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

第一篇：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

秦前红 武立强

摘要：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具有象征意义。本文以“人民主权”为切入点，在“公意”、主权的界限、主权实现的方式以及对自由理解的分歧等方面对卢梭和贡斯当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比较，借以厘清人民主权的内涵。

关键词：卢梭 贡斯当 人民主权 自由主义

历史总是阴差阳错，令人难以捉摸——即使最美好的动机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代对相同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两人却素昧生平从未谋面。他们就是本文我们将要论及的法国人卢梭和贡斯当。

让·雅克·卢梭（J·J·Rousseau）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则稍晚于卢梭，1767年生于洛桑，终于1830年。二人都被后人视为是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和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导师。在历史铺就的舞台上，他们给世界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然而在这一舞台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迥然有别。卢梭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位孤独的思考者；而贡斯当则更多的是一位不屈的抗争者。二者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形象因与大革命的联系而流传于世。

启蒙运动约略从17世纪末叶开始，涵盖18世纪，而以法国大革命为其颠峰。这段时期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所共同蕴藉的精神氛围，包括宗教宽容、经济自由、分权制衡的民主政府等等，在思想史上开创了政治自由主义。然而在思想启蒙运动先驱者和自由主义奠基人内部，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在他们内部的分歧中，卢梭和贡斯当的辩论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对处于同时代的两位法国思想巨擘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厘清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理论分野和历史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在此仅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切入点，力图对两者的政治思想的异同发表一些拙见，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之所以选择“人民主权”为论述基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卢梭以其“人民主权”理论开创了政治权力合法性讨论的历史先河，①并吸引人们以无所畏惧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此浴血奋战，在历史上留下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同时许多人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而贡斯当在以“人民主权”来界定政治权力时候则采用了明显有别于卢梭的思想方法。第二，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其社会契约思想和公意观念的逻辑结果；而贡斯当论述的“人民主权”则是基于其自由理念。对“人民主权”论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视野和理论重心，表现了二者的政治思想概貌。

一、人民主权的基础：“公意”与“普遍意志”

最早提出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的应该是法国思想家让·布丹（1530——1596）。

在其《国家论六卷》中，他首次将“国家”和“主权”联系起来，认为主权是绝对永久的、至高无上的，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在此后的17、18世纪，主权理论逐步发达，例如霍布斯主张绝对君主主权，洛克则从财产权的视角对主权给予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诠释。然而，真正将主权赋予人民并使人民主权理论深入人心的是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在卢梭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他的全部政治法律理论的精华所在”。①

卢梭的主权理论是以公意为基础的。他认为“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②公意理论是揭开卢梭人民主权理论面纱的“无形之手”。那么公意又是什么呢？在卢梭那里，它又与社会契约理论密不可分。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卢梭在否定强力能够给政治权威提供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上引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③接下来卢梭论证了既能够保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又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卫护和保障人类的权利和财富的社会契约。他认为“如果我们抛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在此公意赋予了共同体生命、意志及公共人格。共同体也因而脱离个人而成为了独立实体，公意是该实体的灵魂或精神。为了保证共同体的正义性，卢梭还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的差别，认为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则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公意不能理解为公民多数人的意志，而应理解为公共利益的体现。众意可以通过不同公民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之间的一致来体现；相反，公意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则只能是一致的，因此它也就总是正确的。”⑤社会契约和公意是互为表里的一对事物。社会契约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公意则是社会契约的精神内核。正因为公意永恒正确、一致，主权也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卢梭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⑥。在深入探讨公意的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1）主权是不可转让的；（2）主权是不可分割的；（3）主权是不受限制的；①（4）主权不可被代表。②应该说，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从封建绝对主义国家政治权威向资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权威过渡的合法性问题，为资产阶级掌握、分配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他的这种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但是，正如贡斯当认识到的那样，善良的动机并不必然产生美好的结果。

贡斯当是主张立宪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本意上讲，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心存矛盾的：一方面，卢梭为人们所提供的理论切中了封建绝对主义国家的要害，代表了当时希望获得个人解放的大众心理，而这也正是贡斯当希望实现的目，日内瓦的政治模式却在卢梭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日后卢梭心目中的共和国的生活原型。①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和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所指出的那样：“卢梭政治思想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人类过去的幸福的自由状态。”②

与卢梭不同，贡斯当心中充满了对英国的代议制度的景仰之情。1783年到1785年，贡斯当负笈与卢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这恰恰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贡斯当的心；从此贡斯当对英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迷恋终生不渝。1815年，贡斯当出版了《论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不惜笔墨地论述了人民主权、君主制下君主权力的性质、大臣的责任等等一系列英式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此文发表于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当时贡斯当作为拿破仑邀请的议员，正为他草拟一部宪法。贡斯当选择在此时发表本书，其以英国政制改造法国社会之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贡斯当对直接民主的批判，是与他的自由观念密切相关的。他区分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并认为两者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现代自由意味着公民权的淡化。在现代社会，古代那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了，人民只能以代议制的方式行使主权。①

现在看来，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运作的需求。就连卢梭自己也不无遗憾的说：“除非城邦非常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④而贡斯当基于其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认识而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则顺应了现代社会—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历史发展潮流。

四、人民主权的归宿：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⑤

卢梭和贡斯当都极其珍视人类的自由。他们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也都在于公民自由。卢梭酷爱自由。他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卷首不无遗憾地写道：“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⑥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⑦卢梭社会契约的宗旨就在于：“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⑧

