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苏轼与黄庭坚诗歌)比较

第一篇：宋诗(苏轼与黄庭坚诗歌)比较

其七

（宋诗）

《初到黄州》

《次韵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一）

——谈二者的宋诗特征及风格差别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代的确是一个“菁华极盛，体制大备”1的时代，然面对唐诗的极盛，宋人并没有一味循其声貌体制，而是在继承吸收唐人以及前人的诗艺基础上，又另辟蹊径，形成了与唐音面貌迥然有异的宋调，并且成绩斐然，差可以与唐诗比肩。于是乎，唐宋诗之争便成为了一大公案，历来诗论家持论不一，褒贬各异，而唐宋诗之争也历经数代、争论未已。张毅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宋诗学研究（上）”一章中对此有一甚为详备的阐述，对南宋时期、金元时期、明代、清前后期的唐宋诗论争做了一个总括式的介绍和评说，同时也介绍了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者对唐宋诗的研究状况2。在论争和探讨中，宋诗的特征逐渐被认知、开掘开来，宋代严羽于《沧浪诗话》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其与唐诗“直是气象不同”，并且将其特征归结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4。此说虽并不全面，且严羽是在其“诗主盛唐”的诗学思想下言及的，但“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确在很大程度言中了宋诗的特征，成为了后世论宋诗的经典。今人钱钟书先生以体性之异论唐宋诗之别，别具慧眼、甚为精到，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5，并且在《全宋诗》序中称道宋诗的“流派之众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湛”；程千帆先生也提出“唐诗近风，主情，宋诗近雅，主意”7，缪钺先生在其《论宋诗》中，对唐宋诗的差异作了详细的区分“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腆；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8并以芍药海棠，寒梅秋菊等一系列物类作譬喻来说明之，并且说“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并且就“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声调”诸端对宋诗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概言之，宋诗的特征是和唐诗迥然有异的，并且也是丰富多样的，且不同时 129

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页

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之第四章：宋诗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3 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44页 4 同上，26页 5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重排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6 钱钟书：《全宋诗》（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7 程千帆：《全宋诗》（程序），第5页 8 缪钺：《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代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9 同上，第4页 期的宋诗，不同作家的宋诗，其风格特征也是不同的。而苏轼和黄庭坚皆为北宋的诗文大家，并称为“苏黄”，是宋诗的代表人物。然而，由于性格、才识、经历等不同，两人诗歌的特征也是颇为不同的，这一点，已经被历代诗论家所体认，下面，我们通过对其具体诗歌的赏析来看其差异。

初到黄州（苏轼）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写于元丰二年底（1079），苏轼得脱“乌台诗案”之狱，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并于次年抵达黄州。从此诗的题目便可以看出，这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这个背景是甚为重要的，观苏轼一生，很早就成为了文坛领袖，并且最初在仕途上也甚为得意，然其后却在新旧党争中备受排挤倾轧，而乌台诗案则给了诗人沉重的打击，以至于一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写下了“是处青山可买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而出狱后又被贬谪至黄州，且到了黄州之后，他所受的迫害还没有结束，在黄州，苏轼“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残酷的文字狱已经让诗人饱尝了仕途的凶险，而贬谪之地又有严密的监控，这些都导致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毅在《苏东坡小品》中指出“贬谪黄州，是苏东坡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以此为界，将其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2而苏轼自己也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说到：“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3 于是这一时期，苏轼身上早期的那种豪放雄奇渐渐积淀成清旷澹和，追求平淡自适。思想的转变，反应到文学创作上，便是其创作的重心“由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出处生死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政治危机四伏、仕途风浪险恶的情况下，庄佛思想促使1 123 苏轼：《黄州与人五首》，《苏轼文集》，卷60，中华书局，1986年版，1846页

张毅：《苏东坡小品》前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苏轼：《与子明兄一首》，《苏轼文集》卷60，1832页 作家转向心灵的自我体认，转向内省”1。而苏轼的思想又是糅合了儒释道，这让他得以超脱于世俗之上而又与人世并无阻隔，敏锐地感知人世冷暖炎凉而又不为世态丑恶凶险所击倒。对于世间的穷苦凶险磨难，苏轼感受得甚为深切、痛切，而儒家的进取、道家的齐一以及释氏的融通在他身上汇融，使他身处逆境时会感到悲伤而又不会绝望。他的感受是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而正是这些真切的丰富的复杂的感受给了他诗文上的灵动鲜活，而哲思又带来了其境界上的超脱和清旷，于是他的诗歌往往是有着深刻的思理而又蕴含着真切深厚的感情，是一种富有情韵的议论。他诗歌的风格是很多样的，面对不同的景物和人事，他的感情是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也是各异的，面对挚友亲朋，他表现出无比的深情；面对美好的景物，他表现出热爱和赞美；而面对险恶的处境，他则往往以一种调侃的戏谑的态度来面对，这首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首句言“自笑平生为口忙”，一个“自笑”将一份无奈和自嘲用看似豁然、不在意的态度表达出来，面对“老来事业转荒唐”的打击，诗人并不是作哀凄忿怨语，而是“自笑”，自我调侃为“平生为口忙”，并且用了“平生”“老来”来追溯生平，似乎是一个暮年老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不知情者不免会认为苏轼此时已至老年，果真是“老来”，而实际上，苏轼当时仅四十多岁，正当不惑之年，然仕途险恶，让诗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化，于是诗人戏称是“老来”，虽是嘲戏之语，却也不免实有一种心态的“老来”。为“口”忙，则是一语双关，暗示出自己因口舌而导致的祸端。此两句用戏谑的口气写自己所受的贬谪之灾，用语浅显易懂，感情也是内敛的，以戏谑语将不满怨愤平平常常地道出，完全不同于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的激越和震惊，而这也是和当时整个宋代士人的内敛心态息息相关的，不同于唐人面貌，体现出宋诗的平淡特征，并且又写得别有寓意、意味深长。

