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城市化：问题困境中的悖论200

第一篇：“城中村”城市化：问题困境中的悖论200

“城中村”城市化：问题困境中的悖论

内容提要：“城中村”问题是我国各地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现实“瓶颈”，而以集体资产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内容的股份公司制改革被认为是当前解决“城中村”问题的良方。然而，由于“城中村”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整体制度环境的不完善，这种制度选择，尚不足以完成“城中村”城市化的使命，其改革的路径仍需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关照。

关 键 词：城中村 股份公司制改造 制度悖论

作者：轩明飞，山东大学副教授、博士。（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城中村”问题的表象与实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城市边缘区域近郊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从而形成了既非农村、也非城市的社区形式——“城中村”①。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在现实层面，“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突显，已经成为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巨大障碍。

“城中村”问题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迟发展效应”，是所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长期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特征的一个微观体现。当前，“城中村”问题表明由政府推动的城市化规模扩张的速度过快，而城市边缘区域的适应性相对滞后。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表象，“城中村”问题在我国城乡分治的制度化产物——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背景下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与以下几方面的制度化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是严格身份限制的村民身份终身制。１９５８年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十条第二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出了带有约束性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管理制度的形成。人民公社条例的问世则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身份控制并形成了“世袭制”。村民身份终身制一方面使村民与土地之间的纽带固化，强化了村社区的内聚封闭性；另一方面造成了城乡之间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一系列的生存差异。

二是土地资源的非商品性与政府垄断性。我国宪法总纲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些规定意味着，一旦城市化推进需要扩大城市版图，其扩容的土地必须面临土地所有权依照非买卖关系原则的改变。这里潜伏的矛盾在于，城郊的土地不仅有绝对地租，而且还存在着级差地租，而集体土地的非市场化征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剥夺了农民级差地租收益的享受。但同时，城郊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商品化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宅基地制度的存在，使“城中村”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农村集体所有，使得村民可以低价甚至无偿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从而加剧了住宅建设的混乱，也使得“城中村”的改造更难于城市中旧城区的改造。因而，如何解决城郊土地的合法、合理使用与保障“农转非”后农民的土地收益问题，成为城郊城市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三是产权关系模糊的村集体经济。城郊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产权关系高度不清晰，“人人有份，人人没份，人人不知道自己在其中有多大的份”是其真实写照。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乡镇、村（居）企业迅速发展，村（居）集体资产，包括由土地级差地租带来的土地承包收益迅速增加；然而，大量的集体资产在一些地方实际上是由村（居）“两委”班子及不足１０％的人（多是村干部亲属）经营，并支配其收益。大多数村（居）民拥

有对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却得不到应有的收益，甚至连知情权也没有。这种少数人控制集体资产及其收益，并缺乏有效监督的状况是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的普遍现象；而产权关系模糊则成为村社利益矛盾冲突的总根源。

四是封闭的村（居）建设与城乡分割的管理模式。城市和城郊农村在建设上截然不同。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村集体承担。前者具有统一规划、开放式流动格局，统一建设与管理；后者则以村为单位，视人口、财力和领导思想而采取不同程度的封闭建设，管理上往往各自为政，在生活设施、社会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等）上自成体系。由于城市边缘区域既是城市的边缘又是乡村的边缘，无论是城市政府还是乡镇政府，对边缘带的管理通常不太重视；因而使得处在城市边缘区域的“城中村”常常陷于城乡两不管的制度“真空”，即表面上两种管理体制都在实施管理，而实际上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好，使得“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规划与社会管理长期处于混乱和低水平的状态。

当我们把上述制度背景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清楚地发现，一方面城市扩张与土地征用正在使农民逐步丧失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土地，另一方面“农转非”户籍身份的改变并没有给其带来相应的社会保障，而产权不清使属于村民的那一部分集体资产形同虚设，农民融入城市的个体选择举步维艰。

农民的现实困境使得他们一方面固守土地（宅基地）不放，一方面开始提出重新分配集体资产的要求。前者以“城中村”的形态出现，阻碍了城市近郊集体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制约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土地利用与城市规划之间的重重矛盾。后者则以“村民上访”的形式出现，严重的干群纠纷与群众集体越级上访使得村（居）政权建设与思想政治基础十分脆弱，进而成为影响城郊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土地问题暴露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矛盾的症结，上访问题反映出集体经济下乡村治理结构的痼疾，这两个阻碍农村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在城市快速扩张形成的“城中村”中凸显和激化。当土地资源被无限制的征用，当集体资产被无限制的瓜分，“城中村”自我依赖型的后续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城中村”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利益结构关系的调整问题，“城中村”问题的破解需要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城中村”问题阶段性对策与实践的不足

