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学生社会实践被指太山寨
大学生社会实践被指太山寨:搞设计不丈量尺寸 ‚设计团队中的博士、硕士都带着照相机、笔记本电脑,可没有一个人带卷尺。我进去以后就把他们骂了一顿。‛安徽省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谢海涛教授暑假带队给某单位做多功能厅设计,可一些学生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大学生不丈量尺寸怎么做设计?简直就是纸上谈兵。‛
顶层设计再完美,人才培养的计划与实际内涵没有改变的话,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同样对社会没有什么用处。谢海涛教授举例说,从设计到生产整个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硕士不知道模具怎么开,材料怎么用,这是需要高校与社会反思的。
从英国留学回国创业的温州之尚艺术与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季说,国内高校较少从企业聘请具有丰富市场实战经验的管理层来指导与带领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同欧洲高校‚项目带动、真题真做‛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存在较大的差距。
大学生设计实践离现实生活与市场需求太远
‚OH!BAG。‛这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在某大学生设计活动成果展示现场看到的一个LOGO。
大学生团队介绍创意设计理念说,他们看到普通居民购物时不断浪费塑料袋并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就设计了两款环保袋子。其中一款可以把袋子打开来变成围裙,另一款袋子铺开后可以变成大地垫。担任现场评委的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何向荣问身边的大学生,你们的设计理念新颖,环保袋相当实用,接下去如何做商
业化推广?‚这款包包主打环保袋的理念,现在用的材料不是最终投入市场的材料。‛设计团队中的大学生坦言。
在一位观众眼中看来,较之现在市场上土里土气的环保袋,这个大学生团队的设计非常时尚,但他们忽略了一个现实问题,即没有测算、检验环保袋拉链与背带缝合处的负重率是多少?
‚你们用废旧矿泉水瓶、可乐瓶这类再生PET材料既做环保袋,又做厨房围裙,有没有考虑其防火安全性?‛浙江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副主任邱潇潇指出大学生们的‚软肋‛:再生PET材料的温度临界线在六七十摄氏度之间,超过这个临界线就会有所损坏。用这类材料做厨房围裙的话,炒菜溅出的油不但可能会损坏围裙,而且还存在火灾隐患。
面对大学生社会实践设计的另一款钮扣废料制成的吊灯,杭州博乐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钢认为,废物的循环利用概念非常好,可是在废品循环利用上最难的是批量化生产问题。‚你们考虑过真正的用户在哪里,他们会购买吗?‛
杭州市经信委技术进步与装备处副处长谢利民还抛出一个令大学生设计团队难以回答的问题:‚废品利用过程中,你们怎么克服重新出现的污染和废料问题。‛
从市场的实战经验来看,好的创意并不完全等于市场与购买力。周立钢对大学生实践团队说,一个好的产品有没有市场,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概念与创新点要新颖,能引导市场潮流;其次,对生产成本进行有效控制;第三,针对产品的核心人群展开市场营销。
杭州市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张灵仙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学生交流时说,对于一款好的产品而言,设计完成只是其中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作品变成产品,再把产品变成商品。所以,大家在做产品设计时,要为后续环节做适当考虑。比如说,批量化生产用什么材料,产品结构上怎么更适合生产要求,产品在什么空间使用,适合什么人群消费,市场价格定位等等,这样的产品设计才是真正成功的。
部分老师观念和思维没改变,如何去改变大学生
在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树人大学,以及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9所高校学生组成的基于工作实际的暑期社会实践中,团队领衔、创意创新、宣传推介等工作几乎由来自台湾高校的大学生担纲,大陆高校的大学生在团队中往往处于配角的地位。
台湾佛光大学助理教授蔡旺晋解释这种现象时说,‚真题真做的社会实践是台湾大学生一门必修课程。‛
通过观察本届海峡两岸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何向荣认为,台湾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比大陆高校高。尽管大陆高校认为自己‚高大上‛,但在加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增加实践经验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与压力。
这位来自温州高校的党委书记借用近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小时代》说,当今是一个追逐实现梦想的最好时代。若以设计与创新为逻辑进行考量的话,台湾大学生社会实践经历了模仿为主的‚山寨‛时
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大陆高校学生社会实践可能还处在‚山寨‛时代。
‚在2008年以前,搞了几届没有行业企业参与的虚拟设计实践活动,发现是在自娱自乐。‛谢海涛教授自揭曾经的家丑说,安徽省合肥学院从2008年开始才注重大学生实践活动与社会需求接轨,把德国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韩国韩巴大学等‚真题真做‛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引进学院,带来了思想与观念上的冲击。
