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孙志刚2012年2月11日在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

第一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孙志刚2012年2月11日在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

深入推进医改保障人民健康

建立公平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在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 孙志刚

（2012年2月11日）

各位来宾，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2012年会。本次论坛年会以“城乡统筹：走向公正的社会保障”为主题，就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非常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生，为了提高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09年4月作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新一轮医改启动实施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的基本路径，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基层医改实现了重大突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是立足人人病有所医，全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目前，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医保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到去年底，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亿，覆盖面超过95%，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就医保障安全网。其中，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数比改革前增加了1.19亿人。保障水平大幅提高，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由2009年的每人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2008年的48%、54%，提高到2011年的70%左右，并普遍建立了门诊统筹。各地积极探索基本医保城乡统筹，共有5个省级区域，40多个地市和16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医保城乡一体化。二是立足增进人民健康，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10大类41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7大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或以补助的形式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重点向农村倾斜。政府投入标准城乡统一，人均基本公共

1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2009年的15元增加到2011年的25元。许多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健康档案从无到有。到去年底，全国规范化电子建档人数已经达到7.49亿人，规范化管理了7790多万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为1亿多名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三是立足夯实基层基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高。中央三年共投入600多亿元，支持了2200多所县级医院、3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建设，基本实现每个村有卫生室、每个乡有卫生院、每个县有达标县级医院，每个社区有卫生服务中心。同时，增加了基层医务人员编制，加强了全科医生培养基地建设，实施了规范化培养、转岗培训等多渠道培养全科医生，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为乡镇卫生院招聘执业医师，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基层群众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便、可及程度得到改善。

四是立足建立长效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明显提高。积极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药品制度、经费保障制度等综合改革，初步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新机制。基层医务人员竞争上岗，全员聘用，合同管理，在此基础上实行绩效工资，基层医务人员月均工资增加了600元左右，15个省份基层医务人员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公务员水平。一些地方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初步建立起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及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体现了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去年还启动了基层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规范医疗卫生服务行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基层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

五是立足破除以药补医，基本药物价格明显下降。国家发布了基本药物目录，建立规范的集中采购机制。去年7月底，提前实现了在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药补医”机制得到破除，基本药物实际销售价比改革前平均下降30%，基层群众用药负担明显下降，基层医务人员用药行为逐步规范，基本用药的可及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保障。

与此同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稳步推进，17个国家试点城市和37个省级试点城市，按照“四个分开”的要求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了预约挂号、节假日门诊、优质护理、临床路径等便民惠民措施，转变服务模式和服务理念，改善患者就医感受，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

总体上看，新一轮医改注重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健康需求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有力地促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特别是资金投

入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重点保障中低收入群众，切实减轻老百姓的看病就医负担，让农民和困难群体优先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实惠，推动了民生保障和改善，推进了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实践证明，医改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得力，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

在近三年工作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推动医改的政治优势，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制是推动医改的组织保障，总结凝练出符合国情的改革理念和原则是推动医改凝聚共识的理论基础，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顶层设计是推动医改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持续增强的综合国力是推动医改的强大物质保障，注重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是推动医改的重要动力。近三年推进医改的成功实践，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增强了信心。

新一轮医改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这种成效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亿万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医改已经步入深水区，难点问题集中显现，体制性矛盾集中暴露，改革面临的困难更多、挑战更大。特别是完善全民医保制度使其真正发挥对医疗行为、医疗费用的监督制约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本药物制度刚刚建立，新运行机制还不稳固，基层医改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巩固；公立医院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公立医院发展的新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为新一轮医改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医改实践和认识的不断丰富深化，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基础更加扎实，保障更加有力。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迎难而上，准确把握形势，抢抓历史机遇，就一定能够把医改持续不断地推向深入。

“十二五”时期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关键时期，在实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进程中承前启后，深化医改需要抓好三项重点任务和相关配套改革。

第一，加快健全全民医保制度和体系。这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基础与核心。一是提高保障水平。在稳定参保率的基础上，继续提高政府补助标准，逐步提高住院费用医保支付比例，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提升大病的保障力度。二是改善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即时结算，完善医保关系转移结算政策，推进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加强基本医保基金收支管理，合理使用医保资金，实现收支平衡。积极推广医保就医一卡通，方便参保人员就医。三是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增强医保对医疗费用增长的约束作用。促进医保支付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引导群众小病到基层，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形成。四是探索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协同互补作用，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因病致贫问题，筑牢医疗保障底线。

第二，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确保基层新体制新机制持续运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必须进一步巩固成果、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包括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收入分配和考核激励机制等，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基本药物安全有效配送及时，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二是将基本药物制度延伸到村卫生室，对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其纳入实施范围。按照保持合理数量、优化品种类别的原则，完善基本药物目录，提高质量标准，强化质量监管。三是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立全科医生制度，逐步转变基层服务模式，促进人才向基层向农村流动。四是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稳定队伍，筑牢“网底”。

第三，以县级医院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一是把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以破除“以药补医”为关键环节，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采购机制等方面综合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二是拓展深化城市大医院改革。按照上下联动、内增活力、外加推力的原则，继续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三是以服务为导向、以病人为中心，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便民惠民服务，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四是大力推动社会办医，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第四，统筹推进药品生产流通和医药卫生监管体制等配套改革。一是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强进口药品、高值耗材的价格管理。二是完善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顿、规范流通秩序，压缩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三是切实加强医疗行为和药品质量监管，不断提升诊疗和药品安全水平。四是继续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高经费标准，落实和规范服务内容。五是加强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推动信息互通共享。

朋友们，医改是一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惠及全民的事业，在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使命光荣，任重道远。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继续关注支持医改，为医改出谋划策，献计出力，共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增进全民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第二篇：在学生会干部办公室副主任竞选会上的演讲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来自法学091班，现任班体育委员、院办公室部委、校纪检部部委一职。我竞选的是学生会办公室副主任。我希望在各位的赞同下成为学生会办公室副主任以配合好主任，把办公室工作做得更好，做得更有成就。

也许有的人会想“你为什么不竞选办公室主任一职”，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借用管理学老师说的：放错了位置的人才就等与垃圾。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上一学期的工作中，我尝试过，发现主任一职并不适合我，而我在一旁却能很好的把工作搞好。而在这一学期的实践中，我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当选，我将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工作：

第一，在办公室与老师方面：在明确老师的指示下，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同时，在第一时间内把校、各学院送来的文件、邀请函等送达老师手上。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再次明确各部职责，从而提高各部办事效率。

第二，在办公室与各部方面：首先，加强办公室与各部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带动各部之间的交流互动，以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争取把力使在一起。其次，积极配合各部工作，尽力把每一次活动搞好。最后，及时传达校、各院的活动通知、邀请信等。

第三，在办公室与各班同学方面：在做好统计放假学生名单及通知领取信件包裹的同时，加强办公室成员与同学的交流，听取采纳同学的建议批评，吸取经验教训，发挥长处，弥补不足，从而更好的为同学服务。

最后，请大家相信我，支持我。我能并且可以把工作干好，谢谢！

第三篇：在中国工程咨询协会2010年年会上的专题演讲

在中国工程咨询协会2010年年会上的专题演讲

发展中国工程咨询业

——机遇和挑战

亚洲开发银行处长 杨丹（2010年12月10日）

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成立于1966年，总部位于马尼拉。亚行是多边发展银行，致力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较世界银行而言，亚行更关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中国在亚行总部专门设有独立董事办公室。亚行成员国中有48个国家来自亚太地区。在这48个成员国中，中国2009年是第二大借款国。在过去很多年中，印度、印尼、中国是排名位于前三名的借款国。中国加入亚行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亚行中国代表处设在北京。2009年，亚行总贷款额130亿美元，总赠款额11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公司获得了亚行技术援助项目。亚行在发展纲要中强调对民营部门的投资。2009年亚行对民营部门的投资总额达到10亿美元。在亚行最大的借款国中，2006年是中国，2007年是巴基斯塔，2008年是印度，2009年是印度尼西亚。中国一直在借款国中保持前五名。

亚行不是商业银行，是一个多边发展开发银行，其宗旨是帮助成员国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亚行主 要资助方向，首要是自然资源和农业，其次是能源，再次是公共交通、供水和垃圾处理等直接关系民生的行业。

进入亚行市场是很多公司的梦想，也是我多年的梦想，希望更多的公司进入亚行市场。需要说明的是，进入亚行咨询市场不可能为咨询公司提供最大利润，但进入亚行咨询市场可以成为催化剂，等于与国际接轨，有助于了解国内国际的竞争机制、标准和方式。进入亚行咨询市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就能按照短期、中期、长期发展战略进入到更多的其他双边机构，比如非行、世行。同时，进入亚行咨询市场说明公司具备进入其他国家双边市场的能力，可以与其他国家继续扩大合作。所以，我一直努力加强与中国公司的合作，争取使我国公司尽快进入亚行咨询市场。

据统计，在过去5年中，中国咨询公司在亚行取得的咨询合同总额不十分理想，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自然资源、能源、公共管理、交通、污水处理和其他公共设施等领域，都取得了一些亚行的合同，尽管这些合同总额在亚行采购金额中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在亚行咨询市场，2007年排名为第15名，2008年排名为12位，2009年排名为17位；2007-2009年排名靠前的是印度，2009年中国取得的亚行咨询合同甚至落后于孟加拉。

亚行建立了一整套对咨询公司、咨询工程师的管理系统，简称“CMS”。对关注亚行咨询市场的公司而言，CMS是一个很熟悉的术语，全称为Consulting Management System。如果要进入亚行咨询市场，首先要在CMS中注册，注册后即表明具备基本资 格进入短名单。2003年中国有5家工程咨询公司、5名咨询工程师在这一系统注册，2009年达到75家公司、332名个人。但75家公司依然是少数，在此希望更多的公司能在CMS注册。在CMS系统中，注册情况最好的是美国，有465家公司，FIDIC主席的公司应该在其中，同时包括1796名个人注册。其他注册排名是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本地区的国家中，中国落后于印度。同样，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在亚行咨询市场的份额远远落后于印度。

中国公司在亚行的采购份额包括亚行贷款项目下的货物采购、土建采购和咨询服务采购。2008、2009年我国成绩较好。但2008年咨询服务采购总额仅取得了900万美元，2009年相差不大。通过累计数据可以看出，亚行成立于1966年，营运期从1967年算起，中国在亚行获得货物贷款、工程承包采购总额172亿美元，占亚行贷款采购总额的17%；咨询总额5400万美元，仅占1.7%。在亚行数额巨大的咨询服务市场中，咨询公司占有的份额很少，需要应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具有实力的公司如何走向亚行咨询市场。

亚行技援项目授予中国公司的情况，与在座的各位很有关系，因为很多公司都在从事项目前期工作。亚行项目前期工作是进行可行性研究。从2005年算起，2005年只有一个国际公司进入到亚行咨询市场。亚行所有的咨询项目都需要联合体，由一个领头公司联合国内公司，组成联合体或者合资公司。目前国内已 有三个公司联合国外公司从事国际项目。2005年亚行聘任了15名国际咨询专家、67名国内咨询专家，具备从事亚行技术援助项目下咨询服务的资格。2009年进入亚行咨询市场的局面大为改观，国际公司增加到5家，国内公司增加到12家，公司和个人分别实现咨询合同额59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但比重仍然较低。

亚行市场非常大，2009年贷款总额达到130亿美元，不包括赠款和技术援助。在巨大的技术援助项目下，平均10-15%的资金总额属于咨询服务范围。亚行的咨询服务从项目前期开始，帮助成员国准备可行性研究报告。在贷款项目下，帮助业主进行项目设计、施工监理、实力建设，以至后期评估。

在座的很多公司可能参加了去年在云南举办的亚洲商业机会研讨会，当时会上探讨了很多关于中国公司如何进入亚行咨询市场的问题，归结起来如下：

第一，咨询公司、咨询工程师要全面地了解国际竞争性招标。国际竞争性招标是招标的一种普遍方式。应尽快引入国际竞争性招标，让国内的咨询公司、咨询工程师了解并掌握参与国际竞争性招标需做何种准备。

第二，要了解亚行的工作程序。

第三，要敢于走出国门。通过竞标获得亚行咨询合同，要与合同当地政府、市场和业主单位加强联系。工程咨询是一项智力活动，应该广交朋友，与周边国家的工程咨询公司、同行、合作 伙伴和行业协会等保持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在亚行咨询市场中竞标和最后中标的机会。