贡斯当也是一位虔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是他的最高信仰。贡斯当毕生都在为自己的自由理念而奔波奋斗。他的政治立场曾多次变化，但他一直忠实于立宪的主张，忠实于自由的理想。他抨击雅各宾派的专制，批评拿破仑的独裁，组建自由党参与政治斗争，并因此而成为欧洲自由党的榜样。①这一切都是基于他是自由理想。

虽然卢梭和贡斯当都以自由为自己政治思想特别是人民主权理论的归宿，但由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的不同而使人民主权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在卢梭那里，自由意味着“自主”，即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成为自己的主人。”②卢梭关于自由的涵义在本质上就是伯林所称谓的积极自由。他从日内瓦和古代雅典的政治制度那里觅得了灵感，认为自由和被统治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两者可以达到完美地谐和统一，并且他断言人们只有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才能获得最完美的自由。

贡斯当强烈地批判了卢梭自由观念。贡斯当说：“人们不可能建立抽象的观念，幻想着能增加个人自由的总量；更不用说归给它一种无限的适用性。公民团体是主权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任何人、宗派、协会，都不可僭称拥有非经人民授予的主权。但有一部分人类生活，必须保持其个性与独立性，应当有权独立于所有社会控制之外。卢梭没有认识到这一基本的真理，他的错误的结果，就是其《社会契约论》，尽管经常乞灵于对自由的支持，却是一切专制主义最可怕的同盟。”③贡斯当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他的自由理论——关于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理论。他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不同的。在雅典和罗马，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由于古代城邦国家领土狭小，贸易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奴隶制为自由人提供了闲暇，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而在现代，国家的疆域扩大了，人口数量增多了，商业贸易也发达了，现代人过着与古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政治在人们的生活的地位下降了。人们也愈来愈从私人生活中获得了价值得实现。同时由于国家疆域扩大，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所占的份额也就相对减少了。贡斯当认识到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人的目标是在共同祖国的公民中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④他认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⑤现代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虽然在国家中可能是“兼职公民”，但在私人生活领域他们却绝对拒绝国家权力的侵蚀。他认为卢梭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⑥

五、结语

通过对卢梭和贡斯当主权理论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发现：卢梭强调主权在民的意图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势”国家，希望通过扩大国家权力来整合社会，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他虽然批判霍布斯的“利维坦”，但用于取代“利维坦”的方式仍然没有脱离霍布斯的窠臼。不同是霍布斯将主权交给了君主，而卢梭将其赋予了通过契约建立的政府。但是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契约政府，公民（或臣民）都是没有武器去对抗的。如果霍布斯的君主还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的话，卢梭则论证了契约政府的完全德性，他以前提的道德性掩盖了结果可能存在的非正义性。贡斯当在革命是实践中认识到了卢梭主权理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因而极力主张为主权设立围墙，以免人民主权成为另一种“利维坦”。

由主权理论推演到政治思想领域，卢梭的政治哲学开创了一个时代。左右翼学者一致认为他是“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哈贝马斯语）。但是人们对卢梭的革命者形象

一直的心存疑虑的。贡斯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浪漫的法兰西革命浪潮中保持了头脑得清醒。

贡斯当积极地投身于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并与大革命中的许多风云人物如拿破仑等保持过密切的关系。他清醒地意识到卢梭思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公意”可能演化为“众意”或“私意”；人民主权也可能蜕化为极权统治。不幸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质疑在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只有到二战以后，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进行反思，大致勾勒出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和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条时，贡斯当才在这里觅得了知音。

卢梭和贡斯当的分歧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实际上体现了欧洲自由主义发展历史上两个分支——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英美传统以英国自由主义为代表，崇尚洛克式的自由；欧陆传统以法国自由主义为典范，推行卢梭式的自由。前者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注重法治下的自由。后者则以建构理性为基础，视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人为设计之物，强调人们可能而且应该根据某一被接受的原则或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结构。

①卢梭开创了法国式的自由主义；贡斯当虽为法人，但他的思想却更倾向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②这当然与他早年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经历不无关系。

自由主义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分流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实际上，这样的区分涉及到双方对自由概念的不同理解——即贡斯当提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在当代它又被伯林推演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所蕴含的危险十分严重，轻者如斯多葛学派之自我否定，重者如极权主义之尊奉教条。③当自由主义到20世纪发展为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时，我们还可以依稀地看到贡斯当的影子。

①（法）卢梭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提到“合法性”一词，第一次在著作中使用这一术语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一术语成为分析政治权威问题的核心概念是韦伯的贡献。但是由于（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强调的公意观念和民主观念包含了合法性的内容并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所以被视为“合法性”问题讨论的开端。

①钱弘道：《为（法）卢梭申辩——（法）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②（法）（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⑤（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①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1页。

②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6页。

③（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⑤（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①参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卷，第11章。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0页

③贡斯当是拿破仑独裁统治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也许是由于拿破仑政权深受大众欢迎的缘故，贡斯当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或多或少看作是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结果。

④罗伯斯比尔：《罗伯斯比尔全集》，巴黎1950年版，第8卷，第311页。转引自钱弘道《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⑤尽管没有使用“多数暴政”这一术语，贡斯当可能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他认为绝对的人民主权在政治实践中导致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他的这一论断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了发展，并由后者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明了“多数暴政”一词。

⑥参见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载于《公共论丛》第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⑦（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①（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页。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页。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②（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6页。

③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页。

⑤（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1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

⑦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Six Critics of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New York:Hardvvester Wheatsheaf,1991,p105.⑧参见李强：《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载《公共论从》第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①（法）卢梭在许多著作均以“日内瓦公民”署名，也因身为“日内瓦公民”而感到自豪。他还将《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根源》一书献日内瓦共和国，足见日内瓦在（法）卢梭心中的地位。