‚国内高校部分老师的观念与思维都没有改变,如何去改变别人?‛合肥学院谢海涛教授说,针对大部分教师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任教,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沟通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该学院在加大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动了真格:不管是国内985、211大学的毕业生,还是从国外高校留学的海归,一律先到企业参与半年实体项目运营实践;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与考核、绩效和职称评定结合起来;中途偷偷跑回家的,扣发半年绩效工资。
据谢海涛介绍,今年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有5位新招聘的老师。面对学院规定新进老师要去企业参与半年项目运营实践的‚铁律‛,其中有一位老师说她刚刚结婚是否可以不去。谢教授回答道,你同老公商量一下,不同意去学院对这个岗位就会另换他人。
在浙江温州,由动漫、印刷图文与广告设计专业等40名大学生组成的‚广告人‛职业实践班中,21名指导设计的老师全部来自温州思珀公司等企业。另外,杭州斯帕克造型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惠良、杭州领路环境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琳璐等9家企业高管今
年则首次取代高校老师,担当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大学生暑期实践的指导老师。
改革的难点是教师,受益的是学生。老师改变了,学校才有美好的未来。谢教授说,经历改革阵痛期以后,合肥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慢慢尝到了甜头:台资企业委托该院学生与德国学生共同设计老人助行器,已在欧洲市场取得500万欧元的销售业绩;港资企业新沃德公司委托该院学生设计单反摄影机支架套件;90%学生毕业论文是企业真题真做,1000多人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留学,其中两名女学生给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设计的汽车轮毂,被德国大众广泛应用到市场上。‚高校既是人才的高地,又是科技研发的高地,还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高地,面对大学生实践远离社会需求的严峻挑战,高校应该担当起及时修补这块‘短板’的历史使命。”何向荣建议说。
第二篇:不杀李昌奎判决书太山寨
不杀李昌奎判决书太山寨
2011年07月12日09:49法制日报杨兴培我要评论(2236)字号:T|T [导读]当今世界,尽管还存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分野,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即十分强调法官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判决理由
杨兴培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原题 若在国外,李昌奎案判决书该如何写
最近,云南李昌奎残忍奸杀邻居19岁少女王家飞并残忍倒提摔死其3岁弟弟王家红一案在市井坊间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此案两份判决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因“死缓”等于有了“免死牌”,顿时在家属间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对此,云南省高级法院非常重视,表示目前已经决定派人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之后会向社会公布一个审查结果。
此案如何发展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该案折射出来的诸如如何看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刑事判决书应当如何叙述裁判理由、刑事判决在怎样的程度上使社会公民能够信服等问题却是当今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不可回避、亟待重视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方面,国外一些法治建设上比较规范的经验、司法活动中比较严肃认真的一些做法可为我们提供借鉴。
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如何进行量刑,自古以来都免不掉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但能不能将自由裁量的理由公诸于众却是一个司法制度的问题。晚清沈家本总结了中国古代量刑不正常现象时曾说到,生死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于爱憎。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类似的问题在古代的外国也是大量存在。所以,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程中为了防止法官的罪刑擅断和自由裁量,在《人权宣言》原则的指导下,法国于1791年制定了《法国刑法典》,对各种犯罪都规定了具体的犯罪构成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丝毫不允许法官拥有根据犯罪情节酌情科刑的空间,理论上称为绝对罪刑法定主义。
但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注定是行不通的。于是,在1810年再次制定的《法国刑法典》中,除了对绝少数犯罪规定有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以外,其余犯罪都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这样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以内,法官根据案件情节可以自由裁量刑罚。直到今天,在现代中外刑事司法实践中,没有人再去怀疑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但问题是,作为量刑的司法活动不但是一个追求正义、实现正义的过程,而且也应当是一个让人们看得见正义的过程。判决书的判决理由是判决结果正当化和具备权威性、说服力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让法官自由裁量的过程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和接受,法官写好每一份刑事判决书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司法活动内容。刑事法官在判决书中所描述的审理过程和阐述的判案理由是法官裁判活动是否合法、合理的重要体现,也是裁判结果是否体现司法正义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尽管还存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分野,两大法系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彼此的做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即十分强调法官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判决理由。