颔联“长江”两句，转向了对黄州地理位置的描写，“知”“觉”二字，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意识，面对被贬谪的处境，诗人所知的所觉的却是鱼之美味，笋之脆香，能于僻远的环境中发现其中美好的事物，这缘于诗人之主观情感，以我观物，物著我之色彩。

“逐客” 两句用典事而不显生硬呆板，只要稍稍知道此故事的人便会欣然 1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101页 会心，同与诗人一笑以解嘲。苏轼之于用典，是“以故为新”1的态度，《诗人玉屑》中说“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2。这一联十分写得诙谐有趣，里面有幽默的调侃也有无奈的自嘲，“不防” “例作”将被贬谪的不满用戏语的形式写出，且由自己的被贬谪，想及历史上曾被贬谪的诗人，虽时空不同、朝代更迭，而诗人的不幸命运却总是不期然而然地重合，一种历史的大悲哀大不幸油然而出，并且又不以怨愤语道出，表达的甚是诙谐巧妙。东坡尝自得于自己的“一肚皮不和时宜”，黄庭坚亦訕其“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 3，然苏轼的“不和时宜”大都以一种幽默的诙谐的调侃的嘲讽兼自嘲的口气表达出来，且其才力宏赡，自可以随意而又恰切的资取故实，无怪乎被誉为“苏眉山天才俊逸，潇洒风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因坡学力宏赡，无入不得。” 4

最后两句亦是以戏笔写出，写自己于世无济，徒费官家俸禄——压酒囊而已。表面上似是调侃自己的尸位素餐，而实际上则表明自己的官职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且当时官员应得之俸禄又仅以“压酒囊”也就是废酒袋来代替，这又被苏轼巧妙地拿来幽它一默，面对己位之有名无实、所得之物的无用，诗人的心情自可想而知。

纵观全诗，语言通俗明白，风格诙谐幽默，而所用典事易懂而又恰切，增加了幽默讽刺效果，感情是平淡内敛而又别有深意的，用戏谑语写自己的贬谪遭遇，掩藏其后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凉悲哀，给人以自我解嘲、苦中作乐之感，有强烈的主体色彩，很具有东坡诗的特征。

次韵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一）（黄庭坚）

仕路**双白发，闲曹笑傲两诗流。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桃叶柳花明晓市，荻芽蒲笋上春洲。定知闻健休官去，酒户家园得自由。

这一首诗，时间也是元丰二年（1079），当时黄庭坚35岁，仍在北京任国子监教授。首先看其题目，就有明显的宋诗特征。宋人有大量的唱和诗，并且多有用“次韵”所和的诗，也就是按原诗的韵及韵脚次序和的诗（也叫步韵），而这就需要对诗人在诗歌用韵声律等形式技巧方面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翻开黄庭坚 12 苏轼：《题柳子厚诗二首》，《苏轼文集》卷67，2019页

魏庆之：《诗人玉屑》，四库全书本，集部诗文评，1481— 3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山谷集》卷19，四库全书本，集部别集类，1113—186页 4 薛雪：《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8页 的诗集，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的次韵诗，由此也可见鲁直之于诗律技艺上之能事。

观鲁直的经历和其思想，则远不如苏轼之复杂，鲁直一生虽于仕途上不甚得意，但也并无受到大的打击，经历也较为简单，而他在诗艺上却甚为观点鲜明且身体力行地付诸创作实践。

鲁直自言“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1 并且在主张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同时，又强调“夺胎换骨”，并且强调要多读书、读的精深，强调学问和功力。许总在其《宋诗史》中写有“奇峭兀立的黄庭坚”一章，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和

2其诗学理论有详细的阐述，多出新意而不循旧说，但其中也不免有过誉之嫌。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则为鲁直明确标榜的诗歌作法，在其创作中也体现的最为鲜明，从这首诗中便可窥一斑。

首先是用典。山谷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其诗歌创作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用典。用典概可分为两端，一为前代旧事，一为前人诗文成辞。在本诗中，“青眼”“黑头”即为前代旧事，而“白发”“闻健”“酒户”“自由”则化用前人诗句成辞，且细细查之，的确是几乎每字都可找到其出处，诗人把这些典事巧妙地组织在一起，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不管是否做到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窃以为这首诗中的典故化用的虽不太显生硬，却并未做到此等化境），却的确在用典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大量用典也是宋诗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自山谷后，用典更为繁富，虽然有不少因用典恰切而生彩的佳作，但也因此出现了大量纯是堆彻典故卖弄学识的诗作。即使是山谷诗文，也不免此弊病，苏轼即在赞其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盤飱尽废”的同时也说到“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3。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也对黄庭坚的用典有详细的论述，虽评价稍有贬低，但也很大程度上言及了其用典的弊病。4

其次看造句、用律及炼字。这首诗句意严谨，用字精工，如“闲曹”“诗流”等语显然为人力精心锻造而成，而“仕途**双白发”和“故人相见自青眼”又采用了拗律，而拗律是山谷诗的一大特点。颈联写的尤为典型，由写人事转向了 12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山谷集》19卷，四库全书本，1113-186

许总：《宋诗史》第四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苏轼：《书黄鲁直诗后二首》，《苏轼文集》卷67，2122页 4 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出版社，2001版，162，163页 秀美的自然景物，对仗工整，且造境清新，“明”“上”两个动词的运用，使诗境变得生动，格调也明快起来，并且又巧妙地衔接了前后诗句，让整首诗都紧紧围绕“休官”这个诗题展开，而围绕诗题组织诗作的结构也是山谷诗的一大特点。

