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如何顺利推进

第一篇：土地制度改革如何顺利推进

土地制度改革如何顺利推进

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建议先选取若干典型地区进行试点，再予以总结，上升到国家政策。与此同时，就改革进程和优先顺序进行全面部署。我的看法是，第一阶段，在总结现有土地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扩大土地制度综合改革试点范围；完成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确权登记颁证；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存量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改革；实施以公平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扩大地方自主发债范围。第二阶段，重点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探索国有土地资本化经营模式；建立土地财产税制度，形成新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形成多渠道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第三阶段，基本确立两种土地所有制权利平等、市场统一的现代土地制度和已规划和用途管制为手段的现代土地管理体制。

第二篇：以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

以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谈城镇化问题。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如何？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应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就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

城镇化水平实际只有36%

新京报：当前各地都在提城镇化。你怎么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水平？ 蔡继明：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大家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我注意到，在英国、法国、美国，他们的城镇化水平由25%提高到70%，大概花了80年、90年甚至120年的时间。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率是17%，30多年后提高到了现在的52.6%，但这只是一个宽口径的统计。我国有2.6亿的农民工，至少应该有2亿左右农民工“伪城镇化”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所以学术界把他们称为“半城镇化”。要是把这一部分水分挤出去，按全户籍人口算，我国大概只有36%左右的城镇化水平，还是偏低的。

新京报：当前城镇化存在的最本质问题是什么？

蔡继明：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这是一个误解，城镇化主要还是人口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低价拿走农民土地。

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加快城镇化的投资计划，累计起来据说高达40万亿。有的城市千百年来的面积也就十几平方公里，最近两三年扩大了几倍，变成了30多平方公里。这种对城镇化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

二元土地制度需要改革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我国的二元土地制度阻碍了城镇化发展，怎么理解？ 蔡继明：我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征地制度。现在的征地制度，要首先由政府采用行政性的手段，把农村集体的土地先变成城市国有土地。但是，给农民征地的补偿又非常低，大量的土地一转手用于商业开发，地价要比补偿给农民的费用高出10倍甚至百倍。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就热衷于这样做，从而获得土地收入，以至于我们城市的空间不断地扩展。

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似乎没有积极性，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加以妥善安置，尤其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尽快转变成城市居民。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蔡继明：土地制度必须相应的改革。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农民的土地，非公共利益就不能征收。从现状看，公共利益用地大概不会超过3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土地是非公共利益，如果这个土地不能征收，就要允许土地进入市场，这样农民就能获得相应的财产收入。

新京报：那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的补偿标准该如何界定？

蔡继明：我国过去的补偿标准是不超过30年农业收入总和，这次把上限取消了。我认为，重点不是在补偿标准上，应该是在征地范围上：非公共利益不要征，然后再讨论公共利益的补偿标准。如果不划定这个范围，笼统地说补偿多少，是不合适的。

新京报：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是否会形成农村凋敝？

蔡继明：我国粮食已经实现9年丰收，这说明农村的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要实现农村现代化，肯定要靠青壮劳动力，这就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的资源向农村回流，包括人才、资金等，让城市对农村进行反哺。

农民进城应享市民待遇

新京报：农民城镇化后，他们的就业等问题如何保证？

蔡继明：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它的前提是工业化。我国不必担心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有2.6亿的农民进了城，而且找到了工作。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这些已经在城市里稳定就业的人群，尽快变成城市居民，让他不仅进城，而且让他落户。

新京报：户籍制度带来城乡各种福利差距，你认为农民是否应该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市民待遇？是否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蔡继明：我认为这是最终的结果。要根据农民进城务工的时间、纳税记录等，让他们在保障房、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等方面，享有市民待遇。其实户口本身没那么重要。只是现有情况下，户籍制度捆绑着各种城市福利，如果农民能够享有市民待遇了，户口就是一张纸而已。

新京报：为什么地方政府不热衷解决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问题呢？ 蔡继明：有说法称，一个农民的社保解决，至少需要20万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的，我反对这个算法。要深化体制改革，把那些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社会保障制度，那种人为造成的二元结构，不平等的待遇逐渐消除掉。我想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增加政府太多的财政负担，关键是能不能用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高房价是城镇化最大障碍

新京报：你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蔡继明：我主张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走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我不赞成小城镇遍地开花。我国最多的时候小城镇达到6万多个，现在也有1万多个。但小城镇很难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工业很难发展起来。应该在大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带领周围的中小城市、小城镇一起发展，形成一些城市经济圈，这才是未来的方向。

