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趋势高增长的探析

第一篇：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趋势高增长的探析

近几个月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等呈现出下调势态，对此，很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担忧，认为中国经济极有可能从此滑入慢车道。回首过去，每次经济下调，总会引发出过度的忧虑。1998年～1999年的经济下调（降至7.8%、7.6%），甚至使一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会出现类似美国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目前面对这两年14.8%、14.7%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人们还高呼中国的通货在紧缩。显然，当经济下调时，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过于悲观不可取，要从对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的把握角度去认识短期势态，要分析短期势态会不会改变长期势态。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我国经济的基本趋势呢？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国特定的国情和体制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判断，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还会是高增长。当前的经济下滑属于阶段性调整。

我国经济具有强劲的增长冲力

改革进程中，我国经济尽管出现过阶段性下调，但经过短暂的调整，随即转入高增长，因而总体上呈现为持续高增长势态，而且上冲力异常强劲。

首先，从1979年～2007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8%，在全世界位居第一，比世界总计多出6.8个百分点，同期高增长的印度、韩国、新加坡分别为5.7%、6.4%、7.1%，而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为2.9%、2.2%、2.4%。经济连续29年9.8%的增速应该是奇迹，足以说明其内在的增长冲力异常强劲。

其次，从世界各国一般规律看，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增长率会出现较大幅度周期性递减现象，但我国并没有这样。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总额从4545.6亿元增长到16992.3亿元，此间，经济增长率有5年达到10%以上。及至上世纪90年代，gdp总额1999年增至89677亿元，比1989年增长了4.27倍。经济规模显然急剧扩大，但此间增速并未放缓。进入2000年之后，2003年～2007年连续5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可见，在这3个时间段，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因为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张而降低，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表明中国经济的上涨冲力强劲。

再其次，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冲力强弱不仅要看价值指标，更要看实物量指标。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出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1978年，我国只是棉布产量世界第一，目前煤、化肥、水泥、粗钢、电视机、鞋等都已全世界第一。从1978年～2007年，中国新兴产业产品产量增长倍数远高于gdp增长倍数，比如彩电、冰箱、空调、汽车，分别增长了2.10万倍、0.15万倍、40万倍、0.06万倍。

人口规模“托底”，中国具有举世无双的消费市场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保持长时间高速增长，不可能没有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即便是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也不可能例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消费扩张与经济增长保持了高度的同向性。就总体趋势而言，30年期间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与年均经济增长率差距不大。

目前，就消费量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手机市场（持有量5亿部）、电话用户市场（9.8亿用户）、国内旅游市场（16.1亿人次）、网络市场（2.9亿上网人数）、服装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黄金饰品市场，第三大医疗市场和奢侈品市场。近10年是中国消费扩张的加速期，原来属于发达国家消费进步支撑点的通信产品、汽车、网络产品等成为中国新的消费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经济增长率虽然降至9％，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高达21.8％，超过2007年4个百分点。中国消费急剧扩张有三大成因：一是人口膨胀。30年间人口净增长3.6亿。13亿多的人口规模自然导致基本生存资料需求膨胀长期化。二是工业品物价下降。上世纪80年代通胀特征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同幅双涨，90年代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2000年后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高涨、工业品价格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家电产品即进入价格下降通道。2000年之后，家电产品和通信产品价格加速下调。30年间，商品零售价格定比指数（以1978年为100）仅上涨了2.76倍，远低于gdp和工农业产品供给增速。物价下行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各类耐用消费品进入普通居民家庭。三是居民收入普遍增长。3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按定比计算，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6.3倍。居民收入的增长为有效需求增长奠定了基础。

综合看，中国消费扩张具有特殊的人口基础，物价稳定和收入增长是有效需求增长的基本条件。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人口规模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消费增长起到了托底

作用。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扩张是以人均水平加速提高为基础，中国则主要以人口规模为基础。

中国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

30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始终快速膨胀，从1981年～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31倍，同期gdp增长了50倍。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如此

之快绝非偶然，其成因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公共产品供给拉动。

近年来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使公共产品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年均25%以上的增速，生态保护投资、大江大河治理等投资均保持高速增长。今后这些方面的投资仍会保持高增长。

二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95年～2007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年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市人口增加了2.4亿，如果把1亿多农民工也考虑进来，城市人口总量近7亿。城镇化率的提高必然直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等投资的急剧膨胀。

三是集权型行政管理体制。我国是上级政府直接领导下级政府的国家，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采用了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基本依据的、包含数十个指标的政绩考评体制。其规划的大部分指标都要体现发展速度、投资增长率。这使得下级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考评目标。可见，投资扩张在中国有着坚实的体制基础。