此外，这首诗的感情也是内敛沉静的，但在表达上却是一层又一层，多方有意经营，不是感情的激情熔铸倾泻，而是一种迂回曲折的“吞咽”。

整首诗很明显地体现了宋诗的以学问为诗，讲究诗艺技巧的特点，多处用典，用字精工，造语谨严，在感情上并不是婉而动人，而是一种思绪的迂折表达，没有意境上的浑融玲珑，而是以意造境。

统观这两首宋诗，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宋诗中，那种诗歌的一唱三叹之调大大减弱甚至消失了，诗歌中的感情既不是沉着痛快，也非优游不迫，而是一种以意为主，讲究思理的深微细致，感情由外露、热烈转为内敛，平淡；造语也非浑然天成，而是多方构造组合，且用语多有出处，化用语多，自作语少（这一点以山谷为典型），且所用语多瘦硬，不再是唐诗中的那种含蓄蕴藉，而多直切，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唐宋诗的差别以及宋诗的特征。

这两首诗，一为“东坡体”，一为“山谷体”，虽然同为以意为主的宋诗，但由于诗人的性情、才力、经历不同，也造成了这两首诗风格上的差异。在诗作的结构上，苏轼更多的是以气运笔，纵横开阖，并无一定之规，而山谷则往往围绕诗题来组织结构，用力经营，颇有法度可寻。在用事用典上，苏轼“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1，并且其所用典事多是众人所熟谙易懂者，且所用之典故恰与诗意诗境协，非纯为用典而用典，而是身处于一定的境地时，自然而然与某一典事相合，遂自然发而为诗，不但恰切更能增其神妙，如“逐客”两句便是如此；而山谷则是典事众多，几乎是“无一字无来处”，大大地提高了用典的技巧和范围，但有时候也不免造成诗意的晦涩和阻隔，纯为学者之诗，为一般人所费解。且在山谷身上，用典往往是其习惯之必然而非诗意诗境所必需，不免受人讥诮诟病。自情感言，这两首诗的感情都是平淡内敛的，所表达的内容也都是贬谪、休官之类，而二者又都不作怨愤语，但苏轼的感情是自然流露，并无遮掩，只是以一种戏谑嘲讽的口气道出，在自嘲的同时也顺带着将世事嘲讽了一番，在看似满 1 沈德潜：《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231页 不在乎的表面下隐藏着不满和嘲讽，是苦中作乐的自我解嘲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鲜明地体现了苏轼的个性，而山谷的感情则是吞咽式的，一层层表述，多方有意经营，表达得迂回曲折，虽然也有些许调侃在里面，但总体上情绪是温和的，并无太多嘲讽不满在里面，且虽然在诗句诗律上处处可见诗人的主观营造之功，但山谷的主观情绪却是幽晦不明、消隐于诗中的。

总的来说，苏轼往往是以天才笔力纵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能做到不烦绳削而自和；而黄庭坚则是多重学识功力，“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2。而天才使气难摹，法度体制则易学，故黄庭坚开启了江西诗派，尤为明显地体现宋诗的特征，故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中提出，当时诗坛上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诗人是苏轼，但最突出最集中地显示宋诗特色的诗人却是黄庭坚3，此言确然。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文集》卷70，2210，2211页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478页 3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

第二篇：苏轼黄庭坚吃面条

典型写作案例：“苏轼与黄庭坚吃面条”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北宋党争，苏轼被贬谪至南疆，羁宦于千里之外，数度转徙。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受到了牵连，于徽宗初年被贬至广西宜州。在上任途中，黄庭坚与从海南归来的苏轼相遇于梧州与藤县之间。师生二人相叙，见路旁有卖面条的小摊。于是一同就食。面条粗粝涩口，黄庭坚还是慢慢咀嚼，慢慢下咽；苏轼却极为快速地把面条吃完了。望着黄庭坚良久，苏轼说：“九三郎，你何必去咀嚼它呢?”说完，留下尚未回过味来的黄庭坚，苏轼大笑着起身而去。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哲学意蕴的片断，在这里，吃面条只是个表象，据此可见苏轼与黄庭坚两人体悟人生的不同态度。要求选择一个角度构思作文，自主确定立意，确定文体，确定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义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写作提示：

其实，这则材料的下面已给出了这则材料的题旨提示：“吃面条只是个表象，据此可见苏轼与黄庭坚两人体悟人生的不同态度。”据此可知，文章的立意应是“体悟人生的态度”。在构思时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限制性——要求理解材料，以“两人体悟人生的不同态度”为切入点，不能脱离“人生态度”这个中心。二是它的开放性——既可以从黄庭坚的角度肯定“咀嚼”苦难的人生态度，也可以从苏轼的角度肯定旷达的人生态度；还可以辩证地看待，客观地评价两人的人生态度。

不管从哪个角度构思，都要求独立思考，力求使作文能成“一家之言”；立意要有积极意义；内容尽量写出“真我”，不写“假大空”。

佳作示例一：

接受，是一种豁达

浩淼的大海接受了波涛的汹涌与厮杀，于是更显出包容与深邃；广袤的草原接受了冬天的凛冽与肃杀，于是更显出坦然与祥和；同样，人只有接受了苦难的磨炼与洗礼，方能升华精神，平息灵魂。

接受，是一种豁达。

一粒沙，无意间进入了贝的体内。撕裂的剧痛和割心的难受，贝，没有拒绝。月升了，又落了；潮涨了，又退了。贝躺在软软的河床上，微微地翕张着，没有悔恨，没有怨言，只有一份淡定的接受。终于，在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贝，吐纳了一个关于珍珠的故事。

