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法在中国的使用研究综述
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研究综述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法律体系，这种联系的表现之一就是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探讨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应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国际法的实施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虽然国际法在我国国内如何适用是我国国内法律规定的事项，但适用的结果却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国际法在我国国内的适用问题是国际法基础理论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主要由以下几个观点：
一．国际法在中国的法律适用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董国路在《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文章中认为从我国实在法的角度考察国际法在我国国内的适用（效力），国际法在我国国内法上具有效力，可以适用，但在具体适用条约和国际习惯方面，我国宪法在立法层次及效力方面没有相应的规定。我国宪法应该明确规定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首先明确我国对国际法的原则立场，其次要明确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
在此文章中他探讨了宪法在国际法中的适用。他提出通过对国内法的规定和我国实践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法在国内法上具有效力，是能够适用的。但是，在具体适用条约和国际习惯方面，我国宪法在立法层次及效力方面没有相应的规定。这些给适用国际法带来了困难。根据能推这些程序，仅仅只断条约和国内法在我国具有同等的效力。他认为，条约在我国可以直接适用，但适用时似乎有必要作出层次划分。应该明确，若国际法在我国只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等级，就不能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若只具有法律的效力等级，则不能优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法律。综上所述，我国仅在部门法中有国际法适用的规定，而宪法中没有关于国际法适用问题的规定，完善国际法在我国适用的宪法性规定势在必行。当国际条约的规定与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二、探究冲突时的解决方法
朱丛林在《浅议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问题》一文中探讨了冲突时的解决方法一问题。他认为在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时，国际法的位阶若高于国内法。则适用国际法的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是在相同的位阶上。多为优先国际法的规定；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均未有明确之规定情况，应采取国际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来解决冲突。但是作者又提出优先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就当前的形势只能算是一个权宜之计，需要更多理论的新解与实践探索使之日臻完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问题，几乎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实践中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对于此问题的探讨也必将更加的深入。
三、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
湖南大学的陈丹和杨洪波在《从国际法国内法角度谈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一文中从WTO协定在中国的适用角度谈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一问题。他认为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履行WTO协定所确定的条约义务，即WTO协定如何在中国适用。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在宪法体制上确立统一的条约适用原则，国际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取决于条约的具体情况，而并无现成的答案，这在WTO情形下尤其如此。因此应该从国际法（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和各国实践出发，分析WTO协定作为国际贸易公法的特殊性质，参照各国适用WTO协定的做法，阐明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直接适用WTO协定是我国履行WTO条约义务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四、
第二篇：国际法项下儿童保护问题研究
国际法项下儿童保护问题研究
来源自 3 e d u 教育网
1国际人权公约对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的保护
从人权产生以来,儿童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人权作为他们的基本权利,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武装冲突时期,国内法还是国际法角度,都将儿童的人权保护视为重点问题来看待。《世界人权公约》明确指出,儿童由于身心都未发育成熟,因此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这一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国际人权公约项下针对武装冲突发生时对儿童的保护,其主要内容包括:
1.1《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其议定书
