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广州建设的贡献

第一篇：华侨对广州建设的贡献

华侨对广州建设的贡献

华侨都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历来关心和支持祖国建设，期望祖国富强昌盛。他们为广州市的经济和市政建设、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解放以前 在进行市政建设，扩建广州城方面：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开始拆城墙，开马路。旅美加华侨伍学幌、伍籍磐等集侨资办公共汽车公司，市民称公共汽车为“加拿大”。以后，又创办电车公司，以港币100万元向市政公所承包行车专利权，这笔费用主要用于拆墙筑路。1923年，美国西雅图市华侨陈汉子、曾诗传、伍瑞龙、叶崇濂等发起组织民星公司，购地皮，辟街道，建住宅，计有民星新街、侨星新街、侨兴新街，还建立了中山戏院、中国戏院、中兴戏院、东乐戏院、西堤戏院和华民戏院，为侨眷和广州市民提供了一批住宅和娱乐场所。以后又集资或捐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市中心商业区、东山西式住宅区和新修大马路。在发展地方工业，兴办文教福利事业方面：十九世纪末，近代工业在广州出现，其中有不少是侨资兴办的，如1890年美国华侨黄秉常开办第一间电灯厂，在40条街道的店铺和公共场所，安装了700多盏电灯，很受市民欢迎。1898年，著名华侨实业家张振勋出资向美华公司赎回粤汉铁路路权，使一度中断的粤汉铁路得以重新修建，接着又自筹资金扩建粤汉铁路的广三支线。1904年，他又筹建广厦铁路，率先修建广州至黄埔路段，并在黄埔开商埠，还先后创办广州亚通机织厂等。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当时的广东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吸引了不少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发展地方工业，还鼓励华侨投资，广泛吸收侨资侨汇，促进了地方经济和市政建设。如华侨集资100万元筹建西村士敏土(水泥)厂。还陆续兴建了火柴厂、硫酸厂、造纸厂等。以后又兴办广东银行、工商银行(主要是接转华侨汇款)，发展了金融业。广州市早期的3家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公司和第1间高层建筑——爱群大厦都是侨资兴建的。在文化教育方面，华侨热心捐资办学，如广东四邑华侨中学和培正、培英、广雅、执信等一批中小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也有华侨资助。新中国成立后(1949～1965年)新中国的建立，更加激发了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1953年，广州市华侨、归侨、侨眷共认购公债49.74万余元(折新币计)，为国家建设提供资金。1956年，华侨踊跃投资，共计人民币624万元。当时，省华侨投资公司利用华侨投资，在广州兴办的工厂有苎麻纺织厂(现广州绢麻厂)、广东华建麻袋厂(现广州麻纺织厂)、广州华侨糖厂、南方针织厂(现市第四针织厂)、裕侨漂染整理厂(现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属下工厂)等，并吸收了一批归国华侨及侨眷就业。年产1，800多万米麻布的广州苎麻纺织厂，在当时全国同类型工厂中规模最大。广州华侨糖厂现在是广东省十大糖厂之一。此外，专门接待归侨的广州华侨大厦和南方大厦百货商店，亦有华侨投资。1957年，归侨、侨眷集资18万元，办起了华侨土纸厂和华侨拉练厂。1958年，归侨侨眷继续投资166万元，自办小工厂38间，大批归侨侨眷参加了生产劳动。1961～1962年，郊县农村急需化肥，华侨及港澳同胞帮助进口化肥13，874吨。在市政建设方面，据1957年市房管局统计，华侨在广州建房共10，854幢、171.6万余平方米，占全市居民私房总面积的20.45%。这些华侨房屋不少为庭园式、别墅式设计，既美化了市容，又解决了部分侨眷的居住问题，减少了国家投资。

“文化大革命”前17年，华侨共捐款兴办幼儿园及中、小学10间，其中在华侨新村内的华侨小学，是由革命老前辈何香凝女士1955年亲笔题字命名的。华侨小学当时由华侨、港澳同胞及广州归侨侨眷捐资50 多万元，建成后，可容学生1，200人上课、700人住宿。该校开办以来，曾先后接收了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华侨子女入学。侨光中学是1957年由华侨、归侨、侨眷捐资，市侨联和市致公党合办的。1957年，市侨务局和市侨联在越秀桥畔兴建办公大楼，华侨及归侨、侨眷又捐资16.8万余元。“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侨务政策被严重破坏，挫伤了华侨的爱国爱乡热情，华侨对广州的支持因而停了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1983年)通过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侨胞支援祖国建设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为广州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1)开展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或合资、合作经营，增加了外汇收入，支援了在调整时期开工不足的企业，并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设备。至1983年，在全市签订的“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经营项目合同中，华侨及港澳同胞占合同总金额的96.8%。(2)不少华侨、外籍华人科学家回广州讲学，进行科技交流，解决了一些生产、科研中急需解决的难题。(3)捐款捐物兴办生产和公益事业。1978～1983年，全市接受捐赠折合人民币共4，916.6万元，其中1983年为1，541万元。捐赠项目中有戴宗汉先生捐建的学校、卫生院；陈德勋先生捐赠的价值100万美元的瓦楞纸箱生产流水线；有邓琨、刘浩清先生捐助、美藉华人养鸡专家许志俭先生指导办起来的广州第一个现代化养鸡场；何贤、霍英东先生捐建的番禺宾馆；何善衡先生捐建的石溪中医院；张耀宗先生捐建的学校、敬老院、文化宫等。广州图书馆接受石景宜先生等捐赠价值110万港元的图书、设备，充实了藏书，改善了视听设备。市第一人民医院共接受捐赠214万元人民币，扩建了病床，进口了各种先进医疗设备，提高了医疗水平。这期间，华侨、港澳同胞捐款办学，折人民币共791.8万元。全市有92间学校、幼儿园新建、修建了校舍或增加了先进教学设备。1983年用于办学的捐赠共34宗。番禺县共接受捐赠6，131万港元，新建扩建县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市桥中医院等医院6间，中小学校23间，幼儿园6间，文化宫和影剧院5座，以及兴建水厂、桥梁、公路、码头等。华侨、港澳同胞还到该县签订来料加工合同160多宗，为国家创汇2，200多万美元。华侨文化是广东近代历史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广东是中国移民海外和海上通商贸易最早、最多的省份，是全国最大的侨乡，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广东籍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近3000万人。海内有一个广东，海外也有一个广东。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新会人梁启超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只从中国的版图上来看广东，广东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一旦把广东放在世界版图上看，广东就举足轻重了。”为什么说举足轻重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海上贸易频繁，海外华侨众多，使广东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和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使广东成为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和创新思想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由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广东华侨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广东近代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华侨文化是广东近代历史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华侨华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重要的资源宝库。华侨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最突出体现在文化纽带上。华侨移居海外以后，本身固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从碰撞到融合，从融合到创新，产生了有较强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的华侨文化。华侨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今天，我们讲要建设华侨文化，就是要研究华侨文化这种兼容中西