四是最终消费拉动投资。2007年我国与最终消费关联度高的一些行业，投资增长率高达30%以上，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8.5%）、废弃资源和废旧资料回收加工业（120.2%）、房地产业（32.2%）。

上述四个因素，在我国属于长期性因素，是决定投资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其效应不会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波动而减弱。

可见，我国经济高增长是有特殊支点的，而且这些支点的力度未来不会减弱。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处于回调势态呢？

首先，物价上涨抑制了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初期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抑制经济增长。从2004年开始，投资品价格上涨，大部分金属材料都上涨了1倍以上，表面上把gdp推起来了，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但最终却挤垮了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物价上涨人为压缩了消费扩张空间，使人们有限的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生了较大的矛盾，最终在产业终端锁定了产业增长的边际。比如商品房销售，近年来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大部分城市3年内房价上涨1倍以上，大城市房价均已达到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的20倍以上。这显然超过了大部分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挤压了购房支出的扩张空间，从而导致了普遍性的住房销售成交量萎缩，最终结果是房地产业陷入困境。目前很多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购进的高价原材料在国内外产品需求萎缩和价格下调的条件下消化不出去。比如钢材，2008年上半年价格上涨30%多，下半年陡然又下降了40%多，价格大起大落使高价位购进钢材的企业陷入成本消化危机，同时也把钢铁业推入大面积减产、全行业亏损境地。

其次，前期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抑制了经济规模扩大。近两年为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采取了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贷款规模等手段拧紧了货币供给闸口。同时，国家严格审批大型投资项目、加强价格管理。这些措施把流动性的释放锁定在一定区间，限制了所有投资主体的投资规模。在此背景下，自有资金相对充实的企业和政府工程尚可运转，但成长型中小企业则一下子跌入资金融通困境，投资增长率下降。

再其次，发达国家经济大幅降温。近5年来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变就是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2007年已达67%，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5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仍达60%。因此，我国经济难免与世界经济同向变动。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萎缩，大幅度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产出增长速度超出有效需求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是供求均衡增长的结果，当产出扩张超过有效需求扩张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调。近年来，我国产能高速扩张。如化学纤维、纱、冰箱、汽车、电解铝等的产量5年间都增长1倍上。但与此同时，政府消费支出、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的增长均在1倍以内。这实际上形成了阶段性产能过剩。如果此时上游产品价格处于下降或稳定势态，那么，就可以通过较大幅度降低下游产品价格来促成供求平衡，但现实是从农产品、能源产品到原材料都处于价格上涨势态，这使产能过剩转化为增长阻力。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投资增长率的国家，这种阶段性产出过剩阻滞经济增长的情况是每一轮经济周期都有的，比如1989年和1996年两次经济下行。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未消失，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依然稳固，出现阶段性回调是多种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所致，从经济周期化变动规律角度看并不奇怪。由此出发，可以说重新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确有必要，但不能盲目扩张，既要重视困难，又要冷静分析形势，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

第二篇：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趋势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趋势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遭遇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寒冷的“严冬”，经济增速陡然下降，出口大幅下降，不少企业举步为艰，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党和国家审时度势，科学的分析了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果断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使中国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2008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只占GDP的35.3%;内外需失衡,过于依赖外需, 而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失衡, 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区域城乡发展失衡, 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太低。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失衡和粗放扩张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 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带动转变，有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有主要增加物质资源小号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下面重点探讨一下“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是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大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是落实第二个“转变”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地发展服务业才能真正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的转型。当前，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内容早从人们一般所理解的餐饮、娱乐、旅游等拓展到以金融、信息、研发、设计、咨询、法律服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当前的世界经济结构已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服务业已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就业的主要领域，贸易发展的重要内容。

然而，多年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我国GDP 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连发展中国家55%的水平都达不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尤其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仅占服务业的47%，总体水平低，知识含量少，附加值低，竞争力弱，国际市场占有率低。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是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这节骨眼上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市场化、知识化、国际化是快越是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实际的操作中，发展服务业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务求实效地执行，切莫操之过急！首先要从全局出发，从完善规划，健全法制，破除垄断、转变政府职能等各方面共同大力推进体制的改革。然后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要加快服务业的集聚并不断地完善区域的布局；要积极引导和促进产业融合、引导和促进制造业企业服务外部化；要抓紧完善服务业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加大对研发，创新领域的资金投入；以文化产业为突破口提升消费性服务水平；积极地承接服务外包，有序地承接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加强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国家应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维护中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利益。

