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

第一篇：我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

我国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种：

1.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因土地被划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动。

秦国在统一之后，实行爰田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休耕地，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干预较多，赋税的征收也比较繁琐。统一之后，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废除爰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给农民耕种。

曹魏建国后，实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军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由大司农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军屯所在地管理军队屯田。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门阀政治的需要，西晋王朝实行了占田制。国家准许个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由国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为备休耕，露田加倍授给。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可作为私田，不必还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买卖，但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可以买卖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情况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亩，但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职大小授给公田，刺史15顷，县令6顷。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对百姓、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和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明代清丈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确定土地的私有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国社会贫富不均，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针对土地兼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解决的办法过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众基础，革命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经土改、解放战争的《土地法大纲》，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共产党人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冢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封建时代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土地兼并问题，从而迎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基。

第二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

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奴隶社会

土地公有制为原始社会，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国君交纳贡赋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们为了争夺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厮杀拼打，乱的不可收拾。此时，大禹已经建立起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会

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

2、奴隶社会（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齐耘

（1）实质：国王所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2）表现：① “公田”：贵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给农夫，只有使 用权，没有所有权

（3）内容：①一切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公有；②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诸侯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的贡赋。

（3）瓦解：齐·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变法，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动地主经济的发展。

3、封建社会（战国—1840）

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农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强地主、士族地主）。土地来源：占有公田转私，获赐，兼并买卖（主要）。

租佃关系：战国产生，汉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态：劳役－实物（宋）－货币（明清）农民雇工自主权积极性提高。

人身依附关系：东汉豪强地主形成田庄，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解脱出来的农民，生产自主权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体（截止1952）

（1）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农民个体私有，平均主义。（2）辛亥革命：平均地权（理念）

5、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

目的：为发动农民反对军阀。政策：耕者有其田（口号）。

影响：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6、十年対峙时期（1927—1937）

目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农民土地所有制。

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响：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进行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军垦屯田。

①目的：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

②影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

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②影响：中共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但对地主的封建剥削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措施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8、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目的：调动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

政策：1946-5《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影响：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认识：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9、建国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按劳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③特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④影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针和原则：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进。

③过程：互助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劳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土地归公、集体所有）

（3）1978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

②方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改革后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③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④实质：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

⑤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凋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改革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发展。它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三篇：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存在必然有其得天独厚与历史必然性。迄今为止，我国始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维系这个国度的经济支柱和后勤保障。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更是中国历史特点与现实要求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的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尽管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但是我国私有制何以能存在上千年之久？这是由于我国古代也在不断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更好的达到统治阶级的需求。

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主要是从商周时期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原始社会还维持着土地所有制，至于夏朝，它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这是由于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生自由；夏朝是奴隶制的依据就是奴隶的产生，奴隶社会也是有平民存在的；土地私有制并非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

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井田制—相地而衰征、初税亩—按亩纳税—屯田制—均田制—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通过一次次土地制度的演变调整，放松了农民的人身控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人口增加，稳定了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其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四大盛世：汉代文景之治、唐代开元盛世、贞观之治、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这些朝代兴旺与其农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底蕴是何其深厚。

面对如今经济格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收入不高的局面，是亟需解决的，不可懈怠一步，因此要想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必须了解中国国情，以实现农业的振兴和转型。

第四篇：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历史演变

一、新中国婚姻登记制度的发展

我国先后颁布了1950 年、1980 年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于2001年进行修订，其中均规定了婚姻登记的相关内容。1950 年婚姻法首次在我国确立了婚姻登记是结婚、离婚的必经法律程序。为落实新的婚姻登记制度，我国原内务部或民政部，曾在1955 年、1980 年、1986 年和1994 年先后颁行过4 个婚姻登记办法或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不少司法解释。婚姻法都是坚持婚姻登记成立的原则，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又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94年2月1日生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生效以前。在这个阶段，没有彻底坚持登记成立婚姻的原则。早在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中，其问题九是：“结婚为什么要到人民政府登记？婚姻法施行后结婚没有登记是否必须补登记？”答：婚姻法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为的是人民政府应具体查明：结婚是否出于双方自愿，是否已够法定婚龄，是否买卖婚姻，是否合乎一夫一妻制，有无违背亲属间禁止结婚规定等情况；经查明合法的，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给以法律保护。同时可以使男女在结婚前慎重考虑结婚问题，婚后更好地巩固夫妻关系，严肃地处理家庭问题。因此，结婚必须男女双方亲到人民政府登记。婚姻法施行后，婚姻登记机关已建立而不去登记是不应该的。对事实上已结婚而仅欠缺婚姻登记手续者，仍认为是夫妻关系，可不必补行登记。如其自愿补行登记者亦可补行登记，并发给结婚证。在1953年3月贯彻婚姻法运动后，男女结婚时，男女双方均应遵守婚姻登记制度，进行婚姻登记。”这一问答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实行婚姻登记的意义所在；二是明确了没有登记而“结婚”的性质——仍然可以视为夫妻关系。可见，这一时期未登记同样可以结婚，没有彻底坚持登记成立婚姻原则。