一、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我国各地就“村改居”与“农转非”的问题曾采取过不同的解决办法。计划经济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扩容征地中，实行征地带人“农转非”，再安置到国营企业就业的办法。然而，在计划经济末期，由于国企的一些弊端逐渐显露，其作为蓄水池“转非”安置的能力明显削弱；加之商品经济的活跃下许多城郊村民开始自谋职业，此时出现的新做法是：照样征地带人“农转非”，但不再安置，村集体经济从所得征地款中拨付一笔买断费，此后任其自谋生活。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预留地”制度，即政府征用“城中村”土地作非农利用时，保留一定比例（如８—１５％）的征用土地由村级经济自我征用，按城市规划的要求发展非农产业，这部分土地今后的使用权归村级经济，政府视同已征用，并办理相应手续；同时，大力发展培育村级经济实体，以企带村，为“村改居”后组织农民平稳进入城区经济做准备。然而，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国乡镇企业由于出现了以产权模糊导致的机制性衰退为特征的大幅度滑坡，过度依赖乡镇企业、村级经济的村（居）模式随之出现了农民社会保障随企业效益低下而缺失的问题。近年来，上海松江区为村（居）改革中转非的４５岁以上中年农户办理社会保险，每月生活费不低于３８０元，并将其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对于“转非”又愿自谋发展的村民，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３万元左右），形成了所谓的“松江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对于就业不充分、经济不太发达的城市显然缺乏适用性。

上述种种措施分别从土地补偿、安排就业、发展集体经济、提供社会保障、鼓励自谋发展等不同方面试图解决农民失地后的利益保障问题。然而这些措施往往仅仅关注了问题的某一个侧面，却共同忽略了以“农转非”、“村改居”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所需要的不是短时期的应急措施，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因而这些办法不是夭折，就是只能在局部适用。

二、事实上，“城中村”城市化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社区利益关系的调整问题，在此，效率与公平需要兼顾的原则尤为突出。针对土地收益分配及集体资产产权关系纠纷所带来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我国各地曾经普遍施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在商品经济发展较早的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中，这种吸收了部分现代市场元素的经济组织形式，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型股份合作组织的产生大都起因于社区成员对分享集体经济收益的要求，这一制度安排“天生”具有重分配的价值取向，人们把大量精力都花在如何搞“第二次分配”② 上，忽视了产权制度的建设。社区股份合作制所保留的集体股，社区成员所拥有的股权仅是一种分配依据，即只有收益权，不得继承、赠送、抵押、转让和买卖，带有浓厚的福利性和封闭性。

由于产权主体缺位与产权不清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再加上其本身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社区股份合作制尽管关注了分配公平，却没有真正成为推动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制度。

三、２０００年以来，济南槐荫区、广州天河区、石家庄裕华区等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吸取了以往制度安排的经验，实行了以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公司制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村（居）综合配套改革。股份公司制改革以集体资产所有权虚化为突破口，将资产量化，确权到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完整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对土地使用权评估并合理作价进入公司资产，实行集约经营；村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村民变股民，实行按居民出资额分红；在对原集体资产全面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将净资产进行合理配置，按一定比例分为量化资产（量化股）、公益福利资产（福利股）、购买风险资产的配送资产（风险股）和奖励资产（奖励股）等４个部分。股份公司制改革力图避免社区股份合作制过分关注收益分配、忽视产权制度建设的不足，直接从产权关系的调整入手，使城中村社区组织的改造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市场化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中村”村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集体产权虚化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区公益建设的基金来源问题以及集体领导人的责权收益问题给予了整体性的关照。目前，股份公司化的改革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各地“城中村”改造提倡的一种制度安排，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与应用。

从表面上看，股份公司制的改革模式似乎可以解决“城中村”城市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其仍然存在着极大缺憾。所谓福利资产的保留实际上是集体股份的保留，村民可以获得的量化股、风险股在大多数地区仍不具备完整的产权，只能在社区内部有限度地流转。集体资产的这一部分产权不清，而产权不清又是村办企业的社区性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对于我国大多数村办企业来说，为社区提供福利是其依托集体资产与社区资源发展的前提。这进而造成了两个前后关联的结果，即由于企业社区性的存在，一方面“村庄单位化”的现象无法破除，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建构成为一句空话，股份公司制只是虚拟的股份合作制；另一方面村干部往往兼任公司董事长，所谓“三驾马车，一套班子”的传统村社管理模式无法根本破除，从而为村庄精英的牟利行为创造了机会。

问题还不仅如此。当村民以地权换股权，将土地资产评估作价入股时，他们可以从土地上获得的相对稳定的收益开始由企业的经营效益来决定；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城中村”村办企业对特定的地缘优势与政策优势的依赖性很强，一旦这种优势丧失，他们大多不具备现代企业的强势竞争力，因而一旦企业经营失利，其风险最终都会转嫁到“城中村”村民身上。事实上，将“城中村”的土地资产作价评估进入公司资产，再以公益、风险、量化、奖励等股份来分配，表面上兼顾了村民、村庄精英与“城中村”社区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实际上可以说只是土地征用的一种制度化的怀柔方案。这种方案由于村办企业的市场不成熟性和村庄治理结构中的社区性、家族性、牟利性等问题而存在极大的风险。当这种风险由于“城中村”社区企业的脆弱性而不能承担时，又必然会衍生新的矛盾，成为“城中村”城市化进一步推进的阻碍。