2010级 社会工作徐启进

第三篇：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探讨

今年1月的一些宏观数据公布后，有些经济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已有回稳的迹象。但也有一些经济专家持相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最坏的时期才刚刚开始。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准确判断经济形势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因此当前的讨论是非常有益的。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今年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

为49.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79%，增幅比上年末扩大0.97个百分点；1月新增贷款高达1.62万亿元人民币。在春节后的前11个交易日内，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20%。有经济专家据此认为我国经济已开始回稳。还有经济专家认为，我国经济最早的复苏迹象在2008年底已开始出现，因为自去年12月起我国钢材价格已经开始上涨，到2月初已经连续2个月上涨，而新增贷款大幅度增加和钢材价格上涨可能是投资活动回暖的信号。但是，有更多的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一是外部需求下降，出口更加困难。今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其中出口904.5亿美元，下降17.5%；进口513.4亿美元，下降43.1%。尽管自去年8月以来，我国已经多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但由于外部环境日趋恶化，我国出口额已经连续3个月下降，且同比下降幅度逐月扩大。

二是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同比持续减少。今年1月，我国实际使用的海外直接投资75.41亿美元，同比下降32.7%，自去年10月以来已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

三是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大幅度下降。1月，全国财政收入6131.61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265.03亿元，下降17.1%。国家财政收入自去年10月出现同比下降以来，除了在12月稍有反弹、出现3.3%的增长外，其他月份同比下降幅度呈现扩大态势。

四是电力需求继续减少。今年1月我国用电量同比下降12.9%，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且下降幅度总体呈现扩大趋势。电力需求持续大幅度下降表明国内经济活动日趋萎缩。

五是价格指数同比升幅急剧下降，通货紧缩的危险不断上升。到今年1月，cpi同比升幅已连续3个月低于3%，其中1月的同比升幅只有1%。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和能源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下降。价格总水平趋稳或呈现下降趋势是总需求不足的表征，也是通货紧缩压力上升的信号。

六是房屋价格继续下降。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9%，已经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降幅比12月扩大0.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2%。

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对佐证经济回暖的数据应该进行深入分析。信贷高增长可能是向存在现金流问题的企业发放短期贷款的结果，而非投资飙升。上证综合指数在春节后的第12个和第13个交易日连续下跌，累计下跌了7.5%。之后，股市一直呈现波动状态，表明股市仍在调整之中。而金属价格不断上涨，可能意味着企业正开始重建去年底大幅削减的库存，而非扩大生产。实际上，今年2月国内钢材价格已经连续两周下跌。

经济增长由下降到回升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国经济发展既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也有自身的规律，而自身的规律是决定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历史的经验和当前我国主要经济数据的变化趋势表明，今年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将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去年下半年我国经济进入景气下行周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急剧下降。这是前几年陆续出台的各项紧缩政策的累计效应，也是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而去年突发的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风暴只是加快了经济下滑的速度。我国经济最近的两次大的调整，分别发生在1989年～1990年和1998年～1999年。前一次调整，经济增长下滑的幅度最大，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3.8%。后一次调整，经济增长下滑的幅度比较小，1998年的gdp增长率由上一年的9.3%下降到7.8%，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7.6%。比较来看，1998年和当前的经济形势更相似，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既是连续几年实行紧缩政策的累计效应，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对经济增长放慢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力图使1998年的gdp增长率不低于8%。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下滑的惯性很大，加上净出口下降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1998年和1999年我国gdp增长率虽经多方努力仍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在随后的2000年和2001年，gdp也只有8.4%和8.3%的增长，明显低于长期均衡增长率。

在经济严重下滑、市场机制失灵、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的时候，政府的经济政

策对决定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持续时间至关重要。针对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急剧下降的新情况，去年9月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充分发挥作用会有一定的时间滞后。况且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0%左右，经济增长主要靠社会投资带动。但是，去年我国

新开工的项目减少，导致今年投资后劲不足，增加了启动社会投资的困难。2008年前3个季度城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1.7%，同比下降22.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同比下降7.8%。虽然第四季度新开工项目有明显增加，但去年全年我国新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投资90886.8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同比下降3.2%。通过综合分析，预计我国经济增长在今年上半年将会继续放缓。

