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儒释道

第一篇：苏轼与儒释道

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大师，他一生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并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苏轼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把“佛家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融会贯通，在不同的阶段运用不同的“兵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而使得他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即便在被贬生活中，他也过得很惬意。苏轼一生毫无悲哀，是十足的乐天派。苏轼的文化性格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成为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本文试从苏轼的儒、道、佛交融等三方面来剖析苏轼的生存智慧。

一、儒家的积极用世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由于苏轼跟王安石在变法的看法上有出入，无奈请外任到杭州，徐州，密州。在地方从政的苏轼更 加为老百姓着想，当新法触及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诗人总会用诗歌来抨击时政。如《山村五绝》（其三）：“七十老翁自腰镰，惭愧春山竹笋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诗中写一个古稀老农腰镰 爬山寻笋充饥，已经几个月没尝过盐的味道。难道他也像孔子那样，是听了《韶》乐后陶醉其中而忘了食盐的味道吗？在这里，诗人是用幽默的笔触，刻画出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的真实现状。究其原因？ 是当时政府实施的“ 盐法” 制度造成的。诗人虽不动声色，却早已用幽默的方式把他的忧民之心包孕其中。在身贬黄州之时，苏轼依旧用“含笑的批评”评品政事。如《布谷》诗：“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裤。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诗中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动，却因交不起地租遭地主毒打而遍体鳞伤，布谷鸟劝农民脱下破裤过河，殊不知农民有苦 难言，怕遍体伤疤让人心寒。在这首寓言诗里，作者用幽默讽刺了虐政对下层人们的戕害。即便在流放岭南时期，苏轼还是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1101年苏轼北返回朝，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 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书：政敌们想尽一切办法致我于死地，但终没有实现，他们的种种的诬灭像久下不停的雨，像终日不止的风，像阴霾的浮云，统统离我而去，我是清白的。我依然有远大的政治前途。

综上所论，苏轼有一颗爱民的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人们的利益出发，进而游离于新党和旧党之外，体现了苏轼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

二、佛道的超然出世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标识牌，政治的沉重打击促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用佛道的超然思想直面人生的厄运。但他对佛道的看法有别于他人，苏轼不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归诚佛门”，而是借助佛道思想渡过难关，以求更高人生境界。

首先他是用佛道的思想消解痛苦，但苏轼还有进一步的追求，即通过对自己心灵的感化，达到更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如《黄州安国寺记》所云：“闭门却扫，收拾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也。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其次，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非常理智，他没有坠入佛门，只是借助佛教思维，对人生作全方位的思考，以便在相互对比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理念。苏轼对佛道采取慎重的态度，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从而构建自己的人生准则。苏轼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待饱食睡，腹摇鼻息，如土木同⋯⋯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苏轼能够辩证的对待，在批判的同时，他吸收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自由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追求。正如苏辙所言：“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借助佛道的思辨方式，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超越，从而进一步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

三、儒道佛的相互参透

古代的许多士大夫，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无论穷达既能兼济，又能独善。这是由于苏轼能够以豁达的心境面对穷与达，从不计较得与失，苏轼不再从外在的社会准则来评判自己，更多的通过内心来解决。这与苏轼以儒为本，以佛道为用的思想不无关系。苏轼一生遵循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抛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腐方式；苏轼吸取了庄子追求自由的超越精神和独立的个性，否定了其厌恶社会的悲观情调。苏轼学习佛家的达观的处事精神，却没有深陷难懂的教义之中。苏轼能够将政治和生活区别对待，因而当他从政时，总会用儒家思想来作为己的行动准则。当被贬时，他又在佛道思想中得到解脱，并借此作形而上的思考，以开阔自己的心境。“乌台诗案”后的大都作品，词人更多在心灵深处开拓。如《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 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 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 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在这首被世人称为“珠穆朗玛峰”的词中，词人把自己塑造矛盾性格人物。词上片写赤壁气贯长虹的场面，时空背景极度开阔，为下文抒怀奠定基调；词的下片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缅怀，抒发词人壮志难酬的矛盾心态。词人用超脱的态度对人生和自我采取自相矛盾的态度，并且折衷于两者之间。江山，美女，功业有历史价值吗？有即没有。世人值得为之努力吗？值得又不值得。周瑜年少建功，而自己却老大无成，难道是词人没有为之奋斗吗？不是，朝廷才是其罪魁祸首。词人在解嘲自己中不动声色地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词人并没有因老大无成而绝望，他把自己放到浩瀚的历史时空中拷问自己，很快在历史与现实的互照中，找到了释然自己苦闷心情的答案。总之，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苏轼之所以能够对儒道佛三家融会贯通，关键是苏轼在它们当中找到了相同之处，从而能够灵活运用，这相同之处就是“自由的心理主义原则”。苏轼一生中所体现的生存智慧，在不同的时代都折射着永恒的魅力下。

