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

第一篇：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

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

华生 原创 | 2013-11-07 18:41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脱节，以至有两亿多农民工徘徊在城乡之间，几千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这是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主要障碍。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讨论中，人的城市化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土地的非农使用即城市化使用却吸足了眼球。土地制度改革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俨然成为正统和主流，下面就对当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提法逐一剖析。

误区之一：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

这个思路听起来完全正确，但这几年在实践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号与政策实践直接冲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乱，原因在于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首先，按这条思路去做，非公益性用地由市场谈判，公益性征地政府出钱。那么这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天方夜谭。因此，真要实行这条思路，先要停止土地财政，解决现有债务，还要给地方政府提供公益征地和城市基础建设的巨额资金来源。在所有这些条件都根本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情况下，区分和停止非公益征地当然只能是空话。

其次，如果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资金来源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就真能严格区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呢？其实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转型期，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城市的城区扩大时，其所占用的公益性用地如道路、桥梁、绿地、公共设施等用地一般就要占四分之一左右，市场价值最高的商住用地大约也只占四分之一，另有一半是行政事业和产业等用地。公益用地分散在整个城区，与其它用地犬牙交错。挑选公益用地单独征收，根本无法操作。对被征地者来说，近在咫尺的邻居或邻村因为被规划为商住用地就可通过市场谈判要到高价，自己被规划为产业或公益用地就只能拿低价，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对公益用地征收来说，出低价人家不干，全按市场最高的商住用地出高价，政府出不起，对

公共财政和纳税人也不公平。故而这些年虽然提出了区分公益与非公益用地的口号，但政府颁布的政策却是征收土地实行“同地同价”，即同一块土地，不论其中各部分以后用于什么用途，都按一个价格征收补偿。这里的价格确定虽然有主观随意性，但至少在形式上对被征地者一视同仁，可以操作。否则相邻的土地，张三补高价，李四补低价，显然太过荒唐，也完全行不通。这是在实践中政府推行的“同地同价”，即不分公益非公益，都按一个价统一征收补偿的原因。

实际上国际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在二战后实现经济起飞和快速城市化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学习当年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经验，把旧城改造、新城区扩展统统列为公益事业，这样一来，至少在城市化转型阶段，就几乎没有什么非公益用地了。

所以，我国原有的土地财政和征地模式当然要做重大改革，但沿着现在流行的所谓区分公益非公益的思路走，看似捷径，其实是条死胡同。

误区之二：集体土地应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

土地性质不应按所有制区分，表面上看完全正确，也是这种观点义正词严、觉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自信所在。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我国恰好将城市土地规定为国有，农村土地规定为集体所有，因此真实的问题不是土地的所有制区分，而是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区别。因为即便是同一种所有制，如在台湾城乡土地都可私有，农地与市地（台湾的叫法）的区别依然巨大。所以台湾有“农地如粪土、市地是黄金”的说法。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国有农场的土地在农村，同属国有土地它能否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呢？当然不能。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国有农场的土地只能与农村集体土地一样对待。可见，用途和规划管治是高于所有制的。农村与城市土地的根本区别不在所有制，而在用途与规划。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城市和乡村之分，就是土地用途和规划不同。如果规划相同，那就没有城市农村的差别了。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新城区，都是因土地用途和规划改变投资建设从农村改变而来的。因此，在城乡土地问题上仅拿所有制说事，是把形式和表面当成了问题的实质。

那么，城乡的建设用地可否同地同权呢？问题是即便城市建设用地也是分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如商住、工业、道路等，各个类型之间并不同权。同种类型的地因规划不同也不同权。

因此，离开各种建设用地类型及每块地不同的规划要求，无论城乡都不存在什么同地同权一说。

进一步说，现在农村的所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原乡镇企业用地转化而来，充其量是个工业用地。我们知道城市工业用地与其它建设用地就不同权。城市工业用地本身也是就项目论价，每块地都不是一个价，也就是说，城市工业用地本身就不是同地同权同价，当然就更谈不上与乡镇企业用地的同地同权同价了。

