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12年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

第一篇：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12年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

共同目标，一致行动——追求内外均衡的增长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

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2012年3月18日）

我感谢多年来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感谢邀请我围绕“追求内外均衡增长”的主题发言，这是一个十分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题目。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就均衡、非均衡增长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形成多种派别，并随着实践的深入对这一理论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从现实来看，近百年来，正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失衡导致了经济危机频发。所以我们在讨论均衡、非均衡发展问题时，不能不想到目前我们正在经受着金融危机的考验，欧洲主权债务问题还在发酵，世界经济正处在艰难的复苏之中，非洲还有很多饱受饥荒的人们，全球能源资源争夺激烈，不排除触发战争的可能。因此说，内外均衡增长这个主题也很有现实意义。

均衡增长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首先我谈谈对这个主题的认识。论坛的主题是：追求内外均衡的增长。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所谓“追求”的，往往是一种比较完美、可望而又难以企及的目标，比如崇高的理想等。从哲学的观点看，追求均衡就是实现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对立是绝对的、永恒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不统一，相互排斥和斗争，从而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经济发展的规律亦如此。经济均衡增长是相对的、短暂的，非均衡增长是绝对的、长期的。非均衡始终围绕均衡的中心线上下波动，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无限接近均衡增长的目标。

内外均衡应具有更广泛的涵义

关于内外的均衡增长。我认为，当前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以国家的形式出现的。因此，所谓“内外”的概念应该是以国界划分，“内”指国内，“外”指国外，另外也有一些国家联合体、区域经济共同体等“内”的形式。从这个角度讲，从狭义的定义上，内外均衡或非均衡增长是指各国或国家联合体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自然人移动等要素是否均衡，以及在这些要素流动基础上的国际货币收支均衡与否等。从广义的角度看，我们应当看到，考量一国的经济均衡与非均衡不仅应当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自然人移动等，还应包括资源所有、财富分配、消费能力以及教育、养老、医保等方面是否均衡。这些要素均衡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老百姓的人权，不仅是言论自由权，首先而且更重要的是生存和发展权。因此，衡量经济增长均衡与否，还要综合、全面地分析多种要素。

全球化下经济均衡增长在发展中实现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主要特征。世界经济原有的均衡不断被全球化、被经济发展打破，但全球化又不断创造出新的、更大范围的、发展中的均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源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近而推动全球生产关系的调整，如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和海运成本的大幅降低。全球化已不仅仅是货物贸易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大规模地到境外投资，其生产要素禀赋在全球实现最佳组合布局，资本全球化发展迅速。一些新兴国家其经济的起飞得益于跨国公司全球化投资，同时也催生了这些国家本国工业的发展，及随后的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以占世界人口19%以上的中国为例。30多年前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不及1%，而2010年这一数字已超过10%。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打破了30多年前世界贸易的均衡，然而中国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增长，新的均衡。30年间，中国的进出口基本是平衡的，前

期逆差较大，后又出现顺差，近几年的趋势是越来越平衡。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约2%左右，即使加上资本收益项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只占GDP的2.8%左右。

西方一些人经常批评中国不顾全球经济平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是他们从来不提中国同时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内，中国进口将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不仅给全球生产了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也吸纳了世界各地的消费品。在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的商场里，全世界的各种品牌、高档消费品都可以找到。最近几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年均15%-18%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高于中国GDP的增幅。这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创造出的新的均衡，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均衡，世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难度可能会大得多。

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内外均衡增长目标

追求均衡增长是各国的共同目标，尽管增长总是表现出非均衡的特性。各国应该共同围绕均衡增长的目标采取一致行动。为此，我提三点建议：

一是确保非均衡增长的有限度和可控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的非均衡增长一旦不能控制，超出限度，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也会给其他国家甚至世界经济带来负面甚至灾难性影响，反过来又加重本国经济的受损程度。我们从至今仍然在蔓延的金融危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此，我十分赞成G20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考性指南的研究和监测。我们需要加深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求得共识。

二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新兴国家的崛起。新兴国家的发展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对发达国家而言，新兴国家的崛起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而且机遇将远大于挑战。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国家崛起，采取的是限制出口、阻止投资

入境，甚至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既对他国不公，也对本国公民和企业不公，效果也将是负面的。

三要共同努力开放市场，扩大本国消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国家，都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扩大市场开放，促进贸易便利化，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作为实现内部均衡增长的基本立足点。中国正在这样做，愿意和各国交流合作，为实现均衡增长共同努力。

今天虽不能就均衡增长中的货币与贸易关系，尤其是汇率与贸易平衡的关系详作论述，但需要强调的是，要从宏观总量上来分析和考量货币与贸易的关系，要实现二者在市场运行基础上的平衡，不能混淆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