一粒沙，便是一支关于苦难的心曲。一份从容的接受，便成了一段珍珠的传奇。

在这个世界上，成功与苦难总是并存的。人总是在一次次接受苦难的过程中成长的。

喜欢看史铁生的书，对他的印象是定格在那一方地坛中。那个喜欢摇着轮椅去地坛看树、听风、静默的年轻人，双腿残疾，他也曾失落，也曾感到不公和无助。

看了他的《设计命运》，才若有所悟。苦难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才会使人格和境界有一个质的跃升。

那个喜欢在海棠树下张望的男孩，那个曾经易怒而对母亲肆意发火的青年，那个摇着轮椅在北京城寻找逝去童年痕迹的史铁生，把苦难当作一剂良药，接受，咽下，于是活出了一份生命的豁达。

喜欢看雨洗后的青山。暴雨来临之际，乌云密布，天地昏暗，偶尔有归家燕子的剪影和低低的鸣叫。一阵乌云翻滚过后，暴雨霎时倾泻而下，紧一阵，疏一阵，拍打着青山。而青山的无言与坦然常常令我感动。风雨逝去，纵然折断了几根枝，吹落了一些叶，青山却更显青翠。它以接受的姿态，显示了它的不惧与坚守。于是，山更青，树更绿„„

人，要像这青山。

请接受生活吧!包括所有的不快与痛苦。相信，它终将使你的人生更从容，更淡定，更豁达。

评点

这是一篇从肯定黄庭坚“咀嚼”苦难的人生态度角度构思的习作。贝舍沙最终孕育出珍珠、史铁生接受苦难活出了一份生命的豁达和青山接受暴风雨的洗礼更显青翠几个事例的成功运用使文章颇具说服力。此外，对事物的独特感悟，以及整句和散句、长句和短句的灵活运用也使得文章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佳作示例二：

让苦难，随波而去

每一朵花都将经历风雨，一阵摇曳震荡之后，有的或许会跌下枝头，与叹息一同归于尘土；有的则仍旧傲立枝头，将微笑留给果实。

同样，每一条人生之路，也可能迂曲多阻，或遇虎豹当道，或遭骇浪当头。只是，当一些人抱着山石哭泣悲伤之时，另一些人已经挺起胸膛，撇下苦难，向着更光明的方向迈进。

苦难是人生的分水岭，乐观的人翻越而去，不再回头；悲观者则抱膝长叹，迍邅不前。其实，其间不管多么巉峻多么艰险，只要翻过这些山峰，背面就可能有山路，或蜿蜒曲折或笔直如箫，通向成功。

是的，山的那头，夕阳下，黄昏的天地金黄灿烂；就在天际，那青山与红霞相交处，正在演绎凤凰的涅槃，正在上映浴火的重生。

然而，就是这么一道道坎，伤透了多少人的心?它们的阴霾遮住了多少人的视线?有多少人没能挣出纠缠的曲线，又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抑郁彷徨!

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说道：他们在苦熬。许多人确实在苦熬、、他们幻想，假如架起柴火，把苦难放在瓮里煮烂，也许就会做出一道生命的好汤——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用一生的心血熔化苦难，最终的结果是，苦难称心如意地将他们沦为钳奴，他们的生命，只不过是永不停歇地为苦难本身编织嫁衣。

走出苦难!

正像罗马一位诗人所说的：昨日之余，积于身，累于心，既如此，何不抛开苦难，忘记心中的痛楚!

《红楼梦》描绘了一个悲剧的世界，可是并非所有人都似黛五那般弱不禁风。在一片花丛当中，我们也找到了湘云这朵笑傲风霜的花儿。她的身世并不比黛玉好，不仅襁褓之中父母违，还受青春守寡之磨难。然而，我们从她的风谈玩笑当中，看不到忧愁的影子、接踵而至的苦难并不能改变这个豪爽的女子，她始终坦然潇洒地笑对人生。

回眸历史，雨井烟垣，也诈，我们真该比苦难随波而去。就像苏东坡吃面条的慨叹：九三郎，你何必去咀嚼它呢?花落就落了吧，抛下苦难，放一声旷达的仰天长啸!

评点

这是与前一篇立意不同的习作、就像本文所肯定的苏东坡旷达的人生态度一样，文章的內容也有一种大气、洒脱的特点，读采让人产生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罗马诗人名言和《红楼梦》内容的引用，给文章增添了说服力。不少句子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如“他们幻想，假如架起柴欠，把苦难放在瓮里煮烂，也许就会做出一道生命的好汤——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用一生的心血熔化苦难，最终的结果是，苦难称心如意地将他们沦为钳奴，他们的生命，只不过是永不停歇地为苦难本身编织嫁衣”，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耐人寻味。

笑对人生

沧海横流，白浪翻涌，自信的海涛不再念念不忘那翻越崇山峻岭的艰辛，只为汇入汪洋的峥嵘岁月，无垠的海为它提供编织未来的舞台。

流连花丛，翩然起舞，多姿的蝴蝶不再唠叨化蝶那一瞬间的苦痛，湛蓝的天空任她自由飞翔，勾勒华美的人生曲线。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智慧的人们不再咀嚼过去的挫折，美好的明天又是新的开始。聪明的人们总把自己放在最佳状态，笑对人生，迎接生命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明白生命真谛的人们才能书写大我的风采，那么，请笑对人生吧！