文化的特质，找到它的内核，丰富和发展广东文化。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弘扬主旋律的问题。根据我从事侨务工作的体会，我认为华侨文化的基本特质大致可以概括为：开放兼容、敢为人先；念祖爱乡、团结奉献；重教尚义、实业兴国；克勤克俭、顽强打拼。这种文化基因在华侨中代代相传，转化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使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华人始终关注幷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在广东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贡献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开风气之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华侨推动了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文明的进步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华民族工业的开端。华侨生活在海外，接触到资本主义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和先进技术，也积累了一定的经商资本。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华侨纷纷回到广东投资，侨资企业成为当时广东的重要的经济支柱，推动了广东的近代化建设，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创了多个“第一”，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越南华侨陈启沅，带着他在法国人建的丝厂里学到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资金，于1872年在家乡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成为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缫丝的民族资本工业，由于实行了技术革新，厂丝逐渐取代了土丝，使珠江三角洲的缫丝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了广东的支柱工业之一。另外，像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第一家民族资本的火柴厂，第一家民族资本的电灯公司，第一家民族资本建设的新宁铁路等等，这些都是侨资企业的表率。特别是华侨商业，被誉为中国现代百货业先驱的“四大百货”——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这四家公司都是由澳洲华侨创办的，他们打破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多个“第一”，比如用彩票、礼券等方式来促销，做电台的广告，雇用女售货员，开放大型游乐场，开放冷气设备等等。一直到今天，一些大型商场仍然以“四大百货”模式作为服务顾客的标准模式，“逛商场”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时尚。在引进西学、传播新文化、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华侨更是功不可没。早在100多年前，开创中国留学教育先河的珠海人、美国华侨容闳就带领了100多名青年出洋留学，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这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的留学生。解放前，由华侨捐办的中小学校已经遍布广东各大主要侨乡，成为我们广东教育事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民主革命时期，“华侨是革命之母” 在民主革命时期，华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宣传革命思想。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十分重视发动华侨、依靠华侨进行民主革命运动。华侨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的重要支柱。海外华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从人力、物力、财力和舆论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祖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孙中山十分重视发动华侨、依靠华侨进行民主革命活动。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就历史地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思潮。1905年8月，孙中山在华侨的支持下，又在日本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幷迅速在欧洲、美洲、东南亚和檀香山等地区建立了许多分会，广东籍的华侨是同盟会的重要支柱，众多的华侨倾家荡产也要支持民主革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历次的武装起义，组建了中国的第一支空军，有的甚至为国捐躯。在著名的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三十一位华侨志士。孙中山曾高度赞扬华侨的这种革命精神，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广州素有“英雄之城”的美誉，这与华侨是密不可分的。“华侨众多”提升了广东的文化活力 广东是国内改革文化的前沿地，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率先发展，这与善于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缘人缘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侨务政策进行了拔乱反正。邓小平明确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江泽民在二000年视察广东的时候，在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的同时，又针对性地指出华侨众多是广东的“独有优势”，要发挥好这个

优势，提高广东对外开放的水平。这个“独特机遇论”和“独有优势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践检验。改革开放之初，侨资率先进入广东，充当“领头羊”，全国第一家外资企业是侨资企业。目前在广东的外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港澳台侨资企业，港澳台资金是广东这块“试验田”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在他们的带动下，广东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除了直接投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对家乡的直接捐赠也已经超过了三百亿元，用于发展家乡的各类公益事业，促进了广东的“两个文明”的建设。侨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当代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人们观念的改革和创新，活跃了广东的文化氛围，提高了广东的文化活力，广东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从三个方面打造“侨”味文化品牌 建设华侨文化应该如何着力？如何打造“侨”味文化品牌？ 我认为要按照“立足国内，面向世界，整合资源，突出重点”的思路，从“大文化”概念出发建设华侨文化，抓好三个着力点：就是要着力做好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开放和促进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实施“寻根工程”，延续文化纽带。中共十六大报告，八次提到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广大炎黄子孙，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宝贵资源。对于海外侨胞来说，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与老一辈华侨相比，在海外的新一代华裔青年对中国已经不太熟悉，不太会讲中国话，不太瞭解中国，因此，中华民族在海外的资源有待我们积极地培育。我们必须有忧患的意识，在新一代的华裔青年中，实施“寻根工程”，以传播中华文化，把深受海外华裔青少年欢迎的“寻根之旅”活动做大做强。省侨办的“寻根之旅”活动已经开展了20年，近年来在打造华侨文化品牌的推动下，我们对这一活动也不断加以改造，20年来，虽然我们吸引了上万名华裔青少年到广东“寻根”，但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最近一段时期，全省都在开展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大讨论，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忽视了的问题，对广东人范畴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海内的广东人是广东人，海外的广东人也应该是广东人，海内外的广东人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血浓于水”，如果我们在讨论广东人精神的时候，不包含三千万海外广东人这个独特的群体，广东人精神的内涵就是不全面的，只有包含了海内外广东人的广东人精神，才是有凝聚力的。第二，促进广东文化的对外开放，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文化交流是文化进步的动力。华侨文化兼容中西文化，开风气之先，幷且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广东文化的方方面面。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必然要面对文化的输入和输出问题，这也是文化的“请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要善于利用华侨华人既熟悉中国文化又熟悉当地文化的独有优势，发挥他们“文化大使”的作用，推动广东文化走向世界。