当然，很多人强调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主要想说农村居民的宅基地应当与城市的商品房用地同权。但他们混淆的是，城市居民的商品房用地是花钱购买而来，只有几十年土地使用权，房子面积是固定的，自己随便搭建就是违建要被拆除。农民的宅基地是年满18岁的村民就可无偿分得，是永久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多大的房子自己也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土地性质、来源、付费、使用权年限、建筑规划要求都不相同的土地显然不是同地，当然不会同权。要使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要作出一系列重大修改。治大国如烹小鲜，在法律和财产关系上均未作任何改变时，就妄谈这两种土地同地同权，是要出大乱子的。

有人说，我们讲的同权，是指同样的抵押交易买卖的权利。城市居民可以卖房，农民为何不能卖宅基地？这是因为城市居民卖的是自己买来的商品房，而农民拥有的是按一户一宅分配的福利地。城市居民的保障房出售也有限制，不能自由买卖。城市居民卖了房还享有城市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保险。这些福利和保障都是不能变卖的。农民的全部保险和福利都在他平均分得的土地上，在他能移居城市落户之前，当然不能随便出售。农村宅基地流转意味改变农村一户一宅福利分地的大制度，需要整体规划，立法先行，哪里可以儿戏？

误区之三：集体土地应当允许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发展不必先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权利平等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交易，形成统一市场。我国法律现在讲的集体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集体拥有的土地。这个集体是个地域概念，即出生和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全体农民构成了这个集体。一个人因出嫁等原因迁出，就不再是这个集体的成员。因此这个村集体是以农村封闭固定的居住方式来界定的。但一个村庄一旦转为城市市区，固定人员的边界就被打破。城市市区的最大特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外开放，人来人往。显然再用固定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来定义集体是不行了，只能是以转为城区前的老村民作为集体。因此许多地方村改居后都是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来持有这块土地，原村民的土地权利变成股权。从法律上说，当土地成为股份公司的财产时，它已不是集体所有，而与其它一般的公司拥有的资产没有区别，已经成为私产。公司若经营不善或被收购就变为别的公司或个人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说，农村村庄转为城区社区后，原农村固定区域内封闭成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就自然会瓦解，城区中不可能存在以行政村为载体的集体所有制。

再深入一步，农村土地改革这些年来搞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就等于是把这个集体土地界定给了土地承包时的那批农民。由于新增人口即后来出生的人口都没有土地权利，这样等当年承包土地的那批人老了不在了，这个集体也就没人和不存在了，可见这个原村集体及其所有成员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城市化转型后，土地可以国有、私人占用（如现在城市的住宅用地），也可以土地私有，但唯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许多人拿来作为旗帜的“集体所有”。希望将来中国城市里国有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平等并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以后城乡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国有私用，可以做到同地同权；或者以后城乡土地都是私有私用，也可以同地同权，但唯独在土地集体所有时，城乡住宅用地不可能同地同权。

误区之四：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抵押、交易买卖最符合农民利益

这种观点有一个最强有力的理由：农民可以卖粮卖菜，为何不可卖地？难道农民多一项权利反而不利于农民吗？这种观点强调不必担心有农民会因赌博受骗或生计被逼卖地，农民很聪明，农民的利益自己最懂得如何保护。

这种貌似铿锵有力的论证，其实主要混淆了两类不同的农民的概念。对于不在城郊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有两类农民。一类是准备不当农民、卖房卖地的原农民，一类是准备继续当农民的真农民。对前一类农民来说，他们确实不反对甚至欢迎土地的自由交易（只要村镇不借着这个名目软硬兼施地强迫他们流转）。但是他们也很明白，无论怎么自由，他们的那点土地、房子远离城市，在市场上卖不了两个钱。对他们来说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当农民后能够在就业城镇安家落户、家庭团聚、安居乐业，而不致年龄一大，又被迫返乡（这是今天的绝大多数情况），那样他们既不能在城镇安居，回乡又失地失房，这是他们最可怕的噩梦。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不是被迫，并不愿意放弃土地得一点小钱，而更愿意留着土地做个退路和保险。只有当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自然会考虑家乡土地处理。由此可见，打着为农民旗号要农民土地赶快流转，着急的并非农民，而是另有自己考虑的政府和另有所图的资本。由于资本去与每家每户谈判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资本下乡必有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引路、组织和操刀，因此这种流转行政干预的力度自不待言。