“城中村”制度选择的悖论与启示

制度是人类设计的一种强制，用以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化。诺斯认为，制度作为博弈规则，组织对制度变迁具有代理人的作用，从而勾划出制度变迁的方向。以往“城中村”城市化改造的措施是简单的规则制定，忽视了组织创新这一关键性的环节。而社区股份合作制虽然是以农村社区组织改造为依托的一种制度创新，却在产权关系建设这一核心要素上存在缺陷。新的股份公司制关注了组织创新与产权变革，从而使“城中村”改造的制度变迁具有了诺斯意义上的“适应性效率”③；但是，它又因何存在着种种制度悖论呢？这是因为，“城中村”处在城市边缘区，它是生态空间与社会经济环境交互作用的特殊区域。“城中村”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城中村”改造所面临的制度难题也是多面向的，而这些问题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试图单纯依托“城中村”社区组织创新来实现多元制度建构的任务，其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功能错位的选择。我们看到，“城中村”改造所需要解决的土地归属关系的无冲突转变、“城中村”村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村集体资产的合理分配、村集体企业的持续发展、村（居）管理制度的有效衔接、村民与外来人口的社区融合、村民到市民的转变、社区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等问题，无法单凭公司化组织形式的股份划分方案得到全面的解决。此外，经济制度的建构“嵌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现实，还常常衍生事与愿违的新问题。

事实上，“城中村”改造牵扯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村庄精英与村民，只有当他们在“城中村”城市化变迁的利益博弈中都让渡一部分利益，或都提供一部分支持，才有可能获得多赢。而在现实的改造过程中，由于多元利益主体往往都在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使得彼此牵制、问题重重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被一股脑地塞给了“城中村”社区自己解决。在这里，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出现了多元悖论。

从更宏观的背景上看，社会变迁中的物质变迁往往快于文化变迁，城市化的最终体现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有效支撑是现代化的社会制度的完善。正因如此，“城中村”里的高楼大厦、“农转非”后的身份改变，“村改居”中的组织调整都不足以代表“城中村”城市化的最终实现；那些深藏在表象背后的社会保障、土地、就业、教育、市场、企业、城市管治等等一系列制度的成熟，以及作为一种现代市民社会下的社区文化氛围的形成，才是“城中村”实现城市化的有效保障。“城中村”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我国城市化问题的根源是制度障碍与缺失；城市化的制度变迁无法单靠一种组织形式的改变与产权关系的调整来实现；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城市化转型也无法靠单一行动主体进行多元制度的建构来完成；一种看似可以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共赢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相应的宏观制度背景的有效支撑往往会衍生出新的问

题，从而降低了其适应性效率；宏观制度背景的完善与社会发展现代化水平紧密相关，无法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城市化的问题困境与制度悖论会交替存在。

注释：

① 李培林认为，“城中村”大体可以分为３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详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② 从事实际工作的基层同志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民得自独立承包经营或劳动的收入为“第一次分配”，而从集体经营收益所得的收入为“第二次分配”。他们认为，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主要是解决社区集体经济对成员的“第二次分配”。详见傅晨“论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制度变迁的起源”一文，刊于《中国农村观察》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③ 制度创新提供适应性效率的原则表明，它必须为组织变迁的未来发展提供预期以及相应的前提，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形成新的制度障碍。

参考书目：

〈１〉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０１

〈２〉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１０８－１０９

〈３〉张文茂． 郊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经济组织调整的若干问题探讨． 城市问题，１９９７（３）

〈４〉李笠农． 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比较研究． 经济经纬，２０００（３）

〈５〉阮文彪、杨名远． 社区股份合作的制度缺陷及创新思路． 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９８（１）

第二篇：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资源的使用、生态建设等都出现相对失衡的现象,城市发展呈现无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新事物，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危及社会正常秩序，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开发区的兴建，城郊地区农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农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渐演变成为居民区，从而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它与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质量、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给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阻碍未来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学者都将土地制度作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认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建成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差异明显,形成城市内部土地的二元结构,造成管理监控的困难。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城市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结果是使城中村逐渐成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土地结构的优化,也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基本动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区扩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张,许多昔日的乡村变为城区,原有的农业也被第二、三产业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劳动在城市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扩展时期,城市郊区作为扩展的前沿地带,其经济社会特征和空间结构受到强烈地冲击,呈现出多种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同时也使城中村问题比其他城市问题更为复杂与棘手。我国长期的二元体制性障碍使这些被城市包围的村庄长期游离于城市的统一规划管理。

二是利益驱动。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楼层加高,导致建筑日趋拥挤,居住环境恶劣。

三是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为降低补偿成本,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多数开发商也刻意避开村庄选择耕地、空闲地，开发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扩张形成的社区地理优势及土地价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没跟上，城市化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没有生活来源,也同样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级组织的选择，他们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来实现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是城市化难以彻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镇土地转变为建城区之后,村镇人口、村镇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同步实现村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当城中村积累到一定数量,便导致城市社区与村镇社区处于隔离、对峙与分异状态。有人认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原农村居民点开发成本提高,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块,使原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都市海洋中的“孤岛”。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很多居民都认为城中村房屋是他们的祖业,是要世代留传的。这种观念也成了维系城中村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孤岛”上的原村民在自身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监管和调控不力。本来,政府部门对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楼层都作了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城中村环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监管不力,有关规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城中村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盲目扩大将农村也包到城市里来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各类开发区的兴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兴建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设施，原有的城市区域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必然不断的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区域进行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这样一来，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郊农村土地被征收，逐渐地被包围在建成区内，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问题

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出利益性和复杂性。“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各地城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其具体现状也不一样，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体制转型不够彻底

城中村名义上纳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围，但现实中还游离在城市管理的边界之外，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滞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没有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基层组织调整难度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会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承担部分经济发展的职能，未能及时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彻底转型不如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还是以村委会主导，村委会作为村中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实行半封闭式的村治管理。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村委会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决者，成为村治的公共权力机构。城中村两委的选举换届，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农村的选举换届。