我在与很多的国内朋友和咨询公司讨论问题时，他们讲从事国内项目的咨询经验非常丰富，也很有信心去竞标。但是，因为亚行合同要求国际公司、国内公司联合完成，与国际公司联合就要到那个国家，并与项目单位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因为有时因竞标时间所限，准备标书时间很短，这样使咨询公司没有时间、机会和渠道与项目单位沟通，而这一点恰恰非常重要。

为什么亚行要求所有的咨询合同必须是国际公司和国内公司联合完成，其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此举增强国内咨询业的发展能力。进入亚行市场初期，国内公司可能需要别人扶持，需要和国际上的大公司、有国际经验的公司、竞标能力强的公司合作。等国内公司长大了，路走稳了，实力增强了，就是国际公司了，可以用自身的经验和能力，去带动其他比较落后国家的工程咨询公司。这是帮、扶、带的过程，也是亚行扶持工程咨询业、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工程咨询业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没有对项目单位所在国的咨询市场、咨询业的了解，在竞标中就等于缺少了很多的条件。

当中国咨询公司进入到亚行短名单，准备进入亚行咨询市场时，咨询公司的能力，尤其是准备有竞争力标书的能力就需要加强。大家都知道，在国际竞争性招标中，尤其是世行、亚行，在过去的十年中，采用了一种公开的竞标方式，就是技术和财务同 时进入评标过程，英语叫做QCBS。在这一问题上，面对FIDIC的同事和朋友，我知道他们非常反对这种竞标方式。因为FIDIC坚定地认为，工程投标、工程咨询应该以技术为主，技术优先，财务可以通过合同谈判方式进行解决。现在这个争执还在继续。因为亚行、世行和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主要竞标方式，均包括技术和财务。咨询公司准备技术标、财务标的能力，就要大大加强。也就是说，必须有能力准备有竞争力的技术建议书，严格的根据任务大纲、亚行招投标方式和对项目所在国的充分了解，结合项目当地和项目实际情况，才能够准备好有竞争力的技术建议书，而一举中标。

在准备有竞争力的建议书、标书方面，咨询公司欠缺的是英语能力。很多公司和我讲过，因为缺乏英语能力，准备标书非常困难，即使准备了标书，由于英语水平所限，可能让亚行官员，或发展中国家评标委员看起来很不漂亮，这是事实。国内公司编写的很多标书是中文式的英语，有些意思表达不准确。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相对于十年前，如果是个问题，今天就不是问题了。如果有的公司仍将其作为一个难题，而怯于进入国际市场，可能是不准备进入国际市场。如果咨询公司打算进入国际市场，解决英语能力首先是加强自身队伍的英语能力建设，可以吸收有英语能力、有国际工作经验的人，因为有大量的国外留学人员回国，也可以聘用其它英语国家的人。比如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为数不少的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的人。我想这些人在中国是旅游 还是工作呢？最后发现很多人是在中国工作，并且是在咨询公司工作。他们是工程师，有很强的英语能力，因为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所以，吸收这些人进入到咨询公司，可以提升公司的英语能力，使国内公司的英语水平能够达到国际竞争性的水平。

众所周知，现在工程咨询已呈多元化发展，亚行、世行也是如此。工程咨询合同在亚行、世行合同中，不单单局限于工程师的咨询合同，在整个咨询合同中，还包含其他领域，比如安全保障、搬迁、环境等。另外，还需要金融、经济以至新能源、气候变化、公共采购专家等专业人员共同参加某一合同的工作。如果工程咨询公司只有单一的工程师队伍，没有其它专业人员，可以根据合同要求从外面聘用专家，但必须要建立包括这些专家在内的人才库。不论为公司扩大专业范围而吸收这些专家加入，还是在个别合同中从外面聘用专家，这个准备工作都要做，不能临时抱佛脚，更不能在看到亚行任务大纲后，才开始准备。因为亚行任务大纲包括其它方方面面的内容，由于缺乏专业人员，没有一个现成的人才库，而放弃竞标。比如在亚行现在所有编制可行性报告的合同中，都需要一个公共采购专家，是要帮助公司在项目所在国对项目单位进行采购能力评估，根据采购能力评估报告，来确定这个项目的采购计划。采购计划包括货物、土木工程、咨询服务和咨询专家聘用等采购。编制采购计划必须要基于对这个国家、这个领域和这个项目执行机构，也就是业主的采购能力评估。在采购能力评估的基础上制定能力建设方案。如果认定其采 购能力较差，缺乏经验，不了解国际竞争性招标程序，就要提交一份专门报告，提出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如何提高项目执行机构的总体采购能力，如何帮助执行机构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率的完成采购内容的措施。所以，工程咨询公司要想方设法在人才库中储备公共采购专家，一旦需要就可以成为项目团队中的一员。

亚行现有67个成员国、48个区域内成员国，中国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但是，很多发展中成员国的发展非常缓慢，项目执行能力非常弱，亚行所有贷款项目在这些国家得不到具体实施，一再延误，不仅追加了贷款金额，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亚行越来越重视“一条龙服务”，即工程咨询公司不但要具备编制可行性报告的能力，同时还要具备该项目所涉及的工程监理、项目管理等能力。如果工程咨询公司能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就增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就有可能在亚行赢得更多的咨询合同。

目前国内还有巨大的咨询市场。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内咨询市场还很大。但是，工程咨询业要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该吸取周边国家的教训，在国内市场饱和之后，现有的巨大咨询队伍，都要到国外去争取市场，才发现本国能力不够，对国际竞争性招标程序不了解，对国际市场不了解，就要付出数倍的努力，需要很长时间、很痛苦的过程，才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在这一问题上，我与很多公司、很多朋友进行了交流，国内工程咨询公司 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虽然国内市场在继续扩大，一旦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咨询公司是关门还是继续发展？如果继续发展，就要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进入亚行、世行、其他多边和双边市场。咨询公司要立刻行动起来，最重要的是要进行能力和实力建设。没有能力和实力，就没有机会。建议，咨询公司着手制定本公司短期、中期和长期国际业务发展战略计划，考虑如何增强实力和能力建设，如何加大在这方面的资源投入，要建立海外网络，加强与海外行业协会、咨询公司同行的联络，对咨询专家的吸引，以及与亚行其他成员国项目单位、业主和有关政府的联络。中咨协会、省行业协会应该对成员公司给予帮助。

咨询公司要和国际公司形成联合体，中咨协会可以作为桥梁，为会员公司提供方便，帮助会员走出去；在短期内，增加在亚行竞标、中标的机会；从长远看，待公司强大后可以帮助其他弱小国家和同行发展。

咨询公司在亚行中标，加强合同管理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双边咨询合同中，出现过很多问题，比如中标后许多公司疏于合同管理，着重于分包、分标，把管理重任放在分合同、分标上，导致合同工期拖延、咨询质量不高和项目单位不满意。亚行建立了严格的管理系统，对亚行咨询合同特别是亚行技术援助项目咨询合同，进行咨询合同质量评定。咨询公司如期完成亚行技援项目咨询合同，亚行即付清合同款额，应不再有任何信息。如果在此后的1—5个月内收到亚行信息，这是个坏消息，说明亚行在 评定审查中发现问题，通知咨询公司限期做出答复。在咨询公司答复后，亚行按照规范的审查评价制度，对该公司做出完全满意、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三种评价。经评价，不合格的咨询公司，一是进入亚行黑名单，受到处罚；二是在下次投标进入短名单时，将在亚行管理系统中出现一面红旗，在国际市场中红旗就是警告。亚行评审委员会将仔细研究这家公司上次合同失败的原因，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对公司发展没有任何益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咨询公司在执行亚行咨询合同中，主要在两个方面加强咨询合同管理，公司管理层要加强对国内项目团队的管理，更要加强对国外项目团队的管理。

在能力建设上，亚行非常重视对发展中成员国咨询能力建设，在各国定期举办国内咨询行业研讨会，还在亚行网站建立了网上培训，咨询公司可以直接在网上学习。比如在中国和其他比较大的发展中成员国以及出资国，每年都要举办商业机会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由亚行官员介绍亚行商业机会，并和与会代表直面交流，具体讨论如何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从2009年开始，亚行采取的新举措是在亚行总部举办商机大会。2009年亚行商机大会有很多公司到会，既得到了很多商机信息，又广交了朋友。下次亚行商机大会，是在2011年3月2日—3日，希望在这次会上能看到更多在座的朋友。

此外，亚行通过提供各种各样的技术援助项目，帮助成员国完善其法律、市场机制、职业道德规范、收费市场等，中国政府 已经获得了3个技术援助项目，以帮助中国咨询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由于时间关系，仅简单介绍了亚行的背景、中国作为成员国和第三大股东国在亚行咨询市场的基本情况。同时，希望更多的朋友、咨询公司能够关注亚行，并与亚行保持更多的联系。

谢谢!（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第四篇：2010.9.22在中国欧盟商会晚餐会上的演讲（本站推荐）

在中国欧盟商会晚餐会上的演讲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 宋哲大使

Remarks by H.E.Ambassador Song Zhe at the EUCCC Dinner 尊敬的戴杰会长，女士们，先生们： President Jacques de Boissés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Good evening.很高兴再次参加中国欧盟商会在布鲁塞尔组织的活动，与企业家朋友们见面。此次是戴杰先生首次作为会长，代表中国欧盟商会，向中欧有关机构提交《欧盟企业在华建议书》。我代表中国驻欧盟使团，对戴杰会长和中国欧盟商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欧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欧洲企业家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I am very happy to once again meet our friend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EUCCC).Today is the first time for Mr.Boisséson to submit the Position Paper to relevant authorities both in China and the EU in the capacity as the Chamber President.On behalf of the China Mission, I wish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President Boisséson and the Chamber.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to European entrepreneurs for your long 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China-EU friendship.再过十多天，布鲁塞尔将迎来第13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和第6届中欧工商峰会。这是近期双边关系发展的高潮，将延续近年来中欧战略互信增强、互利合作扩大的良好态势，并为今后一个时期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次领导人会晤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The 13th China-EU Summit and the 6th China-EU Business Summit will be held here in Brussels in a few days.As major highlights of our recent bilateral relations, these events will help us boost strategic mutual trust, exp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point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our relations.Business cooperation, as an all-time integral part of China-EU ties, has always received constant attention during previous China-EU Summit discussions.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去年，中欧贸易和投资仍然保持了基本稳定，没有出现大幅下滑，体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今年以来，中欧经贸合作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据中方统计，今年1-8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增长36.2%，欧盟对华投资增长18.9%，双双超过危机前水平。欧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技术引进来源地；中国也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上升为欧第二大出口市场。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huge progress in China-EU business ties.Our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has shown strong resilience against the financial crisis even in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s of year 2009.There was no major tumbling falls.This year, with the recovery growth in place, ou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s maintained a strong momentum of growth.Chinese statistics shows that our bilateral trade grew by 36.2%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this year, and EU investment in China increased by 21.8%, both exceeding the pre-crisis level.The EU is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export market, and sour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China is EU’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export market.在全球贸易投资缓慢复苏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之所以能显示出如此强劲回升、高速增长的喜人形势，我认为应归功于以下几点：

The strong and rapid growth in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slow world recovery is attributable to three factors.一是中欧经济的互补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欧盟科技发达，资金雄厚，国际营销经验丰富，高科技制造、高档品牌、节能环保等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日用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目前，欧盟经济已进入了主要依靠知识创新拉动的“后工业时代”，而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双方这种互补的经济结构为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First,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constitutes a solid basis for China-EU business ties.Europe enjoys remarkable advantag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ital market,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hi-tech manufacturing, exclusive bran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In China, the abundant labor resource and low production cost make us competitive in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While the EU is already in the period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featuring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speed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Such structural complementarity provides a huge room for the growth of our business cooperation.二是中欧合作的互利性提供了强劲动力。欧盟企业通过资金、技术的投入，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拉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为欧洲消费者节省了大量开支，帮助欧洲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欧盟市场也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依托。互利互惠的合作激励着双方企业进一步开拓对方市场，成为中欧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量。据6月份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64%的欧盟在华企业将中国列为未来首选或前三位投资目的地，如巴斯夫计划4年内对华投资20亿欧元。