第二篇：【中英】陈德铭在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的演讲

陈德铭在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的演讲【中英】

Chen Deming in 2010 China Development Forum，delivered a speech

3月21日，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演讲。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一、开放的贸易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经受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全球贸易额在2009年经历约22%的降幅之后，近期也逐步呈现回升势头。例如，2009年四季度德国出口额环比强劲上涨3%，贸易净值为GDP贡献了两个百分点。2010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增加40.9%，其中对亚洲劲增68.1%，当月实现贸易顺差852亿日元。韩国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7.1%，创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单月增幅。这一轮全球贸易复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内需大幅增加，拉动了相关经济体的投资品和中间品出口率先回升。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64%，其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37%、35%和48%，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的进口还翻了一番，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出积极效应。这些事实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开放的贸易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底部，各国对国际贸易表示出更大关注。不仅发展中国家重视，发达国家也展现很高的雄心水平。与80年前的大萧条相比，目前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相互关联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上一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实现复苏。如果我们坚持奉行公平、自由、开放的贸易理念，既积极鼓励国内产业发展、做大全球市场“蛋糕”，又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保持国际贸易渠道的便捷和畅通，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全面、持续、平衡发展的轨道。反之，如果一国坚持零和博弈的观点，忽视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就会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如果借此大搞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搞不好会重蹈上世纪30年代保护主义泛滥的覆辙，使全球经济面临“二次触底”的危险。

二、理性看待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广泛和深刻，促使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危机？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认识。首先，这是世界经济运行周期性调整的结果。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学者的经济长周期理论，由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长周期波动，大致是40－50年时间。到本世纪初，随着全球化制度红利和信息技术革命效应不断递减，世界经济已经到了下行阶段。其次，全球治理结构不完善加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推动下，国际分工快速发展，商品交换半径越趋扩大，逐渐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网络。在全球治理缺少有效机制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不均衡的矛盾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第三，金融监管缺失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近年来，在金融创新和投机因素的双重推动下，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快资金流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更因高杠杆化率而孕育着极大的风险。随着市场内部风险不断累积，爆发系统性危机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件。

国际上，有舆论将此次危机归结为以贸易收支不平衡为主的全球失衡问题。这是一个相对片面、十分狭义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根源是南北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即使从单一的国际收支角度来分析，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以销定产、消费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生产的理论，如果主要消费国政府不能有效保持货币的持续稳定，任由泡沫无节制发展，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失衡和危机的发生。

这段时间，个别国家总是把眼光盯着中国的贸易，并寄希望于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个论调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一国本币升值对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约20%，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贸易顺差反而大幅下降了34.2%；今年1－2月，中国贸易顺差下降了50%，我个人预计今年3月份中国的贸易甚至可能会出现逆差。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看看历史上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后的情况。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与各国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过程。在以中国为节点的国际分工链条上，中国通过初级原材料进口带动相关国家的产业发展；通过大量的中间品进口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贸易顺差；通过资本品、奢侈品和服务贸易进口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国还在加工贸易、跨国投资等各个层面，与各国分享着发展与合作的空间。2009年，全球贸易额下降22%、中国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11.2%。但是，从有关经济体海关数据来看，澳大利亚、南非、巴西、土耳其等国对华出口仍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正增长；欧盟、美国对华出口也仅分别下降1.53%和0.22%。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中国经济回升基础仍不牢固，强压一国货币升值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是非理性的选择。

三、全球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回首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历次危机都是进行理论反思、政策调整和实施变革的良机。当前，各国纷纷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加快推进新产业革命的步伐，努力寻求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的有效突破口，更加注重扩大内需，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也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2009年，中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万亿元人民币，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创1986年以来的最高实际增速，对GDP贡献率达到52.5%。预计今年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出口总额。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国内紧缺物资的进口，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扩大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推动企业“走出去”等途径，与各国加强互利合作。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将为经济增长释放出一个长期而庞大的内需市场。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是中国的企业法人，它们的产品是“中国制造”产品，将与其他企业共同分享这一巨大的市场机遇。

实现全球经济更加平衡、协调的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借此机会，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秉持自由、开放的发展理念。“开放”，既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交往和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推进的态度，也是指政府放宽管制，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过去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国的受益总体大于损失。今后一个时期，各国更应坚定开放信念，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

第二，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多哈谈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根本路径。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均应着眼长远，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推动实现商品、资本在国际间有规则的自由流动，不断提高全球协调与治理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及全球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各国共享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当前，各国正在加快推进新产业革命，开发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实施互联网、物联网融合和“云计算”战略，全球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国际社会应共享合作发展机遇，同时警惕形形色色变相的保护主义。中国愿与各国产业界、企业界和专家学者开展交流、共享机遇，共同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演讲结束后，陈德铭还就多哈回合谈判、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回答了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等与会人士的提问。

March 21, Minister of Commerce Chen Deming attended 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at the “2010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and make a speech.Speech following major elements:

