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宋元编·第八章

第一篇：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宋元编·第八章

第八章宋元时期思想史料介绍

第一节宋元时期的经学著述

宋元时期的思想家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阐述自己的思想学说，往往通过注释、解说儒家经典的形式。不仅理学家是这样，非理学的思想家也是这样。这一时期很少有先秦诸子及汉唐思想家那样的阐述思想学说的长篇宏论，他们的思想，大都散见于对经文的注解和讲学之中。所以.宋元思想史料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家们的经学著作及解说经书的言论、书信等等。当然，论述性的著作也未完全绝迹。但已居于次要的地位。除上述史料之外，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也是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

宋元时期的思想家对各种经书的重视程度也是有所侧重的。他们往往根据自己思想体系的需要重点解说某几种经书，而对其它与其思想学说的关系不甚密切的经书则不太重视，往往只作为一般启蒙读物对待，不作精细疏解。

《周易》是宋元时代的思想家、特别是理学家最推崇的一部经书。宋元著名的思想家，几乎无不谈《易》，这一时期的《易》学著述相当丰富。比较有影响的有周敦颐《通书》（又称《易通》）、《太极图说》，程颐《周易程氏传》（又称《伊川易传》），司马光《温公易说》，张载《横渠易说》，游酢《易说》，朱展《汉上易传》，张浚《紫岩易传》，张拭《南轩易说》，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杨简《杨氏易传》，魏了翁《周易要义》，吴澄《易纂言》等等。下面着重介绍几种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易》学著作。

《通书》一卷，又称《易通》，北宋周敦颐著。周敦颐还著了一部《易说》，逐句解说《周易》，现已佚。《易通》与《易说》不同，它不是解说《周易》章句，而是借助《周易》的范畴和术语，进行发挥性的通论。有宋端平年间（公元1234-1236年）闽川黄壮猷修补刻《诸儒鸣道》本，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刻《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四部备要》本。解说《通书》的有明代曹端《通书述解》、明代舒芬的《通书绎义》。

《太极图说》一卷，北宋周敦颐著。周敦颐对传自陈抟的《太极图》进行解说，而成此书。《太极图》源于道家的《太极先天之图》（见于《道藏》第一百九十六册《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作于隋唐年间，朱熹作《太极图解》。有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所刻《朱子三书》本。清代王建常撰《太极图集解》，《西京清麓丛书》本。

《周易程氏传》四卷，北宋程颐著。这是二程思想的代表作。该传只对《易经》进行了解释，没有解说《易传》。杨时作了校订，收入《二程集》中。

《横渠易说》三卷，北宋张载著，收入《张子全书》中。此外还有明刊白口本，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四库全书》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周易》之后，最重视的是《孟子》、《论语》和《小戴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关学和洛学就十分重视《大学》、《中庸》，朱熹则把二者从《礼记》中分立出来，作为单独的二经，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四书》的注释本，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其中《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由于《四书集注》从南宋以后被列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所以刊刻很多，版本不胜枚举，现择要列举几种。二十八卷本有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的司礼监经厂本，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的《擒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十九卷本有明崇汲古阁本归 静远楼印本。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金陵书局刻本。

《周易》、《四书》之后，思想家们所注重的经典，当推《春秋》。宋代经注，数量最多的，除《周易》外，就是《春秋》了。程颐曾作《春秋传》，但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胡安国的《春秋胡传》，朱熹对这本书评价甚高，把它作为学生学习《春秋》的范本。《春秋胡传》三十卷，有明成化年间（公元 1465-1487年）的崇仁书堂刊本，正统年间刊六经本。

宋元诸儒还有许多关于《诗经》、《三礼》、《尚书》、《孝经》的注疏解说，有几部值得注意。

《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北宋王安石撰。有《四库全书》抄本，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的《墨海金壶》本，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王儒行等刊印钱仪吉辑《经苑》本。《经苑》本最精。

《诗集传》八卷，附《诗序辩》一卷，南宋朱熹撰。有《四库全书》本，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的司礼监刊本。

