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些问题

第一篇：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些问题

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些问题

班级：09土地资源管理姓名：许杰华

随着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稳步推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经济再次加速，文明新村建设稳步发展，这之中无一不需要土地的支撑和保障。然而，土地权利制度不完善导致主体越位或者虚化，宏观调控措施难挡投资需求的多元性，利益驱动致使强行征地以租代征，纵多的问题凸现土地制度的缺陷，也对现行的土地制度提出了挑战。

一、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是土地规模小，权利主体分散

这既从技术上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也从制度上提高了规模化经营的成本。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一个报告中讲到，20年前的承包政策和机制已经走到了它的顶峰，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突破，以满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必须要出台新的土地集中政策，这样才能吸引到对农业的投资。现在这种土地的零碎、小块使用阻碍了需要进行投资生产的企业家进入土地市场，应该修改土地法，让私人聚集土地，减少农村土地分流的状况，这样才能起到鼓励对农业投资的作用。

（2）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得不到切实保障

从《宪法》和在《宪法》指导下《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都规定了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农户使用和经营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承包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是，权利主体却并不明确。“农民”、“集体”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界限不清楚，抽象的村“集体”往往决定了集体所有土地的分配、使用和出让权，政府也往往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滥用公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使集体用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土地。这个过程中，农民既缺乏有效的环节行使双重的权利，又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姑且不论其中的政治因素，仅从法律上来看，按照现行法律，农民社区集体不拥有让渡土地权属的权利。在农地改变用途时，要先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将其收归国有，该社区的农民除按政策规定获得低的补偿外，不能分享农地转为非农用地所获的增值收益。但“公共利益”实际上很难界定，有些情况是以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为名，实际上行的是部门或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实。公共利益相对应的是公共产品，于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就变成了廉价的公共产品，对农民的剥夺随之合法化了。由于我国农地价格表现为具有政府强制性的征地费，征地费普遍较低，大约相当于真正的农地价格(即农地收益资本化的价格)的50%，所以实际的城市生地价格与实际的农地价格(征地费)的差价不仅包括“农转非”增值，而且还包含了部分农地价值。这样造成的实际后果是，低价征用农地使农村集体利益受损，协议出让规划建设用地使国家利益受损，农村集体和国家损失的利益成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额外收益。

（3）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现形式匮乏

《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把农地所有权中除了抵押和继承权之外的大部分权利让度给了农户。但这也是制约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农民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法律障碍。简单讲，就是无法用土地换资金，资产无法变成资金。另外，即便赋予农民抵押权，由于土地规模过小，零散的赋权无法实现用土地换资金，也无法实现土地利用规模化。同时，由于无继承权，承包经营权设立了明确的期限，也不利于土地的长期经营。这一问题目前尚不明显，但会随着发包期限的到来而逐渐显现。所以，如何解决好承包经营权的保障与流转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实践中仍然有待探索。

（4）土地级差收入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

级差土地收入是指经营较优土地或在相同的土地上投人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所获得的超额收益。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国家目前难以通过有效手段把级差土地收入动员到国家手中，补偿给边远地区。近郊土地收益高，而山区等地区土地收益低。边远山区生态建设给予平原地区（包括城市与乡村）的生态效益无法得到补偿。同时，由于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过多地依赖村集体，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得到的土地收益也无法得到保障。

（5）土地使用权过多的限制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在国有土地上经批准可以从事所有的经济建设和各类社会事业发展项目，国有土地国家可以依法划拨或者有偿出让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划拨土地没有使用年限规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则按照不同的用途划分了20-70年不等的使用年限；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等，即可以实现物权关于使用权的所有权能。集体土地使用权，只能从事农用和本组织成员宅基地、兴办乡镇企业、农村道路等建设用地等，集体耕地、林地等农用地首先分配给本集体组织成员经营和使用，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严禁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出让用于非农业建设，因此在法律制度上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能受到了严格过多的控制。极易使人产生所有权权能不平等的概念，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尤其是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农村小康。

二、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办法

（1）完善土地所有权体制，寻求有效的国有和集体土地组织形式

就我国目前和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来看，走回过去的极端公有、集中分配一大二公的体制是不可能的，将大部分土地私有化、土地资源配置完全交由市场调节也绝不可行。从市场取向的改革看，可以根据不同用地类型，不同的经济成分，进一步完善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制度，分解细化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权的所有、占有、使用、使用权处置等内容，坚持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的原则上，合理分配省、市、县三级政府按照国务院的授权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代表的权限和职责，在集体组织内部实行村民代表会议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进一步显化土地所有权主体代表，逐步实现“因所有而受益、因使用而受益”的格局。

