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极限》读后感

第一篇：《增长的极限》读后感

《增长的极限》读后感

——可持续发展乃正道

以前对于书中的观念和论点，认为不过是平凡的真理。因为当我们谈论起诸如“2012年世界面临末日”、“人类即将灭亡”这一类的话题时，总觉得那是非常荒诞可笑，遥不可及的未来。但是读了此书之后，突然发觉到世界真的是有末日的，并且这个末日竟然离我们并不遥远。突然发现经济增长也并非完全是件好事，不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并且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甚至可以说，增长并非如同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把人间变成天堂，相反的却可能带入地狱。

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从一种盲目的乐观一下子走到了极端的悲观，并且这些想法本身也充满了对本书的误解。常常也能听到大家对此书的争论，反对者的观点正如那些主流观点一样，有人认为“零增长”的观点荒诞不经，将导致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贫困里，也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所谓的“极限”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在书中首次明确的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即增长的极限来自于地球的有限性。全球系统中属于无限制的系统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而属于有限制的系统人口、经济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这样，人口爆炸、经济失控，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反作用于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因此他们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当时正是世界经济特别市西方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达到这一轮增长的顶峰，也处于“石油危机”的前夜，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弥漫着强烈的乐观情绪。《增长的极限》一书的问世犹如当头棒喝，本该把人们从梦中惊醒。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各种批判和质疑，经济学家们更是对此大加鞭挞。

本书中，作者明确指出，人类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外，已经超越了极限，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即反馈环路使全球性环发问题成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在这种环路中，一个因素的增长，将通过刺激和反馈连锁作用，使最初变化的因素增长的更快。全球系统无节制地发展，最终将向其极限增长，以至于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作者对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人口、经济增长、生活水平、资源消耗、环境等变量都做了“精确”的预测，为我们勾勒出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并做出了“崩溃”的预言。在有关资源枯竭一说中，作者注意了人口的几何增长，注意到了土地肥力的下降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更注意到了自然环境所早到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等等。即使某些破坏是可以逆转的，例如恢复土壤肥力，或者是通过技术可以弥补的，但是由于更多的资本将不得不转向满足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工业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进而形成负反馈循环导致人类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这是书中所模拟的崩溃发生的最主要路径。况且，还有些东西的破坏和失去是不可逆转的，例如臭氧层的破坏和全球变暖的趋势，至少目前看来这些不是技术的发展所能够解决的，人类只能通过减少自己的生态足迹来避免进一步的恶化或放缓恶化的速度。技术绝非是万能的。

“全球均衡状态是解决全球性环发问题的最终出路”这是作为全书之结论和主张的解读。作者认为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将不可避免导致人口和工业生产力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但是如果人类决心追求均衡状态发展，那么开始的行动愈早，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在这个问题上，纯粹技术、经济、法律上的措施和手段的结合，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以往的增长”。

正如斯科特·斯洛康布提到——“这本书是以科学的方式对待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它是用模型方法看待全球环境资源问题的第一个重要尝试”。在本书所描述的所有场景中，作者模拟了各种可能性，如人们增长会保持在何种速度，如果资源的消耗速度能降低到多少，如果技术进步能达到什么水平。。。指出在这些可能的状态下，人类的经济增长会不会持续，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模拟结果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如果人类不能约束自己的贪婪欲望和增长速度，最终的崩溃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地球面临的挑战可以简单概括为：要达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提高这个世界上穷人的消费水平，同时减少人类总的生态足迹。因此必须要有技术的进步、个人的转变以及长期规划的视野；必须要有超越政治疆界的更高的尊重、关切和分享。这即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也需要付出几十年的努力才能达到。所以需要全世界的共同携手合作。