由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以成文法为司法依据,法官不能创制具有拘束力的先例,因而其判决通常局限于对既存法律条款的分析解释以实现犯罪事实与法律条款的匹配。
然而,如何阐述和强调判决理由却又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法国法律学者迪德所指出的:“法院不只是做判决而已,他们还必须解释其判决,解释的目的是在说明判决的正确理由如何„„以证明它不是武断的看法,能使当事人心服口服于法官的权威或威信,因为法官的判决是一个合理的陈述,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显示出判决理由的相关的或逻辑的结构。”法官在判决书中详细而深入阐述判决理由,不仅可以解释法律并且在解释过程中填补法律的漏洞,而且更在于以此表明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
据学者考证,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早在1911年第二届德国法官会议上,与会的法官就发表声明指出,法官没有作出具有充分理由的判决是可耻的。第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形成固定的判决公开制度,即所有判决都要公开,每个法官都要对他的判决负责,并允许社会公众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对判决理由和判决结果作出评述。据称,德国法官在审理一个案件中,甚至往往用将近一半的时间制作判决书。近年来,德国某些法院开始实行在判决书中表达法官不同意见的制度。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对于充分阐述判决理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强调判决理由的合理性和充分性,更是英美法系的传统做法,已经成为法官的思维定势和应尽义务。普通法强调判决理由的合理性和充分性,一方面是法官创制法律规则的需要,普通法的规则主要是从判例的判决理由中引申出来的,正如美国法律学者坎普所指出的:“由于法官要解释法律,因此要创造法律。我们必须注意到,司法判决本身要形成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只有判决理由合理和充分,才能使法官的自由裁量体现出公正和正义,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从而使法官不但成为社会智者、良心的代表,也是社会公正正义的化身。
在英国,一份好的判决书不但说理清楚,娓娓道来,层层推进,使判决结果建立在不可置疑的基础上,而且在有争议的判决书中,会把法官的不同意见一一加以罗列,最后写明是通过“几比几”的比例作出判决结果的。
在美国,许多判决书的判决理由写得十分冗长,但美国人喜欢把法官阐述的判决理由看作是法官知识水平的体现和和防止法官独断专行的保障。正是在这样情况下,一个刑事案件不管其判决结果如何都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即使对判决结果不满的人也会很服气地接受判决结果。
此次云南省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书虽言简意赅,但其改判的理由并不充分甚至语焉不详。高院审判委员会有27名成员,而且要成员过半(14人以上)同意判决结果的,才能作出判决。李昌奎案也不例外。但多少人同意改判,多少人反对改判一概尽在不言中。当前司法活动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如此一份判决如何使社会公众信服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经过社会的“倒逼”,云南省高级法院才站出来说明“在适用法律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自然有被动之嫌和被人不信任之所在。这是云南省高级法院在改判时没有想到的,但愿亡羊补牢,为后来者戒。
第三篇:大学生思想汇报:浅谈“山寨文化”
尊敬的外国语学院英语第三学生党支部:
如果要评选2008年中国网络最流行的词汇,山寨绝对能跻身前几名。从山寨手机、山寨电脑、山寨服装,到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电影,层出不穷的各种山寨版似乎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如今“山寨”一词已经由商品扩大到了文化领域,“山寨”本身也被标榜成为一种“文化”。
那么到底山寨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呢?其实山寨一词原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如今,这个词被用于那些数码产品的生产模式上。它是一种由民间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模仿、快速、平民,涉及手机、数码产品等不同领域。“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创新恶搞和非主流的烙印。
自去年山寨现象成为全民话题以来,各方对其态度不一。有的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前段时间,央视《新闻联播》将“山寨”一词搬入节目,当着亿万观众的面探讨山寨现象,顿时引起广泛关注,将“山寨”推向新的高度。在这场金融风暴,山寨的出现对正规行业来说,无疑是一股强冷风。然后这股风暴却越刮越烈。