第三、开发华侨文化资源，打造“侨”味文化品牌。要保护华侨文化遗产，提升华侨文化品位。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侨”牌，有的“侨”牌也开始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比如中山市的中山故居、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开平市的碉楼、南雄市的珠玑巷等等，这些都是华侨文化的典型的硬件杰作。都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名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华侨历史名人很多，除了孙中山先生，其他比如建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冯如、教育家容闳、民族工业先驱陈启沅、功夫巨星李小龙等等，他们的后代很多还在国外，他们的辐射力很强，我们要重视发挥这种名人的效应。欧初：华侨华人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华侨文化，它有独特的内容，比方它的表现与内涵，它的作用，它与岭南文化、海洋文化的关系，它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作用等等问题，更是应当逐步展开研究。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影响力极大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尽管处于异族文化的包围之中，但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珍惜上，有十分独特之处。可以说，世界上凡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哪里有华侨群居的地方，哪里就流行华人的语言、风俗习惯，就有华人的庙宇、龙的形象和华人的理论道德观念。世界各地凡有华侨华人集居的地方，大都有唐人街，有中国餐馆，中国古典楼台亭阁，舞狮舞龙，喜庆节日张灯结彩，浓郁的中华文化在所在国光彩夺目，形成当地独特有一道风景线。华侨华人把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又同当地不同文化互相交流传播，相互渗透、吸收、改造，使中华文化较好地融合到世界文化大宝库之中，幷繁衍成为多种多样的崭新的文化。这是华侨华人对人类文化宝库的一项伟大贡献。

华侨华人到了哪里，就把中国的优良传统带到哪里。比如尊师敬老，刻勤刻俭，《易经》、《孙子兵法》以及儒家思想，对外影响是很大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早年访问中国，一定要上泰山，当时天气不好，陪同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他却非上不可，他十分尊崇孔子。苏加诺、西哈努克和一些日本人都很崇敬孙中山。日本福岗市市长进腾一马来中国时对我说，他还是小孩子时候，孙中山摸过他的头，他说一辈子忘不了，一定要我陪他到孙中山的故居参观。我有个表外甥，娶了个美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个媳妇影响很大，每年春节都按中国的习俗给奶奶献茶。85年，我带了广州诗社诗书画家代表团到新加坡和泰国访问，阵容强大，我是团长，副团长是黄施民，团员有画家关山月、黎雄才、林墉、苏华，诗人有陈芦荻、刘逸生，老干部有杨应彬、许士杰等。到新加坡时，同机去的有中国电影代表团，由王匡同志带队。我们都安排住在同一间宾馆。王匡同志对我说：“我们是中国官方的代表团，你们是民间的代表团，但你们享受到的接待规格比我们都高”。事实确是这样，当时负责接待我们的是林子勤，他是个华人，在新加坡地位很高，当年是和李光耀一起搞独立运动的，他拿出5万元美元来接待我们。我们到处受到很隆重的接待，差不多所有的部长我们都拜访过、见过，因为很多部长都是华人。教育部长祖籍是广东顺德，他专门请我们到他家作客，我用顺德话和他谈话，大家倍感亲切，十分高兴。我们到泰国时，泰国原总理差猜亲自接待我们。差猜对中国有浓厚的感情，中泰建交时，中国是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签字，泰国是差猜签字。他接待我们十分隆重，还带我们到他家里作客。他爱写诗，而我们这个团的成员，都是全国有名的诗书画家，所以大家谈得十分亲切、热烈。还有一次到美国访问，梁灵光同志当团长，我是副团长。到了旧金山，灵光同志讲完话之后，要我讲，说我是广东人，旧金山华侨广东人特别多，一定要我讲。为了交流亲切，我先用广州话讲，随后以客家话，讲了一段时间，一位祖籍台山的人站起来打断我的话，问我为什么不用台山话讲。我说等一会吧，一会我再用台山话讲，因为我台山话也能讲一点。此时有人对我说，美国洛杉矶之所以叫罗省，是台山人发明的，洛杉矶英文是LOSACELES，台山口音念起来很像“罗省”，久面久之，连美国人也习惯了，幷且接受了，很奇怪，在罗省，在芝加哥等地，不是台山籍的华侨华人也会讲几句台山话。可见中国文化影响力极大。华侨华人为广东乃至全国贡献巨大 广东人移民海外历史久远，至今祖籍广东的华侨华人有两千万，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两千多万归侨侨眷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在省内，这是广东独特的资源优势。华侨华人不仅在侨居地为当地的发展作贡献，而且素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他们身在异邦，却时刻关心祖籍国的前途和命运，因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与他们在海外的自身事业的发展相一致。回顾二十世纪的华侨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华侨华人无论是在祖籍国出现危难，还是在进步发展之时，都始终表现出炽热的赤子情怀。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时期、反对北洋军阀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对革命、对建设的贡献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中参加对敌伪顽的斗争，对华侨华人给我们的支持感受至深。当时我们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但有很多华侨支持我们，解放台山时有华侨给我们送来卡宾枪，真不容易。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部队成员大都是当地农民、工人，其实大部分是华侨子弟，珠江三角洲地区，哪个家庭没有海外关系？我们纵队四个领导也是侨乡人。司令员吴有恒是恩平人；副司令员是我，中山人；政委，也是侨乡人；副政委谢创是地道的华侨，48年在美国加州入党的。华侨华人在介绍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科技，较快地介绍到国内来。比如广州市最早的公共汽车称为“加拿大”。早期许多地方的电灯公司也是华侨引进兴办的，建筑史上的钢筋水泥石屎楼也是华侨引进的，直到解放初期，我省一些地方的老百姓还将水泥叫“红毛泥”。恩平华侨冯如不但将在外国学到的机械技术、飞行技术资料带回来，而且亲自在我国造了第一架飞机。至于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国，研制发展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极大地提高我国的国防实力，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第二篇：华侨对民主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