世界经济衰退必然通过贸易渠道影响我国经济

自从2007年8月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崩溃引发大规模信贷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急剧恶化，并于2008年9月爆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当前全球正经历着上一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对世界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经济学家预测，今年前2个季度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将继续呈现负增长，并导致2009年其经济增长率分别从上年的1.28%、0.4%和1.3%下降到-0.9%、-0.3%和-0.7%。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度下降。按照联合国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8年的2.5%下降到今年的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今年世界经济仅增长0.5%左右。因此可以看出，今年将是世界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经济衰退导致各国进口需求大幅度下降，预计2009年全球进口需求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8.9%下降到-3.9%，其中，发达国家由14.7%下降到-10.4%，亚太地区由24.7%下降到-1.6%；北美地区由11.4%下降到-7.1%，欧盟由14.9%下降到-12.9%。现在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显著大于1998年，且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70%以上。去年世界进口需求下降导致从去年11月开始，我国出口和进口同时大幅度下降，且进口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出口。由于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占有较高比重，同时不少即使未被列入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也多需要进口，因此进口的大幅度下降，预示着未来出口将会继续疲软。由于我国经济基本已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明显复苏之前，我国出口将会持续低迷，继续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回升的重要因素

我国有望成为率先复苏的经济体

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加上已经出台的积极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我国具有提前实现经济复苏的条件。

一是金融体系比较稳健，银行经营状况比较好。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银行业，信用危机导致信贷市场冻结，连一些财务健全的非金融大公司也无法从货币市场筹集到周转资金。结果导致全球股市狂泄，美国和欧洲的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倒闭或濒于倒闭。随之，一些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而我国随着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金融体系日趋稳健，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升、流动性充盈、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盈利能力逐步提高。与此同时，银行业监管体系也日臻完善，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由于我国金融业的规章制度比较健全，银行运营体系又比较独立，使得我国银行受到全球信贷危机的直接影响很小，其外币负债的规模远小于国家庞大的外汇储备。我国稳定的金融环境在保证为企业和居民提供稳定的金融服务的同时，给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保证，也给宏观调控政策创造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因此，一旦货币政策放松，商业银行就能向企业注入足够的流动性资金。实际上，央行自去年9月中旬起，将存款准备金率削减200个～400个基点（中小金融机构为400个基点），就相当于向市场注入了约1166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资金。去年12月和今年1月m2的迅速反弹和贷款大幅度增长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得到贯彻。

二是财政赤字规模较小、负债率低，为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条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则要扩大政府对投资和民生方面的支出。毫无疑问，经济增长下滑也必然导致国家税收增长放慢。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和支出增加，意味着政府预算赤字将要大幅度上升。为弥补财政赤字，国家需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筹措资金。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比较低，为政府扩大发行国债提供了条件。2008年我国财政赤字1110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0.37%。预计2009年我国gdp可望达到33万亿元左右，若发行9500亿元的国债用于政府扩大支出，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3%以下。而巨额国债将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提供资金保障。按此估算，今年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在安全线内。在经济处于低迷时期，国家通过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保经济增长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贯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严格按照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强税收征管，做到应收尽收，以使国家税收能够保持合理、较快的增长。

三是政府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及时有力。去年国际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明显显现后，我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在去年9月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11月又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公布庞大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今年1月，我国政府公布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计划于未来3年支付8500亿元人民币，提供全民医疗保障。此外，税收政策的调整减轻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有利于促使企业扩大投资、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政府还通过扩大财政补助规模，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通过“家电下乡”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村市场销售增长。由于我国仍处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还比较低，国内潜在市场需求巨大，是成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条件。因此，以上这些刺激计划的及时推出，将缓解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并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随着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和措施逐步发挥作用，国内需求增长将会逐步加快，推动我国经济比较快地回复到平稳较快的增长轨道。初步预计，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可逐步回升。

第四篇：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基本特点及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基本特点及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这种自由化的本质，是各种不同形态的资本通过跨国界的大规模自由流动而实现的资本增值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推动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正在重塑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全球性规则，跨国公司籍此从数量扩张进入质量扩张阶段；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革命正促使生产力要素以及生产力的全球布局发生新变化，使全球生产体系的分工出现重组；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国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加速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一个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是跨过企业内部商品与资本流动的有序性同世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流动的无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流动性极高的国际金融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给当代国际经济乃至国际关系都带来深刻的影响，也给我在21世纪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构成了新的挑战。为此，我应客观评价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在该进程中警惕和反对美国化倾向；重视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管理问题；呼吁和推动解决不断深化的南北差距和数字鸿沟；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及地区多边金融与经济合作，特别是参与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规则重写”过程，维护我国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根本利益。