第二篇：茶文化与儒释道

茶文化与儒释道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文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境界，这就是茶道。

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是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尝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

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茶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又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醒脑的作用,使茶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

在《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茶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第三篇：传统文化与儒释道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释道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也被理解为狭义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文化，是指华人社会继承自中国文化后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特有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历史悠久。

一． 儒释道起源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

道教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将中华民族的祖宗——黄帝作为其源头。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天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当时国家和社会均受巫祝支配。周代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个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准祖。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后世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即源于古代之鬼神崇拜；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亦与古人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崇拜神灵就要举行祭祀活动，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礼乐文明”，礼乐文明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逐渐由上层走向民间，被后来的民间方士和巫觋所继承，道教成立后，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00多年的古印度（天竺、身毒），距今2600多年。当时印度有八个小国，其中一国王名净饭王，有太子名悉达多。悉达多太子见众生轮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岁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为了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而后圆满究竟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是名为佛陀，意为觉者。后来佛陀应周围的弟子、国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请问，而为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为说解脱生老病死苦烦的办法，后来被其弟子记录下来，是为经典。

佛陀于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大乘佛法经典约三千部，小乘经典约二千部。佛陀于八十岁时，度缘已尽，即入涅盘。

之后约600年，于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历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经。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两大主干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本土之上产生的文化。佛家文化起先是外来的文化，后经不断与中土文化融合，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儒道佛三家的功用及其特质，古人多有论述。

一曰不治儒家不能“入世”（经世、治世、济世），她强调的是一种“有为”精神，因而具有“现实”的特点。

二曰不治道家就不能“超世”（避世、忘世），她强调的是一种“无为”的精神，因而具有“超现实”的特点。

三曰不治佛家就不能“出世”，她强调的是一种“空无”的精神。因而具有“非现实”的特点。

总之，入世有为、超世无为、出世空无分别体现了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各自特征。

三、儒道佛三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儒道佛三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灵魂多面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灵魂多面性主要指中国人的内在的和本质的“根性”的那种存在性。换句话说，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不同方面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她们思想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人们实现和践履这种人性，提升人的存在方式，并最终过上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

儒家着力挖掘人性中的道德本质和社会本质。至圣先师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亚圣孟子的“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先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宋明理学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论述，都是在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性”在于她有爱心，有同情心，有道德性和社会性。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存理复性、格物致知正是要人们发现、培植、扩充人性中的“良性”的一面，从而成贤成圣。由此可见，儒家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她强调了人的价值，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应当相爱；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应敬畏、和谐；人与天道的关系是相互贯通。正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道家深切洞明人性中的自然本质。力倡“道法自然”、“法天贵真”、“回真返朴”。道家所谓“自然”是本然、天然之意，并不单指大自然，即“牛马四足”、“无为为之”之谓也。道家所谓的人的自然性是指超越了人的现实善恶、美丑、是非的那种“本然”的“圣德”。清静、无为、素朴、玄同是这“圣德”的表现形式。道家要人们挣脱物之役、情之累、意之染、心之滞，从而成为至人真人。