Second, mutual benefit provides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from Europe, while making corporate profits for European companies, has also benefited China’s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and job growth, and the upgrade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With the low-price quality goods from China, European households are able to make huge savings on consumer goods, and businesses could cut a bulk of their production cost, creating a favorable market for Chinese business growth.Such mutual benefit, acting lik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encourages businesses from the two sides to further expand each other’s market.BASF plans to make 2 billion Euros investment in China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In fact, as the survey released by the EUCCC in June suggested, 64% of European companies in China ranked China as their first or among top three destinations for future investment.三是中欧政策的协调性创造了重要条件。全球化加深了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各国经济组成了一个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链条，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方面，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也需担负着越来越大的共同责任。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中欧双方无论在双边场合，还是在G20等多边场合，都坚持密切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确保市场开放，反对保护主义，促进了双方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从而为中欧经贸合作营造了稳定的大环境。

Third, coordinated policy creates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Globalization has lead to a huge and complicated web of economic tie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could produce systematic impact.Today, major economies have greater common interests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to maintain world economic stability.Over the last two years, China and Europe have maintained clos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joint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both at bilateral level and on such multilateral occasions as the G20.Our maintenance of open market and opposition to protectionism helped promote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not only in China and Europe, but also in the world at large, creating a stable and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ou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经贸合作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当前，中国政府正在着手编制“十二五”规划，描绘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总的方向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为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创造大量新的商机。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机遇。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policy support are essential for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till trimming the final text of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which will determine China’s development landscape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t is safe to conclude that we will accelerate the pace to modify our growth pattern and economic structure.These changes will provide hug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European and other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一、消费市场扩大带来的机遇。中国是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4.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09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消费国，并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市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着力形成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推动消费市场进一步趋向繁荣，消费结构升级有望带动更大的高档消费热潮。有专家预计，2015年中国最终消费将达到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奢侈品消费将位居全球第一。希望欧盟企业在满足中国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

First, consumer market.Averaging a 14.4% growth rate since 1978, China is among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consumer countries—three times the world’s average speed.Last year, China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and the fourth largest consumer market, only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we will work hard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and make economic growth more driven by the increase in end consumption.The boom in the consumer market and the upgrade in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will stimulate greater high-end consumption.Some experts forecasted that China will have the world’s second biggest end consumption volume of 5 trillion US dollars and become the word’s largest consumer of luxury goods by 2015.We wish that European businesses will find growth out of the huge demand of the Chinese market.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比例关系，逐步形成以农业为基础,高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基础产业、传统产业和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金融、医疗卫生、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信息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将是政策支持的优先重点，发展前景非常看好。欧盟在这些产业领域拥有一批世界领先的企业，技术先进，经验丰富。中国政府愿积极帮助中欧企业通过合资、技术合作、服务外包等方式，在上述领域开展合作，促进双方企业共同提升国际竞争力。Second, industrial structural change.We will optimize our industrial mix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We will, in a phased manner, put in place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featuring comprehensive growth in heavy, traditional, and service sectors.With hi-tech industries as forerunners for growth, such industrial mix will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agriculture and underpinned b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Priority areas for policy support will cover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ial, logistic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like biomedicine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It is therefore conceivable that these sectors are most likely to enjoy a stronger prospect for growth.There are a number of world class enterprises in Europe that has both the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o make full use of such opportunity.With the purpose to boo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compan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actively support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 through joint ventur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service outsourcing.三、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专家估算，今后五年间，中国环保投资额将超过3万亿元，占GDP的1.5%。欧盟在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如洁净煤和碳捕捉及封存、智能电网、建筑能效、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拥有较大优势。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年7月，德国戴姆勒公司已在华设立合资企业，开发新一代电动汽车，这既有利于中国汽车产业的革新，也有利于戴姆勒公司自己的发展。希望更多欧盟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进程。

Third, green technology.During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we will move faster in developing green economy and putting in place the growth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f energ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Experts forecasted that China will invest 1.5% of the GDP, equivalent to more than 3 trillion RMB Yua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etween 2011 and 2015.The EU has moved ahead of China in clean energ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Examples in these areas include clean coal,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smart grid, energy efficient architecture, and alternative energy automobiles.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that this July, German company Daimler has established a joint venture in China to develop a new gener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This initiative will not only help promote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auto industry, but will also benefit the growth of Daimler itself.We hope that mor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make better use of their advantag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n China.四、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机遇。“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加大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力度，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为配合这一战略，中国政府正在研究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技术资金配套支持等措施，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近来，已有一些欧盟企业将工厂从沿海迁到了中西部，有效降低了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今后，随着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相信更多欧盟企业可以在那里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Fourth, coordinated regional growth.When we follow through with the new Five Year Plan, we will work for stronger coordination in the growth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different regions.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strategy to develop the west, work for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and accelera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 of country.To support this strateg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w studying the options of using income tax rebates an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support measures to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se regions.Recently, some European enterprises have moved their factories away from the coastal regions to the hinterland, effectively cutting down land, labor and other production costs.I believe that with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al facilities, mor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make profit in these regions.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扩大市场准入，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工作。2009年，中国吸收外资达到9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回报率达22%，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把中国作为全球发展战略的重点。

Opening up is China’s basic national policy.The firm commitment to an open economy and the pursuit of opening up strategy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progres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sustained and fast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have maintained opening up, expanded our market access, and continued to promot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In 2009, with 90 billion US dollar foreign investment in-flow, China was rank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recipi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makes a 22% profit, far outstepping the world’s average.With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ultinationals are taking China as the priority in their global development strategy.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外国投资企业，包括欧盟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表达了多种关注。今年的《欧盟企业在华建议书》综合了1400余家会员公司的意见，针对34项议题，向中国与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380余条建议。对《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如进一步扩大开放、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立法和执法透明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通过各个途径转告国内相关主管部门，请他们积极研究处理。

Recently, we have noticed that many foreign businesses, including those from Europe, had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over China’s investment environment.After interviewing more than 1,400 member companies, this year’s Position Paper includes some 380 key recommendations to policy makers in China and Europe over 34 items.At this point, we have already forwarded to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in China your sugges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greater opening up, fair competition, transparency in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IPR protection.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to them and ask them to actively study and resolve these matters.在此，我想引述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会见欧盟企业家代表时所说的话，“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在某些领域和过程中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改变对外开放政策。恰恰相反，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事实上，招商引资、择优选资，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把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作为对内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今年4月，中国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营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下一步，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将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Here I wish to quote a few remarks made by Premier Wen Jiabao this April when he met with European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He said, “The shortfalls and drawbacks we have in opening up should by no mean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of our opening up policy.On the contrary, we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pening up policy.” In fact, being selective o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ombing attracting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are integral parts of China’s opening up strategy.In order to attain scientific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to promote peaceful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broad, we will, as we have always been, make good use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capital resources.The bottom line is to make effective use of both the foreign investment we receive and the investment we make overseas.The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Concerning Further Improving the Work of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released in April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re should be stronger efforts to intensify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create a more open and favorable investment environment.We will focus our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to ensure effective delivery of this goal.第一，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政府将综合考虑稳定利用外资和促进国内发展的需要，扩大对外资开放领域，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中国政府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中国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拓宽外商投资企业境内融资渠道。

First, we will further open up our economy.We will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using foreign investment.We will open up more sector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o diverse our portfolio.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s foreign investment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hi-tech industries,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new energ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We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organization, restructuring, annex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through share-holding or merger and acquisition.Efforts will also be made to expand financing resources for the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FIEs)in China.第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制造”的组成部分，同中国本土资本投资企业适用同样的原产地规则，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适用于依法在华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同时中国正在争取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并将努力避免强制认证等行政行为对贸易投资造成不合理的技术壁垒。

Second, we will create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The FIE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roup of “Made in China”.They receive equal national treatment as locally 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enjoy the same rule of origin.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extend to all FIEs in China.What we pursue is open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which includes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hina is moving fast in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and is working hard to remove unreasonabl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resulting from mandatory certification and other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第三，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中国将进一步增加立法和决策透明度，充分听取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界意见。及时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准入标准、行业动态等信息，同时规范执法和行政行为，确保与外资相关的法律与政策得到统一、有效执行，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Third, we will improve our legal and policy system.We will work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legisl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and fully heed the views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cluding that of the FIEs.Development plans, industrial policies, market access standards, and industrial updates will be released in a timely manner.There will also be stronger efforts to regulate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conducts so as to facilitate investment and to ensure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第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为国家战略，坚决打击各种违法侵权行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格执法，保护投资者权益。欢迎欧盟投资者对中国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动继续予以配合和监督。Fourth, we will give stronger protec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s a part of our national strategy, China always takes the IPR protection seriously and has resolutely fought against illegal infringements.In the future, we will further shore up our IPR protection regime and work for strict law enforcement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We welcome continued coordination and supervision from European investors in our investigation.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欧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中国欧盟商会成立10年来，为促进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做了大量工作。希望中国欧盟商会今后继续积极推动中欧企业间合作，引导欧盟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同时，也希望中国欧盟商会推动欧委会和相关成员国解决中方关注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贸易救济措施、商务人员签证难等问题，为双边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创造公平、便捷、稳定的环境。

Strong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eans stronger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Since its inception ten years ago, the EUCCC has done a great deal to promote European investment in China.I hope that the Chamber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in facilitating China-EU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bring more European companies to make investment in China.For China, the MES, trade remedy measures, visa facilitation for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have long stayed on our list of concern.Speaking of such, it is also my sincere wish that the Chamber will be a positive force in talking to the EU institutions and relevant member states for the early resolution of those problems in pursuit of a fair, convenient, and stable environment for our business growth.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欧盟企业界的领军人物，对中欧经贸合作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深信，只要大家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把握机遇，凝聚共识，务实行动，中欧经贸合作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Business leaders like all of you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ver the future landscape of China-EU business ties.I firmly believe that with our concerted efforts and best wishes, the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ll enjoy an even brighter future.祝愿大家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取得更大成功！

To conclude, I wish all of you greater success in China!谢谢大家！

第五篇：在中国法学会2011刑辩峰会上的演讲

在中国法学会2011刑辩峰会上的演讲

陈有西

时间： 2011年1月16日（上午）（根据录音整理，演讲人已经校阅）

尊敬的各位同行，各位专家学者：

非常感谢这次高峰论坛给我机会认识大家。接到这个邀请以后，我确实对这次论坛的发言主题做了比较认真的准备。这段时间，我有很多的思考，确实也可以跟各位同行交流。在座的各位，我看了名单，昨天接触了很多朋友，都是非常资深的律师，不敢说最优秀的，但应该说集中了全国最有思想、最有追求的一些刑事律师和专家学者，很多人执业时间比我长。昨天的演讲人都是理论和实踐上都很有建树的大家，我听了一天非常有收获。今天是一个学术论坛会，我会讲得放开一点。讲的内容，有些不一定准确，希望大家指正。我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观点，都是同行，不对的地方可以批评探讨。今天谈的，跟昨天高法、高检的专家们谈的有一些不一样，主要是从宏观上，谈一些思路和想法。昨天听了高法、高检、北大、法大的七位专家学者的主题演讲，他们谈的已经够宏观，但是我今天准备讲的可能还要更宏观一些，探讨的是一些基础性的大问题。今天作为开头，我就从昨天的感受谈起。

三句古诗描述中国律师环境

我想引用三句古诗，来概括一下我昨天听了一天的感悟。

第一句，“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为什么这么说？昨天我听了陈瑞华教授，听了顾永忠教授，听了李肖霖的主题演讲，关于在现在这样的刑辩环境下，中国律师怎么干？基本上意思就是，要能够揣摩我们现在法院的心态，揣摩现在检察院的心态，如何去适应他，迎合他。也难怪。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社会来适应我个人，我们只能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对于中国律师来讲，我们不能期望以后中国法制环境一下变得非常好，来适应我们律师的要求，而是我们律师怎么样去适应环境。适应这样的法庭，这样的公安，这样的检察，这样的纪委。我觉得昨天专家的观点，有一些讲得非常好。如操作性的东西，提醒全体律师要注意的东西，包括有罪辩护和无罪辩护战略方法上的选择，有罪辩中如何做好量刑辩护。但是，好多的基点，都是在揣摩。为了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有些应当坚持的原则也不坚持了。这体现了我们刑辩界的一种心态，一种无奈，一种想适应，一种想迎合。有一些是明明无罪的案子，实事求是辩结果不好，只有进行有罪辩，从轻辩，怎么样达到当事人效益最大化。因此是“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我这个新娘子嫁到你家了，公公婆婆喜欢我吗？我这样化妆好不好看？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心态，小媳妇的心态。这就是中国刑事律师的第一种境况。