华侨对民主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

───写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徐 宏 基

翻开中国近代史典籍，我们不难发现，华侨在反对封建主义桎梏，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促进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追溯历史，经过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中国，内外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加倍激化起来。这些矛盾主要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封建主义统治势力的矛盾。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成为在帝国主义面前唯唯诺诺的奴才，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就集中表现于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相勾结。帝国主义利用《辛丑条约》规定的特权，在中国主要铁路沿线驻军，商船、军舰在中国沿海、内河航行，置清政府于其军事监督之下，对此，慈禧太后还感激帝国主义继续保存清政府苟延残喘，甚至卑躬屈膝地谄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已彻底转化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充当“洋人的朝廷”。使民族危机日趋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 1

运动中。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其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纲领、革命理想和革命组织，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爱国华侨、被称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旅居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后即以孙中山为名，著称与世，其生于1866年，长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878年，孙中山离家前往美国檀香山，在他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入英美等教会学校读书，接受了一些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目睹了殖民主义者歧视和压迫当地土著民族和华侨的暴行，这对他后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雅丽医院西医书院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行医的生涯增加了不少社会阅历，他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改革社会的思想更加迫切。日甚一日的民族危亡使孙中山逐步认识到“医术医人，所济有限”，“医国”比“医人”更重要，由此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运动。

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活动是从组织兴中会开始的。1894年，孙中山写了长达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集中阐述了他几年来“革命”的基本主张。在上书中向清政府提出了四点纲领性建议，是这个时期孙中山政治主张的主要代表作。通篇渗透着慷慨

激越的爱国热情和对西方文明、民主的向往。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未予理睬。上书失败后，孙中山重到檀香山，在华侨中进行反清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2月，在香港设立了兴中会总部。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兴中会的创立和革命主张的提出，是孙中山走上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显著标志，同时也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由于当时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由改良而革命的不只是孙中山一人，而是一批人，孙中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活动家。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炳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就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2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农业资本家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等人。香港兴中会于1895年成立，立即在广州发动起义，预定起义时间为这年九月初九，但事先被广东官方发觉而告失败。孙中山幸能逃脱，流亡海外，但他仍以兴中会的名义，在华侨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1898年，他又到了日本，继续

在华侨和留日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后来发生的以推翻封建帝制、反对复辟的历次武装起义中，都有华侨参加。据有关资料记载，华侨在这一时期先后发动了潮州、惠州、钦州、廉州、镇南关、河口、安庆、广州等10多次起义，其中，1908年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有500多位华侨参加这次起义。闻名中外的黄花岗72烈士中，就有30余位是华侨。武昌起义前后，许多华侨纷纷回国，参加革命军，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894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华侨为支持辛亥革命捐款总额达700万至800万美元。此后，华侨跟随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是“二次革命”的主要力量，为捍卫民主共和成果而努力奋斗。

这一时期，华侨在国外兴办各种华文报纸，仅英属南洋各地就办了68家，这些报纸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启蒙运动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但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还通过书报大造革命舆论。从1901年起，中国赴日本留学生的人数骤增，1904年已达3000余人。此间，留日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指明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唤起人们为改变这种局势而斗争；1903年就喊出民主革命口号的留日学生邹容的《革命军》小册子，充满热情地高唱革命赞歌，主张用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求得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著名学者和著作家章太炎先生也于1902年，同一些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

十二周年纪念会”，他为这个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强烈地表现了反对清朝统治的宗旨。其实，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出版杂志，翻译18世纪的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的著作。

辛亥革命期间，云南留日学生也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了几个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赵伸、李根源等立即加入，并建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为支部长兼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评议。稍后，云南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还有：罗佩金、殷承瓛、叶荃、赵复祥、唐继尧、刀安仁、黄毓成、张开儒、庾恩旸等上百人。在孙中山、黄兴以及留日学生、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社于1906年4月成立，同年10月出版创刊号。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5年之久。辛亥革命前久，同盟会云南支部加紧了革命组织工作，派杨振鸿等人从日本先期回国，先后创办“兴汉会”、“滇学会”、“敢死队”、“死绝会”等组织，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1906年后，云南境内开始有了同盟会组织。“一时以昆明、腾越（今腾冲）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使云南成为策划革命运

动的重要省份之一。”1908年，同盟会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却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觉醒。

1909年9月以后，大批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被聘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领导和教官，如李根源被任命为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练，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庾恩旸、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皆为教官。辛亥起义前久，讲武堂学生大批分配入伍，或到新军中见习、任职，从而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配合，协同进行工作，于是“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成立了辛亥云南起义的骨干力量，他们在辛亥云南起义和随后的反袁护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革了帝国主义的命；使中国人民在精神和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还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此间，华侨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难怪孙中山先生把华侨称为“革命之母”。

