、印片机和胶片打孔机。1898年他拍摄了《铁路切断中的快车》；接着拍摄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记》（1903），长800英尺，分16场景，场景间交融衔接；另一部《浪子救人》（1905）利用摄影机述说故事，结构复杂，采取了分镜头剧本的串联、剪辑、摇拍、低角度摄影等技巧；1907年，他还设计过录音系统。同一时期摄制故事片的还有F.S.莫特肖。他的 《抢劫邮车》、《白昼行劫》（两部影片均摄于1903年）奠定了惊险片在英国的地位。

早期英国电影除纪录像片和故事片外，还出现了风景片，如G.潘廷格的《罗伯特•斯科特漫游南极》（1913），颇受欢迎。1914年，英国电影工作者制作了第一部动画片。G.皮尔逊导演的《血字的研究》是根据小说《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故事拍摄的第一部侦探片；他的另一部影片《厄尔塔斯——死里逃生的人》（1916），则仿照法国影片《芳托马斯》样式，是第一套动作惊险连续片集。

20年代，赫普沃思因拍摄了《阿尔夫的纽扣》（1920）和其它几部成功作品而名振一时。皮尔逊制作了《一切都不在乎》（1920）、《爆竹》（1921）、《爱情生活和笑声》（1923）以及《起床号声》（1924）。英国无声影片时代最受欢迎的明星B.鲍尔芾就是他培育出来的。另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是H.肖的《基普斯》（1921），但是，最为杰出而商业上最成功的作品要推G.卡茨的《女人对女人》（1923），它的成功，是制片人M.巴尔康、导演V.萨维尔、剧作家卡茨和他的助手希区柯克，A.以及当时为大家喜爱的好莱坞女明星B.康普逊合作的结果。希区柯克在20年代后期在盖恩斯巴勒影片公司因执导《快乐的花园》（1925）和《房客》（1926）两片而成名。这家公司的成功产品还有卡茨的《老鼠》（1925）、A.布鲁内尔的《英国老家》（1927）和《永恒的仙女》（1928）。与此同时，也崛起了另外几位新人：导演兼制片人H.威尔科克斯继成名作《朱金洲》（1923）之后导演了影片《十夜谈》（1924）、《唯一道路》（1925）、《涅尔`格温》（1926）和《黎明》（1928）；L.戴•科多瓦导演了《她》（1925）；M.埃尔维导演了《阿尔芒蒂埃尔来的小姐》（1926）与《海军将帅的副官》（1926）。

随着电影制片事业的发展，英国的电影放映场所逐步脱离游艺场而建起可容几百观众的影戏院，当时还雇用钢琴师和小乐队在放映电影时进行伴奏。不久，一批大影院开办起来，但是自1909年起，美、法两国影片占领英国市场，本国影片只占全国上映总数的15％，因此，英国既不能从国内电影市场收回大量资金，又没有充足财力投入制作优质影片、同外国影片争夺国内外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电影生产更受影响。从1916年起，英国加征娱乐税，对影院营业更为不利，电影事业进一步遭到危机。大战结束后，美国影片源源而来，使英国影片只占在本国上映影片的5％，出口影片更是屈指可数，因此一些著名制片人如赫普沃思也不得不于1924年关闭制片厂。为保护民族电影，政府当局于1927年正式通过了电影法案，规定限额分配比率，要求1935年须达到总数的20％，使英国影片在全国影院的上映比率逐年提高。此时，新的制片厂如戈蒙特公司、英国国际影片公司和英狮公司先后成立。到20年代末，英国又摄制出一批引人注目的影片，如希区柯克的《决斗场》（1928）、阿斯奎斯，A.的《流星》（1928）和《地下》（1928）、E.A.杜邦的《皮卡迪利大街》（1929）。因为定额分配影院上映率，需要大量影片填补空档，刺激英国电影出现了一番兴旺景象。但是好影片要耗费大量财力和时间，为了供应市场紧缺的需要，出厂的产品仍然是大批质量差、省工省时的平庸影片。

1929年，有声影片问世。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其它各国大致相同，如录音方法简陋，设备笨重，影片内容从头到尾，不是喋喋不休的对白，就是接二连三的歌曲。希区柯克导演的《讹诈》，拍了一半而改为有声影片，他在运用声音效果方面，匠心独运，这部被公认的英国第一部有声片，对其他导演很有启发。此后拍摄出了一批较成功的有声片，包括：希区柯克的《谋杀》（1930），阿斯奎斯的《逃出达特穆尔》（1930）、《正告英格兰》（1931）和《跳舞吧，美丽的女郎》（1931），萨维尔的《W——计划》（1931）和《办公室的少女》（1932），W.福特的《罗马快车》（1932），威尔科克斯的《神奇之夜》（1932）等。

30年代，英国电影出现了短期的繁荣景象，每年影片生产量为150部到200部，故事片的复兴同出身于匈牙利的制片家柯达，A.大有关系，他于1933年定居英国，创办伦敦电影制片厂以后，摄制了一批成功的影片，其中以《亨利八世的私生活》（即《英宫艳史》，1933）为最。他用新的观点处理历史题材，提出社会出路问题，迎合观众的民主思想，取得很大成功，该片在国外享受的盛誉，远远超过英国其它影片。更为重要的是柯达孜孜不倦、勤奋进取的精神，促使所有电影业的工作人员努力提高专业水平。他为英国影片开拓了向国外输出的广阔前景，又给电影事业灌输了乐观与奋发的风气。他的公司还在世界各国收罗人才，礼聘他们来英国工作，推进了英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如德国导演P.津纳执导的《凯瑟琳女皇》（1934）、美国明星范朋克，D.主演的《唐璜》（1934）、法国导演克莱尔，R.拍摄的《鬼魂西行》（1935）、美国导演兼美工设计家W.C.孟席斯所拍的《未来世界》（1936），都是引人瞩目的影片。这家公司制作的影片如Z.柯达导演的《河上刺儿头》（1935）、《伏象神童》（1937）以及柯达本人拍的《伦勃朗传》（即《画圣情痴》，1936）等，都是成功之作。

这时期英国的其它制片人和导演纷纷紧步柯达后尘，由M.巴尔康监制、希区柯克导演的影片《万事通》（1934）、《三十九级台阶》（即《国防大秘密》，1935）和《破坏》（即《薄命花》，1937）都极为成功。此外，萨维尔的《好伙伴》（1933）、《长青树》（1934）和《铁公爵》（1935），威尔科克斯的《涅尔•格温》（1934）、《老德鲁里的假腿》（1935）和《维多利亚女皇》（1937），L.门德兹的《犹太人苏斯》（1934），T.本特利的《老古玩店》（1935），R.史蒂文森的《都铎•罗斯》（1936），B.维尔特尔的《罗得岛》（1936），均获较高评价。到1937年，英国故事影片产量达到了200多部。但好景不长，大多数制片人不讲求质量，拍摄的影片没有票房价值，加之多数资金来自借贷，年终结算，很少获利。到1938年，生产骤然下降，英国议会为挽救这个局面，在这年又通过新电影法案，规定提高英国影片在国内上映的分配定额，从1938年的12.5％，逐年增高至1947年的25％；抵制滥拍成本低、质量差的影片；允许外国资金向英国电影事业投资。根据这个条款，美国米高梅公司和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都投放了它们的资金，在英国开办了几家联合制片厂拍片，如米高梅公司投资的《一个美国佬在牛津》（即《留英外史》，1938）、《城堡》（即《卫城记》，1938）和《再见，奇普斯先生》（即《万世师表》，1939），福斯公司投资的彩色片《晨之翼》（1937）等。这些影片全都由好莱坞导演执导、好莱坞明星主演，英国方面只提供场地、摄影器械、技术人员和个别演员。英国电影导演这期间也拍出了几部成功的影片，如阿斯奎斯的《卖花女》（1938）、希区柯克的《失踪的女人》（即《琼花劫》，1938）、里德，C.的《银行休假日》（1938）和《群星普照》（1939）、Z.柯达的《四羽毛》（1939）等。