《书集传》六卷，南宋蔡沈著。这本书是朱熹授意弟子蔡沈作，与《春秋胡传》齐名，也是理学的一部代表经著。有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刻《五经四书》本，《四库全书》本。

第二节宋元时期主要思想家的著作

尽管宋元时期的思想家没有系统阐述自己思想体系的论著体著作，但他们的言论、书信、杂著却很丰富，这些著述同样是研究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史料。宋元思想家们的这些著述，有的经自己整理、删选和编写，有的则是弟子或后人编辑修订的。重要的思想家，大都有自己的总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本教材所列举的几位主要思想家的著作集。

1、周敦颐

其著作汇集为《周濂溪先生全集》，又称《周子全书》，共十三卷。其中包括了《太极图说》和《通书》.以及后人有关周敦颐生平评价的墓志铭、事状、年谱、祠记等等。

2、张载

其著作汇集为《张子全书》，中华书局版改名为《张载集》，共十四卷，其中包括《正蒙》三卷、《易说》三卷、《经学理窟》五卷、《语录》一卷、《文集》一卷、附录一卷。中华书局版的《张载集》还增加了一些佚文。《正蒙》是张载汇集一生言论而编定的，可以代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他死后，弟子苏昞依据《论语》、《孟子》体例编为章次。《张子全书》有明代徐必达刻本、清代眉县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公元1875-1908年）《西京清麓丛书》本、中华书局1978年本。

3、程颢、程颐

其著作汇集为《二程全书》，又称《河南程氏全书》，中华书局版名为《二程集》。卷数因版本不同而不同。六十七卷本包括《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河南程氏外书》一卷、附录一卷，《河南程氏文集》十三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周易程氏传》四卷，《河南程氏经说》八卷，《河南程氏粹言》二卷。有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宝诰堂刻本，光绪(公元1875-1908年)《西京清麓丛书》本、民国《四部备要》本。六十六卷本主要有明万历(公元1537-1619年)徐必达刻本。

4、邵雍

邵雍著作有《皇极经世书》十二卷，和《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前者包括《观物外篇》、《观物内篇》和《渔樵问对》，后者是邵雍的诗文总集。《皇极经世书》有明正统刻万历续刻的《道藏》本。《四库全书》有清王植的《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伊川击壤集》又称《邵子全书》，有明万历徐必达刻本、《四库全书》本、1919年上海印书馆据明成化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

5、王安石

其著作汇集为《临川先生文集》，又称《临川集》、《王安石全集》等，共一百卷。其中包括书疏、奏状、札子、内制、外制、表、书、论议、诗及《洪范传》、《字说》、《老子注》、《周官新义》等。有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刻本、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1935年上海大东书局本。大东书局本最全，共一百四十五卷，还包括《诗集》、《唐百家诗选》和《年谱》。

6、朱熹

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他的语录被门人黎靖德汇集分类编纂为《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他的诗文杂著被其子朱在编纂为《朱文公文集》。以后又有续集，不知何人所编。又有别集，为余师鲁所编，文集、续集、别集合称《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的版本有宋咸淳(公元1265-1274年)本、明成化陈炜刻本、《四库全书》本。《朱子大全》有明嘉靖源潘璜刻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此外，朱熹还有与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十四卷，有明正德汪伟刻本、高攀龙刻本、《西京清麓丛书》本。为《近思录》作注的，有清人张伯行、江水等。

朱熹其它著作也大都有单行本，兹不一一介绍。

7、陆九渊

陆九渊的著作汇集为《陆象山全集》三十六卷。其中包括书信、奏表、记、序赠、杂著、讲义、策问、诗、祭文、行状、墓志铭、程文、拾遗、溢议、语录和年谱。有明成化年间陆和刻本、清《四库全书》本、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80年中华书局《陆九渊集》本。

8、陈亮、叶适

陈亮著作被汇集为《龙川文集》，又称《陈亮集》，共三十卷。有明代万历年间王世德刻本、明嘉靖年间晋江史朝富刻本、《四库全书》本、清同治朝胡凤丹刻本、《四库备要》本、1974年中华书局排印《陈亮集》本。其中最好的是胡凤丹刻本。