据统计,去年山寨手机的销售量超过1.5亿部,而山寨春晚叫板央视,也引起网友的一阵叫好声,可见山寨文化对草根一族的吸引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在山寨文化的影响之下,正规手机的生产厂家才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才会做出相应的应对之策,从而真正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也有人认为,山寨文化简单而言就是模仿。每一个大品牌推出新产品,也许还未投放到市场,山寨版的就已出现。也有人认为“山寨”是相对“主流”而言的,但“山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有超越和创新。山寨产品的物美价廉,以及对主流垄断市场的冲击,就是“山寨”创新与超越的证明。
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具有片面性。把“山寨文化”与“创新”同等起来,是过于武断的,但是山寨文化也不能被视为“低俗文化”而一棍子打死,和任何事物一样,山寨文化也有其两面性。山寨文化的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让更多底层的人民可以买的起价廉物美的东西,打断了大品牌的垄断,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山寨文化的确是靠模仿起步的。山寨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很难预料。但是我认为,如若一味的模仿,山寨文化很快就会淡出我们的生活,只有不断的创新,山寨文化才能使自己存活下去。
山寨文化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国家的创新,尤其是文化创新,寄希望于模仿之上,何来文化的希望?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技术都靠抄,靠不承担责任过日子,这个产业还能有希望。山寨文化,很大程度是一部分国人希望走捷径的心态,但是科学上从来没有捷径,文化创新也不能靠走捷径,一个不知艰苦努力的民族,是不会有积累,一个靠模仿的文化也不会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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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XX
第四篇:黑山寨社会实践报告
今年我们文学系和录音系的26名学生于2002年8月下旬至2002年9月初在北京的北部山区黑山寨乡进行社会实践。地点就是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定陵风景区往北30公里左右的山坳里。
黑山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板栗的生产,但是,板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就要上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了。据说,那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实行“对华友好投资政策”,板栗因此得以在这片山坳里扎根,这里的居民也因此对板栗的引进者——田中角荣抱有好感。虽然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以侵略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但这里的人们并不看重这一事实。尤其是我们的房东关大爷,他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与姜文的影片《鬼子来了》的态度是一样的。我查过田中角荣的资料,他写了一本《我的履历书》(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这本书里将他在中国侵略的历史淡化到几乎没有。但历史证明:大和民族是最擅长篡改历史的民族。如果田中角荣现在知道这里曾经被他统治过的居民对他抱有感恩的态度时,那么他一定会重新再写一本《我的履历书》,加上那一段如何把板栗引进中国的历史。
听关大爷对我讲,那个时候,田中角荣为了种植板栗,在这一带修建了好几座水库,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铺设了大量的自来水喷淋设备,随时为板栗灌水。在修建水库的时候,关大爷的年龄刚满13岁,他也被应征到修建水库的队伍中。但他告诉我,日本人对这些来修建水库的童工非常友好,让他们少干活或是给他们白糖、面粉等食物,照顾他们。这就是关大爷在62年以后的记忆。我想让—位75岁的老人回忆13岁时的记忆是困难的。很多东西都可能遗忘了……所不能忘掉的恐怕只剩下那些家前家后天天可以看到的栗子树。试想,关大爷已经是这里辈份最高的人了,从他的嘴里传达出来的信息,有谁会认为是错的呢?而真正知道日本人是如何统治中国的人,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毕竟已经过去62年了,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而模糊。现在就是黑山寨中学的校长,以及黑山寨前党支部书记也是这样认为的。
问题是栗子具体到底是怎么来到黑山寨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找到了的话,我就可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统治中国的,其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有关的资料显示,黑山寨这里只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即核桃。核桃是在汉代传入中国的。而板栗呢?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载,板栗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果品,是中国农业最早栽培的果树之一,我国栽培板栗的历史悠久,是最早的栽培经济树种之一。西安半坡村遗址发现了大量栗类果实。按《诗经》里有关板栗的记载推算,我国板栗的栽培大约有二千至三千年的历史。《诗经?雅?小雅》中一首题为《小宛》的诗中有这样的一句:“据粟出卜,自何能觳。”这里的“栗”字指的是祭祀用的美食,这说明栗子是中国古人最重要的粮食,非常贵重。
而北京正是古代盛产板栗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p578页记载:“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三国时陆玑的《毛诗草木鱼虫疏》里有:“五方皆有栗……唯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他方悉不及也。”渔阳和范阳都指的是北京,在秦朝时期,渔阳指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县西南的地方,昌平的位置刚好处于密云县的西南侧,但也不好说一定就是黑山寨这里。范阳也泛指古代的幽州,在东汉时期的范阳没有明确地名记录,也就是说:陆玑没有明确标明范阳的地理位置。史书上明确记录范阳的,是从唐朝天宝元年起,把幽州改为范阳郡。但我们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清楚地知道,昌平地区是盛产板栗的,而且传供皇帝御用。《新唐书》卷39《地理》三就记录了在唐朝时,幽州产的板栗是给皇帝的重要土供品。