② 转引自曹卫东：《（法）卢梭是个操守主义者》载于《读书》2002年1期。

① 参见李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截《公共论丛》第五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5页。

⑤（法）卢梭和（法）贡斯当并没有区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没有使用过这两个术语。对两种自由分野的关注应当归功于二十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以塞亚·伯林的贡献。但伯林对两种自由论述的最初动机则渊源于（法）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⑦（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页。

⑧（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①参见（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黄光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277页

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

③参见（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④（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

⑤（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页。

⑥（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页。

①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82页。

②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式自由主义时，曾指出几个例外：孟德斯鸠、（法）贡斯当以及托克维尔。这几位思想家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而明显有别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

③ 参见江宜华：《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载于《公共论丛》第六辑，三联书店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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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宪法的基本价值包括人民主权

一、填空：

1、宪法的基本价值包括：人民主权、社会发展和。

2、是宪法最核心的价值追求。

3、宪法规范作用的主要方式包括：指引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和。

4、宪法作用的对象是。

二、名词解释：

1、宪法作用；

2、宪法价值

三、简答题：

1、宪法作用的特点有哪些？

2、宪法作用于公民和国家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参考答案：

一、填空：

1、宪政秩序；社会正义。

2、民主和人权。

3、预测作用；强制作用。

4、宪法关系主体的行为和社会关系

二、名词解释：

1、宪法作用：就是指宪法以其自身的活动（即宪法调整的形式）对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实际影响。

2、宪法价值：指宪法以其民主化的制度保障，在人类追求宪政秩序、弘扬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基本人权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价值指标。宪法的基本价值指标有四，即人民主权、宪政秩序、社会发展和社会正义。

三、简答题：

1、宪法作用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根本意志的现实化，是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现实反映；宪法作用的对象是宪法关系主体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宪法对宪法关系的主体和社会关系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宪法作用的全面发挥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在根本上，宪法只有适应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才能真正、全面地发挥作用。同时，特定国家的法治环境是否优良，宪

法本身是否完善、宪法能否得到充分实施、普通立法能否加强和配合、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是否具备、公民宪法意识是否充分等等，也决定或影响到宪法作用发挥的形式和效果。

2、宪法对公民权利行为的规范主要是保护性的，而对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则主要是限制性的，这体现在：（1）宪法采取不完全列举的方式为公民设定各项权利和自由，且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设定对公民来讲，是一种原则性的、有选择性的指引；同时在权利的列举之外，只要宪法未加禁止和限制的领域就应视为公民的自由。相比较而言，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则是具体的、确定的指引，主要表现为限制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宪法和相关法律严格规定了国家权力可涉及的领域；国家不能超越这一限制而行使权力，也不能因宪法对某一领域未作规定而擅自行使权力。越权行为无效，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2）宪法设定公民权利，是以“可以这样做”的行为模式来确定的。而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设定，同时也是对国家职责的设定，因此，国家对宪法赋予的权力，没有自由裁量为或不为的权利，而只能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之，不能随意放弃。（3）宪法不仅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也限制国家权力行使的程序，不合宪法程序的权力行为在宪法上视为违法行为而没有法律效力。公民权利只要在不侵害国家、社会利益和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其实现方式可由公民自由选择。（4）在评价作用方面，宪法对公民权利行为的评价，重在评价其行为本身，对行为动机、目的和后果的评价则是次要的；宪法对国家权力行为的评价，既重视其行为本身，也重视其行为的动机和后果。

第三篇：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读书笔记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读书笔记

精神也和身体一样，有它自己的需要。身体需要是社会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社会的装饰。政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需要奠定了宝座，而科学与艺术则使得它们巩固起来。评论：政府的权力保障一方面是专制力很强的军事，一方面依靠文化思想的统治。二这些便来源于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力量。科学、文学和艺术要比专制强权看起来更为温和更为有力量，它们控制了人们的思想以达到让人们自觉去被奴役自觉被统治被束缚。而且他们却认为这种失去自由心甘情愿被奴役的过程是追随文明的，是高尚的。

如果外表永远是心性的影象，如果礼貌就是德行，如果我们的格言真能成为我们的指南，如果真正的哲学是和哲学家的称号分不开的；那末生活在我们中间将会是多么美好啊！然而这么多的品质是太难凑合在一起了，而且在大量的浮夸当中德行是很难于出现的。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然而一个人的健康与强壮却须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了；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佞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见身体的力量和生气。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就是灵魂的力量和生气。

评论：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花言巧语，那么这样的人很少是仁慈的。同样外表太过于的装饰，其内心大多应该是贫瘠的，大量的浮夸当中德行是难于出现的。一个身着华丽的人只能看出他的富有，而他是否健康无法推断，一个身着粗布衣服平民，却可以推断他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身体的力量和生气是其底层生存的必须。而德行是与外表华丽奢侈的装饰格格不入的。善良的人乃是一个喜欢赤身裸体上阵的运动员，他鄙弃一切足以妨碍他使用力量的无聊装饰品，而那些装饰品大部分只是用来遮掩身体上的某种畸形罢了。

今天更精微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为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确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甚至于要认清楚自己的朋友也得等到重大的关头，也就是说，要等到不可能再有更多时间的关头，因为唯有到了这种关头，对朋友的认识才具有本质的意义。评论：不得不说，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当中“取悦”随处可见，我们自己都无法幸免这个词语在我们身上的举止言谈和思想中存在，每个社会都有它所推崇的传统道德和规范，有人们日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这种秩序可能有些有利于社会发展，但是有些却束缚了太多人，斩断了人们更多美好的创造和自由。我们学会按着社会和人们所推崇的那样去追求，去塑造自己，指导自己去做，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之中既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也就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除非是其他更强烈的动机把他们拉开。

