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

第一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演进

20世纪的文化演进中，女性是在与现代性的遭遇中日益觉醒的。现代性之于女性的过程，就是女性自我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探求过程。“现代性”(modernity)正是以其追求自由精神的本质，以理性观念与进步的信条，为女性的平等和觉悟提供了外在动机，并与她们萌动的内在要求相契合。正是在“现代性”这一前提下，女性命运得到真正的改写，在现代的理论纬度上开始了她们真正的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20世纪的女性解放，以“平等”和“解放”出发，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与传统所规定的角色决裂的意味。文学描写中的女性叛逆者形象从五四时期出走和逃离的“娜拉”开始，到投身国民革命运动中“铁姑娘”、“女强人”模式，至二十世纪末文学中众多“疯女人”形象的集结，女性作者已经穷尽了她们想象力，并以其最大的现实可能性，给予女性主角一个个反叛和自由的机会与结局。但总体上说来，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未来前景和走向，却总不在她们的把握之内，理想和现实总是相悖。经过漫长的一个世纪的理论求证和大胆实践之后，女性的身体和精神也包括女性写作都获得了最大的自由空间。但伴随着自由而来的，却是莫名的焦虑和虚无。对妇女来说，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使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及其内在情欲萌动、复苏过程中，又使这股强劲的爆发力与女子身体内部某种极端化情绪相扭结，导致妇女容易失去自控并造成话语言说方面的歇斯底里，同时又使得她们极易被男权操纵的现代商业社会所控制和消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合理运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结合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以及后现代理论，并立足于现代性基础上讨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演变问题。它的实践意义，是从妇女形象的变迁入手，在社会学、躯体修辞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女性文学想象的意义上重新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遭遇、妇女的精神生活，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女性解放的自由及其限度。

第二篇：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艺术家_历史论文

一部中国美术史，几乎没有女性艺术家的位置，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画家确是一位女性－－帝舜之妹颗手，她甚至被推崇为中国绘画的“创始人”，被史书称为“画祖”，『世木·作篇』、『画史汇要』、『书尘』、『汉书·古今人表』等历史文献中均有关于颗手的记载，然而，为一位女性艺术家所开创的中国绘画，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女性艺术家却处在一种“缺席”状态，即使偶然被提及，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也无足轻重。出于不平，清代一位女史家专修一部『玉台画史』，记载了历代女画家215人，但从其分类（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即不难看出，她们大多处在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在艺术上也多是重复男性艺术家所创造的程式，缺少自己独立的创造和建树。进入二十世纪，在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中国妇女的历史境遇也作为一个时代的课题被提了出来，随着知识女性的觉醒，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她们开始走出闺阁，在艺术上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一、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不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是在“女性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殖民强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出现，中国女性作为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也开始从一种蒙昧状态中觉醒，结束“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历史，从闺房走向社会，参预到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中来，成为新的一代女性。

但是，也须看到，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主要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完成的。19世纪末发生的维新变革，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妇女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以通过废除缠足恶俗、解放妇女的身体；通过兴办学堂向妇女传授知识，解放妇女的思想，改变占一半人口的中国妇女“不官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完全靠男人供养的现状，从而使中国妇女能成为一种自立、自主、自由、与男人完全平等的人。

但是，在女权启蒙中被唤醒的中国妇女，由于正处在全民族面临重大危难的时刻，所以始终未能将女性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几乎每次女界的群体行动都是与‘国难’或‘国运’紧密相关，女性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不是为自身的利益和命运而是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前途而奔走、助威、呐喊。二十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绝大多数妇女团体实质上都是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或情绪的组织。虽然它们号称为妇女组织，而且也确实是由妇女发起和参加的团体，但起因几乎均系维护和争取民族尊严、强大和完整，根本性地缺乏争取女性群体自身利益的意愿”（刘慧英：『女权启蒙与女性自觉』）。而男性倡导妇女解放，其本意也不尽在女性自身的利益，而在于成为“男界的劲援”，成为协助和扶持男人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辅助性力量。“只有与男性同甘苦共患难，拯救起这危难中的民族国家，她自身方能享受到一份与男人一样的公民权益。”（同上）

当然，这种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妇女解放，毕竟使中国女性从家庭走向了社会，逐步“脱离依赖的性根”，“养成自立的人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女性对反抗男权制度和批判传统观念有了更自觉的意识。她们为争取婚姻自主权、社交自由权、男女同学权、经济独立权和谋求职业权等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也极大地改变了她们的历史境遇。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也正是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深阔背景下形成的。

二、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20世纪前半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开放的一个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于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向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挑战，从而使中国的新文化、新艺术进入一个勃兴时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也呈现出一种异常活跃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女性艺术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投身于社会革命，以变革社会为职志的艺术家，二是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以建树新文化为目标的艺术家，三是以艺术修身养性，作为高雅消遣的“闺阁派”艺术家。

