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七巷导游词

第一篇：三坊七巷导游词

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

三坊七巷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福州老城区经历了建国后的拆迁建设后仅存下来的一部分。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1】

福州至今还保存相当一部分自唐宋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坊巷，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坊七巷”的“三坊”，系指衣锦坊、文儒坊和光禄坊。三坊均位于南后街之西侧，隔街与东侧之“七巷”相通.衣锦坊，旧名通潮巷。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5年)陆蕴、陆藻兄弟居于此地，两兄弟才华横送，名重一时。陆蕴官任福州知州，陆藻官任泉州知州，两人回乡时命此坊为“棣锦坊”。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王益样任江东提刑，退休后也居于此地，将棣锦改名为衣锦，以示衣锦返乡之意。

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坊，以宋代祭酒郑穆居于此，改为文儒坊。因为坊里除了郑穆之外，还先后住有九门提督、台湾总兵甘国宝，抗倭名将、七省经略张经，清光绪皇帝老师陈宝琛之父陈承裘，《福建通志》主编陈衍等儒林名士，故称儒林坊名符其实。

光禄坊，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以光禄大夫身份任福州知州的程师孟，常到坊里的法禅寺游览，见池畔有一块大岩石，便登石吟诗，故被称为“光禄吟台”，而此坊也改名为光禄坊。程师孟题吟的“光禄吟台”四个篆字石刻今尚存。

“三坊七巷”中的七巷均位于南后街之东侧，由北向南分别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

三坊七巷导游词范文【2】

各位游客：

大家好!今天我讲解的内容是福州明清时期古建筑瑰宝三坊七巷。

榕城福州，鼓楼区繁华闹市的高楼之侧，有一片巷陌纵横、青石铺地的古老街区。这就是被建筑界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的福州三坊七巷。三坊七巷地处市中心，东临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杨桥路，南达吉庇巷、光禄坊，向西三条称“坊”，向东七条称“巷”，自北而南依次为：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总占地面积公顷(亩)。由于吉庇巷、杨桥巷和光禄坊改建为马路，现在保存的实际只有二坊五巷。即使如此，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居民区内，仍然保留着丰富的文物古迹，保存一批名人故居和明清时代的建筑。在这居民区内，坊巷纵横，石板铺地;白墙青瓦，结构严谨;房屋精致，匠艺奇巧，集中体现了闽越古城的民居特色，是闽江文化的荟萃之所，被建筑界喻为一座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三坊七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的主要标志，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近代诗人陈衍诗云：“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大约就是“三坊七巷”的由来。

三坊七巷的民风民俗也是福州民风民俗的代表，许多节俗活动中心常集中在三坊七巷，它包括民间信仰、岁时节庆活动、建筑物中的民俗等。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难得渡，等妹撑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几时返”这是唐朝观察使常衮作的一首民谣。它曾给居住在三坊七巷的几代百姓带来多少童年的回忆。直到现在，特别是老一辈人听到这首琅琅上口的民谣仍激动不已。

三坊七巷，以她近三百座的明清民居古建筑物闻名于世。古老的街巷，完整的坊里，配以古河道、古桥梁、古榕树，形成了古朴而富有特色的传统风貌，引起了国内外许多文物考古专家的广泛兴趣，成为游客前来福州的必到之处。可以说，她是“全国少见，江南仅有”。而老家在福州的海外游子，三坊七巷是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忘怀的故园乡土。

“三坊七巷”的路，绝对是小路，也许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小，小得只能并排走两顶轿子吧!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路不在大，有人则名。就是从这样的小巷里，历代走出了多少风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他们走出幽深的坊巷，走向八闽大地，走向五湖四海，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们为“三坊七巷”增光，“三坊七巷”也为有他们而骄傲。

三坊七巷的古建筑风貌主要表现在：石板深巷，青瓦粉墙，各式精雕细刻的门罩，风火墙式的多进院落，从高处府视犹如海上层层波浪，那此起彼落的万倾波涛既无比壮观又震撼人心。

三坊七巷不仅以她的古建筑闻名于世，她还代表了福州人重教育，好读书的优良传统，科举之盛，在全国也属罕见。南宋著名学者，被称为与朱熹、张轼齐名的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在福州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这首诗也是三坊七巷的生动写照，说明了福州读书人之多，以及深夜苦读的生动景象。

