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大全）

第一篇：如何完善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大全）

如何完善农民长效增收机制？

近年来我镇针对农民长效增收机制的方案制定、落实、实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为了尽快达成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这一目标，我镇还需更加完善现有的农民长效增收机制。

在建立健全农民长效增收机制过程中，我镇开创了“六会三公开”的做法，通过“知民情、达民意、聚民智、护民利”，不仅保障了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在阳光下运行，实现了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规范了基层议事、办事的程序，同时更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在农民长效收益保障机制实施的这半年时间内，我镇由点盖全，按照“一村一方案”的形式，长效收益分配方案落实到19个村及撤村改制公司，因事先公开公正、酝酿充分；事中运作完善、实施有序，从而获得当地居民普遍叫好。据统计，从去年7月1日正式落实长效收益保障机制方案到年底，半年时间里，我镇共拿出5199万元，反馈给30724名农民，平均每人半年收益1692元。随着长效收益保障机制卓有成效的展开，我镇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民长效增收机制，以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防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一、加大农村农业投入

1.强化财政投入。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落实财政总支出中“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的要求，逐步提高

财政支出中投入“三农”的比重，建立财政资金“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2.加大金融投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落实各类金融机构都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明确投放“三农”资金比例的政策规定。发挥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联社扶持“三农”的功能作用，扩大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试点，培育政府支持、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参与组建的担保机构，并制定贷款抵押方面的相关政策，缓解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户的融资难题。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对农业风险投保给予财政支持。不断加强财政对农业担保的支持力度，建立财政撬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运作的农业担保体系，解决好农业、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贷款难题。

3.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对农业农村发展投资实行差别的税费优惠政策，加大农业发展投资项目对城市工商资本、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黏合作用，形成吸纳社会资金、城市资金投入“三农”的机制，创建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的平台。

二、不断强化农村公共服务

1.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加强乡镇综合服务中心基础建设，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

2.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提高农村道路的通达能力。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全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创造条件。

三、健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机制。

1.加大对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力度。把增加农民收入摆在“三农”工作的突出位置，作为核心目标，加大领导力度、投入力度和政策力度，切实抓出成效，既促进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保障供给，确保社会稳定，又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确保社会和谐。抓紧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党委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建设，赋予其牵头推进“三农”工作的综合性职能。

2.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应强化非农部门统筹城乡发展、支持“三农”工作的职能，把支持“三农”工作，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任务，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落实助农增收的职能、职责，并加强目标考核和督促检查工作，形成合力服务“三农”的氛围。

3.强化对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研究。农业农村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换，必须坚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提出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对策。

钱嘉骏

第二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民长效增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促进农民长效增收

岚皋县地处秦岭以南、大巴山北麓，辖17个乡镇，188个行政村，4.4万户17万余人，其中农业户4.04万户15.1万人，耕地面积23.2万亩，玉米薯类是本县主要农作物，魔芋、畜牧是全县两大支柱产业，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抓手，积极引导，大力扶持，规范管理，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了较快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到2008年全县农业总收入6.4亿元，其中畜牧收入2.8亿元，魔芋收入1.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648元。

一、基本特点

1、发展速度快。岚皋县农民专业协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近几年合作社发展明显加快。2008年底，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7家。现已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61家，比上年增加34家；社员总数3500多人，带动农户近万多户，联结基地面积20多万亩。

2、覆盖范围广。岚皋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领域从最先的魔芋、畜牧两大主导产业的生产和服务，发展到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加工、运销等多个方面；服务范围已由生产环节扩大到产前、产中、产后诸多领域；从开始仅提供一项或几项服务发展到实行产加销综合服务。

3、组建形式多。岚皋县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坚持多类型，多样化发展。有的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如岚皋魔芋专业合作社，依托明珠魔芋有限公司带动20余个魔芋专业合作社；有的是农村能人或大户领办型，如吴显东领办的滔河友谊农产品加工合作社，侯久顺外办的茶叶顺风生产合作社；有的是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型，如城关镇四坪村蔬菜生产合作社；有的是跨村合作或联合办社型，如蔺河的魔芋生产合作社，由蔺河乡全乡所有种植魔芋大户联合创办的。

4、规范程度高。目前，岚皋6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全部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都经过主管部门确认备案。在县经管部门的指导下，各专业合作社结合实际不断完善章程，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二、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为将合作社示范县工作落到实处，县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各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岚皋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作领导小组”。为加强对合作社的指导，成立了“岚皋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导服务中心”。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意见”，确定了发展目标。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50万元（其中建设扶持资金35万元，解决工作经费10万元，奖励资金5万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于运作规范、成效显著的秦巴养鸡合作社等15个合作社进行了表彰奖励。