这几年，英国电影事业也实行了明星制度，相继登上明星宝座的是：霍华德，L.、劳顿，C.、G.菲尔兹、唐纳，R.、M.奥勃朗、M.洛克伍德、费雯丽、哈里森，R.、奥立弗，L.等。

1929年格里尔逊在英帝国交易局电影部资助下，导演了一部纪录片《飘网渔船》，反映北海捕捞鲱鱼渔民的生活，富有诗情画意，使他成为英国纪录片运动的创始人。他主张电影艺术的目的在于社会教育，并认为苏联电影是表现电影社会功能的实际事例。他从工商企业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并吸收有志于现实主义影片的艺术工作者参与这个运动。格里尔逊纪录电影学派的人员中有P.罗塔、B.赖特、E.恩斯特、A.埃尔顿、H.沃特、D.泰勒、S.莱格、A.卡瓦尔康蒂等，他们的作品反映英国社会出现的尖锐问题，如失业、劳动条件差、居住环境恶劣等，在艺术处理上也有新的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电影业无法正常生产，大部分电影界人才被征入伍，故事片生产从1940年的108部下降到1942年的46部。但观众反而有增无已，影片的票房收入直线上升。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邮政总局的电影机构被新闻部合并，成为皇家电影机构，给了纪录像片工作者施展才干的良机，他们拍出了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如卡瓦尔康蒂的《最初的日子》（1939）、H.詹宁斯和H.瓦特的《伦敦必胜》（1940）、瓦特的《今晚的目标》（1941）、J.福尔莫斯的《海岸司令部》（1942）、詹宁斯的《火已点燃》（1942），R.博尔廷的《沙漠大捷》、P.杰克逊的《西方进军》（1944），还有英、美合拍，由里德，C.和美国人G.卡宁合导的《真正的光荣》（1945）。这些纪录片在战时所起的作用很大。另外还有些故事片也有很大纪实或宣传的性质，如P.赫斯特和布鲁内尔 3人合导的《雄狮添翼》（1939）、鲍威尔，M.的《第49°纬线》（即《侵略者》，1941）、N.科沃德和利恩，D.合导的《我们所在的队伍》（即《海神》，1942）、迪金森的《近亲》（1942）等。其它有关大战题材的故事片还有里德的《铁血忠魂》（1944）、鲍威尔的《壮士春梦》（1943）等。与此同时，也拍有不少其它题材的影片。较突出的有柯达的《巴格达窃贼》（1940）、迪克森的《煤气灯》（1940）和《首相》（1941）、B.迪安的《二十一天》（1940）、帕斯卡尔的《巴巴拉少校》（1941）、里德的《基普斯》（1941）、L.阿利斯的《穿灰衣服的人》（1943）、奥立弗，L.的《亨利五世》（1944）、吉列特的《臭名昭著的绅士》（1945）和《深夜》（即《新聊斋志异》，1945），还有豪华历史剧《恺撒和克列奥帕特拉》（又译为《璇宫艳后》，1945）、N.科沃德和利恩，D.合作的《相见恨晚》（1945）等。

J.A.兰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崛起的英国电影事业家。早在30年代，他开始从事宗教电影的摄制工作。1935年，创办英国全国电影公司，摄制了第一部商业性电影，同年他与C.M.伍尔夫合办电影发行总公司。1941年兰克已掌握有英国 3大电影放映网中的两大放映网。大战结束时，他的总公司扩展成了势力雄厚的联合企业，拥有英国的制片、发行和放映事业的大部分实权。他雄心勃勃，计划建立巨资故事片厂，包括儿童片、动画片部门，摄制新闻纪录连集片，开办电影学校，专门培养有希望的童星。他想用巨资大片打进美国市场，把英国电影事业从多年困境之中拯救出来，1947年，他去美国谈判推销他的影片。不料英国政府却在这时颁布法令，要征收国外进口影片75％的税收，美国各家制片公司坚决抵制，好莱坞影片全部停止输往英国，使各地影院减少了大量片源。兰克想在美国打开市场的计划也成为泡影，英国电影界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英国政府于是敦促兰克和其它制片人增产影片以填补空缺。但是英国电影业经济拮据，影片能收回成本的也为数不多。1948年，英国政府只得撤销外国影片的进口税，美国影片又立刻大量涌进，英国影片在本土银幕上仍无容身之地。英国政府再度规定：美国影片从英国所得利润必须将其中的一定数额向英国电影事业投资，这种办法又让美国电影势力进一步深入英国电影事业。此时期，兰克影片公司和别的制片厂比较优秀的作品有：利恩根据狄更斯小说拍摄的《锦绣前程》（即《孤星血泪》，1948）和《雾都孤儿》（1948），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上天阶梯》（即《太虚幻境》，1946）、《黑水仙花》（又译为《思凡》，1947）和《红菱艳》（1948），奥立弗自导、自演的《王子复仇记》（1948），里德导演的《虎胆忠魂》（1947）、《倒下的偶像》（1948）和《第三个人》（1949），还有迪金森的《黑桃皇后》（1949）等。

为了维持和保护本国电影事业，英国政府只得仍旧采用上映定额分配办法，规定从1950年起，分配英国影片上映的定额要增加到30％，可惜当时娱乐捐税仍保持战时标准，电影事业所得实惠甚微。英国政府乃于1949年成立国家电影筹资公司，通过该公司将钱借给电影事业；接着1950年又创立英国电影生产基金会，专门支配从电影票上征收的捐税，作为补助电影生产。不过，这时候电视越来越受群众欢迎，电影院的上座率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下降。

从50年代起，英国出现了由巴尔康主持的“伊灵喜剧影片”。伊灵是制片厂名，位于伦敦西郊。伊灵喜剧表现实际生活，敢于打破常规，描绘反对官僚主义的人物的各种遭遇，以新眼光观察生活，温和地批判贵族阶层和人情风俗的繁文缛节。最成功的作品当推哈默的《善人与贵族》（1949），麦肯德里克的《清洁的小岛》（1949）、《白衣男子》（1952）和《专门勾引女人的人》（1955）。其它值得提到的有C.克莱顿的《大叫大嚷》（1947）、《拉旺德山**》（1951），H.科尼利厄斯的《史姆利科的护照》（1949）、《日内瓦的妇人》（1953）以及M.江普的《天堂的笑声》（1950）等。

英国政府限定了美国影片所得利润的高额百分比要投资在英国事业以后，美国公司开始恢复营业，与英国合作拍片。这一阶段英美合拍的较佳作品有J.尼格列斯科的《流浪儿》（1950）、R.沃尔什的《霍恩布洛上尉》（1951）、休斯登，J.的《非洲皇后号》（1952）和《莫比•迪克》（1956），而最杰出的作品则是利恩的《桂河大桥》（1957）。这是一部当时上座率最高的战争片。

美国的部分电影工作者由于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纷纷离开好莱坞。导演J.洛西到伦敦定居后，接踵而来的又有卓别林，C.、R.莱斯特、库布里克、吕美特等。这些人为英国电影艺术作出了贡献。