(二)租金是村集体组织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两委的正常运转及两委委员工资的发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偿使用的集体资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都来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赔偿、集体资产出租后的分红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由于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这个赔偿金和租金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土地赔偿金低和房屋租金廉价，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没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并且缺乏公共绿地与体育等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以上两种主体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租金收入维持生存与发展。

(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员构成相当复杂，造成了这个群体中人员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利益观、价值观呈现多样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也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引发多种矛盾。总体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发展步伐，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小农经济思想很严重，只图吃饱穿暖，满足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低，文明礼仪不讲究，不懂技术，角色上没有从村民彻底转变到市民，这样就非常难以融入现代文明的都市。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业中处于明显弱势，村民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颇丰，生活富裕，在就业观念上，普遍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租金食利阶层。

(四)社会治安欠佳，安全隐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结构复杂，比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来人员、居民混合居住，“黄赌毒”等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综合治理压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再加上管理滞后或不规范，警力巡查和监管有限，综合管理相对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问题村”，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人将“城中村”称为城市中的死角、贫民区和犯罪发生区。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城中村”的案发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经常遭遇丢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手机、电脑等盗窃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内道路狭窄弯曲，导致消防通道严重受堵，消防安全隐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学设计，没有考虑抗震要求，建筑质量总体不高，卫生环境较差，极容易引发各类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隐患。

(五)身份没有明确，地位尴尬

城中村无法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很多的城市专门为城中村的管理出台规章条例，把它们列为所谓的城市“特区”，这就使城中村更加难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由于政策、制度、条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滞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畴和农村管理行列之间。这样尴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许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业、养老、低保等相应的待遇，也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时办理有关手续、证明等相当麻烦。城中村的学生，如果他们属于农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如果属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乱，卫生条件差 城中村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广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属于违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村庄被高楼大厦快速包围，地价、房价、租价也水涨船高、大幅上涨，受房屋租金和拆迁补偿利益驱动，不少村民见缝插针，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这些杂乱、陈旧、矮小的建筑影响整个城市的整齐美观和生机活力。

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难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乱，没有整体性规划，许多的功能没有完善，特别是排污系统和垃圾的处理很随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鉴于“城中村”的建筑物无序、卫生环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内道路泥泞，污水横溢。碰上夏天，蚊蝇丛生，空气质量较差，环境容量超标。“晴天蚊蝇乱舞，雨天浊水横流”，“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了城中村的现实写照。与城市里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及清洁宽敞的公路形成鲜明的对比。

城中村的性质

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流动人口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

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

3、从空间形态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现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构成的旧村。

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原来的农民新村中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标准本来就不够高的基础设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几十倍于原村民的外来人口入住，就变得空前严峻，表现出“脏乱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经城中村即变成臭水沟的状况。

我们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由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但是，所有这些住房都是以“违法抢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种种法律规定都在重申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违法的。事实很清楚：是农民错了，还是立法的隐含前提错了？显然，农民土地的发展权，正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权。

2、外来人口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

为什么全国各地对城中村的指责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户籍人口选出来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多少人呢？和谐社会理所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社会假如仅仅指户籍人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完备的。在“国际化大都市不应有城中村”的误区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控制“低素质人群”的观念。其实，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存储着大量历史记忆的老街旧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哪个大都市视之为自己的耻辱。瑞典人引为骄傲的斯德哥尔摩，夕阳西下，夕阳年龄的人们在握手楼下沉思、发呆的生命状态，吸引了每年几百万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罗那的地图，南边是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而北面是规划师画出来的城市。哪个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则更是遍地的握手楼。如果把通风采光、消防问题解决了，握手楼有什么妨碍呢？

城市的活力从哪来的？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的多样化、就业的多样化、收入和消费偏好的多样化。当社会生态非常丰富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现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哪怕是高素质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质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质人群是一样没有魅力的。一 个城市中大多数人应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财政待遇、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当然，这也是需要国家统筹的大问题。但是城中村向我们发出了警号，一个不考虑多数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们要建和谐社会的话，当代中国城市有一个不容推辞的使命，低素质人群只要市场接受了他，城市社会就应让他进来。在可能条件下尽量多地接纳低素质人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是他们学习城市化最好的学校。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走进城市的外来人口叫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选择了风险更高、挑战更烈的生活，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区管理中的责任？

城中村社会的管理，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体管理。其实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财政支出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农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在就地安置区里自己建基础设施，雨污合流，但是原来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当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几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头处水质都很好，为什么流经城中村短短几公里就变得臭不可闻，“污染主要来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体的各自财权事权厘清。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应付帐和财务虚盈，受害的就是环境。

政府的适度介入显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须。说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样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与城建区不相协调，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村一案”，对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个“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迁改造。对那些因城市发展需要必须搬迁，或者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社会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经济上不合算的城中村应采取全部拆迁改造方式。（２）部分拆迁改造。对那些布局相对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对城市发展起着辅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应采用部分拆迁改造，或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与“无形改造”相结合。城中村的问题复杂，涉及制度、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及空间形态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单方面的改造不仅不能全面解决问题，而且也难以成功。因此，在推动城中村物质空间有形改造的同时，也要推动人员素质、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领域等的无形改造（４）在进行新的开发而征用农村土地时，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将村民居住村落纳入统一开发规划，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应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减少矛盾和改造难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这件好事办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局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从一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创建文明和谐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对“城中村”实行综合管理