第二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就整个中国的司法改革，现在整个刑辩的环境，大家感觉到一种阻力，不知道路在何方。不单单律师界有这样的危机的感觉，实际上我们整个的法学界，教授、新闻界都是这样的一种看法，法制在倒退。基本上在法学界已经是一种共识。前路多艰，冰封雪拥。司法改革这匹瘦马总是冲不过去。这里有很多深层的原因，我等下展开讲。今天时间关系，大家也可以看我的学术网上已经公布的演讲提纲。

第三句话，是我的心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的期望，不管前路多么艰难，我们还是要往前走，还是要引进新的思维理念，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始终抱有信心，为我们的司法改革、刑辩环境，提供新的源泉，让我们的司法，能够更加公正理性。

司法改革的活水在哪里？

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活水在哪里？我讲的课题就是司法改革一些新的思路。昨天来的领导，层次都非常高，最高法院的，最高检察院的，都是智囊团人物，他们是考虑国家大事，而且是最有权威性，最有发言权的，他们对我们的国情很了解，对我们理论界思考很了解，实务界的困惑很了解，因此应该说讲的已经是宏观的内容了。但是，我今天要谈的，可能是更大的题目。不是我地位有多高，或者是我的学术水平有多高，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势的普通律师，而是我自己深深感觉到，我们中国现在，如果完全凭现在的框架范围内进行构思，司法改革可能还没有办法进行实质性的突破。大家有一些人知道我的经历，我做过警察，在公安厅呆过两年，在省委政法委书记身边做过助手，搞过政法委的一些工作，同时到高级法院当了8年的秘书和法官，所以对公检法有一定的了解。从北大高级法官班进修回去以后，当过法学所、法律系负责人，辞职出来专职做律师。这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另外一条路走过去，体制内、外我有很多的比较和思考。因此有一些发言权。

体制内的学者和草根学者

三年前，我代表浙江省法学会，曾经写过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报告，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会专门搞了要报，报给中政委，认为我的一些思路很值得参考。我的《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的书里面，出版社删掉了三篇论文，其中有一篇就是这个报告，还有一个是关于中纪委的党纪审查代替司法侦查的问题。有很多体制内外共同的思考。虽然我现在不在堂，在于野了，山野之间，我们传统知识分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山野之远则忧其君，这个君，现在是指国家大事，不是君王了。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职务，没有任何依托，原来在省委工作时，最核心的资料都能够看到，现在这些我们拿不到。有的名教授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包括北大、清华教授挂职检察院法院的身份，他们还能拿到一些，中国普通的学者往往连资料也拿不到，研究就没有说服力。因为不了解国情内幕，数据往往道听途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高法、高检的专家学者要抱有一种敬畏，不要像大学生在网上乱骂，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其实他们是有些话不好说，内情比我们要了解得多。最近的乐清事件，我接受南都的采访，说了一些中性的分析，个别网民就说我为官方做托。帮助公安，帮助政府，这样来评价我。其实我只是支持有官方组织的进一步的深查鉴定。但是网民情绪已经听不得理性一点的声音。实际上，我们对一些体制内的权威的专家学者，确实要抱有一种敬畏，他们的信息比我们了解，天天能够看见内参要件，知道全国社会治安的动态，我们一般学者往往信息不对称，对一些情况不了解。所以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昨天扎扎实实的听了一天。

建设和谐社会是官民共识

下面，我就开始讲我的专题，《和谐司法背景下的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个问题，和谐司法和中国的刑辩环境。我昨天事先在我的学术网上公布了今天的演讲大纲，便于大家了解。因为大会没有印发论文。有网民看了留评论说，为什么一定要挂上“和谐”两个字？是不是讨巧？ 我们国家的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的很多经济领域的成就已经没有人敢否定我们了，国际社会对我们非常肯定。世界经济总量我们成了第二位，甚至有的说到2050年或者2020年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当然，人均收入我们还是很低的，还是中下水平。我们经济领域的成就，从自己历史比，自己比自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能够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邓小平在1978年确定的、我们抛弃原来的经济模式道路，走向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我们经济改革不断前进，政治改革一直不敢启动，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害怕思想开放、害怕政治松动带来国家的**，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理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个和谐不单单是为了加强和改进统治，这个和谐也是为了国泰民安，更主要的是期望让老百姓过安定、稳定的生活。有一首明小令《山坡羊》说：“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天下**，老百姓没有好处。当官的、有钱的，护照一拿，天下大乱，已经到国外，一飞就走了，真正的天下大乱，两派斗起来，军阀混战，为各方当炮灰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们不希望国家乱，所以讲和谐社会。这不单单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和谐”的共识大家是有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和谐。

司法改革落实法治任重道远

在这样的一种概念下面，我们考虑治国思路。为什么我们国家经济这么兴旺、人民生活都富起来了，为什么社会还会有那么多的不满和矛盾，原因在那里？这里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很长，一条腿很短，所以走路是瘸子，国家始终不稳定。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脱节，严重不相称，司法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也已经同经济基础严重不相适应，司法的控制社会功能已经严重弱化，维稳靠高压，靠警察和行政强权，已经进入越维越不稳的状态，社会病灶综合症已经总爆发。

我们作为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要为国家忧虑和考虑。所以我们现在发出“法治倒退”的忧虑和呐喊，不单单是抱怨党的政策，我们是为国家忧虑。我们国家光是经济体制越先进、越开放越好，政治体制越落后、越保守越好，是早晚要出事的，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现在采取了简单化的、高压维稳的方式，最后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很多体制内的人，将来是第一个会付出代价的。因为纵观历史，一旦天下大乱，当政者是首先会倒霉的，第二个倒霉的是有产阶级，财产会被瓜分，人会被抢被杀，有可能1000万的房产200万也没有人要，人民币可能贬值得一塌糊涂。这些都会让大家付出重大的代价。中国建立稳定的社会、法制的社会，我始终想还是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很多人说我是“保皇党”，盲目乐观，都现在这个样子了还在说好。他们说的“皇”当然不是皇帝，中国“皇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中国的“皇帝意识”还是无处不在，包括老百姓也还是希望有皇帝，有明君，有清官，好下跪。但我始终抱着国家会进步的信念，我们国家有希望，高层政治家是清醒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有内参，公安部有要报，他们天天看，比我们都明白。现在关于法治，有一个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看法，是从大局看还是从个别看的看法。有时一两个案子会被无限放大，像乐清事件，现在放的这么大，到底是交通事故案还是被谋杀？现在成为一个多月经久不息的网络事件，全国13亿人民，那么多的交通事故，那么多的谋杀，为什么大家都去关注这一件？因为这体现了一种公信力危机，公权已经不被信任，百姓希望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网络社会有一些信息是畸形的，有些是被盲目放大的，因为这里面蕴含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种社会的共鸣性的情绪。乐观主义看社会问题，还是悲观主义看社会问题？我觉得始终要用一种积极的眼光，看中国的法治环境，中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一定会向有利于法治国家的方向发展，相信新领导层会有一套新的思想理念出来。昨天听周副会长讲，今年中央要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最高法院也要宣布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已经基本建成。我理解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法制范畴的一个总的总结，在十八大以前有一个交代，胡锦涛总书记上任的时候，说过依宪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进《宪法》，应当要有一个交代。但是，这基本上还是立法层面的。中国法律实施方面的问题，更加任重道远。

律师界应当悲观还是乐观

中国现在的律师界不需要悲观。我们是从2000多律师恢复的，上世纪80年代恢复律师制度，现在30来年，已经有17万律师，每个月都有新的律师加入，这支力量已经非常庞大。从这次中央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来看，中央已经开始重视律师业的现状。这个文件内涵很丰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这个文件现在面临的，也是中国特色。研究布置中国律师问题的文件，竟然中国律师不能看，看不到，只让司法局看，还打了一个秘密级，很荒唐。律师当到副会长、会长才能看到这个文件，我看到的都是复印件。我们国家现在政治管理当中有一些思路很糟糕，没有多少是需要保密的，就是搞得神秘化。不要把律师当做异己分子，发的律师文件，律师却不能看，有这个必要吗？回到这个文件总体的思路，我认为是积极的。很多律师理解，这个文件是为了紧缩律师，整顿律师，控制律师。而我理解为三句话，有两句是对律师有利的。

一句是“关注律师的生存状况”。中央从来没有这样专门为律师发文件，有过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的批示，这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发文件。对中国律师的生存状况，中央开始明白了，关注了，这要感谢司法部向中央的报告。

第二句话，“重视律师的权益保障”，中央文件里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比如一些律师的执业权利、法律权利、政治权利，还有关心律师经济环境，近期其他措施中已经有提出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政府预算有这一块，政府不会让你总免费当顾问，要付费，政府的预算有购买法律服务的费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还有律师的生存环境，一个政策环境，一个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包括律师的税收，像今年我们京衡律师集团纳了470多万的税，律师是法律人里面，唯一国家不给钱，还要交很重的税的行业，如果中央真能重视了，让我们中介服务业放开发展，给你退税补偿，给你返还，就会有力地支持律师业的发展。不能把律师完全当成个体户，因为律师定位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他还有一个社会功能，社会维稳的功能，不单单是个体工商户为了赚钱，这个群体的社会功能定位是不一样的。律师其实是法律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理国家的一支力量。中国的律师从国办转到民办，从官方法律顾问处到私人合伙组织个体户，现在又想重新纳入官方体制管理，中央已经把我们纳入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但国家对这个行业不补贴一分钱，那么减轻点税负吗？现在平均税负是15%，100万赚来15万国家拿走，你能不能变成7.5％？中国律师的生存环境，中央已经原则上在关注，下步会有一个如何贯彻，贯彻到哪一步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律师政治参与的问题。中央文件已经明确从律师中选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将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入党，考检察官，考法官，这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现在我们鼓励年轻律师入党，你要进入体制内，学习党的成功的管理模式，进入治理国家的司法机构。律师业要成为国家司法官的摇篮。我们京衡所近几年中，考进检察官三个，考进法官的两个，考取省政府派WTO到美国、比利时公费培训的5个，这就是律师体制内政治参与的一个启动。同中央现在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将来十八大以后的趋势，肯定会在律师里面产生政治家，律师里面产生好的法官和检察官，不要光看现在的感觉，我们的马肯定是能够前行的，这个蓝关关口是一定能够闯过去的，总有这么一天。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文明理性的社会离不开法律人的参与治理。

第三句话，“是加强律师体制管理”。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好的必要的一面，坏的有误区的一面。

从坏的方面看，官方觉得近年来中国律师越来越不听话，有很多的敏感性的案件，党委政府打招呼了，你还要来插手，还要来管，还要代理群众跟政府叫板，所以觉得律师有异心，是公权力的敌人，非把他治理听话了不可。想把律师培养成“驯服工具”。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律师是整个法律人框架中，唯一站在公共权力的对面，制约司法专横，防止公权滥用，监督冤假错案，维护基本民权的重要法制力量。有的高层人物不知道，把律师训练成驯服工具，会从根本上扼杀律师业。同人类设立律师制度的根本目的相违背。律师叫板公权是必然的，这是另一个角度的忠诚，为了国家好，为了我们整个党好，为了我们整个政权好，不是想对我们党构成什么威胁，是为了让社会矛盾以理性法律的方式释放出来，让人民群众在公开公平的法庭上讨回公道，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维护这个政权的统治。所以我们说加强律师体制管理，有一些不正确的思考，始终对律师不放心。认为律师是中国民间力量崛起当中最危险的一支力量，因为他能够把群体凝聚起来，把各种很乱的思路，通过律师的代理行为，凝聚成一种法律的观点，非常有力量的观点，所以有的统治者，我们从政的政治家，觉得最讨厌的是律师，所以老是警惕律师，不知道律师把老百姓非理性的情况变成理性的行为，带上法庭，到法庭解决，这是国家稳定的最好的途径，把老百姓的非理性带回到理性。