笑对人生，需要有直面困苦的勇气。需要我们将看似惨淡的人生经营得熠熠生辉！

面对那碗粗砺涩口的面条，他坦然咽下；面对人生的无数次贬谪，他长笑以对。这是怎样的一种豁达！被贬黄州，他东坡煮酒；被贬儋州，他赋诗和陶。得志时，他兴修西湖水利为国为民；失意时，他饮酒赋诗自得其乐。这是怎样的一种从容！苏轼以其笑对人生的淡定态度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尊敬。

她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告别多彩的童年，她因遭遇车祸而下半身完全瘫痪，她因遭遇破产而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这些都已经褪为历史。如今的李丽是广为大家学习的“湖南张海迪”！坚强与她的生命一起成长，身体被命运抛弃，心灵却唱出强者之歌。在丽爱天空下，她用爱心绘出最美的轨迹。李丽的生命因她的笑容与勇气而愈发精彩！

智者是不怕苦难的，因为他们用豁达与从容洗去了一切悲苦。

笑对人生，还需要有超然物外的心胸，在平凡中成就伟大。

还记得那位与老马与山歌为伴的邮递员么？那执著于平凡的岗位在艰苦条件下一干便是20年的王顺友。他的笑容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他纯朴的歌声承载的不是寂寞而是对生命的满足。谁说伟人一定要在卓越的岗位成就非凡的事业！王顺友用他坚定的信念与敬业精神诠释：平凡也能成就伟大，笑容终能战胜苦难！

笑对人生，更需要我们有坚定执著的信念，迎接未来，回报社会。

笑容，是苗乡的月亮，照亮李春燕行医在大山的路；笑容，是党的理论精髓，指引方永刚从北国漠河到南疆哨卡传播自己的信仰；笑容，是飘扬的军旗，让杨业功披千里冷月寒星，望一路鼓角莲营，即使身在关山外，梦里犹伴兵车行；笑容，是心中厚重的道德支持成龙为公益事业奉献的激情。

笑对人生，涤荡出最澄澈的心灵；

笑对人生，谱写出最绚丽的未来；

笑对人生，成就至真、至诚、至善的真我风采！

第三篇：宋诗导读——苏轼黄州诗词浅析

苏轼黄州诗词浅析

苏轼虽然少年天才，但究其一生来说，毕竟历经磨难，而贬谪黄州是苏轼仕途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同时，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意义。他前后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四个月。此番贬谪使苏轼遭到严重的政治和人生打击，于是他开始思考和探索许多问题。黄州是荒僻之地。在此期间，鉴于混迹官场的诸多教训，苏轼不接人事，少作诗文，在同亲友通信以及赠和诗文时，他惟恐“言语之间，人情难测”，总是一再叮嘱对方“勿以示人”、“深藏不出”，深怕“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可见苏轼当时已经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虽然诗文创作已经不多，可是苏轼黄州词的创作却达到了一个巅峰的境界。身为罪人的苏轼时常表现出对淡泊功名的想法，并且更多地关注于个体人生底蕴和价值，其作品也常常直接抒写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和感悟。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苏轼深深地感到一种空漠、无聊、孤寂与忧郁。然而，在黄州的生计、游历、与儒释道思想的接触，苏轼也表现了热爱生活、积极进取，与超然淡泊、旷达豪放的一面。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期间，虽然有一些朋友来探望他，他也经常与朋友们游玩于黄州山水之间，并写下好些脍炙人口的豪放之作，但准确地说，他在黄州期间心情基调大部分是处于忧虑之中。

苏轼初到黄州，开始寄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慧院，生活十分寂寞。这时的处境使得苏轼一下子跌入到了人生的低谷。别说致君尧舜治国安邦的抱负化成了泡影，就连保全自身，养家糊口都很困难。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著名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这首词中，苏轼托物抒情，抒发他初来黄州时的孤高、凄清、寂寞的情绪，是他贬谪生活中的苦闷、孤独心理的写照。苏轼是在借“缺月挂疏桐”来表达自己生活清冷，借孤鸿状写自己的心境凄凉。

提起苏轼的中秋词，大家最易记起的是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但同是写于中秋的这首《西江月》，情绪却显得非常落寞。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一作“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此词写于被贬黄州的第一个中秋前夕。词的上片写景感伤，寓情于景，咏人生之短促，叹壮志之难酬。下片写悲愤，借月抒情，感世道之险恶，悲人生之寥落。下片前两句，流露出词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愤，包含的情感非常丰富：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全词通过对新凉风叶、孤光明月等景物的描写，将吟咏节序与感慨身世、抒发悲情紧密结合起来，由秋思及人生，触景生情，感慨悲歌，情真意切，令人回味无穷。

苏轼虽然仕途坎坷，历经患难，贬所黄州亦为荒僻之地，苦闷凄悲的心情不难理解，但他并没有消沉颓废，失魂落魄，却能够通变达观，热爱生活，甘苦自适。

到了元丰四年(1081)，苏轼的日子十分贫困。他的朋友马正卿，为他去郡中请得城东的坡地五十苗。对于“平生未尝作活计”的苏轼来说，亲自参加劳动，自然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化。事实上，辛勤劳动，获得成果，增加收入，正好表明他选取的是一条既可解决生计，又能解脱内心苦闷、开阔思想境界的道路。

初春时节，苏轼居于雪堂，感到东坡之景宛如陶渊明当日斜川之游，因而作了此词，用来纪念渊明，抒胸臆，表志向。陶渊明和苏轼在仕途中同样尝遍酸甜苦辣，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又不愿随波逐流，“却躬耕”便是他们“了了”之后的选择。渊明是自愿的，苏轼却为环境所迫。此时他已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田间老农，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但紧接着，夜来一场春夜喜雨，东坡上洁净无尘，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一个“足”字，透出了作者平和满意的心境，苏轼毕竟是个旷达乐观之人。不以为苦，反倒以春雨降临，雨洗东坡而欣喜，为自己能拥有这份宁静平和的生活而欣慰。