英国电影事业多年以来得不到振兴，1959年，一伙年轻人以林赛•安德森、托尼•理查德森、卡雷尔•赖兹为首发表宣言并摄制了一系列影片，倡导自由电影运动，这次运动和反对文学与戏剧中传统价值观有联系，也与“愤怒的年轻人”运动的政治和精神抗议相结合。它的基本内容是要求用积极态度来表现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反对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他们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道德价值观，如J.克莱顿的《屋顶阁楼间》（即《金屋泪》，1958），理查德森的《愤怒的回顾》（1959）、《蜜味》（1961）和《长跑家的孤寂》（1963），赖兹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1960），安德森的《这种运动生活》（1963）。此外重要的影片还有施莱辛格，J.的《恋爱有术》（1962）和《骗子比利》（1963）等。到60年代中，自由电影的调子有所变化，把反抗仅作为个人对待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现方法而不再具有社会性含义。这种倾向在理查德森的影片《汤姆•琼斯》（1963）中表现得最为鲜明。60年代末70年代初，自由电影比较重要的作品是安德森的影片《假如》（1968）和《哦，幸运儿》（1973）。在这两部影片里导演在表现当代社会冲突时把敏锐的观察和独创的概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60年代英国利用美国的资金拍了不少影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J.李•汤普逊的《纳瓦隆的大炮》（1961）、利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T.扬的《乌有博士》（1962）、P.格伦维尔的《绳环》（1964）。其它英国名片有G.格林的《愤怒的沉默》（1960）、卡迪夫，J.的《儿子和情人》（1960）、克莱顿的《无罪的人》（1961）、B.福布斯的《一个雨天下午的集会》（1964）和《L形的房间》（1962）、施莱辛格的《亲爱的》（1965）和《远离狂乱的人群》（1967）、L.吉尔伯特的《阿尔菲》（1966）等。

英国国会在70年代又通过一个新电影法案，把本国影片在影院的分配定额提高到30％。增加了电影筹资公司的预算，因为美国投向英国电影事业的资金数额逐渐减少，以至完全停止了。随着电视越来越普遍，影院上座率不断降低，尽管提高票价，1976年也落到票房收入的历史最低点，同年，英国订立一条税法，规定外侨影片制作者在全世界范围收入的75％要交纳所得税，从而阻塞了国外投资。这一年，英国故事片生产降到64部；1977年又降到42部。

70年代上半期英国的重要影片（其中有些是美国导演的作品）有利恩的《瑞安的女儿》（1970）、C.迈尔斯的《处女与吉普赛人》（1970）、R.波兰斯基的《麦克佩斯》（1971）、J.洛西的《送信人》（1971）、阿顿波罗，R.的《青年时代的丘吉尔》（1972）、M.弗兰克的《阶级烙印》（1973）、库布里克的《巴莱•林登》（1975）、拉塞尔的《汤米》（1975）、库珀的《太上皇》（1975）等。

70年代后期，英国制片业在美国资本牵制下，松木和爱尔斯垂两大制片厂虽也自己投资拍片，主要还是出租场地去同美国合作。美国著名连集卖座片《超人》、《星球大战》等是在这两个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拍的，还有一部分英国电影创作人员去外国拍片。

进入80年代，英国电影事业有所好转，1981年的《火的战车》和1982年的《甘地》两片连续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教育丽塔》（1983）、《当地英雄》（1983）、《印度之行》（1984）等片也获得好评，1986年，艾非里的《一间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和乔菲的《使命》更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

这期间英国影片市场仍然被美国电影所垄断，在全部票房收入中，英国影片仅占10％左右，许多影片在国内的收入仅能收回投资的10～40％。

英国的大电影制片厂有“松木”、“爱尔斯垂”、“金波顿”和“图克南”。主要电影教育机构有伦敦电影学校、民族电影学校，皇家艺术学院、伦敦电视电影学院。主要电影研究机构为英国电影学院（BFI）（建于1933年）。伦敦国际电影节是世界著名电影节，每4年举办一次，为非竞赛性的。主要电影出版物有《画面与音响》（1932年创刊）和《银幕》（1959年创刊）。

第三篇：浅谈英国政治制度发展史

浅谈英国政治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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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展示∶

封建君主制度

一.统一国家的形成与贵族民主制（5—11世纪）

（一）英吉利统一国家的形成

（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政治制度

二．封建集权君主制（11—12世纪）

（一）集权君主制的建立

（二）集权君主制的巩固

（三）亨利二世改革与集权君主制的发展

三.等级—代议君主制（13-15世纪）

（一）议会的产生

（一）议会的早期发展

（三）早期议会政治的失败与等级—代议君主制

四.都铎王朝专制君主制（16世纪）

（一）专制王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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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权与议会

五.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演进

（一）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二）责任内阁制的形成（三）两党制的形成3/ 12

浅谈英国政治发展史

一.统一国家的形成与贵族民主制

（一）英吉利统一国家的形成（5-11世纪）

从公元5世纪中叶，正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3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不列颠,形成若干小国争雄称霸长达近300年。公元597年罗马教廷派遣奥古斯丁到不列颠的肯特王国传教, 此后,不列颠的许多居民都成为了基督教徒。基督教的传播统一了大多数不列颠居民的宗教信仰,成为凝聚不列颠人思想的纽带。9世纪中叶,不列颠人联合打击丹麦人入侵,公元871年5月,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率军在爱丁顿与丹麦人展开激战,取得决定性胜利,迫使丹麦人退居北英格兰。为此,阿尔弗雷德被英格兰人公认为领袖。阿尔弗雷德死后,几代继任者征伐不止,终于在10世纪中叶赶走了丹麦人,并迫使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称臣,威塞克斯国王成了整个不列颠的统治者,英吉利统一国家终于形成。

（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政治制度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是不列颠国家产生和统一形成时期。此前,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处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建国之后,人们的思想冲破氏族观念,出现了阶级,以往的氏族民众会议也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受原始社会氏族军事首领公选制的影响,在新国家中产生了特有的中央机构,即“贤人会议”“贤人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教士、贵族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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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会议由国王主持,会期不定。“贤人会议”职权范围广泛,他们与国王共同商讨国家税收、外交、防务和分封等重大决策问题。此外,“贤人会议”也是国家的最高法庭,有权审理各种讼案,包括涉及王室和达官显贵的要案。可见“贤人会议”作为民主性机构,它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它不仅是国王的助手,又能制约国王。

在地方形成了以郡、区、村3级管理为主,城镇为辅的半自治性的管理制度。郡政府是半自治式的非常设的地方会议,每年开两次会,出席者主要是社会上层人士和大小土地所有者。郡政府职权广泛,主要负责贯彻国王命令,维持地方治安和管理地方公务,但更主要的是为国王管理税务,行使司法等职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使英格兰人跨越了野蛮的奴隶制社会阶段,并很快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他们带着原始社会末期极为珍贵的民主制的遗产,适应着社会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国王与社会上层人物共同行使国家权力,并形成了以郡、区、村为主,城镇为铺的半自治性的地方行政和司法管理体系,在地方政权中也充分体现了贵族民主制的特点。

二.封建集权君主制（11—12世纪）

（一）集权君主制的建立

威廉一世时期是集权君主制的奠基时期。威廉一世取消了中央政府中享有较大政治权力的贤人会议,建立了国王法庭,俗称大会议。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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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国家中,国王法庭是一种封建机构,完全由国王直属封臣组成。就职能而言,大会议除进行司法审判、处理封建主个人之间的封建利益冲突外,还为国王提供咨询、商讨国是、议决重大政策,行 使立法和行政管理权。在每一次大会议上,威廉都要重复加冕仪式,以强化王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在军事上,由于全国大大小小的教俗封建主都与国王建立了封君封臣关系,都负有为国王提供骑士的军事义务,因此一旦需要,威廉一世能够集合起一支多达4200名骑士的封建军队。威廉一世还享有征调民军的权利，还可以命令教会，;未经国王批准,宗教会议制定的任何法律均告无效;宗教法庭不得审判王室官员和男爵,不得将他们开除教籍,不得对他们施行宗教酷刑。通过以上措施,威廉一世建立起当时欧 洲最强大的封建王权。

（二）集权君主制的巩固

诺曼王朝后期特别是亨利一世时期,英国王权又通过多种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集权君主制。第一,严厉打击贵族和教会分裂势力。第二,改组中央政府,强化国家机器。第三,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第四,对特殊地区实行特殊统治制度。第五,扩大国王司法权。集权君主制进一步巩固。