道家人生智慧：身重于物；知足知止。

道家论为君之道：自然之道、无为之道、柔弱之道以及“四不”之道。

道家论为臣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

佛教一言以蔽之：“空”。所谓“空”是指缘起性空，佛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众多原因和条件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万事万物就其本性来说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即假即不真即空，此之谓也。离开原因和条件就没有独立的存在。佛教由此派生出三大法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构成的条件是时刻变化的，所以要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没有一个绝缘的实体存在。世界万物包括上帝、神都是因其它条件而产生的，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但是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产生很多烦恼。最常见的烦恼有八种：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佛家深刻明见人性中的本心本性。也即佛性，而“佛性”即人之心性，即清净，即平等不二，即慈悲欢喜。佛教之本怀乃在于“离苦得乐”。佛家所要明见的本心本性乃是指蕴藏在人性中那光辉的一面，是人性中的慈悲、和平、良善等本质属性。佛家通过“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修行要使人们达到圆融不二的境界，从而觉悟成佛。

总之，儒道佛三家思想之终的是要揭示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使人们获得符合人性的对待生活方式，以突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篇：儒释道论文

儒释道小论文

儒释道是儒、佛、道三家的思想集萃。这是一个广阔的名词，广阔到集纳了我们千年古国思想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的精粹。这个名词所蕴含的深意和创建它们的经典人物的生平事迹，也远远不能由我们学习的几节课时间来阐述。

似乎儒学是胜出者，毕竟我们对儒学的熟悉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其余两派。而自孔子创立推广以来，儒学在中国几乎就没有失去过思想主流的地位，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幼童还是在田地里耕作的老农，谁都能淡然的吐出几句孔子的名篇。课堂上，老师对孔子的生平做了详尽的讲评，他身世的传奇，他官场的失意，他一生的跌宕起伏„„而关于孔子最后退隐的选择，老师让我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实背井离乡也好，退隐官场也罢，我想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对自己的选择也是做了足够的思考，作为后人的我们并没有太多资格去评头论足，伟人的每一步影响都是深远的，结果也是无法预料的，谁也没法为他提供最好的路线。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也侧面说明孔子的一生都只是为追奉真理，只要他的思想得以传播，对于离乡，对于官场，我想他多半也是淡然了。

又有人说，孔子由于时代背景与封建思想的约束，儒学的道理已经无法与当今时代趋步了，很多道理也只能听一听，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价值了。可是，一个人穷尽其一生思考出的道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守着这方水土延绵传承了千年，怎能说失去了时代的价值了呢？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道理至今依旧在我们的课本上，熏陶着我们这一代一代。历经千年而不灭的就是真理，而真理本身就有着无法估量的而价值。

其实对于孔子，也许他一生未尽如愿，没有用自己的思想培养好自己国家的子民，甚至暮年还被迫离开故土，远赴他乡。但这些也促使他的思想得以传播的更远。无论如何，这样的一种思想文化被我们这个有着亿万人民的民族吸收融入了骨髓和灵魂，并继承传播了千年，我想，这就是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功了吧。

第五篇：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

论苏轼散文中的儒释道精神 吴永洪

学号40151802018 摘要：苏轼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词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基于他的雄厚的文艺功底，他的散文在当时的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同于前人的创作手法，而从他自身对文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中又呈现出了儒释道精神魅力。

关键词：苏轼 散文 儒释道 比较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争议和无可替代的，是一颗光芒永恒的明珠。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序》中是这样概述苏轼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姿多彩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观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

①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在文学史上苏东坡的诗词独据一方，被人奉为经典。人们一提起苏东坡往往在脑海中浮现的就是他的诗词，然而，另一方面，在当时散文并未得到大众广泛青睐的时候，苏东坡却经常尝试写作散文用以记录自己的心境，由此，用真心写真情的散文使得留给后世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是精辟的言语，优美的意境。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能毕究。故虽大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麟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帝口）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之学而窥其涯涘矣。②”