1, open trade i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Over the past year by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has withstood the last century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s.Macroeconomic policy incentives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some positive changes.Of world trade experienced in 2009, after about 22% of the decline, the recent upward trend gradually presented.For example,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9, German exports rose 3% in a strong chain, the net trade contribution to GDP by two percentage points.In January 2010, Japan's exports increased 40.9% year on year, which surged 68.1% to Asia, the month trade surplus of ¥ 85,200,000,000.South Korea's exports in January increased by 47.1%, the highest since the 90s last century, the biggest one-month increase.This round of global trad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recovery is in emerging markets including China,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domestic demand, boosting the economy's investment-related goods and intermediate goods, export-led recovery.The first two months of this year, China's imports grew 64%, includ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imports were up 37%, 35% and 48%, from Russia, Malays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import has also doubled, to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to play a positive effect.These facts suggest tha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day, the level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mutual influence, and open trade for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has an important role.We note that, with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economy has been gradually emerging from the crisis, countries expressed greater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ed countries also show a high level of ambition.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80 years ago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extent of deep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large, far more than the last time, no one country can rely on the global economy out of its own to achieve recovery.If we adhere to fair, free and open trade philosophy, not only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industries, bigger global market, “cake”, but also to maximize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o keep channel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nvenience and smooth, fair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 cake ”, will help to promot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process, the promotion of world economy into a comprehensive, sustain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track.Conversely, if a country adhere to a zero-sum game perspective, ignoring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there will be a loss for both sides of the situation.If vigorously to all kinds of trade protection, they might will repeat the last century, 30 years of the disastrous spread of protectionism, so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is facing a “second bottom,” risk.Second, rational view of the crisis and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is so broad and deep, prompting each of us must seriously consider: What is causing this crisis? I think we can get to know from the three levels.First, it is the world's economic operations cyclical adjustment results.According to Kondratieff, Schumpeter and other scholars of the economic long-cycle theory,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ced by the long-period fluctuations, is roughly 40-50 years.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with the divid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in the system effects of diminishing, the world economy has reached a stage downstream.Secondly, the imperfect struc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exacerbated the economic volatility.Since the 90s of last century, in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revolution driven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modity exchange radius increasing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 global network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mechanisms for global governance situati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s not balanced contradiction has intensified the volatility of the economic cycle.Third,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lack of a direct cause-induced financial crisis.In recent year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speculative factors, the double promotion, virtual economy over-development, which although a certain extent, help accelerate financial flows and promoting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ut more because of the high rate of leveraged risk pregnant with great.Internal risk as the market continue to accumulate, the outbreak of a systemic crisi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event.Internationally, there are public opinion is attributed to the crisis in order to trade imbalances-based global imbalances.This is a relatively one-sided, very narrow understanding.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day, the im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savings not only as a part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trade imbalances, but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ld's imbal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resources, ownership and consumption imbalanc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imbalance in a series of deep-seated, structural problems.Leading causes of imbalance are complex, multifaceted, and its root cause is a serious imbalance in the North-South development.Even if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enterprises to sell production quotas, consumption decisions in a certain sense,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if the major consumer of government can not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currency steady and let the bubble excesses development, and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economic imbalances and crises.During this time, individual countries always looks at China's trade, and to rely on a substantial appreciation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to achieve the “global economic rebalancing.” This argument ignores two basic facts: first, whether it is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shown that a country's currency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 of regulating the trade balance is limited.From 2005 to 2008, the RMB exchange rate appreciated by about 20%, China's trade surplus rise, not fall;in 2009 has been the basic stability of RMB exchange rate, China's trade surplus fell by 34.2% but significantly;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of this year, China's trade surplus fell by 50%, I expect China's trade in March this year, and may even run deficits.In this context, we can also take a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mark and the yen after the situation.Seco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collaboration with countries, benefit-sharing process.With China as the nod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hain, China's imports of raw materials driven by the primary industries related to national development;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s for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create a trade surplus;through capital goods, luxury goods and trade in services imports developed countries,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job opportunities.China is still processing trade,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t all levels, with countries to share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space.In 2009, world trade declined 22%, China's exports fell 16%, imports fell 11.2%.However, from the economies of customs data, Australia, South Africa, Brazil, Turkey and other countries exports to China are still maintained two-digit positive growth;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exports to China have also decreased by only 1.53% and 0.22%.At present, the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re still large, the basis of China's economic rebound is still strong, extreme pressure a currency appreciation of each other no good, non-rational choice.Third, the global econom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successive crises ar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policy adjus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ange in opportunities.At present, countries have to address the constraints to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strive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effective breakthrough, more emphasis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As a big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1.3 billion people, China is also speeding up economic restructuring.In 2009, China's total retail sales of social consumer goods, 12.53 trillion yuan, a real growth after deducting price factors, 16.9%, the highest since 1986, the highest real growth rat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GDP reached 52.5%.The size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his year is expected to reach 2 trillion U.S.dollars, far higher than China's total exports.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further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opening up,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anded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key parts and components imported and domestic goods in short supply, and a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by expanding the service sector to further open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go” and other ways to strength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As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speeding up, will release a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huge domestic market.Multinationals investing in China is China's enterprise legal person, their products are “Made in China” products, will work with other companies to share in this huge market opportunity.To achieve a more balanced global econom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make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uphold the free and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Openness” not only refers to a stat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dopt a positive attitude to promote, but also refers to the Government to relax control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rket's basic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so that all countries benefit from the whole greater than the losses.The future, all countries should open a firm conviction, and actively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firmly opposed to any form of protectionism, to fortify the good momentum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Second, speed up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s.The Doha negoti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chieve a fair and balanced results, both to establish a ratio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the fundamental path.Whether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economies, economies, should be long-term perspective, demonstrate greater sincer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goods, capital, and there are ru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ree flow of,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global coordination and governance, from the fundamental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bility to resist risks.Third, the countries to share changes in mode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At present, countries are speeding up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et, material integration and networking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 the world is at the eve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share the co-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hile cautioning against all kinds of disguised protectionism.China ready to work with countries in industry, business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conduct exchanges, share opportunities and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o make efforts.After his speech, Chen Deming also on the Doha Round negotiations, the RMB exchange rate and other issues of Morgan Stanley Asia Chairman Stephen Roach and other participants questions.

