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难题

第一篇：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难题

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难题 看病还是很难。2009年以来，一方面，国家投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在部分地区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社区可用的药品很少，社区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断扩张人满为患，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看病还是很贵。2011年以来我国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职工医保缴费和居民医保补贴在不断增加。但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仍占全国总支出的34%以上（应当小于20%），药品占医疗费用的40%以上（国际标准为15%），检查项目和医用耗材占比越来越高。一系列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

中国医改难题是什么？

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责定位不清：

1.价值取向问题。医疗服务属于健康管理，无论在公立医院还是私营医院，医生的每次处方都要对患者的终生健康负责，经得起长期评估，不是一次性交易。

2.宏观调控问题。基本医疗服务范围过宽，难以被用公共品覆盖；公立医院过滥（规模过大、数量过多、补偿不足、财务不透明等），难以生产公共品；亟待基于服务需求和财政预算规模限定公立医院的范围和数量，并建立完善的补偿机制。

3.理念问题。只有承认医生价值、尊重医生人格、建立适合医生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打造好医生的生存环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4.管理体制问题。政府办医院、管医生、管医保基金，热衷做运动员，不会做裁判员，部门之争多于部门合作，缺乏医患保等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公共治理，缺乏医药保之间的联动。

5.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能力建设不足，缺乏有效的精细化管理手段。注重监管基金和控制总费，忽略对医院和医生的指导和服务，医疗保险基金有效使用不足，诱导医院推诿患者和挤出目录用药，增加大医院就医人数和患者负担，尚存医患勾结的欺诈现象。

解决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着更系统化和更深层次的巨大挑战，必须深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但中华民族文化饱含救死扶伤的天使色彩，只要以人为本，纠正价值取向、理念和体制的偏颇，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建立医疗服务体系的第一要义是可及性。“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反映最为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本质就是反映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较差问题。在工业化早期看病即看医生，在信息时代看病即医疗服务，即指将医疗信息、医疗资源和专家指导送到患者身边的服务体系。需要建立以信息共享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支持网络，对医疗数据持续研究和有效性分析，1

引入基于临床指南和临床实践模式的决策支持等技术，帮助公立医院积极应对支付方式的转变、社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

2.建立有效的医生考核激励机制，调动医生积极性。

付费制度改革的目标不是要让医疗保险的资金能够控制不超支，而应该发挥的作用是要在有限的资源内，最大限度提高医疗质量，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提高医疗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医生是人力资本最高、职业风险最大的群体，理应获得最高的报酬，是薪酬体制中的标杆。中国历次医改的主要缺陷在于忽略了这一点。

因此，首先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和统一收费标准，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定期审计报告制度；其次，根据财政供养能力界定公立医院和人员规模，以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救助为主，依赖财政预算、医保结算、服务收费甚至药品合理加成进行经营，收支平衡不盈利，但必须做到财务公开，接受定期审计和第三方评价，向同级人大提供财务报告，向社会公布年报。第三是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制度。

发挥医疗保险的监督服务功能

3.引入医疗保险智能审核功能，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医疗保险是分担参保患者经济风险和抑制医患道德风险的制度安排，不仅有规模巨大的基金，更是社会契约型团购医疗服务的支付方，具有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中国医疗保险事业发展近20年，医疗保险基金分担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费用的40%-80%，但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年均12%，远远高于GDP增速。伴随人口老龄化和不断提高的医疗服务需求，强化医疗保险费用审核功能，从控费到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抑制过度医疗和欺诈医保基金现象，是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传统的医疗费用审核包括事后审核、事中审核、事前审核，目前各地医保审核基本停留在为控制总额而进行事后审核的水平上，事中只能进行抽查。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很难调动医生和患者的积极性，漏洞很多，难以抑制过度医疗和欺诈现象。

精细化的管理要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需要具有足够的动力、技术、资金和人才与医生对话，强化指引、监督和服务能力。但是，社保中心每月要处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条划卡数据，受财政预算、人员编制和专业水平等条件的约束，这项工作无法进行，医保机构能力建设遇到瓶颈。