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采取的是有条件的承认；这期间的法律文件有最高人民法院于1956年11月14日颁行的《关于未登记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的效力问题的复函》和1957年3月6日颁行的《关于男女双方已达婚龄未进行登记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这两个文件将社会现象意义的同居称为“事实上己经结婚，’，将法院的定性称为“有事实上的婚姻关系”。还有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和1984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意见》的作为代表的法律文件为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一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在这两个文件中使用了“事实婚姻”和“事实婚姻关系”的概念。在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件为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一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相比较前述文件，该解释对“事实婚姻”有条件的承认限制得更为严格，并且开始对不构成“事实婚姻”的非法同居的调整作出了尝试，在同居双方的财产分割、经济帮助、继承权的有无，不当终止方对另一方的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较为完备的规定。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2月1日后到2001年4月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颁行前，此时是对事实婚姻效力予以完全否认；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由上文对“事实婚姻”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无效的规定并不妥当。这样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严肃法纪，遏制违法婚姻的发生。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4月28日修正后的婚姻法颁布后至今，这个阶段的特色有：

1、对事实婚姻的效力复又有条件的承认，不过这种承认是间接地，通过赋予补办登记溯及力的方式来完成。2001年12月24日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但是这种承认的方式在操作中具有多大的意义受到质疑，因为补办登记受到公权力机关的主动干预是发生在起诉离婚之时，而此时人民法院应做的是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如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离婚诉讼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的意见不和（当然包括是否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此时则双方未必能就补办结婚登记达成一致，毕竟登记是需要双方自愿；这就使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有足够的空间规避该规定让其落空，而给另一方尤其是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造成不利。

如未登记的男女双方未发生纠纷，也没有产生离婚诉讼，则法院无权主动干涉和督促他们去补办登记，那么他们同居的这种事实又该如何定性，具有何种法律效力呢?“依据现行法律是按非法同居处理，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又不符合该修正案的初衷，保护非婚同居中善意的当事人，维护妇女权益。”。并且法律也不宜赋予作为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机关以权力去进行主动的调查和指令，因为这样会使得行政权力对私人生活干涉过多。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我国现行的立法对“事实婚姻”采取的是相对承认主义，通过补办登记的溯及力来赋予其婚姻的法律效力，是从出现问题起诉离婚时如何善后进行的规定，但对未补办登记的“事实婚姻”当事人该如何保护仍未能提供合理的方案。

2、婚姻登记制度的法律地位提高。2003年废止了民政部的部门规章——《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取而代之是由国务院颁布《婚姻登记条例》。

3、淡化行政管理色彩。强调婚姻登记机关应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符合条件的应予以及时办理，取消依法处理违法的婚姻行为的规定，强化了当事人的责任，在婚姻资料审查上采用了形式审查。

二、现有婚姻登记制度缺陷进行评析

现有婚姻登记制度较以前是有一定的进步，但是其缺陷还是明显的，主要有：

（一）条文太少，规定过于简单

1、没有明确婚姻登记的性质，致使碰见纠纷，当事人不知道如何救济。比如当事人未亲自到场登记的效力如何，就效力出现争议是以民事诉讼还是以行政诉讼来救济，争议很大。究其原因，与登记行为既有公法性又有私法性有关。

2、对婚姻登记行为种类规定太少，只规定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没有就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形作规定，致使无法可依。没有规定瑕疵登记的具体情形及其效力，还有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相关法律责任规定的缺位。如果当事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虚构虚假情况欺骗对方当事人、婚姻登记机关，那么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婚姻登记条例》对此未作任何规定，这无疑是个缺陷。

3、对婚姻登记的效力规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规定未登记的，无效。而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来补充，当事人有补办登记的，按有效婚姻处理，没有补办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二）婚姻登记条例与婚姻法等法律不协调，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

1、取消强制婚检使《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架空我国《婚姻法》第七条关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禁止结婚”规定。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使得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可以顺利地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是与《婚姻法》第七条的立法宗旨相违背的，从而也使该条规定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一纸空文。

2、与《母婴保健法》相冲突

《婚姻登记条例》对争议很大的“婚前检查”未作规定，而且结婚登记时也不要求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这不仅是对“婚前检查”应有的社会价值的否定，而且也《母婴保健法》有冲突，因为婚姻法明确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应当禁止结婚；《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由于《婚姻登记条例》的法律地位低于《母婴保健法》，因此《婚姻登记条例》不能改变《母婴保健法》的有关规定。