同一年，东坡在游清泉寺时，见到寺前兰溪水向西倒流的特殊现象，大生感慨，又作《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春兰茁壮生长，一片勃勃生机。山寺清幽之景亦不难想象。兰溪倒流的特殊现象使词人展开丰富的联想：时光也可以倒流。人只要乐观、自信，就能老当益壮，重新恢复青春年少。伤痕可以复原，病体可以重振，青春可以焕发。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既是自勉，表达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仍渴望成就一番功业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这是一个拨开雾障，步出低谷的东坡，是一个灵魂重铸、神清气爽的东坡。苏轼热爱生活，乐观向上，处处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能发现美好的事物。这曲生命常青的颂歌，更表达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哲理。

在这种探索和追求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心得体会，苏轼都一一写进了他的著名的劳作诗中：《戏作种松》、《东坡八首》、《东坡》、《浚井》、《蜜酒歌》、《向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次韵孔毅甫久早巳而甚雨三首》、《元修菜》、《南堂五首》苏轼正是在这样贫瘠的黄土坡上，从事着辛勤的劳作。开垦东坡的土地，真是如同“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之八)，难怪苏轼在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尤其不幸的是这一年又发生了大旱。尽管如此，苏轼还是很有信心，坚信劳而有获：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粳徐，东原莳枣栗。

苏轼过去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官时，做过许多有益于农民的事情，也写过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词，但却没有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实践，缺乏种植知识。在他躬耕东坡时，就多亏附近老农对他的帮助指导了。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相忘。

在给章子厚的信中，苏轼生动地描叙了这样一件事：一日，苏轼刚刚买回的一头牛突患重病，几乎要死。请来面诊的牛医，也识别不出牛病的症状。正在这时，只见一位老年农妇走上前来，把牛上上下下端详了一遍，说：苏居士，你这

头牛害的是痘斑疮。只要以青蒿粥治之就行了。苏轼又按照老农妇的话去医治牛病，果然见效。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被贬黄州期间的苏东坡，其诗的创作主题已经远离喧嚣的朝廷斗争，变得富有农家的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字里行间，充满着与农民水乳相融的真情实感。它充分地反映了苏轼在黄州的诗作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关于苏轼这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元丰四年冬，大雪纷飞，他考虑的是：“今年黄州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瑞雪兆丰年，东坡可望丰收，固苏轼所喜，也是所有农民之喜；但积雪盈尺，则是舍外无薪米者所忧，苏轼亦为之耿耿不寐。这时的苏轼，至少在对待大雪这件事情上，不是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感情么。

从被贬黄州以后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傲视磨难艰危，谈笑生死，履险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浩然之气”的精神与佛家“当下即是”、“看穿顺逆”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同时，依靠艺术 的激情来完成心理上的宣泄，苏轼曾经自述：“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也依靠佛老，保护了自己幻想中的具备完整人格的心灵世界。试看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者甚干忙？前事既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

“君看岸边苍石上，石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弛如吾何？”

履危难而处之泰然，历沧桑而洞观人生，心胸豁达，情趣潇洒，恬淡自适。

苏轼曾写到：“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当谨臵之座右也。”（《与章质夫三首》之一）正是他人生这里的核心所指——“慎静以处忧患”，他历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旷达开朗性格的奥秘也就在此！故能在写完“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以雷鸣，敲门都不应，依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适，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后，“折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甚至把县太爷都吓了个半死，到处派人寻找，但当人们发现他之时，却“鼻鼾如雷，犹未兴矣。”只不过发发感慨，以期获得平衡和宁静罢了。

总的说来，黄州时期虽是苏轼政治上的失意期，却是他艺术创作上的成熟与丰收期。正如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所说，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得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到黄州是苏轼的不幸，也是他的万幸，因为在此他实现了自我尊严，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超脱。

第四篇：关于苏轼诗歌

月到中秋,怀念东坡（外三首）222134

江苏省赣榆县城西镇店子小学校刊编辑部

麦收（原名：王经涛）

手机：***

E_mail:wjt100@163.com

孤寂的身影策马持鞭 奔跑在北宋的疆土上 追赶落日的余辉 竹影却在晚风中摇曳 蓦地看到洁白的中秋之月 不知何时爬上《水调歌头》

大宋辽远的田野里 晚风吹拂，河边的芦苇 欢畅地飞舞 中秋的 月光落成一地的银白 你站在赤壁念奴娇 怀古

窗前的油灯忽明忽暗 你神情忧郁 泪流双颊 中秋月下你想念子由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你就和月亮一起消瘦

秋风古道 小桥流水

散落成唐宋晚秋的夜雨梧桐 满腔的血液沸腾

热情比龙脉还要坚韧挺拔 仿佛地表喷出的火焰 周身都是炽烫的岩浆

无法忍受历史的沧桑 无法割刈的傲气 山崩地裂般狂啸

哪里有真心的顶礼膜拜

脚下的脆弱经不起蹄铁的践踏 疼痛的心

经不起生死别离的苦痛

就让娇羞的江山握紧拳头 激起千万层浊浪 承接易水江边传来的 刀 戈 相向

秋 水

忆

忆，千年的诉说 忆，万年的精华 翻阅厚厚的竹简 满眼的星光爬满句章

甲骨上的符号是先哲的信念 根根曲折的笔画 都勾勒出动人的旋律

听，跳动的中华脉搏 华夏儿女恒古的青春

娓娓控诉一部部血泪的历史 从古到今，由远及近在洪水的摧残声中 在回旋的湖泊中

始终流淌着带有中华民族的 正气的殷红血液

忆，铮铮中华的铁骨 忆，威武东方的雄狮

历史的河流

几千年就这么 一闪而过 大海远离了 我们的视野 关山之月

依然浮现于夜空

历史就成为

一条永不休止的河流 生命里有绿色的血液流淌

淡淡的月光漫步在 吱呀作响的板桥上 历史就和波纹 一样颤动不止

【作者简介】麦收，原名王经涛，80前出生，生肖属羊，教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教育学会会员。在《青春潮》、《少年儿童文学》、《鸭绿江》、《哲思》等发表过作品；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著有作品集多部。