当前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潮流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但首先是经济现象。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的客观基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这种自由化潮流的本质，是各种不同形态的资本(既包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等，也包括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本)通过跨越国界的大规模自由流动而实现的资本增殖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从长远看，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将使生产要素的流动日益突破国土疆界的限制，从而能在更大的范围，即全球范围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最佳配置”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则是不断加剧的不平衡发展。不言而喻，“最佳配置”给各国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也是大不相同的。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处于初始阶段，而未来十年这一进程将步入不断深化的时期，并重塑世界经济体系。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主要大国在全球化浪潮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基本取决于未来十年的发展。

一、以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有三：

1.推动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并非来自宏观层次的政府，而是微观层次的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正在重塑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全球性规则，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籍此从数量扩张进入质量扩张阶段，其利益要求不仅直接影响其各自母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而且也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6万多家跨国公司及其遍布世界各地的50多万个分支企业的总产值，已占全球总产值的25%以上，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海外的年销售总额已达1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全球出口总额，其直接投资也占到全球总额的70%。跨国公司在世界生产、贸易、投资中所占的这种重要地位，既是其全球扩张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谋求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在全球充分自由流动的动因。因此，全面开放商品、服务以及要素市场，在全球范围统一市场规则，就成了跨国公司极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

2.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革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仅大大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使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缩短，而且还促使生产力要素以及生产力的全球布局发生新变化，使全球生产体系的分工出现重组。信息技术产品已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关键的生产力要素，计算机软件以及网络程序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非物质化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软产业”。走在科技革命前沿的发达国家、特

别是美国的经济结构迅速“软化”，大量的传统要素移至海外，推动全球生产体系出现重组。在这种重组过程中，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被边缘化的危险空前增大，生产力水平差距引起的南北差距和全球性两极分化更加深刻。

3.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国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加速革新现代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总体上看，目前各国大力推动的结构调整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提升，国民经济的重心从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向知识密集与高科技密集的服务业加速倾斜。现代服务业与信息产业不仅在有关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更大比重，而且日益取代传统制造业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促使国家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致使全球性的非工业化趋势近年来明显加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70年的28%下降至现在的18%；二是经济体制的新变化，这突出地表现为西方国家兴起并在全球极力推行的“两D”趋势，即“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放松管制”(DEREGULAITON)。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美国，始于政府行政管理结构的“非中心化”潮流现已扩展到产业乃至企业结构中。从产业的角度看，新兴产业不再具有传统产业的“中心特征”，例如：直到几年前人们还认为位于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是美国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但现在该产业已迅速分散化、多中心化。美国东、西、中部许多大城市兴起了众多新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心，与原来西海岸的电子信息中心形成多足鼎立、全面竞争的格局，以至于美国高技术产业中又出现了一个相对于硅谷的新名词——硅巷(SILICON ALLEY，意指创立于街巷之间的诸多高新技术产业中心)，使这一新兴产业不再具有单一中心的结构。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结构也从过去的宝塔中心结构过渡到平面网络结构，企业制度为适应信息急剧膨胀的市场条件而出现新的结构性变革。

二、以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潮流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基本走势的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发达国家政府从政策角度、跨国公司从实务角度的共同推动下，世界经济正进入新一轮以私人资本为主导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曾经深刻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全球层次上得到了放大，如何通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在全球性自由竞争中防止过度自由的流动失控而引发全球性危机，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地位与影响愈加举足轻重，而其跨国指数不断提高已成趋势。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全球极力推行市场自由化，这就给全球化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个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即：跨国企业内部商品与资本流动的有序性，同世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自由竞争、自由流动的无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流动性极高的国际金融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80年以来的20年间，世界各国总共爆发了125次金融／银行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日趋频繁，就是这种矛盾失控的结果。经济全球化越深入，加强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管理问题就越紧迫。

第二，私人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急剧膨胀，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和能力下降，而西方私人资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其结果是全球资金流动更加不平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90年代以来，国际私人资本急剧膨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性的民营化浪潮。9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十分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全球性民营化潮流。1990年全球民营化的资本总额为298亿美元，到1997年猛升至近1000亿美元。1990至1997年间，全球民营化总额累计高达5000亿美元。二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国际金融市场上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例如：1983年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外汇交易市场平均日交易总额与当年美、日、德、英、瑞士五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之比为390亿美元∶1400亿美元；但到1992年，上述比例已经反转为6230亿美元∶

2780亿美元，亦即五大央行的外汇储备总额还不足三大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的一半。这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政府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波动雷声大雨点小，或不愿进行干预的根本原因之

一。三是投资基金成长迅速，证券投资的深度和广度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资金流动的主要源泉。19世纪后期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资本流动的源泉基本来自美欧几千个富有的家族及其企业；而当前的国际资本流动，是由各种投资基金推动的，它们“集腋成裘”，把数以亿计个人的养老金、保险金等积蓄进行全球性配置，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组成部分。1990年，全球参与股票投资或基金投资的个人已达1亿人；到201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0亿。