这便是何以骄奢、淫逸和奴役在一切时代里，只要当我们想脱离永恒的智慧为我们所安排的那种幸福的无知状态时，就总是会成为对于我们骄傲的努力的一种惩罚了。它所用来掩盖它的一切活动的那张厚幕，就好像足以告诫我们说，它是并不打算叫我们去从事无益的探讨的。然而我们有没有从它的教训之中汲取益处呢，或者是对之忽视而不受惩罚的呢？人们啊！你们应该知道自然想要保护你们不去碰科学，正像一个母亲要从她孩子的手里夺下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而她所要向你们隐藏起来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要保障。

评论：前人走过无数次的道路固然宽敞，固然平坦，走这样的道路应该说是永恒智慧为我们安排的那种幸福的无知状态，确实也避免了很多无益的探讨，少走了弯路，险路。但是呢，总是顺着前人大路上行走，我们也丢失了太多的美景，错过了太多的秘密，我们活在无知里面，在一种被支配中前行，缺少了太多的自觉性。保障中围绕着太多束缚。

事实上，无论我们怎样翻遍世界的纪年史，也无论我们怎样再以哲学的探索来补充无法确定的编年史，都不会发现人类知识的起源能有一种是符合我们所愿望的那种观念的。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如果它们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德行，那末我们对于它们的用处就可以怀疑得少一点了。

评论：我感到这个观点确实很新颖独到，是的，当我们束缚在道德下，没有了迷信、仇恨、野心、贪婪，或许天文学辩论术几何学也不可能诞生，科学和艺术是真的从我们的罪恶中诞生的么？但是换一种说法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产生于人类的本能的欲望和需要，这种欲望和需要是中性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而道德本身产生于骄傲，可是为什么不说成是产生于人类对于先进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向往呢，这样说来仿佛是过度乐观和天真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产生的源泉绝非单一方面的，不能全盘而论。

第四篇：哈维尔关于主权与人权的演讲

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哈维尔

发信站: 小百合BBS(Sun Oct 30 23:33:26 2005)

1999年4月29日 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尊敬的总理、参议长、众议长、参议员、众议员，各位来宾：

能在这里演说，我的确感到非常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就国家及其可能在未来的地位说 一些看法。

所有迹象表明，作为每个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顶峰与人类的最高价值----事实上这是可 以为其杀人或值得为它而死的唯一价值----的民族国家，已经越过了其最高顶点而开始走 下坡路。

若干代追求民主人士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对於制订世界人 权宣言以及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似乎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人 比某一国家更为重要。

在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偶像一定会逐渐消解。当今这个世界透过在商业、金融、财 产，直到信息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整合性联系，将各国人民联为一体；这种联系还提供了 各种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对一些人的危险会立即影响到其他所有 人；由於许多原因，特别是由於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为一种单一 的命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盲目热爱自己的国家，把爱国置於至高无上地位，仅仅因 为它是自己国家而为它的任何行动寻找借口，仅仅是因为不是自己国家而反对其他国家的 任何行动，这种爱国必然变成一种危险的时代颠倒，一种产生冲突的温床，最终会成为无 数人类苦难的源泉。

我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大多数国家将开始从那种类似邪教团体的、诉诸情感的实体，转变为更为简单的、公民享有更多管理权力的单位。这种单位将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它 更富於理性，它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全球组织的层次之一。这 种转变，要求我们逐渐抛弃那种互不干预的观念，即那种认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其他国 家对人权尊重与否，与己无关的观念。

谁来承担现在由国家行使的多种功能呢？

首先来看国家在诉诸情感方面的功能。我认为，这些功能将被更平等地分配给组成人 类同一性的多层次的领域，即人类活动於其中的多层次领域，也就是我们看作自己家园或 自然界的各种领域，家庭、公司、村庄、城镇、地区、专业、教会、协会，以及我们所在 的大陆和我们居住的行星----地球。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的自我认同的多种环境。而且，迄 今已膨胀过度的我们与自己国家间的连系如果受到削弱，这必定有利於其他领域。

至於国家的实际职责与法律制度，可以向上和向下转移。向下转移是指国家应该把其 现行的许多职权，逐步转移给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向上转移是指国家把其许多职 权，转移给各种地区性的、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团体和组织。这种职权转移现已开始进行。在某些地区，这种转移已走得相当远；在另一些地区则进展较小。

然而，由於许多原因，这种发展趋势必须沿著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界定现代 民主国家的特徵，通常包括尊重人权和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麽作为人类 未来目标的这种生存方式，或者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应该朝著它前进的生存方式，也许可 以被界定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尊重人权、世界性的公民平等、世界性的法治和全球 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伴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的地理边界，即其疆界的确定。无数 的因素，包括种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地理因素，权力利益，以及整个文明状态，都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建立地区性或跨国性的更大共同体，有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问 题可能从加入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那里继承而来。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这一自我界定 的过程不会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那麽痛苦。