对准备继续务农的真正农民而言，他们欢迎离开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农民靠种地收益能付得起的那一点流转费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可以将土地非粮化乃至非农化运作的城市工商资本竞争，因而土地自由流转不会使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状况改善，相反会因工商资本拿走大量土地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这是为什么在城市化转型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严禁资本下乡购地的原因，也是美国最大的九个农业州立法限制农业土地资本化公司化经营的原因。因此，限制农地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转交易权，恰恰是真正务农农民利益的要求。

限制土地自由交易反而保护农民这句话并不荒唐，而是真真实实的道理。

实际上，纵观全球，即使是人少地多的美国，家庭经营也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对于人多地少的我们来说，即便2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仍会有4亿多农村人口，每家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20、30亩地，更接近于日、韩、台的专业农户规模。因此，资本下乡搞大农场脱离了我国人口资源的客观条件，只会加剧我国农村人口的流民化。

误区之五：小产权房是农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争，有其合理性，应在交纳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后合法化。

这个命题中的农民也偷换了一个概念。能盖小产权房的农民不是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而是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这些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其实主要已不务农，而是当起了地主房东，很多靠土地过上了寄生生活。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城市郊区土地迅速升值，而广大偏远地区的土地则价格低廉。同样一亩地价差可达百倍、千倍。在城市化转型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占有多大的土地，而是占有哪里的土地。由于土地价值的升值和分化既不是由于土地天然的肥沃程度，也不是土地占有者的投入造成，而是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财政集中投入和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制造成的。因此，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及城郊土地增值的重新分配（即孙中山所说的涨价归公），就和农业社会中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一样，对于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用途和规划管制下，规划就是钱，原住民的土地无权自由流转入市获益，否则，既破坏了社会公正，也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外来进城农民利益的挤压和伤害。

小产权房是城郊农民搭城市基础设施便车的逐利行为，本来没有任何必要美化。只要法治松弛，城市住宅用地即大产权地上居民违章乱建一样失控，是否也交点土地出让金合法化呢？许多地方小产权房在一波波抢建中盖到二、三十层，城区中在楼顶上建别墅等现象说明人的贪欲没有止境。因此，城乡所有违章建设都是破坏用途和规划管治，法治不彰的产物。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治理小产权房和所有违章建筑用过去合法、今后不准的办法只会刺激更大规模违建。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区分不同情况，处罚得当，使小产权房及一切违规建设者付出必要的代价，不能轻易获利。这样才能恢复守法不吃亏、违法不得益的法治精神，杜绝后来者的仿效之心。

有人说，让小产权房合法化可以解决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其实恰好相反。外来农民工现在还能在小产权房暂时栖身，正是因为其不合法，只能出租、不易出售。小产权房一旦合法化其房价就会立即向大商品房看齐，农民工就住不起了。珠三角的一些地方农地大部分被建成了出租房，原住民倒是成了地主，但外来打工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居，相反与原住民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发展。这说明让原住民成地主房东来实现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误区之六：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解决了城市用地指标的不足和乡村建设用地的闲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土地与土地挂钩，还是只见土地不见人。挂钩这些年来赶了大

量的农民上楼，但我国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进城落户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反映了这种挂钩没有跳出土地城市化的巢臼，不能解决人的城市化的问题。相反，由于眼睛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指标去挂钩生财，把城市拆迁扩大到乡村去了，搞得市场扭曲、鸡犬不宁。

实际上，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叫法就名不符实。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建设用地挂钩，而是行政力量安排的乡村所有建设用地与城市房地产用地挂钩，利用房地产用地的收益来推动挂钩。这种自己人为造出来的行政分配指标在政府组织下的挂钩，不是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反而恶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其实，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安家，农民进城后需要的用地大大小于在乡村的用地，因此本来根本不存在建设用地的紧张问题。是我们对行政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的人为控制，造成所谓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和房价高企，然后关上正门叫下面爬窗户，开口子让各地去搞增减挂钩、赶农民上楼弄指标。这种指标紧张和挂钩价格完全是人为行政制造的产物。结果在农民工大量进城的地区，严控土地供给，连大量外来工集聚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县城和集镇，外来工都根本无法落户，所谓放开户籍的只是没有人去和没有就业的中小城市，或对不愿进城的本地农民。这样造成几亿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受阻，经济增长乏力。与之相对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几个二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根本没有搞什么行政性土地控制和指标挂钩，而是在大量外来人口进城的地区，顺应市场规律放开控制，大量供应土地，使进城就业的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市民化。在农民大量举家离乡后，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进城农民向留在村里的农民流转出售土地，国家财政资助开展大规模农田整理事业，使农田标准化、规格化，包括没有谋利动机地将空置的宅基地复垦。这样既顺利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又使留在乡村的农民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走出了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良性循环的道路。

