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事关我国长远发展

第一篇：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事关我国长远发展

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事关我国长远发展

刘守英

《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土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与土地息息相关，那么，这些年来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为中国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哪些特殊作用？

刘守英：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4.4%提升到10%，城镇化率快速提高，2011年超过50%，土地资源的有效保障，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靠高速的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两个引擎拉动，土地成为这两个引擎的杠杆。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以创办园区，通过土地的协议出让，避开了我国土地资源禀赋不足可能造成的工业用地成本上升；与此同时，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角，这些地区大量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保证了农民以集体土地参与工业化进程。双轨并行的工业化，支持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形成。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面对城市建设的巨额资本需求，土地资本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对土地一级市场的掌控和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化出让，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促进国有土地从资源向资产以及资本转化，推动了快速的城市化。2000年以后，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2002年以后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将土地的功能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功能，拓展到资本功能，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一方面，土地的资本化，使地方政府财政能够获取土地增值的最大化收益，并以最大化的土地

出让收入保证城市建设资金，以商住用地出让价格最大化来实现城市政府资金的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财政信用为担保，以土地为主要抵押品，换取银行资金，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土地制度改革所释放的土地红利，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巨额土地增值收益，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经济参考报》：这种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弊端也日益显现，不可持续。这种模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风险？

刘守英：这些弊端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土地；地方政府收入过于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与城市扩张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税收；城市建设过于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这种高度依赖土地的增长方式，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银行金融风险，也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

1997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逐年增长。1998年和2009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2010年的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18.86%。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债务余额，约占2010年GDP的26.9%。再加上名义指标表示的公共部门债务(约相当于GDP的20%)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约相当于GDP的6%)，中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应在50%-55%。

地方债务的局部情况更不容乐观，不均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2010年底，东部11个省(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余额53208.39亿元，占全国总地方债务比49.65%；中部8个省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716.35亿元，占23.06%；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债务余额29250.17亿元，占27.29%。

2010年底，中国东部地区加计划单列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负债率分别是19.2%、24.2%和36.4%。正如政府贷款主要靠土地一样，抵押土地已成为政府偿债的最重要来源，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据审计署调查，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之外，全部省级和市级政府以及绝大多数县级政府均有政府负债，且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为25473.51亿元，占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额的比重为37.96%。一旦各地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就会快速枯竭。

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纷纷成立各类融资平台，利用手中收储的国有土地作为抵押品，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已形成“土地抵押——获取贷款——土地收储——土地抵押”循环。审计署调查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底，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49710.68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地方各级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土地收储的就有10208.83亿元，占10.62%。

从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的来源情况看，银行是最大的资金供给者。2010年底，银行贷款总额84679.99亿元，占到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的79.01%。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银行贷款有50225亿元，占比为74.84%。

在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中，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等变量外，土地供应和以地融资的影响也日益显著。2002-2010年间，国有建设用地增幅跟当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比较一致的趋势。如果当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减少，或者增幅下降过快，会导致下一年许多投资项目无法“落地”，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会受到很大影响。反过来，如果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很充足，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会较快上升。

由于土地指标由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过热时期，中央政府除了收紧“银根”外，还会同时收紧“地根”，即减少全国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甚至采取“冻结批地”、“中止土地审批权”等行政性调控手段。同样，宏观经济刺激阶段，中央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还会放松“地根”，大幅增加新增建设用地的供给量。

从实施效果来看，土地参与宏观调控事实上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1997年国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冻结供地一年，这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一起，加剧了1998-2001年的通缩。2002年起，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数量迅速上升，2001年全年批准新增建设用地是428万亩，2002年上升至722万亩，2004年和2006年分别是845万亩和771万亩。宽松的“地根”，加上积极的货币政策，2007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

《经济参考报》：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土地利用也将进入农地非农化高峰期、土地供求极度不平衡期。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土地利用和发展的关系？