一、苏轼散文创作的背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峨眉人，苏轼一生传奇，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据《宋氏·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气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史》卷三三八），由于政治生涯的颠沛流离，使得丰富多彩的游历决定的他的文章内容的宽度和深度。

（一）大背景——散文创作的风气

北宋初期的散文应当时北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时代要求，多是以实用性的散文出现在文坛中。因为，北宋的中央集权制的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中的反应首先应景的就是诗词文章思想的高度统一。因而，在北宋初期就出现了古文运动。掌首的两大流派一时以柳开、穆修为代表的复兴儒道派，他们是借用古文运动的名义实则是为复兴儒道派提出合理的幌子；另一派则是王禹偁为代表的“道”“文”派，他们不仅重视“道”在散文中的体现，同时也对“文”给予一定的地位。随着欧阳修主持文坛，欧阳修他们开始大刀阔斧的批判改革，首先批判的就是风靡

1、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

（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 ②

2、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

（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3-474页 ①

各个阶层注重文章形式结构的骈文，欧阳修他们认为骈文的形式削弱了文章本生所具有的实用性质。他们要求文章回归朴真，要更真实的反应民间疾苦，更多地为政治提供建议成为其一面镜子。在他们主导朴素流畅的文风之下，更是反对险怪偏僻生涩的以“怪”“丑”为主题的散文。由此，给清新秀丽的散文创作提供了非常干净的大环境。

苏轼作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的文人，必不可少的受到影响。加之他本身文学创作的天赋，他于1057年入京应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当时主考官、文坛盟主欧阳修的大为赞赏，以为有大家文风。四年后，苏轼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考试，所做文章受到仁宗皇帝和司马光的赏识，被列为三等（第一名），此后，苏轼就一直得到文坛的广泛赞誉。并且引起了欧阳修的注意，并意欲将他培养为下一位文坛盟主。在欧阳修主张的文艺思潮下，苏轼将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领域延生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使得散文从此在文学史中多了绚丽的一笔。苏轼在《文说》中这样说道：“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二）小前提——文学自身的修养

苏轼是一个全才，并且好学。苏辙在《亡兄子瞻墓志铭》中说：“（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他不仅博学众家，而且还有这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词人，现存诗歌二千七百多首，他是由写诗而走向写词的。他的诗歌最为可贵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而阐发真情实感。反映现实生活、关注百姓疾苦、批判弊政、彰显旷达的态度是他诗歌的主要创作方向，并具有很深的思想维度，有时也阐发出对事物规律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如他在《题西林壁》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自然现象阐发出自然哲理，从常人眼中不值一提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生发出了常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进一步在自然景色中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处事态度的深刻思考。当时的“元佑”诗坛是宋诗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王安石、黄庭坚等名家辈出，但苏轼诗无论在题材上、情感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诗人，尤其是他兼收并蓄的创作思想是其他诗人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在苏轼之前，词一直不被文人重视，认为是不入流的“小道”，填词的态度也很随意，并且以女性化的婉约为主。苏轼认为诗词本一体，词是“诗之苗裔”，正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和功能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外在的形式。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改变了人们认为“诗尊词卑”的观念，实现了词女性化的婉约主题向男性豪放主题的转变，完成了过去词只表现爱情到表现爱情和性情兼而有之的转变，使词表达人的感情的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如他在《江神子·密州出猎》中写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多处用典，表达了他为国图报的豪迈情怀。他的词像他的诗一样具有很深的思想维度，并阐发出对事物规律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如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感叹“人生如梦”。他身体力行地进行孜孜不倦的创作，现存词作三百多

首。苏轼是宋代词风转变的关键发力人和倡导者，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可见苏东坡在词方面的造诣。

正是基于诗词方面优秀的天赋和突出的诗文，因此，苏东坡有更多的时间为自身在文学领域中的拓展提供更多的题材和空间。苏东坡的散文无一不透出诗文合一的特点。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在苏东坡的散文中，不仅有着两者的统一，更是在散文中体现了诗的严谨、精辟以及词作中的优美意象和清新秀丽的风格。