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管理者和城镇公共产品管理者的双重作用，在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参与性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改造单位的利益，让市场参与商业性运作。在城区一级政府，废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组建综合性部门，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条块分割，成立综合办公室，对“城中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安全、拆迁、安置等实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从体制上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民对土地的独立处理权，一切土地使用都归土地规划部门管理。在“城中村”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则改造集体经济，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核算、资产评估，使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明确清晰。经营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量化资产，明确股权分配，村民按出资额大小来分红，个人所拥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权利赠送、转卖给他人。村民获得了实惠，他们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强立法。依法推进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户籍、土地的变更，还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城镇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而操作上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粗糙的管理条例。需要出台一些可操作性更细化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难，主要是利益问题没有协商解决好，安置或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迁后，户籍划入城市管理，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给予合理补偿，应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标准保障村民的利益，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子女上学问题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稳定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五)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提高素质，培养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还比较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文化技术还比较低，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只有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技能，才能为“城中村”的改造减少阻力。比如免费举办一些扫盲脱产班或技能培训班，摒除陋习，使他们的脑袋充实起来，树立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识。知识素质高了，有了一技之长，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维护，村民对改造的抵触情绪自然就降低了。

(六)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城中村”泛滥，问题恶化，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教训。因此，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和前瞻性，规划好未来蓝图，对郊区、城市周围有可能将来再成为“城中村”的村庄、村群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现状，在宏观上把它们划入城市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规划，不能让“城中村”在无序的状态下肆意发展，减少或杜绝一边改造“城中村”一边产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代名词，制约了我国城市 经济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其问题的利益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

第三篇：山西太原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

山西太原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

摘要：城中村现象是困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有问题。解决城中村问题，需要 透过现象剖析本质，从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入手，以辨证的视角全面看待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起到的消极和积极作用，抓住关键点，才能找到破解之法。太原市城中村改造通过重新解读城中村现象，转变观念，尊重城中村的客观存在，科学规划，引入城市协商管理理念，解构疏导，变城中村物质形态改造为社会形态改造，政策保障，架构系统化的城中村改造政策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为我国城中村改造提供了借鉴的思路。关键词：城中村；城市化；山西太原市 1.城中村概述 1.1城中村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迅速城市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城市扩展与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双轨并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区域空间格局。

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原来在郊区的村庄被纳入城区的范围，在城市发展的带动下，其产业结构、建设景观、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逐渐具备城市的特质而与传统农村相区别。但因土地、户籍、人口、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城乡二元体制，它们又没有真正被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其发展往往有很大的自发性，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将射精管及社区组织等各方面更是保留了浓厚的乡村特色而与城市有所差别，从而形成了一种现象——城市里的村庄。1.2城中村的概念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或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称为“城市里的村庄”。通常所说的“城中村”，仅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区，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1.3城中村的特征 1.3.1景观特征

“脏、乱、差” 被认为是城中村景观的典型。城中村聚落景观形态既不同于传统农村聚落单家独户的单层住宅，也不同于城市多层建筑景观，是介于它们间一种不伦不类的景象。其建筑密度高、层数低、基础设施不完善、道路狭隘曲折不成系统以及配套设施不完善等。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中村仍保留着良好的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有挖掘的潜力。1.3.2社会特征

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但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很少；人口集中，文化程度地，缺乏现代化意识，小农思想严重；治安混乱，社会问题严重。1.3.3经济特征

集体经济实力强大，第三产业发达，以发展房屋租赁为主要经济模式。1.4城中村的危害

“城中村”并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一路凯歌的“阳光”写照，城中村被普遍认为是“问题村”，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城中村”现象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棘手城市问题。“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特征，成为城市化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障碍。它不仅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城中村”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些“都市村庄”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凸显出许多社会问题。散播在我国各大、中、小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的数量众多的“城中村”，实际上绝大部分已处于繁华的闹市之中了，其人口数量、村落规模、土地面积、座落范围和经济条件等虽不尽相同，但普遍地都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和十分突出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质量，对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影响。2.太原市城中村现状

根据相关调查，截止2006年底，太原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共有148个城中村，人口约为27万人，总占地面积约为25160hm2，其中农用地约为14620hm2，建设用地约为8410hm2，未利用地约为2130hm2。各大城中村各具特点，但共性特征表现为以下4 个方面。2.1 数量多、分布广，对城市发展影响巨大

太原市区的城中村，从城市核心区到城市边缘均有分布，涉及户籍村民约73306户，占太原城市总户数(69.5万户)的1/10，如果加上城中村的暂住和流动人口，这一比重肯定会大大增加；涉及土地面积为251.6km2，占太原市区总用地面积(1460km2)的17.2%，可以说掌控着太原城郊可开发用地的绝大部分。与企业、机关、社区三大类城市细胞一样，城中村也是太原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单元，对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城市肌理重塑等方面可谓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2街道狭窄，建筑密度高，公用设施配套不足 太原市148个城中村的总建筑面积约为4868.5万平方米。城中村街道普遍保留着农业聚落时期的路网格局和道路形式，狭窄闭塞、通而不畅。村民宅基地大多仍采用院落式住宅形式，院落内建筑密度超高，最高者甚至达到90%以上。狭窄的道路、高强度的院落开发及开敞空间的相对缺失，使得城中村整体建筑密度普遍偏高。公共建筑配套除原有中小学、卫生所、村委大院等公益性设施之外，街巷里存在大量低档次的沿街式商业，公益性设施普遍缺乏。2.3以住宅开发为主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现象突出