第三篇：第四节华侨的贡献

华侨的贡献

梅州的华侨，在华侨历史发展中，继承和发扬了爱国、爱乡、热心公益等优良传统，为祖国、家乡，为侨居国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广大华侨在侨居国遵规守法，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人民团结友爱，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开发当地资源，发展经济，甚至和当地人民一起为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不怕流血牺牲，并对侨居国的各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侨居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梅州华侨身在异乡，心系祖国，对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鼎力支持。不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和拥护。1905年7月底，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年冬，孙中山派他的老战友、梅州籍华侨谢逸桥、温靖侯、姚雨平返国，在潮州、嘉应州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06年春，谢逸桥等回到梅县松口，与嘉应属各县有声望的人士如五华县的张谷山、李济民，兴宁县的肖惠长，平远县的林鲁传，蕉岭县的丘逢甲等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在各县建立同盟会，会员达几千人。还在松口创办了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的的“体育会”。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梅州各县参加起义的同盟会员有3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体育会结业的师生。蕉岭归侨林修明、梅县归侨郭典三等在起义中壮烈牺牲。武昌起义后，梅县归侨温种远、李思堂等同盟会员组织300余人的武装，于11月10日光复梅州。在辛亥革命中，不少梅州旅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裔慷慨捐资。平远县旅马来亚侨领姚德胜捐巨款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特颁发一等“嘉禾勋章”以资奖励。梅县旅印尼侨领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及张映堂、梁密庵，马来亚侨领谢梦池等，均献巨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梁密庵在广州起义急需用款时，毅然将其父所存巨款捐献出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持给梁颁发“旌义状”嘉奖。大埔县旅印尼侨领张振勋捐资30万两白银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梅州籍华侨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少人还弃商从戎，回国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有的甚至献出生命。梅县华侨谢良牧，平远县归侨姚雨平，参加了1907年的饶平黄岗起义。兴宁籍华侨罗立志等10多人还在武昌起义以后，于1916年4月组织广东华侨敢死队参加光复汕头的战斗。辛亥革命期间，献出生命的归侨、侨眷有旅新加坡华侨温生才，马来亚华侨陈敬岳、林修明、钟明光、陈文褒，印尼华侨罗福星、陈文友、郭典三，以及梅县侨眷周增、饶辅廷等。

二、参加和援助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梅州华侨和祖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一如既往，在经济上、人力上慷慨无私地支持祖国抗战，直到胜利。在侨居地大造舆论和抵制日货。梅州籍华侨在各侨居地华文报纸撰文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号召侨胞从各方面支持祖国抗战，并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纷纷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梅县旅印尼雅加达侨领、中华总商会会长丘元荣，派员回国与上海工商界联系，选送国货至雅加达展览，号召华侨使用和出售国货。旅印尼侨领张鹏高，召集旅雅加达华侨开会，作出不运输日货，不与日本银行及保险业往来，不为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商店服务，不搭乘日轮，华侨报纸不刊登日方广告，不输送日本军用品等抵制日本的决议。抗战爆发后，东南亚各地纷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华侨救国总会”、“华侨援助抗战委员会”、“华侨救灾总会”等爱国抗日团体。梅州籍华侨加入抗日救亡团体，积极进行抗日宣

传和募捐抗日经费活动。大埔旅新加坡华侨林师万，担任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客属分会主任，带头慷慨捐资，并积极倡导筹集资金支援祖国抗战，赈济难民。1937年，五华县旅马来亚华侨李桂和，为抗日和救济难民捐国币10万元，获国民政府奖“积善余庆”横匾一块。1938年，丰顺县旅居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国华侨捐款80余万元，交给广东各界募款赠机委员会。从抗战开始至1940年，梅县旅外华侨共捐国币734350元，大米2000包以及枪弹一批。梅州华侨、新加坡救乡会主席杨益麟捐款5万元。旅南非年已75岁的华侨刘孚初，将自己积蓄40年的养老金900英镑价值国币5万元，全部捐献给祖国。旅居印尼雅加达的中华总商会丘元荣捐款10万元，连同其母亲71寿辰仪金20万元也捐给祖国，受到国民政府的赐匾表彰。旅大霹雳华侨钟成才，捐款4万元及金器21件(10余两)。旅南非华侨梁懋尹捐款20万元，旅泰国华侨伊璜捐款10万元资助祖国抗战。此外，不少华侨还返国从戎，赴前线参加抗日。原梅县地区侨联主席刘水，1938年与结婚不久的夫人朱惠利弃商返国，回到延安参加抗日。从侨居国回祖国前线抗日较知名的还有五华县的印尼华侨曾庆崇，大埔县旅新加坡华侨陈文德、陈树强、陈阮，兴宁旅印尼华侨罗亚耀，梅县旅印尼华侨张棣昌(曾任广东省音协主席，著名电影作曲家)、李介夫(曾任湖南省侨联主席)、刘复之(曾任全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等。梅县归侨周辉甫，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组织华侨义勇军大刀队，活动于淞沪一带奋勇杀敌，建功良多。梅州各地返国抗战的华侨，不怕艰难，不怕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归侨曾天耸就是在江西上高会战中牺牲的。

三、支持和援助抗美援朝战争 建国初期，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出兵支援朝鲜。梅州籍的华侨体谅祖国新生，百废待兴，财政困难，便纷纷捐款支持抗美援朝。梅县水客公会成员捐855万元(旧币)购买飞机，并认购公债款3180万元(旧币)；华侨吴伯诚汇回港币474元，支援抗美援朝购买武器。

四、支援家乡的各项事业 建国前，梅州侨乡山多田少，地瘠民贫，许多侨眷都得依赖侨汇来维持家庭生活。据《梅县要览》记载：梅县在30年代的10年间，每年从海外汇入的侨汇达1500～2000万元(指旧币)，最高的1940年达，3000万元。由于海外侨汇源源不断地汇入侨乡的各家各户，所以广大侨眷的生活比较稳定。建国后，侨汇仍是侨乡经济的重要生活来源。1952年梅州侨汇达485万美元，1957年达563万元。海外梅州籍的华侨、华人除汇款赡养自己亲人和资助亲友外，还发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一贯积极资助国内建设事业和公益事业。(一)赈灾方面 建国前，国内各地及梅州经常发生各种自然灾害，梅州籍旅外侨胞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汇回祖国各地及家乡救济灾区同胞或亲友。1895年，马来亚的李步南捐款数千银元给家乡松口赈济灾荒。光绪二十六年(1900)，姚德胜捐资在平远县15个乡设太平仓，赈济灾民，并储粮数千石谷给家乡大柘备荒；同年，黄河决堤，他又慷慨捐巨款救济受灾同胞。同年，张振勋往南洋募银百万两，其中他本人捐银一万两汇回祖国，赈济黄河水灾灾民。民国29年(1940)，梅州几个县发生粮荒，印尼、新加坡、毛里求斯等国梅州籍华侨纷纷解囊，筹集巨款汇回梅州赈济粮荒。梅县松口旅印尼侨胞廖藻明与李秋娇节约结婚费用及贺仪款共2600元给家乡赈济灾荒。民国33年(1944)，印尼华侨捐款45万元给梅县赈济粮荒。旅马华侨梁树龄亦捐巨款汇回国内赈灾。1948年，泰国客属总会购买暹罗米运回梅县赈济灾民。(二)兴办实业方面 建国以前，梅州各地就有侨贤为了改变祖国经济落后状况，自己投资或发动侨胞集资，在祖国或家乡兴办工厂。光绪十八年(1892)，华侨殷商张振勋投资300万元在烟台独资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开我国华