新京报：当前已经出现大城市病，如果优先发展大城市，是否问题更严重？ 蔡继明：首先，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疾病”，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迟迟没有得到转变，高投入、高污染、高浪费这种模式没有改变所导致的。所谓的大城市病，并不是大城市本身不可避免的。

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是不是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呢？事实上，上海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日本同样面积的土地人口密度的一半。我国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加在一起占全国GDP33.64%，但是拥有多少人口呢？只拥有了13%。为此，大城市还是有发展前景的。

新京报：城镇化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房地产热？

蔡继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曾说过：“如今的城镇化是热门话题，地产商琢磨怎么拿地，券商想着哪是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盼望着房地产调控赶紧放松。”

要想健康地推进城镇化的发展，高房价是行不通的。现在我国阻碍城镇化的最大障碍，就是高房价。在这种高房价下农民工怎么买房？不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城镇化的战略就难以落实。而要解决高房价，不是单纯地限制投资、投机需求，更重要的是加大住房的有效供给。

第三篇：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成就

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利益与生产成果紧密联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收人增加较快。从总体来看，中国广大农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向小康社会迈进。

二、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党和政府还大力支持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后来的土地管理法对此加以确认。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大量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经验

一、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家庭承包制也需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按人分包、不断调整、难于流转的土地承包办法，必须进行改革。政策既要保持长期稳定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中央有部署，基层和群众都有要求，势在必行。要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总的指导原则，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妥善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保持农村形势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必须以统一组织实施；以强化所有权、明确发包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为基本内容；具体形式，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尊重群众的意愿、农民实际利益。

四、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放活农用土地使用权，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五、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要与村镇、道路、水利、学校、基本农田保护区等项建设以及计划生育、陈欠清理、农村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等项工作相结合。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集体土地产权不完整。我国土地所有权主体还有待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同几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的权利关系，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集体土地权未能受到严格限制。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其对集体土地享有的用益物权及收益权都缺乏法律保障和规范，权利行使渠道不完善。

2.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还需加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是土地管理和利用最核心的环

节、最基础的支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总体慢于城镇，且确权登记质量还不够高，没有完善而系统的农村土地地籍档案作支撑，承包地、林地、建设用地还未实现统一登记、一张图管理。

3.农村土地规划管理相对薄弱。土地规划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主要措施。目前，农村土地规划却只落实到了乡镇一级，缺少村社层面的土地规划指导农村建设布局。

4.农村土地市场不健全。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的流转大多为自发、私下的，没有统一的交易规则，其流转更类似于大海捞针式的选择机制，不仅流转规模不大、价值实现形式相当有限，更缺少统一规范的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5.农民财产性收入增收渠道狭窄。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受市场不健全、流转范围有限等制约，农民很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变现其土地财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跃增和财富的积累。

6.征地制度亟待改革。近十几年，我国农村土地征地的政府强制性、行政定价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始终存在争议，导致征地政策制定、实施中仍面临重重矛盾和压力，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呼声仍然很高。

7.耕地保护缺乏市场化的奖惩机制。目前，耕地保护手段仍较单一，引导集约节约合理用地的价格杠杆、财税制度等尚未有效形成，尚未形成市场化的耕地保护利益机制，没有调动起市场主体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探索建立市场化的耕地保护制约和激励机制，让保护耕地有利可图。

第四篇：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以推进新型城镇化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以推进新型城镇化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凤凰财经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同时明确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房价，而政府过分依赖卖地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阻碍了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

现有土地制度方面的掣肘，导致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农村土地闲置状况比较严重，农地质量下降，建设用地供应不足，土地财政问题突出，大量征地与被征地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越来越困难。新型城镇化形势下需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目标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解决城镇化融资问题。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从保证实物耕地总量红线转向保证以产量加权的土地当量红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占补平衡。建立土地“当量”制度，包括土地“当量”评估、交易和投融资体系是一种具体的实现方式。

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在当前建设用地供给模式下，政府直接参与征地、卖地，一方面导致土地价格高企，房地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过度依赖土地收入，政府行为被土地“绑架”。本报告提出三个改变供地方式的方案，一是改革土地招投标拍卖制度为零地价或低成本价供地;二是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归中央;三是政府退出征地过程，实现建设用地供给的市场化。初期可以考虑允许不同地区选择不同方案进行试点，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优化趋同。

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在城市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购置和开发土地的支出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债筹集，其偿付能力即土地开发项目未来所带来的现金流。从长远看，应尽快修订《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