1990年生效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主张,儿童的成长和幸福的自然环境应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协助,确认为了充分而和谐地发展其个性,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氛中成长,应充分培养儿童可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并在《联合国宪章》宣布的理想的精神下,特别是在和平、尊严、宽容、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精神下,抚养他们成长。在考虑到武装冲突的情形下,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岁的人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避免招募任何未满15岁的人加入武装部队;在招募满15岁但未满18岁的人时应首先考虑年龄最大者;并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保护和照料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200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行使《儿童权利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武装冲突对儿童造成有害和广泛的影响之后,本着需要加强保护儿童,使其不卷入武装冲突的目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议定书》。议定书明确指出:“缔约国应确保不满18周岁的人不被强制招募加入其武装部队;不满18周岁的人自愿应征加入本国武装部队,必须在自愿及父母或监护人知情并同意的情形下,能够认知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的情形下才被允许;非国家武装部队的武装团体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招募或在敌对行动中使用不满18周岁的人。”
1.2《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
1999年《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此公约意在禁止剥削童工,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保护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和基本的人身权利。公约在第三条对“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的认定上明确指出强迫或强制招募儿童用于武装冲突属于该种行为,且公约中儿童的年龄界定为18周岁以下的所有人员。综上所述,在国际人权公约中对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保护主要在于招募儿童兵问题上。首先,公约认为存在15周岁至18周岁可以自愿应征加入武装部队的情况;其次,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被强制招募加入武装部队。这一规定在结合国际人道法的基础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将强制招募加入武装部队的年龄提高到了18周岁。2国际人道法中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保护
国际人道法是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基于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专门规定给予战争受难者以必要保护的国际法规范。国际人道法强调,武装冲突是两方武装部队的利益之争,与不直接或间接属于武装部队的平民无关,由于平
民在武力中没有能力进攻或保护自己,因此不可将平民居民作为攻击目标,而平民在武装冲突的过程中在法律上处受保护的状态。军事行动应限于针对武装部队和战斗人员,不得攻击和屠杀平民,应当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因此,国际人道法的核心是保护战争受难者,包括但不限于武装部队的伤病员、战俘和平民,其中包括了对妇女和儿童的特殊保护。
2.1日内瓦条约体系中对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保护
“日内瓦条约体系”是国际人道法重要法律渊源,现行的公约体系主要包括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的2个附加议定书及2005年的日内瓦公约第三附加议定书。公约生效以来,目前已有约194个国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其中包括中国。公约不仅作为条约对缔约国有拘束力,目前已被公认为是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国际习惯法。1993年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所提交的关于设立起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中就曾指出,1949年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各项日内瓦公约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根据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0条,平民是除却日内瓦第三公约中的战俘及第一附加议定书对武装部队战斗员的规定之外,任何不属于武装冲突部队的人员都应该被认定为平民,即使在当时情况下确定其身份有困难时,在最后确定其身份前也应当认定为平民。在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在对儿童卷入武装冲突成为受难者的具体内容中,予以了特别规定:“对妇女和儿童予以特殊保护应防止强奸、强迫卖淫和对妇女任何其他形式的非法侵犯,并应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努力避免使孕妇或抚育儿童的母亲因犯有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罪行而被宣判死刑;应向儿童提供其所需要的照顾和援助,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15岁以下的儿童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在分配救济物资时,应给予儿童、孕妇、产妇和婴儿的母亲优先地位。”
2.21975年《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