刘守英：正确处理人与土地、土地与其他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关社会稳定与和谐。必须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根本改变以地谋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第一，平等保护土地产权。构建以保护和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为核心的土地权利和法律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覆盖所有土地资源的确权、登记、颁证，确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土地权属关系，为保障土地财产权、便利土地权利交易提供基础性制度服务。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对两种所有制土地所享有的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实现宪法和相关法律保障下的同地、同权。逐步实行对失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公平补偿，以被征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为最终目标。尊重和保护被征地农民在征地中的话语权和谈判权。

第二，确认不同主体土地平等进入权。以用途管制为唯一的准入制度。打破目前因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对圈内圈外土地按不同所有制准入的政策。制定城市增长线，明确土地国有的范围为建成区。新增建设用地用于非农经济建设的，除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征用外，可以保留集体所有。

第三，重构平等交易的土地市场。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统一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实现主体平等、市场交易决定供求和价格形成的土地市场。活跃土地二级市场，促进土地抵押、租赁、出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第四，将国有土地经营的职能从土地管理机构剥离。明确土地管理部门是隶属于国土部的土地行政管理机构，行使所辖行政区域内所有土地的行政管理职能。地方政府是受国务院委托的国有土地所有者代表，行使所辖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占有、使用、处置、收益各项权能，包括对农村土地的依法征用、征收和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等部分经营职能。地方政府土地经营职能不再由土地管理行政机构行使，而是由政府委派专门的机构来履行，也可以参照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国有土地公司等经济组织。这些经济组织作为市场主体，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接受政府的调控和监管。

第五，规范国有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和监督使用。明确国有土地经营收益不能成为政府财政的当期盈余。专司土地经营的机构获得的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应进入与政府财政相分离的专门账户，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土地出让收益的使用应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

第六，进行土地、财政、税收、金融综合配套改革，明确下一个发展阶段土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厘清土地利益在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者和政府之间的规则。改革土地财政，完善土地增值税，规范土地融资机制，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改土地涨价归政府和开发商为归社会。

第二篇：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梳理情况统计表和干部作风方面梳理情况统计表（模版）

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梳理情况统计表

单位领导（签字）：贾素琳填表人：牛俊杰

干部作风方面的主要问题梳理情况统计表

单位领导（签字）：贾素琳填表人：牛俊杰

注：要以“三反一刹”为重点，查清并梳理出干部作风方面的主要问题及表现形式，填写此表。

事业群众利益的具体问题梳理情况统计表

单位领导（签字）： 贾素琳填表人：牛俊杰

注：要以群众所思所盼为重点，查清并梳理出事关群众利益的具体问题，填写此表。

第三篇：三项制度纵深改革促国企长远发展

三项制度纵深改革促国企长远发展

课程背景：

“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讲了N多年，可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真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之所以改革推动力度不大，根源在于很多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人力资源管理薄弱，体系不完整、绩效管理水土不服、平均主义突出、人才进易难出、制度化管理水平较低……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真正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呢？新形势下国企劳动用工如何突破瓶颈与激活体制，如何真正使“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落到实处呢？如何整合现有资源进行变革与创新呢？

古老师以过往在大型外企、民企、国企18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战经验，尤其在具有80年历史的老国企及集团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12年，主导企业2006年“三项制度改革”、2008年“国有控股改制”、2012年“企业转型升级”、2014年“集团产业整合”、“集团化人力资源管理”等国企各类成功大事件，借助国企改革春风，凡事以结果为导向，结合国企实际过程合法合规、合情合理，通过盘活人力存量资源为突破口，大胆进行国企改革与创新，用战略眼光和思维方式开启国企劳动用工管理新模式，全方位提升国企管理水平，老国企解除285名员工无一劳资纠纷焕起企业新生，项目公司从3亿营业收入三年内增长为12.6亿元，国企改革与创新用事实和业绩说话，全面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

课程收益：

1．走出国企传统人事管理的困局，以全新视野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人力资本使用如何计量价值，高效获取人力资本，企业配置高效人力资本目标的六部曲； 3.快速掌握新时代劳动用工管理核心要领和各项工具与应用； 4．构建助推劳动用工规范化管理新体系的要点及具体实操应用。