征收房地产税。从国际经验看，市政债的还款来源是使用者付费和财产税等专项税收，以房产税为主的财产税是相对适宜的地方主体税种。在房地产税具体设计上，可采取新老划断方式，也可对存量、增量房产统一征收房产税，可以允许不同地区选择不同方案进行试点。从更深层次考虑，我国应尽快研究建立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适应的地方税收制度体系，启动新一轮分税制改革。

提高农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效率。鼓励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农业科技和农业金融产品，加大水利工程等农田整治力度，更加集约利用农业土地，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地产出。通过转变政府观念、提高管理高密度人口能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技术水平等提高建设用地容积率。同时，推动盘活城镇低效用地和农村闲置建设用地。

转变粮食自给观。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从国际经验看，粮食自给率维持在90%以上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可将扣除大豆进口后的粮食进口量与国内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下作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扩大农业国际贸易与投资。

加强环境保护。可考虑拿出城镇化收益的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一是加快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建设。二是积极发展绿色资本市场，建立改善环境的投融资体系。三是逐步开征环境保护税。

保障失地农民利益。改变现有土地征用收益分配格局，使土地增值充分反哺失地农民和土地综合占补平衡。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配套安排的重要性，把促进“农转非”人口的社会保障、就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予以整体考虑。

上述措施要相互配套，允许和鼓励地方选择配套改革，而不能只选其中一项或两项，把地方政府有积极性的改革与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的改革结合起来，配套推进。例如，如果地方政府想尝试市政债，就可要求其同时推动房地产税、供地方式改革、土地当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改革，整体推进，形成合力，推动实现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我们应充分吸取国际经验，实现有动能、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尊重特大型城市和功能性城市的自身发展规律，对城镇化不搞一刀切。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

(课题组成员包括：白重恩、蔡洪滨、黄海洲、李波、马骏、魏加宁、徐林、袁力、周诚君、周汉华等<按姓氏音序排列>。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3年内部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之子课题《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报告摘要)

第五篇：深入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刘是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制度提上了日程。党的十二大，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为突破口，揭开了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序幕。20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积极稳妥地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努力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使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和完善干部退休制度，干部能上能下取得初步进展

80年代初，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下，建立并实行了干部离退休制度，从而为实现新老干部正常交替、保持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现在，到达任职年龄退休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的习惯。在1998年的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和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就有495名省部级干部从领导班子中退下来，有17名正部长级干部担任副部长级职务，有28名副部长级干部担任国家局副局长级职务。截止目前，全国已有离休干部180万人，退休干部900万人。这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各地在解决干部能上能下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有的通过科学界定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的标准，进行严格考核，准确认定不胜任现职的对象；有的通过建立任期制，推行干部聘任制和试用制，推动干部能上能下；有的在党政机关中层干部中实行竞争上岗等，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工作摆上了各级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规划，明确目标，采取切实措施保证规划和目标的落实，改变了一些领导班子年龄结构不合理，部分领导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年龄偏大的问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不断改善，活力明显增强。这次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新提拔进省部级领导班子的优秀年轻干部达399名；省级人大、政府、政协班子成员中45岁左右的由17人增至39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别占82.2％、95.2％和86.8％；国务院组成部委正副职98.5％具有大专以上文化。

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198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此后，中组部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出了多项具体规定。1995年，中央制定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既坚持了我党历史上选拔任用干部的优良传统，又总结了新时期选人用人的新鲜经验。《条例》颁布之后，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认真贯彻实施，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相应的《细则》及配套措施，改变了过去在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中制度不健全、一些方面无章可循的状况，提高了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选拔了一大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领导干部。同时，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对抵制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工作开始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三、干部工作中的民主程度和公开程度大大提高

20年来，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的需要，各级党委在干部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提高群众参与程度，创造了许多成功经验。无论是选任还是委任、聘任的领导干部，各地普遍采取了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意测验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鼓励和支持群众荐贤举能。1992年起，中央组织部大力推广吉林省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选拔领导干部的经验，各地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规模不断扩大，工作进一步规范。据初步统计，到1997年6月，全国先后有29个省区市公开选拔厅局级领导干部400多名，县处级干部4700多名。一些地方，还把群众参与了解、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作为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了有关制度。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江苏省宿迁市，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即对党委常委会讨论拟提拔任用的人选，通过媒体或公文向社会或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期限内进行公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反映，接受群众监督。