而智能审核系统是针对中国诊疗标准、药品目录和医保政策而研发的具有事前引导和约束、事中协商和监控、事后处理和总结三大能力的智能审核系统，并在归集大数据的基础上帮助经办机构提高精细化管理和改善决策能力。

4.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发挥医疗保险的监督服务功能。

信息化时代的医疗体制改革对管理监督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费用和成本控制、医疗服务质量监控、成本核算等提出了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的要求。同时行政体制改革

2也为实现高效的医疗保险管理明确了方向和创新要求。世界上65%以上国家选择用社会医疗保险购买医疗服务的医疗保障模式，即基于社会契约关系建立公共治理机制；我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医保的主要功能不仅是分担患者的经济负担，更在于抑制医患道德风险和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目前，部分城市借鉴美国经验，在医保和协议医院的信息系统内嵌入了智能审核系统，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首先，智能审核系统的应用，可以将事后监督可以转向事前指导。当智能审核系统嵌入医院信息系统后，医生行为只能发生在现行卫生、药品和医保政策范围之内，并100%接受监督，如有违反即刻发现和及时纠正，这比政府行政手段管理公立医院更有效。

其次，智能审核系统的应用为医保机构和医生建立了沟通通道。不仅查处违规，更加尊重医生的处方权，也为规范医疗服务和处理医疗纠纷提供数据分析，智能审核系统还可以在更大的领域进行扩展和延伸应用。

第三，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管理能效。放宽医疗保险管理服务的准入和政策性限制，允许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医疗保险的费用审核、费用结算和支付、基金监管等业务；或将这些业务内容外包给第三方专业机构。这样的公共服务外包不同于公共服务私有化，是指医保经办机构将自身职责体系内的事项委托非政府组织办理，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核心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市场活动来弥补经办机构服务提供能力的不足。

医疗保险审核功能外包是指在政府经办机构的指导下，的技术层面将诊疗行为和医保基金使用的审核等功能委托非政府组织，甚至是商业机构，包括研发、安装、操作、维护、统计、分析、咨询和二次开发等，从而提高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监控能力。

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的保障，医疗保障管理服务需要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知识结合，需要与经办机构长期的磨合，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才能最大发挥管理效应。这符合当前机构改革的要求，也符合世界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最终，探索出医保改革的中国式办法，并成为中国走向公共治理的标杆。

第二篇：刘延东：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刘延东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刘延东在省部级干部医改座谈会上强调

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新华网北京3月27日电 3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主持召开省部级干部医改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医改，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探索出破解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刘延东指出，医改是重大民生工程，是经济社会领域一项重大改革。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推动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个县，破除以药补医，合理把控公立医院规模，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确保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布局。进一步推动社会办医和医师多点执业，为群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320元，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建设，发挥好托底救急、扶危济困作用。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注重“治未病”。规范药品流通秩序，改革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有效防范和治理“药价虚高”问题。加强医学人才培养，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依法打击暴力伤医行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第三篇：破解医改困境初探

破解医改困境初探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西安710072)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医改30年的经验教训，每向前推进一步，都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给医疗改革留下难以弥合的空档。认为面对结出的“看病难，看病贵”苦果。必须破解医改困境，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增强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确保医疗的公平性与公益性。

关键词医疗改革；医疗体制；公益性

在特定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循行的是不断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前30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在不断萎缩，而能与市场化相衔接的保障体制还处在探索阶段，没有及时发挥作用，从而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表征。

市场化总有失灵的领域，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给予及时调控，而是将问题推给市场，医改困境将无法突破。

一、医改的四个阶段??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历经30年之久，每个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改革内容也各有侧重。

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4年。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医院管理工作展开，针对当时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大锅饭”问题，借用经济手段管理医院，以期提高效率。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办法；同年，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随后又开展了“五定一奖”和对医院“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等办法，并进行试点。

1981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强卫生机构经济管理的意见》。以上所有措施，目的是扭转卫生机构不善经营核算的局面，用经济手段――各种激励措施，调动医院的经营积极性。