从好的方面看，中国律师也确实需要管理。有很多不良风气，有不少害群之马。每次人代会，对律师业的意见和批评，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少。中央发文件加强管理，对律师队伍提出优胜劣汰，是完全有必要的。中国律师业需要加强管理，欢迎司法局对我们加强管理。因为确实律师队伍有一些害群之马。北京有一个律师，一个温州老板告诉我说被他骗了2200万，200万进所，2000万进卡，然后关机跑了，再也找不到。我亲眼看到了这个律师给这个老板的“最高法院调巻函”，一个墓地案的申诉，说最高法院指令上海高院再审。我一看就是假的。把最高法院的大印伪造的这么大，上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的头签，下面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调卷函，不用研究案子，我就告诉他被骗了。他说是有律师所合同的，怎么可能骗我？我说向上海高院调卷，不涉外，不会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写两次，最高法院的印鉴我见过，这个印比他大三分之一，这个印也是假的，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赶快找他要回钱，最高法院的印章也伪造，还骗你2000多万，你一举报马上会立案抓他。他说我不报案，报案我这个案也完了，我找总参，是总参的朋友介绍我认识这个律师的。我说你这样，还会再被骗2000万。他说我没有钱了，这个官司他们不帮我扳回来，我告状的钱也没有了。我们队伍里的害群之马不是没有，北京的2万多律师里面，全国最优秀、最有水平的集中在北京，很多骗子律师打着旗号骗钱的也是在北京，所以对这些人怎么能不管？不管只会让律师界越来越乱。因此加强对律师的体制管理，不要完全做负面的解读，律师本来就是独立自由的力量，容易散漫。加强管理是有利的，按照我在杭州当副会长的经历，绝大多数司法局的管理是对的、必要的，只有有一些可能是出于政治因素的控制，可能不是很妥当，我们能够一概否定吗？

因此，中央文件三句话，我解读出来，两句有利，关注律师生存状况，重视律师权益保障对我们有利，第三句，加强律师体制管理，一半有利，一半不利，对中央的文件也需要好好地作正面的解读，要感谢中央重视我们律师事业。

中国律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关注

社会各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中国律师。2010年多少媒体在密集报道律师业和律师事件？企业家也是越来越看重我们，我到广州为粤商菁英俱乐部作讲座，参加的四十多位企业家都是有相当实力的，对中国法律如何保护民营企业、中国律师业如何保护民营经济的发展，都非常关注。他们对中国法治环境、国情非常了解。学界这么多专家教授，也为我们呼吁。全国政协、人大一些人士，很多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对我们律师业生存环境很关注，从国家法制的宏观层面在关注。为李庄案子，他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司法部已经通报了，他们也不便进行相反的表态，但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另外我们海外的人士也很关注。去年我去了日本，去了英国，一听说我到了，一些媒体都要采访我。国外媒体，我比较谨慎，有些比较敏感媒体，没有接受釆访。只接受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记者是长驻大陆的，作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报道，《我是为中国法制体系辩护》，正面肯定中国法治环境的好的一面，大于负的一面。不接受采访，不是我保守，是国内的环境不允许。国外影响一大，容易使自己成为敏感人物。海外采访，记者不让你审稿子，就给你都报道出来了，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国内怎么讲无所谓，到海外讲，会成为国际性问题，可能成为要审查的对象，所以必须很小心。

中国法治环境两面观

通过媒介的报道，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开始理解我们中国律师的真实生存境况，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以我为例，司法部通报李庄案以后，2010年上半年是民间媒体推崇我，官方谨慎地观察我。最典型的是广东的《时代周报》12月评我为时代人物，100个影响时代进程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律师界的十个人，我被评为“时代人物”。香港的《亚洲周刊》把我和日本首相菅直人一起做了一期封面人物。这是上半年，民间肯定我，官方不肯定我。下半年不一样，经过一年的观察，12月27日《人民法院报》大版面报道我们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的会议，重点报道了会上专家对我的评价，《李庄进去了，有西起来了》，讲我有担当、有骨气、有才华，这是很高很高的评价，我其实是担当不起的。最高法院机关报像这样的正面评价一个敏感事件中的中国律师，是没有的。高子程律师同我办的李庄案还被最高法院评为2010全国法院十大名案第一案。然后是三天以后，《中国律师》杂志和《中国律师网》，评出12个中国律师新闻人物，我又是居首。这些已经是官方媒体评价了。当然还有浙江官方评我为省模范党员、突出贡献律师、《都市快报》评为“人物”等一些荣誉。我不是在沾沾自喜。对我而言，自从四十岁前下决心从省机关辞职，这些都已经看得得淡。我是把这些迹象，放到中国律师业的生存环境角度来观察的。也就是说，下半年开始，官方媒体也肯定我，上半年是民间，官方观察一年，觉得陈有西不会出问题，这个人还是比较听党的话的。处理事情出发点都是好的。这说明，只要我们真诚地为民服务、为国建言、善意提醒，合法努力，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我们的体制内不缺明白人。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法治环境要两面观察。中国的律师作为独立的力量已经开始显示作用，民营企业家开始真正重视律师功能，特别现在一些网络重大事件，真正权威性的点评，不是教授，学者，而是律师。律师有实务操作的东西，我们有一些点评的观点社会关注度已经超过学者，那么多的民营企业，政府的国有大企业，“三重一大”企业，国务院明确要求大型企业必须请律师，要设首席法律顾问，要购买律师的法律服务，政府列出预算购买服务。象昨天“两高”的专家学者们说的，每一个新法律和解释出台，都是给律师创造机会，提供发挥的新舞台。象证据规则问题、量刑建议问题，提供了很多律师服务业当中新的领域。包括《公司法》、《破产法》的司法解释，为律师开展新的业务，提供了全新的领域。以前是上市业务很高端，现在是破产重整业务空间非常大。我们办的一个破产重整案，涉及债务34亿，办了快二年，重整成功了，为政府企业解了危，律师的效益也比较可观。上市业务，企业1000家上市不了一家，破产清算业务，100家企业100家都要清算，因为按《公司法》解释不清算股东永远有连带责任，最高法院三个破产法的解释，给律师带来非常大的业务空间。很多的机遇是人大立法、政府立法给我们提供的。

刑事律师生存环境也非一片灰暗

还有刑事律师就是一片黑暗吗？也不是的，我们律师生存环境有一些改善。律师的会见权，像上海，像浙江有一些地方落实了，不需要陪同。阅卷权，我们杭州检察院，去了以后有介绍信，检察官还没有看，先给你看。证人出庭，全国都已经有警察证人出庭。量刑制度改革，量刑更加透明了，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权，我们将来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抗辩了。包括刑事司法调解，律师的主动性更大了。律师参政议政，现在全国律师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20多个，当然这些都不是律师界别上去的，都是民主党派，在政协领域，律师比较会说话，吸收进去了，进法制委，进全国人大代表，不是共产党界别。那个界别轮不到律师，从民主党派界别进去，党内代表留给体制内的人了。我预测下一届会不一样，十八大以后，按中央现在的文件精神，律师参政议政的大门更加打开了。还有国家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制度，也为律师回到体制内打开了大门。北京有一个博士律师，考到了某省建工集团当首席法律顾问，一年年薪几十万，享受副厅待遇。我说你没有出息，北京一个成功律师年入几百万，去那做几十万的官干嘛，他说安定，岗位重要，而且有副厅级待遇，这老兄很看重政治待遇。现在我们政府公职面向律师招，招法官、检察官，各种领域都有。因此，律师以对话合作的方式，促进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有可能的。律师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敌人，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能够起一些正面的作用。

中国现在的维稳思路出了问题

第三个问题，和谐司法：政治标准和法制标准。我们维护国家稳定，有一个思路选择。不用含蓄，我认为现在维稳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一直选择高压、屏蔽，网上删贴，限制老百姓上法庭，敌视律师，打压律师，用行政手段压服一切。基本的思路，就是淡化国家司法的作用，加强行政权的作用，希望通过行政权压服老百姓。法院只是听命于党、听命于行政权力的办个后续手续让其“合法化”的丫环。这个思路完全错误，只会越压越不服。

当前中国律师生存环境差，跟我们现在的维稳思路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在一个不需要法庭，不需要司法的环境下面，律师是可以作废的。你要把矛盾揽过来，千方百计要把他弄上法庭，最后政府就很讨厌你、挤压你。

维稳思路出了问题，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来考察一下路线图。由于行政的高压，不准律师介入，大量的老百姓找行政权，求权力人。行政不公平，上访，找清官，找温家宝总理，四川农妇熊德明为丈夫2200块钱工资，打官司一年一分钱见不着，总理去一句话，第二天一早，县委书记拿了2000多元钱送上门。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地说明，中国的基层政权是没有用的，中国的法庭是没有用的，中国的律师是没有用的，只有权力有用，关系有用。遇上贵人就一切都解决了。于是大家都希望见到贵人，见到清官，见到有权人，于是都去上访，去北京见贵人，找清官。于是农家妇女成了维权的英雄人物：你认识温总理，你帮帮我。于是她就背了包到浙江温州讨薪去了，没有文化不知法律的人，比律师更受欢迎。这是人治社会的最好的西洋镜。最后没有人理她，又回去了，这就是中国的法制现状。中国有那么多律师，那么多法律工作者，有那么多法庭司法的情况下，让一个文盲农村妇女跨省做维权的讨工资的法律工作者，原因在哪里？因为当地的法庭、律师都被作废了，没有总理去，2200块钱确实拿不回来，总理一句话比打官司一年有用。

一滴水见太阳，从一个小案例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现在整个环境就是相信权力，相信明君，相信清官，不相信法制。找法庭、律师没有用。我打什么官司，我找什么律师，我花什么律师费，我就是去上访，我一定要见温总理。总理说句话律师也不用请，钱也不用化，庭也不用开，法律白条也不用打，第二天钱就到手了，多好！所以中办、国办的信访局，天天排队，多少人一个号都领不着，为什么？领导家的电话，50元钱一个，地址，100块钱一个，卖给上访户，你们找去。找清官这个路子多好。不是老百姓愚蠢，不是老百姓愿意下跪，而是你逼的，因为你把全国各地的法庭，全国各地的法官、全国各地的律师作废了，和谐了，很多案子告不进去，不让律师插手，要律师“讲政治”帮政府，政府法院一鼻孔出气，法院不听法律的，只听权力的，我只好找更大的权力。好多案子法院就听政府的，我找法庭没有用啊！让老百姓觉得只要找到总理，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非理性的国家、人治的国家才会有的做法。我们维稳的路线图就是这样。上访，奥运会开始了，国庆节了，两会了，明天要让天安门没人，一定要弄回去，北京公安局压力大，于是责任制，中办国办的信访局压任务，各省公安厅、检察院、政府都来、信访局长也来，来了以后劝回去，哪有那么多时间劝啊，于是直接“强劝”遣送回去，各省分流。人太多，最后“接访”变“截访”。各省截访干部老呆北京也不行啊，北京消费那么高，成本太大了，我们老是住在北京，没有那么多钱，于是就有了大大小小的“安元鼎”公司。养一批保安专干截访的活。关上访人，就成了变相的监狱。还不能给你白干，白关。送一个人给我一万块钱，多关一天多收500块钱，把人关在这里，多关几天，等到奥运会、两会结束才放。否则你今天送回来，他明天又上京了。我还得再化几万把他弄回来。于是全国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怎么来的？纳税人的钱就在这么花。最后曝光一下，还是没有办法查，因为背景就是公共权力机关让他这么做的，查的人自己的责任，巴掌打回来了，怎么查？如果拉到法庭上审判，把所有的内幕抖出来，“安元鼎”说就是国家机器让我这么干的，我们国家形象好得了吗？所以，上访必然造成截访，老百姓就跪求，跪求不成然后就跳楼、就自焚，自焚也没有用，冷血的说你活该，你自焚也是暴力抗法，抓起来，火车上截回来，最后老百姓不自焚了，不跪了，我杀你。说自焚没用了，跪求也没有用了，命都不要了，我还怕什么？我要制造事件，杀幼儿园的孩子，杀小学生，路线图就这么来的。然后就是爆炸税务局，然后就是枪击法官，杀警察，烧派出所。这就是正常的、法制的、理性的渠道堵死后，法庭的路堵死后，必然的结果。我们整个社会矛盾没有地方合法地发泄，就从这些方面走了。所以，我们这几年为什么暴力事件会产生？群体性事件那么多？这样严重的事情，高层还没有认识到，还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以为是警察不够多，武警不够强，强制力不够狠，还以为是律师维权维出的不稳定。这是非常愚蠢的治国思路。把老百姓带上法庭，让他有理性的发泄的渠道，法庭上讨到公正，我们的国家才能安定，才能和谐。