对于国防安全、国家机关等代表国家体现国家利益和道路交通、城镇基础设施、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有企业等企事业服务用地一律为国有土地，并且其新用地也只能使用国有土地，对于经济类、盈利类企事业一律实行出让国有土地制度。对于农村村民宅基地、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益事业仍然确定为集体所制，其发展也使用集体土地；当然在集体土地上从事经济或者营利活动，在所有权不变前提下，比照国有土地出让制度，集体土地所有者也会因出让土地而得到收益。

除此之外，对于非国有又不属于使用集体土地的其他经济或建设活动，实行即可以使用国有土地，又可以使用集体土地的双向选择，所有的建设用地由使用者占有和使用，使用者可以依法处置使用权。这样国有和集体两种土地所有权逐步走向平等公平。

（2）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实现土地合理利用

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全国共新增建设用地3285万亩，年均新增建设用地657万亩。新增用地中，主要是独立工矿、城镇建设、交通用地等。“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农业结构调整频繁，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由2000年10月底的19.24亿亩减至2005年10月底的18.31亿亩，年均净减少耕地1848万亩。多年来，建设用地持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从这一增一减的压力和趋势中可以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仍然是我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我们执行基本国策的重要措施和目标。

在坚持所有权平等的前提下，集体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平等也可以迎刃而解，建立平等的国有和集体土地使用权权能体系，凡是出让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均有同等的使用、收益、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土地使用权力的平等，有利于集体农地规模经营而实现产业化，有利于使用国有土地的企业迁并联营联合，扩大经济效益。土地使用权者在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土地要素得到优化配置，也将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积极实行 “公平的市价”的补偿机制，在征收集体土地、出让土地中，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者一律按照市场价格予以补偿；同时在加大国家土地收益对农村投入的同时，把集体土地出让的收益、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部分留作集体发展使用，部分分配给农民群众，不仅实现了所有权的收益，又能促进集体和农民家庭的全面发展，必将为农村小康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在改变所有制的同时也要注意以下问题 ：

1、私有化是红线。如果中国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在部分技术较为发达、农民素质较高的地区，最终的结果会形成美国式农场，农业

生产的效率会提高，技术和资本投入必然增加。不能否认部分农民会增加投入、提高技术水平，最终走向现代农民之路。但是，应该看到，多数农民必然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由于只有大规模经营农业，形成规模效益才能降低成本，形成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土地买卖不可避免。在土地买卖的过程中，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而失地农民在没有其他技能，无法参与城市就业的情况下，最终的政治结果可想而知。当然，在部分发达地区（如浙江），已经具备了形成规模较大的农场、农民成为雇佣工人的条件，因此，允许部分农民转让土地经营权已经成为国家的决策，也是必然的趋势。但从整体上看，在农村还不能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生产要素还不能买卖。土地、劳动力都不能成为农业生产中的流动的市场因素。

2、18亿亩是红线。事关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我国的农业制度延续两千年，农民一直被固定到土地上进行耕作，缺乏选择其他职业的可能与权利。这一制度是与我国农业生产力状况密不可分的。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是人均生产力低下，而亩均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按照人头平均，每个农民创造的农业产值很低，而如果按照面积平均，单位面积的产量很高。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产值的创造是以劳动力的投入为条件的。在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四个主要生产力因素中，劳动力的投入特别突出。从劳动力分布上看，我国目前农村劳动人口约4亿。按照总体人口平均，也就是每个农民养活三个人。去掉四亿劳动力中流动人口1亿，就地转化为工人的6千万（事实上，这两部分人口也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工作），那么农村完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也达到2亿4千万，平均为每个农民养活5个多一点非农业人口。也就是说，流失一个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有5个人饿肚子。有人说，粮食可以靠买，估计不大现实。如果中国有10%的粮食、油料靠买，恐怕就没有比较效益了——因为国际粮价会大幅度上涨。以上就是对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些问题以及探讨，我国的土地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有些许问题不可避免，只要积极面对将会有很大的改观。所以，我们需要不停地去发现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些问题