侨在祖国投资办实业之先河。1906年，张榕轩昆仲投巨资修建了潮汕铁路。民国30年(1941)，丘元荣独资创办了梅县华侨玻璃厂，其它如梅县的正中机械修理厂、光耀电灯公司、火柴厂、印刷厂等也是华侨投资兴建的。新中国成立后，资助故乡发展工业的梅州华侨和华裔更多。50年代初期，梅县有华侨投资兴办的黄石轮电厂、玻璃厂、松香厂、造纸厂、墨水厂等。兴宁华侨集资兴办了华联机械厂。1959年，大埔县华侨投资16万多元，兴建大埔华侨瓷厂。1957年，湖寮华侨兴办小型水力发电站。至1959年，大埔全县由华侨投资或捐资兴建的小水电站有3个。1958年，五华旅菲华侨曾庆梅、曾庆祥、曾庆活也在家乡投资兴建粮食加工厂，方便群众加工。进入80年代后，梅州地区华侨、华裔支持桑梓工业建设方面有如下各项： 独资办厂。70年代末，梅县籍华侨罗桂祥在深圳办起了光明畜牧场，陈云康投巨资在新会县办起了涤纶丝厂。马来西亚华人姚美良，先后投资1亿多元，在大埔办起了“南源矿泉水公司”、陶瓷厂、化工厂、包装厂等。合资办企业。梅县泰国归侨、旅港同胞、现任香港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宪梓，1984年春与梅州地区对外贸易服务公司双方共投资370万元，兴办“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生产银利来领带。是年从西德引进4条具有80年代先进设备的生产线，1985年9月试产。梅州市的合资企业较大的还有广通电路板厂、鸿华针织厂等25家，投资金额400多万美元。引进先进设备。梅州地区的华侨、华裔，在资助家乡发展工业时，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装备和改造原来落后的工艺流程，提高国产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如梅县的松南大理石板厂、梅州市磁性材料厂、卷烟厂、印刷厂、眼装厂、鞋厂、电子厂等，都由华侨支持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三)修路筑桥方面 辛亥革命前，梅县张榕轩昆仲投资300万大洋兴办潮汕铁路。民国5年，南洋华侨杨浚如和萧林秋(大埔人)等人总投资22.5万元建成汕(头)漳(林)轻便铁路。民国20年(1931)，蕉岭县旅居马来亚华侨罗寿环自己捐资1万元光洋。并向侨胞集资6万元光洋，回国亲自督建了蕉岭县至福建武平55公里的公路。梅县境内的梅江桥、锦江桥和梅东桥也是本世纪30、40年代由华侨集资建成的。梅江桥除三座桥墩由本地商号认捐外，其余由建桥经理曾汉南到东南亚筹募。印尼侨领刘宜应、刘家祺、丘元荣以及丘安镇、丘伯秋、李惕君、丘兰秀等，均慷慨解囊。华侨殷商侯火生及其母亲侯广伯姆，不仅自己热心认捐，还不辞劳累四出奔走协助募捐。第二期工程则由南口华侨潘直我捐建。丙村的锦江桥由华侨范小石、丘秀平、丘元荣、丘公治昆仲等热心捐助。丘元荣兄弟三人各认捐一个桥柱与桥面的费用。丘元荣任建桥委员会名誉董事长。锦江桥于1948年竣工。松口梅东桥主要由华侨丘素民、叶鸿基，叶荣基、叶炎基、伍鹄君、陈练君、丘元荣、丘汉宾、李卓凡、李金妹、梁锡佑等捐建，中途辍工。1945年夏，华侨丘逊美、丘元荣、丘仰陶各认捐桥面一孔，不敷之数由丘逊美向华侨募捐，于1950年初建成。建国后，特别是1980年以来，海外侨胞资助交通运输建设的热情更高。梅县丙村旅印尼华侨李湘生，1982年捐资13.5万元，开通了丙村至白宫的乡道。由于城乡经济繁荣，运输业发展迅速，华侨、港澳同胞捐赠的汽车也逐年增多。从1980～1985年6年间，梅县接到华侨、港澳同胞捐赠的各种小车、救护车、农用载重汽车252辆。兴宁县在1978～1985年8年时间，接受捐赠各种汽车246辆。其他县籍侨胞捐建道路、桥梁和捐赠汽车的事例也不少。(四)农田水利方面 梅州各地华侨、华裔资助故乡发展农业方面，有水利水电、购置农业机械、发展种养业等项。兴办水利水电。50年代初期，梅县华侨投资建成了黄石轮、松口水电站。50年代中期，蕉岭县华侨罗丙兴、徐晋志、林银英等，资助兴建蕉岭长潭水电