城中村、城郊村利用其土地区位、土地价格等优势，将集体土地用于商品房

开发的现象屡禁不止，小产权房、违法临建、违规加层等行为常常发生在城中村的土地上。2.4旧村开发强度逐步提高，新村建设不断增加

为获取更大的房租收益或在未来拆迁改造中获得更大补偿收益，城中村现有住宅体量在不断加大，高度在不断增加。大多数村庄采用各种借口新建住房，但其旧房却只是部分拆除或根本不拆就全部用于出租，城中村原有问题并没有随新村建设而得以解决。3.太原市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

关于城中村的形成机制，正如张建明在1998 年提出的“焦点在土地，原因在规划管理，症结在体制”。城中村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源自于“城”与“村”协商机制的缺失，对城中村居民利益诉求“重堵轻疏”，缺乏必要的尊重和交流体制。太原市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与我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可以概括为以下3 个方面。3.1土地管理制度不适应城市化进程要求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律行事，在市场经济浪潮之下，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可以说均是城市开发的对象，并无差别可言。但从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来看，城市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城中村土地的使用权归村落集体所有。产权差异化可以说无形地增加了城市建设统一开发管理的难度。产权差异和利益刺激使得村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逐利型私房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

3.2城乡管理的“二元管治结构”与城市建设的“一元开发结构”不协调 在我国城市管理体制中，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来管理，管理的费用由城市政府负担，正所谓“食其俸，谋其事”，使其可以很好地行使城市管理指令；而城中村社区由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均由村集体承担，“食其村俸、谋其村事”，本位主义使然，个别行为与城市管治相悖，似乎无可厚非。3.3集体经济管理制度的“村籍分配体制”使得城中村“形散神聚”，难以解构 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管理制度相联系的“村籍”分配制度，使得村民保持村籍成为了其最直接的选择，因为只有拥有村籍才能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收益权、分配权和监督权。相对于城中村集体的收益分红，“农改非”所带来的城市低保、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显得并无太大诱惑力。所谓“法不责众”，以“村籍”凝聚而来的村集体组织在抗衡城市经济的市场压力和城市管理的行政压力面前显然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4.太原市城中村存在的价值

张京祥等学者认为“城中村在支撑我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过程中 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笔者非常赞成这一观点，从太原城市发展实际来看，城中村起到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3 个方面。4.1降低了太原城市产业和人才的进入门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就业，但因为城市商品房居住成本较高，而廉租房数量少且难以获得购买资格，所以一般的外来人口只能选择城中村的住房。有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外来人口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81.5%，其收入只能供其租住房租不到800元的房屋。在此背景下，大部分城市外来人口不得不选择租金较低、管理松弛、交通比较方便的城中村居住。城中村起到了城市“廉租房”的作用，有助于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住房需求，实现住房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从上述观点看，城中村以其廉价的房租和生活生产成本等优势，可以说具有控制太原的营商成本、降低产业和人才进入门槛的功用。4.2丰富了太原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生活方式有以下8 个特点：①复杂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各种各样的职业结构，家庭的规模和功能缩小，社会化服务程度高；②人际关系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化，以业缘关系为主，人际交往中有较强的匿名性；③社会流动性大，个人地位和角色变化快，社区构成要素的异质性强；④生活质量高，消费水平高，消费方式多样化；⑤闲暇时间多，个人社会化程度高，个性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⑥生活节奏快，紧张压迫感强，文化生活丰富多彩；⑦现代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强；⑧信仰、道德标准等多样化。

“大分工、大流动、高消费、匿名性、个性化、快节奏、多样化”等特征可以说贯穿了太原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但从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仍存在诸多这样那样的弊端和问题。而城中村那种城乡交融的“低消费、地缘联系紧密、慢节奏、高可入性”的生活方式使城市更加多元化的同时，恰好可以实现有益的补充，起到一种“阴阳互补”的作用。

4.3促进了太原非正规就业环境的形成

非正规就业对于我国城市未来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近三十年来非正规就业在我国的城市就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非正规经济大量发展是城中村经济产业的重要特征。例如，深圳市城中村内属于非正规经济的店铺数约为40万间，非正规就业人数超过200万人。太原市亦是如此。