二、苏轼散文创作的特色

苏轼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个有头脑、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总是习惯于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没有第三种答案，太过于坚持原则，不知道变通，而无视派系斗争的存在。改革派在位时他反对变法，于是有了“乌台诗案”；保守派在位时，他反对全部废除新法，于是有了一贬再贬，最后贬到了海南。而他的散文也是基于这样的经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一）语言特色——言有尽而意无穷

苏轼的思想融汇了儒、释、道三家真言，他经常对事物规律和人生哲理发出深入的思考。而表现在语言中就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特色。

1、自然、流畅

散中见整，清新自然。这是苏轼散文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如《放鹤亭记》中围绕着放鹤亭写了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放鹤亭是从何而来的，文中第一段就介绍了“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从而交代了亭子是谁建造的。苏轼不说建造亭子的原因，而是介绍建造亭子人的遭遇，是由于水患然后随遇而安，顺便建造的亭子，这种行为是自由自在而不是有其他政治目的或者是某种利益得失的。第二段就说明了亭子为什么取名为“放鹤亭”。是由于“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这里交代了亭子主人养鹤，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他的品行：高洁、自由、不喜约束。这时候，作者就摒弃了“放鹤亭”这一主题，而是与山人探讨了隐居之乐与南面之君的快乐是不同的。“郡守苏轼，„„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接着，最后一段山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欣然而笑”于是作者“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抒发了隐士的乐趣与帝王的是不同的，帝王爱鹤可能招致亡国，而隐士则是自由自在，不受一点约束，逍遥自在，过着放逸潇洒的生活。这是苏轼谪贬徐州时所做的一篇散文，文中记述了作者在拜访云龙山人的一件小事以及他们之间的讨论。在这一边文章中，围绕着放鹤亭，话题聊的很广，对比了朝野之乐的不同，借此以安慰作者贬谪的郁闷生活，聊以自慰。结构很宽，可是中心思想却是很明确的。也正是这一篇传记，放鹤亭因此成为古迹。

2、朴素、简净

《放鹤亭记》中“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以简单的二十六字给读者展开了一副春夏秋冬交替的景象。“春夏之交，草木际天”与“秋冬雪月，千里一色”简洁自然的16字从横向展示了四季更替之景。而以“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纵向写出了气候变化。实为妙笔生花。再如《石钟山记》中这样一节“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这里不仅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这件事情，而且从视觉、听觉和心里描写各个方面展示了石钟山这一地方的奇特。“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极其简单的交代了人物、地点、时间三要素。接着在视觉上“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区区几个字描述出地势的险绝。接着视觉就是听觉“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栩栩如生的描述使人身临其境。更绝妙的是“舟人大恐”四字，逼真的表现了月夜之下人们猎奇心里的刺激。自然流畅，行文娓娓道来，它并不刻意的去雕饰文章但是却不乏文采，并不有意追求意境而自有其意蕴的妙处，这种行文方式有很强的抒情味和感染力。

（三）表达方式——横看成岭侧成峰

苏轼在散文中的表达手法基本上有记叙、议论和抒情这三种。

1、手法的多变的记叙

以《喜雨亭记》为例。这篇散文是以建造“喜雨亭”的原因而展开的一片记叙文。记叙了作者为感谢苍天让黎明百姓丰收及时下雨而做的文章。文章记叙简单，情节紧凑，寥寥几笔记叙了这一事件，语言修辞没有过多缀余，人物也用几句简单的语言勾勒出来，事件从头写到尾不仅不让人感觉枯燥，反而处处透出“喜”字，妙趣横身。“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文章开头交代了“喜雨亭”名字的由来，是表示不忘记的意思。然后先介绍了今年是为丰年“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可是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笔锋一转，给读者留了一个悬念，情感由此低落。而后“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让读者心情又开始平稳，继而为之高兴。“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这里很明显，一条曲折的感情色彩是的叙事不再平铺直叙，有了迂回蜿蜒之意。从而增强了叙事的艺术魅力。随后，作者不从正面赞扬这场雨的及时，而是从反面让读者明晓了及时雨的作用“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这种反面切入的手法也给叙事技巧增色不少。最后一段“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就是正面交代了命名“喜雨亭”的原因以及寓意。至此，4