2、坚持部门协作，项目整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运行涉及到较多的职能部门。我县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有序开展，确保合作社注册、运行的及时、顺利。水利、电力、税收部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优惠、优先支持合作社，县扶贫办将“扶贫互助资金”与合作社建设项目相结合，以壮大合作社的经济实力，促进主导产业发展。

3、实行严格管理，规范运作。各合作社必须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农民承包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则。二是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原则，各业务单位、技术部门可参与引导合作社组建，但不允许超过社员总数20%，且股份只能是平均数，不能出现大股份，不能进入理事会，更不能担任合作社法人。三是入社社员实行自愿、自由、民主、公平原则。对社员入社采取宣传讲解加引导，决不搞强行，硬性入社，在管理上实行社员票决制和帐务公开，民主决策，社员实现风险共但，利益共享，共同发展。

4、抓典型树样板。县指导服务中心有计划分步骤，根据专业选择社员多、对产业发展促进力强、效益显著、有活动场所、有实体经济的合作社进行强化指导，使之成为优质示范合作社，以带动合作社发展，带领更多的农民入社增收。

5、深入开展宣传培训。通过有线电视等媒体及各种培训会、现场会等方式，对《合作社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全面细致的宣传讲解，让更多的农民接触、了解、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合作社真正发挥农民致富的桥梁作用。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业务培训，至今已有28人次接受培训，还邀请市县领导及专家对合作社理事长及财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受训人数120人次，从而培训了一批懂法律、善经营、有技术的合作社管理人员。

三、几点体会

1、尊重农民意愿，是正确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前提。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中，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只能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宣传与指导来引导发展，决不能大包大揽或下任务。

2、强化规范管理，是全面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序发展的基础。发展专业合作社过程中既要坚持“民办、民管、民收益”的原则，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和发展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帮助其建立和完善内部制度，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利益分配、发展、监督约束等规范的运作机制，这是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

3、加强扶持培育，是着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重点。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一件新生事物，扶持是必要的，一是加强政策扶持。通过加大资金、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做大做强农民专业合作社；二是突出品牌将效应。围绕产业建设，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在新品种引进、新技术应用、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载体和示范作用，注重开发“名、特、优、新”农产品及加工品。通过创建品牌，不断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竞争能力。

4、注重人才培训，是不断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良性发展的保证。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我们在发展农村合作的过程中，结合当前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加大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培训，使其基本掌握主导产业的生产技术要领，而且在管理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适应科技新品种、新技术的能力取得明显提高，成为了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复合性人才，从而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良性发展。

第三篇：建立完善长效维稳工作机制

建立完善长效维稳工作机制

维稳工作

一、求实创新活力足

一是盘活了警力资源。新机制以“张开五个手指不如攥成一个拳头”工作理念为指导，通过对人员职责的合理调配，做到了定人、定位、定责，实现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工作目标。特别是巡逻和护法工作，以往基本与其他工作混杂一起、交叉进行，没有具体分工与安

排，经调整，成立了专业的护法大队，城南、城北大队也有了固定的巡逻中队，巡逻和护法工作逐步走向正轨。通过对警力资源的合理运用，解决了警力分散、战斗力不强、调度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避免了职责不清、人浮于事，民警岗亭执勤、护法城管、抓人办案身肩数能，任务繁重，却门门不精等不良现象的发生，警务效能得到更优发挥。

二是实现了警力下沉。其一在城区四个岗亭设立处警点，有警处警，无警巡逻，提高见警率和快速反应能力；其二成立了固定的摩托车巡逻队伍，每天（特别晚间）20辆摩托车负责城区各主要路段的巡逻任务，形成震慑力；其三岗亭执勤工作一律由民警担任，每个岗亭至少保持2至3人在岗在位，并负责周边地段的治安秩序。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将90以上的警力投入一线，全力维护中心城区治安稳定，实现了“相同警力，不同作用”的转变。

三是强化了监督管理。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成立了督察大队，负责对各单位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促，随时掌握各单位工作进展及存在问题，定期公布检查结果，并制定了操作性强的督察方案，方案与分局目标管理考核挂钩，各大队工作好坏直接影响其评先评优及单位、民警的办公费、个人福利发放，督察大队以“督察就是服务”为工作标准，不仅要发现问题、兑现奖惩，更重要的是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