3、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极易使人认为与《婚姻登记条例》自身的规定相互矛盾

新《婚姻登记条例》第6条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那么取消强制婚检，前来登记的男女双方如果没有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又如何能够知道他们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呢?既然不知道结婚当事人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那么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到底该不该给他们进行登记呢?这就使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因此，取消强制婚检的做法与《婚姻登记条例》自身的规定相互矛盾。

（三）寄予婚姻登记制度太多的任务，不切合实际。

《婚姻登记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婚姻登记工作，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婚姻法》，制定本条例。可见，登记制度的认为包括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那么，控制重婚、未成年人结婚采用不予登记的做法能否实现？答案是否定的。不予登记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此，婚姻登记制度承受的任务不能太重，需要有其他制度配合实施。

三、婚姻登记制度的完善和建构的思路

（一）重新建构婚姻登记效力制度，明确登记婚与事实在效力上有明显区别，正确处理婚姻登记与婚姻成立、婚姻无效、可撤销的关联。

（二）参照物权登记的有关规定，设置一些新的制度。更正登记、异议登记、事实婚姻的补正制度。

（三）正确认识一些法律规范的性质，理顺法律间矛盾。

（四）考虑实际情况，确保婚姻登记法律可以运作。

第五篇：我国狱政制度的演变

我国狱政制度的演变

一、监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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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奴隶社会夏、商、周的监狱设置

•据《竹书纪年》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所谓“圜土”，即用土构筑的圆形的围墙，夏代即以此为监狱，拘押囚犯。有人认为“夏台”为夏朝中央监狱的名称。

•商承夏，仍称监狱为“圜土”。商代还把监狱称之为“囹圄”。•西周时期，监狱仍称“圜土”或“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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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封建社会时期的监狱设置

•秦朝的监狱分中央与地方两类监狱：中央设廷尉狱；地方郡、县则分别设关押其所属管辖的一般案犯的监狱。

•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廷尉狱，武帝后又在中都洛阳设置二十六所中央监狱，汉朝地方普遍设狱，史称当时“天下狱二千余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监狱机构设置有所发展，其表现： –一是曹魏时在军中设狱。

–二是西晋在其都洛阳设两狱，从而开中央设两狱制度之先河。

•唐朝的监狱设置已成体系：在中央设大理寺狱；在京师设京兆狱和河南狱；在地方，“凡州县皆有狱”。

•宋朝初年，将大理寺狱移至御史台，称“台狱”。后又恢复大理寺狱，但仍保留台狱。

•元朝监狱设置与唐宋不同的是，首次在刑部设立监狱。当然这与元取消大理寺不无关系。另外，元实行司法机构多元化，因此其监狱机构也相应多元。

•明朝监狱设置可分为中央、地方和特务组织厂卫监狱三大类，厂卫监狱主要监禁政治犯。

•清代监狱设置与明代基本相同，但由于清朝司法机构多元，相应地设有一些专门监狱。

（三）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监狱设

–清末仿资本主义国家监狱，改旧式为新式监狱，促进了中国监狱设施的现代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继续清末进行监狱改良，并着手筹建各类“新式监狱”，但据记载，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全国共设置监狱一千七百余所，直到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的统计，全国新式监狱也仅建六十三所，其余仍为旧式监狱。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监狱设置分几类： •第一，普通监狱。分新式与旧式两种。

•第二，军人监狱。关押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第三，少年监狱。用于监禁未满十八岁的刑事案犯。•第四，拘留所。拘留所是警察机关直辖的监狱设置。•第五，法院看守所。各级法院均有设置。

•南京政府还没有一些特殊监狱机构，主要有：反省院、集中营、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和“保安处分”执行场所。

二、监狱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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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社会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的监狱管理制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以后历代又进行了一些完善。

•据史料记载，秦朝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监狱管理制度。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较具体的规定：

–一是在监押管理上，秦除专设狱吏，还以轻刑犯监管重刑犯。–二是在生活方面，保证了囚徒的基本生活。

–三是在劳动管理方面，有定额和质量要求，达不到者将受到处罚。

–两汉形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监狱管理制度。汉除继承秦的一些制度外，新的规定主要有：

•第一，在监押方面，–一是规定禁止囚徒与外界人员交往，违者治罪； –二是囚徒私自解脱刑具、囚衣者，罪加一等； –三是建立了“呼囚”即晚点名制度；

–四是建立了“颂系”制度，即老幼、孕妇、侏儒和老师等可不戴刑具的制度。•第二，在生活方面，一是规定囚徒有病官府给医药，若死于狱中或服役处所，无家归葬者，由官府埋葬；二是“纵囚归家”，即在年终或一些特殊情况下，允许犯人暂时归家并按期返狱的做法。

