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境外投资现状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

第一篇：我国境外投资现状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

我国境外投资现状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

摘 要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企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文章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针对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技术采取型、资源开发型四种境外投资类型，提出构建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扶植力度，明确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关键词 境外投资 投资模式 框架构建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基本情况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 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 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 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 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 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 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

我国境外投资现状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

摘 要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企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文章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针对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技术采取型、资源开发型四种境外投资类型，提出构建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扶植力度，明确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关键词 境外投资 投资模式 框架构建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基本情况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 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 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

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 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 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 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 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

我国境外投资现状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

摘 要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企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文章介绍了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的基本情况，针对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技术采取型、资源开发型四种境外投资类型，提出构建多层次的管理模式，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扶植力度，明确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关键词 境外投资 投资模式 框架构建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基本情况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 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 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 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 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 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 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

第二篇：我国境外投资所得税制度评析

我国境外投资所得税制度评析(1)

关键词:境外投资/所得税/纳税主体/税收抵免/税收优惠

内容提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应当有适应这样的战略的转变。在纳税主体方面：居民企业的确定应以成立地标准为主，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受控外国公司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在税收抵免方面：我国税法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将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全面实施税收饶让。在税收鼓励方面：我国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资源、品牌和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的导向性政策，允许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相互弥补。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增长迅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XX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XX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截至XX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要素秉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察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要素秉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投资就会大量出现。[1]经合组织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资又对外投资的国家,则会因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显著的贸易增长。[2]由此可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法制包括税制应当适应这样的转变。

关于境外投资的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实际管理机构作为居民企业的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将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居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纳税人就可以选择企业的注册成立地以规避居民税收管辖权。如我国的居民企业在境外的避税港设立企业，通过国内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企业，就可以达到逃税的目的。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兼采的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上述避税港的企业仍被视为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标准也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共同推荐的解决法律冲突的选择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确立此标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这一标准应当是补充适用，不应当和成立地标准并列适用，否则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尽管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存在多项选择，但采用注册地标准的国家多将管理机构所在地作为补充适用的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增加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平心而论，如果外国法律将在我国注册成立的企业都定性为居民企业，我们也难以接受。其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实际管理机构界定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存在困难：在法理上，管理机构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与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实际管理机构是营业机构还是决策机构，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实际管理机构是指母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还是子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我国税法也指代不明。根据1983年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跨国公司是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可见跨国公司本来就是所有成员企业都在统一的策略下经营，如果对实际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将都可以被界定为其母国的居民企业。这恐怕不应该是国际法制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应当将注册成立地和实际管理机构地并列作为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而应当将注册成立地作为首选标准，其他标准只能是补充适用；鉴于实际控制机构难以确定，我国可以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即法人国籍的确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资本实际上被哪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据资本控制者的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资本控制标准的适用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逃避我国的税收居民管辖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也作为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并非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这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类似：任何组织只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即具备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三条件，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此规定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既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法》就不能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此规定也割裂了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人）和民法上的独立责任主体（法人）的联系，使无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承担税法上的完全义务。此规定还剥夺了我国到境外投资的企业税负公平原则下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二○○九年《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的所得按规定弥补。按上述规定，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所以其利润不可能冲抵其境内总公司的亏损，其亏损也不能抵消其境内中公司的利润。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可以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税法应当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因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各类法人也都应当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对延期纳税制度消极后果的纠正。美国1954年起对本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的国外所得实行延迟纳税制度，即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在汇回国以前不予征税。[3]该制度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税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业不但能够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如其将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的基地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受控外国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该条款规定，受控外国公司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并缴纳所得税。CFC法规既考虑了境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仿效。至XX年，已经有22个国家制定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4]我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CFC的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此利润应当归属于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为税率明显低于25%的标准？芬兰、葡萄牙规定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60%，西班牙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75%，德国的标准是低于本国税率25%。另外，我国税法也需要对控制标准、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利润等作明确界定。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决分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间接抵免是解决子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所以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经济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我国长期没有间接抵免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却有间接抵免的条款。我国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协定规定了间接抵免，我国和新西兰的协定只规定对方企业可以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中国和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协定则规定只有中方企业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规定了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多层间接抵免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第一层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二层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第三层是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上述规定将20%的持股比例作为间接抵免的条件，与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不符。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规定的间接抵免的条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税收协定和中韩税收协定都是如此。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为对股份比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经是相当高的持股比例；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达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国法律也规定，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时可进行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就可以多层间接抵免。