“三坊七巷”是福州历史的的见证;“三坊七巷”是闽江流域人民智慧的结晶;“三坊七巷”更是福州人文荟萃的缩影。它记录了唐末五代时闽王王审知立国的史实，记录了宋末端宗南明隆武皇帝在福州称帝的经历。它吹洒着辛亥革命的风雨，传播着北京“五四”运动在福州的影响。三坊七巷历代累计出过举人300多名、进士150多名，这些坊巷内曾经居住过上百名高官显贵、学者名流，唐著名学者黄璞，宋理学家陈襄、晚唐诗人陈烈、状元郑性之、明抗倭名将张经、清巡抚沈葆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等等都曾在三坊七巷居住过，还有黄花岗著名烈士林觉民。说到林觉民我们不能不提到他的《与妻书》。林觉民牺牲后，全家为了避祸匿居在光禄坊早题巷一处许家院宅。一天晚上，有人悄悄地将林觉民写给父亲及妻子的遗书塞进门缝，林觉民的妻子一直将这封信珍藏到辛亥革命福州光复后。这一如诗如画的名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仅表达了夫妻间深深的歉疚和殷殷的情意，而且表达了“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谋永福”的革命精神和伟大情怀，激励了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与妻书》中也十分细腻地表达了烈士对故里“三坊七巷”的眷恋之情，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屋，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看到这，我们怎能不为烈士牺牲前对亲人和美丽家园“三坊七巷”深深眷恋之情所震憾呢!谁没有亲人，谁没有自己的家园可林觉民却英勇奋战，在负伤被擒受审时仍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富强则吾死瞑目矣”，这就是革命者何等博大情怀!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让我们再一次感悟到故乡“三坊七巷”古老厚重的文化对我们的培养和熏陶。

各位团友，“三坊七巷”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集合的时间是×时×分，各位朋友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动、照相，我们准时在这里集中上车，谢谢大家。

第二篇：三坊七巷导游词

三坊七巷导游词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坊七巷景区参观游览，我是讲解员**首先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三坊七巷景区的总体概况。三坊七巷景区位于千年古城福州市中心，占地面积约40公顷。三坊七巷最早形成是在西晋308年，建筑格局形成于唐天复元年代（901年），繁荣于明清时期，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以南后街为中轴，向西伸出了三个坊（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向东伸出七条巷（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排列整齐，纵向有序，形成“鱼骨状”传统街巷格局，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称为“三坊七巷”。历经千余年来，仍完整保留着唐宋遗留下来的坊巷格局，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被誉为“里坊制度活化石”；现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200多座159处，包括国家级9处，省市级19处，历史保护古建筑131处，文保单位众多，集中程度堪称全国唯一，被我国建筑学界誉为“明清建筑博物馆”；不仅如此，三坊七巷还是历代名人聚居地，在这不足40公顷的土地上曾先后走出历代名人达400多位，尤其是曾涌现出了林则徐、严复、林觉民、冰心、林徽因、沈葆桢、陈宝琛等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美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领略三坊七巷历史神韵和闽都文化的精髓。

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一座居住着近现代两位名人的故居，一位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林觉民是辛亥广州起义杰出代表人物，林觉民遇难后，临时知县的岳父陈元凯连夜托人到福州告知此事，全家为避祸搬到光禄坊的早题巷。后来，谢冰心的祖父谢銮恩买下了这栋旧居。

说到林觉民我们不能不提到他的《与妻书》。这一如诗如画的名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仅表达了夫妻间深深的歉疚和殷殷的情意，而且表达了“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谋永福”的革命精神和伟大情怀，激励了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三坊七巷的主入口牌坊。福州三坊七巷不仅仅是三条“坊”和七条“巷”，还有一条闻名遐迩的南后街。在南后街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州的三宝，福州的脱胎漆器，牛角梳和油纸伞，还有福州著名的寿山石和软木画，各色各样的福州小吃。

各位团友！走过了杨桥路，我们首先来到左边的这条巷就是七巷之一的郎官巷。为什么这叫郎官巷呢？北宋有个叫刘涛的人，他是郎官，他的子孙皆为郎官，所以叫此巷为郎官巷。接下来请大家参观严复晚年的居所---严复故居。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的杰出代表。严复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公学校长等职。严复译述《天演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黄巷，历史上出现了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其中较大的一支黄氏家族入闽后，聚居于此，开始有了黄巷的地名。该巷以小黄楼著称

我们来到三坊中的第一坊——衣锦坊。衣锦坊最早的名字叫“通潮巷”，是三坊七巷中最靠近福州西湖的。据说，当年西湖的湖水与巷子里的沟渠相通。衣锦坊的水榭戏台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让我们再一次感悟到故乡“三坊七巷”古老厚重的文化对我们的培养和熏陶。