“三个至上”很多情况下有同一性 产生冲突时必须坚持“法律至上”

现在我们法学界争论很多的，就是三个至上的问题。我觉得法学界现在也有点反应过度。这“三个至上”，大家都批判，我觉得也不对。我觉得三个至上有很大的合理性，有它的道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是2007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三个至上不是错误的，是有道理的。确实，中国的《宪法》写进了党的领导，你当然要为党服务，人民利益，我们党建立时就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建国的宗旨的。宪法法律至上，我们执法机关当然要坚持法律标准，一定要法律至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一起“至上”，这在法律逻辑上没有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因此，作为国家机器的司法机关，坚持“三个至上”没有错。根据我的观察，95%以上的法律案件的处理，法律事务的价值判断，三个至上利益是能够一致起来的。党也希望人民的利益好，人民希望你按照法律办事，三个至上是一致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司法人员不是三个至上，而是把“党的事业至上”庸俗化，变成了权力至上，变成了唯权是从，阉割了法律原则，公开歪曲法律去讨好权力。这种人根本不是在坚持三个至上，而是他自己的“乌纱帽至上，溜须拍马至上，自己的个人利益至上”。权力和法律的矛盾被极端化了，三个至上当中内部矛盾就产生了。案件处理中，这种矛盾产生大概只在5%左右。当然不是能够这样精确的量化分析的，什么意思？比如一个省委书记批示过来了，老百姓也闹事了，法律规定又摆在那里，三种价值判断产生了不一致，产生冲突的时候，我听谁的？听省委书记的批示还是听已经立法的法律原则？这个时候就必须坚持法律至上，这是关键的。产生冲突以后，不能闭着眼睛瞎判。中国的现状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法院会听省委书记的。一定会按他的意见办，老百姓意思不管了，法律原则也不管了，我就瞎判，服从权力，因为我的乌纱帽是他给的。我不听话位置都没了，还讲什么坚持法律原则？大量的中国法院现在就这么干，只要有领导的批示，管你黑的白的，就是这样判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大量的冤假错案，大量的民情鼎沸的事件，都是不按法而按权惹出来的。

三个至上的冲突，实质是权力至上还是法律至上的冲突，人治还是法治的冲突。这两个冲突确实经常在发生，就是指5%左右的有干预的案子当中，法官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时候，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概念，要敢于“抗命”，拼却乌纱，甚至“舍身护法”。

问题是在一个“官由上授、层层培养”的体制内，半个多世纪的劣化选择，只有听话的服从的人，才有可能爬到高位，有骨气的人都当不了庭长、院长，刚正不阿的法官，早就被逆淘汰了，舍身护法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很多法院，明知冤案也会闭着眼睛瞎判下去？因为在权力和自己的安全面前，在一些庸碌的没有骨气的人眼里，公平正义已经如浮云，他已经连良心的谴责都不大有了。只要这个体制暂时不垮，自己的位子和好处还在，哪管你明天洪水滔天？

没有法律之上，这个国家就没有法律标准，法律随时可以被权利人推翻，被他搁置，皇帝令出法随，只要是大大小小的皇帝讲出来的话，就是法律，很像封建社会，这个时候，就需要理性的官，需要独立的坚守法律公平正义的良知。

人治和法治的三大区别

人治和法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有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法治是多数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个人的意志，凭批示，我这个领导要这么办就得办，这就是人治。多数人之治和个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一样。这是法治和人治的区别，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事先之治还是事后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适用，十二铜表法，商鞅立信，提一个建议会给你奖励，事先立了规矩，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坚决遵守，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后，发生事件之后，再随机出台处理原则，政策治国，跟着社会状况，随时变化。第三个区别是理性之治，还是运动之治。法治是带上法庭理性管理国家，让国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来解决，稳妥而衡定。而人治是搞运动，像到处游行，把嫌疑人拉到广场上宣判，公开处理大会，一下子从重打击，一下子从轻放过。像现在检察法院在提倡什么《刑法》上的和谐司法，刑事和解，花钱买头，出高额补偿金，被害人谅解了，就可以不枪毙，这必然导致金钱司法，有钱人免死，穷人以钱换命，法律原则将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儿子已经死了，我老头老太没有人养老，你给我一百万，我肯定写谅解书。这样的杀人犯就可以不枪毙吗？那这个国家的司法公信力何在啊？如果我是一个穷人，两个老人补偿费一千元也出不起，我的儿子就只好上刑场。那这个国家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有钱人的国家？穷人的地狱？我们有些官员根本不知道如何治国，这是所谓的“和谐司法”下的恶劣变种，是对国家法度的严重破坏。刑罚可以调解，现在很多高层人士常鼓励这样的思路，这就是和谐司法带来的后果，不讲原则，不讲法度，和稀泥，看眼前利益。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这种庸俗管理学大行其道。公共权力，是不能调解、不能让度的的，给1000万，恶贯满盈的人，该杀的也必须杀，除非中国废除死刑。如果被害人方拿出一个谅解书就可以不杀，“花钱买命”会迅速在中国成为一道司法风景。现在很多的执法机关，由于总体上的宏观思路出问题了，净出馊点子，会做非常差的参谋。理性之治没有了，只有实用主义。

司法模式与中国律师功能

和谐司法是这两年最高法院一直鼓励的，我一直既肯定他，又质疑他。和谐司法导致法院无原则的办案，很多应该受理的不受理，司法大面积失效，放弃司法审查制约，让行政权横行，不敢干预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最典型的陕西煤矿国有化，浙商投资了500多个亿，市场经济模式进去，计划经济模式出来，艰苦谈判买来的，政府定价就收走了。投资商不服，省政府和高级法院一个命令不准法院受理，全省法院就告不进去，司法全部失效，这种事只有中国会发生。温州的民营企业家花3个亿买来的煤矿，都是市场经济，协商谈判买到的，现在政府收回国有，说给你1个亿，必须还给我，再不行就是五千万，还不给，把采矿许可证吊销，关掉你的矿。理由是控制矿难。但是国有的照样矿难。采取这种办法，老百姓觉得你不公平，到法院告你去，告吧，法院不受理，这就是现在一些地方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逼你去求行政权，司法自动阉割去功能。

市场经济的获得，计划经济的失去，等于国家变相的剥夺和征收，和谐司法就是这样来的，司法功能失效，可以作废，花钱买平安。像杭州胡斌飙车案，浙江以前交通事故赔偿没有超过36万的，胡斌案网上一哄，大家没有法律标准原则了，最后赔了110多万。从此浙江省交通事故案子法院没有办法审了，因为有一个标杆在那里，你再判赔偿30多万，按照上一个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国民收入来算，赔偿额30几万，受害人都不会满意。所以他也不想上法院，也不用请律师，大家到网上闹，骂得越凶，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大家都到网上制造舆论，聘个网络水军，制造一个事件，一下子点击上百万，中政委都重视了，最高法院也重视了，这个问题就有希望解决了。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被神经病”事件，父亲被关精神病院14年，女儿守身如玉24岁，如果谁把我爸爸救了，我就嫁给你，如果有老婆我就给你做丫环。一夜暴红，三天爸爸出来了。这个救美的不是一个人，是几百万网民。其实这个美女也没法嫁，因为他其实是个爷们，根本没有“张寒韵”这个守身如玉的美女。他把全体网民玩了一把，但把爸玩出来了。这是对整个中国司法机器的莫大讽刺。

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说，应该追究这种不诚实的网络骗子。但是他没有想到，骗子做成了中国法院、中国警察、中国律师十四年没有做的正义事件。一个中国公民，没有家属同意，没有审判，你公安局凭什么以精神病为名关人家14年？这是滥用职权，还是非法拘禁？这样可怕的事在中国还有多少？

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法治，西洋镜层出不穷。如果我是一个高层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会召集全国的公安机关好好治理，为什么这样的西洋镜的事情能够解决我们的司法机关14年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的公共权力做什么吃的？网络这么一搞就放出去了，对于一个公民非法拘禁14年，公安局长还不撤职？所以这个里面和谐司法，很多东西导致我们的司法机关无原则的办案，无原则的从众，网民来控制司法，国家公信力一塌糊涂。

还有一个能动司法，法院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拆迁法院也去，计划生育也去，你能动别人，人家也能动你。到最后反过来人家干预你，干预同被干预是矛盾的对立体，你干预人家，人家肯定也干预你，能动司法现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本来法院不告不理，是稳定的，像美国，是九个人统治的国家，美国九个大法官管理一个稳稳的国家，从来不会出头露面，有什么事件，我来判，裁决。做社会的稳压器。中国的法官有多少？不是九个，至今没有公布准确的数字，因为中国法官是全球之最，中国法官最多了，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法官，但是那么多法官，却到处出现冤假错案。

第三个是“大调解”。法院逃避责任。调解是什么意思？双方当事人愿意，法院没有责任。你不同意调是吧，我就不判，半年一年，拖死你，逼你调。很多案子明明能判，为什么不判？这样判，这边是省委书记批示，那边是省人大批示，这边是亲友托过来，那边是老上级托过来，两边都得罪不得，没有办法判，怎么判都会得罪一方，于是只有调。这样调以后，当事人你们自己愿意这样搞的，不要怪我，两边都好交代。哪里敢公开判。大调解，表面是为了和谐，说到底就是放弃法律原则和稀泥，责任分摊，很多案子当判不判，司法效能低下，成为豆腐法院，法院和村委会差不多了。既无法定纷，也无法止争。

要求律师也要讲政治，讲和谐，参与大调解，放弃坚持法律原则办案，和稀泥解决问题为最高目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司法理念，这两年美丽的口号下面，隐藏很多完全违背法制哲理的谬误，坚持原则认真办案的律师反而被打压。导致律师队伍的劣化选择。律师于是去迎合，去搞勾兑司法，大家都是钻到钱眼里面去。不讲法律，不讲原则，不再真正的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坚守法律良知的没有了，坑蒙拐骗，捞到钱再说，和公检法勾兑，陪他们喝酒，赚了律师费一起分，这样的律师如鱼得水。和谐吗？大家和谐在一起了。

为什么要让法院说了算？

所以一个公平、独立、透明的司法，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我们以什么手段实现稳定和谐？不是靠高压，而是合法，靠把矛盾带到法庭上。

为什么要让法院说了算？法院也不是神仙，现在全国法院的腐败也很厉害，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一个文明理性的国家，必须依靠法院。法院腐败，不能成为我们去法院化的理由。法院也是人组成的，他当然不可能比行政权力人高明。那么为什么要把最终裁决权交给他们？因为法院有一套制度来保障他的公平正义。这是制度保障的公平。只要严格守法，能够实现人治无法实现的公平。

公开审判，程序严密，双方质证，双方抗辩，信息透明，兼听而明，上诉权，程序权利的保障，民主的合议，公开监督，还有司法的终审权利，法院判了以后，大家就要认可。有一系列的程序，保障了司法不会产生偏听偏信和暗箱操作。司法的丑闻通过公开审判，会曝于阳光下，社会会监督它回到正确的轨道。我们必须要让人民从法庭上实现公平正义，鼓动把权利交给法院。现在法院法官这个样子了。像阜阳法院连续三任院长出问题，武汉、深圳中院法官成批出问题，最高法院副院长也出问题，高级法院院长级的被判刑也十多个了，法院能信吗？我们还是要信，这不是信人，而是信制度。人类社会发明了法庭，只有法庭这个机制能够最科学地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暗箱操作的权力只能带来独裁，带来灾难。哪怕法院都是这样的糊涂蛋，我们也要信，通过人民选举，我们换上好的法官就是，改造法官选任制度就是，不能由此而想作废法院，靠纪委来守护正义。纪委这种封闭的机制守护不了正义。正因为中国法院没有地位，把他当小媳妇，对权力言听计从，好的有骨气的法官才无法产生，庸官、贪官才会不断占据高位，中国的法院才会这样没有骨气，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昏官和贪官。如果中国法院和美国法院一样，树得这么高，职业的自尊心、自豪感来了，真正的法官是会出现的。因为我们现在选择的法官的标准是什么？不是刚正不阿，是选择听话的庸才。听话的，可以当院长，不听话马上撤掉。这样公平正义的法官能选出来吗？我们的选人标准早就出问题了，这样选出来的只能是庸才和奴才。庸才要当官，只有靠送，送钱没有，只有靠收。我们法官为什么那么多人出问题，跟我们选择标准直接有关，跟我们的人才底线相关，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不是法院这个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树立中国公民对国家司法的信心，把老百姓带上法庭，把矛盾交给法庭，把社会的信心交给法庭。让人觉得这个法院判过了，不能上访了，法院判的绝对是对的，这个法官是可以相信的，法院判的是大家必须遵守的。所以，公平独立透明的司法，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而法庭的权威一旦树立了，中国律师的地位也就起来了。我们律师干嘛用的？就是说服法官用的，在公开的法庭上依法说服法官，让他兼听则明，择善而从。昨天很多教授讲了，我很赞成。律师在法庭上发表意见，我们不是在发动群众，让旁边的人听热闹，我们是要让法官能够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法官是没有地位的，自己没有决定权的，是听幕后的权力的，我们律师讲三天三夜也没有用，他还讨厌你。因为权力人可能早已经告诉他应当怎么写判决书了，他只想早点顺利点完成这个表面的形式。你讲了三天三夜，不如检察院、纪委一个电话，不如领导一个批示。因此，没有法院的地位，就没有律师的地位。只有让法院象个法院，中国的律师才有可能象个律师。