城中村原住民经济可分为家庭经济和村集体经济两种，但均是以土地与物业收益为主，不可否认具有一定“寄生性”；但城中村大量的外来人口则多是自食其力，主要从事门槛、层次较低的非正规行业，这些行业对他们实现城市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跳板或缓冲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包括太原在内的我国城市就业环境出现了结构性的滞涨，与经济快速增长相对应的是新增就业岗位严重不足，高失业危险已成为太原市政府急需面对的挑战。而且，我国外延粗放式的高速增长模式短期内是难以根本改变的，在相当程度上还需要依赖于高速城市化进程的支撑。作为“准入成本”最低的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对于解决太原城市吸纳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分重视其作为城市吸纳外来人口平台的作用。5.困扰太原市城中村健康发展的难点 正如城中村形成的症结在于体制一样，能否实现城中村与城市共赢、协调发展的关键和难点也在于体制方面的影响因素。对太原而言，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5.1城中村土地处置政策存在较大掣肘 目前，太原市计划改造的城中村在统计台帐上仍有不少农用地。按照有关规定，有农用地的，在建设前应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征收审批手续，而每年山西省下达给太原市的农用地转用指标较少，且基本上都用于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可用指标较少。另外，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审批程序繁琐、周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推进。5.2集体土地上违法开发建设管治难度较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住房需求的增加和房价的不断上涨，加之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受利益驱动，部分城中村村干部联合开发商，私下圈地卖地，违法占用集体土地甚至农用地进行开发建设，违规面向社会销售；部分城市居民置政府的消费警示于不顾，贪图便宜，购买了上述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房屋，使此现象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此类现象在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在太原市也较为突出。各城市一直未能寻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5.3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滞后 可以说，村集体经济改制和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直接关系着村民的长远利益，以及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成败。从太原市城中村经济的组织架构看，大部分村庄缺少“股份合作经济社”“村企业集团公司”等经济组织，多数城中村集体经济改制工作刚刚展开，村民大多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和一体化行动。此外，个别城中村村集体企业经过资产评估后净资产为负数，诸如此类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影响改制工作及村民利益的保障。5.4城中村村民社会保障存在体制缺陷 城中村改造后，“村改居”人员要求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但由于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省级统筹，受现行养老保险政策限制，“村改居”时已达到和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和缴费年限不足15 年的人员难以参保和享受待遇。此类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到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给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阻力。6.对太原市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6.1转变观念，站在历史视角尊重城中村的客观存在和延续价值

进行城中村改造之前，有必要首先理清3 点认识：①城中村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②城中村并非一无是处，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社会积极意义；③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城中村视为外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贫民窟，不能简单地采用西方国家曾经的“贫民窟清理”政策，要从物质空间上“消灭”城中村。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在特定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下形成的一种地域现象，它在支撑我国快速、粗放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起到了缓解许多物质性匮乏和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城中村的形成归因于城中村原住民在市场博弈过程中侵占城市化“外溢利益”的结果，而应该认识到城中村的形成其实是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原住民进行“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城中村有其存在和延续的历史缘由和未来价值。6.2科学规划，将城市协商管理理念引入城中村改造 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是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抓手，因此在城中村改造中应坚持规划引导的原则，做好城中村改造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的衔接。同时，不能将城中村在空间上简单地“抹去”，原则上可按“一村一居”方式、成建制的方式实现城中村向居住社区或“新村社共同体”的角色转换，将其融入到城市一元化的规制环境中。立足于建构更为完整、全面意义上的综合发展政策，在给予城中村充分自主发展空间、满足其合理发展诉求的同时，要求其承担必要的城市社会发展义务。6.3解构疏导，变城中村物质形态改造为社会形态改造 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形态。城中村存在的根源是城市化没有瓦解原农村社区的地缘结构和社会结构。只要原地缘结构和社会结构没有瓦解，城中村就仍然可能是城中村。从目前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看，大多特别重视城中村的居住形态改造，而忽视城中村社会形态的改造。太原市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这种误区。6.4政策保障，架构系统化的城中村改造政策体系

解决因体制问题产生的城中村问题，更需要政府政策的推动、扶持和保障。应本着“以人为本、多予少取”的原则，要求城市各部门尽快出台包括“城中村改造模式”“城中村土地处置”“村集体经济改制”“农转非”“规费减免”“教育、就业低保”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保证城中村改造有良好的政策环境。7.结语

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现象，城市居民和许多学者大都认为城中村严重制约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可笔者认为，城中村现象本身并无对错，城中村对城市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均是阶段性和相对的。城中村更像一把“双刃剑”，顺势而为、处理得当，对城市发展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会加速城市现代化进程，丰富城市生活，达到共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处理不当则会事倍功半，甚至滞缓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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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京祥，赵 伟．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J]．城市规 划，2007，(1).【5】张万胜．城中村廉租屋的价值探讨及其租赁体系整改措施研究[J]．广西城 镇建设，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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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101个人生悖论困境中的两难(图)

101个人生悖论困境中的两难(图)

《101个人生悖论》是马丁·科恩的一本伦理学著作。这本著作可以看作是他的另一本书《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的续篇，不仅都是101个问题，而且在体例上也是一致，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里所谈的伦理问题其实是哲学问题的一个分支。马丁·科恩自己就说这本书是“哲学理论和哲学沉思的混合。”从哲学的高度，或者说以哲学的眼光透视一系列摆在我们面前的伦理问题，或许更易于我们把握问题的实质，从而提高我们的认识和指导我们的实践。

伦理问题看似很大，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而伦理问题中一个最要害的地方是在于选择——我们每天都必须决定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怎样做或不怎样做。有些似乎差别不大，而有些却有天壤之别，比如本书作者在本书前言《前进!》中所举的一个例子，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也曾经研究要不要在日本本土扔原子弹，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就凸现出伦理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面临道德的困境，就是因为有些选择将我们置于两难状况。