例如，加拿大和捷克现在是同一防御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具 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发展过程，即北约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 於，它是为了打破铁幕、在真实上而不仅在口头上废除雅尔塔协议，所迈出的真正严肃的、历史上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这一扩展过程远非容易，而且是在两极对立的世界结束十年後才成为现实。进展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俄罗斯联邦的反对。他们对此不理解而且十分担心： 为何西方要向俄罗斯附近国家扩展，而不接纳俄罗斯？如果我在此刻撇开所有其他动机，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暴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俄罗斯世界或东方世界对自己的地理疆 界不清楚。北约与俄罗斯结成夥伴的前提条件是：地球上存在著两个对等的强大实体，即 欧洲-大西洋实体和广袤的欧洲-亚洲实体。这两个实体可以而且必须相互携手合作，这对 全世界有利。但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都知道自己的范围在何 处。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遇到某些困难，并把这些困难带到现今 世界，而在现今世界，地理边界不再涉及民族国家，而是涉及文化和文明的地区和区域。的确，俄罗斯有许多与欧洲--大西洋或西方相联系的东西，但如同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其他地区或大陆，俄罗斯也有许多与西方不同的东西。世界的各地区存在著差别，这一 事实并不意味著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价值。它们是互相平等的。它们仅仅在某些方 面有所不同。但不相同□不意味著可耻。俄罗斯在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应 该受到特殊对待的全球强国；另一方面，它又因为自己被看成是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很难 成为另一实体之组成部分的实体，而感到不舒服。

俄罗斯正在逐渐习惯北约的扩展，有一天它会完全习惯这种扩展。我们希望，这将不 仅是恩格斯所谓的被认识到的必然性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新的更深刻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表 现。在这个多元文化、多极化的新环境里，正如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重新界定自己，俄罗斯 也必须这样作。这不仅意味著，它不能永远以自大狂或自恋来代替自然的自信心，而且意 味著它必须认识到何处是自己的疆界。例如，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属於俄罗斯；而小小的爱沙尼亚就不属於并永远不属於俄罗斯。而且，如果爱沙尼亚属於 北约或欧盟所代表的世界，俄罗斯必须理解和尊重这一点，而不应把这看成是一种敌意的 表现。

只要人类能经受人类为自己准备备的所有危险的考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人类在范围更大的、有时甚至覆盖整个大陆的跨国组织内更密切合作的世 界。为了使这个世界变成现实，人类文明的各种实体、文化或领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 的身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异所在，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对人类全球 财富的一种贡献。当然，那些对自己的差异性抱优越感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联合国是所有国家和跨国实体能坐在一起平等讨论、并做出决定影响整个世界的最重 要组织之一。联合国如果要成功地完成廿一世纪赋予它的任务，必须做重大改革。

联合国的最重要机构安理会，不能继续维持它刚开始成立时的状况。相反，它必须公 正合理地反映今日的多极化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个国家是否一定有权否决其他各国 的共同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在安理会内没有代表权这个问题。我 们必须探索轮流性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制度问题。我们还必须减少整个联合国庞大机 构的官僚主义，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才能使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其全体大 会的决策过程具有真正的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确实将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只是 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最关键一点是，联合国应该是为地球上全体人类而不是为 了个别国家谋利益。因而，联合国的财务程序，会员国申请程序和审批程序，也许应该加 以改革。这并不是要剥夺国家的权力并以某种庞大的全球之国取而代之，而是不能让一切 事务都一定要而且只能通过国家及其政府来处理。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人权、自由 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利益，应该存在多种渠道，使世界领袖的决策到达公民，并使公 民达到世界领袖。多种渠道意味著更多的平衡和更广阔的相互监督。

显然，我不是在反对国家机构。一国的首脑在另一国的国会演讲时宣传国家应该废除，这是相当荒谬的。但我讲的是其他问题。我讲的是，事实上存在著一种高於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於自己国 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於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 权高於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於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 的国际法律优先於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成单一的一种命运，如果任何人都应对全人 类的未来负责，那麽，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应拥有限制人民履行自己职责的权利。各 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脱离那种常见的构成其核心的东西，即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国家 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这类利益倾向於分裂而不是团结人类。确实，人人都有某种利益，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有一种东西高於我们的 利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而且，这些原则是 衡量我们的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尺。许多国家的教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坚持某原 则，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原则必须为了其自身而被尊重或坚持。就原则而言，利益应该来 源於原则。例如，如果我说，为了捷克的利益才需要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这是不对的。我应该说，必须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而捷克的利益必须服从於它。

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谢维奇的种族灭绝统治的战争。这既非一场可以轻易获胜 的战争，也非一场人人拥护的战争。对於北约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存在著不同观点。但 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能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 种原则和价值所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评价战争的话，那麽这确实是一场合乎 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科索伏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 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伏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谢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 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 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 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

这场战争将人权置於优先於国家权利的地位。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获得联合国 的直接授权。但北约的行动并非出於肆无忌惮、侵略性或不尊重国际法。恰恰相反，北约 的行动是出於对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其地位高於保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 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权是我们的良心及其他国际法律所明确阐明的。

我认为，这场战争为未来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已明确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 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过去我曾经多次思索，为何人拥有的某种权利高於其他任何权利。我得到的结论是，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置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 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於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这些 观念只有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 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 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对於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 产物。

第五篇：钓鱼岛主权与权益争端发展趋势

钓鱼岛主权与权益争端发展趋势

大纲

一、钓鱼岛主权归属背后的美国因素 1.战后美国获取了对钓鱼岛的托管权

2.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 3.目前美国明确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

二、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与大陆架法案 1.我国黄海、东海大陆架被占情况 2.大陆架法案 3.中日海洋权益争端

三、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进入新阶段 1.民间自发与政府声索 2.舆论造势与外交谴责 3.执法对峙与军事互动 4.搁置争议与承认争议 5.军事摩擦与战争端倪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但是在行政管辖权问题上，支持日本拥有的实际控制权