（三）亨利二世改革与集权君主制的发展

亨利二世时期是英国封建集权君主制的发展时期。1154年,亨利二世在19年的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登上王位。他首先重建了一度瘫痪

6/ 12 的中央政府,然后通过多方面改革,从制度上发展了集权君主制。在政治上,亨利二世继承了亨利一世的衣钵,注重从中小贵族中选任各级官吏。他完善了大法官厅、财务署等中央官僚机构,在威斯敏斯特王宫建立了政治统治中心。在财政上,亨利二世除加强王室地产管理、保证地租和封建捐税的严格征收外,又建立了国家直接税制。在军事上,亨利二世取消了封建骑士军队,建立了雇佣军制和民兵制。在司法上,亨利二世建立了巡回审判和陪审制,加强了司法的中央集权。亨利二世的上述各项改革从制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三.等级—代议君主制（13-15世纪）

（一）议会的产生

1215 年，为了反抗国王的过分的税收，贵族们发动起义，迫使国王签订了英国史上有名的《大宪章》。但是亨利三世即位后拒绝了《大宪章》，于是贵族们又开始起来与国王斗争。1258 年在牛津召开了一次称为“国会”的议会，它首次提出了政府主要大臣要对委员会而非国王负责以及定期召开议会的原则。由于牛津国会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了封建大贵族，引起了市民、骑士和自由土地占有者的不满，为了争取这些人的支持，叛乱贵族西门．德．孟福尔于 1265年召开了由贵族、市民和市民参加的等级会议，其被称为英国议会的开端。

（二）议会的发展

1272 年爱德华一世召开了史称“模范国会”的会议，它标志着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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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层的代表数额由不稳定趋于相对稳定。到了 15 世纪，英国的国会获得了真正的立法权。

（三）早期议会政治的失败与等级—代议君主制

从 13 世纪到 15 世纪，表面看起来权力一直在向着制约国王权力 议会方向转移，但是国王仍然掌有有着实际性的决定权。国会只有在 国王需要的时候才召开。“在亨利七世统治的 24 年中，国会只召开了七次，伊丽莎白一世在世的 45 年中，国会只召开了 10次，即使仅有的几次国会也完全成了王权的工具”。因此处于封建时代的国会总体上讲是封建王权的附属机构，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排除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国会才有可能真正的转变为资产接的的代议机构。

四.都铎王朝的专制君主制

（一）专制王权的建立及巩固

都铎王朝的创建人亨利七世以兰开斯特王室支裔夺得王位,上承长期战乱之余,登位以后又屡次受到争位者的挑战,根基很不牢固。他对抗命的贵族采取无情镇压和利禄收买两手,终于扑灭了玫瑰战争的余烬,收得统一英格兰之功,为都铎王朝历时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亨利八世即位时都铎王朝已经巩固。在他统治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埃尔顿所提出而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的“亨利革命”。这个“革命”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宗教改革,另一是政府改革。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罗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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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的控制,使英王成为安立甘教会的首脑,此后英王身兼国家和宗教的首领。亨利八世死,经过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两朝的中衰后,伊丽莎白继位进一步发展了专制王权。

（二）王权与议会

十六世纪是英国议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议会制度是英国历史上独具的特点,议会对于都铎王朝专制制度的加强,起了重要作用。在都铎王朝以前,议会已存在二百余年,但它主要是一个批准征税和审理重大司法案件的非常设机构,以由教俗贵族组成的上院为主体,而由骑士和城市代表组成的下院则居于从属地位。英国宗教改革开始后,议会本身发生重大变化。“宗教改革议会”给予王权以巨大支持,并从王权获得许多权利。此后议会成为具有权威的立法机构。

五.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演进

（一）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1529年宗教改革开始后，人们争取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大。1640-1642年议会斗争：资产阶级、新贵族控制下的下议会要求限制王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查理一世为了筹划军费，镇压起义，被迫于1640年恢复长期关闭的议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利用议会同国王进行斗争，起草了《大抗议书》，抨击查理一世暴政，他们要求限制王权，取消国王的专卖权，监督国王和大臣的活动。查理一世拒绝接受《大抗议书》，最终和议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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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了内战，组织王军，向议会军发起进攻。1643年，克伦威尔前往英格兰东部，募集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骑兵，在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7），纳西比战役（1645）等战役中屡次击溃王党军。内战结束后，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英吉利共和国时代开始。

1653年4月30日，克伦威尔发动政变，解散议会。12月16日，他正式宣布自己就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1649年占）的“护国主”，英吉利共和国时代结束，以克伦威尔的个人军事独裁为特色的护国政体时期开始。1658年，克伦威尔病逝。英国重新进入混乱时期。1660年，斯图亚特封建王朝（查理二世）复辟，他们推行反动政策，实行血腥报复，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后来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统治，这次政变没有流血而获得成功，因此史称“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标志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确立。

（二）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英国的内阁最早是由中世纪后期的枢密院外交委员会演化而来。当时即有内阁之称，但性质是封建君主的咨询机构。1694年，威廉三世从支持他的辉格党中任命枢密院成员，组成辉格党内阁。但当时辉格党在议会中并不占多数。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因不通英语，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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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不出席内阁会议。1721年，下院多数党辉格党领袖、内阁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R.沃尔波尔取代国王而成为内阁首脑。沃尔波尔内阁是英国第1届正规内阁。1937年通过了《国王大臣法》，使内阁的名称和首相的职位有了成文的法律根据。1742年,沃波尔因失去议会的支持而辞职，他这一行为开创了内阁得不到议会信任时必须辞职的先例。1784年,W.皮特(小)首相遭到议会下院反对时，提请国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选，获胜后乃继续任职。他的作法也成为惯例。到19世纪中期，议会、内阁的职能和制度进一步完善，责任内阁制最后形成。

（三）两党制的形成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在议会内部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1679年，议会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王位继承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反对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继承权的议员们被政敌斥为辉格（苏格兰强盗），赞成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继承权的议员们则被对方骂作托利(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歹徒)。以后两派逐渐以此自称，形成两个政治派别。辉格党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主张限制主权,提高议会权力；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维护君主特权。

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英国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变化，形成了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利益的保守势力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势力。前者以土地贵族为核心，在原托利党的基础上组成保守党；后者以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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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由贸易的工厂主为核心，在原辉格党的基础上组成自由党。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工党崛起。从1924年开始，工党取代自由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到80年代末，英国除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外，还有社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英国共产党、合作党、威尔士民族党、苏格兰民族党、民族阵线以及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等。

参考文献：

（1）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2）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3）王荣堂.《略论英国议会的起源》.史学月刊.1983年四月（4）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5）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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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英国经济的发展史

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英国经济的发展是依据其特定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从15世纪到如今虽然发展曲折但是它是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从最早注重国家控制的重商主义，到后来完全依靠经济规律的自主义，再到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然后到发挥个体功用的撒切尔主义，最后到“第三条道路”，国家控制与市场作用一边冲突，一边缩小着各自理论体现上的差异，直到融合为“第三条道路”。当然，“第三条道路”也并非完美，英国经济仍将在这种文化物质的影响下继续发展。下面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进一步的了解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走出重商主义的樊篱

英国曾是重商主义的故乡，但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历史上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贸易保护主义受到挑战，《谷物法》和《航海条约》被相继废除，英国逐渐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家。

15世纪末，航海业空前发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商人为之狂喜。从前，他们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市场。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赚取那亮闪闪的黄金白银。

英国的海岸线很长，外贸条件得天独厚，伦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亚洲的瓷器、茶叶及烟草，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而英国货，也源源不断地卖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印英间的贸易往来，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转卖给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610年至1640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10倍。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很快，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无怪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得出结论：“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贱买贵卖让商人们富得冒油，一个个腰缠万贯，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发财致富，世人仰慕。商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贵族，出席议会，在政坛上也有了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政权，于是，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去争取政府有力的支持。