各位团友，“三坊七巷”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集合的时间是×时×分，各位朋友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动、照相，我们准时在这里集中上车，谢谢大家。

第三篇：福州三坊七巷导游词

三坊七巷自晋、唐形成起，便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聚居地，清至民国走向辉煌。区域内现存古民居约有270座，有159处被列入保护建筑。以沈葆桢故居、林觉民故居、严复故居等9处典型建筑为代表的三坊七巷古建筑群，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福州三坊七巷导游词，欢迎借鉴参考。福州三坊七巷导游词（一）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郑嵘，你们可以叫我小郑。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游览世界有名的五A级景区——三坊七巷。

这是大名鼎鼎的三坊七巷，它被人们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三坊七巷占地约38.35平方公顷。其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分别是杨桥巷、朗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

大家跟我来，这是衣锦坊。到了衣锦坊，我就要给大家说一个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位书生，才高八斗，可次次应试都名落孙山，街坊邻居都看不起他。后来，他终于考中了进士，做了官。晚年衣锦还乡，其地就叫衣锦坊。

大家再看看这朗官巷，朗官巷是宋代有名的坊埠，因宋代刘涛居住在此，子孙数代皆为朗官。故名叫朗官巷。

你们瞧，这是宫巷里的沈葆桢故居。他于道光20年中举人，过了七年中了进士。他是林则徐的次婿，是清代第一任船政大臣。

现在，我们要求品尝一下福州的特色小吃——鱼丸。鱼丸是我们福州的美食亮点。那白白的鱼丸皮，像棉花一样软软的，咬一小口，肉的香味扑鼻而来，味道香浓，就是你一点儿也不想吃，也会被那香气迷住。

时间过得真快，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了，我们可以自由玩耍，记住1小时后在这里集合，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1、请不要乱扔垃圾

2、请不要乱刻乱画

3、请不要折花

4、请不要爬树

希望您能做到，谢谢！

福州是一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名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设福州都督府始称福州。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扩建城池，将风景秀丽的乌山、于山、屏山圈入城内，从此福州成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城市。“三山”成了福州的别名。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面积1196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总面积1043平方公里；总人口48O多万，其中城区人口116万。“因州北有福山”，故名福州，又因900多年前就遍植榕树，“绿阴满城，暑不张盖”，故又有“榕城”的美称。现辖鼓楼、台江、仓山、马尾、晋安五个区和福清、闽侯、罗源、连江、长乐、平潭、闽清、永泰等二市六县。居民以汉族为主，还有畲、满、苗、回等20多个少数民族。福州依山傍海，气候宜人，绿树常青，属暖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9.6℃，最冷1月平均气温为10.5℃，最热7月平均气温为28.6℃，年均降水量1342.5毫米。最佳旅游季节为每年4～11月。市区内有闻名全国的温泉。

各位团友，今天我讲解的内容是福州明清时期古建筑瑰宝——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地处市中心，东临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杨桥路，南达吉庇巷、光禄坊，占地约40公顷，现居民3678户，人口14000余人。三坊七巷是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条坊巷的简称。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由于吉庇巷、杨桥巷和光禄坊改建为马路，现在保存的实际只有二坊五巷。即使如此，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居民区内，仍然保留着丰富的文物古迹，保存一批名人故居和明清时代的建筑。在这居民区内，坊巷纵横，石板铺地；白墙青瓦，结构严谨；房屋精致，匠艺奇巧，集中体现了闽越古城的民居特色，是闽江文化的荟萃之所，被建筑界喻为一座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三坊七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的主要标志，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近代诗人陈衍诗云：“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这大约就是“三坊七巷”的由来。

三坊七巷的民风民俗也是福州民风民俗的代表，许多节俗活动常以三坊七巷为中心，它包括民间信仰、岁时节庆活动、建筑物中的民俗等。

“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难得渡，等妹撑船来接郎。问郎长，问郎短，问郎几时返？”这是唐朝观察使常衮作的一首民谣。它曾给居住在三坊七巷的几代百姓带来多少童年的回忆。直到现在，特别是老一辈人听到这首琅琅上口的民谣仍激动不已。

三坊七巷，以它近300座的明清民居古建筑物闻名于世。古老的街巷，完整的坊里，配以古河道、古桥梁、古榕树，形成了古朴而富有特色的传统风貌，引起了国内外许多文物考古专家的广泛兴趣，成为游客前来福州的必到之处。可以说，它是“全国少见，江南仅有”。而老家在福州的海外游子，三坊七巷是他们魂牵梦绕、难以忘怀的故园乡土。