国际人道法体念到对儿童有提供特别保护的必要,除了重申在日内瓦公约及议定书中对于平民保护中儿童也属于平民的一部分。针对儿童的特殊保护,在1975年12月就于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内容主要包括:“对于袭击和轰炸平民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这类行为加以谴责;严厉谴责在军事行动中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伤害手无寸铁的儿童;应尽最大努力使儿童不受战争蹂躏;并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禁止对儿童采取如迫害、拷打、惩罚性措施、屈辱待遇和施行强暴等;交战双方在从事军事行动期间或在被占领领土中儿童实行的一切方式的压制以及残忍和惨无人道的待遇,包括监禁、拷打、射杀、集体拘捕、集体惩罚、毁坏住房和强迫迁出,均应视为犯罪行为。必须严格遵守在国际人权公约中对儿童权利的基本保护,根据国际人道法及国际人权公约相关规定对保护儿童提供重要保证。”综上所述,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儿童作为武装冲突中的平民,首先在不参与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作为战争受难者被卷入武装冲突时应当被认为是平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被作为战争受难者来保护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且在国际人道法项下确认了儿童作为战争受难者当中较为脆弱的群体,应当给予的特殊保护。而在参与武装冲突的认定上,国际人道法明令禁止招募15周岁以下的儿童作为儿童兵参与武装冲突的行为。3国际刑法上对侵犯被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权利的罪行认定
在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问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国际人道法在提供儿童卷入武装冲突中的基本保护之外,也明令禁止了招募儿童兵入伍的行为。在日内瓦公约的第一议定书中明文规定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15岁以下的儿童不直接
参加敌对行动。而从国际刑法的角度,在1998年《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中对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的罪行描述当中都提到了对儿童权利的侵犯,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了:在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对儿童的奴役行为可构成危害人类罪;在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征募不满十五岁的儿童加入国家武装部队,或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可构成战争罪。首先,明确了在武装冲突中对儿童权利的侵犯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其次,在国际人道法明令禁止招募儿童兵入伍的规定项下,从国际刑法上明确了招募儿童入伍可以构成国际刑法上的个人犯罪。2002年成立的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公布的《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约》中,重申了对招募儿童兵入伍构成国际罪行的内容。由此可见,招募儿童兵入伍是一种邪恶的不法行为,违背了国际人道法的基本要求之外,在国际刑法上也认定招募儿童兵入伍是国际罪行的一种。
2012年7月10日,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在庭审中宣布,刚果(金)前武装组织领导人托马斯?卢班加因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等罪行被控犯有战争罪,最终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在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期间,卢班加指挥“争取刚果自由爱国力量”招募了约3000名15岁以下的儿童兵。这一案例无疑是鼓舞人心的,证明了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在对儿童卷入武装冲突这一问题上的坚定决心,以及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对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的保护,坚决制裁招募儿童兵入伍的行为,并于近期在实施与制裁措施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可喜进展。
4存在的问题及结论
目前,在武装冲突中,儿童权利得不到救济的形势不容乐观,在实践中针对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刑法上对于儿童兵年龄的规制,许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一致认,为目前为止对于15岁以下的儿童兵招募问题情况是可以依据以上规定予以制裁,对于15周岁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属于儿童兵的范围,尽管根据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强制招募18周岁以下的儿童都属于《国际刑法罗马规约》的罪行构成,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实践的普遍认可,然而从自愿应募的角度,仍然没有明确18周岁以下的年龄区间。个人认为,从自愿应募成为儿童兵的角度出发,在之前的公约中由于有些国家存在着自愿应募的未成年人成为士兵的历史习惯,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公约普遍没有涉及该内容,对这一问题的认定是否能够构成习惯国际法仍是有待商榷。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安理会提交的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圣灵抵抗军”对儿童造成的影响的报告,上帝军在长达十八年反对政府的叛乱活动中,除了迫使约80万乌干达儿童为了免遭肆意攻击和滥杀而离乡背井逃往肮脏拥挤的营地之外,在大量的冲突中存在儿童对儿童的战争,近9成的上帝军士兵是未成年人,他们大都是在武装冲突中被绑架而来,甚至有的儿童兵才8岁。