我们需要反思和清理苏联司法遗产

我们国家的司法改革，总体来讲，有很深的苏联遗产的影响。苏联现在已经瓦解了，成为俄罗斯和独联体。苏联的法律制度我们中国继承得最好最全面。戈尔巴乔夫之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久加诺夫，总结了苏联灭亡的教训，总结出前苏联的三个特征，一个是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制制度，二是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现在中国把第二条，垄断中国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特别是计划经济这种运营模式，我们把他打破了。这30年我们经济突飞猛进，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我们现在成功了，30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德国。但是，另外两个遗产，我们还是继承得好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的好不好？意识形态控制得牢不牢？我前天转帖了一个凤凰网的东西，香港立法会否决香港特区政府60亿办亚运会的申请，加了个按语说，中国的人大代表，什么时候也能够这样管理国家的预算就好了。这个帖有什么问题？让人民选择60个亿该不该花，有什么错误？我们的奥运会，世博会，花钱从来没有到人大去审批，代表们根本不知道。谁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我的学术网马上被屏蔽打不开了。删了微博链接，半天后才又能打开了。现在的网络审查，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更不懂法律，他更不遵守法度。因为中国没有《新闻法》，他就躲在暗处瞎搞。这不是公权力的管理社会的方法，是一种“下三烂”的办法，黑客犯罪的方法。我们不知道是谁把我屏蔽掉的，我们的新闻审查，是在阴暗角落里干这个事，这是一个什么国家？有问题你可以明确提出来，你可以依法追究违法煽动的人，但是你是国家公权力，是堂堂正正的，你不能用黑社会暗搞的办法。讲民主与法制的国家，怎么能容忍这种手段控制舆论？

现在苏联的三大遗产，经济制度的遗产我们扔了，法律制度的遗产、意识形态控制的遗产，我们死抱住不放，完全的继承。人家自己都已经扔了，检验失败了，亡国了，解体了，我们还奉为宝贝。所以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是两条腿走路，经济体制改革了，政治体制必须跟上。政治体制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司法体制改革，可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代价最小、不会导致混乱的突破口。律师制度改革、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只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小部分而已。

刑诉的角度，前苏联的遗产有什么东西？刑事诉讼，苏联就是检察院、特情组织、契卡，可以控制法院，可以决定案件的结果，法院只是过个形式。以党内斗争、党内清洗代替国家法律，代替法庭审判。苏共中央清洗的时候，大批中央委员被直接军法枪毙，侦查机关的权力超过法院，凌驾于法律之上。斯大林杀人很方便，法院根本没有用，法院审判的形式都不用走。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学了这个，把法院作废，公检法作废，工人组织可以杀人，刘少奇不用审判就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也不是刑法罪名，刑法上没有这些罪，那时也没有刑法，只有镇反条例，都是政治罪名。不用开庭，不用辩护，那时律师早在反右时就已经灭了。这就是继承苏联那一套。所以我为什么说，高检高法专家们昨天讲的思路，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没有我的宏观。因为他们是在现有的笼子里，想进行一些修修补补，根本没有考虑60年了，需要认真反思清理前苏联送给我们的恶劣遗产。《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解决，下面的量刑制度改变，都是枝节性的问题。树根烂了，树叶不可能茂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要有大思路，必须树立法院的权威，建立法庭为中心的刑诉模式，让侦、诉指挥法庭的现象杜绝。现在的理论说，让法院密切配合纪委、公安、检察，胡扯！如果这样配合，法院听侦查的，抓起来就是罪犯，不需要审判，侦查机关的观念没有人去审查他，没有后续的抗辩和质疑，冤假错案就会大量发生。律师有什么用？公、检的地位不但比律师高，其实比法院还高。法院现在怕纪委、怕检察。为什么？因为很多法官屁股后面有屎。如果这个案子支持律师的观点，不按照我纪委、检察院的观点、要求把他判掉，那么你法官等着被抓吧。纪委的抽屉里面有一堆检举信，随便找一个就可以立案抓人，而且往往一抓一个准。这样的环境里面，检察院有抓人权，纪委有抓人权，他们在向法院提起指控，法官他怎么会支持律师对反腐败案的无罪辩护呢？明明冤也要判掉。这样我法官自己安全了。冤案是纪、检要求判的，要追究大家一起死，要抗着大家一块抗。很多东西，就是按苏联模式进行司法设计的，我们的检察权非常强势。有侦查权、拘留权、批捕权、鉴定权、退查权、延期权、公诉权、列席权、抗诉权、司法建议权、法庭监督权、监所监督权、同公安联合的伪证侦查权，抓律师权。每一个诉讼环节，他都占全了。公诉权和侦查权混在一起，一个案件审理，律师不知道，法官什么思路，这个审判机密不能告诉你，告诉是泄密，法官可以撤职、调离，律师可以处分。而检察院不但可以打听，还可以听你的核心，到审判委员会来听。听了不好，回去一个司法建议书过来了，而你律师是绝对不行的。“抗辩平衡”，在中国是形式上的。哪有法庭公平审判，表面的平衡，回到审委会，绝对不平衡，控方是强势的，辩方没有地位，很多案宣判的时候，检察都不来，因为他早知道结果了。只有律师在那树起耳朵听，这个案子有罪还是无罪。这就是中国法庭的现状，这些个东西哪里来的？苏联继承来的，就是契卡、检察院远远高于法庭，他杀人不需要审判，军法就解决掉了，法庭算什么？律师则根本不需要。所以，这个就是刑事诉讼第一个要清理的东西，就是法庭的地位问题。

应当取消检察院的侦查权，侦诉分离

律师地位必须与控方平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是小补小修，而是要从根本诉讼架构模式上，进行重新构建。必须取消检察院列席审委会的权利，律师不知道，检察院也不能知道，让法院独立讨论。取消法庭监督权。昨天王军厅长讲了，加强司法监督权，检察院的叫量刑建议，律师的叫量刑意见。建议有监督的意思。这从骨子里就可以看出，检察院是认为法庭根本就没有什么平等抗辩的，不但同你律师不是一个级别的，连审判的法官，我都是有权监督的。我的量刑建议，你法院必须当回事。而律师的嘛，说过就是，参考而已。量刑建议提交给法庭，应当照办，建议必须尊重。而律师意见，可听可不听。

这不是他保守，而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刑诉法，权力架构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在现在的这个法的基础上改革，高检就有理由这样构想。这体现了苏联旧法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我是公共权力，代表国家公诉，维护国家安全；而你律师是给杀人犯、强奸犯辩护，你跟杀人犯、强奸犯差不多。你的意见不能同我的平起平坐。60年苏联旧法思想教育影响下来，我们很多的检察机关的同志，包括高层的同志，受了苏联遗毒的很深影响而不自知，还以为有坚定的法理基础。

很多学术场合，特别是一些国际范围的刑事论坛，我们检察系统同志，同律师、学者总说不到一块，经常争起来。前几天陈光中教授就同检察院的当场争起来，他们说《刑诉法》高于《律师法》，一个是人大全会通过的，一个是人大常委会立的。律师会见权就是要限制。说新立的律师法效力不如刑诉法高。

同一法律渊源的法律等级的常识、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常识，这样的高层的会上，他都会讲出这种外行话。其实他不是外行，根本原因就是前苏联法学思想的根深蒂固。他不是客观地探讨中国的法治如何进步，而是门户之见极深，本位观念极重，为自己的系统争权利。不是我们高法、高检的领导个人有什么问题，是潜意识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模式早已经固定了。他们的法律水平，他们对社会的观察了解，比我们深很多。但由于我们整个司法思想是受苏联余毒影响的，这些现象就产生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取消检察院的侦查权，反贪、反渎都并入公安系列的反贪局；取消法庭监督权，列席审委会权，退查重诉权。公诉权必须同律师辩护权均衡，而不能高于律师，更不能高于法庭。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律师公诉。更不能限制证人，抓证人。现在反贪局和公诉处联合抓证人、威胁证人、限制证人人身自由的现象非常严重。

退查重诉问题，昨天很多律师互动中提问，我这里回应一下。《刑事诉讼法》没有这个规定，是最高检察院自己搞了一个刑诉法的实施意见的解释里面，讲到可以撤诉，但是也严格限定“没有新的事实，没有新的证据，不得重新起诉”。最高法院的刑诉法实施解释，也规定“没有新的事实，没有新的证据，不得重新受理”。因此，严格规定不是没有，是有的。在立法层面，他们已经把《刑事诉讼法》限制的权利，高检、高法用司法解释扩大解释了，在司法实践中，又进一步扩张，没有新的证据，新的事实，他照样起诉，法院照样受理，我们的法律权利就被这样扩散了。我为这个东西，在浙江丽水的法庭上同检察院斗，开了两次庭，我的无罪意见他无法反驳，法院判不了，检察撤诉了。一个月又诉过来。我说这是违法的，是你们检察机关自己搞的地方粮票，高检自己的解释，翻翻《刑事诉讼法》，有没有退查重诉权？即使按照最高检的规定，你也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你也无权再起诉。他们说，我有新证据，于是从一组证据里面拿出一页复印件，这是当时起诉复印的时候漏掉的，这是新证据吗？

公诉权和辩护权必须平等

所以，中国的法庭，律师和检察官的地位不平等。西方很多的抗辩制的法庭，公诉人就是律师，香港很多律师，检察公诉职能就是律师进行的，双方都是律师。而我们中国大陆，检察官是官，同法院平等，共同对付罪犯和律师。比如伪证罪，其实我们都知道，法庭上的大量伪证、不实证据，是公权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提供的。法庭的虚假证据最多的是控方提供的。刑讯逼供的证据，就是最大的伪证。但是有没有警察、检察官伪证罪？没有。只有律师伪证罪。公权只有刑讯逼供罪。把人搞死、搞残才算犯罪，弄出伪证提供给法庭没有罪。如果平等的追究诉讼当事人，控方、侦查方都是当事人，追究他们的伪证罪，很多警察、反贪局的人，很多纪委的人都可以判。为什么伪证罪专门只对律师来？

还有一个反渎职侦查，反贪侦查，又有侦查权，又有批捕权，又有监督权，还有联合公安的抓律师权（伪证罪），抓证人权（行贿罪），这样的情况下面，控辩怎么平衡？但我们的刑诉法表面上又写着控辩平衡。这些个法律笑话，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六十年，这就是苏联的遗产，我们从他那学来的、继承来的。

另外一个问题，党内清洗代替司法的问题，在当前中国有扩大的趋势。《宪法》规定，除了公安、安全、检察机关，任何其他个人和单位、组织，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进行刑事侦查活动。但是我们长期地、公开地在违反。以党纪代行国法，规避严格的办案时限规定和会见律师的规定。我们要建立严格文明的司法，必须限制党纪审查司法化，以党的纪律审查代替刑事侦查，限制人身自由，一定要坚决禁止。前苏联的司法遗产对我们中国今日的影响，必须清除。

律师刑事辩护的功能

律师刑辩的功能是干嘛用的？制约公权的滥用，防止司法的失误，在合法对抗中发现真相，防止冤假错案，防止错杀，防止30%的冤案。在反腐败案子当中，至少30%的冤案。这个数据很难让人相信，但是我是绝对有把握的。不是指完全无罪的冤，而是指导致冤判的虚假情节，至少30%案件是有的。这个严重性，很多公权人士是不知道的，或者说是知道而不愿公开承认的。很多从检察院出来的律师，他们都会承认这一点，有的认为还不止。根据我自己办案的实践经验，这个数据还是保守的。当然，这个说法，检察院、纪委是不会承认的，在座很多律师如果办过职务犯罪的辩护，我相信你们清楚。信访当中发现的冤假错案远远不止这个比例。