福州至今还保存相当一部分自唐宋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坊巷，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坊七巷”的“三坊”，系指衣锦坊、文儒坊和光禄坊。三坊均位于南后街之西侧，隔街与东侧之“七巷”相通、衣锦坊，旧名通潮巷。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5年）陆蕴、陆藻兄弟居于此地，两兄弟才华横送，名重一时。陆蕴官任福州知州，陆藻官任泉州知州，两人回乡时命此坊为“棣锦坊”。南宋淳熙年间，王样任江东提刑，退休后也居于此地，将棣锦改名为衣锦，以示衣锦返乡之意。

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坊，以宋代祭酒郑穆居于此，改为文儒坊。因为坊里除了郑穆之外，还先后住有九门提督、宝岛总兵甘国宝，抗倭名将、七省经略张经，清光绪皇帝老师陈宝琛之父陈承裘，《福建通志》主编陈衍等儒林名士，故称儒林坊名符其实。

光禄坊，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以光禄大夫身份任福州知州的程师孟，常到坊里的法禅寺游览，见池畔有一块大岩石，便登石吟诗，故被称为“光禄吟台”，而此坊也改名为光禄坊。程师孟题吟的“光禄吟台”四个篆字石刻今尚存。

“三坊七巷”中的七巷均位于南后街之东侧，由北向南分别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

福州这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中心，坐落着这片遐迩闻名的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它占地约40公顷，由三个坊、七条巷和一条中轴街肆组成，分别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和南后街，因此自古就被称为“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清鼎盛，古老的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留完整，是中国都市仅存的一块“里坊制度活化石”坊巷内保存有200余座古建筑，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省、市级文保单位和历史保护建筑数量众多，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明清建筑博物馆”。

三坊七巷因地灵而人杰，这里一直是“闽都名人的聚居地”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宝琛、林觉民、林旭、冰心、林纾等大量对当时社会乃至中国近现代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皆出自于此，使得这块热土充满了特殊的人文价值和不散的灵性及才情，成为福州的骄傲。

习惯上讲，我们都先说三坊后讲七巷，其实，从建筑位置来分析应该是先有七巷后有三坊。唐代的先民们先是沿着城市的轴线——南街，建起了一组排列工整的“新村”。然后，再隔一条南后街，向西发展，建起一组坊巷，成为以南后街为中心轴线的“非”字形结构的街区。经过千百年的风雨变迁，大多于宋代定下坊巷之名，于明清时代形成今天建筑格局，成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

从建筑空间的处理来看，三坊七巷在中轴线上的主厅堂，比北方的厅堂明显高、大、宽，与其他廊、榭等建筑形成高低错落，活泼而又极富变化的空间格局。厅堂一般是开敞式的，与天井融为一体。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了使厅堂显得高大、宽敞、开放，一般在廊轩的处理上着力，承檐的檩木，或再加一根协助承檐的檩木，都特意采用粗大的而长的优质硬木材，并用减柱造的办法，使的厅堂前无任何障碍，这在北方建筑及其他南方建筑中，都极少见到。例如宫巷林聪彝故居之轿厅以及祠庙的戏台，均是如此处理。这是福州古建筑的重要特色之一。

三坊七巷除了在布局结构上与众不同之外，在围墙、雕饰、门面上都很有特色。

第四篇：福州三坊七巷导游词

各位游客：

福州至今还保存相当一部分自唐宋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坊巷，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坊七巷”的“三坊”，系指衣锦坊、文儒坊和光禄坊。三坊均位于南后街之西侧，隔街与东侧之“七巷”相通.衣锦坊，旧名通潮巷。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5年)陆蕴、陆藻兄弟居于此地，两兄弟才华横送，名重一时。陆蕴官任福州知州，陆藻官任泉州知州，两人回乡时命此坊为“棣锦坊”。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王益样任江东提刑，退休后也居于此地，将棣锦改名为衣锦，以示衣锦返乡之意。

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坊，以宋代祭酒郑穆居于此，改为文儒坊。因为坊里除了郑穆之外，还先后住有九门提督、台湾总兵甘国宝，抗倭名将、七省经略张经，清光绪皇帝老师陈宝琛之父陈承裘，《福建通志》主编陈衍等儒林名士，故称儒林坊名符其实。

光禄坊，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以光禄大夫身份任福州知州的程师孟，常到坊里的法禅寺游览，见池畔有一块大岩石，便登石吟诗，故被称为“光禄吟台”，而此坊也改名为光禄坊。程师孟题吟的“光禄吟台”四个篆字石刻今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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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中的七巷均位于南后街之东侧，由北向南分别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