课程时间：1天，6小时/天。（可根据企业所需调整）

课程对象：企业高管、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骨干等核心人才等 授课方式：讲授+情境模拟+小组讨论+分组训练+辅导落地

课程大纲

第一讲：新时代的国企人力资源管理 1．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区别 2.从人力成本到人力资本的转变 3．人力资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4．阻碍人力资本最大价值化的因素 5．人力资本促进“五力”提升 1）如何增强企业凝聚力 2）如何提高企业战斗力 3）如何增强企业研发力 4）如何提高企业品牌力 4）如何增强企业竞争力

案例分享：从某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诊断报告中得出的启示

第二讲：打造人力资本管理新体系

二、人才招聘与内部选拔——选才 1．资本时代组织设计与分工方法与工具 2．资本时代的胜任素质模型 3．岗位分析的方法与工具 4．选才策略与企业发展策略 5．选才渠道与方法 1）人员甄选录用要点 2）素质模型与人才招聘 6．资本时代招聘面试实用技巧

现场实操：如何实施资本时代人才招聘新模式

三、人才培训与职业发展——育才 1．资本时代人才培训与开展规划 2．资本时代的培训需求分析 3．企业培训开发与设计

4．基于资本时代的职业规划管理 1）成功实施职业生涯管理的策略 2）职业生涯管理模型 3）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5．资本时代核心人才队伍的培养

现场演练：如何做好资本时代人才培训与开发

四、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估——用才 案例研讨：如何对小李进行有效辅导 1．资本时代绩效管理实施黄金法则 2．绩效管理的有效工具 3．绩效管理大流程

4．常态的绩效沟通辅导与面谈 5．绩效管理与薪酬激励的关系

五、员工激励与辅导技巧——留才 1．企业战略决定薪酬激励战略

2．基于资本时代薪酬体系设计流程及操作要点 3．资本时代薪酬留人策略新四招 4．资本时代的薪酬调整与改革

案例：这家企业薪酬设计管理存在哪些问题？

第三讲：构建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

一、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 1．人力资本管理运作流程 2．人力资本管理制度体系 3．人力资本管理信息系统 4．人力资本管理权限分配

二、人力资本管理协同其他管控 1．共享平台管控 2．人力资本信息化管控 3．会议管控 4．流程管控 5．预算管控 6．文化管控 7．日常事务性管控

三、如何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管理 1．明晰公司的发展战略 2．改变人力资本管理者的定位 3．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重视与支持 4．真正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HR三支柱 5.人力资本时代如何实现逆袭

第四篇：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发展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发展

土地是一个国家领土的最重要构成部分，其法律的含义应该包括陆地、内陆水域、滩涂、岛屿、领海、大陆架等，是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因为土地资源本身的有限性，不可移动性，而其使用价值具有连续性，即任何一块土地的使用价值一般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并且土地的价值一般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周围环境的改善而升值，某一土地的升值又带动周围地块的投资。因此国家对土地的用途就必须制定科学的管制制度，以充分利用好土地这一有限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一、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的提出

据统计,1986-1995年农业结构调整和灾毁耕地7000多万亩，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960万亩，农村宅基地超标占用耕地达5100多万亩，城市外延不断扩展，违法批地、乱占耕地、浪费土地等，全国已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0.5亩，人地矛盾十分尖锐。在耕地总量持续减少、耕地质量明显下降、人口不断增长的严峻形势下，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1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要求加强土地宏观管理，严格建设用地审批，严控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加强土地执法监督检查等。扭转了耕地大量减少失衡趋势，进一步严格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对农地和非农地实行严格用途管制。” 我国1999年开始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以代替原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强化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的法定效力。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协调，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土地用途区域，确定土地使用限制条件，使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严格按照国家确定的用途利用土地特别是要保护耕地而采取的管理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目前世界上土地管理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的土地管理制度。其特点，一是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具有强制性。其中，土地按用途分类是实行用途管制的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实行用途管制的依据；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预先进行审批是关键；而保护农用地则是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目的，核心是切实保护耕地，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防止耕地的破坏、闲置和荒芜，开发未利用地、进行土地的整理和复垦；强化土地执法监督，严肃法律责任是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保障。