抵免限额根据限额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不同，分为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分项限额法与不分项限额法，我国采用分国不分项限额抵免方法。[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但，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操作复杂并且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居民企业在多个国家投资，需分别计算出居民企业来自每一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当居民企业设在几个境外企业都有盈利但税率不同时，其抵免限额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境外投资企业总体税负增加。另外，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企业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比率抵扣，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不统一。我国可建立综合限额抵免制度，将纳税人获得的所有不同国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1918年最初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业海外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国实行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选择制。目前美国实行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不分国综合限额抵免法，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分为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得九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日本实行的是更加优惠的综合限额抵免法:在综合限额的计算上将亏损国排除，这可增大抵免限额，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税负。

超限抵免额和亏损弥补只能向后结转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允许超限抵免额向后结转5年，与他国家相比，这对纳税人的补偿不够充分及时。日本和美国都允许同时向前与向后结转，给予纳税人充分及时的补偿。美国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5年抵免。日本企业在国外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超过或未满当年抵免限额时，都可以向前后结转5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亏损只能向后结转弥补5年，不能向前结转弥补，也不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降低经营风险。其他国家的亏损抵补通常包括向前结转和向后结转两种方式。向后结转，指用结转对外投资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如韩国为3一4年，美国为5年，德国对亏损向以后结转甚至没有时间限制；向前结转是指企业发生海外经营亏损时可退还前几年所得已缴的赋税来补偿其亏损，如美国结转弥补的时间定为3年，德国、日本、加拿大结转弥补的时间为1年。美国税法规定，海外企业在一个出现经营亏损时，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也可向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国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不能以境外纳税资料、纳税凭证为依据。此规定的失当之处在于各国的成本、费用具有不具备可调整性；境外企业为满足上述要求须准备两种帐本，导致成本增加。多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的规定核定成本费用，无需按母国法律调整。国际商会在《国际投资指南》中对域外管辖权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指南建议母国不应扩大适用其国内针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行为的法律、指令和法规，不应干涉东道国的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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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企业境外林业投资现状分析与建议论文

摘要：通过对我国企业境外林业投资的现状分析，总结我国企业对外林业投资的若干特点，以及林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主要问题。从政策、财税金融、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林业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境外初步打造了多层次、宽领域的林业投资合作平台，促进了我国林业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林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支持。

１开展林业投资合作的发展阶段

我国企业跨出国门，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起步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约有３０多年的历史。从时间跨度和投资规模上大体可分为２个阶段。

１.１林业企业包袱沉重

无奈走出国门寻求生存之路阶段从企业的属性看，这一阶段走出去的企业主要以东北森工企业为主，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森工企业、尤其是东北国有林区，由于长期森林资源过度消耗，入不敷出，森林采伐量锐减，仅黑龙江森工企业木材产量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２６０万ｍ３骤减到１９９８年的６７０万ｍ３［１］，加上国家投入不到位等多种因素，导致森工企业处于森林资源危机、林区经济危困的“两危”局面。林业职工的生路和企业发展两大问题迫使形成了对外投资合作、向外延伸、开展境外采伐的思路。这一时期，主要利用国家的援外资金，或是企业通过贷款等渠道，资金投入一般在３０００～８０００万元人民币①。森工企业率先在赤道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苏里南等国家开展林业投资合作，龙江森工、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主要在具有地缘优势的俄罗斯开展森林采伐作业。

１.２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

主动走出去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大变革，企业实力得到了很大提升。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企业间相互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各国在生产过程中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规模有效配置；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加强，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我国企业经过深化改革，企业转型，摆脱了３０年来旧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加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免税负的扶持政策，给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随着林产工业不断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刚性需求，再一次激发了企业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决心和信心。这一时期与第一阶段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不再是林业企业孤军奋战，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中粮集团、中航国际等一批实力较强的大型国有企业也瞄准了林业领域，通过购买、租赁等形式开展林业合作，进行资本扩张；林业企业通过独资、合资等多种渠道融资，以股份制或国有加民营的形式主动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和跨国经营；一大批私营企业也跻身于境外林业投资合作［２］。且此阶段经营绩效明显好于第一阶段。

２现阶段开展林业投资的新特点

２.１林业对外投资合作步伐明显加快

随着国家鼓励“走出去”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效应逐步显现，我国境外林业投资合作步伐明显加快。截至２０１４年底，中资企业在俄罗斯、非洲、东南亚、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林业投资合作租用和购买林地达６１００万ｈｍ２，实际投资２０亿美元。大中型投资合作项目１７８个，分布在１８个国家，输出劳务人员约１万人，雇佣外方人员近３万人②。