二、维稳护法效率高

一是掌握防控主动权。通过采取在城区秀江、化成、凤凰、灵泉四个执勤岗亭设立处警点，处警人员兼顾岗亭执勤和路段巡逻；城南、城北大队成立专项摩托车巡逻队伍，制定具体的巡逻方案，实行持械震慑性巡逻；护法大队安排民警乘坐“城管公安巡逻”车针对性巡逻；便衣民用车辆潜伏式巡逻等方法确保每天每个时段投入街面警力40人以上，四种力量在城区各主要路段和案件高发部位交叉流动巡逻，提高了街面见警率，最大限度的压缩了违法犯罪活动生存的空间，减少违法犯罪活动发生的机率，经实践检验，效果较好，街面“两抢一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止，两抢发案率下降幅度较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二是提高现行抓捕率。其一随着处警方式的转变，二点处警变为四点处警、静态处警变为动态处警、大面积接警变为小区域出击、反应能力和现场抓捕率（特别是发生在街面的“两抢”案件）明显提高；其二将手持台调换至统一的群呼频道，相互呼应，协同作战能力得到加强；其三认真贯彻执行“六查法”和“巡逻盘查八个必须”的要求，加强对城区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的盘查，从中发现疑点，深挖犯罪。由于措施得当，方法对路，分局已成功的抓获了多名盗抢现行，破获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案件，如：黄毛古六人团伙抢劫案、胡建华抱腿抢夺案、杨凤立抢夺金项链案、谭金雄抢夺挎包案等，街面盗抢违法犯罪难以现场抓获的问题有所改观，群众对此反映良好。

三是促进护法更到位。为确保护法工作更规范有序，成立专职的护法大队，采取“12319”城管值班热线直接指挥调度的处置模式，要求民警在接到处置指令后按“110”一级处警的要求做好处置工作并及时反馈处置结果；对于一些大型整治活动则采取提前介入的方法，派出人员做好现场护法工作；同时为提高自身的护法水平和规范城管队员执法行为，要求护法民警对每起抗法事件、矛盾纠纷都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分局，分局则在城管局每月工作调度会上进行汇报反映；除此之外，护法大队还必须担负抓获盗窃损坏市政设施嫌疑人，破获盗窃市政设施案件及综合执法队伍移送案件的任务，已达到“一条龙”服务的要求。目前为止，大队已协助综合护法队伍破获盗窃案件2起，处罚盗窃嫌疑人2名。

三、立警为公作风实

一是领导带头。为防止巡逻工作出现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发生，除加强督察外，各单位领导坚持每晚参与摩托车巡逻等工作，即做指挥者，又是践行人，领导带头干，才能发挥出感召的作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自然得到提高。同时通过参与巡逻工作，更能体会到民警工作的辛苦，以情带兵的思想才能植根于心，落实于行。

二是乐于奉献。“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再好，离开了人的落实，等于是一纸空文，为确保新机制顺利运行，为切实担负起中心城区治安防控的重任，全体民警以大局为重，克服各种困难，一心扑在工作上，为维护中心城区治安稳定而尽心尽力。由于人员少、任务重，又时值夏季发案高峰期，大部分民警都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几乎每天都在忙于工作，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为了履行好职责，他们主动放弃了夏季高温假期；有的民警生病住院，刚刚拨下针头，又投入工作之中；有的民警妻子怀孕需要照顾，但是为了一方安宁，他们依然日夜巡逻在城区的大街小巷。

三是一心为公。由于担负着“110”一级处警任务，同时实行摩托车机动巡逻，燃油费、车辆修理费开支巨大，加之警用经费严重不足，仅此二项支出有时也难以维持，更不用说更新装备、提高物防、技防水平，但是各单位没有过多的强调客

观原因，而是时刻牢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始终把防范打击违法犯罪，保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只要群众满意的事就必须去做，只要有利于搞好治安防控的事就必须去做，实际工作中单位领导和民警个人自己掏钱垫付日常工作费用的情景亦不为少数。