第五篇：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名人----林纾

林纾其人与玉尺山典屋

高一（6）班

38号

叶海旻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晚号蠡叟、贱卓翁、餐英居士、射九，闽县莲塘（今鼓楼区莲宅村）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后屡试进士不第。先后在福州苍霞精舍、杭州东城讲舍，北京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书。林纾是一个不懂外文、凭借他人口译的文学翻译家，一生翻译外国作品246种，其中已发表222种，未刊作品24种，涉及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11个国家107名作家。林纾不但是个翻译家，而且还是个古文学家、诗人、画家。他遗有长篇小说、文集、传记、画论等37部作品，并遗存115篇短小说、诗、词曲，及数百成千幅画卷。林纾是我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奠基人，他打开我国通向世界的文学窗口，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他精通古文，是我国文学巨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鲁迅、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庐隐、苏雪林等作家都受其影响。郭沫若说：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林纾出生于福州，前半生在福州度过，先后住于莲塘祖居、玉尺山典屋、横山老屋、龙潭精舍、苍霞书院，并寓居马尾。

林纾出生在何处问题尚有争议，一说出生在侯官玉尺山，一说出生在闽县莲塘。笔者曾拜访林纾孙子、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林大诚及林纾在福州的族亲，他们认为林纾出生在莲堂祖居右厢房。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肯定林纾少时居住玉尺山，但否定其出生玉尺山之说，认为“林纾父亲林国铨，大约十三四岁时，也开始经商。林纾出生后，林国铨随盐官在闽北建宁办盐务，逐渐攒了些钱，在„„玉尺山典得房屋居住”。

玉尺山，又称闽山，即今光禄吟台一带，在福州市乌石山北侧，位于今光禄坊原福建省高等法院内。

林纾居住的典屋早已毁没。但林纾一家在玉尺山典屋被欺诈的遭遇，却使他一生难忘。林纾在《先太母陈太孺人事略》记载：“是年叔父静庵生，举家渐渐得不馁。城中某公治鹾于建宁，廉先君能，则尽属以事。于是积千金，典得屋宇于玉尺山之趺”。咸丰十年（1860年），林纾九岁时，“闽中使用铁钱，钱千抵铜钱百。然典卷中但书钱数，不署其为铜钱。有陈莲峰者，以孝廉武断乡曲，操卷提铁钱一千五百缗赎吾屋，实则值钱百有五十。时闽俗厚礼重科名。陈莲峰至吾家，飞掷杯碗，推折几案„„”林纾父母被迫退回典契，移家于今福州

第四中学所在地南台山东北侧的横山三间陋室。

三坊七巷名人研究———林纾

高一（6）班

38号

叶海旻

其文字之秀美经济，可见一斑。林先生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林纾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自13龄至于20，“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2000余卷。31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无有此种深厚功夫，焉得有如此华美文字。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轰动效应，极大地激发了林纾的译书热。他自称所选译作，“力翻可以警觉世士之书，以振吾国人果毅之气”，为“爱国保种之一助”。他每天工作4个小时，可翻译6000字左右。从1901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译作问世，最多的年份竟达15种。据统计，林纾自46岁初涉翻译，到70岁辍笔，与王寿昌、魏易、严培南、严璩、曾宗巩、李世中、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骥、廖琨、王庆通等口译者合作，共翻译出版英、美、法、俄、德、日本、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84种作品，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余种。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唐吉诃德》)，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笛符的《鲁滨逊漂流记》，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以及《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海外轩渠录》(《5格列佛游记》)、《伊索寓言》等等。对外国文学翻译投入了大量精力的林纾，无疑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奠基人。

林纾小说一出，北大舆论一时哗然，群情激愤。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界正掀起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撼动了文言的主导地位，拉开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序幕。林纾小说的出笼，无疑被定论为开历史的倒车。胡适等断言“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林纾对此极为不满，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起而反对，反唇相讥曰白话乃“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

真理往

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回审，这场论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虽然倡导白话文起到了文化普及的功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矫枉过正，兴“白”灭“文”的结果，不但截断了中华语言文字的血脉，而且滋长了国人的惰性。可当时却是以林纾“国粹派”的全面败溃而告终的。在深爱着左(左思明)马(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