好!现在回到正题,我的结论就是板栗在黑山寨的种植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绝不是田中角荣引进来的!更不是日本侵略者在帮助我们搞经济建设,侵略者永远都有侵略者的目的!关大爷所讲的“是田中角荣把板栗引入黑山寨”的观点,就可以表明像关大爷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刚好是—种标志。这个标志表明了我们现在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愈来愈疏远,我们从这个标志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关于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果说关大爷的一生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是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前党委书记为什么也同样认为是田中角荣把板栗引入到黑山寨这里的?毕竟这—观点是关大爷这样的长辈的嘴里流传出来的,这就是口头传说的力量!《诗经》、《史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和经典的著作,但是,为什么现在黑山寨中学的校长也会同样认同那个口头流传的说法呢?难怪今天很多人正与传统文化愈来愈疏远!这就是我在黑山寨社会实践中的深刻体会。
那关大爷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呢?他说没说谎呢?我相信他是诚实的,是真实的并有可能发生的。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为什么日本侵略者要这样?这一行为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本书就可以找出答案来。这本书汇集了从1993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及侵略要领。其中1937年4月16日由日本的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所做的决定:《指导华北的方针》就可以表明出来,日军在占领华北之后的统治重点在于“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为达到以上目的,目前首先主要把力量倾注于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同时,首先专心致志于进行旨在使华北民众安居乐业的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有利于达到我方期待的目的……”[该书p214—275]。1938年11月30日,日本的御前会议做出《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的决定。其中在调整日华新关系的重要项目中的第三项中的关于经济合作事项第三条指出:“在一般的产业方面,尽量尊重中国方面的事业,日本对此给予必要的援助。”其中该政策特别强调“帮助改良农业,以有利于中国民生的安定,并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该书p282]。日本侵略者的这两条决定有没有取得效果呢?答案是肯定的,取得了效果。在1941年4月10日,《华北方面军多田司令官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经济建设特别要谋求民生的安定,在开发取得国防资源方面不致发生缺陷,并且又使本军的独立自存有所提高。对于两者的调整安排需加以周到的考虑,把重点放在生产的增加和物资的流通上。而重点的建设地区仍然是模范地区,在指导时努力起用华人,吸收当地资本,近来已经逐渐出现这种情况,相信这确实是可喜的现象”[该书p331]。
以上资料,就可以回答田中角荣为什么会在这里修建水库以及种植板栗的原因。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日本的文化一直受中国的影响,尤其是从隋唐时起,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直抱以顶礼膜拜的态度去学习的,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更是如此。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就是从唐朝时期学去的,关于我国隋唐时期记录的吃生鱼片的记录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汉字的“鲐”字,其中的意思就是指切得非常薄的鱼片。在日本,凡是做生鱼片的饭店,都喜欢在店前挂“鲐(脍)”字的招牌。《新唐书》里记录的幽州产的板栗是给皇帝的重要土供品,我相信日本人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有一点可以说明问题,为什么到现在,黑山寨每年所产的95%以上的板栗都由北京的外贸公司出口到日本?值得一提的是,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访问过我国,并还特意来到黑山寨这里看过。从那时起,这里的板栗开始向日本输出。据当地老乡说:日本从我国进口的板栗只有黑山寨这里一处,其它地方产的板栗他们不要,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这里的板栗才是最好的。我没有去过日本,不了解在日本出售黑山寨板栗的情况。但我想,在出售板栗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打上这样的几个字:中国?渔阳栗。
《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还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中国板栗坚果质品优良,抗病力强,在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利用改良当地栗的育种亲本。不幸的是,我们这里的居民却认为这么好的品种,是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培育出来的。可悲!