第三篇：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11年9月8日在“中国—非洲投资合作高级别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加快对非投资促进共同发展

——在“中国—非洲投资合作高级别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国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2011年9月8日）

尊敬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尤姆凯拉先生，尊敬的各位部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商务部，向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研讨会是中国商务部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共同主办的。长期以来，工发组织为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援助和支持。在此，我对尤姆凯拉先生及其领导的工发组织表示衷心感谢！中国能够成为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会忘记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不会忘记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我们的帮助。我也想感谢来华参加非洲投资促进研讨班的各位部长和高官专程来厦门出席本次研讨会，很高兴与大家在此讨论在非投资问题。

当前，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还在增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还在加剧，世界各国通货膨胀的压力都在加大，粮食安全问题十分突出，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着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形势下，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非洲国家，既面临着加快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发展。我希望通过本次高级别研讨会，交流对非投资情况和经验，促进更多投资“到非洲去”，与非洲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女士们、先生们，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深化，中非的经贸合作也在快速发展。在贸易方面，中非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从1950年的1214万美元，跃增到2010年的1296亿美元。同时，为帮助非洲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和贸易能力，减缓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承诺逐步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目前正在逐步加快落实。在投资方面，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实现对非各类投资近4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130.4亿美元。2011年上半年，中国

1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8.2亿美元，增长46.7%，呈现出投资总量快速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方式灵活多样的态势。此外，中国还在非洲设立了6个经贸合作区，积极鼓励中国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为当地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了当地工业发展和税收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各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是向非洲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非洲援建了近1000个成套项目，免除35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无息贷款债务333笔。近期，中国向遭受严重旱灾和饥荒的非洲之角国家，先后提供4.432亿元人民币的紧急粮源。二是深化与非洲的金融合作。1996-2010年，中国向39个非洲国家的180多个项目提供了大量具有优惠性质的贷款。为帮助非洲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承诺在2010至2012年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的贷款，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亿美元，明确要求将资金重点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三是为非洲培养本土人才。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展大规模援外培训以来，已累计为非洲培训了超过3万名各类人才，其中包括来自非洲各国政府部门的领导和高官。此次研讨会，我们还特邀了非洲各国投资促进高级官员来华参加研讨班，切磋交流发展经验。

事实证明，中非关系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中非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是开放透明的合作，是旨在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早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合作。

今天上午，听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尤姆凯拉在国际投资论坛上激动人心的发言后，我也有很多感触。他提出，现在非洲国家总体的发展状态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还相距甚远。我们知道，现在在非洲之角每六分钟左右就有一个婴儿因饥饿而死亡；我们也知道，现在非洲发展更多的还是依靠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非洲的可可豆还没有变成巧克力出口到其他国家，非洲的铁矿也没有变成高质量的成型钢铁向世界各地输送。非洲还有很多国家饱受疟疾等疾病的困扰。

中国一直都在推动与非洲各国的共同发展。每年我都会亲自率团访问五、六个非洲国家，感触颇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抑或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应责无旁贷地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帮助非洲共同发展。非洲面积达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亿，拥有丰富的资源，勤劳的人民，广袤的土地，从长远的角度看，极具发展潜力，但目前仍处在比较缓慢的发展阶段。

如何帮助非洲国家把可可豆变成巧克力，这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经常深思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仍在100位