商业的繁荣兴旺，使“重商主义”风靡一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匪浅：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

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4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打败，荷兰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不久，皮尔（Sir Robert 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他解释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但是，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产业革命一马当先

“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

轰鸣的机器、高耸的烟囱、规模化生产，曾是产业革命的象征。因为它，工业、农业、运输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谓日新月异，显现出勃勃的生机。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70年代，比起西方其他国家，至少早了半个世纪。一个弹丸之国，为何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能一马当先、独领风骚呢？话，还得从300年前“圈地运动”说起。

英国的“圈地运动”，历来为千夫所指，被人文主义者喻为“羊吃人”。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实属必然。16世纪，世界贸易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羊毛制品大受消费者欢迎。而毛织业，恰好是英国的主打工业，故而在出口上很占优势。可是，作为原料的羊毛，由于需求量大增，供给不足，价格猛涨，一时间，羊毛在世人眼里，贵若黄金，炙手可热。精明的农场主发现，同一片土地，假如用来养羊，会比种植业成本更低、赚头更大。于是，为扩大牧场，他们贪婪地圈占公地、焚毁村庄，使用暴力驱赶农民，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圈地运动”。可是，到了18世纪，羊毛的供应趋于饱和，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急剧上升，尤其是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口粮食的通道被封锁，供应更显紧张。于是，为了扩大耕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就本质而言，是一场土地私有制的初始界定，它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加油添料，提供了劳动力和物质准备。农民失去了土地，那些原本“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像一颗颗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沉淀了：在农村，人们无以为生，自然就涌向城市，成为工业的后备军。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农村的自然经济已不复存在，土地贵族大发横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转租出去，坐收地租；农业资本家仿效工业的管理，雇佣“农业工人”，采用先进技术，并一改分散经营的传统，实行机械化作业。这一改变，结果使种植业、畜牧业飞速发展，产量大增，城市所需的粮食、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因此有了足够的保证。

对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永远是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销售市场。所以，英国绅士虽然保守稳重、温文尔雅，但是，发财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四处点火，频频发动殖民战争。“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插到了各大洲。英国在殖民地间进行贸易往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当时，有一条致富捷径———“三角贸易”：从英国带些工业品，到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运往北美，再将当地货运回英国。每次往返，可做三次交易，利润惊人。如17世纪时，在非洲，每个黑奴的离岸价是25英镑，而在美洲，每个黑奴可售150英镑，利润率高达500％。除了贸易往来，英国还通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殖民统治等政治手段，直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无怪乎，那些频繁往返于殖民地的英国人，回国之后，一个个都富甲一方。商人们的发财梦，在殖民地大都“梦想成真”！

英国人素有节俭的传统，他们从殖民地赚足了钱，可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奢侈浪费，大肆挥霍。他们把资本积累起来，用于投资，兴办各类产业，这种品行，曾被拿破仑戏称为“店主人”。其实，“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落后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工业品趋之若鹜，需求量极大。工业品奇货可居，利润丰厚。于是英国工厂纷纷加大马力，不断扩张规模。这样一来，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对于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就显得不足。要生产更多的产品，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考虑，如何用机器去代替人手。于是，一场改进技术、改良机器的创新浪潮，在英伦大地悄然兴起。

技术革新，是产业革命的火车头。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当时的英国，纺织部门是技术创新的排头兵。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布面加宽。织布技术提高了，纺纱相对不足，出现了纱荒现象，为此，1751年，皇家学会悬赏征求“能同时纺6根棉纱的机器”。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能同时纺8根棉纱；1768年，阿克赖特以瀑布为动力，发明了水力纺机；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1782年，瓦特在单动式蒸汽机的基础上，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它的出现，使机器从根本上代替了人力，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蒸汽机的时代”。蒸汽机以煤为燃料，制造它需要铁，于是，在重工业中，也发生了技术革新，采煤业、炼铁业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如果把整个经济活动比作躯体，那么，交通运输就是躯体的“动脉”。动脉通畅了，躯体才能伸展自如。同样，原料的运进，产品的输出，都离不开车船与道路。在商品传输途中，倘有闪失，经济的“链条”就会脱节，旷日延时不仅会给商家增加成本，弄不好还会血本无归。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760—1830年，英国大兴土木，到处架桥铺路，开凿运河。产业革命前，从伦敦走到爱丁堡需10天，产业革命后，只需2天；水运的费用，比陆运更低，从利物浦运煤到伯明翰，运费只相当于陆运的1／4。道路顺畅了，又反过来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列车的出现，使车速提高了3倍，不久，铁路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渐渐取代了水路、陆路，成了运输业的“龙头老大”。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锻压设备已一应俱全，加工机床也已出现，人们已经可以用机器去制造机器，这标志着历时数十年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此后，英国经济一日千里，社会发展开始“起飞”，受英国产业革命的带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也相继进行了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从此“焕然一新”。

伦敦：世界的金融中心

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近代金融业发源于意大利，16世纪上半期，金融中心移至荷兰，相对而言，英国的金融业，可谓姗姗来迟，但它却能后来居上，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很早以前，谦和的英国人，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为摆脱外部的殖民统治、解决内部的纷争，忙得焦头烂额，经济发展，一拖再拖；法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150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美利坚合众国，尚未独立。而在英国，1688年，为反对王权复辟，实现君主立宪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光荣革命”）。此后，在英伦大地上，政局稳定，社会安宁。“家和万事兴”，各行各业都在祥和的环境里蓬勃发展。经济的繁荣，金融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地主发了横财；海外贸易，让商人们腰包胀满；殖民地掠夺，使英国多了不少黄金白银。富起来的人们，希望有一些机构，能帮他们理财、让货币增殖；同时，面对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利润、无限的商机，没加入的，跃跃欲试，已加入的，想扩大规模，但自身资金有限，迫切需要融资。钱多的要有去处，缺钱的要有来路，还想减少“来来往往”的风险，于是，金融市场水到渠成、呼之欲出。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犹如八仙过海，大显神威。

英格兰银行，曾是各国中央银行效仿的典范。商人裴德森（William Paterson）经营对外贸易，赚了不少钱，用实际行动，拥护英国的“光荣革命”，很得权势。1694年，在伦敦区针线街，他成立了一家股份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该行就将其120万资本全借给政府，恩恩相报，政府也没亏待它，给了它很多优惠政策，特许它发行与之等额的货币。英格兰银行也很“争气”：实力雄厚，很讲信誉，深得人们信赖。当时，在民间流行一句话：“向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15年后，它再次为国家提供贷款，由于它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许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最后延成了无限期；不到20年，由于资金流量的增加，它的利率下降了近一半，该行亦受到了全球资本的垂青。波澜壮阔的金融史，也由此开始了。

英格兰银行的“杰出”表现，使它在银行界脱颖而出，成了“银行的银行”。它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发行货币、代理国库、调节金融市场。当一般银行现金周转不灵时，可到英格兰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以解燃眉之急；此外，该行资金充裕，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能控制货币的流通量，稳定金融市场。原先，许多银行都能发行银行券，在市场上流通，这使纸币泛滥，日益贬值。1825年和1836年，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许多银行纷纷倒闭。针对这种情况，1844年，首相皮尔颁布了《银行规章法》，结束了279家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局面。此法使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进一步明确了该行的领导地位。“真金不怕火炼”。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密得兰银行、劳合茨银行、巴克莱斯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国民地方银行，经受住了考验，成了银行业的主力军。英国银行业，就如一个大家族，有“家长”，有“家规”，“五兄弟”各挡一面，银行体系逐步健全。

早期的经营活动，风险很大，保险业应运而生。最早的险种，是海上险，面对险象环生的大海，人类力量微弱，海外贸易，虽然利润极高，可风险也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海底，血本无归。若风险由多人承担，会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基于这种想法，1688年，英国船商们成立了“劳埃德（Lloyd’s）商船协会”，探讨海上保险事宜。随后，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英国出现了。它们收取保费，赔付损失，货币流动量很大，于是，它们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购买公债、股票、房地产，办理抵押贷款，在资本市场上，保险业可谓一枝独秀。