有的冤案不是无罪冤案，有一些官员是有罪的，但是每一个案子里面都有水份，大部情节的冤案。个别情节的冤案、是普遍发生的，至少90%以上，100万里面有可能50万是假的，甚至有可能80万是假的。我二审辩护的杭州萧山一个冤案，指控58万，一审排除了52万，另外6万多是叫办公室整理上交还没有及时交掉的，照样判他5年半。数字总数下来了，量刑上去了，他要报复你，你说他刑讯逼供搞假证，就认定你不老实，态度不好，6万多也可以判你5年半。你当庭喴冤，揭露逼供，态度极端恶劣，重判你。52万假口供怎么来的？法院不管，他要保护检察院，视而不见。喊冤就是态度恶劣吗？

现在我们律师的作用，是要能够在法庭上，让弱势的被告讲出真话，律师还要帮助失去自由的被告进行调查取证。昨天顾教授说，不主张律师调查，不要律师举证，只要驳论控方证据进行辩护就够了。这在中国做不到。你不调查，不进行反证据举证，证明被告无罪或者是罪轻，有时根本组织不起严密的辩护体系。律师要保障普众的人权，要防止社会非理性的渲泄，防止司法的强权，让老百姓在法庭上能够实现公平正义。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靠律师实现。像赵作海案，我们律师都提了，不是没提，但是提的不够强有力，当时没有网络社会。李庄案我全程公开，所有证据目录都公开，判决书也公开，后来搞得当地很紧张了，这是对他们的一个重大的制约，司法的公开化是最大的力量。要让全社会来监督司法的运作，保障公平正义。法庭真相不同于网络事件，它是对抗的，各方观点、证据都充分展示的。能够让稍有法律基础的人都看出对错，知道真相。我们律师，要通过法律服务工作，帮助国家的和谐稳定，把信访大军带回到法庭，让律师用法律的语言和规则，代言出那些公共权力要治理的人的真实想法，让法庭做出合理的判决，大量地消除社会的暴力性的群体事件，减少非理性的犯罪，实现真的和谐。

中国律师面对的困境

中国律师目前的生存环境，就象大家知道的，比较糟糕。政治的困境，不被信任，刑辩上的困境，辩护无用。今年我办了七八个刑案，有三个是冤案，做无罪辩护，法院都作了有罪判决。不是我专门做无罪律师，而是因为老百姓到处打听，有冤的找上我希望我打硬仗，因为目前的环境下，直接同冤案制造者对抗风险太大了，一般律师都不愿意接这种案。我也不愿接，但是来找的多了，看到冤得实在太离谱，总也接几个，一接就卷进了旋涡。累得半死，气得半死，但是结果并不能为民申冤。湖州的一个汶川捐款的冤案，四个被告被冤判十年以上，二审我介入辩护，两个法庭上300多个人旁听，至少一半的人在法庭调查时为被告受到的非人折磨流下了眼泪，我发表辩护意见时，专设的同步直播的视频法庭中二百多人掌声不断，庭后整个社会都传开了，冤案已经真相大白。被告儿子为她妈妈的冤屈，在法院台阶下对律师长跪不起，拉都拉不起来，全场哭得稀里哗啦。但二审开庭后拖了一个多月，内部反复协调、请示，照样维持原判。因为这个案一旦判无罪，一手制造冤案搞刑讯的这些人，没有办法收场。我原来也一直认为，冤案都是由于客观原因，出于法官过失才导致的，现在我已经完全相信，很多冤案是故意造成的。他们明知冤案，为了某种目的，也要硬判掉。中国的司法公信力，其实就是这样丧失的。很多老上访的冤案，就是这样造成的。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只有制造更多的错误，为了一个小错误，只有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

行政诉讼上的困境，律师同公权对立，处境艰难；民商代理中也有困境，司法风气不良，法官腐败，律师参与勾兑司法。比刑事案更严重。因为民法的概念比刑法更模糊，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多判了一千万也对，少判一千万也对。

中国律师业当前困境的成因，有历史传统的因素，中国历来的5000年文化传承，少数人的权利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律师作为绝大多数人的命运的代言者，想平等地同权力人对话，本身就会导致打压。

当然律师的环境好不好，也同政治架构因素相关。中国的律师远远没有成为独立自由的力量，整个司法权力的设计，司法局是公检法司里最弱势的机关，我们律师则是最弱势的司法局下面管理的小律师。在法律人当中，律师是最弱势的草根，公安局强势，检察院法院很强势，大学教授有国家的工资可以拿，我们律师有什么？国家不给你一分钱，还要交很重的税。

再一个是律师素质因素，很多律师在全国人大开会时，都是负面议题的对象，被人家讲不起。

经济地位的因素，自谋职业，竞争激烈。像李庄案件，有很多律师支持他，但也有不少律师讥笑他，说他终于出问题了。有的人是幸灾乐祸，因为是业务竞争对手，终于这家伙被抓了，我们的业务机会来了，经济竞争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心态。

还有就是法律伦理的因素，认为律师总是为坏人说话。律师天生就是坏的，为了赚钱是没有正义立场的。法律伦理上不同情律师。

刑事律师的风险来源

律师的风险来自哪里？第一个来自于公权力的风险，得罪了纪委，得罪了检察院，得罪了公安局，轻则没有业务。你请了这个律师？糟糕了。你请他，我们判的更重一点。明明五年，判你八年，公检法的办案人这么一说，业务自然没了。严重一点，就是抓起来了，会见中的冲突，公安、反贪不高兴了，他可以找理由抓你、投诉你。去看守所，专门装了摄像头，就是监督律师。

还有来自于委托人的风险，可能投诉你。请你时，律师费多少无所谓，只要能接。一旦判了以后没有实现目的，有个别的当事人就倒过来投诉你。当然绝大多数有层次的当事人不会这样，但是经济很困难的人，文化不高的人，他就看结果，对你的工作视而不见，目的达不到就投诉你。

还有来自被害人的风险，你为凶手辩护，一家人女儿被杀，辩好后法院的门你出不去，要打你。

来自于证人的风险，很容易搞成律师伪证罪，明明是刑讯逼供的假证言，律师取到真相证言，检察院就把证人抓进去，再固定假证言，证人就说我翻供，是这个律师教的，然后就来弄律师。很多年轻律师出事，没有经验不老练，自己不知道闯祸在哪里？一旦可以抓证人，是很容易固定出对检察院有利的证言的。假供就变成真供，律师取到的真证，反而变成了伪证，律师就可能被抓。

还有来自收费的风险，像李庄案，商业律师做一个上市业务，收250万，并购項目十多亿，他收1000万，都可以，没有人说他不正常。但李庄刑事辩护带民事顾问，收龚家150万，就成了最大的罪恶。为什么？比较。中国各地、各阶层的人千差万别，全国有的地方，大学生毕业一个月1500块钱，有的穷困乡村，全家一年收入1000元不到，就这点钱，在他们眼里，李庄一个案子就收150万，在这样的经济对比下，这不是黑律师是什么？有的相对不发达地区，象云贵川山区，出来打工不成，沦为流窜杀人犯，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死刑以后，家属收骨灰都来不了，因为没有钱，没有路费。电话中说，政府你行行好，帮助我们埋了吧。像这样的当事人，100、200元都是大钱，你一个案收150万，他们的惊讶、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个立场看过来，律师当然很黑。但是，象黃光裕案，力拓案，你如果按标准只收3万辩护费，他一定觉得请错了律师，开出这个价，这个律师有毛病。他是不会请你这个档次的律师的，这太掉他的身份了。他肯定不要。亿万富豪拿出150万是小钱。

我为一个证券公司董事长辩护，公安部办公厅、证监会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一起答复，说这个证券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2亿，可以认定构成犯罪。当地公安机关按照这个答复立案侦查，检察院按这个依据起诉。实际上就是一个保底回报理财的违规行为，因为这个公司经过了证监会的审批，可以接受公众存款委托理财，是“合法”吸收公众存款，而不是“非法”。只是用保底吸存的方法，违反了证监会的行政规定。如果按“非吸罪”，五任董事长都可以判十年到无期。我为负责28亿的指控最重的一位董事长作无罪辩护，指出三个办公厅的答复是违法无效的，混淆了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的界线，三个办公厅没有司法解释权，他不是高法、高检，无权对犯罪构成进行扩大解释。因此这份最重要的定罪依据不能被法庭适用。五被告都不构成犯罪。法院觉得律师的意见完全成立，但是公安已经搞了两年，也没有办法不买帐。于是搞“和谐”，32亿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判罪名成立，但四个被告，包括我这个，判免予刑事处罚，一个董事长判二缓三。辩护实质上完全成功。一个形势严竣的死案、三大办公厅批复的案，打活了，连带其他四位被告，一起解脱，没有关。当时我接这个案时，报了个辩护费用标准，董事长说，你看不起我。你这样的律师，收这点费怎么够？主动加一倍，说这还是低的，多包涵，拜托你尽量帮我尽职辩护。他说我怎么会去请几万的律师？大家说，对这样的刑案，是不是比一个公司上市要重要得多？是不是涉及一个企业的存亡、五个人的后半辈子？如果我收他一个公司上市的律师费用，高不高？根本不高。但是中国刑事律师收不了。我们有刑事律师收费标准。如果我是在美国、香港，这个案子收一千万律师都不高。因此，律师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上至部长、省长，下至乞丐、游民，都是你的法律服务对象。法律服务市场是一个差异性市场，律师面对的有亿万富豪，也有一贫如洗卖血打工的，收费标准肯定不一样。没有办法按个案放大来进行极端化的对比。但是，律师的品牌是极难树立的，没有真才实学，没有真正的水平，没有大风大浪中出来的经典名案，你进不了大律师的行列，没有人会通过吹牛就相信你。当事人，特别是一些实业家，他是会判断的。一个律师可以骗人家一个案子，但是不可能骗一辈子，不可能靠吹牛建立长期的信誉。亿万富豪不会请没有水平的、不敢依法抗争的、没有处理大案经验的、没有一点名望的律师。因为他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他要求的法律服务标准也是不同的。一万个律师让他看中，选为辩护人、代理人的，没有几个。因此没有什么好妒嫉的。这是市场选择，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对于没有钱的穷人，我们干脆免费，法律援助，我们京衡集团去年做了四十多件法律援助，国家贴一半律师费，我所里加一半给主办律师，当事人一分钱不收。国家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由政府购买服务，为弱势群体购买法律消费。律师自己如果愿意免费，这是他道德高尚，但是不能强迫律师免费。这同不能要公务员上班不要工资、不能要工人上班不发工资是一样的。因为律师国家不给一分钱，他是靠自己的劳动生存。他的劳动就是法律服务，凭什么要他免费？！但是我们的政策制订者，没有看到这种差异性。现在网络上的舆论不了解中国法律服务业，很容易跟风，形成一种极端化的言语霸权。不是各种立场的客观比较思考。

还有来自于同行的风险，也很多，律师同行之间互相拆台，互相检举。

中国是一条老旧的大船，我们是他上面的水手

时间关系，最后讲一个问题，中国法治走向和律师前途。中国律师业的未来，有赖于国家司法改革的推进。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文明理性的国家司法体制改革，中国的法院确实树立了它的权威，才有我们律师的地位。只有法庭是独立理性的，我们律师的辩护、代理才是有用的。律师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不是异己力量，要改变担心律师的观念，打压律师的做法。同时，律师需要冷静反思，同官方要互相读懂语言，不要老是抱怨。

我在多种场合这样讲：中国是一艘慢腾腾的大船，我们是船上的水手，只能帮助划桨，让他开得快一点。你不要一个人脱离他的速度老往前面跑，你会从船头掉到大海里，要淹死的，现在中国的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维权律师，就是吃了这个苦头，没有分析上下左右的环境，一个人孤军奋战，伟大抱负没有实现，把自己先毁掉了。当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要牺牲，会有一些先行者付出代价，但我还是希望真正有思想的人都不要遭遇厄运。我们希望做一个水手，尽快帮助这艘大船往前走，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