左右。中国还有许多贫困人口，进一步发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一定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步帮助非洲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明年我们将举行第五届会议。会议将讨论如何在新形势下与非洲共同发展。我认为，非洲发展还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非洲拥有大量土地，但是饥饿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政策进行了战略调整，从过去重点帮助建设标志性建筑项目更多地转向民生领域，发展农业、卫生和教育事业，首先是解决粮食问题。我们的初步做法是在一些适合发展农业的国家投资建设农业示范中心。通过这些示范中心，将种子、技术等推广到周边国家。今后中国将继续开展此类项目。我们在开展项目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品种，解决好粮食短缺问题，同时还能通过深加工有所增值。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减少农产品补贴。如果他们不减少对本国的补贴，那么非洲的农业也很难发展起来。与粮食相关的还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比如非洲有四个产棉国，因为受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影响，竞争力较弱。我们也想为他们建立以棉花品种为主的示范中心，将棉花加工、纺纱、织布直至成衣的技术转移到非洲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棉花不仅能顺利出售，而且还能增加附加值，增加税收，创造更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即使在不与多哈回合谈判挂钩的情况下，我们也愿主动为非洲解决棉花生产和深加工问题。非洲农业产出低，还有一个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农业灌溉系统。非洲的农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通过建立农业示范中心推广技术外，还要调动从事农业人员的积极性以及对水利灌溉系统进行必要的投资。这需要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中国愿意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是有关非洲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问题。前不久，我看到有一个大国的国务卿指责中国到非洲去掠夺，去进行新的殖民主义。我不想进行辩论，但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也得不到多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我觉得尤姆凯拉总干事提出的问题的确值得思考，如何把非洲的矿产变成产品，为非洲增加更多的就业和税收。事实上，非洲国家向我们的企业推荐资源类项目时，也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加工工序，特别是初级加工留在非洲，增加产品附加值，解决当地人民的就业。我们很多企业已经这样做了。我访问赞比亚时了解到，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的企业因国际资源价格过低而放弃了当地两家铜矿的生产，只有一家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坚持生产。赞方希望中国企业收购那两家

企业放弃的铜矿，为当地几千名工人解决就业问题。这家中国企业还在当地收购了一家医院专门为矿上的工人看病，同时发展副业，解决矿工家属就业。我相信，这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中国企业。我希望今天在座的企业家也能够这样做。当我们去非洲从事资源开发时，应注意保护环境和生态，同时应把更多初级产品的加工环节留在非洲，创造就业机会，加强培训，改善医疗条件。所以，这家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值得其他企业学习。

再次，需要重视改善投资环境问题。我问过中国从事鞋、服装、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到非洲进行投资，他们反映，到非洲投资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对非洲不了解，对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不满意。从总体上来看，非洲目前的投资环境与欧洲、美洲、亚洲相比确实存在差距。这些差距是非洲长期遭受殖民统治造成的。现在，全人类都有责任共同努力帮助非洲缩小这些差距。非洲的电力供应不稳、交通运输条件落后，要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可以考虑支持建设区域性的供电系统和交通运输网络，打破国与国的界限，形成互联互通的区域系统。这样市场大了，基础设施条件也会好了。如果需要的话，中国愿意考虑帮助非洲搞好相关规划，可先从某一个领域开始入手。

另外，非洲国家缺乏实用技术人才和相关的职业技术教育。我们愿意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与非洲国家合作，提高人的技能和素质。在座的有来自30个非洲国家的50多名高级官员在中国学习考察，我们愿意分享中国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投资环境较差，我们采取了逐步开放的措施。先是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厦门是当年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如今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已经三十年了。设立特区的目的是，在当时总体的投资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还不尽人意的时候，把特区的投资贸易环境搞得更好一点，使这些地方像试验田和孵化器一样创造好的环境，企业先能站住脚再逐步地扩大。四个经济特区再加上一个海南岛的开放，后来就形成了五个特区，以后我们又有了沿海14个城市的开发开放，发展到现在，全国国家级的技术开发区已经有128个，他们引领着中国的工业化新的潮流，新的产业，新的创新。

我想我们的非洲兄弟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总体环境还不尽人意的时候，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城市的卫星城作为未来工业化的一部分，做一些特殊的政策安排，使得这些地方拥有与亚洲、美洲、欧洲相当的投资环境，使得这些地方能够吸引非常优秀的人才。我们要共同播撒非洲工业化的种子，我相信它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我们愿意向你们介绍中国的开发区的做法，包括行政体制、财政制度、人员培训和国际合作等方方面面。我们也有早

期与新加坡合作的工业园区。我们很希望非洲也能有这样一些特别吸引中国企业去投资的园区，在那里能够享受一流的服务。我相信，中国的企业中有很多想到国外去发展，如能有这样的沃土是他们所愿意选择的。

这是我近几年访问非洲后形成的几条不成熟的想法。我相信未来的非洲具有光明的前景，但要走向光明的彼岸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发展经验不一定完全适合你们。你们需要从自身国情出发，来设计制定你们的发展计划。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始终是你们的兄弟，朋友。我们愿意毫无保留地向你们分享经验，提供支持。我们希望采取以下措施支持非洲的发展：

第一，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洲投资，并积极引导投资向农业、制造业、金融、商贸、环保等领域拓展。

第二，帮助非洲制定区域电力、交通、通讯等项目的规划，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支持非洲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第三，加快已有经贸合作区建设，鼓励中国企业向非洲员工传授技术，增加当地民众就业。

第四，加大对非洲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融资力度，充分利用中非发展基金、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等融资平台，支持非洲经济多元化发展。

第五，继续积极落实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以及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的承诺，进一步深化南南合作，真心诚意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第六，支持非洲国家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争取自身利益的主张。中方期待，多哈回合至少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最为关切的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实现早期收获。为此，我们希望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付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也愿意在这方面表示我们自己的决心和雄心。

非洲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7，非洲的发展是世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非洲最真诚可靠的朋友，中国愿意与非洲各国一道。共同营造稳定、公平、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深入探讨双方合作的新领域和新途径，积极推动中非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预祝中非投资合作高级别研讨会圆满成功，也希望30个国家50多位部长和高官在中国生活愉快。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快到了，祝大家节日快乐！

第四篇：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Opening Remarks at the 2015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Christine Lagarde, Managing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Beijing, March 22, 2015 中国北京，2015 年3 月22 日

Your Excellence,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good morning!Zao Shang Hao!