英国的股票、公债等，在交易所交易，但这个市场的成长，并不顺利。1566年，金融家格雷欣（Tomas Gresham）就创立了伦敦皇家交易所，但是，当时的市场并不成熟。有一些人，带着“天上会掉下馅饼”的美梦，走进交易所，有很大的盲目性，易受投机者的操纵。1711年，哈利（Robert Harley）开设了一家“南海公司”，允许人们凭政府债券来认购公司的股票，理所当然，该公司成了政府的“债主”，由此，它得到了在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优惠的政策、投机者的炒做，使它的股票暴涨，1720年，短短七个月，股票涨了约8倍！但是，该公司能力有限，业务受挫，经营惨淡，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股票暴跌。投机商们，骗得了巨款，拍屁股走人；许多交易者，倾家荡产；与此事有染的高官大臣，一个个身败名裂。这就是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那时，证券市场阴云不散，人们对它恐慌不已，为规范证券市场，英国旋即通过了“泡沫法”，设立股份公司，从此“有法可依”。

货币是金融市场的“血液”。躯体内，若有不同型号的血液，就可能“互斥”。英国曾一度实行金银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都是流通的媒介，币种间的比价由政府定，但在市场上，受多种因素影响，实际比价与官方比价，常常步调不一。更值钱的金属，被熔化运出；不值钱的，留下来流通，“劣币驱逐良币”，自然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1816年，英政府制定法规，实行金本位制，规定金币为本币，银币为辅币，此举使交易更为顺畅。

金融是贸易的伴生物。19世纪3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商品极其丰富；水运、陆路四通八达，国内外贸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私人投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国际上，英国总是顺差国，殖民地的黄金，源源不断而来。英国的黄金储备，异常充足，纸币与金币可随意兑换。首都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19世纪，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

为控制通胀，撒切尔一举削减了十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更为严重。然而，当英国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经济开始回升，撒切尔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危机四伏：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工党政府面对困境，虽是忧心如焚，但也无力回天。1979年，54岁的撒切尔临危授命，出任英国首相，她高举自由经济的旗帜，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亲自主持了英国的“货币主义试验”。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英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它为英国创造了短暂的繁荣，1951—1964年，英国经济一度出现过“两低一高”（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国民收入增长率较高）；但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凯恩斯主义也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政府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企业税收不堪重负，银根被迫一松再松。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生产停滞，失业反弹，物价飙升，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到70年代末，高通胀与高失业，像一头双面兽，各执一方，却不知何往，英国的未来，处在一片茫然之中。执政的工党，对此无计可施，不断遭到世人指责；而保守党面对这种局面，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撒切尔站了出来，她大声疾呼：英国应回归亚当·斯密的传统，还经济以充分的自由，切实保障人们工作的权利，花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总之，要使政府成为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撒切尔新官上任，便是三把火。而第一把火，就是借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上任当年，为控制货币流通量，她手起刀落，一举削减了10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时间使经济更加低迷、失业更为严重，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当时人们很不理解，1981年3月30日，英国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联合发表公开信，对此政策加以抨击。但是，撒切尔并没有妥协，因为此一结果，本在她预料之中。她仍是信心百倍，一如既往地加以贯彻。年底，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人数达250万，然而当经济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生产渐渐复苏，物价开始回落。事实证明，她的做法，看似一招险棋，但最终是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随后，撒切尔就采用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达到她的目标。1984年，她按最狭义的货币Mο来控制货币发行，这样不仅操作灵活，而且效果立竿见影。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马使金融形势由阴转晴。1985年11月起，为促使经济繁荣，政策渐渐放松；调控重心，也从原来的货币供应转向了汇率。一方面，将英镑和坚挺的德国马克挂钩；另一方面，大量吃进外汇，通过降低利率、阻止外资涌入，以降低汇率。而低汇率与低利率，又拉动了投资；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降到4．9％，经济大步攀升，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至此大获全胜。

撒切尔的第二把火，指向财政政策。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左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就像一张温床，人们躺在上面吃补贴，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为减轻财政负担，撒切尔决意压缩财政开支。于是，她一方面精简机构，为政府消肿；同时也调减工业补贴、削减福利支出，因此她被人戏称为“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据说她的母校———牛津大学，也因不满她削减教育经费、减少教师工资，而拒绝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税制改革，是撒切尔的第三把火。过去，为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英国的税率高，税负重，它抑制投资，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很多人才外流。她上台后，在财政方面，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使税制改革成为可能。她挥动“减”字大旗，风风火火地将税负减下来：在任期间，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由82％减至40％，公司税由52％减至35％……此外，她也提高了一些间接税：增值税、高档消费品的附加税。此举，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减少不多；富人愿加大投资，穷人想拼命干活，英国的人才，不再因惧怕高额税负而移居他国。

撒切尔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私有化”。当时，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较多，缺乏活力、成本高、效率低，企业亏损严重，是国家的一大包袱。为此，政府决定，出售国有资产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负担；同时，广大民众购买企业股票，激活了投资需求，繁荣了市场。1979—1989年的10年间，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人，到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职时，只有英铁路公司、煤炭公司、皇家邮政三个部门，没有实现私有化。

改革劳资关系、削弱工会权力，是撒切尔的另一高招。在英国，工会的势力很大，劳动力市场几乎被垄断，不受市场调节。为提高工资，工人经常罢工，致使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加剧，而实际工资变少，又引起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本国生产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就外流，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为此，本国经济，受害匪浅。历届政府想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却无能为力。但撒切尔却无所畏惧，制定了《就业法》、《工会法》，对工会的职权、罢工运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此外，她还动用财力，与工会进行较量。1984年，力量雄厚的煤炭工会开始罢工，政府以补贴的形式，与之抗衡，罢工持续了362天，以无条件复工，草草收场。工会力量，被大大地削弱；政府威严，得以维护；劳动力市场开始正常运行；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

撒切尔的各项措施，像一支舰队，虽然阻力重重，但由于有她的领航，还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到了1988年，英国经济一片大好：通货膨胀率下降、就业增加、人均收入提高、财政出现盈余、出口增加，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超过美国、德国和法国，而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回升。用撒切尔的话说，这是“经济奇迹”，反对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见者，都会为这种深刻的变化感到震惊。”

福利制度骑虎难下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确让英国人曾经引以自豪过：幼儿茁壮成长，老年人颐养天年，但是，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过多过滥的社会福利，给经济却增加了太重的负荷。20世纪初，英国在世界上依然首屈一指，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可不过100年后，它的地位却江河日下，在欧洲，充其量只能算个二流国家。英国为何由盛及衰，说起来原因很多，但包罗万象的福利制度，恐怕难辞其咎。

英国的福利制度，本是社会矛盾调和的产物。每一次社会变革，受害的往往是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为缓和矛盾，福利制度应运而生。持续300多年的圈地运动，让农民无以立锥、家破人亡，对当局满怀仇恨，成了“麻烦制造者”，对此，英政府软硬结合，一只手用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另一只手安抚驯服。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 law），在全国各地设立济贫院，收容救济老人、孤儿、残疾人。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突飞猛进，却将许多工人抛向失业的苦海、推进贫困的深渊，人被逼急了，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统治者的大厦摇摇欲坠。为平民怨，慈善家们主张网开一面、大力推行福利主义，政府的救济面更广了：儿童们免费体检和治病、穷学生享有免费的牛奶、工伤受赔偿、失业领救济，70岁以上的低收入者，只要在英国居住满12年，可拿养老金。