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在我国的实施进程

进入21世纪来，人增地减矛盾不断加剧，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用地需求仍大幅度增加。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并未起到明显的强化作用。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96年我国耕地总量是19.51亿亩，2002年减少到18.89亿亩，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1027万亩。而同时人口增加了6000多万人，平均1000多万。耕地还面临总体质量恶化、土壤退化、自然灾害等压力，仅水土流失一项，半个世纪以来，毁掉耕地4000多万亩，年均100万亩耕地丧失其利用价值（水利部统计）。还有不少基本农田因调整产业结构而挖鱼塘，种果树。从2002年到2003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又由18.89亿亩下降到18.51亿亩，净减少3806.1万亩。

2003年以来开展的土地市场秩序的治理整顿，有效遏制了乱占滥用耕地、盲目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的势头。2004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把减少土地供应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实行严而又严的用途管制。国土资源部按照《决定》要求，以强化土地用途管制，突出基本农田保护为重点，认真组织开展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2005年土地方面的新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仍是继续落实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根据2005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全国耕地面积18.37亿亩，人均耕地1.40亩，耕地面积净减少的势头明显减缓。

2006年，全国耕地净减少的30.7万公顷(460.2万亩)中建设占用共25.9万公顷(387.8万亩);2007年尽管由于土地整理复垦开 发补充耕地大规模增加(19.58万公顷)，然而建设占用耕地依然达到18.83万公顷(282.43万亩)。然而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瓦解，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的活力由此得以激 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和治理模式的转变使得地方政府对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采取漠视的态度，并大规模进行农地转用才导致耕地流失的加重。

尽管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支撑起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一座又一座美丽而雄伟的现代化城市也在不断拔地而起，然而健康有序的土地市场并没有完全建立。政府依然是土地领域资源的惟一供给者和最强势的市场参与者;土地法律体系 已经初步建立，然而宪法与法律、法规之间却冲突不断，甚至政策还会不时替代法律成为土地领域的主要规范;土地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已经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参 与，然而征收征用和拆迁程序中很难听到公民的声音，因土地纠纷引起的上访也日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来源。

2008 年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预示着执政党深化改革土地制度的决心。其中所确立的“产权明晰、用途管 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十六字”原则不但指明了今后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发展方向，而且必将对整个国家法治和宪政建设产生重大且深远地影响。

三、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存在问题及措施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土地用途管制虽然在保护耕地、保障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然很难得到有效贯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违法用地量大。2007年7月12日新闻发布会上，在这次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的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中，全国各地共自办案件2.2万余件，涉及土地近50万亩。执法监察局张新宝局长在2006年4月的新闻发布会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七年中，也就是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 涉及土地面积近500多万亩。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检查发现，前几年违法用地平均占新增建设用地总宗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有的地方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从近年新增建设用地数据分析看，其80%是耕地。因此，违法用地，主要表现为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擅自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2.违法主体主要是政府。甘部长在今年7月答记者问时对当前的土地违法作了说明：土地违法主要表现为非法批地、非法占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其中，非法占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宗数的80%，非法批地的案件占20%。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涉及土地面积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个人或者企业违法占地的面积占20%。地方政府应该是土地用途管制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但却成为土地违法的主体，而且往往是难以依法查办、最后不了了之的违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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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规划并不严格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据统计，我国城镇总用地由1991年的2.2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05年的5.62万平方公里，乡村居民点用地也由123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4.82万平方公里。很多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在近些年都是成倍增长，城镇建设规划更是宽打宽算，无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