张高丽副总理阁下，尊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I am absolutely delighted to be back in Beijing.I would like to thank Mr.LI Wei and his colleagues at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inviting me here today.我非常高兴重返北京。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伟主任及其同事邀请我参加今年的发展高层论坛。

Of course,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the prestigious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is held at this particular time of the year.As it is often said here in China, “a good year is determined by its spring”.当然，负有盛名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一年中的这个特定时间举办，并非巧合。中国有句俗话：“一年之计在于春”。

Over the next two days, policymakers, business executives, and thought leaders will discuss the defining issues that will determin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year and beyond.Our discussion about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w Normal” comes at a pivotal moment for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政策制定者、企业高管和思想领袖将探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今年及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向。我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对中国和整个世界而言都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If I had to choose only two words that unite China and the world at this moment, it would be “structural reforms”.Of course, these comprise many challenges, but I want to highlight three key areas where impressive effort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underway:

如果此刻让我只用两个词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结构改革”。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面临诸多挑战。但在三个关键的领域，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令人印象深刻的措施：

• One, cleaning up the house – by promoting good governance through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一是打扫房间——通过反腐败来推动建立好的治理方式

• Two, cleaning up the air – by curbing pollution and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二是净化空气——这主要是通过抑制污染和保护环境

• And three, clearing the path to further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 through furt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multilateral dialogue and through mo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三是整理路径——通过深入参与多边对话和投资与贸易加强与整个世界的接触和联系

These reforms will lead to slower, safer, more sustainable growth.This is good for China and good for the world.Their fates are intertwined.这些改革将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更安全和更可持续。这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命运相互交织。

Indeed, as China navigates the “new normal” of its own economy, it also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global common good – 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to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that is equal to the pressing global challenges facing us today.中国在驾驭本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也会在更大程度上增进全球共同福祉——无论是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环境可持续性，还是对于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迫全球挑战所需采取的多边方法都如此。

China knows that no-one can succeed alone.This is why the IMF is proud to be a partner in China’s economic endeavors here at home and on the global stage.I look forward to fruitful discussions here at the CDF.中国知道，单枪匹马不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作为中国在本国和全球舞台上的经济发展伙伴而感到自豪。我期待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讨论富有成效。

Thank you.Xièxiè.谢谢。

第五篇：财政部楼继伟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实录

财政部楼继伟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实录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23日-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网全程直播报道。图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表演讲。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现在开始第三节讨论，这节的主题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财税体制改革”，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三位非常重要的发言嘉宾，他们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OECD秘书长古利亚先生；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先生。第一位演讲的是楼继伟先生，楼继伟先生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规划的总体设计，他曾经担任财政部副部长长达九年的时间，曾经执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五年多的时间。据我所知，这是他担任财政部部长以后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讲，对此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下面有请楼继伟先生！大家欢迎！

楼继伟：谢谢韩主任的介绍，第一次演讲确实有点诚惶诚恐，在中投公司做董事长期间，我的讲话比较直率，现在官方身份，我试图做一点调整。今天的题目有点难调整，题目是“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很不容易做出解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大家的理解不一样，中国政府已经表达的增长方式，要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统筹的发展，其实也是包容性增长，说起来就太多了，我还是觉得把这个概念说得稍微小一点。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区，惠及所有的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不是我认为就这样定义，而是今天把这个范围收得稍微小一点，不至于说得太发散。

大家对两个惠及，各个人群，各个地区，以及可持续增长上没有什么异议，最重要的，每个人心目中不同的，是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途径，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关键是市场和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财政税收，政府需要资源，这种资源来自于纳税人的贡献，来自于政府预算的安排。因此实现途径的方式如果不解决的话，就很难谈到如何进行财税方面的改革。对于实现途径大家的理解多种多样，我想了想，可能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

第一种理解，特别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特别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国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关注结果的公平。这种途径压缩了市场的作用，可能就业不足，如果有很多靠国家的福利，而不是靠自己的奋斗，幸福感并不见得很高。而且经济增长率可能比较低，这种模式不大可持续。

第二种理解，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于结果。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的成果，国家适当的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通过这种办法、这种途径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强，经济增长率才会是增高的、是可持续的。

第三种理解，但是这种途径是不平衡的，国家大力扩大开支，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财政收入比较少，财政长期赤字，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结果就是国际收支赤字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天上没有掉馅饼，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一种方式最后要靠通货膨胀来平衡，结果就是低收入人群和地区会更为困难，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拉美国家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有的拉美国家经过近十年的政策调整，已经走出了这个陷阱，但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南欧的边缘国家，其实本来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实际走的是第三种模式，第三种途径。但是由于在欧元区，有强有力的货币，单一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有欧元保护伞，所以并不见得马上表现为危机。但是现在保护伞已经撑不住了，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原来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还好回去。