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6年。

1985年，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经济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以加强经济管理为特征的改革思路在各个领域渐次推开。在前些年改革基础上，对医院也推行“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等一系列改革。这一年，号称“医改元年”。

医改启动的标志是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国发[1985]62号文件)，该文件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由此拉开。

1989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1989]10号文件)，文件提出五点内容：第一，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第二，开展有偿业余服务；第三，进一步调整医疗卫生服务收费标准；第四，卫生预防保健单位开展有偿服务；第五，卫生事业单位实行“以副补主”、“以工助医”。其中特别强调“给予卫生产业企业三年免税政策，积极发展卫生产业”。这个文件可以看作是对上一个文件的细化。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从这三个文件看，政府的主旨是“给政策不给钱”，强调医院要靠经营来解决“吃饭问题”。这样的改革思路，更强调的是医院的经营功能。

第三阶段：1997年到2005年。

这一时期的改革，可以说是花开两枝：一方面对城镇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医院进行产权方面的变革探索。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医疗领域主要有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卫生管理体制、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卫生机构运行机制等内容，构成此轮改革的基调。

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2月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等8 部委《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随后陆续出台了13个配套政策。

医院产权方面的改革探索在一些地方试点。比如，宿迁公开拍卖卫生院，实现政府资本的退出；无锡市进行了医院托管制实验；在一些地方实行“医药分开”的实验，以期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

2005年，是医改争议最为激烈且公开化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同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医疗体制并没有帮助到最应得到帮助的群体(特别是农民)，结论也是医改并不成功。

在激烈争论与反思中，医改方向开始有了调整。

2005年1月，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吴仪做出批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同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06年9月，成立了由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新一轮的医改正式启动。

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机构进行独立、平行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后来增加到9家机构。5月底，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组织召开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对医改方案进行评审。此后，正式的医改方案一直都在酝酿之中。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医疗体制的制度框架包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新时期对卫生医疗体系构成的全面概括。

2008年10月14日，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该意见稿内，对新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描述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2005年之前进行的改革侧重于调动医疗服务供方的积极性，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将医疗服务这块饼做大；2005年之后进行的新医改，关注点开始瞄准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即如何让广大群众拥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至于因病致贫。

二、改革衔接失当导致困境丛生??

解放后的前30年，中国建起了一个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低成本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1978年，世界医疗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讨论“到2000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目标，那时，中国的医疗体制便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集体收入没有了来源，原来用集体积累资金维持的农村合作医疗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要么解体，要么被私人承包。从1980年到1989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63．8%降到4．8%，几近消失。??

农村合作医疗几乎消失的恶果是，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一旦出现大病，则整个家庭陷入经济困顿之中，因病致贫成为新时期的一个新问题。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而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即使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农村，在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也占60％以上。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与农村合作医疗逐渐消失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医疗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1991年中国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3．73%，到2000年，所占比例下降为32．07%。我国平均每1000人拥有卫生服务人员3．63人，而农村不足2人。直到2008年，农村卫生事业并没有出现过历史性的突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依然不高，甚至与2000年同期相比还有所下降；此外，农村所拥有的卫生服务人员也低于平均水平。在城市，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都是单位人，拥有公费医疗，在一些企业里，这一福利甚至惠及子女。企业改革后，为提高经济效率，公费医疗成为压缩成本的刀下祭品，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而言，医药费只是理论上可以报销的东西，要看病都需要病人自己先掏钱。这是在1998年实行城镇医疗改革前的情形。

1998年之后，城镇一部分人(主要由过去体制内单位转化而来的人)有了医保，但由于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同样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据2003年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城乡将近60%的医疗费用是个人自己掏腰包。而且，城乡居民患病人次数比1993年增加了7．3亿人次，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下降，患者中自我医疗的占35．7%，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占13．1%。

城镇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改革使得传统的就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造就了很多在非正式单位就业的人，比如自由职业者、中小私人企业从业人员，他们游离于城镇医保系统之外，且人数庞大。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至2005年3月底，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2708亿人。