4.干部管理体制。在地方财政吃紧的条件下，对地方干部的考核仍然主要是经济增长指标。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型增长。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一是政府自己举债投资，二是吸引投资。吸引投资又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高房价以获取高地价；二是低地价吸引工业投资。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干部考核体制下，“和谐”不会主动考虑，靠大量消耗资源的高代价增长成为必然，政府成为土地违法主体也就在情理当中。

5.土地制度。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现行产权制度和征地制度，为这种财税体制和干部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土地财政”、“土地经济”的可能。地方政府本应是土地的管理者，国务院才是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但事实上它既是管理者又是所有者；加上征地权的强制性和所有项目的统一征地，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任意使用辖区内的土地。又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天然地受制于国家所有权，自身权能受到很大的制约，无力抵抗政府对集体土地的侵占。

既然问题已经被发现，那么今后中国土地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改革应当以下四步走。首先，征收征用权的行使必须克制，即政府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行使征收征用权。实际上，在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时，我们可以一方面通过禁止性列举的方式将一部分非公共利益的事项予以 除，另一方面确定正当的程序来确定“公共利益”更为重要。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不应直接动用征收征用权，而应在进行土地征收征用前先与土地的权利人进行平等协商，尽量通过市场来购买土地，如果土地权利人拒绝进行协议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未能达成协议，政府可以依法进行征收征用。

其次，征收征用权必须按照正当程序的要求来行使。这就要认真落实以听证制度为核心，以多方参与为价值取向的程序正义要求，要真正地将被征收征用人看做是国家的主人，看做是法律上“大写的人”，广泛吸收公众参与到 征收征用权的行使过程中，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协调社会各方面不同的利益冲突。

再次，则要按照无正当补偿便不得征收的原则建立公正补偿制度。这里的公正补偿是指政府应当按照市场价格对因征收征用权的行使而造成土地或者房屋损失的公民予以补偿，因为 征收征用权的本质是一种“强制性的交易”而非蛮不讲理地强取豪夺。为此，政府不但要要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上的土地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而且应当废除城市国 有土地上的“补房不补地”制度和集体土地的“溢价完全归公”制度，以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垄断土地增值更应该废除。国家对于土地的收益和对于土地市场的调控应 当主要通过土地增值税等税种的征收来实现。

最后，我们还应当看到，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特别是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市场的建立与政府征收征用权的克制是密切相关，相互支撑且相得益彰的。只有农用地土地流转市场和城

乡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得以建立并健康有序运行，政府征收征用权的行使才能够得以克制，土地领域的政府腐败才可能降低，普通民众才能够分享到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只有政府自觉克制行使征 收征用权，健康稳定的农用地流转市场和城乡建设用地交流市场才能够得以建立。否则的话，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将因为缺乏稳定的预期而放弃或减少交易，土地市场也会因之而不断萎缩，而那将又是恶性循环梦魇的开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是为了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土地而设计的。在这一制度逻辑下，决定城市和工商 业用地供给的是政府而非市场，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许可、征地、拆迁)，而非市场机制决定土地的供给。于是，政府得到了权力租金(土地出让金)并逐渐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而农民和被拆迁户则被排斥在土地增值的收益之外。土地公有制(包括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本来是我们迈向社会 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优势，然而它却越来越“异化”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由此受到质疑。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更加注重对于公民土地权利的保护。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不应当忘记这样一个常识：那些买便宜菜，穿廉价衣的平民百姓对中国的土地拥有不可剥夺的同等权利。

城市经济学论文

城市规划091班

徐丹

6001209023

第五篇：我国公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浅谈我国公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公证是经过法律授权的公证人执行权威性较高的证明类型活动，这种证明过程在法律方面给予确认，也能够被称作是国家证明及国家公证。我国的公证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证事业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公证行业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现代社会需求不甚切合的态势。因而，公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必须要与如今的社会新形势相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一）完善我国公证制度立法