那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期间所建立的华北经济共荣是如何保证的呢?我这里还有—份资料可以充当佐证。
1942年10月,由日本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冈村宁次亲自策划,日军在沿长城内侧制造带状‘无人区’和‘暂时无人区’,沿着山势的走向划定,宽窄不等,最窄地段也有七八公里,其间,一万余户民房被烧毁,70万多人无家可归。该月29日,日本热河宪兵队长签发一份文件,把制造‘无人区’的措施强调到更高的战略地位,该文件称:“民众的支持,乃彼等的依靠,切断其与民众联络之纽带,此实致使之打击”。据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透露,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个,遮断壕修成11860公里,相当于山海关至嘉峪关长城的6倍。[选自:《中华民国实录》?《抗日烽火》p2838]。1943年1月7日,位于重庆的《大公报》报道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并推行奴化教育,特别针对8-13岁的儿童等种种暴行。
由此我可以回答出这样的一类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像关大爷这样的老人会对日本人有如此的认识?为什么经过50年日本统治的台湾社会普遍对日本报有好感,不愿意回归大陆?
由此我现在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姜文的影片《鬼子来了》这部影片犯了一个错误,即“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我想,姜文之所以能够拍出这样的一部影片,我相信他对于当时那一段的历史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于像关大爷这样的老人,很多东西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主观感觉,只看到了当时的一些现象而没有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战争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场战争,不能仅仅从杀戮的角度来看问题——民族主义,也不能单以抗日斗争的角度看问题——英雄主义,而是应该从侵略者在统治时期如何统治的问题上,全面地审视这样的一场侵略战争,这样才能避免像关大爷或是姜文的那—种不自觉的“背叛”,这一“背叛”的出现,也正是因为失去传统文化的基础而导致的。遗憾的是,这种“
第五篇: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被指
“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被指‘包养’两姐妹”
新京报讯(记者冯军)日前,有网帖反映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齐放包养一对姐妹并安排二人进公安局工作。8日,齐放被免去局长职务接受调查。据新华社报道,经联合调查组初步调查,网民反映的部分情况属实,但是也存在很多出入。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昨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塔城地区纪委、塔城地区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一直未能求证到“部分情况属实”的详细信息。
“为两姐妹安排工作”
近日一篇网帖称齐放与一对姐妹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利用职务之便将二人安排在公安局工作。5日,新疆塔城地区公安局副局长蔡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当天塔城地区纪委、塔城公安局纪委就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进行核实调查。
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主管的天山网发布消息称,塔城地区纪委证实:8日,齐放被免去局长职务接受调查。
当事人:不知为何被免职
昨日15时20分,新京报记者拨通了齐放的手机,记者称呼他为“齐局长”,他连忙说“已不是局长了”,称目前仍在接受调查。齐放对记者说自己“在家陪老婆”,但否认与“两姐妹”保持情人关系。记者追问既然不是情人关系,为何会被免职。齐放回答“不知道”,让记者“等官方消息”。“希望外界别打扰他。”随即挂掉电话。
乌苏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吴姓工作人员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两姐妹”得到升迁是因为她们有文艺特长。昨日,该工作人员称不知道“两姐妹”的工作目前是否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