二战期间，25万将士战死沙场，16万平民血溅英伦，1／3的住房被毁，举目四望，一片疮夷，大量的寡妇、孤儿、伤员、老人在街头流浪。1941年6月，丘吉尔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福利委员会，任命著名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为主席，1942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了《社会保险和有关福利问题报告书》（也称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指出，当前的福利制度门槛高、数额低、管理混乱，建议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福利支出、扩大保障范围，使人人能免于贫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业的困扰。

报告所勾勒出的蓝图，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无限向往，英政府以此为模板，逐步完善，使福利体系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记载了一些相关信息，符合条件时，就可拿到相应的保障金。婴儿哇哇落地时，就有一笔儿童福利金在等着他，他一直可以领到16岁（若16岁后仍在校读书，则可领到19岁）；上学后，可拿教育津贴；残疾人，有残疾人补助；除几项特殊的医疗服务外，看病几乎不用掏钱；因公受伤，可拿工伤补助；年纪大了，有养老金，超过80岁的，还可拿高龄补助；失业也不要紧，一年内，每周有30英镑左右的失业津贴，一年后，若还没找到工作，可领取社会救济；另外，还有生育补助、住房补助、困难补助，伴随他们一生。

1948年，英国基本实现“福利国家”，世界各国在建立本国的福利体系时，纷纷到英国去取经，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对英国而言，庞大的福利体系就如鸡肋，弃之不能，食之太累，真是骑虎难下、苦不堪言。

繁多的福利项目，是财政的一大负担。1949—1950年，福利支出达到103亿英镑，1992—1993年，该项支出达741亿英镑，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其增长速度快于GNP。六七十年代，物价上扬，生活必需品涨得比奢侈品还快，对领取救济的穷人来说，非常不利，福利支出也就水涨船高，财政赤字像滚雪球般地增大，政府只得通过发行大量债券来应急，不断地发新债还旧债，这又使国家负债累累。历届政府虽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国民一旦拥有某种权利，稍微的削减，就会怨声鼎沸，为了选票，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细枝末节的修改，收效甚微。相对于庞大的福利支出，政府就如一头“老牛”，拉拉破车还行，若要它拉上十吨八吨的，就气喘吁吁、力所不能及。

害怕面临生存危机，不想挨饿的本能，使人们努力工作，但在英国，这种动力却不存在，社会福利，就像一张温床，一些人宁愿躺在上面吃补贴，也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报导：失业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相对于有工作、最穷的邻居，他们的收入更高，而且不用交税。社会保障得多了，人更“懒”了，劳动者的架子变大了，工资不算高，他们就不干，致使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缺少竞争力，希思政府上台后，曾下定决心要杜绝此类现象，可工人们有了福利的靠山，罢工示威损失不大，很能“斗”，政府却耗费不起，屡战屡败，颜面丢尽。

高福利，需要高税收的支持，但是税收过高，资本、人才都会呆不住。上个世纪，英国最叫座的电影明星凯恩，放弃了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移居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世人对此有种种猜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热爱英国，但要等到税收政策改变后才会回去。高额的税负，就这样“赶走”了英国的人才：惊险小说家福赛思迁居爱尔兰，著名的写生画家萨瑟兰定居法国，足球明星基根改换西德国籍。企业日子也不好过，以1976年的加工业为例，本国的税后利润为8．5％，比西欧、北美低7个百分点。收入均等化政策，让英国人饿不死，也赚不了大钱，想赚大钱的，惟有另择国门。

庞杂的福利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英国，社会保障部含总部和六个专门机构：津贴管理局、保费缴纳管理局、儿童福利管理局、信息技术局、安置救济局、战争抚恤金管理局；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约有100万，每年的管理费用就高达16亿英镑。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时间一长，衙门习气、老爷作风就显露出来：态度傲慢、效率低下，公民对此忿忿不平，认为他们吃“冤枉”饭。

从第一部《济贫法》起，英国的福利制度也有400多年历史，其中的是非功过、苦辣酸甜，恐怕只有英国人自己最明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没有神助之力，英政府要将这种福利制度“硬撑”到底，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前面的路是吉是凶，一时还难以料定。

自由择业权的代价

1860年11月，共和党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把限制奴隶制列入新政府日程。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另立山头，南北战争爆发。对于战争的缘起，历来众说纷纭。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场确定自由择业权的决战。人们不禁要问，自由择业权为何如此重要，以至要以4年血战为代价？

美国南北经济对立由来已久。北部工商业唱主角，崇尚自由经济。在北方实业家眼里，商品应畅通无阻，资金流向高收益产业，土地可以自由转让，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美国公民———开荒种地、驾船捕鱼还是打工挣钱，完全由个人说了算。与英国相比，美国工商业还是“小个子，冲出国门尚须时日，关税保护、资金投入、基础建设，这些事离不开联邦政府的关照。与北方截然不同，南方是棉花种植园的天下。种植园主打着自己的算盘：棉花销路这么好，何必去搞工商业；种棉花可是苦差事，自由人不愿干，当然要用奴隶；美国领土南方也有份，合适的地方都该种棉花；棉花卖给英国佬，有卖也得有买，得想辙让联邦降低关税„„南北经济处处相左，互不相容，建国后一直磕磕碰碰，打打和和。随着合众国领土迅速扩大，南北对抗急剧升温。19世纪初，划入美国版图的大西部归谁，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美国南北双方拼争的，显然不只是那块广袤的沃土，而是要确立各自的“土地—劳动结合方式。工商业和自耕农业，是北方的设计；黑奴撑起的种植园，是南方的勾画。二者本质区别只有一点：土地上的劳动者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这也成了双方绕不开的“死结。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为“缺人手头疼。1790年，美国总人口不足40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1．7人。解决劳动力的办法，北方只有一条，从欧洲移民。南方种植园的活儿又苦又累，只能拜托给黑人奴隶。移民和贩奴同步进行，70年间人口增长了8倍，被扩大的领土一冲，每平方公里也只有4人。远水解不了近渴，只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怎么利用？北方盯住了劳动密集、效率低下的种植园，主张扩大“自由州，让350万黑奴自由流动；南方则抱定种植园经济不放，拼命扩大“蓄奴州数量。

劳动力的流动，应该舍低求高，往收益好的产业奔。这既符合劳动者自身要求，又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桩好事，为何北方坚决拥护南方竭力反对？恐怕与南北经济特点大有关系。南部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殖民地时期就搞起了经济作物。可种烟草、栽水稻耗时费力，技改难度太大，只好多用黑奴，大搞人海战术。英国的金币填满了土地所有者的腰包，种植园经济也就在南方落地生根。其特点是低投入高产出：土地是英王赏的，不须花一文钱；黑奴一次性成交，使用几十年后还能转手，而南方货在英国抢手得很，种植园经济简直是一本万利。耗竭地力，增加奴隶，成了种植园主们的致富秘诀。独立战争后，棉花成为美国南方主打产品，扩大棉田，增加奴隶，种植园的“投入产出方式丝毫没变。棉花让种植园主们富得流油，棉田里的黑奴却一无所获。与南方不同，北方气候干冷、土壤贫瘠，不论农业还是工业，都力求用高投入换取高产出：耕地少、劳动力昂贵，只好精耕细作，改进农具，提高单产；劳动力匮乏工资高，只能靠增添设备提高企业效益。西部对北方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向西部进军，北方自耕农就能获得大片沃土，北方农业耕作、用工方式优势尽显，就能迅速影响全国。农业立住了脚，工业西进便指日可待，风气一开，迟早逼着南方佬把黑奴放过来。劳动力流动这着棋活了，美利坚必将是北方自由经济的天下。对种植园主来说，占领西部一下子有了“战略意义：虽然西部不宜种棉，也得寸土必争。种植园模式不在西部扎根，南方在竞争中就要甘拜下风，搞不准哪天蓄奴就会被判非法，真要那样，南方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根据联邦土地法令，只要掏得起钱，西部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北方实业家对此没什么意见，南方种植园主可不愿干———花钱买地，明摆着是和种植园的“低投入模式过不去，何况西部并不长棉花。19世纪前半叶，南方以分裂、骚乱相要挟，迫使联邦一次又一次妥协，蓄奴州由6个增到11个。这回北方可不愿干了。1860年，实业家和自耕农联手，把主张限制奴隶制的林肯推上总统宝座。林肯的施政纲领从未提过“废奴，可种植园主们心里明白，新总统限制奴隶制的主张，无异于要剥蓄奴制这棵大树的皮，大树早晚得死，南方种植园300多万黑奴迟早要落入北方手中。这是南方脱离联邦的根本原因。1861年4月12日，南方军队炮轰萨姆特堡的北方守军，内战爆发。开战头一年，南方军队节节取胜，北方军队连吃败仗。林肯总统不得不使出“撒手锏”：1862年5月，联邦政府颁布《宅地法》：凡是美国公民，交纳10元手续费，便可在西部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即成为私人财产。1863年元旦，林肯正式发布《解放宣言》：即日起废除叛乱诸州奴隶制，允许南方奴隶以自由人身份参加北方军队。得人心者得天下，战争虽在继续，可谁胜谁负已经明了。