因此第二种理解是实现包容式增长的正确道路，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是可持续的。遗憾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解总是很有市场，原因多种多样。部分政府部门过分相信自身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反映极为迅速，不太相信市场自身的修复能力，马上出干预措施，我们看到往往适得其反，制造波动。同时在社会方面，我们也不能指望大多数人民都可以从可持续性的长远观点来思考问题，以多贡献、少获取的理念来指导行动，大多数人是愿意在机会公平、公正的环境之下，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更好的生活。但是，在政策环境不友好，特别是机会很不均等的时候，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人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舆论环境也会恶化。

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条是艰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式增长之路，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争走第二条路。我们看到习主席在讲到中国梦的时候，他讲要“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让人民共同享有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这样的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完善和加强宏观管理，真正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去干预，真正让市场起作用。”

这些方案还提出一些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大幅度减少合并，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事业收费，公平对待社会力量提供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公共服务，同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其实背后都是财政问题。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原则做好民生工作，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守住底线、突出重点”，政府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都要去做。底线是什么？什么是基本的需要。底线是什么？财政能不能可持续，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我们会走向第三种模式那是不归之路。“完善制度、引导舆论”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没有约束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我们制度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当然还要“引导舆论”，舆论上常常是提到民生就好象站在道德高地上一样，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

人大通过的改革方案还提出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其中财政税收的改革是专门强调的重点改革，包容性发展要求把创造机会均等，平等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在这些方面涉及非常广泛。而且往往又同财政制度相联系，所以财政既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完善财税制度，也要积极支持配合相关的改革，着重于建立机制，促进包容。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共三中全会都对改革做出了部署，我想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果是惯例的话，也应该大致是这个内容。

财税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需要加强调查研究，理清改革思路，提出发展建议。改革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过去30多年来，中国坚持市场取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革，在此过程中，财税体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变革，与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国家的财政实力也不断的壮大，财政的状况总体健康，尽管改革和政策调整任务非常艰巨，我仍旧相信，我们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方向是明确的，也有一定的经验和理论的准备，新一轮的财税改革会取得更为长足的进展，谢谢！

主持人：下面进入提问讨论环节，请大家提出问题。

马丁：我基本上是评论，而不是一个问题，在我与中国结缘30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在增长和贫困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税收体系，刚才谈到如何去给社会提供更好的激励，同时避免财政方面过多的赤字。在欧洲、美国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经济增长很疲弱，另一方面政府的领域有比较高的税负负担，赤字也比较高，好象和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比不上中国。

古利亚：你刚才谈的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是其他没谈的也是有细微的差别，比如说在法国，有8000亿欧元已经进入我们的养老体系，其中已经有1500亿欧元的养老金予以了给付，在短期来看，很多人还是受益。另外一方面，基本上非常普遍的覆盖广泛的医保体系。但是在老龄化社会当中，财政链方面始终要留有这样的余量，可以应对不断的因为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还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要，或者需求，因为财政责任的问题，财政负责的问题，中国有非常低的债务占GDP的比例，财政纪律方面也做得很好，看中国各个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这些省份，你看他们不同的多元化的财政状况，还有一些未放入中国政府收支表当中隐性的债务，问题就更复杂一些，可能我们需要比较强有力的税基，税基的改革也很重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政府债务和赤字的问题，但是并不是因为税制体系直接带来的，也许是因为其他的机制带来的。

史蒂芬-格罗夫：再补充一点，我完全同意马丁教授的观点和古利亚的补充，现在不公平的水平是自我反馈的循环，可能在未来会阻碍持续增长。如果我们要继续增长的曲线，就需要解决日益扩大的不公平问题，并不是说借鉴美国或者欧洲现有的做法，同时也要关注这个问题本身，因为它也是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楼继伟：斯特恩是我20多年的朋友，他讲到大连的会议，那是93年6月13号到6月15号，在大连，我们开了三天，我们讨论了广泛的问题，面对通货膨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建立起什么样的改革，对中国带来中期的稳定，和经济长久发展的基础，那次会议非常重要，很多那次会议提出的建议，都是被93年经济改革方案所吸纳的，我记得您在那次会议的贡献。你现在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如何通过税收的制度促进环境友好，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实际最重要的是价格，价格决定资源的配制。不管怎么样，中国在能源方面的价格还是太低了，使得能源的浪费方面动力比较大，或者说节能的动力不足，通过一些碳税，一些做法，实际是在干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种干预倒是一个提供正能量的干预，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主持人：刚才楼部长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会考虑你的建议，会认真考虑。

陆百甫：我向楼继伟部长提一个问题，如何建构一个平衡的、稳固的财政指标，十几年前，一次高层会议上，楼继伟部长向江泽民主席汇报财政性或有债务的时候，对巨额的或有债务提出了担忧。十几年过去了，中国预算财政赤字有三千多亿，现在已经是一万三千亿，或有债务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想请楼继伟部长就这两个问题谈谈看法，因为在你任期内能做些什么努力，中国很多群众对你还是寄予希望的。