一篇文章浑然天成，朴素真实的还原了散文的本真面目，减少了骈文词赋的堆砌浮华之风。

2、生活气息的渐入的议论

苏轼的议论文写了很多，与前人所写不同的是苏轼的散文除了一部分的政论文之外，还有具有生活气息的一类议论文，这一类散文开拓了读者的另类视角，使得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淡化。作者开始自觉的关注人的本身需要和对于美的追求。生活气息的渐入给散文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散文可以说由此走向大众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苏轼的亭台堂阁记中有五记可谓是精品：《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每一篇传记都有各自的特色。而且，苏轼融入其中的情感特别注重自我精神的抒发，以我手写我口。充分展示了文人自觉的一面。例如《超然台记》中，议论的中心要点在第一段。“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个“乐”字，主题全出。使得通篇的基调以“乐”字始末。古人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而自古在文人的诗词歌赋中很少涉及“乐”字，认为这不利于修身养性。然而苏轼不同，不仅摆出了惊人的观点，更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举例论证“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例子“餔糟啜醨”“ 果蔬草木”来说明作者的乐是常人之乐，不同于娱乐，是生活中朴实之乐，更为下文“超然”二字奠定基础。第二段中作者一反常态，从反面举例以“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是谓求祸而辞福。”摆出了“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的感慨。接着便是细细的解释物之内外，大小之辨。由此苏轼解释了“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的原因，“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是因为人自己的原因，不能超然世事的本质，被浮云遮住双眼，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时，为了增强可信度，苏轼接着讲述了自己“自钱塘移守胶西”之时的境遇是被常人看作是艰辛痛苦的“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们常说苏轼是不快乐的，可是“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原因就是自己的心态放的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边。”这篇议论文通篇行文恣肆，雄辩滔滔，布局精妙，第一段摆出“乐”字得中心主题，第二段讲述“求祸而辞福”的原因，并指出弊端。第三段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表明人心态的重要性，第五段则是点题，指出“超然台”这一借体。这种挥洒自如、出世超然的笔调后然少有可比者。

3、景语而入情语始出的抒情

抒情可以说是各个诗人词人作家的拿手好戏。苏轼不例外，可是，他却另辟蹊径，不直接言情而是融情于景。如《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史已经四年的时候偶感而作的一篇散文。可以分三层，第一层点明了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起因“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人物“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就在这样的夜里，苏轼失眠，正好又有如此的好景，顿时起兴，念道没有人同乐者，于是找

到了张怀明，张怀民和苏轼一样，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两人多少有些同感。正巧张怀明也未睡。于是二人一起出去散步。这一段的叙事流畅朴质，没有缀余，干净利落。第二层则是经典“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区区十八字逼真的写出了当时之情境，“积水空明”通过水的清明，侧面展示出月光的皎洁，而“空”“明”二字有及见其造景功力，无意间将意境倾斜而出。“藻荇交横”同样从反面竹柏在庭院中的倒影描写出庭院的清幽、干净，营造了淡雅的氛围。这里的描写可谓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凝练的手法使得画面横生立体感，不仅动静交杂，更是有时空变换之感，并且作者用的事物“松”“柏”“月” 在文人心中都是象牙顶中的美好事物。苏轼曾这样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可见，作者在这里的景物其实就是自己内心得写照。作者随意之笔反倒更加烘托出绝妙的意境。第三层精简的指出了这一夜作者生发的情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二字在这种两个连用的反问，又接着自话自答的句式中，很委婉的表达出二人的不如意。