叶适著作为《习学记言序目》、《水心文集分和《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又称《习学记言》，五十卷，版本有明代叶道毂写本、瞿氏明抄本、《四库全书》本、1976年中华书局校排本。《水心文集》二十九卷，有明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6年)黎谅刻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水心别集》十六卷，有旧抄本、清抄本、《四部丛刊》本。1961年中华书局将文集和别集合为《叶适集》出版。

9、邓牧

邓牧代表作为《伯牙琴》，原有诗、文六十余篇，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仅存二十四篇，并序跋为二十六篇，共一卷。有嘉靖手抄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知不足斋丛书》增补文记五篇，诗十三首。1964年中华书局校点出版。

第三节研究宋元思想及思想家生平的史料

这一类史料，以学案体著作为主要资料来源。学案体是记述思想家生平及思想要论，反映学派渊源关系的学术史著作，以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为第一部。

《伊洛渊源录》十四卷，内容记述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四人及其门人弟子的言行事迹，以二程为最详。身列程门而言行并不显著的理学家，也具录姓名字号以备察考。有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福州正谊书院刻《正谊丛书》本、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成都老古堂刻本。

《宋元学案》一百卷，清初黄宗羲撰，全祖望增补。收载九十一家学案(其中有三个学案称“略”)，记载宋元学者二千余人。每案首列一表，显示师友、弟子及其师承关系。再立案主小传，叙述其生平与学术思想，并列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六项为附案。另设附录记述诸人轶事和后人的评论。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何绍基在北京首刊此书，另有《四部备要》本、《四朝学案》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和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本。又有王梓材、冯云濛《宋元学案补遗》，收于《四明丛书》中。另外，邓元鼎、王默君著《宋元学案人名索引》。

在学案体的著作之外，有关思想家的生平言行，可在正史中寻找到史料。《宋史》与《元史》都有《儒林传》。《宋史》还特设《道学传》。宋元时期著名思想家都有传记载入两部正史之中。

第二篇：中国思想史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

第三篇：中国思想史总结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总结

2月末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通识课——中国思想史。所谓中国思想史，在我上这节课之前，我以为思想史无非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罢了。但上了第一节课后中国思想史的内容与我所设想的大相径庭。我原本认为，既然是“思想史”，肯定是讲史，但其实不然，中国思想史“偏在于思想而不在史”。说实话，老师讲的内容对我来说很难理解，抽象而不能用具体的语言描述之。所以我只能把我的皮毛理解用简单的话写下来。

讲课的是一个年纪看起来很大的老师。我们没有课本，老师也是按着ppt来讲。用老师的话说，没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对与错。的确，上了几节课后发现老师所讲的都是各家之言，到底孰是孰非，老师不会断定，只留给我们思考罢了。偶尔几句点睛之笔的评论，会给课堂添加上不少色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最早的文化符号便是河图洛书太极图。我们的祖先用了一种近乎原始、简单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文化最初是怎么形成的。但这些看似简单的图案构造中，我们却能得到许多类似史前文明的神秘发现，这些图案也能帮助我们预测许多事情。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佛道儒三家，我们的根文化是道德文化，道德文化在这三家的思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我个人理解来说，无论是哪种思想，它的存在肯定必定有它的合理性。而且这种合理性是跟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的。拿儒家思想来说吧，它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统治政策而产生的。儒家从根本上说就是统治者的统治学说，它为统治者建立起了一套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从而在思想上束缚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儒家的盛行之下，我们看到了“礼乐尚未崩坏，人心依旧尊古，世风尚未俱下”。儒家的确符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它的存在是很合理的。有时候个人觉得儒家或是其他的名家，它们扮演的角色就像宗教一样，主导着人们日常的行为规范。只不过唯一跟宗教不同的是，各家思想所崇拜的是知识、真理，而不是宗教的自然神。各个学派有各自的系统知识，各个学派有各自的信徒。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完善自己，不断吸收其他家的思想，并随着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知的思想。