２.２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主体结构多元化

近年来，除传统森工企业外，私营、国有、混合所有制等不同类型企业纷纷走出去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如中粮集团、中航国际、中国诚通集团、中林集团、内蒙古森工集团等一批实力强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为拓展自身发展空间，通过购买、租赁森林资源等形式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引领辐射功能较强的跨国公司，企业跨国经营路径日趋成熟，抗风险能力及社会责任意识逐渐增强。

２.３对外投资合作开展合作的方式发生重大转变

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由过去企业直接投资购买或租赁森林资源向收并购、合资合作、资本运作、战略联盟、股权置换等多种合作方式转变，由过去单一的采伐及粗加工向采伐、精深加工、物流、贸易一体化转变，境外木材工业园区建设正在快速兴起。

３开展林业投资现状

３.１企业数量及国内分布

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底，实际发生境外林业投资合作采伐加工及相关国际贸易类的中方企业有１６７家②。１６７家企业分布于全国１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含计划单列单位），企业数量排名前５的省份为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山东、江苏。民营企业分布于全国１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企业数量排名前５的省份同上。黑龙江省的境外投资民营企业数量为７６家，占到民营企业总数的４８７％（图１）。境外投资合作的企业数量与国内林业产业的分布呈现正相关性。在境外从事森林采伐及贸易的中资企业主要来自以下两个地区：一个是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等与俄罗斯地理位置毗邻的省份，其中黑龙江省是我国传统林业产业大省，森林资源丰富，与黑龙江省一江相隔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这种地缘优势使得黑龙江、吉林以及内蒙古从事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企业数量众多。二是来自于江苏、山东等国内林业产业发达地区的企业。这些省份虽然自有森林资源并不丰富，但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带动了地区的木材加工业发展，对木材等资源的需求量较大，为保障资源供给，一些企业开始开展对外林业投资合作，以控制上游资源，形成产业链。图１全国境外投资采伐加工类企业数量国内分布Ｆｉｇ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企业的类型分类

１）按所有制分。在１６７家统计企业中，民营企业（含国有参股）１６２家，占全部统计企业的９７％①，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主体，这与林业投资合作项目周期长的特点以及民营企业经营灵活的优势相关。２）按行业类型分。林业企业（包括生产、贸易涉林企业）１５６家，占全部统计企业的９３４％；非林业企业（主营业务非林业企业）１１家，占全部统计企业的６６％①。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混合并购，能有效分散风险，为企业进入其他行业提供途径，是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国内非林业行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近年均对境外林业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反映出企业对该类林业项目具有较好投资回报预期［３］；同时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成效的体现。

３.３企业数量及国别分布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６７家中方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达１７８个①。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欧洲、非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１８个国家。从投资的地区和国别看，国内企业投资的集中区域主要是我国周边国家，如俄罗斯、老挝、柬埔寨，以及非洲森林资源富集国家，如加蓬、刚果（布）等。从图２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地区几乎遍布全球，围绕着森林资源分布丰富地区都有投资行为。其中，林业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合作的项目达到１３７个，占总项目数的７７％。按境外企业的数量排名，投资国别依次为俄罗斯、加蓬、加拿大、老挝、柬埔寨、美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刚果（布）、贝宁、圭亚那、赞比亚、玻利维亚、格鲁吉亚、喀麦隆、越南、埃塞俄比亚、英属维尔京群岛等，这些都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３.４企业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组织形式

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林业投资的形式主要有３种：境内企业在投资国直接设立新企业；境内企业并购国外企业部分或全部股权；境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开发建设［４］。由此形成“独资”、“合资”、“合作”等组织形式。按投资项目统计，“独资”形式的企业占４７８％；“合资”形式占３５６％；“合作”形式占１６６％①。

３.５开展林业投资合作项目特点

１）投资大。林业境外投资合作项目多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所在国也是位于远离基础设施条件优越的地区，要投资该类项目往往需要比其它行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因涉及多重因素，往往需要自行开展道路、桥梁、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同类项目投资在国外一般比国内要大的多。２）周期长。林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由于林木需要一定的经济生长期后才能被采伐利用，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林业投资一般周期较长。３）投资回报不高。由于投资大、周期长等各种因素影响，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回报不高。我国进口木材数量上一直受制于国外木材供应商，在价格上也难有话语权，木材贸易量虽然快速增长，木材经营利润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４）风险大。由于国际经营环境及管理的复杂性、林业项目自身的不确定性，境外林业投资合作面临较大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境外融资风险、投资决策风险、政府监管及服务风险、境外投资保护风险、投资环境风险等［５］。此外，林业投资合作所在国多是欠发达国家，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健全等众多限制因素，以及国际上将森林问题政治化等因素也都增大了企业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风险。