然而苏轼记叙文最高水平的表现并不是可以单独分开而言的。而是将叙事、议论、抒情三者出神入化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如《石钟山记》中，他围绕探寻石钟山山名的由来作了详细记述，先讲郦道元的观点，又讲小僧持斧敲击石块发出声音，他均表示有疑点，而后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亲自探寻的过程，并夹杂了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意境十分优美，最终找到了真正的答案，并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结论。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也是如实显示出三者的有机统一的。

三、独树一帜的特色

（一）韩愈——佶屈聱牙创新声

韩愈是一个个性独特，变现欲望很强烈的人，“花钱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韩愈主张散文创作要“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是又不是将古人的东西完全照搬过来。韩愈主张要在儒家礼法的规则下充分张扬自身的个性以及修炼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达到人文的和谐统一。而且，学习古人不能照搬古人的词句章法，而是要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特色，从而把“文以明道”的思想贯穿其中。因此，在韩愈的散文中，创新的因素很多，他的诗文多奇绝险怪，往往涉及让人不敢涉猎的领域。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词语的创新上。比如在《送穷文》中就有“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中的“面目可憎”以及“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中的“垂头丧气”一直到了现代都是生动鲜明的词语。而且，在《送穷文》中，作者使用了寓庄於谐的手法，使得文章将作者把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文中主人翁被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个穷鬼纠缠，使他一生困顿。于是，主人翁决定送走这五个穷鬼。“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粮，牛系轭下，引帆上樯。”可是穷鬼们却应答的从容不迫，颇为诙谐“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太学四年，朝韮暮盐，唯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於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 五鬼道出他们的忠心耿耿。然后又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时，乃与天通。”告诉了主人翁虽然他不为世间理解，不合于世，可是，有了他们的帮助，却可以是他“百世不磨”。这种笔调更多的充斥着自嘲的口吻，而且，行文之间更具有戏剧性，语言的新颖也使得文章

更增添亮色。《送穷文》虽是记叙文，但是，可以看出，苏轼创作与其的不同。比如，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苏轼记叙的不仅从语言还是技巧，都是为读者营造一种意境；然而，韩愈却不一样，他不重注意境的营造，而是，用新颖的笔调将人们常见的题材改用不同常人的手法，或用拟人，或用诙谐的语调，总之，是不走寻常路。而且，韩愈的散文和小品文多选用旁人不用的题材，以用来展示个人写作的独特性。

（二）王安石——雅丽脱俗孕新风

王安石在政治上颇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诗文创作中也是特别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在《上文书》中他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而且，王安石在散文中这种政论性体现的尤其明显。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甚至可以看成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甚至于自古以来就被人津津乐道的《游褒禅山记》也是有近半篇的篇幅讨论哲理性的问题。这篇文章于苏轼的《石钟山记》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首先，《游褒禅山记》是在宋仁宗至和元年，王安石志得意满之时所做的文章；《石钟山记》则是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谪时期所做，心中愤懑由此可见。然而，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显示出来的严密的行文作风，与当时他在政治上的变法精神又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文中的恣肆行文可以看出他当时的饱满精神。“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已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体现了王安石写作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不同于王安石的是，苏轼在文中处处洋溢着超然情怀，虽然对自己的遭遇不安而又无奈，但是，苏轼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且随遇而安，不可以追求功名利禄。真正做到了文人的自觉心态。“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同样是对景物的概况发出的感慨，但是却有这天差地别的情怀。由此可知二人行文作风的不同。

总而言之，苏轼作为文学大家，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不仅在诗词方面给予现代人以准绳，而且，他的文学作品中阐释的儒释道精神更是留给后世研究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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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东坡词研究新思维》 饶晓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08出版)

10、《苏轼及其时代》 杨东声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08出版)

11、《宋词说宋史》 诸葛忆兵 中华书局(2008-12出版)

12、《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1辑)》 朱瑞熙、王曾瑜、蔡东洲 巴蜀书社(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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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史》脱脱 中华书局(2004-04出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