楼继伟：谢谢陆百甫教授，我们也是老朋友，我们是应该建立稳定平衡的强大的财政，现在赤字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还主要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一些不利的冲击，今后我们希望不太长，可能也是好几年，外部环境能够改善，减少对中国财政赤字增加的压力。第二个原因是在内部，现在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收入今后我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不太可能出现超规模的增长。这方面国内的压力真是实质性的压力，没有什么好办法。

第一是压缩支出。李克强总理已经在全国人大之后的记者见面会上讲到了，行政经费方面的开支只能减不能增，人员编制只能减不能增，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出很大的努力。难的是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承诺，特别是在民生方面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中长期的，这些支出压力怎么解决。我刚才讲到了，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要按照这样的原则该合并的合并，该完善制度的完善制度，特别是每一项制度应当有自身的约束，不然这种支出的压力会不断的发散。我们期望通过几年的改革，在外部环境改善的时候，我们能回到财政的平衡。我对欧洲确实是非常担心，我对他十年能不能走出困境都很担心。

另外债务规模问题，我刚来，因此我正在布置做一些调查，先拿审计署说的数字，大约11万亿，要分析或有风险，哪些是显性的，哪些是隐性的，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或有的。分门别类，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研究什么样的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谢谢！

罗奇：我想问楼部长一个问题，我们这节的讲话主要是关注建立一个社会保障网，在中国这是一个支柱之一，这也是向消费社会转型的关键，之前您作为中投公司一把手的时候，我们获得中国外汇储备资金的注入，建立了中国第一支主权基金。作为新的财政部长，您是同样的倾向于将外汇储备资金注入到我们国家的社保基金当中吗，这个资金现在总体还不到一万亿人民币，可能和中国整体在退休、人口老龄化养老方面需要的规模方面还是比较小的，您是倾向于这么做吗？ [03-24 12:30]

楼继伟：首先我不太倾向把外汇储备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资金，外汇储备资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资产负债表一方作为资产，同时对应的负债是有成本的，如果交给社保基金去投资，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们可能还要在全国社保基金里面补贴，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另外增加社保基金的资源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各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社会保险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约束，有激励的机制的安排，包括管理的方式，给多少钱也会吃光。

博斯金：我有一个问题，也有一个评论，也是问楼部长的，我的观点是中国人口快速的老龄化，再过25年就要比美国的老龄化还要高了，今天各位讲话当中谈到如何把社保体制做大，做广，做深，当然这是很重要的。我个人认为，看过去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有未富先老的问题，这个过程需要关注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之前听到了斯特思教授谈到公司和产业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意变革，不愿意改革的问题，如何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国家跳出来，走向过渡，更多的依靠相关产业政策，相关其他的看法，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都是需要增加它的消费，减少它的储蓄率，但是怎么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把国企的分红，他们也是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设计出一些新的政策，把这些分红用于新处，或者有新的处置，谢谢！

楼继伟：现在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红是作为国有资本金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来源，集中到资本金收入预算的比例还不是很高，留给国有企业的利润比较多。目前的做法是逐步在提高交给公共财政的比例，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国有企业有些历史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在职工方面，而且他们这些多余的职工，不管怎么样，国有企业有一些社会责任，也不能把它推向市场。留下一部分本应该上交的利润，留给他们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经过差不多十年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留下的问题越来越少，我们就会不断的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交到公共预算中的比例。

主持人：谢谢楼部长，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请问古利亚先生和史蒂芬·格罗夫行长还有没有简短的回应。

古利亚：楼部长说定价还是有问题的，定价还是要进一步改，如果取消补贴的话，就要用税收做合理的代替，我们这个工具应用得还是不够。我们看了欧洲的城市，七个交易所做的碳排放交易的安排，这个技术上设计可能过于复杂了，对于我们来说，更倾向于采用扁平化的手段来做环境方面支出的安排或者是收入来源征集的安排，这也是我们在美国和OECD其他国家探讨的，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更加透明，更加简单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是税收方面的解决方法，因为这是非常直接的方式。当然也有其他的办法来弥补，比如说个人收入，企业所得税方面进行降低，但是有三个方面要进行增加，第一是增值税增加，还有房产税，还有环境的征税，这三个方面可能需要增加。所以我也非常同意斯特恩教授刚才的说法，就是如何设计一个新的税收架构。我们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完全创新的，实际上它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借鉴，当然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史蒂芬-格罗夫：回应刚才博斯金教授的观点，我们必须要小心，增长和社会保障之间的此消彼涨可能的关系，同时也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临河博弈，相关决策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对于医疗、卫生、教育其他方面支出的增加，同时也能刺激更多的家庭减少他们的储蓄，增加他们的消费，这样对整个实体经济刺激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也会鼓励政府，除了关注社保本身的问题之外，同时还要关注税收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所以我也同意您的看法，必须有增长才能提高我们的能力。

主持人：我们这一节的讨论非常坦率，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也非常富有成效，对今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和重点领域有了一些重要的共识，我建议以热烈的掌声对三位嘉宾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