班级;09土地资源管理

姓名：许杰华

学号：0902090025

第二篇：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存在问题分析

[摘要] 政府既是规则的制订者、执行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和交易者，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乃是我国土地资源流失与失控的深层次原因。应以土地权利为核心，以物权理论为基础来构建、创新土地产权制度，健全土地法律责任制度。

[关键词] 土地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土地市场；城市土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我国目前土地使用制度中的深层次问题不断显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深化。因此在坚持基本国策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制定一整套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需的政策尤其重要，此乃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一、我国城市土地市场运行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原因

(一)土地产权制度结构单一。

长期以来，城市土地到底属于哪级政府所有或由多级政府分享，现有法律未作明确界定；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和划拨之间界线模糊。大量应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转而通过划拨方式流入市场，使得国家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两种土地所有权不对等，法律规定只有国有土地才能直接入市，集体土地惟有通过国家征用变成国有后方可入市。国家在法律上和名义上垄断了土地供应。

(二)土地市场机制欠成熟。

划拨土地入市地价偏低。按照我国现行土地使用制度，划拨土地使用权入市必须向市县政府缴纳不低于标定地价30％的出让金，从

各地实际运作来看，达到40％的地方甚少，一般都低于40％。因而为了少缴或不缴出让金难免形成“隐形土地市场”，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其次，协议出止土地比重过高；租税费体系庞杂、杠杆功能失调；城市土地市场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相当突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各项设施用地、交通用地和旅游用地等需要量迅速增加，造成耕地锐减

第三篇：我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

我国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种：

1.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因土地被划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动。

秦国在统一之后，实行爰田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休耕地，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干预较多，赋税的征收也比较繁琐。统一之后，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废除爰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给农民耕种。

曹魏建国后，实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军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由大司农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军屯所在地管理军队屯田。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门阀政治的需要，西晋王朝实行了占田制。国家准许个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由国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为备休耕，露田加倍授给。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可作为私田，不必还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买卖，但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可以买卖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情况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亩，但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职大小授给公田，刺史15顷，县令6顷。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对百姓、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和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明代清丈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确定土地的私有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国社会贫富不均，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针对土地兼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解决的办法过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众基础，革命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经土改、解放战争的《土地法大纲》，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共产党人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冢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长期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封建时代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土地兼并问题，从而迎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时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基。

第四篇：城市建设土地制度相关问题

城市建设土地制度相关问题——征地拆迁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伴随而来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城市建设征地拆迁数量剧增，由此引发的征地拆迁矛盾也十分突出。据有关信访部门统计，近年来土地信访总量中有50%以上是由于城市发展征用郊区农民集体土地而引发的，而因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纠纷则已导致投诉量成倍增加„„

关键词：：城市建设；征地；拆迁；土地制度

正文：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伴随而来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城市建设征地拆迁数量剧增，由此引发的征地拆迁矛盾也十分突出。据有关信访部门统计，近年来土地信访总量中有50%以上是由于城市发展征用郊区农民集体土地而引发的，而因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纠纷则已导致投诉量成倍增加。这些都给城市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诸多矛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影响因素，本文主要探讨其中的土地制度问题。

一、城市建设征地拆迁是土地权利变化的过程

从本质上说，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都与土地权利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各方利益格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土地权利变化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土地征用

城市政府征用城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经配套建设后提供给用地者。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权利的变化过程如图1所示。

第一步，城市政府通过征用，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农民耕地承包经营权或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变为国家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向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户支付一定数额的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第二步，城市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将征用的农地或农村建设用地变为能够被用地单位使用的城市建设用地。第三步，城市政府通过划拨或出让方式将城市建设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

2、土地收回

即城市政府向原国有土地使用者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再提供给用地者。从理论上说，土地权利的变化过程如图2所示。

第一步，城市政府通过房屋拆迁向原国有土地使用者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支付一定数额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拆迁补偿费。第二步，城市政府通过划拨或出让方式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

二、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土地制度的缺陷

城市建设土地征用和城市建设房屋拆迁中，虽然土地权利变化的过程和内涵不相一致，但都是以政府行使其强制性征用或收回权力为特征，从制度层面上看，实践中二者所暴露出来的土地制度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1、土地征用权和收回权的行使范围扩大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都有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在“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等情况下，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些规定表明，土地征用或收回作为政府的一项强制性行政权力，其行使范围应该严格限定在“公共利益”的范畴之内。但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内涵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权力的使用被扩大化了。