根据我国公证制度实际情况，在进行立法过程中应该按照大陆法系国家标准，充分参考公证制度指导理念及设计思想，逐步完善我国公证制度立法，并能够赋予公证制度相关立法代表我国对经济及社会活动进行适度干预权力，不断明确公证立法价值取向，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为构建诚信社会风气营造良好基础。

在修改我国民商事法律过程中，可以规定和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事项都要经过公证，以此来不断规范及引导公民的法律意识。比如可以借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中三类事项必须公证，直接列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并且在立法过程中就应该特别说明公证本身的法律效力，一是法定必须进行公证的事项而不进行公证的，没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二是赋予相应的公证类型文书直接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作为法定规定的证据；三是能够赋予一些公证类型证明具有强制执行力度。同时也应该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公证机构本身的性质，也就是公益性质或是非营利性质，主要表现在公证进行收费和税收两个层面，为社会效益做出相应的共享。

立法应该给予公证机构适当的自主权利及事业单位法人地位，能够自由支配公证机构人，财及其物等资源，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相关规定中，能够充分参考法国，德国相关经验，确保三类必须进行公证的事项，在进行登记之前必须要通过公证手续。通过公证机构认定合格的，才能够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直接节省实体审查的过程。假如公证存在问题，就由公证机构进行相应的民事赔偿。在立法中还要逐步完善对公证员资格认定的问题，合理控制公证机构人员数量编制，研究分析合理的科学布局的有效综合机制，以实际情况为主要区分公证区域标准，从管理体制上避免利益驱动的影响作用，有效处理公证机构之间出现的恶性不良竞争及公证质量不高的问题。

（二）健全和完善公证工作组织体系。

公证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是公证机构，公证组织机构的改革是公证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公证机构组织机构改革的情况来看，公证机构的组织形式既要体现公证的基本属性，又要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公证服务的需求和期待。

《公证法》确立了公证机构是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的属性，明确了公证机构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是符合我国公证工作改革和发展实际的。公证体制改革应当坚持方向要明确，不能继续模糊公证机构的性质和定位，要统一公证机构体制的发展方向；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各地公证工作发展实际，在保障欠发达地区公证机构生存和发达地区公证机构发展的前提下，区分具体情况，分步骤推进体制改革工作。

对事业体制公证处，一是要争取有利于公证事业发展的管理模式。二是要确保事业体制公证处的人财物自主权。公证机构负责人要按照《公证法》规定产生，实行公证处主任负责制，进一步理顺司法行政机关和公证机构的关系，确保公证机构自主管理权，依法独立开展业务。三是要加大保障力度。积极争取各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并实行相对灵活的编制管理方式，努力提高公证员办证积极性。

（三）提高公证工作的公信力。

公证质量是公证工作的生命线，是公证公信力的直接体现，公证改革如果忽视公证质量，一定是不成功的改革。要把提高公证质量，维护公证公信力作为公证改革的首要目标。

一是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应当制定发布各类公证事项的具体办证细则，同时，对现有的办证细则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订，以建立健全全国性的质量标准体系。二是完善公证监控方式。当前，各地公证监控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公证质量检查，由于这种检查主要是事后对公证卷宗进行的抽样检查，其覆盖面及对公证质量的反应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尽快出台公证信息化应用标准，推进公证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软件开发和推广工作，把信息化手段应用到公证质量监管过程当中，实现事前预防、过程控制。三是完善公证质量责任追究机制，建议司法部制定出台公证质量事故处理相关规定以及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违反行为处罚办法，规范公证质量责任的认定、处理和追究。四是建立以办证质量为中心的考评和收入分配机制，在公证员考核奖惩、收入分配制度的制订过程中，围绕公证质量这一核心，真正将评先评优、考核奖惩、收入分配等与公证质量挂钩。

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过程中，准确定位公证制度的法律价值和地位，从国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做好公证制度的立法完善和功能完善，健全和完善公证工作组织体系，加强公证宣传力度，提高公证工作的公信力，改造我国的公证员队伍，提高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使公证制度能够吐故纳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