第二篇：增长的极限读后感（范文模版）

《增长的极限》读后感

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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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下着雨的周末，我读完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这是一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好的书。它首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对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和警告。当时正是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达到这一轮增长的顶峰，也正处于“石油危机”的前夜，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弥漫着乐观情绪。但是作者基于当前的和历史上的实际数据，对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人口、经济增长，生活水平资源消耗，环境等变量等都做了精确的预测，为我们勾勒出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并做出了“崩溃”的预言。但是，作者们并非是进行单一的预测，并没有预言“崩溃”一定会发生，而是模拟了未来世界发展的各种可能场景。在多个模拟场景中，如果人类社会照目前的发展模式发展下去，如果国际社会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过于迟缓，“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这在今天看来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作者丹尼斯·米都斯在研究过程中用world3模型预测了未来世界的人口增长、粮食增长、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其中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增长与现实完全吻合。作者写书的时候正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方社会的主流学者都对未来的发展抱着乐观的信心。直到一年后的石油危机，那些主流学者和政治家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更多人还是对有增长的极限这种说法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丹尼斯·米都斯用大量的数据和模型说明了人口、粮食、资源消耗等的增长是呈指数型增长，而非线性性增长。如果人口、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增长是按照这种模式一直持续下去，那么世界将会“灾难性的崩溃”。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始终以发展经济为第一任务，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都是惊人的。据统计，中国现有煤炭的探明储量为818亿吨，石油为25亿吨，天然气为5.4亿吨。以2000年为起始点，到2020年，中国年需煤炭16亿~18亿吨，20年累计需247亿~248亿吨；石油年需5.5亿~6.4亿吨，10年累计需85亿~92亿吨；天然气年需0.6亿~0.7亿吨，10年累计需9.2亿~10亿吨。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70%和50%。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严重的资源瓶颈使中国经济面临极限。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资源消费大国。中国应该正视资源危机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跟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对话，而不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对国内的矿产资源竭泽而渔，以致最后造成得不偿失的战略性错误。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现有的资源。

从《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留给我我们的路只有一条——

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以制订长期的环境对策，帮助国际社会确立更加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经过3 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该委员会于1987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经过充分论证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在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提出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的角度引导到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相结合，体现了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认识上的重要飞跃。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去衡量综合国力，使综合国力竞争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框架内，从而适应社会、经济、自然协同发展的需要，就必 须从观念、作用、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综合国力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显然，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内涵决定了在提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是关键手段，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基础，经济系统的健康发展是条件，社会系统的持续进步是保障。

当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既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也使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综合国力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难度。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都无法回避科技、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同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因而详细考察这些要素在综合国力系统中的功能行为及相互适应机制，进而为国家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尤为重要。

以上是我读过《增长的极限》一书以后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观点不够完善，可能有些观点比较片面，但都是我的心声。

第三篇：《增长的极限》读后感

技术发展的双面性

——读《增长的极限》第四章有感

马文.贝克如是说：“这本书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促使我思考地球的有限性以及以现有速度开发资源的不可持续性”。读了这本书，虽然思考的高度没有这么高，但是也开始思考我们的地球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其实，一直以来，末日这个话题就从未从人们的话题中退出过，只不过从前的我们，当谈及“2012世界末日”，“人类即将灭亡”诸如此类的话题时，总觉得那是非常荒诞可笑的，遥不可及的未来。但是现在，特别是近两年来这个话题似乎不再只是科学家和国家领导人该思考的问题，它甚至已经搬到了平常老板姓的饭桌上。

读了这本书，更加觉得世界末日似乎就近在眼前，经济的增长并非完全是好事，不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并且会给人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甚至可以说，增长并非如同人们想象的把人间变成天堂，相反的却可能带入地狱。

同样道理，技术进步指引世界去天堂的路上时，也把世界带到了地狱的门口。一直以来，似乎我们就只看到了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却忘了我们为技术进步带来先进的同时付出的代价。

以核技术为例：核技术的掌握提高了即将来临的矿物燃料资源的极限，假定“无限的”核动力使可以利用的资源储量翻一番，核能会使广泛的再循环和代用计划成为可能，看起来这样似乎确实没有发生资源短缺，但是随之而来的严重的污染问题却又引发一系列另外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控制污染。显而易见的是技术和经济的限制注定了污染不可能完全消除，并且在经济 上，控制污染的费用随着排放标准变得更加严格而上涨。假使控制污染政策有效，资源短缺和污染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可是过分的方式仍起作用，这时发生崩溃的首先是粮食短缺。

然而杂交技术的掌握提高了即将来临的粮食危机的极限。人们有恃无恐，开始大量征用土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最后达到了可耕地的极限，那时人口继续上升，粮食产量降低。人们迫不得已，工业又开始转向农业，最后人均工业产量开始降低。当人均粮食下降到口粮水平以下时，死亡率开始上升，导致人口增长的终止。于是，人们又开始纠结于增加粮食产

量和控制人口生育的问题。人们单用技术上的解决，已经延长了人口和工业增长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排除增长的最终极限。

这就像我们平常做错事，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时，我们总会千方百计的想尽办法来弥补这个损失。尽管最后减小了损失，可是我们不能自欺欺人的说损失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为之所做出的努力，毕竟损失减小了。同理，不管技术如何先进，如何重要，在推动人类文明的同时，它必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而这个副作用的存在还是会导致增长的极限，只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这个时间的到来。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技术发展为人来带来的文明。正如谢拉俱乐部的座右铭：“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盲目的进步”所说，我们不应该把技术发展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辩证的看待它，要让它在可持续的发展下发挥最大的作用。