上述表明，医改向前的每一步推进，都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给医疗改革留下难以弥合的空档。每一次改革，从试点开始到全面推行，需要几年的时间。城镇社会医疗保险试点始于1993年，5年后才在全国推行；1994年，国务院研究室、卫生部、农业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全国7省14县开展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和跟踪研究。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目前依然处于试验阶段，目标是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关键的问题是，对政府而言，如果将医改始终放在为财政减负这样一个位置，不加大为老百姓筹措基本医疗费用，不对医院进行合理的投资，新医改能否见效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据联合国下属公共健康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关数据，中国政府2006年在医药卫生方面的支出还不足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在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196个国家中排名第156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说：目前国家对医院的投入只占到10%，90%的资金需要医院自筹。这样的一个投资结构，等于是把医院逼向按赢利机构的模式运营。对医院而言，如果依然将追求效率摆在首位，并将之层层分解到医院的每一个职工身上，看病贵就成了一个死结。相比而言，看病难只是看病贵的一个衍生后果，如果不是因为贵，难就比较容易解决。

三、医疗保障的公平性与公益性??

中国政府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斥资8500亿元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强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医疗制度的公平与否，指标并非是单一的看病不掏钱。不掏钱看病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过度浪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政府为国民健康花钱，应该花在哪？换言之，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医保是保大病还是保小病？从资金发挥效率上看，应该是保小病，小病被重视了，很快医好了，就不会酿成大病。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觉得小病要自己掏钱，就不愿意到医院去看，或者是觉得太贵，没钱看，最后拖成了大病。

其次，政府为国民健康、医疗筹措资金，除了品类上仅限于基本医疗外，在目标人群上，应该首先保证弱势群体――穷人和老人，对他们应该不分城乡设立一个救助制度，而不是靠媒体的偶然呼吁。

最后，坚持低费用的医疗服务，在这一点上传统中医更具优势，应当很好地发挥其作用。如果一如既往地坚持靠机器看病，庞大的医疗费也许会让全民享有医保的理想变得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1]王绍光，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读书，2005．1．

[2]王虎峰，论争中的中国医改―问题、观点和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

[3]夏洁，关于农村医疗状况以及疾病对农村家庭影响的调查报告．三农中国，2008．10．

第四篇：用“中国式办法”深化改革

用“中国式办法”深化改革

面对诸多发展困局，要用“中国式办法”深化改革。改革要不断释放红利，让城乡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里有两层涵义：一是通过改革破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努力做大蛋糕，二是通过改革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公平公正地分好蛋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牵引，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的规律。新一届政府从简政放权入手布局改革，“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成为完善市场机制的重要途径。仅去年一年，中央部委就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改革红利已然初显。可以预见，随着政府的不断放权，改革红利将持续释放。同时，政府还必须把该管的事情管好，弥补市场失灵，坚持“放”“管”齐头并进。只有把握好这个平衡关系，才能使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为城乡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我们要在不断做大蛋糕基础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不同利益全体的矛盾和冲突，努力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改革进程要全力而为，走渐进前行道路。改革面临很多阻力和困境，一些问题更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解决这些 1

问题，首先要坚定改革决心，不能懈怠，更不能知难而退，错失改革良机。要有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气概，咬定改革不放松，全力而为。同时要认识到，我们试错的余地非常有限，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确保改革不出现重大失误，经济建设不出现重大倒退。所有改革都有代价和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攻坚阶段，若措施不当，即使最好的意图也可能产生反向效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进行改革，极有可能招致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弹和共同抵制，会彻底堵死改革道路，过犹不及。统一改革思想，达成改革共识，需要时间，也需要成本。因此，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以重点突破、小步快跑的方式，出台精细化的改革举措，稳步、有序地推进改革是当下的最优选择。

改革要注重顶层设计，鼓励各方面实践探索。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难度和复杂性同时加大，必须从战略高度整体谋划未来改革。顶层设计就是站在国家层面，明确改革所要解决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设定改革的战略目标，设计好改革路径和改革次序，稳步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化解改革阻力，降低改革风险。顶层设计需要有实践探索的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先试点后推广，将实践探索出来的好的做法制度化、法制化，先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架起桥、修上路。改革需要集思广益，需要不断地试错，在试错与纠错、摸索与发现中得到方法和经验。从这层意义上说，顶层