这一年龄,在大部分国家的行为能力认定中都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但是乌干达的儿童们却不仅受到了上帝军的残暴对待,而且还要对同龄人甚至自己的手足同胞实施冲突暴行。企图逃跑的孩子们被杀死,侥幸生存的孩子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中,暴力竟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大量的儿童兵在离开武装冲突后受到的心理创伤是难以估量的,且他们往往无法恢复到正常儿童的心智和生活当中去。因此,目前对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问题中,较为严峻的问题存在于武装冲突结束后,从法律角度缺乏明确的复原措施。以儿童兵们举例,他们在武装冲突中如何才能回到家乡,享受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如何保障他们今后的生活,如何避免再受征募?在长期的武装冲突中生活,这些儿童回到家乡,面
对的可能是流离失所、其他人异样的眼光,因此有许多儿童兵被重新招募,甚至在遭遇性暴力的女童中间,怀孕生子使得她们无法面对家人而选择跟从武装冲突的参与者继续生活。根据目前的形势,大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国际人道法及国际组织可以考虑建立健全对儿童兵在离开武装冲突后的保护。
第三篇：国际法---东海防空识别区法律问题研究
东海防空识别区法律问题研究
2013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东海防空识别区涵盖了钓鱼岛区域等中国东海空域。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中国政府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既有充分法律依据，也符合国际通行做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大国和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在内的20多个国家先后设立了防空识别区。中方的有关做法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然而，对于中国突然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做法，我认为不符合国际法。与此同时，与之伴随而来的还有其他国家美日韩对此的反对。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覆盖日本韩国的争议领土，与日韩的识别区大面积重叠。中国还规定凡是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飞机都要向中国申请备案，美国、日本和韩国甚至台湾都反应剧烈。美国宣布不承认中国单方面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并派出了B52轰炸机在东海上空飞行。美国军方强硬地提出三不政策：不会提交飞行计划，不会预先无线电通告，不会对频段注册。东海局势骤然升温，三十年来战争的危机从来没有离东亚人民如此之近。
中国指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理由是美国日本和韩国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开始设立防空识别区了。然而这个名词在中美之间却对应着不同的概念。
美国的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对内的命令。它规定了美军在飞行器（包括本国和外国）飞越这个空域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本国的飞机在这个空域应该如何去做。但是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并没有要求外国飞机飞越识别区的时候要如何做，比如美军司令员手册中写明：
美国不承认沿岸国把防空识别区的程序应用于不准备进入本国领空的飞行器之上的权利，美国也不会把这个程序应用于不准备进入美国的飞行器之上。同时，美国的军事飞行器在不准备进入他国领空的情况下，也不应该向对方表明身份，也不应该遵守他国所制定的关于防空识别区的程序，除非美国特别同意这么做。
同时，美国在实践中，也不要求只是飞越防空识别区的外国飞机遵从其为本国飞机制定的程序。美国尽管空军实力强大，也会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外国飞行器进行监控，但从来没有试图在法律上去管理一块不属于自己的空域。美国帮助日本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也是如此。
现在反观中国的 “防空识别区”，它实际上大大扩充了美国的防空识别区的内涵。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个规定：
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以下简称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遵守本规则。（注：所有飞机，不管外国和本国飞机都必须遵守该规则。）
二、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提供以下识别方式：
（一）飞行计划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或民用航空局通报飞行计划。
（二）无线电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开启并保持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系，及时准确回答东海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识别询问。
（三）应答机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配有二次雷达应答机的应当全程开启。
（四）标志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按照有关国际公约规定，明晰标示国籍和登记识别标志。
(注：外国的飞行器“必须”遵守中国单方面划定的规则,不论是有意进入中国领空的飞机还是仅仅穿越“防空识别区”的飞机，都要事先递交飞行计划。)
三、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服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指令。对不配合识别或者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注：外国飞行器在飞越这个区域时，应当服从中国武装力量的管理和指令。)可见，中国所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尽管试图通过一个名字让国际相信她是依从了国际惯例，但实际上却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地扩大了中国的空中管制范围，企图在法律上把大片公共空域变成受中国管理的空域。在公共空域，中国最多可以说自己在这个区域会监视别国飞机，但无权要求别国飞机受中国的管理。