以前只知道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方便，于是我们就心安理得的享受着这份方便，却从未想过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来的一系列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读了这章节，让我了解到了科技背后隐藏着的危险，开始用不一样的视角来解读我们的文明。

第四篇：《增长的极限》读后感

《增长的极限》读后感

黄德荣

《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是由非正式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所提供的第一个研究报告。1972年发表，现已卖出了三千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该报告分为指数增长的本质、指数增长的极限、世界系统中的增长、技术和增长的极限、全球均衡状态五部分，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它向人类发出严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时代；有限的资源正消耗殆尽；环境污染正趋于严重；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已开始威胁人类的文明与生存；100年后经济将会停止，可行的办法是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增长，以达到“零增长”的全球性均衡。

当下，人们越发觉得罗马俱乐部所关注的资源耗竭问题已迫在眉睫，世界开始对铝、铁、石油、粮食和其他自然资源日益逼近的短缺忧心忡忡，对即将到来的岁月充满忧虑和暗淡感。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观点属于未来学中的悲观派，就人口、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近期变化趋势看，恶化势头确实存在。引发笔者的思考：

人口迅速增长，地球不堪重负。英国教士、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 Malthus）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进步的影响》认为：食物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在将来也是如此；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稍微熟悉数量的人就会知道，前一量比后一量要大得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报告，世界人口数量自2005年以来增加了10亿，已达76亿人，预计2030年将达86亿，2050年将达到98亿，2100年将达到112亿。众多人口，地球不堪承载之重，可能出现马尔萨斯预言的通过战争、灾荒、瘟疫等手段，恢复平衡食物与人口的平衡，这将是一场灾难。人口应该有所控制。

淡水供应紧张，水源危机来临。水同能源、土地资源一样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活动所不可缺少，很久以来淡水唾手可得，现在许多地区淡水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粮食生产的重大障碍。《2017年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发发展报告》当前世界上有2/3的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地方。未来数年，淡水的供需矛盾呈恶化趋势，随着干旱和洪水发生的频率加快，将改变全球水资源的分布，由此带来的干旱将影响很多地方的在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水是生命之源。缺水，生命难以延续。因抢夺水资源，局部地区有可能存在战争的危险。生命受到威胁。

农田面积减少，土壤侵蚀加剧。土地是自然资源中最为基本的资源，是一切生产的源泉，由于矿物资源量不断减少，使得剩余的土地变得尤为宝贵。自从有农业以来，农田面积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基本适应，但据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农田面积增长速度不到0.3%,80年代跌到0.2%,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本世纪1/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农田日益减少的国家。农田面积的下降影响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造成粮食供应的巨大压力，最为严重的则是日趋严重的土壤侵蚀，因为它足以摧毁整个农业生产的基础，危及到人类生存。集约耕作和深翻土地的办法，虽可增产，毕竟是短期的。长远看这种办法将使土壤侵蚀进一步加剧，一旦土壤耗竭，庄稼缺肥，人们赖以生存和源泉即告中断，后果不堪设想。

森林面积下降，植被严重退化。森林尤其是天然热带林被称作“地球之肺”,自然全球天然林资源的消失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天然林面积每年减少1370万公顷，其中1290万公顷是热带林。照此速度采伐、破坏热带林，对生态环境本已十分脆弱的地球而言，无疑致命一击。森林是生命支持系统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库，能够向人类提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产品，对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维护生态平衡十分重要。森林植被是反映地球“健康”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在斜坡地上没有林木会使泥土加速流失，土壤侵蚀，土地生产率降低和洪水泛滥。在砍伐森林超过林木再生的地区，大气中的CO2浓度增加，最终导致地球变暖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生物种类锐减，灭绝速度加速。生物种类多样性是自然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和顺利运行与演化的重要条件，当前生物品种的缩减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世界每年有达千种的动物灭绝。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发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失去“阳光明媚的春天”,这部著作在全球引发了人类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某一物种的消失决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商业损失，而是更为严重的无法弥补的生态损失。它表明生物进一步进化的池塘正在逐渐枯竭，自然生态系统正面临一场深刻危机，因为任何一个生物种类的灭绝都有可能导致有关生物整个群落的彻底摧毁与衰落。

税收的增长也有限度。税收来源于经济，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税收的增长也就受到制约。按照税收义务说，每个组织或者个人，只要享受了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纳税就是一种义务。政府在设计税种的起征点的时候，不宜把起征点订得过高，应该让更多的单位和个人都承担纳税的责任，而不是光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税率不宜太高，不要让纳税人觉得税负太重。另外政府在制定税收目标的时候，要考虑社会发展的实际，指标不宜太高，以免竭泽而渔。