第四篇：建立完善长效维稳工作机制

维稳工作

一、求实创新活力足一是盘活了警力资源。新机制以“张开五个手指不如攥成一个拳头”工作理念为指导，通过对人员职责的合理调配，做到了定人、定位、定责，实现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工作目标。特别是巡逻和护法工作，以往基本与其他工作混杂一起、交叉进行，没有具体分工与安排，经调整，成立了专业的护法大队，城南、城北大队也有了固定的巡逻中队，巡逻和护法工作逐步走向正轨。通过对警力资源的合理运用，解决了警力分散、战斗力不强、调度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避免了职责不清、人浮于事，民警岗亭执勤、护法城管、抓人办案身肩数能，任务繁重，却门门不精等不良现象的发生，警务效能得到更优发挥。二是实现了警力下沉。其一在城区四个岗亭设立处警点，有警处警，无警巡逻，提高见警率和快速反应能力；其二成立了固定的摩托车巡逻队伍，每天（特别晚间）20辆摩托车负责城区各主要路段的巡逻任务，形成震慑力；其三岗亭执勤工作一律由民警担任，每个岗亭至少保持2至3人在岗在位，并负责周边地段的治安秩序。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将90以上的警力投入一线，全力维护中心城区治安稳定，实现了“相同警力，不同作用”的转变。三是强化了监督管理。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成立了督察大队，负责对各单位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促，随时掌握各单位工作进展及存在问题，定期公布检查结果，并制定了操作性强的督察方案，方案与分局目标管理考核挂钩，各大队工作好坏直接影响其评先评优及单位、民警的办公费、个人福利发放，督察大队以“督察就是服务”为工作标准，不仅要发现问题、兑现奖惩，更重要的是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落实。

二、维稳护法效率高一是掌握防控主动权。通过采取在城区秀江、化成、凤凰、灵泉四个执勤岗亭设立处警点，处警人员兼顾岗亭执勤和路段巡逻；城南、城北大队成立专项摩托车巡逻队伍，制定具体的巡逻方案，实行持械震慑性巡逻；护法大队安排民警乘坐“城管公安巡逻”车针对性巡逻；便衣民用车辆潜伏式巡逻等方法确保每天每个时段投入街面警力40人以上，四种力量在城区各主要路段和案件高发部位交叉流动巡逻，提高了街面见警率，最大限度的压缩了违法犯罪活动生存的空间，减少违法犯罪活动发生的机率，经实践检验，效果较好，街面“两抢一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止，两抢发案率下降幅度较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二是提高现行抓捕率。其一随着处警方式的转变，二点处警变为四点处警、静态处警变为动态处警、大面积接警变为小区域出击、反应能力和现场抓捕率（特别是发生在街面的“两抢”案件）明显提高；其二将手持台调换至统一的群呼频道，相互呼应，协同作战能力得到加强；其三认真贯彻执行“六查法”和“巡逻盘查八个必须”的要求，加强对城区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的盘查，从中发现疑点，深挖犯罪。由于措施得当，方法对路，分局已成功的抓获了多名盗抢现行，破获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案件，如：黄毛古六人团伙抢劫案、胡建华抱腿抢夺案、杨凤立抢夺金项链案、谭金雄抢夺挎包案等，街面盗抢违法犯罪难以现场抓获的问题有所改观，群众对此反映良好。三是促进护法更到位。为确保护法工作更规范有序，成立专职的护法大队，采取“12319”城管值班热线直接指挥调度的处置模式，要求民警在接到处置指令后按“110”一级处警的要求做好处置工作并及时反馈处置结果；对于一些大型整治活动则采取提前介入的方法，派出人员做好现场护法工作；同时为提高自身的护法水平和规范城管队员执法行为，要求护法民警对每起抗法事件、矛盾纠纷都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分局，分局则在城管局每月工作调度会上进行汇报反映；除此之外，护法大队还必须担负抓获盗窃损坏市政设施嫌疑人，破获盗窃市政设施案件及综合执法队伍移送案件的任务，已达到“一条龙”服务的要求。目前为止，大队已协助综合护法队伍破获盗窃案件2起，处罚盗窃嫌疑人2名。

三、立警为公作风实一是领导带头。为防止巡逻工作出现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发生，除加强督察外，各单位领导坚持每晚参与摩托车巡逻等工作，即做指挥者，又是践行人，领导带头干，才能发挥出感召的作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自然得到提高。同时通过参与巡逻工作，更能体会到民警工作的辛苦，以情带兵的思想才能植根于心，落实于行。二是乐于奉献。“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再好，离开了人的落实，等于是一纸空文，为确保新机制顺利运行，为切实担负起中心城区治安防控的重任，全体民警以大局为重，克服各种困难，一心扑在工作上，为维护中心城区治安稳定而尽心尽力。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