中国设立的识别区还莫名其妙地得罪了韩国。自中日发生争议以来，韩国一直是中国刻意拉拢的对象，甚至答应朴槿惠的要求在中国为安重根树立塑像。为一个和中国无直接关系的外国人立像，这是破天荒。可是，中国设立的识别区却一下子把韩国也得罪了。原因有三，第一就是这个管辖权的问题。第二，这个识别区把韩国主张的苏岩礁也包括在内，很可能直接激化苏岩礁的领土争议。第三，这个管辖区和韩国的识别区也重叠了。韩国尽管划定了识别区，但这个识别区范围不大（比日本要小多了），也谈不上和中国有什么冲突。可是不知道中国是否要刻意避免针对日本的印象，识别区和韩国的也有重叠。这个重叠范围并不大，看不出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但是却象征性意义却很大。
中国的举动引起了韩国的怒火，以致韩国以到苏岩礁的巡航表示对中国识别区的否定。中国一直以来对韩国的刻意拉拢以一致对日的政策，极有可能因此而蒙上阴影。
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反应剧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也是正当的。如果他们默认了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就等于默认了中国对东海上空这个公共空域的管理权，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在东亚，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最坚固的盟友，美国自己也一直是航海、航空自由的最主要倡导者，于情于理，美国首先出头是再正常不过了。
中国要设立防空识别区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国际惯例可循，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在适合的时间设立也断然不会招致如此大的反应。但这次贸然设立这样的防空识别区显然是一种外交冒进：第一不符合国际法，第二时机也不恰当，第三触动了美国的核心权益（航海航空自由）。中国军方这样的做法只会徒然加剧钓鱼岛发生危机的可能，更成功地亲手把美国推向日本的一方，甚至还把美国推到了东海对抗的第一线。
第四篇：分散剂使用的国际法规制论文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有大量分散剂Corexit被释放到墨西哥湾。有人认为投入Corexit是在进行一个巨大的生态毒理实验，会多年影响海洋环境。分散剂使用并不能彻底解决石油泄漏，美国也没满足净环境收益的标准，因此各国应考虑国际法上关于分散剂使用的法律规制。
一、分散剂及缺陷
分散剂是用来减少溢油与水之间的界面张力以使油迅速乳化分散在水中的化学试剂。它有两种主要的成分：溶剂和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剂防止油层外部结块，溶剂功能为分解油类。我国石油开发以及运输带来了大量的溢油事故，分散剂被广泛应用。
就2010年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来看，溢油的规模巨大，为应对此次漏油事件，前所未有数量的分散剂Corexit被用在了两个位置：第一，在墨西哥湾水面上，第二，在水下约1523米的马孔多井口。
虽然在海上溢油清除过程中化学分散剂十分重要，但化学分散剂本身作用的局限性，甚至造成二次污染。分散剂在使用过程中暴露较多已知缺陷：1.其毒性对大量的海洋物种是致命的;2.海洋生物容易受其负面影响;3.Corexit作为分散剂的一种并不能消灭油类，只是将油类变成微粒分散到水体中;4.分散剂利用率低下。此外国际法也对分散剂使用进行规制。
二、分散剂的国际法规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若干条款都有关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首先，对于海洋环境保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作为习惯国际法，各国应遵守。其次，讨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作为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解释其他条款的基础。第三，讨论两个不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第194条和第195条。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部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部分基本目的就是：“国家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和防范海洋环境污染”，如何才算尽到了各自的责任，至少要满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194条，195条有关规定。
1.第192条——有义务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2条规定了其12部分的基本义务。第192条规定“各国都有义务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因为在对公约的文本解释时需要考虑公约的基本目的，所以第192条应该在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部分其他条文时使用。
首先对第192条的解释，“有义务”表明强制性，每个国家都必须保护海洋环境。进一步讲，192条的义务“保护海洋环境”应该解释为“对有害行为的弃权以及采取积极的措施确保海洋环境不受损害”。
当公约的根本目的来解释其他法条时，理所当然得出各国应该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和法规来回应石油泄漏，并且其结果是净环境收益——采取同一行为，环境或者生态收益增长大于生态环境财产的减少。
2.第194条——采取措施防止，减少以及控制海洋环境污染
首先，对海洋污染的来源进行界定，“任何来源”包括来自飞机，船舶以及管道。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分散剂Corexit使用在了两个不同的区域，第一在海面上，第二在深海。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船舶以及飞机，二是管道，显然属于第194条所调整的范围。