而正因为本书中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两难选择，要用一句话两句话把它说清也就更不容易。本书对所有问题展开论述，且因作者有极为丰富的学识可供他支配，似乎仍然举重若轻，不仅能沿波讨源，而且旁征博引把问题引向纵深。加上他关注的问题如此之多，每篇文字都像是一篇随笔或伦理札记，我们称之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伦理之书似乎也不为过。和《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这一本书一样，作者在提出问题之后，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哲学问题”是真的悬而未决，《101个人生悖论》还是不难看出作者的倾向性。作者毫不掩饰自己从事这一学术研究的目的：“要增进我们在确认位置、寻找方向、确定航线方面的技能，帮助我们找到那被中国古人称为‘道’而我们却会将它说成是‘the way’的那种东西。”

作者的目光无疑是宏阔的，他关注的是人类整体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几乎从他的每一篇文字都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就给我们四个棘手的问题：一只大船就要沉了，放下的救生艇如果要救起更多的水手就可能倾覆，危及已经在艇上的人，怎么办？一个落水的水手扒住救生艇不放，船长命令手下将这位水手推下去，他做得对吗？的确是令人揪心的问题。作者显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之隐喻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状况：富国如何对待穷国？富国要不要接纳更多由穷国输出的人口？问题的现实性和严峻性也就油然而生。还有第四个道德难题：“习俗为王”，作者把目光落向置于习俗指引之下的人权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伦理学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而广之，就涉及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等几个方面。本书讨论了商业、医学、职场、学术、战争、环境等诸多领域的伦理问题，其实何尝超出以上四个范围。科恩说伦理学所从事的“其实是探测人类心灵的深浅。”他的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对人性问题的全面揭示。在“心理学家的故事”中，心理学实验让两组学生经过“去个性”化处理分别扮演“犯人”与“警卫”，“犯人”遂遭受到“警卫”的严重折磨，作者藉以讨论人类历史上一些惊心动魄事件和残酷行为(如纳粹及其他种族灭绝行为、战争)之所以成为可能；而在“开始下坡”这一章节中，作者集中了四个问题，借助19世纪威廉·荷加斯的版画《滑向残忍的四个阶段》并引用摩尔在与笛卡尔的通信中发表的观点，阐明世界并不是只为人类创造的，它也同样是其他生物的世界，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和滥用如果不加收束，必然会导致人类对自己也使用同样的手段。作者的倾向性并不难从中看出。本书其他几个涉及动物的问题都非常有意思，表明作者对生命的充分尊重与珍惜，或许作者是在告诉我们，只有真正认识生命，包括动物生命的价值，我们人类才能真正明白自身的处境与位置。

本书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来源于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或是现实生活场景的设置，或是复述一篇童话故事，一个传说，抑或《圣经》及其他宗教故事与教训，乃至科幻情节，这使本书不仅显得有趣，而且精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论述，总是能层层掘进，循着问题本身不断追问，从一个问题引出更多的问题，把思考推向深入，总是能够给人以别有洞天之感。因此这些论述文字也就十分迷人，这样的功夫的确是令人叹服。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收放自如，许多看似遥远的问题，也能够拉到我们眼前，切入现实层面，就像电影镜头不断摇移推动，由此将作者的认识和盘托出，其中还渗透着他的焦虑与忧思，渗透着他对所有涉及生命、人性问题的充分关注、尊重与珍视，确实能深深地打动、引领和感染我们。

第五篇：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堵问题浅析

城市社会学作业 历史1002 刘晓乾 041003016

城市化进程中交通拥堵问题浅析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已逐渐成为广大市民感触最深、影响最大、积怨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根本治理，必将成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据了解，某些地级城市的调研组多次到各地进行调研，探索城市交通拥堵的因素，包括调研地机动车拥有量、道路资源量、路网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及交通管理等。但不同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城市结构及城市文明程度的不同，其选择出行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造成交通拥堵的成因也不尽相同。本文就其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对策来分析。

关键词：交通拥堵 原因 对策

一、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原因调查

（一）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道路资源供应缺口日益拉大。1990年以前，我国车与路的发展比较均衡，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并不十分明显。1990年以后，机动车保有量成倍增加，尤其是2000年后，机动车增量惊人，车辆的增长速度和道路资源供应严重不协调，逐惭成为社会热点问题。1990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551.36万辆，2000年6000万辆，截止2008年底已达到1.699亿辆，年均增幅29.8%。从我国公路总里程来看：1990年是102.8

31万公里，2000年130万公里，2008年357.37万公里，年均增幅2.47%。其中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增幅较大，城市道路由于城市结构的局限性，增幅还要偏低。从车与路的发展这两组数据进行对比来看，道路资源的供应缺口较大。更重要的，由于城市道路资源开发有限，而机动车数量仍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使得供给和需求呈“反比”式发展，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二）城市规划不尽合理，路网结构总体布局失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多数城市以旧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形成“摊大饼”式的结构布局。这种城市结构的特点是，城市的政治、文化、金融集中于城市的某一片区域，形成城市的中心区，城市道路大都以适应某一区域的需要来布建，这决定了我国多数城市道路均属于这种典型的“树状” 路网结构。它以主路为干，派生出多条仅服务于某一点的支路。干路要为支路合流服务，同时又要担负着商贸交易功能，其效果必然是源头广泛，合流集中，支路不足，干路爆满的交通现象。同时，由于干路又是出入城的基本通道，形成出入城 1 城市交通网 2012年 交通学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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