私人资本的膨胀使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诸多领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切的某些领域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国际资本流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分布也极不均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更重要的是，在私人资金加快流向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发达国家官方的发展援助持续减少。上升的私人资金流入同下降的官方援助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是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中南北之间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特点。90年代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几乎都是由私人资本提供。私人资本流动(主要包括私人借贷、外来直接投资、股票投资组合三个部分)在1990年为近420亿美元，占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资金总额的42.6%；到1997年，不算年复一年流入的投资组合以及商业借贷，资金流入总额已达到2560亿，为1990年6倍多，占资金流入总额的85.2%。与此同时，官方发展援助占流入资金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57%，下降至1996年的12.3%。而且，日益减少的官方发展援助越来越多地用于维护和平以及紧急救援等项目，而并非长期发展项目方面。私人资金一般都比官方援助条件苛刻，而且完全基于利润导向，极不稳定，私人资本上升为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入的主要来源，不仅使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而且还使原来就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在私人资本利益的驱动下，进一步发生变形。在南北鸿沟加深的同时，南南利益磨擦和竞争也增加。

第三，随着技术进步加速，特别是与信息产业和流通领域相关的技术生命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导致全球通信、运输等涉及信息与物质流动的技术产品成本加速下降，这不仅极大地加速了全球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且还给现代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以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组织沟通联络迅速国际化、全球化，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角色迅速增多；影响和制约各国对外政策，以及影响和制约国际重大事件走向的因素较过去更为复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决策，便是明显的例证；而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的大规模示威，更是全球各地诸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通过因特网串联组织发动的。

第四，全球化趋势给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提供了增强其主导地位的巨大机会，全球化蕴含着“美国化”的严峻挑战。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九十年代，正是美国利用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在全球极力确立其领导地位的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一个黄金时期。相形之下，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之后陷入长期萧条，欧洲经济复苏乏力，欧元启动后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东亚经济更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因而使得美国对于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发言权和支配权显著增加，许多国家对于美国的仰赖加深，而对美斗争和周旋的余地缩小。从客观上看，美国在当前的全球化潮流中处于主导地位，全球化潮流的加速发展给美国提供了输出其资本、技术、文化、价值观乃至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巨大机会。如何在这样一种客观背景下溶入和参与全球化进程，在寻求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应对美国化的压力与挑战，成为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

第五，以信息革命和技术创新为先导的全球化正在掀起范围广泛的规则与标准重新制定的潮流，从贸易、投资、金融的传统规则到国际关系的某些基本准则(例如主权原则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经济领域中的某些规则已经或正在改写，一些主要的国际机构也在全球化进

程中启动或加快改革步伐，世界银行正在推进其“全面发展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启动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国际劳工组织正推动建立“核心劳工标准”；联合国环保署正在尝试如何协调全球的环境政策；世界贸易组织也在试图发起新一轮内容更加广泛的多边贸易谈判回合。

三、全球化趋势对我在21世纪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构成了新的挑战第一，全球化以及相应发展的区域化潮流在进一步加剧南北差距的同时，也使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出现新的分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对外干涉思潮日趋上升，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中的“内顾”倾向日益明显，使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政治基础以及我国外交的战略支撑点受到削弱，我在团结第三世界，使其发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作用的难度加大。

第二，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一场由“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而非政府带动的离心力运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国家难以依靠国家主权原则来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所有问题。

第三，在信息革命和“新经济”形成过程中处于明显领先地位的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影响增大，某些方面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加强，其对外政策、包括其对华政策中的干涉主义、强权政治的倾向明显增强；在我同美的经贸科技合作关系中，我处于“小国模式”(即不均衡依存模式)，这些都使我同美周旋的余地受到制约。

四、因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外交战略思考

第一，在国际场合客观评价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旗帜鲜明地呼吁在全球化进程中反对美国化倾向。目前国际上警惕美国化倾向的呼声日高，包括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大国都在此问题上出现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声音，有些国家对此问题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我宜对此善加利用，并把这一点同我在国际政治领域反对单极世界、推进多极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及早组织国内力量加强对全球化与美国化问题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全球化进程推向正确的方向。

第二，重视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管理或治理问题。我国在溶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在开放市场、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加强国际经济秩序的全球化管理，是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事实上，目前国际上有关加强全球管理／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呼声日高，我应在国际经济领域巧妙地处理“决不当头”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以我改革开放的根本利益为依据，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全球管理的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