第五篇：浅谈苏轼诗歌与佛教

浅谈中国诗歌与佛教

姓名：夏琳

班级：09级本科3班

学号：2009401008

摘要：当人们步入中国古代诗苑会惊奇地发现：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远起魏晋，近至晚清，历代士人皆有咏寺院、佛理、禅机之诗，而历代诗僧也多有写社会、生活、自然之作；上达帝王，下至庶民，工诗者多涉佛教经义，佛门中亦不乏传世之作。

关键词：佛教、诗歌、文化、创作

正文：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

儒家、道家、佛教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即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必须了解中国佛教。正如赵朴初所指出的：“不懂佛学就不能全面弄懂中国文化”。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乔达摩，佛教徒尊称其为“佛”或“世尊”。佛的意思是觉悟者。相传，佛祖29岁出家苦修，立志为众生寻找解脱痛苦之路，后来在菩提树下静思觉悟而成佛。

古印度佛教有许多派别。从释迦牟尼传教到其涅槃后一百年内，佛教影响虽然逐渐扩大，但教义却没有多大改变，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原始佛教。而后佛教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后又分为18部派，史称这个时期的佛教为部派佛教。在大众部中又生出一个派别，认为以往佛教只重个人解脱，是小乘佛教，而他们的教法如同一条大船可以普度众生，故称大乘佛教。

佛教开始只在恒河两岸流传，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代，开始传播到印度各地，并影响其他国家：向西传到希腊、埃及，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东传到中国、日本和朝鲜。7－8世纪，佛教在印度开始衰落，而在中国等地却获得长足发展。

佛教的基本思想包括四谛说、缘起论、业报轮回说和三法印等理论，其最根本的思想是一切皆苦、一切皆空。

佛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对中国文学发生重大影响。一是直接的影响，即佛教徒创作文艺作品，宣扬佛教的思想；一是间接的影响，即非佛教徒创作的有关文艺作品包含着佛教思想。这种重大影响的集中表现是从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内容。

例如佛教经典的翻译，逐渐形成了一种融汇梵文的新文学即翻译文学。其中很多佛经译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一部宏伟壮阔、想象瑰奇、文学色彩极浓而受到历代文人喜爱的佛经经典，日本有学者赞其为英国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佛家主张宽容，所谓有容乃大，便是佛家与道家相通的一种人生哲理。例如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像的一副对联便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位弥勒佛就是五代后梁的契此和尚，亦即“布袋和尚”，明州奉化（今浙江奉化）人。传说他是继承释迦牟尼佛位的化身，他常以杖背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出语不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曾作歌曰：“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万法何殊心何异，何劳更用寻经义。”死前端坐于岳林寺盘石。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于是，人们以为弥勒佛显化，到处图其形象，便为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

汉、晋时期，佛教初入，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佛教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翻译佛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和密宗等八大宗。

宋、明以后，佛教真正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有不少诗人对佛教有所研究，能较好地以佛教语言、典故、禅理入诗。佛语有特定的含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巧妙运用，不仅给诗注入了新的语言，还扩展了诗的意境。佛典产生于特定环境，一个佛教典故就是一个深藏哲理的故事或一段千古流传的佳话。佛典入诗，一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文学和佛学造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诗的高雅格调和深湛意象。禅理在认识论上属于主观唯心论，但其论说方式却有诸多可取之处，如说理直接了当、明晰透彻、问答迅捷，不落迹象，往往一语道破真谛，言尽意无穷。这种思维方式进入诗歌创作，必然使作品在抒情、说理、寓意的结合上更趋完美，达到新的境界。

佛教在丰富我国古典文学内容、扩展其领域及为其发展增加活力和养分这一点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诗歌。

在宋代，诗人与名僧相交游并留下了很多的趣闻轶事，最著者当属苏轼。有一次，苏轼欲拜访佛印禅师，拜访前先写信给禅师，要佛印禅师如赵州禅师迎接赵王那样迎接他。赵州禅师迎接赵王是禅史上一段有名的传说。据传赵王很尊崇赵州禅师，便上山参拜禅师，禅师不但没出门迎接，而且睡在床上不起来，并对赵王说：“对不起，出家人素食，力气不足，加之我已年老，所以才睡在床上见你。”赵王不但没责怪禅师，而且回去之后即派人送礼给禅师，禅师闻讯，赶忙从床上起来，披上袈裟，到门口去迎接。门人对禅师此举感到莫名其妙，便问禅师：“刚才赵王采时，你睡在床上迎接他，他的部下来了，你反而到门口去迎接，这是什么道理?”赵州禅师说： “你们不懂，我接待上宾是躺在床上，以本来面目相见；次一等的客人就坐起来相见；再次一等的客人，就取世间俗套出门迎接。”苏轼要佛印禅师接赵王那样迎接他，亦即要佛印禅师以上宾之礼迎接他。但是，当苏轼快到寺院时，老远就看到佛印禅师在门口迎接他。苏轼便嘲笑佛印禅师道行没赵州禅师高远，禅师便回教了一偈，日：“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意谓赵州禅师不起床之接，是不谦恭而非道行高远，而我到门口来接你亦非离开禅床，因为整个大千世界都是禅床。佛印禅师的回答使苏轼很是叹服。