４存在问题

４.１民营企业融资困难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我国企业实力逐步增强，走出去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企业日益增多，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于民营企业的信用状况、财务状况、融资担保能力等方面的欠缺，融资困难成为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６］。２０１２年，国家林业局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支持林业发展合作协议》，重点对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开展境外森林资源开发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协议签署以来，已对中林集团、中航林业、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等企业的境外林业投资合作重点项目进行了贷款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境外林业投资合作项目贷款难的问题。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境外林权不能抵押、林业项目贷款期限短以及企业自筹资金比例高等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４.２手续繁难消减政策支持力度

企业要获得外贸发展基金、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合资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经过不同渠道层层申报，耗时长，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以现有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政策为例，虽然政策的制定和出发点很好，但由于享受该项政策需要从投资审批、外汇管理、项目备案、林地租赁、生产设计、采伐、加工、运输、报关等等一整套完整手续的审核，填写一套十分专业的申请表格，企业才能享受到该项政策支持。而企业境外林业投资合作项目周期长，若完全按照要求去实施，则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时间。因此，许多民营企业的手续并不是十分健全和规范，很难享受到该项政策支持。

４.３企业维权困难

目前，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国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环境较差，存在政策不稳定、透明度差、执行力弱以及政治风险等问题，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难以保证合作的可持续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权益受到损害，而企业身处他乡，自身力量微弱，当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却无力维护。

４.４服务保障体系不健全

走出去开展林业投资合作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对外投资合作开展境外合作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差；企业对合作国的法律法规、政策、投资环境等各方面情况研究不够，森林资源底数调查和规划设计等基础性工作不实，项目本土化程度不高，有效规避政策调整变动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市场和经营风险能力不强；在森林问题日益政治化背景下，企业对大局发展趋势及宏观研判能力不够［７］。因此，迫切希望在技术支撑、人员培训、信息服务、双多边合作、宏观指导等方面得到支持，而我国针对企业在外进行投资合作的服务保障体系尚不健全。

５建议

５.１强化政策扶持

一是实施重点国别（地区）战略。制定境外林业开发利用合作规划，从全球森林资源供给的资源性、地缘性、投资环境和双边关系出发，进行国际产业布局，明确开展境外森林资源合作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依托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序引导企业赴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林业投资合作。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发展基金等，引导企业赴非洲开展林业投资合作。二是培育龙头企业，支持集群化“对外投资合作”。培育一批国际竞争力强、市场占比高的林业跨国公司，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增强境外资源掌控能力和贸易话语权。按照市场规则，平等互利、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优化国别布局和产业定位，鼓励开展境外木材加工园区建设，推动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合作。三是建立境外森林资源开发和培育基地。积极推进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示范园区建设，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国家建立境外森林资源开发和培育基地，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

５.２强化财税金融扶持

一是加大对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资金扶持力度。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规模。对境外林业投资合作园区建设予以倾斜，对企业在境外购买或长期租赁林地、前期开展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以及项目实施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给予适当补助。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加强政策性信贷支持，完善融资担保机制，降低林业走出去项目贷款抵押条件，允许使用境外林权进行贷款抵押，延长贷款期限，增大贷款额度，化解林业走出去贷款难问题。三是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加大政策性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保险支持力度，创新保险品种，提高服务水平，鼓励保险机构根据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保险产品，帮助企业抵御外部风险［８］。四是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采取财政资金支持的方式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五是加大林业对外援助力度，发挥援外资金的先导带动作用。对与我国林业经贸关系密切，森林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林业物资、设备、项目援助，既能带动企业走出去开展林业项目合作，又能带动我成熟适用林业技术、设备走出去，为我企业境外开展林业投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５.３健全服务保障体系