K02：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拥有广阔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然而在海洋权益开发问题上，我国与周边根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中，与日本在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上的争议尤其突出

K03：中日钓鱼岛争端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甚至出现了军事摩擦，但是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对于中日双方都不可取，我们仍然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钓鱼岛争端

正文

一、钓鱼岛主权归属背后的美国因素

日本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推进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国有化”一事是知情的，但当时并没有反对。佐佐江指出，“尖阁问题是日本和中国的对立，美国‘没有特定立场’的表态并不是中立的意思”。佐佐江强调，“美国明确表达了尖阁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一立场”，“如果出现武力冲突或威胁的时候，不可能是中立立场的对应”。如果中国“攻击”钓鱼岛，美军会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出动军队。佐佐江贤一郎的这段表述印证了： 40年来，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一直持模糊立场，在行政管辖权问题上，支持日本拥有的实际控制权。中国真正实现从宣誓主权到拥有实际控制权的过程中，美国这个障碍是绕不开的。

1.战后美国获取了对钓鱼岛的托管权

1943年11月，蒋介石赴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根据美国外交档案，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与蒋介石提及琉球问题。蒋介石答称，“中国很愿意同美国共同占领琉球，并根据国际组织的托管制度，与美国共同管理该地”。蒋介石后来做出解释：“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归我专有为妥也。”

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列屿交给美国托管。1947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作关于军事政治方面的报告：“本人认为，琉球群岛前途的解决，不外乎中国收回，或中美共管，或联合国托管三种方式。政府对这个问题正密切注意，无论如何必须反对该群岛归还日本。”然而，美国则根据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将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排除在外。至此，中国不仅没有恢复对钓鱼岛的主权，甚至连管辖权也没有因日本的战败而恢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从此被搁置了。

2.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

1971年6月17日，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与日本政府签约《返还冲绳协议》即《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并于1972年5月15日，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移交日本。根据台湾解密档案披露：“美方认为，归还日本者，仅为钓鱼台（台湾称钓鱼岛为钓鱼台）的行政权而非主权，美方在管理琉球行政权时，钓鱼台即作为其中一部分，所以在归还琉球群岛时，将钓鱼台一并归还；但美国政府对外声称，这并非表示美国政府认定钓鱼台或琉球的主权应归属日本，有关主权的争议，应由当事国（地区）自行处理，美国不介入。”

“美国主要的理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攻下琉球后，驻琉球陆军第9军下达第3号行政命令，将北纬29度以南、东经123度以东，过去属于冲绳县范围的区域，划归美国行使军事占领，其中包括钓鱼台。”

美国近期解密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保障公文馆存档的两份绝密级文件，分别是中情局(CIA)1971年5月撰写的局势报告《尖阁诸岛争端海底的石油波涛汹涌？》和备忘录《尖阁诸岛纷争的政治意义》。文件形成于日美1971年6月17日签署返还冲绳协定前夕。美国当时夹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极为困扰。美国最终虽是将岛屿交给了日本，但其机密文件中却明确了美国的中立：“尖阁虽然归还日本，但不意味着美国在（领土主权）主张上有任何立场。”经过内部博弈，最终尼克松政府敲定的立场是，把尖阁诸岛交还日本，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主张采取了某种态度。美国在主权归属上保持中立。

美国国务院于1971年10月声明：“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

美国这个看似手续上合法的过程，实际上属于将钓鱼岛管辖权私相授受。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在1971年同意交付日本，并没有取得当时联合国中国代表——中华民国的同意。美国所依据的《旧金山和约》并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对钓鱼岛领土的安排违背了《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对日本领土表述的原则。

3.目前美国明确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

2012年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温，美国国会调查局（CRS）将1996年报告修改后，于2012年9月末重新出版了一份题为《钓鱼岛纠纷：美国条约的义务》的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委托国会批准1972年与日本签署的《返还冲绳协议》时表示：“将钓鱼岛行政权转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对该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任何倾向。”“但《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确实包括钓鱼岛。”因为《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其适用对象为“日本拥有行政权的地区”。

2012年12月5日，美国参议院在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2013财年（2012年10月～2013年9月）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该法案明确写到将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法案强调，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反对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和动武”来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的举动。该法案将在经过与众院协商，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正式成为法律。2013年1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国防授权法案》上签字，美国《2013财年军费预算案》正式生效。至此，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在美国有了法律效力。

二、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与大陆架法案 1.我国黄海、东海大陆架被占情况

我国在黄海、东海大陆架权益争端问题上与日本、韩国、朝鲜都存在争议领土，总面积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

2.大陆架法案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法律意义上的大陆架： ◆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最远不超过350海里或2500米等深线外100海里

◆从领海基线起，到大陆边外缘距离不到200海里，扩展到200海里 大陆架法案的权利包括：

◆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资源，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

◆有权在大陆架上建造人工岛屿、设施

◆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上非生物资源开发应缴付费用和实物 ◆别国有权在大陆架水域及上空行使及铺设海底管道、电缆 3.中日海洋权益争端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拥有广阔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然而，在海洋权益开发问题上，我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中，与日本在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上的争议尤其突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国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从中国的领海基线量起，大陆架的宽度超出了200海里。也就是说，中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有权拥有从200海里到350海里大陆架的正当权利。2012年12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东海外大陆架划界案。此次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是中国政府基于这一客观事实及国际法对沿海国大陆架权利的相关规定做出的决定。