对使用分散剂的定义是“可能的海洋环境污染”。它可能构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指的“海洋环境污染”。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洋环境污染”界定为：由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将物质或者能量引进到海洋环境中，包括河口，此行为直接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这种有害影响威胁生物资源和和海洋生物，危害人体健康，妨碍海洋活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有害”界定为“对健康或者良好状态有害”，Corxit的毒性会对海洋的生物以及人类活动产生危害并且致癌，因此使用Corexit污染海洋环境不容置疑。
对于美国是否符合第194条，净环境效益是关键性因素，如经现有科学测定出为净环境收益，那么分散剂的使用就遵守194条，但运用第192条来解释第194条，我们会知道其义务是运用“最好可行的方法”防治，减少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就会被解释成确保所有活动产生净环境收益。
其中“最好”就是极好的形容词，表明一个国家应该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确保在溢油过程中使用分散剂仅导致净环境收益。虽然“可行的”和“符合他们的能力”貌似削弱了他们的义务，但这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坚持的标准比发达国家低，这在国际习惯法上是公平的做法。
我们知道美国并没有在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规定分散剂使用的具体条例，美国也没用采取“最好可行的方法”处理溢油事件，净环境收益很难满足，更不能说是积极的净环境收益了。
3.第195条——不能转移危险、危害或将一种类型的污染转变成另一种
第195条“采取措施防止，减少，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对国家施加了两个责任：一是“不能直接或者间接将危险和危害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二是“不能将一种类型的危害转移到另一种类型”。
我们把视线转到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美国政府对于分散剂使用的授权就是将污染损害从海洋表面和海岸转移到了水柱和深海环境并且将浮油转化为物理性独立的油柱。因此美国显然未满足195条的规定，一些评论家会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5条解释为，如果污染是为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转移”、“改造”不会违反第192条，因为最终目的是“保护和保全环境”，但其直接目的就是“转移和转化海洋环境污染”不容置疑。
并且这种转移和转化并没得到净环境收益以及积极的环境影响结果，显然不符合第195条规定。
三、结语
就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分散剂使用的国际法规制作用，美国并没满足规定，希望各国能够在使用分散剂时考虑公约的第十二部分的规定，达到其要求。
第五篇：2018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考研经验分享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考
1、民法，《民法学》第三版 江平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刑法，《刑法学》第五版 曲新久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法理学，《法理学导论》第二版 舒国滢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4、宪法学，《宪法学》第五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研经验分享
专业课参考书目：
专业课一：701 法学综合 150 共五科 每科各30分
5、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 宋朝武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专业课二：814 国际法学 150 共三科 每科50分
1、国际公法，《国际法》第四版 马呈元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第五版 王传丽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国际私法，《国际私法》第四版 赵相林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具体规划：第一阶段，3月——6月：把书过了一到两遍，整理出重点，重点的整理主要是根据历年真题，期末题整理。看书的时候要仔细，我第一遍看完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印象的，第二遍就是按照书的框架进行整理，根据自己整理的提纲进行自我检测。第二阶段，6——9月：由于我是考研司考一起准备的，所以已在这个阶段我主要精力是用来准备司考，但是司考的有些内容也是考研的重点，所以准备司考的过程也对考研有一定的帮助。第三阶段，9——12月：司考过后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考研的准备当中，主要就是根据自己之前整理的提纲进行背诵，不断巩固，将没掌握的地方标记出来。公共课参考书目
英语：
1、单词：朱伟的《恋恋有词》
2、阅读：张剑的《考研英语阅读思路解析》俗称黄皮书
3、写作：何凯文的《考研英语写作高分攻略》
4、新东方的网课
政治：
1、肖秀荣1000题
2、肖秀荣知识点提要
3、肖秀荣的考点预测
4、肖秀荣八套卷
5、肖秀荣四套卷
6、新东方的网课
第一阶段：3——6月：主要就是背单词，单词背了三遍，就是每天不断的重复。从五月份开始我差不多是每天都做一两篇阅读，每篇阅读都认真分析每个句子，每道题，把不认识的单词记下来。第二阶段：6——9月：在这期间主要是看了辅导机构的一些视频，总结答题方法，但是个人觉得答题方法虽然听的时候感觉很有用，但是自己做题的时候并没有很有效果。阅读在这期间我也坚持一周做大约四篇，然后不断总结，阅读和单词是我考研英语准备过程中的重点，贯穿了整个考研的过程。第三阶段：9——12月：我是在九月份开始复习政治的，主要是一遍看书一边做题，然后总结错题，背下来。接下来就是背了肖秀荣的小册子，做了肖八，肖四。在12月的时候，主要是总结了几个辅导机构的押题和肖四，最后考研政治的大题肖四押中了很多。对于英语而言，在这个阶段，我主要还是做阅读，整理单词，然后练习完形，新题型，背诵各种类型的范文，句子。在12月初，我开始自己练习写作文，虽然平常背了很多，但真正写起来还是不容易。在最后二十天左右，可以关注一下各个机构老师的作文押题，去年的大作文好多机构都押中了。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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