一是强化双多边机制。国家通过高层对话和双多边合作等渠道，为企业争取发展空间。改善我企业在资源国的投资贸易环境，逐步解决办理劳务手续难、费用高的问题。加快签订和落实多双边税收协定，加强对外税收磋商和合作。二是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处理安全事件。商务部已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提出了境外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理程序等，切实保障企业及人员的合法权益。三是派遣驻外林业官员，协调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有关问题。参照德国等林业发达国家的做法，向俄罗斯、巴西、加拿大、非洲等重点国家和地区我驻外使（领）馆派驻林业参赞，指导、服务我企业开展林业投资合作，使我国企业全面了解目前所处的外部环境，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盲目性，增加境外投资的可行性，协调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树立和维护良好国际形象。四是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健全统计制度，完善监管规定，建立政府层面公共信息平台，提高咨询服务能力，加强培训力度，鼓励并支持建立林业投资合作商会，协调解决对外投资合作出现的各种问题，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６结语

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境外林业投资已取得一定成绩，但综合来看，企业开展境外林业投资合作的规模和水平依然处于较低层次，“走出去”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道阻且长。国家层面，财政、税收等扶持政策尚不完善，还未建立起林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金融扶持体系，支持手段单一。如何全方位、多角度、量体裁衣地针对林业对外投资开展扶持，驱动并保障企业，特别是中小林业企业“走出去”开展稳健的可持续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实践。

参考文献：

［１］国家林业局．中国林业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５．

［２］管志杰，公培臣．中国林业对外投资区域选择：可持续发展的视角［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９（６）：２０－２４．

［３］李文军．走出去林业产业贸易的新常态［Ｊ］．中国林业产业，２０１５（２）：３．

［４］刘超．林业企业对外投资研究［Ｊ］．林业经济，２００６（１０）：７２－７４．

［５］红霞．中国境外投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Ｊ］．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６３－６７．

［６］松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政策及投资优势分析［Ｊ］．港澳经济，２０１５（１４）：１１．

［７］李亚卿．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路径选择及学理分析［Ｊ］．当代经济，２０１４（８）：５６－５８．

［８］赵琼．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对策研究［Ｊ］．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５（１０）：５９－６１．

第四篇：我国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宏观管理上的策略

我国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宏观管理上的策略

国家财政政策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文化服务产品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强大的原动力和冲击力。

文化产业目前已成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文化产业通过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能够创造极为客观的经济价值，起到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要作用。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虽然为人们普遍看好，而目前仍然存在文化产业能不足等问题，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文化产业投资政策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现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加大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第一，降低准入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环境。我国目前一个比较尖锐的矛盾是：一方面是大量的文化产业项目缺少投资而不能实施，文化市场需求被大量放空，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投资无法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与我国文化产业巨大的投资需求相矛盾的时文化产业准入的高门槛政策。民间投资进入文化尚有种种限制，这不仅体现在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市场准入条件上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我国对民间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区别对待上。为了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广开投资渠道，首先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支持民间力量投资文化项目。实现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让市场咋长期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主要和关键作用。

第二，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文化产业既是一个高利润行业，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因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还涉及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根据我国的情况，应当政府牵头，吸纳各个方面的资金，建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或成立文化产业方面的专业信托投资公司，加强对文化产业风险较大领域或项目的投资支持，着眼于资本的作用，投资于风险大但效益也大的项目。

第三，引导金融介入，建立银行业对文化产业投资的信贷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探讨建立银行业对文化产业投资的信贷机制，是实现我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也是金融业介入文化投资的一个主要途径，随着以信用交易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成长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进行社会集资等直接的融资方式解决资本短缺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产业的融资还有着广阔的空间。

第四，积极牵线搭桥，加大文化产业引进外资的力度。文化产业要真正做强做大，必须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通过吸引外资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外资引进吸收国外发达国家我在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第五篇：当前我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渠道简介

当前我国境外金融市场投资渠道简介 2008年以来，大陆A股从6000多点一直跌到目前的2000多点，这一结果导致基本所有进入股市的散户都损失惨重。相比较之下，美国股市、香港股市则逐渐恢复元气。以香港恒生指数为例，已经由恒生指数最高点时是30000多点，目前已经涨回到了23000点，除去金融危机前的泡沫来看，恒生指数现在的点位是完全正常的。但A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尽管在中国GDP增速保持8%的增速的前提下，却依然增长乏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完全失去了信心，彻底退出这一市场；另一部分投资者则看到了国际市场上的机会，想到国际市场上把失去的再赚回来。但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仍然没有放开，想到境外金融市场上投资并不容易。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到国际市场去投资。因为大部分国内金融机构并没有开展境外投资的业务。