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废除文言无异趋返野蛮，其实，纵观历史，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自己还身体力行写过一些白话诗。他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具体说就是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痛心疾首的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的斩尽杀绝姿态，林纾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疾呼“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废除，中国的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其实，自汉语言诞生，文言文就伴随中华民族(汉族为主)的繁茂衍生而不断发展昌盛。它承载着厚重、古老的中华古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创业的艰辛。可以说，是中华古文明孕育了汉语言、汉字、文言文，而汉语言、汉字、文言文又忠实地记录、亲密地伴随、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古文明。没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是不可能绵延数千年的。只看到文言文的缺陷，忽视文言文在中华古文明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那只能是一种割断历史传承关系不负责行为。文言和中华古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要我们还需要汲取中华古文明的营养，我们也就永远无法拒绝文言文。将文言文和白话文简单地比成新旧事物间的对抗,是非常荒谬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应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这才是汉语言嬗变发展的实际轨道。相较于绵延数千年的文言文，白话文尚为一黄口幼儿，需文言文之永远滋养。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以古代汉语为载体的，要学习、研究、继承古代文化，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非掌握古代汉语不可。我们不能因其“难学难用”而加以抛弃。

三坊七巷名人研究———林纾

高一（6）班

38号

叶海旻

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其译作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林译小说恰似一扇洞开的窗牖，国人首次从此洞悉西方世界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整整一代人，中国新文化的诞生，林纾实乃其先驱。

每次重读林纾,笔者都为琴南先生博瞻秀美的文字功夫所慑服倾倒。林

译小说恰似一扇洞开的窗牖，晚清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坦承，对西方文化之兴趣，实从林译小说始；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之成形，林译小说实有开拓之功。中国小说作为“文学之上乘”地位之奠立，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然林译小说恰为梁氏言论之最有力支撑——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靠梁氏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实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暂短时间彻底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中国新文化的诞生，林纾实乃其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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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群星璀璨，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上下却“黯然失色”、“顿失滔滔”，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几近于无。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国人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无法接受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因此也就没有了20世纪上半叶大师们具有的那种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也就缺少了大师们少年时期就基本形成的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意识流”，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因此学习汉语言，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正如林语堂先生言：“古者则幽深

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香港著名语言学者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苍然深邃，情致极焉’。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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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旻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以“林纾小说丛书”形式陆续刊行林纾的译作，“林译小说”也成为专有名词受到社会承认。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难怪精通多种外文、精通原文的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50多岁后还觉得林译小说仍有其魅力，接二连三地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许多部林译小说都值得重读。尽管其作品有很多缺憾，但我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林纾，是他给中国早早地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琴南先生无疑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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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旻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开始以“林纾小说丛书”形式陆续刊行林纾的译作，“林译小说”也成为专有名词受到社会承认。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难怪精通多种外文、精通原文的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在50多岁后还觉得林译小说仍有其魅力，接二连三地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发现许多部林译小说都值得重读。尽管其作品有很多缺憾，但我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林纾，是他给中国早早地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琴南先生无疑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之开山祖师、译界泰斗。他的翻译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从内容的转达上说，林纾的翻译同时达到了“再现”和“叙述“”的境地，他的译作不但保持

了原文的风格情调，大部分兼有文字和神韵之美，其中有些甚而高于原作。许多学者认为，林纾是我国第一个“有创作精神”的文学翻译家，其翻译的狄更斯作品远比原作更胜一筹[3](P4)。他甚至连原作中的幽默风味和巧妙的遣词造句也能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在钱钟书先生看来，林译的一个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外国的文字“归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4](P22)，从而创造出一种与原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更大差异的新的“欧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钱钟书推心置腹的评论，为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林纾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先驱地位以及他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奠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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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旻

作为一代翻译家，如何面对西方，是讨论林译小说时不可能回避的问题，这必然同时关涉另一问题：如何看待传统。

“传统”是一个笼统的词汇，尤其是对于一个有着千年文明或曰“传统”的大国，很难讲“传统”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起，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乱世，及至后来，不仅是没有改观，甚至是越演越烈。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到义和团；从戊戌变法到后来的辛亥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内忧外患一起涌现，或者说，是“外患”的出现尤其凸现了“内忧”，这令人不得不反思。于是，家国之梦的破灭使得林纾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审视“传统”，而且要彻底改观窳败的现实，它的方法就是从洋务派就已开始的“倡西学”。

林纾是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学交流的第一人，他也一度被视为一个先进思想的提倡者：倡西学、兴女学、办实业。他知道 “存名失实之衣冠礼乐、节义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强国。”（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年）虽然这不足以说明林纾对数千年中国封建思想的支柱——儒学失去信心，但至少他已经注意到空谈传统的弊端，于是他力主学习西方，倡西学——或曰新学，走向富强之路。这是他作为一介文人为积弱的天朝大国开出的救世良方，也是他努力译书的目的所在。