然而，日本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上并没有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大陆架原则，而是采用了中间线原则。日本认为，在东海海域中日双方共处一个大陆架。根据共处一个大陆架，日本要求根据大陆架海域的宽度，中日双方一家一半，即所谓中间线原则。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完全无视东海大陆架底土的差别，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底土属于泥沙结构，而冲绳岛的底土属于沙砾结构，中日双方各自的大陆架，交汇于冲绳海槽，自然界限十分明显。

2012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邓中华，就我国政府决定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国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从中国的领海基线量起超出了200海里。”

2012年12月1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该划界案指出，地貌与地质特征表明，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冲绳海槽是具有显著隔断特点的重要地理单元，是中国东海大陆架延伸的终止。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称，在2013年7月15日至8月30日于纽约召开会议时，中国提出的东中国海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将会成为他们考虑的临时议题之一。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在东海海域的主张，坚持中间线原则，在东海海域设立“防空识别圈”西南区。“防空识别圈”西南区包括了冲绳地区、日本西南岛屿及东海地区，是一个巨大的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防空识别圈”呈重叠状态。在中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内的“春晓”、“平湖”、“八角亭”等油田上空经常会出现日本军方的巡逻机。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不仅无视中国在东海地区的正当权利，也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海上权益争端变得更加复杂化。

近期，中国海监运-12巡逻机，中国军机相继在我东海钓鱼岛海域进行正常巡逻执法。日本以中国飞机进入所谓“防空识别圈”西南区为由，起飞F-15战斗机进行拦截，使中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和东海海域权益争端再度升温。

三、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进入新阶段

随着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挑衅步步升级，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挑衅行为的不断回应，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已经无法回到日本所谓“购岛”之前的“搁置争议”时期，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争端，客观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民间自发与政府声索

2012年4月，石原在事先没有向议会介绍的背景下发表购岛方案，开始发起筹款浪潮。日本东京都为“购买”钓鱼岛三岛开设的募捐账户，按照当时的捐款速度，总金额很有可能超过所需资金。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一项舆论调查显示，58%的日本人支持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主导的“购买”钓鱼岛计划，反对者比例为18.2%。

日本的“购岛”行为，激起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对。香港保钓协会为此发起保钓行动。启丰二号船开赴钓鱼岛，香港保钓人士一部分人在北京时间8月15日14时30分许成功登上钓鱼岛。香港保钓船船长谈登岛时激动落泪地说：“10多年来终于成功。”船员表示，在钓鱼岛会做五件事：插旗；唱国歌；放置中国制造电视剧和收音机接收中国广播；拆日本灯塔；拾石头。

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对保钓船强行拦阻，并对我保钓人士以“非法登陆钓鱼岛”，然后“非法入境”为由进行扣押，然后带到那霸。15日下午，日本一般民众也不停打电话抗议说：“这就是日本软弱外交导致的结果”，也有人说：“请好好守卫日本的国土。”

8月16日，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民众采取行动，抗议日本抓扣中国保钓人士。一组民间保钓人士当日中午携带国旗、高音喇叭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前呼喊“放我同胞”、“钓鱼岛是中国的”等口号，抗议日本抓扣中国保钓人士。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16日打电话给日本外务省常务副外长佐佐江贤一郎，再次就日本非法抓扣中国公民及船只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放船，要求日方确保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尊严和基本权利。中国已多次重申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主权的立场。

保钓行动中国政府公开表态，并重申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中国大陆的保钓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官方成为保钓的绝对主力，中日围绕钓鱼岛全面博弈，已不再是民间船只过去的那种保钓水平。

2.舆论造势与外交谴责

2012年9月11日上午11时许，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土地权所有者”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的“买卖合同”，“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三个岛屿，将其“国有化”，购买金额为20.5亿日元。”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丝毫改变不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2012年9月24日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有关钓鱼岛及独岛的主权争端，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说，呼吁遵照“法的支配”原则依照国际法来解决领土领海问题。

中日双方政府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的立场，有了本质的变化。

3.执法对峙与军事互动

为了有效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及时发表了《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并派出执法船开始在钓鱼岛海域进行执法。2012年9月14日清晨，中国海监50、15、26、27船和中国海监51、66船组成的2个维权巡航编队向着钓鱼岛驶去。8时30分许，中国海监15船则驶达离钓鱼岛1.55海里处。12月13日10时，中国海监B-3837飞机抵达我钓鱼岛领空，与正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的中国海监50、46、66、137船编队会合，对我钓鱼岛开展海空立体巡航，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管辖，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与此同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9月11日就日本政府实施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公开表态，中国政府和军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力。”耿雁生强调，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悍然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国防部长梁光烈在与美防长帕内塔共见记者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我们外交部多次发表声明希望日本政府纠正错误做法，我们也非常关注事态发展，也保留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要“建设崭新国家”，并要设立“领海侵犯罪”，以“防范”中国公务船等进入钓鱼岛海域。“必须强化领土和离岛的防卫”，对于“侵犯”钓鱼岛12海里的外国船只予以“坚决驱逐”。“务必采取万全姿态严防中国公务船及巡逻机侵犯日本海空”。

日本政府2013年1月25日上午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改现行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划于6月份提出中期报告，并争取在2013年制定出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安倍新政权认为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发生变化，谋求扩充自卫队人员编制、装备和预算，这些将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得到反映。