据国土资源部专题调研，上海市宝山区1999年至2001年经征用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用地占整个建设用地的71.8%，工业用地占26%，经济适用房和市政建设只占2.2%。天津市武清区2000年至2001年经征用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工业和房地产用地占了69%。安徽省合肥市2000年至2001年经征用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大量的是经营性用地。

城市拆迁大多是冠有“旧城改造”、“城市绿化”、“公益事业”等名义，然而真正因公共利益拆迁的却为数很少，不少城市开发商与一些政府部门一起，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拆迁之实。

2、补偿标准偏低

补偿标准一直是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按照法律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标准，分别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和4～6倍。两项之和，低限是10倍，高限是16倍，最高不得超过30倍。对土地征用过程中涉及的农民房屋，一直没有专门的农民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各地只是将其作为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且补偿标准很低，难以保障农民被征地后安居乐业的需要。

从实际情况看，现行征地补偿费用标准都远远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一般耕地年产值每公顷1.2万元计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之和不过12万～19.2万元，也不过每公顷30多万元。就是这样低的补偿费用，能到失地农民手上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一方面，按照法律规定，征地补偿费用中直接支付给农民的只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归集体经济组织的，安置补助费是给安置单位的；只有农民自谋出路，安置补助费才发给个人。并且，不少地方的安置补助费只发给“需要安置的”劳动力，并不是给每一个失地农民的。另一方面，征地补偿费的管理使用混乱，随意截留、挪用、拖欠征地补偿费的现象十分普遍。

城市拆迁过程中，有关法规只规定了对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进行补偿，但却忽视了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而对房屋补偿标准的确定，许多地方通行的做法是政府直接规定补偿方式和标准，单方定价，造成拆迁补偿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去甚远，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根据其财力的承受能力制定房屋补偿安置标准，为了降低补偿安置标准，直接干预拆迁价格评估，暗箱操作。有的地方政府出台的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多年不变，与近几年大幅度上涨的房价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的地方政府压低拆迁补偿价格，对被拆迁户回迁房价格定价过高，超出了被拆迁户的承受能力。这些都严重侵害了被拆迁居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被拆迁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3、安置不妥善

能否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进行妥善的安置，关系到城市建设能否顺利实施，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土地征用过程中，长期以来沿用的“谁征地、谁安置”的办法，随着企业改组、改造、自主经营，导致用工制度的变化，已难以实行，于是大部分地区选择了货币安置为主的方式，即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据调查统计，在近几年各地上报国务院审批的建设用地项目中，采用这种办法的占90%以上。在石家庄、哈尔滨、合肥、兰州、南宁等省会城市达到100%。由于自身条件局限，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更无能力与城市其他人群竞争上岗，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

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失为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的有效途径。但据有关专家测算，失地农民每人保险金额最低为6.6万元左右，而目前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一般为1.2～3万元，显然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有的地方建起了农民公寓，采取了住房社区化集中安置，促进了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虽能安居，但就业无门。据笔者调查，住在成都市和平安置小区的村民说：“成都人爱打麻将，我们这儿的人更爱打，不打干什么。”该小区80%的人每天都在家呆着，其中有一半的人打麻将消遣。失地农民长期无法就业，终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城市拆迁安置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大批拆迁户在拿到数目有限的拆迁补偿费后，按面积差价重新购房很困难，在外租房又不划算，最终只能选择迁移到地价相对便宜的城郊结合处居住，而大量拆迁户集聚郊外又抬升了这一地段的房价，后来的被拆迁户又住不起，继续向外迁移，导致被拆迁居民的“城市边缘化”。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使被拆迁户生存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庭用品以外，谋生的手段往往也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都成为棘手的问题。

4、程序不合理

从总体上看，城市建设征地拆迁的程序强调征地拆迁的强制性，但忽视了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尤其是广大农民）以及城市国有土地使用者，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状况和不平等地位。从土地征用、收回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和居住安置方式的选择，基本都是由政府和用地单位说了算。

具体地说，土地征用和土地收回略有不同。从土地征用的情况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虽然规定了征地要公告，但公告是在征地已经批准后才进行的，征地范围和征地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已经批准确定，只是通知被征地农民集体到指定单位办理补偿登记手续。这实际是事后公告，农民只能被动接受。因此，一些地方把公告理解成通知性的公告，甚至是强制性的通告。