“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黑奴吁天录跋》，1901年）他诚恳地劝慰青年后学“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1905年）他严厉抨击泥古不化、嗜痂成癖的守旧态度，认为国人当时对西方存有很多误解，以为“

欧洲为不父之国”，“西学为不孝之学”，“故勋阀子弟有终身不近西学，宁钻求于故纸者。”但是林纾的忧虑是“顾勋阀子弟为仕至速，秉政亦至易。若秉政者斥西学，西学又乌能昌！”(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1905年）相对于同时代那些抱残守缺的文人来说，林纾的思想可谓开明、豁达，这种毫不偏狭的文化交流的心态在本世纪初实属不易。

但是，林纾希望在西方的书籍中“过滤”出一个强国之方，“想今日社会将渐渐化为巴黎矣！呜呼！果能为巴黎者，虽不名为盛强，尚称曰巨富；——若男不事生产，女不守阃范，但能袭巴黎淫荡之风，不能学法人治生之术，国不国矣！” 他害怕中国人的惰性使得国人被西方的浮靡和虚荣那些等而下之的风气所感染，违背了力介西学者的初衷。他还说：“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维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而。”(林纾：《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序》，1904年)西方固然可学，但也不能因此而产生迷信，甚至神化它。说西方比当时之中国“新”，林纾没有意见，但他使用了汉人桓谭《新论伤谗》中“誉人不增其义，则闻者不快于心；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满于耳”的典故，提醒人们，任意夸大西方的优势或将这种优势绝对化都并不是明智之举。今日想来，林纾对国风大变所怀有的兴奋和焦虑倒是理智冷静得多，绝不仅仅是一个“保守”所能简单概括的。关于这一点，寒光在《林琴南》一文中早有发现。

译介西洋文学，提倡西学，被林纾看作是自己的“实业”。正是在对西方的译介中，林纾获得了一种新的视野，使他参照西方得以发现本国的问题。在译作的序跋中，林纾对中国传统中的官本位和专制政体的弊端大肆抨击，他指出“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因此为了得官，人人去学法政，因为“朝廷之取仕，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1907年)林纾对官本位的批判是与“实业兴国”联系在一起的，他借助域外小说的窗口，得以窥见西方昌盛的秘密，以自己的理解建构了新的价值观，发出了对中国传统封建“官本位”的批判。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努力适应世界的变化，希望走入现代化的洪流。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光绪末年的预备立宪和废除科举都是自上而下的谋求现代化的努力。西方列强在开明的士大夫或如林纾般的知识分

子眼中，是作为敌人和老师这样双重角色被接受和理解的。在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态度下，中国人不得不低下头来，以西方为师。这样的缘起，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等到出现西方民族主义产生时成熟的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它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近代西方武力入侵的激发下提早诞生了。于是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并且较之更复杂的面貌。在中国，无论哪个阶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根深蒂固的，也许过去这种认同是一种潜流，但一经外力的作用，它便迅速跃升到激烈的表现，这种激烈的状态需要有一定的寄托物，于是对于有着悠久传统的泱泱大国来说，能够代表并承载这份认同的便常常表现为对一国之君的效忠，它尽管还谈不上是现代真正的民族主义，但它已经蕴含了现代民族主义中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认同。林纾这种建立在中国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下的西方观，使得他既大力提倡西学，同时又保持对西方的警觉；向往西方的富强，但又效忠清室，晚年甚至几谒清陵。

虽然林纾在力倡西学，本人也在身体力行大量翻译西书，然而他也像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西方保持着警觉。正如美国学者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批判的那样，西方对于中国并不是唯一的救世良方，当时的中国也并不只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主要或只可能从无力与西方抗争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法加以解决”，只不过“就在此时西方登场了。” 林纾的西学观乃是承继着中国传统改革者的思路，在种种尝试之下，再增添一种可能，只不过这种可能正因为有了前几次的失败显得更迫切（但并不过于狂热），因为对于林纾来说他只是想用西方的“器”和“用”做工具而已，这“工具”有弊端、有弱点的部分当然应该加以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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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前半生并无过人之处，他的真正成名是在中年以后，其原因一是古文做得好，被誉为清末桐城派古文的殿军；一个是大量译介域外小说，影响甚大。从这两点看，一开始，林纾就被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新旧冲突中，他自己更是由此而开始了暧昧不清的纠缠，开始了在这新旧杂陈时代的身份认同危机。