四、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进一步完善

各地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的要求，研究探索新时期干部考核工作的新方法，通过对干部德、能、勤、绩等方面的严格科学的考察，尤其是干部工作实绩的考核，全面准确地识别干部、选任干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的力度明显加大。1995年，中组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实绩考核的通知》，同时在全国选择了9个地（市）共140多个县进行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河北、内蒙古、云南、宁夏等地已在全省（区）范围内开展了实绩考核工作。通过实绩考核，激发了党政领导干部争创实绩、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推动了干部能上能下工作的顺利进行。河北省自1995年以来，就有170多名县（处）、地（厅）级干部在实绩考核中被降职或免职。1996年，在中央指导下，中组部首次对全国107年省部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届中考察，共考核了987名省部级领导干部。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地厅和县处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届中考察。这项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改变了以往存在的不调整领导班子就不考核的状况。同时，各地还对完善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方法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总结各地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中组部制定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届中、届末考核制度，推动干部考核工作走上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

五、干部交流工作逐步规范，范围逐步扩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的要求，积极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加大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易地交流工作的力度，不少地方实行了党政一把手和组织、纪检、监察、公检法等重要部门领导干部的易地任职。在这次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和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有108名省部级干部交流任职，其中有22名省区市党政正职交流任职。新提拔的副部级干部交流面达到30％。山东省在地市党政班子换届中，一把手交流面达79％以上。1998年底还在16个省区市推荐29名地厅级干部在全国范围内交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组部有计划有步骤组织的第一批地厅级干部跨省交流。这些年来，不断从中央、国家机关选派干部到地方、到老少边穷地区任职或挂职锻炼，从地方和少数民族地区选派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增长了干部的实践经验，加大了交流工作的力度。

六、干部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制度逐步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加强党内监督作出具体规定。近年来，各级党委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要求，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一是逐步建立健全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和规定。199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通知。1997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制定的党纪处分规定。1997年3月，中共中央又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二是切实加强了对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工作的监督检查。1997年5月，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行为的处理规定》。1998年，中组部先后三次组织检查组，对15个省区市贯彻执行《条例》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中组部和各省区市党委组织部相继设立了举报电话。根据群众举报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查处了一批重大案件，解剖了一批典型案例。这些举措，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同时，多种形式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在干部工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三是加强了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先后建立了干部谈话制度、组织部门与执纪执法部门联系通报制度、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回复制度和诫勉制度等，有力地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七、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深入发展，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深入发展，改变了以管理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企业干部的状况，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人事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形成。企业用人自主权扩大，在企业内部，打破了工人与干部的身份界线，普遍实行了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聘任制。在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方面，各地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一是改革了选拔任用方式。选拔任用企业领导人员已经改变了单一的委任制，实行委任、民主选举、公开选拔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招标投标等多种选拔任用方式并举。深圳、上海等地建立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价中心，专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搜寻、评价、培训、推荐和咨询服务，在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中引进了市场机制，实行市场配置和组织配置相结合。二是建立和加强监督。如建立健全资产经营责任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财务总监制度、稽察特派员制度等等。三是改革分配制度，探索建立有效的激励办法。如实行年薪制、奖励期股、建立企业经营者奖励基金、实行重奖重罚等，充分调动和保护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改进考核方法，完善考核制度。1997年至1998年8月，按照中央的部署，对全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普遍考核。各地各部门共抽调近21.5万人（次），组成了5.5万个考核组，考核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18.5万个，考核企业领导班子成员75.6万人。考核后，全国共调整企业领导班子7.1万个，占考核总数的38.4％，调整班子成员15.6万人，占考核总数的20.6％，其中降免职43761人，占调整人员总数的28.1％。经过这次考核，加强了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企业领导人员队伍的素质有所提高，一批亏损企业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是干部制度改革大胆探索、稳步推进、不断深化、硕果累累的20年。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项事业的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开拓前进。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省区市党委组织部长会议上，中央领

导同志对今年干部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中组部把干部制度改革作为1999年组织工作的一个重点，对各项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我们要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加大力度，狠抓落实，使干部制度改革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

深化干部制度改革，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有关论述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逐步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健全一种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完善一套法制完备、纪律严明、群众参与的监督体系，进一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制度。当前，要继续在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上下功夫，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根据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加大推进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易地交流的工作力度，使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达到新提拔干部总数的一定比例。要利用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契机，普遍实行内设机构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县以上领导干部，以及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和公检法等部门领导干部，尽量扩大交流范围或定期轮岗，党政主要负责人逐步做到易地交流提拔。要完善和推进干部实绩考核工作，建立领导班子任期目标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健全科学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对一定层次的领导干部决定任用前向群众公示，实行一定时间的试用期和聘用制等，要积极探索，扩大试点，总结经验。对不同层次领导干部实行任期任届制、理论学习考试考核制，以及防止考察干部出现失真失实等问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制定出有效办法。总之，要通过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程度，公开选拔，公平竞争，把群众公认原则落到实处，真正做到公正用人，从制度上克服和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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