站和径子陂水利设施。1957年大埔县华侨兴建了枫朗华侨水电厂等3个小水电站。建国初期，兴宁华侨陈仁楷在故乡永和兴建了水电站。赠送农业机械。梅州地区不少侨胞为了帮助乡亲解决劳力困难，提高劳动工效，给家乡购买抽水机、喷灌机、手扶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梅县从1971～1985年的15年间，华侨、华裔捐赠的抽水机有500～600台，手扶拖拉机100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2000多台。支持办果园。为了支持家乡摆脱贫困，70年代，梅县南口旅日华侨三番先生开始捐资支持家乡人民开发荒山，兴办果园。梅县旅印尼华侨邓光衡1984年投资在城东办起了书坑乡幸福果园和潮塘幸福果园。幸福果园的三华李、柑桔、荔枝已开花结果。大埔县华侨肖先生于1985年无偿投资7万多元给家乡办果园。梅县隆文镇华侨筹集20万港元给家乡，在隆文镇南山坝围堤种果。许多侨眷也把侨汇用来耕山种果，开发农业，兴办实业。1990年全市归侨、侨眷用侨汇兴办各种实业的共有1.2万户，其中梅县6367户。归侨吴柏贤用侨汇办小庄园，当年收入4.5万元。松北乡饶然新由印尼亲人资助88万元兴办起造纸厂，月产值达4万元。石扇镇郑维胜在其印尼的叔叔支持下，承包90亩果园，1990年收入达21万元。(五)乡镇建设方面 建国以前，梅州地区的不少城镇和农村的集镇，都是依靠侨资建设起来的。梅县松口镇有1000多间店宇，其中60%是华侨投资兴建的。五华县华城镇有104间店铺，是旅马来亚华侨李桂和独资兴建的。建国后，华侨、华裔、归侨和侨眷在集镇和城镇建设住宅的日益增多，到1990年，梅城建有公园华侨新村、五洲城华侨新村和东山富乐花园等华侨住宅区。

六、大力资助桑梓教育事业 梅州华侨素有关心和极力赞助桑梓教育的良好传统。光绪二十七年(1901)，梅县籍华侨梁建勋在程江独资兴办“建勋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梅县南口潘姓华侨集资创办了安仁小学，建筑费、教学设备及常年经费，全部由华侨负担，开梅州华侨捐资办学之先河。光绪三十一年(1905)，梅县雁洋旅印尼华侨丘燮亭捐大洋1.3万元兴建丙村三堡学堂(现在丙村中学的前身)。此外，本市较早捐资办学的还有：宣统二年(1910)丰顺县旅泰华侨徐明楷在故乡黎山村创办私塾学校“振东学堂”。平远县旅马来亚华侨姚德胜于民国2～4年(1913～1915)捐10万银元兴建平远中学。20年代初，蕉岭华侨吴德馨捐巨款兴建三圳公学(40年代初扩建为晋元中学)。民国13年(1924)创立的嘉应大学，40年代创办的南华学院，都是在华侨熊幼霖、丘元荣、杨溢券、李其珪、龚子宏、林师万、陈南康、潘敬亭、罗运延、李秀英等乡贤赞助下兴办起来的。据记载，建国以前，梅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是华侨捐资兴建或资助维持。如驰誉海内外的东山中学，从1913年创办至1949年，侨胞捐资兴建的教学设施就有华侨楼、西新楼、石牌楼校友会所、挹程楼、礼堂、旭升楼、20周年纪念堂、南康图书馆、30周年纪念楼、二宿舍、老科学馆、松山堂等。建国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侨、港澳台同胞独资捐赠或集资捐赠办学范围更广，项目、人数及金额更多。梅县旅港实业家曾宪梓、黄丽群伉俪先后捐资为母校东山中学建造宪梓教学大楼和图书馆大楼，又会同饶先生、刘锦庆、李信章等44人捐资兴建东山中学70周年纪念大楼，又为迎接东山中学建校80周年独资兴建宪梓大礼堂，还捐资兴建梅州中学雪麟楼、乐育中学丽群教学楼、丽群礼堂、扶大中学宪梓教学大楼、梅县华侨中学宪梓艺术宫等，捐资金额共2000余万元；此外，又捐资1000万元在梅州市城区创建曾宪梓中学。梅县实业家黄华先生先后在东山中学和梅县、梅江区、平远、五华等中小学捐资兴建校舍、建立奖教奖学基金、资助勤工俭学等，共捐资300多万元。大埔老华侨萧畹香先后捐资450万元，把几年前独资创办的进光初级中学扩建为完全中学，建筑面积

达1.3万平方米。大埔旅港实业家田家炳先生在家乡兴建银滩小学、玉湖中学、谦家小学、田家炳小学、田家炳第一中学、田家炳第二中学、田家炳第三中学、大埔机关幼儿园、大埔职业中学、大埔电视大学教学楼、嘉应教育学院田家炳教学大楼、嘉应大学田家炳科学馆、兴宁田家炳中学等，捐资金额共达2000多万元。大埔姚美良先生，几年来先后捐资大埔华侨中学、银江中学、湖寮永芳学校、东山中学、市盲童学校、梅县高级中学永芳楼、平远梅青中学永芳楼等项目，共捐资2000多万元。香港嘉应商会会长刘宇新为母校兴宁坭陂中学建造字新教学大楼、庭芳图书馆、庭芳教师住宅院、宇新读书亭、校友楼等，捐资达440万港元。香港嘉应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李济平在家乡兴宁独资创办济平中学，耗资440万港元，建筑面积共7000平方米。平远旅港教育界名流何冬青，独资创建冬青实验中学和冬青小学。丰顺县自改革开放以来，旅外乡亲先后捐资5780万元，新建、重建、扩建中小学162所，建筑面积共14万平方米，占全县校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如旅泰国同胞罗名等、徐思华等倡议重建华侨中学，海外乡亲热烈响应，150余人共捐资410万元，新建面积达1.8万平方米。又如旅泰国、香港乡亲捐资460余万元，为东海中学建起占地百余亩、校舍面积1.4万平方米的新校园。从1978～1990年的13年间，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接受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建校共1.23亿元。此外，嘉应大学的复办，也靠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曾宪梓、熊德龙、萧畹香、田家炳、刘宇新等乡贤的积极支持。1985～1990年，华侨、港澳同咆捐资建设嘉应大学的金额共2500万元，建筑面积达3.3万平方米。梅州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台同胞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梅州成为“文化之乡”，与三胞和海外乡亲鼎力支持家乡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