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不做井底之蛙，跳出我们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这个主线，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动和市场规律的全新大格局。

第二篇：痤疮的六大认识误区

痤疮的六大认识误区

收藏：博粹堂中医馆

误区1：有些人认为痤疮是生理现象，不需治疗，以致于面部像个芝麻饼，严重者有毁容倾向。其实，痤疮的临床表现有轻有重，的确有些病人不需治疗症状便渐渐消退，但有些比较严重的病人还是需要积极就医，以免留下囊肿、结节、疤痕、色素沉着等后遗症。

误区2：与上一类人消极治疗相反，很多患者是过度治疗。不少病人本身痤疮皮损很轻，但由于治病心切，多种方法一起用。还有一些病人的痤疮皮疹已消除，却仍要求服用药物进行治疗，这些也是不科学的。

误区3：只要注意饮食即可控制痤疮的发病。控制饮食对某一类病人有很明显的效果，但痤疮的致病原因很多，如精神紧张熬夜均可导致肾上腺分泌增大，因此只从饮食上进行调节并不能完全达到控制痤疮的目的。有些病人饮食很清淡，但由于各种原因消化功能也极差，即使清淡的饮食对这类人来讲也是一种负担，这类人就需要积极调整一下胃肠功能。

误区4：不吃肉不吃甜食不吃油炸类食品就能预防痤疮的发生。实际上临床许多病人做到了这点，但痤疮症状仍然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是这类病人并没有完全控制住饮食，如许多人嗜食花生、瓜子、开心果，如果进食过多就如同喝花生油一般。

误区5：只吃水果蔬菜就不会发生痤疮。很多现代病与主食吃的太少有直接关系，痤疮也不例外。不吃主食对人体的消化功能百害而无一益，对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也会产生影响，如有些病人缺锌也是导致痤疮的原因。更有甚者，有些人节食，往往导致内分泌严重紊乱，更加重了痤疮的发病。

误区6：痤疮是年轻人的病，成人不会得痤疮。痤疮发病与遗传因素有很大关系，有些人天生油脂分泌多，痤疮往往会推迟到50岁左右，再加之现代人高热量饮食，运动少，消耗少，脂肪代谢不利，往往过了成年也会发生痤疮。

第三篇：六大制度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下一步怎么走？首推六项制度建设。10月12日下午，众所瞩目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会议公报指出，要“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

具体而言，未来12年，中国将建立和完善农村六大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被广泛认为是2020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分析人士指出，这意味着执政党在农村改革30年后，再一次把制度建设和创新作为农村改革的首要目标。

确立农村发展目标

此次会议确立的中国农村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消除农村贫困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明显进展，基本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中国决策者认定，当前农村依然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而“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为了改变上述局面，中国农村改革将有三大任务：首先就是“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其次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第三是“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而在制度建设中，“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是首次提出。

农地制度改革为首要任务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会议，农地制度的改革是核心内容。其中主要有两大关键点：一是农地承包权从30年不变，改为“长久不变”；二是提出了征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征地制度改革。

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基本原则就是要缩小征地范围，把政府强制性的征地权限于公共利益的范围。而对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农用地转用，有望在严格执行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谈判，按公平市场价交易。

当然，征地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十七届三中全会只是提出了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关键还在于如何修改《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确定新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框架。改革依然会有阻力，任务十分艰巨。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除了上述制度建设，会议公报提出要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的措施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2000年后，中国决策者确立了农村政策的“六字方针”，所谓“多予、少取、放活”。在“少取”方面，近年来变化甚大。始于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已全面完成，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等各种收费，农民负担大为减轻。

在“多予”方面，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农民的补贴，诸如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目前种粮农民每亩地年均可获得补贴70元以上。同时，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每年可获人均80元的补助；2007年，中国还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低保制度。