中国近代的启蒙者在外力（西方）的冲击下，努力译介着西方，这个“西方”也使得他们更清楚地关注到传统中的痼疾，但是真正西方启蒙主义的“理性”批判传统还没有

建立，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对于“西学”、“女权”的认识还只是以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者的面貌出现的。林纾在观念上的开明和实际行为上的保守证明他只是在意识上朦胧地觉察到“变”之必然的趋势。天朝大国几千年来第一次不得不无奈地抬眼西望，不得不接受弱国寡民的现实，但是关于“变”的程度和标准，作为旧知识分子的林纾还没有成熟的想法，或许他觉得这还不是实践的时候。观念意识的“超前”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因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总是首先开始于书面的讨论，当真正要面对行为时，他们不免要有顾虑、彷徨和困惑。“由观念变迁、宣扬西化，到开始从实践中改变行为、创造模式”那要等到“五四”新一代青年去实现它。

西方关于“身份”的理论内容庞杂，主要说来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思潮。心理学家艾里克森（Erick Erikson）提出身份发展模式，他认为“身份发展指的是个性的发展，是一种在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中关于自我的固定的核心意识。身份的发展过程是通过发展的每一阶段的一系列特殊任务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虽然它发生在社会环境的背景中。”而社会学的传统认为身份的“重点不在自我的内心生活上，而在于身份的社会组成部分，以及变化的可能性。” 对于林纾来说构成其身份的固然包括内在心理，但身份的社会组成更为重要。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的行为预期，它处于个人和社会的交互作用之间，因此它是变化的，是人们为作为客体的自我所赋予的意义。

作为晚清的举人，林纾绝对算不得是传统士林的代表，但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后，他俨然又被视为封建的正统文人。而林译小说的功用也不时发生着变化，张恨水曾两读林译小说，目的却不同。新文化运动前，他“从林译小说学到许多描写手法”，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后，他已受朋友的影响致力于古文，于是他把自己家里的林译小说“都拿出来仔细研究一番”。从西方小说描写的范本，变成古文学习的榜样，不过几年时间，林译小说从“新”变“旧”，林纾的身份也在翻译家和古文家之间不断游离飘忽。正如刘禾在论及中国文学新经典的塑造时指出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就面临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的实质在于中国人企图利用非中国的或中国之外的东西来建构中国人的同一性，从而使自己从矛盾的生存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矛盾既支持又损害了他们那种前所未有的举动，即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成为世界民族文学和文化之一员的努力。

曾几何时，林纾所译的域外小说为

封闭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窗，无论是小说的艺术手法，还是内容上对国人的冲击，或者是林纾在所译小说的开头和末尾对作品所作的“微言大义”的序跋，都给读者留下了观念激进、思想开明的印象，但是从实际行为和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林纾还是成为了保守势力的代表。1917年进行的那几场著名的论战证明，在一场文言与白话之争中，反对白话的领头人正是曾经广译西书的林纾，而新文化人的激进，事实上也存在着有意为之的成分，他们所遵循的正是“取之上，得乎中”的古训。今天，作为后人客观回望，我们也许才真正明白，趋于“保守”的如林纾者流，所提倡和实践的的确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节制的、是理智的。倡女权不是要女子肆意所为；批评“名礼”害人，但不是要颠覆儒家学说；批判传统中的某些痼疾，也不是全盘反传统。

译介外国小说的林纾朦胧意识到西方文化绝不可完全替代中国文化，它在部分意义上是个“榜样”，但还不是个至上的“权威”，只是后人在梳理这一段思想进程时发现，林纾有限制地介绍的“西方”最终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代名词，于是他对西方的警觉在今天看来别具深意。

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毕竟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内部自足的产生的，它是在外部世界的刺激下首先在一部分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始的，这些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模式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现代意识，这与固有的传统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整体性对立。林纾正是在这一文化断层中：一方面他在中西文化的大交汇中获取了现代意义上的价值与标准，另一方面又必然处在一种与这一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之中。可悲的是林纾的初衷是将这一对立的两物调和起来，所谓“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林纾：《洪罕女郎传跋》，1905年）可惜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在浸淫着由林纾一代人开启的西化风潮下，将自己的文化定位在了进化链条上的被淘汰者，于是“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的理想终于还是没能实现。而林纾与鲁迅等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便在于，对于自己的身份和必将充当的角色，他是不自知的，也无法在不断的反省和否定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认知，他错误地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强行拉回到一个旧结构之中，将“颠覆”误认为是“修复”（严复又何尝不是如此）。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我国近代

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