第三，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呼吁和推动解决不断深化的南北差距和发展差距问题，以此作为新时期我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战略支撑点。实践表明，全球化过程正在加剧原来已经存在的南北差距。据统计，世界上最富的20%和最穷的20%的人均收入差距，60年代为30∶1，1990年为60∶1，到1997年则已升至74∶1。而且，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也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90年代英国、比利时、芬兰等国的贫困人口上升；当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因持续的经济景气而不断上升时，最贫困的10%的人口目前的实际收入却比1979－1996年期间的收入水平下降了18%。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负面影响，就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在一些国家内部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发展差距。这一点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应利用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高度关切，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及方案。

第四，树立广义的“经济外交”观念，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及地区多边金融与经济合作，特别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规则重写”过程，把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外交优势同经济优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全球化浪潮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流动等规则的重写。广义的“经济外交”决不仅仅意味着加强经贸合作及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多边经济、金融事务的对话活动与规则重写的决策过

程。积极参与这一过程，在其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既是我外交发挥作用的新空间、新机会，也是我国家利益的根本需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在国际及地区经济与金融事务中拥有潜力很大的外交资源优势。在国际经济领域充分利用这种优势，积极倡导和参与多边对话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过程，这不仅能更有效地维护我在有关重要问题上的利益，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增长环境，而且还能以多边促进双边，开创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第五篇：加强我国县级经济发展

加强我国县级经济发展

姓名：王娜学号：008367

1【摘要】县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尤其是作为一个拥有一半多农民人口的国家，县级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安定社会、振兴经济的关键在于县级经济发展。然而在我国大力发展县级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特色产业、“软硬件”配备滞后等制约因素。本文从我国县级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分析入手，从政府、企业、个体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我国县级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县级经济；特色产业；农民收入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其中有近八亿的农民，农民的经济问题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其次中国可用耕地面积少人口众多农业不发达，就业压力大，中国的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城乡差距大。针对此问题，我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带动了国内需求的提高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在拉动经济需求的时候忽略了农村需求的发展。要想拉动农村人口的需求的根本就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要想增加他们的收入就是发展农村经济。一方面可以吸收农村人口就业减缓城市就业压力，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村的收入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拉动农村需求的提高，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长线投资中国的专家表示，中国一线城市经济增长已经走到极限，正在寻找突破口，未来数以百计的县级城市将带动中国的增长。方源资本创始合伙人胡勇敏表示，近两年已经感觉中国经济往下走，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美国银行—美林证券中国经济师陆挺指出，其实在美国，许多经济的驱动力也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县城。①所以，发展县级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国也通过多项政策改革措施来鼓励、支持县级经济发展，例如农村税费体制改革、西部大开发、试行省管县等。但在全国县级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同① 联合早报网，《投资专家：县级经济将带动中国增长》，陈迎竹，2010-09-18

样产生许多问题制约着县级经济发展。

一、我国县级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一）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

陈耀在《县域发展背离科学的八大表现》中将县级经济“工业至上论”列为县域发展背离科学的首要表现。在产业选择上，不顾自身条件，违背所在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普遍把发展工业作为“立县”、“兴县”、“强县”的战略。②与城市经济特点不同，我国县一级经济与“三农”密切联系，主要承担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以及生态涵养功能，但许多县域盲目发展工业，起到反面效果。

另外，在农村经济中，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极不合理，传统产业比重大，新兴产业比重小，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大，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小，第二、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由于产业结构失衡，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制约了县级经济的发展。

（二）缺乏特色产业

首先，县级政府必领按国家及上级政府的指令、命令和要求，对本地的经济发展作出相应的决策和反应。这种从属性使得县级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制约。实行强县扩权以来，有些县域得到了部分自主权，但旧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和计划体制的惯性仍然束缚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县级经济就缺乏自己的特色。

其次，有些县域对资源开发利用不足，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由于对自身的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没有确切的认识，就无法合理利用这些独有资源发展经济，更无法形成能够富县富民的支柱产业。因此县级经济发展只能跟随别人脚步，制约县级经济发展。

另外，从目前看，我国县域农业生产的主体还是家庭农户，分散程度高，生产规模小，经营盲目性大，因此规模效益差，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

（三）“软硬件”配备滞后

首先，县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先进适用技术应用程度低 致使县级经济低速运行。县级的丰富农产品、劳动力、矿产等资源，由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缺乏人材等客观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普遍缺乏对资源进行深度综合开发利用。而且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县级的农业经济处于低层② 陈耀，《县域发展背离科学的八大表现》，《人民论坛》，2009年第12期