第五篇：《增长的极限》一书读后感

《增长的极限》一书读后感

《增长的极限》一书读后感

擦肩而过而又受益匪浅的一本书

读《增长的极限》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重复的，但真理可以———特别是当真理被既得利益所否认而被新的信息所证明的时候。”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四位年轻科学家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本书震惊了世界并畅销全球。

记得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让各系的优秀教师开办讲座，以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山大经济系蔺子荣副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当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正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时间就是金钱”之类的口号由南渐北，风行一时，我辈自然无法理解《增长的极限》，也觉着蔺子荣老师讲座中的某些内容未免有些杞人忧天（蔺老师讲座中谈到一个人一生要呼吸多少立方空气、吃掉多少吨食物、喝掉、用掉多少吨水，都接近天文数字）。

参加工作后，一次出差的机会，偶然看到《增长的极限》一书，顺便买了一本，胡乱翻了翻，认为那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恐慌，距离我们还很遥远，就扔在了一边。

年底，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刘光溪回鲁探亲，交谈中，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的压力，都表示了忧虑，我便重新阅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发展学的经典原著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和32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差别，但“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的问题仍然萦绕在人类面前。

3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又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世界应该重温一下《增长的极限》了。1972年做出的预言到现在变得那么更加真实、可信，然而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些预言，世界已经浪费了30多年的宝贵时间而没有采取行动。

3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许多实业家、政治领袖以及第三世界的创业者都站出来对增长极限的观点表示愤怒。但是，事实终于证明了关于全球生态制约的观念并不是荒诞不经的，这些的的确确限制了实物增长，并且对我们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选择的政策能否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只有有限的能力能在短期内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利他的但却对一些重要角色不利的措施来对这些限制做出反应。

《增长的极限》再次拉响了警报，号召我们在为时已晚前采取行动。冰盖正在融化，新鲜水源正在消失，鱼类和森林正在枯竭„„尤其对于身处工业化进程高速进行的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负担、高速的工业增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更为我们未来前进的征程平添了几许阴霾。

党中央高瞻远瞩，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总结大会上，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紧接着，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首次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对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不协调问题，一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太大、资源消耗量太大。以提出科学发展观那一年为例，gdp为1.4万亿美元，占世界4%，但原油消耗2.6亿吨，占世界消耗7.4%，原煤消耗16亿吨，占世界消耗31%，钢材消耗2.46亿吨，占世界消耗27%，水泥消耗8.5亿吨，占世界消耗40%。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没有明显改观。gdp达到21万亿人民币，占世界的5.5%，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其中，钢材消耗占世界消耗30%，水泥消耗占世界消耗54%。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的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中，我们必须了解到自然资源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限制，人类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破坏，只有了解了增长的极限，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

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崩溃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它已经进入公众谈论的话题，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假设性的和学术化的概念。

《增长的极限》猜测，后过度冲击的后果才能被更清楚察觉，20年后，过度冲击的事实才会被普遍承

认。该书中的模拟场景表明，21世纪的第一个仍将处于增长的阶段，这跟此书30年前给出的模拟场景是一致的。该书对1970～这一时期的预期，已经正确了30年，所有人必须再等，才能得到结论性的证据来证明谁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说《增长的极限》所做出预言在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家并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的话，那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及时实现了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成功转变，避免了指数增长的危机，也就实现了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今天的中国社会兼跨着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个时代。我们的挑战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的多、艰巨的多。人口、资源、粮食、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犹如重重枷锁禁锢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如《增长的极限》所做出的判断一样“允许指数增长持续时间越久，保持最后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越小。”①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必须追求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哪里？虽然，全党全社会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列为了一项战略任务，但我们的现实条件又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多大的空间？即使从现在开始，我们努力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双重效益。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超稳定的社会，原有的社会惯性仍将难以逾越。在国内外各家媒体上报道出来的以环境破坏换取经济增长的新闻屡见不鲜。从微观层面来说，是由于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落后，目光短浅、利欲熏心；从中观层面来说，是由于法制、制度建设不健全；从宏观层面来说，则是由于难以克服的社会惯习（特别是政绩观）所至。因此，在全党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如果我们再将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中国会不会因为“马太效应”而背负起西方国家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在全球资源、环境差距不断加大的今天，中国面对的危险和挑战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当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在中国准备“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但在西方国家不断将原有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模式输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权衡现实发展与持续发展的利害？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