–晋代专立监狱法《狱官令》，其为中国最早的有关监狱管理的单行法规。其中对犯人衣、食、住、病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古代监狱管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隋初定《开皇律》，对监狱管理制度作了较详尽的规定。

•唐代的监狱管理制度相当详密：在监管上，实行贵贱有别、男女异狱，并据罪行等级分别囚禁；罪行轻重不同，所戴刑具亦相异，老、幼、疾、孕者免戴刑具。在生活待遇方面，狱囚衣粮家近者由家属提供，家远者由官府供给；居住上“诸狱皆厚铺席荐，夏月置浆水，其囚每月一沐”对于病囚，狱方负责请求医药救疗，病重时许家人探视。为使这些规定得以切实贯彻，唐对掌狱官吏严加规制，若狱官不兑现法规给予狱囚的应有待遇，要处罚，因此造成囚犯死亡者，要负刑事责任，重者绞。

–宋朝的狱制基本承唐制，而且宋朝已出现对一些犯罪官吏可保释的制度。–元朝监狱管理的最大特色是，实行“南北异制”方针：蒙古人囚犯可不戴刑具，汉人和南人为囚犯，不仅要戴刑具、服苦役，而且倍受狱官百般虐待，甚至折磨至死。另外，元朝规定，孕妇生产可取保在外。

–明朝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唐宋以来的监狱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矜恤老幼、废疾尤其是妇女的狱制规定。•第二，狱囚生活待遇规定更加具体、细致。

•第三，创立提牢点视制度。“指提牢官或司狱官定期巡视牢狱安全、查点狱囚人数的监狱管理制度。

–清代的狱制较明代更加完备，凡收监、出监、保外就医、囚衣、囚粮、囚病、每日点视、封监等事项，清律均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并尤其强调狱官责任，狱官若未按律办事，尽其职责，造成后果要承担刑事责任。

（二）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监狱管理制度 –

1、清末狱制改革

•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改良狱制的新举措，建立了京师模范监狱，该监狱模仿西方标准，设施齐全，管理规范。此后，各省纷纷效仿，从而促进了中国狱制的近代化。1910年，《大清监狱律草案》完成，作为中国第一部监狱专律，尽管该草案未及颁行，但却成为民国定监狱法之蓝本。

2、中华民国时期监狱法制的建立与实施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13年修订《大清监狱律草案》，颁布了中国首部监狱法典《监狱规则》，该监狱法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监狱规则，在收监、监禁、戒护、劳役、教诲、给养、卫生、释放等诸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南京政府建立后，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监狱法规法令，规定了收监、监禁、戒护、劳役、教诲教育、给养、赏罚、卫生与医疗、接见与书信、假释和释放等各项制度，条文大都抄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监狱法律，属于相对先进的近代监狱管理制度。

三、狱具制度

–从商代甲骨文中记载可知，商代监狱已使用梏和拲等狱具。西周时狱具有桎、梏、拲。桎是束缚脚的；梏是束缚手的，并两手分别加戴；拲是戴在两手之上的，所谓“两手共一木”。都是木制的器械。

–秦朝时，囚犯一般要戴称作木械、黑索和胫钳的狱具。

–汉代一般囚犯都要戴狱具。但汉朝自景帝起始建“颂系”制度，即老、幼、残、疾、弱之人犯免戴狱具的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狱具称谓：如西晋的“枷”，一种束颈的械具；南梁的“杻”，一种木制的手械；南陈的“锁”，一种脚镣。–唐朝在健全狱具制度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规范狱具尺寸，明确施用对象。•第二，仿汉制，建立“颂系”制度。•第三，严禁违反狱具施用制度

–宋代的狱具制度一如唐制，正规狱具主要也是枷、杻、钳、锁和盘枷。–明朝的狱具制度较唐宋更为完备，明律的卷首便列有刑具图，狱具有枷、杻、索（铁链）、镣等，尺寸均有明确规定。而且明朝对不依法严守狱具制度，对囚犯应械而不械者，不仅处罚直接责任人，相关管理官员亦同罪。

–清朝的狱具制度基本沿袭明制，清末的狱具制度一如前清，狱具主要有脖锁、手铐、脚镣和木杻等。

–中华民国时期北京政府《监狱规则》规定：“在监者有逃走、暴行、自杀之虞及在监外者得加以戒具”、“戒具设窄衣、手镣、捕绳、联锁四种。”除紧急情况可先使用后报告监狱长官，均应得到监狱长官同意的命令方可使用。南京政府的规定与北京政府基本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