设计的是原则，实践探索的是方法，改革要将不变的原则和万变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事求是，去伪存真。

改革要努力扩大增量，不断调整优化存量。改革和发展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改革既是对老问题的梳理和解决，也是对新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推进改革，不仅要研究如何分好蛋糕，也要研究如何做大蛋糕。从历史经验看，在增量改革的过程中优化存量，有助于稳定改革预期、减小改革阻力、释放改革活力、增加改革收益。因此，在优化存量过程中扩大增量将助推改革。近几年，在互联网、传媒、新能源等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兴产业，它们具有强大的内生性增长活力，对传统行业形成了挑战，迫使相关传统行业自发地做出优化调整。这些新兴产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它们的出现为改革提供了契机。同时，我们应当关注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改革的增量领域亦是如此。改革过程中要防止既得利益者对新事物、新兴产业的阻挠，要预留出必有的政策空间，鼓励、支持新兴产业，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用时间换空间、用新空间替代老空间，依靠新生力量取代落后产业和顽固势力，把改革阻力滞留在原有空间当中，让它们随时间推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要落脚实际，注重经验总结和学习。改革不能脱离当下的实际情况，要实事求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接地气。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生

态文明建设同步、叠加进行，城乡二元比较严重，改革措施的选取必须考虑这三个特殊的国情。同时，还要尊重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改革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进程，我们要从近代以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连贯思考改革，在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中考量改革的问题及出路，理清改革脉络，挖掘历史规律。此外，也要善于向外学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具备极为明显的后发优势，善于向外学习是推动改革的有效路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学习方法和理念，而非照搬具体政策。要研究发达国家当前面临的困境和对策，也要回顾它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为我们的改革积累必要的知识储备，为我所用。

第五篇：发改局难题及破解意见建议

金秀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制约我县和本单位发展的难题及提出破解难题的意见和建议

按照自治县2012年深入开展“学用政策、狠抓落实”活动的要求，5月11日，县发改局组织本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学用政策抓落实、强化执行促跨越”大讨论活动，认真讨论、查找制约我县及本单位发展的难题，并就如何破解难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讨论中，与会人员结合实际，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现将大家的意见梳理后作如下反馈：

一、关于制约我县发展的难题及破解难题的意见和建议

经大家认真讨论和查找，我们认为制约我县发展的难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投入，发展相对滞后。

二是人才缺乏，特别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

三是干部职工思想观念落后，作风不实，缺乏奋勇争先，敢闯敢干的创新意识。

针对以上难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去破解：

一是认真学习政策，把握发展机遇，利用相关政策积极向上争取更多的项目及资金，不断加大我县基础设施的投入，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加强基础教育，加大学校基础设施投入，关心学校师生的学习和工作，促进学校教育的稳定发展。要重视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学习和培训工作，努力改变我县人才短缺的现状。

三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破除制约我县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1树立奋勇争先、敢闯敢干的创新意识。

二、关于制约本单位发展的难题及破解难题的意见和建议 经大家认真讨论和查找，我们认为制约发改局发展的难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种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得不够好，如学习制度、车辆管理制度、上下班制度等等。机关的学习工作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化、规范化。

二是解放思想，转变干部作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三是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不足，发改的职能作用还发挥得很不够。

针对以上难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去破解：

一是要切实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对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的精神、自治区、来宾市领导对我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学习。要完善学习制度，并督促检查学习制度的落实。要通过学习使大家不断提高政治素质，提高业务素质，提高对自己所担负的重大责任的认识，振奋精神树立起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要切实增强群众观念，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注民生，反映民意，尽可能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是要增强创新意识，努力创新发改工作。要通过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主题活动，解决好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等问题，在干部队伍中树立奋勇争先、敢闯敢干的创新意识。

四是班子的成员要加强沟通增进团结，增强凝聚力。要在自觉加强学习，遵守党的纪律、遵守机关的规章制度、积极工作，廉洁自律上给机关的同志做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