中国入世时曾承诺到2015年时将全面放开金融市场。这意味着2015年时，境外金融企业将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大陆开展业务，大陆居民、企业也可以自由地将资金汇往境外。但那至少是2015年以后的事，目前阶段，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依然十分严格。那么是不是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到境外进行投资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规定了每个人每年有5万美金的限额可以汇往境外。这对真正有钱的人来说的确是有点少，但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还是足够的。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使用亲人的限额，如果一个投资者借用了9个亲人的限额，那么就意味着他可以投资的额度是600多万人民币，足够了。其次，目前我国在个人境外投资方面逐渐出现了解禁的趋势，一个信号就是2012年新出的《温州个人境外投资试行方案》规定温州人的境外投资限额是2亿美元每年，这已经相当于没有限额了。

那么，个人或企业如何进行境外金融市场投资呢？以笔者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个人或企业直接到境外开个账户，然后将钱逐渐汇到境外的账户中进行投资就行了。这一方法对广州人比较方便，因为他们到香港去特别容易，带着证件去香港开个户就可以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找个代理机构。这一方法很多人还不放心，担心代理机构会吞了自己的钱，但实际上没有必要，只要找到正规的机构就行了。以笔者目前对这一行业的了解，目前国内合法正规的机构有2个。一个是以创新闻名的招商证券，另一个是还不怎么著名的巨牛投资（香港）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这两个机构为境内客户代理境外交易账户开户的程序完全相同。大致做法是客户将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及财产来源合法证明材料并签订开户委托协议书，在律师的见证下，就可以到境外开立交易账户了，非常快捷、方便、省心。

那么这两个机构有什么不同呢？从知名程度上来看，招商证券要明显强于巨牛投资。招商银行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机构，客户想到招商委托开户是非常容易的。反观巨牛投资，其在大陆目前仅有5个分支机构，其中3个在广东，一个在成都，一个在南宁。但巨牛投资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巨牛投资在大陆范围内的几个分支机构在当地注册的时候企业性质都是社会经纪咨询类，也就是说，巨牛投资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专业的经纪类公司。而经纪类公司在境外投资方面拥有其他类型企业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要从法律规定说起。全世界的金融类法律法规基本都规定了证券公司不得向客户提供交易指导。也就是说，证券公司不得告诉其客户应该在什么点位买进或卖出股票、期货等。这是为了防止证券公司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欺骗投资者，防止其教唆投资者频繁交易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但经纪类公司作为与证券公司独立的经济实体，其利益与客户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向客户提供交易指导。

其次，要从境外资本市场的特征说起。尽管境外资本市场的收益相对于大陆要高一些，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着较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境外资本市场没有大陆市场所谓的涨跌停板，因而如果投资者没有止损的意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能亏损的很严重。这个时候经纪类公司的重要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一个好的经纪类公司一般都需要有一个优秀的研发团队，这个团队可以对投资者提出专业的投资指导，在市场出现机会时及时告诉其机会再哪里，何时进入，何时退出；在投资者出现一定的亏损时，提醒其及时进行止损，不会伤筋动骨。因而，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巨牛投资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过可惜的是，巨牛投资目前在大陆只有5个分支机构，尽管其有扩大规模的规划，但短期内仍然不能为所有客户方便地提供服务。笔者的一个朋友是成都巨牛投资的理财规划师，应其要求，再此为其做下宣传。其手机号是135开头的，中间是5016，末尾是1043.这样分开写是为了便于审核通过。也可以查看该公司网站，输入巨牛投资（香港）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就可以查到该公司主页了。那么，境外金融市场上到底有些什么好产品呢？

首先，购买境外金融产品的收益相对较高。比如港股与每股都是会分红的，即使持有的股票价格没有涨，但分的红利都是很可观的。这相对于大陆市场上的股票分红要多出很多。

其次，就是购买IPO的新股。在境外市场上，IPO的新股在上市日一般都是要上涨的，因而购买新股基本上市稳赚不赔的投资。而且，以香港为例，其认购新股是以资金比例为认购权重的；而大陆则是抽签决定的，即有钱都不一定能认购的新股。

再次，利用价格上具有高度相关性的产品进行套利。比如玉米与豆粕是两种在价格上相关性非常高的农产品，当它们价格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常时往往意味着套利机会的出现。这个时候买入相对较便宜而卖出相对较贵的产品，在以后二者价格间关系恢复正常过程中，总是一个赚钱、一个亏钱，但赚的总比亏的多，因而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收益，风险非常小。总之，在当前资本依然存在管制的前提下，境内居民是可以做到少量境外投资的。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很重要，比如巨牛投资这样的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选好合作伙伴后，就可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根据自己的资金状况，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产品，严格止损，还是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