不仅对土地被征用后的用途，现行法律没有赋予农民集体和农民质疑的权利，就是对征地的补偿安置方案，法律也没有要求与农民协商，只是要“听取被征 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对补偿标准有争议，法律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但地方政府既是征地者，又是用地者，还是补偿安置标准的制定者，由他们协调，怎么保证公平公正？征地和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机关是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又怎么面对成千上万个具体的征地项目，在一家一户与征地单位之间进行裁决？各地反映，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农民申诉无门，只能不断上访，甚至激化成群体性事件。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这样，不管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出路有没有解决，不管这些事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会造成什么影响，都可以先征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中，由于过分强调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而造成被拆迁居民权利受损也是十分严重的。其一，城市土地的国有属性被片面强调，政府在决定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项目投资者之前，法律没有规定政府先向原国有土地使用者收回国有土地的程序，更没有规定公告、协商、听证等程序，这实质上是政府单方面决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和转移。其二，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拆迁行政许可、单方面确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和进行裁决，严重侵害了被拆迁居民的财产权。其三，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或政府设立的拆迁机构，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与被拆迁人签订不平等协议，达不成协议就进行行政裁决，组织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引发和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三、土地制度创新的设想

近年城市建设征地拆迁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条件下，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日益明显，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要求。因此，土地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1、明确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被征地者和被拆迁者的土地财产权利。

2、对“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明确的界定，规范政府行使土地征用权或强制收

回权的范围

3、要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人对土地的权利，给予公平、合理的市价补偿。要在确认被征地者和被拆迁者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在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引入土地及房产价格评估中介，充分考虑土地本身的价值和预期收益

4、要明确安置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责任。

5、从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和规范政府行为出发，完善征地和拆迁程序

参考文献：

[1]《试析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的土地制度》 张晓玲 河海大学学报2004年4月

[2]《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思考》郑玮炜2006

[3]《城市拆迁中依法行政问题探讨》崔静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0

第五篇：浅谈我国财政预算制度及其主要问题

浅谈我国财政预算制度及其主要问题

摘要：本文以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为中心，对我国的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等等问题进行拓展。浅谈我国的财政预算、财政支出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就我国的财政预算、财政执行所不足的地方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的意见。

关键字：财政预算制度问题

国家预算的收入和支出，反应了一个国家财政活动的事项范围以及国家财政参与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程度。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国家预算是我们国家财政组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折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这几年财政预算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政府统一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绩效预算等等，财政收入增长也很快，财政支出在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总的来说，财政改革和发展的成绩很大，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政收支不透明，不公开，没有形成科学和有效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制衡机制。纳税纳费、收税收费，使用税费各方之间没有科学的博弈、制约和平衡，进而财政收支和预算的协商、讨论、汇集、编制、执行、监督等各环节之间也没有形成科学的博弈、制约和平衡。另外财政编制和审批与预算执行不相符合，3月人大审查和批准预算时，预算实际已经执行了一个季度。

第二，财政显性、隐性和或有债务率较高，根据有关专家计算，达GDP的120%左右，包括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地方政府的显性、隐性和或有债务，一些最后需要政府出面承担的国有企业的债务，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中需要国家负责和兜底的债务等等。

第三，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事业化和收费化。政府在其机构设置中，许多行政和执法部门，设置成了事业单位，这类包括质监、环保、银监、保监、海事、空管等等。本来是政府公务，却让它们事业化和收费化，许多政府的行政、执法和监督部门，甚至连公检法等司法部门都商业化了，这无疑会打击创业、投资、经营和就业。

第四，中央与地方间收入和支出关系不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各自应当承担的事务界定不清，税收划分不合理，有收入向上层层集中，事务层层向下加重的趋势，相当多的基层政府财政陷于困境。另外，财政层级太多，消耗财政资源较多，并且截留中央向基层转移支付的资金。

第五，现行财政的生产建设和吃饭养人特征较为明显，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公共服务型财政。在各级财政的支出结构中，生产建设和行政公务的支出比重较大，一些效率较低的本应由社会来办的事业所消耗的支出较多，而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公共需要方面的支出不足。

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急迫的需要改进我们的预算方法，提高我们的预算水平。我们应该统一财政预算，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降低预算中的投资建设项目支出，并控制和压缩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治安消防、生态环境、农业科技等公共服务型项目支出的比率，清理和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罚款，提高预算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化，使其真正成为一个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共服务型的财政预算体制。

参考文献：

[2]李炳鉴.政府预算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程东文.论国家税费改革与加强财政资金预算管理[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