中日双方的执法对峙与军事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4.搁置争议与承认争议

钓鱼岛主权争端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曲折复杂。多少年前中央决策层就已经看到彻底解决主权问题的难度。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时曾经问周恩来总理：“对钓鱼岛问题怎么看？”，周恩来总理回应说“现在谈这个问题不好”。田中当时亲口说“以后再说”。这是中日领导人对钓鱼岛主权搁置争议的共识与默契。后来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回答：“我们这一代不够聪明，钓鱼岛的问题留给后人解决。”同样表明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搁置争议”立场。由此，中国政府明确表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处理海上主权与权益争端的基本国策。

而日本政府，不论是野田当局，还是安倍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违背了中日老一代达成的共识，坚持强调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的争议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30日在接受T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钓鱼岛“主权问题”没有任何交涉的余地。这是安倍再次强调在钓鱼岛问题上，会坚守野田政府“钓鱼岛没有主权争议”的立场。

日本官方文件对中日老一代领导人谈话的外交记录只显示了田中角荣的提问和周恩来总理的回应，刻意把日方搁置争议这样的一段对话的后半段，即田中角荣当时亲口说的“以后再说”的回答删掉了。

为打破目前的僵局，中日友协会长唐家璇在题为《维护大局，管控危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长篇演讲中表示：“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升级失控，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中日两国要做到‘三要三不要’：即，要承认争议而不要否认争议，要搁置争议而不要激化矛盾，要多做有利于稳定的事，而不要采取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

日本前外交官孙崎享说：“要挽回中日关系不难，就是要回到日本与中国老领导人的默契上，中国是一个会尊重伟大领导人谈话的国家。”

2012年10月21日，日本副首相冈田克也在和歌山市发表演讲。冈田表示，“日本虽然与中国不存在领土问题，但有争议也是事实，双方必须通过对话解决现在的状况”。

2013年1月16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见面后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在与贾庆林以及中国外长杨洁篪会面时都提出田中角荣时代中日建交时，就曾与中国达成一致要搁置争议，所以日本当局当前也应当承认主权争议。“日本政府的立场是认为不存在争议，如果日本政府不承认争议，就永远解决不了钓鱼岛的问题。”

2013年1月21日，日本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前，在东京接受凤凰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双方的确有意见分歧，若分歧难以解决，就应当将来再解决。当前的一代，我们还没有解决‘尖阁’问题的智慧。”“双方立场不同，但即使双方讨论，也难以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因此，应该安静搁置，这才是好的智慧。”

很显然，目前钓鱼岛主权的处理，中日双方已经从过去的“搁置争议”向“承认争议”再回到“搁置争议”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尽管目前日本政府不承认争议。

5.军事摩擦与战争端倪

随着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持续恶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着手制定将陆海空自卫队力量整合为一体的“综合防卫战略”，以应对10至20年后有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虽然不排除俄罗斯和北朝鲜等国家在未来对日本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但该战略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在防范中国时作出了三种假设：

◆尖阁诸岛受到攻击

◆尖阁诸岛和石垣、宫古两岛受到攻击 ◆在这些岛屿之外，台湾也受到攻击

2013年1月3日，日本自民党在制定2013政府预算相关会议上提出，为应对中国飞机巡航钓鱼岛领空及扩充军备，应将2013年防卫预算提升至4兆7000亿日元。防卫预算总额再提升1000亿日元，用于扩招自卫官和改装F15战斗机，以对应中国飞机巡航钓鱼岛领空。

1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向内阁危机管理相关负责人木村敏郎下达指示，要求就强化钓鱼岛周边的“警备对抗措施”进行重新讨论。具体措施包括，如果空自战机向“入侵日本领空”的外国飞机通过无线警告未果，可向对方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如果外国海军军舰不断在“日本领海”附近游弋，日海上自卫队可出动军舰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部署。尽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称：“我完全不知道此事。”但是，日本要进行“警告射击”也绝非空穴来风。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公务船只和飞机在钓鱼岛海域和空域进行巡航，是中方行使管辖权的正常公务活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日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和空域的侵权行为，对日方的升级行动保持高度警惕。”

据日本防卫省干部透露，航空自卫队1月10日中午时分发现数架中国战斗机等进入了东海上空的日本防空识别区，空自派出那霸基地的F-15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中方飞机不久后飞出该区域，未进入日本领空。

中国军机首次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引起各界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此事提问时明确表态：“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是日方一手造成的。据了解，中国军机在东海有关空域的飞行是例行的。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无端扩大事态、制造紧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证实了中国军机在东海有关空域飞行的事实。很明显，钓鱼岛的紧张态势已经升级。

新年伊始，中日关系未见起色，反倒笼罩战争阴影，中日及国际媒体成天以“中日对峙升级”、“钓鱼岛之战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作为头条新闻，一时间“中日接近交战边缘”的论调主导了舆论。一些中外国媒体对钓鱼岛事态紧张的后果也作出种种猜测，不少预测“钓鱼岛必有一战”，或由海空“碰瓷”转向局部战争。

刚刚卸任不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在日本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由于周边环境的变化，日本自卫队可能会不得不去做战后从未做过的事情，暗示日本可能将会卷入战争。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月21日指出：“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解决领土争端。中日之间就钓鱼岛问题保持着沟通。我们希望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切实地冷静对待，显示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磋商找到妥善解决和管控问题的办法。”

综上所述，虽然钓鱼岛的紧张态势已经升级，甚至出现了一些军事摩擦迹象和战争端倪。但是，战争绝不是好事，中日交恶，谁也伤不起。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对于中日双方都不可取，许多解决的条件尚不具备。就目前而言，“通过磋商找到妥善解决和管控问题的办法”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就彻底解决而言，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一个较长的过程。正如201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表示的，“中日互为重要近邻，邦交正常化40年来，各领域合作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的发展。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事实证明，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新形势下，我们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