在“放活”方面，由于长期城乡分治，利益格局难以短时间调整，改革创新的难度最大。但正因此，推进改革的空间也最大，这也正是此次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原因所在。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支持等，都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此次会议把农村制度建设放在整个农村改革的首位，这说明中央决策者对“放活”已有清醒认识和决断。学者指出，未来中国农村的改革重在“放活”。同时，“多予”也会继续强化，比如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加大对农民和农业支持力度，强化农村公共服务等。

第四篇：关于土地使用证的认识误区

办理土地使用证的认识误区

一、签订了出让合同就可以办理土地登记。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39号令)第23规定：“受让人依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后，方可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未按出让合同约定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不得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也不得按出让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发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因此，出让土地只有全额缴纳出让金后才能办理土地使用证。

二、办土地证提供资料是一成不变的。土地登记因申请事项、用地性质、规划条件等的不同，需要提供的资料是有区别的。例如初始登记是单方申请，而变更登记是双方申请；集体土地不能转让，国有划拨土地需要先变更为出让土地后才能出让；规划条件发生变化也要先将用地手续变更成与新的规划条件一致后才能够办理土地登记等。因此，没有“万能”的土地登记资料清单，最好是申请人将手上现有资料带上，到办理地点说明情况后，由办事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具体需要哪些资料。如果你能够说清。资料不齐全或不规范，是无法办理的。

三、只要房主有土地证房子就可以买。在城中村，有很多当地村民经政府批准使用本村集体建设用地建造房屋，并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这种土地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是不能转让的，即使通过某种渠道办理了房产证过户，土地证也无法办理变更。因此在购买私人房屋时一定要注意先看清楚房主手中的土地使用证是哪种性质的，如果是集体土地最好不要购买。

第五篇：细数认识中医的六大误区

细数认识中医的六大误区

误区1：中医见效慢，西医见效快

这种说法很笼统。一般来说，西医在抢救重大的危急重症方面确有优势，但是，对于一些普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西药疗效不见得就快，而中医往往疗效并不慢。并且中医在治疗某些急症方面也很有特色，如针刺治疗急性疼痛往往一针见效。

误区2：中药味苦，针灸痛苦

在许多人眼中，中药味苦，扎针痛苦。实际上，苦口的中药只是某些中药汤剂，很多中药汤剂并不苦，且中药剂型有丸、散、膏、丹等，可直接吞服或外用，无口苦之感。针刺也只是进针的一刹那有些微痛，如果进针快是感觉不到痛的，主要是针刺后的疼、麻、胀、重等感觉有些人不适应。

误区3：只有西医疗效不好时才找中医

有些病人到西医疗效不好时才想起找中医，把中医当作是“救命稻草”，此时若中医疗效不好就认为中医不行。其实许多病中医一开始就可以介入，这样效果会更好。也并不是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治疗都一定会有效果，因为这些病本身很可能就不好治。

误区4：看中医就得找祖传中医、老中医

在大众眼中，一位白胡子老头、一个脉枕、三根手指，加上一块“祖传×代中医”匾，就代表了高境界的中医。翻阅许多名中医从医经历，多在40岁左右就医术出众，闻名一方。祖传中医依赖家传经验，若本人悟性高且勤奋好学，疗效是不错。但是市面上鱼龙混杂，有些所谓祖传中医纯粹就是骗子。只要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就是好医生，不在于他年龄大小以及是否祖传。

误区5：吃中药就不用吃西药了

有些病人过分相信中医，认为哮喘、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只要吃中药就可以了，西药的副作用大，不愿长期吃。可是这些病必须吃西药，中西医结合才疗效好。而且这些人很可能被“纯中医制剂”迷惑，其实好多所谓专治上述疾病的“纯中医制剂”里面就含有西药成分，所以病人一吃疗效好，停药就病情反弹。

误区6：中医不科学

中医的理论很抽象、不直观，不容易让人一听就懂。许多病治好了也得不到西医的认可。有个比喻近似地反映了中、西医诊察疾病的特点：中医看病好比有经验的瓜农通过看、摸、敲来判断西瓜是否成熟;西医看病好比用刀直接剖开西瓜亲自品尝一下。中医是复杂性科学，现有的研究手段还只能揭示中医科学性的一部分。一些西医大家对中医也很有研究，认为中医治疗一些疾病确有优势，如叶任高、向红丁等对中医治疗肾病、糖尿病并发症的疗效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