关于中国思想，我能第一反应到的就是儒家，脑中浮现出一幅幅图画来：先师孔子捋着胡子，带着学生们，在天气宜人的郊外，对着远方的江山指指点点。或者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在溢满蜡烛的房间里认真地撰写书籍，还不时的停下来斟酌用词。我所举的例子都在古代了。但现在呢？现如今中国的主流思想又是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几乎见不到像孔子那样游历讲学的人，为了宣传某种思想而奔波。为什么见不到了呢？难道已经没有新思想了？不是的。思想的传播与信息的渗透无处不在，或者说已经以不同的形式隐藏了起来。就像地下的一条条暗河，虽然看不到但还是在汩汩流动。荣辱观、社会公德、和谐生活等新时代的思想就跟几千年前一样，正在对着社会的每一个人发散。孔子已经没有了，游历讲学也不复存在。但现如今的媒体、政府还将继续扮演着孔子的角色，给社会注入一剂思想的强心剂，以更好地管理社会中的人。

可见，我们的传统思想不止有约束行为的功能，还有“治疗”的功能。治疗心病、治疗社会病便是它们的潜在作用。这些思想在被宣传的过程中无形地吹走了不正之风。我们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统治思想，大多都是对这些潜在功能的利用罢了。

从黄帝学说到荣辱观，从孔孟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传统思想经历着由小众到大众的变化，从浓缩到稀释的发展。那么传统思想在如今社会该怎么学习和利用呢？在我看来，不能一味地照搬本体，也不能因“与时俱进”而更新得失去了原本的面目。还有，到底是浅尝辄止呢还是面面俱到？关于这一点，就留给人们去想吧。

第四篇：中国思想史教案(简要)

中国思想史教案（简要）

一、地主阶级抵抗派：“开眼看世界”

1、林则徐，编译出《四洲志》《各国律例》等资料。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撰出《海国图志》。（1）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技术，以抵御外侮，使国家富强。

（2）特点:只学“器物”,不变制度。

二、地主阶级洋务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

1、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乃不能及”。于是，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

实践：

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开设了一批新式学堂，迈出了中国进代化历程的第一步。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维新变法思想 1、19世纪6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的出现。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

思想主张：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

2、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1）时间：19世纪90年代初。

（2）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3）主张：

①变法图存；②兴民权、设议院、君主立宪制； 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4）过程：

①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撰写《孔子改制考》一书，借助经学的外衣，否定君主专制统治，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和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宣传伸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的思想。

实践：1898年，在维新思想的推动下，光绪帝实行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

四、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

1、主要内容：

（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有人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3）它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4）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进入新时期

2、影响和评价：（1）进步性 ①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

②弘扬了民主与科学，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空前解放了思想。

③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④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2）局限性

①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倾向。②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过程：

（1）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2）五四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3）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出现，建立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4）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

2、影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3、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华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命运前途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有糟粕，更有精华。我们既不应融合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不应保存民族文化特质而拒绝吸收和融合。只有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不断地融合汲取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发展。我们要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

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一）三民主义

1、内容：

①民族主义：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即：民族革命。

②民权主义：指“创立民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政治革命”。

③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即“社会革命”，以解决土地问题

2、关系：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是核心，民族主义是前提，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

3、评价：

（1）积极性：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 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2）局限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和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二）新三民主义的提出

1、内容：

①民族主义：突出反帝内容；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

②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③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承认“耕者有其田”，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生活

2、意义：①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旗帜

②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七、疑难突破

（一）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比较

1、相同点

（1）目的：都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标。

（2）性质：都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3）作用：都成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2、不同点（1）内容：

①民族主义：旧三民主义主要反对满洲贵族统治，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帝、对内主张民族平等的新内容。

②民权主义：旧三民主义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为目标；新三民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的平民所共有，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建立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

③民生主义：旧三民主义只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新三民主义增加了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内容。

（2）影响：

①旧三民主义是指导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②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

第五篇：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华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