南北战争并没有解决北方劳动力短缺问题。战后，南方长期实行“分成租佃制，多数黑奴变成了佃户。北方工厂所需的熟练工人，以及西部需要的自耕农，是战后几次大规模移民潮解决的。可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坚冰，终于被熊熊战火消融。南北战争最直接的结果，是确定了劳动者本该拥有的择业权。战后，劳动力自由流动在美国成为现实，并固定为一种机制。它又带动了其它生产要素的流动，引起日后美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

回望英国经济发展历程，特别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不禁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个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都有限，如何会率先闯进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人？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应该到英国历史发展的文化模式中去寻找，加上都铎王朝初期的经济发展与14、15世纪一脉相承。因此，在具体阐述英国近代化以来经济的发展历程之前，我们有必要往前追溯一下它的历史渊

源。

第五篇：英国广播电视发展史完成稿（最终版）

世界广播电视发展史论文

题目：《英国广播电视发展史》

文法学院

10级广播电视编导2班

姓名：XXXX

学号：XXXXXXXXXX 指导老师：XXXX

英国广播电视发展史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无线电广播电台的国家之一，而且广播电视发展得既早又快。1922年，英国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正式播音，192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1929年第一座地方电台建成，1959年国内共有广播电台78座，普及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1929年，英国成功试播无声图像，1936年，英国第一座公共电视台在伦敦建成，同时，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座电视台。1937年，英国拥有了第一辆电视转播车，1945年，英国第二座电视台成立，1952年，五座电视发射台在英国建成。1955年10月10日，英国开始了彩色电视实验性广播。1962年，英国首次通过“通讯卫星”转播黑白及彩色节目。1967年7月1日正式播出彩色节目。1989年，英国开始了卫星直播。

英国是世界上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据统计，97%以上的英国家庭至少有一台电视机，每周人们平均看电25小时以上, 占休闲时间的27%；收听广播16小时以上, 占休闲时间的18%。对于72%的全国人口来讲，电视是他们获知新闻的首选或唯一的途径。在欧洲,英国是除意大利外 最爱看电视的国家。传统上英国人认为电视和广播原则上是对大众负责的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国会对其进行监督。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当今英国也在广播电视事业中引入商业机制和竞争，为受众提供更多的收视选择。目前英国的广播电视事业由民族遗产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主管,它主要负责制定、实施广播电视政策和监督管理广播电视机构,其体制以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两大体制同时存在为特点。类似中国国内的国有主流媒体和监管系统如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中宣部 ,英国也有3家公共机构负责电视和广播服务,它们的职责要求和工作目标由议会立法规定。但是它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可以独立运作。这三个机构是: 1.英国广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简称:BBC).英国和中国不同,英国并没有类似国内中央电视台一样的国家电视台, 因此BBC便是最大的半官方性质的电视广播制作播出机构。它的理事会为最高决策、管理机构，决定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直接向议会负责。英国广播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公共广播机构，确立了一系列公共广播的基本原则。目前它也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国际广播电视机构之一。英国广播公司是非盈利性机构，不播出广告，经费来源于政府征收的广播电视接收机执照费为主，每年由议会拨给。而商业广播电视公司则是盈利性机构，经费主要来源于广告收入。

2.独立电视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简称ITC), 负责为商业电视,包括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公司颁发经营许可证,并指定有关规章制度。

3.广播管理局(the radio Authority ,简称RA), 负责为商业广播电台, 包括有线和卫星广播电台颁发经营许可证, 并制定有关规章制度。

不同于中国国内纯粹的电视台公有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业一般都有国营和私营两个类别。比如美国电视业以私营为主，在众多的电视网、台中，除了少数教育电视台外，大部分广播电视公司（包括美国四大电视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都是商业性的，以赚钱为目的。它们的生存主要靠广告来维持。英国广播电视业却区别于美国, 因为它是以国营为主，主要依赖政府的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支撑运作, 像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两个台就不播商业广告。英国的商业电视起步于1954年，英国政府通过《电视法》，改变了由英国广播公司独家经营电视的政策，成立了独立电视公司，开始发展商业电视。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世界新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广播电视市场不断扩展，竞争日益加剧。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英国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指导方针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有主张垄断转变成为倡导向消费者至上的高级市场机制迈进，将竞争引入了广播电视领域。1990年的新广播电视法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变，对商业广播电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设立了独立电视委员会和无线广播局分别管理商业电视（包括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与商业广播。

英国广播电视发展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独家垄断阶段、分营垄断阶段、竞争发展阶段。

1、BBC独家垄断阶段（1927-1954）

1922年，英国邮电总局收到了将近二百份来自无线电制造商希望开办电视台的申请，这使得政府感到十分为难。“为了解决广播频率资源稀少，开办电台申请者众多的矛盾，邮政大臣说服互相竞争的制造商们共同投资一家规模不大，带有投机性质的电台：英国广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约翰·瑞恩当时被任命为总经理。”这年的11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日常广播，揭开了英国广播事业的序幕。最初他们没有广告收入。经济上依靠收音机销售的附加费与广播的收听执照费（每台收音机收取10先令），来维持电台的运作。1923年到1925年期间，根据英国希可斯委员会的研究结论，认为电波频率是公共资源，应该由国家授权的集体经营。这项研究认为应该由议会立法，成立一家公共广播公司，为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务，这家公司对节目内容的制作应该享有独立决定权。这项建议基本被英国议会采纳，并决定将广播业的权力收归国有，采用“公共企业”形式进行经营。1927年1月1日，由英国王室颁发“皇家约章”，把民营的英国广播公司公营化，取名为英国广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 BBC），赋予BBC在全英国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垄断权，这种独家垄断的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

2、公营、私营并存时期（1954—1992）

195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独立电视法案》，允许在英国开办商业性的电视。这实际上就是打破国家电视业独家垄断的法律性文件。1954年8月，英国组建“独立电视局”（Independent

Television Authority,简称ITA）。

1955年，英国第一家商业电视台——伦敦电视台开播，并依靠广告收入与出售节目维持传媒的运转。1973年，英国第一家私营商业广播电台——伦敦广播公司开播。这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BBC维持了近50年的垄断局面被彻底改变。1972年，英国议会将独立电视局（ITA）改名为独立广播局（IBA）,由独立广播局英国的商业广播与商业电视。1973年，英国议会通过《独立广播电视局法案》，这就从法律上确认了两种经营体制并存的合法性。

3、两类体制竞争发展阶段（1992——）

现在，对于BBC和ITV来说，竞争似乎已经成了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被双方所拥护，道理很简单，竞争使他们双方生存更容易。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的广播电视网开始对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的网络覆盖，并不断地通过数字、有线和卫星传送，进一步扩大了电视覆盖面。

英国广播电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强调竞争特色，具有完善的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