次原料生产为主而缺少加工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状态。从而导致县级经济能耗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差，生产力水平低、农民收入少。

其次，要使县域经济真正成长为我国发展的“顶梁柱”，人才是其中最大的“短板”。但由于县级企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发展潜力小，而且县级企业工资和福利待遇低，企业难以留住人才。而人才的流失又制约县级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必须对人才的流失采取积极的对策。

（四）市级政府的抑制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很多地区内部竞争多于合作。特别是地级市为了自身经济发展，颁布政策抑制县级经济发展，截留了大量的应该分配给县区的资源，或将县级的发展成果纳为己有，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

（五）产供销脱节，贸工农分离，没有形成产业链条

绝大部分县一二三产业之间未拉通联动，没有走上产业互补，共同发展的道路。贸工农割裂，形不成利益共同体，农业的发展得不到工业和商业的外在拉动，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没有得到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保障。工农商三者经常相互争夺利益，买难卖难和抢购大战屡见不鲜，结果都驾驭不了市场经济的起伏和波动，承担不起市场风险，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加强县级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应对新形势，抓住机遇，发展经济

我国通过各种体制的创新改革，例如：农村税费体制改革、西部大开发、试行省管县等，减轻农民负担，带动农村消费，为县级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巨大商机。县级应积极应对县级经济发展的新情况，立足自己更生，自我挖掘潜力，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别的市县的成功经验，积极发展县级经济。

（二）加强政府职能，为县级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1.切实转变政府抓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要牢固树立全面的发展观，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加强和改善对县域经济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也不宜直接介入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积极培育来自民间的多种经营主体，扶持这些主体的自主成长和自由竞争。并通过依法行政，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县级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2.改进对县域经济工作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进一步改革完善对县域经济的考核评价工作，压缩不必要且难以反映真实情况的责任制考评，给县域经济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并加强县级经济管理系统建设。解决县级政府普遍存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

3.进一步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力度，不断提高排涝、灌溉能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大电网、道路等的建设，抓好县级文化馆、图书馆等项目，促进文化事业发展。

（三）多方筹集基金，改善生产条件

1.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大金融对县级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应加大对退耕还林及农副产品加工相关产业的信贷投入，全面推进农户小额贷款工作，支持农村信用社的发展。

2.进一步增强政府的财政支持。积极推进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调动县级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3.完善民间投资政策，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进一步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民间投资。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发展县级经济。同时加强二、三产业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共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

4.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招商主体应由政府转向企业，注重引进沿海发达地区的自尽和企业。招商内容既要注重引进资金，又要注重引进管理、技术、人才等要素。

5.改善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加强各部门的管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等，规范管理，改进作风，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主动服务意识，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公开和规范办事程度，提高办事效率。

（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努力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突破。

由于各县在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市场条件、经济基础等方面差别很大，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特别注重因地制宜的原则，发挥比较优势，讲求专业分工，变大而全为大而专，变小而全为小而精，才能在与国际、国内市场对接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1.构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格局。鼓励、支持民营企业采取收购、兼并、控股、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经营性基础设施和公益性事业领域，并依法经营。在土地征用、技改贴息等优惠政策方面，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要推动民营企业管理创新，培养高素质的民营企业家，依

法保护企业家的正当权益和财产安全。

2.培植和扶持骨干企业，推动县域工业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和特色优势工业等的建设。要立足县域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发展各具特色的支柱产业。要发挥“小商品、大市场”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多镇一业、乡村一品”的特色经济。

3.坚持以产业聚集带动城镇发展。城镇发展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优先发展县域，不断提升县域综合功能。同时，每个县要抓好1-2个具有较好基础、区位优势和发展前景的中心镇建设。要以产业支撑城镇建设，引导、鼓励各类企业向县域和重点中心镇集中，加速城镇化进程。

（五）正确处理农业、乡镇企业和支柱产业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抓好农业，确保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积极发展各具特色的乡镇企业和支柱产业，三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现多次增值增利。要积极地、有步骤的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促进农业由单纯的、小批量的生产向多业、规模化生产经营发展。同时县级经济的顺利成长，还有赖于充分利用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优势的互补功能，所以应最大限度地发挥乡镇企业的集聚效应和城市工业的扩散效应，推动县级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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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陈迎竹，《投资专家：县级经济将带动中国增长》，联合早报网，2010-09-18陈耀，《县域发展背离科学的八大表现》，《人民论坛》，2009年第12期汪慧玲，李德新，《正确选择县级经济发展的启动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对策》，2007年09月15日谢矿，《对增强我国县级经济发展活力的理论思考》，《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2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