苏轼少年就接触佛教，涉入佛教时间很长，交游的僧人很多，受佛教的影响很大，这主要与家庭环境有关。因苏轼的父亲苏洵(历史上有名的“三苏”之一)涉入佛教颇深，与名僧多有交往。苏轼的母亲也笃信佛教。苏轼诗歌与佛教关系颇深，现举数例以说明之。

由于长期受佛学熏染，作品中始终贯穿着随缘任运、安然洒脱、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其高远清新的意境，开阔奔放的风格，是在前人基础上实现的一个巨大突破，把诗歌的创作带入一个更加多姿多彩，包罗万象的新高峰。

苏轼涉及佛教的诗歌主要有两类，一类阐释自己在学修佛法期间的体悟；一类是在写景抒情中透露的禅意。

第一类学佛体悟，申明见地。苏东坡的许多诗词，被后来许多禅师视为悟后境界的直呈，比如著名的《庐山三诗》，是苏轼修学佛法早期，游庐山宿于东林寺，与照觉、常总两位禅师，彻夜讨论无情说法，而有所发省，于次日黎明创作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是说，佛法不离世间万象，而事象的差异在于个体的观察角度不同。不认识本来的真实面目，是自身智慧开显不足，也不需心外求法。此诗中苏轼没有单纯的游山写山，而是借助庐山的形象，揭示了蕴涵丰富的人生哲理——我们对待任何事物，不要强求，不要形成对立。对立的局面容易让我们陷入被动，看不清事实的真相。只有跳出人为的界限，换位思考，才能够客观的评价。《金刚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就是让人看破、放下。放下一切二元对立，进入一如真法界。苏轼认为要了解庐山的全部真相，只有淡然立于庐山之外。而置身于庐山之中，纵然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至多也只是看见庐山的局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清是因为他没有“我”的束缚而清醒，当局者迷是因为他在“我”中迷失辨别的能力了。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即使看待同一事物，每一个人的见解也会有所不同。只有“无我无法”，去掉我的见解，学会倾听，才能获得真如真谛。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还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行人在修学过程中，对修行成果不免有种种猜测，往往联想成某种特殊的境界，因此会在某些阶段一味追求新奇特异的经验。苏轼在这里指出，现行契入真如，不同于大家的夸张想象，虽然超越日常经验，却也不脱离日常经验，强调了智慧真如与万法显现“不二”的道理。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这则讲“无情说法”。“举似人”，向别人讲。没办法跟别人解释，是应禅宗不立文字的宗风。禅宗重视行动，不重言语，“举言即乖”。而佛法中说的“无情”，包括山河大地，石头草木这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也无不是真如显现，溪水犹如“广长舌”在说法，青山犹如“清静身”在住世。广长舌，是佛陀三十二相好庄严之一，可以随缘说法，令闻者各得其所。清静身，是行者通过持戒精严，而获得身心清净的妙果。

六祖惠能大师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坛经》）苏轼顿悟后认为虎溪中轰隆阵响的水流声，便是佛陀以广长舌说法的法音，听溪声就等于是再聆听佛法。看到庐山美好的景色，就好像看到了佛陀的庄严清净的妙相一样。顿悟后的苏轼，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将森罗万象的宇宙自然，视为自性所变现之物。自然得出结论——既然砖头瓦块都可以说法，溪声当然可以也说法，青山美景又怎么不是清净寂灭的法身呢？苏轼用“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来表达自己一个晚上听闻、悟得了非常多的佛法偈语，日后又将如何传授给别人知道的困惑。

第二类是作者经过多年佛法的学修，在写景抒情时，将内证深厚的现实感受。提炼升华，加以文学手段的润饰。部分作品中对人生深本质的思索，明显带有佛教人生观的影响。

《和子由渑池怀旧 》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

此诗头四句，引申自云门宗天衣义怀禅师的法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全诗感慨人生无常难以揣测，流露出无限惆怅，体现了判教“三法印”中，“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的佛教人生观。苏轼才高志远，却命途多桀，一生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袒露心迹：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谵州。” 这首诗表明作者，自“心”已不受任何外物的牵动，而自身可随遇而安的自在状态。黄州，惠州，谵州，是当年苏轼被贬谪之地，也是常人认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困苦之地，身处其中，却被诗人视作一生中过得最充实最有价值的日子。因为诗人具备丰沛的内心，自足的愉悦，才可以潇洒明朗地面对一切，将荣华与窘迫看作没有两样。

苏轼临终前，僧友惟琳禅师来看望，说：“端明毋忘西方。”劝导苏轼求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东坡居士回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是说，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有目的地抱力求取，是求不得的。语毕而逝。

紫柏禅师曾赞叹：“东坡老贼，以文字为绿林，出没于峰前，路口荆棘，丛中窝弓、药箭，无处不藏，专候杀人不眨眼，索性汉一触其机，刀箭其发，尸横血溅，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贼？不是贼？”。这段话对苏轼在佛法上的造诣给与了相当肯定，认为苏轼的文学成就并未掩盖他在佛法上的造诣，能够熟运文字又不着于文字相，甚至善于利用文字设置关隘，提点学人突破闻思修上的局限。针对有人说“东坡门外汉耳”，紫柏禅师不客气地指出“坡公见地犹在门外，则佛法岂易言乎？”

天下多少人因喜读苏轼文章而接触佛法，从佛门角度，这是功德无量的大事；立足文坛，苏轼文章无论从内容文采到思想情操，都为后世树立了不朽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