七、回国传授科学技术 梅州许多学有所成的华侨后裔，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家，他们不忘故土，热爱祖辈的家乡，经常回中国讲学，传授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祖国人民的赞誉。梅县华侨潘立斋后裔，现任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化学家、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潘毓刚，从1973～1990年，已经10多次回国作义务讲学，还受聘为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名誉教授。1986年，他在全国10所大学义务讲学后，又风尘仆仆到嘉应大学讲学，并接受嘉应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祖籍蕉岭县、荣获国际数学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丘成桐博士，是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他多次回中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上海复旦大学讲学。他极为关心祖国的数学研究，对祖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名誉教授。祖籍平远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图书馆高级编目主任沈己尧教授，来华参加中国图书馆和华侨吏的学术交流达20多次，并被聘为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名誉理事。他为中国图书工作现代化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建议，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他还给北京大学寄书，并把随身带来的大批有关图书馆的书籍、资料和幻灯片等赠送给有关部门。1984年，他又专程前来我国郑州，就海外人士集资与河南合作筹办黄河大学一事进行磋商，他是积极支持和参与这所大学的筹办者之一。祖籍梅县的美国农业专家黄伟文，1984年以后，多次回到祖国的新疆、宁夏、湖南、山东、河北等地，对水果和农产品加工进行技术指导，有效地提高了这些地方的水果管理和农产品的加工水平。

八、资助各项公益事业(一)创建医院 建国前，梅州地区的广大华侨、华裔就捐资在家乡兴建医院，为家乡人民防病治病。清末，梅县的育婴堂就是华侨捐资兴办的。建国后，广大华侨、华裔(包括港澳同胞)更加热心捐款兴办医院、捐赠先进的医疗设备，赠送救护车等。市黄塘医

院由华侨、华裔(包括港澳同胞)捐资120多万元建了两座门诊大楼，其中有旅美华侨张宽粦、李婉琴伉俪捐资人民币42万元兴建的第二门诊大楼(名为宽婉医院)。该院接受捐赠的医疗设备有救护车3辆、B型超声波两台、纤维胃镜1台、脑电图机1台等，折款人民币70多万元。梅县松口人民医院，也是由海外乡亲集资100多万港元建起的门诊大楼，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还有大埔百侯医院、兴宁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名为清林楼)、玉英楼、梅县白宫华侨医院、梅县松口医院、丰顺县人民医院“华侨健民楼”等，都是由华侨或华裔捐资兴建的。

(二)兴建影剧院 建国后，梅县先后由华侨投资兴建了3间影剧院。梅县华侨戏院，由华侨投资人民币17万多元，于1957年建成开业，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2000多个座位，剧院院名由知名人士何香凝题写。梅县松口影剧院，由华侨投资人民币7万多元，加上贷款两万多元，于1958年建成开业，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1300多个座位。梅县丙村影剧院，由华侨投资5万多元，1962年建成使用，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1300多个座位。还有蕉岭县的蕉岭戏院、高思戏院、新铺戏院，五华县的华侨戏院等，都是由华侨捐资或投资兴建的。(三)捐建体育场所 建国前，梅县华侨集资在梅城东较场开辟了大型体育场，成为足球健儿训练和比赛的场地，但未有看台。1985年，港澳同胞曾宪梓、刘锦庆、刘宇新、罗焕昌，华侨陈云康、李达文、熊德龙等捐资200万港元，兴建了梅县人民体育场13级看台，可容纳1.7万多观众。此后，又捐资230万港元兴建了各可容纳1.2万人的兴宁县人民体育场和五华县人民体育场的看台。1978～1990年，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资公益事业的金额共达3.64亿元。

第四篇：对德育工作的贡献

我自任职以来，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在学生德育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德育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班主任工作方面，本人深入细致的对每一位学生进行了解，懂得他们的学习、家庭、生活情况。学生厌学、有退学念头了，我及时和他们谈心；有时候还进行家访，和家长谈心，有同学间闹矛盾了，经过我的教育，使他们以朋友相处。多少学生在我循循善诱的教育下走向正确的人生航道！

第五篇：环保协会：感谢广州生态木对环保事业作出的贡献

环保协会：感谢广州生态木对环保事业作出的贡献

我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行低碳经济，大力实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全面实施循环经济、清洁发展机制；提倡绿色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当务之急。而在广州，环保协会致函广州生态木行业，感谢一直对环保建材做出的贡献。生态木是主要由木基或纤维素基材料与塑料制成的复合材料的简称。该材料结合了植物纤维和高分子材料两者的诸多优点，能大量替代木材，可有效地缓解我国森林资源贫乏、木材供应紧缺的矛盾。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虽然已经是发展中的工业大国，但同时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据统计，我国每年有7亿多吨的秸秆，木屑需要处理，而处理方式大都是焚烧及掩埋；完全焚烧后会产生过亿吨的CO2排放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效应。经调查如果将这些秸秆用于制造生态木材料，则可产生如下客观的效益：

1、每年减少3.5亿多吨的CO2排放量---相当于我国2005年总排放量的13%，2007年总排放量的5.2%。

2、有利于森林资源的保护。7亿吨秸秆（加上其它成分）可以生产11.6亿吨的木塑材料，可替代23～29亿立方米的木材---相当于我国活立木总蓄积量的19%，森林总蓄积量的20%（全国第六次资源清查结果：全国森林面积17490.9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8.21%，活立木总蓄积136.18亿立方米，森林蓄积124.56亿立方米）。因此，在广州部分企业者们发掘出了在其中掩藏的商机，经过筹划和评估得出了结论，生态木产品的推广可极大减少我国森林的砍伐量，森林砍伐量减少的同时，还会大量增加森林对环境中CO2的吸收量。由于生态木材料具有100%可再生、可循环使用性，所以，生态木是一种极具发展前途的“低碳、绿色、可循环”材料，其生产技术也被认为是一项有生命力的创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原文来自广州生态木官网： 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