在第一种类型中，当以何香凝、夏朋为代表。何香凝（1878－1972）的一生，首先是作为一个革命家的一生。她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革命家的身份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她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结为夫妻，在孙中山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妇女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但她又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1908年曾东渡日本学习美术，一生中创作过不少优秀作品。1960年曾荣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任主席。作为一个女画家，在艺术上虽然还说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却能一扫旧文人画的柔靡颓风，在作品中寄寓一个革命者的胸怀与壮志。她于1914年画的『狮』，以其仰首安卧的雄姿隐喻了民族的觉醒，希冀着国家的强大，在表现手法上明显吸收了新日本画的写实技法，较之于清末那些陈陈相因的传统文人画，有了更多新时代的气息。

另一位革命家兼艺术家是年轻的夏朋（1911－1935），又名姚馥。1929年就读国立杭州艺专后，即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美术团体“杭州一八艺社”，并担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第一届执行委员。她因投身共产党地下工作而三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4岁时死于狱中。夏朋所学专业是雕塑，但为宣传的需要多创作木刻，题材也多取下层劳苦大众生活，造型简洁，用刀粗犷有力，极富表现特征，为当时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代表性风格。

此外，不少女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来，但在作品中却选择了与民族国家存亡相关的题材加以表现，如蔡威廉的『秋瑾绍兴就义图』、周丽华的『永别』以及熊氏三姐妹以花鸟借喻的『立国英雄』等。这些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立意，均反映了女性艺术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

第二种类型的艺术家多是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她们对传统文化抱持的态度，决定了她们在艺术取向上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程式之中。她们大多卷入西学热潮，到西方的新艺术中去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

在这一类型的艺术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潘（玉良）、方（君碧〕、蔡（威廉〕、关（紫兰〕、丘（堤〕、孙（多慈）六位。她们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出众才华，她们在油画这门外来艺术引入中国的初期阶段所作出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她们同时代的男性艺术家。

在这六位第一代中国女油画家中，潘玉良（1899－1977〕是其中创作最丰、成就也最高的一位。她的一生经历坎坷，自幼家贫、父母双亡，8岁时由舅父抚养，14岁时被卖给烟花楼，受尽屈辱，17岁被桐城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前往上海做了潘的二房太太，并改张姓为潘姓。1918年考入上海美专，1921年又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美术学校和巴黎美术学校就读，1925年以毕业成绩第一名获罗马奖学金，又入罗马皇家美术学院深造。1926年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金奖。1927年回国，同时应聘为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主任、导师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并从1929年起先后五度举办个展，也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举办个展的中国女艺术家。1937年因迫于家庭纠葛再度离开故土定居法国直至离世。

潘玉良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她不仅以油画著称，还兼作雕塑、国画、版画等。艺术面貌也不拘守一格，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探索轨迹，从传统的写实风格到印象派、野兽派风格，她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涉猎。她还尝试在艺术中融入东方情调，寻找一种与中土文化相联系的艺术情韵。但是，潘玉良的艺术最具价值的部分我以为还不在于其作品的形式，而在于她用直率的画笔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与自身经历相关的主题。可以说，她是中国女性艺术家中最早将视角转向自身，最早关注到女人的生存状态的艺术家。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的许多年中，很少再看到如她那样流入出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因此，她不仅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最有影响的女艺术家，也是中国女性艺术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与潘玉良不同，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方君碧〔1898－1986〕，虽然也画了许多与女性相关的题材，但她的作品却很少是从艺术家的自身经验中发展而来，也没有潘玉良作品中的那种苦涩感。但她的作品还是自然地带出一种娴雅的闽阁气息和温馨的东方情调。她于1912年随姐姐去法国留学，1920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4年作品入选巴黎沙龙展，被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1930回国后专事绘画，游历山水名胜，画了许多风景写生，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在艺术风格上，她深得西方学院的写实传统，并且试图寻找一种与东方的融合之路。1978年她曾在北京举办个展。

蔡威廉（1904－1940〕早年的经历与方君碧有相似之处，蔡自1914年至1927年曾先后三次随父蔡元培旅居欧洲，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十几年的游欧生活，使她遍览了西方艺术精华。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西画教授。在执教的十年中画了不少肖像和风景，还创作过人物众多的大幅油画『秋瑾绍兴就义图』和『天河会』。这两件作品分别以现实和神话中的女性为题材，一是表现大义凛然、为革命捐躯的女英雄，一是借神话题材表现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文主题。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女艺术家竟英年早逝。战乱的社会环境和琐碎的家务使她过早地消失于画坛，因生儿育女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死于产后褥〕。而且死后竟连一幅画都未能留存下来。

另一位大家闺秀关紫兰（1903－1986〕，三十年代曾是画坛最引人触目的女画家之一。但也很快销声匿迹。这位才貌双全的画家于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大，从师陈抱一。同年留学日本，作品曾多次参加日本前卫派“二科会展”，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举办个展，引起画坛广泛关注。她作画潇洒自如，一派大家气度，是典型的野兽派风格。20世纪初，野兽派诞生不久即在日本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关紫兰在赴日前已师承臣抱一（陈也是留日期间接受野兽派风格〕，赴日后对此派绘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加以她本人对色彩的敏感，从而使她的画深得野兽派的精髓。她的艺术未能得以持续发展，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在第一代中国女性艺术家中，丘堤〔1906－1958〕的艺术生涯虽然不象蔡、关那样短暂，但也同样受到战乱的社会环境和繁杂家务的影响。1928年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曾东渡日本学习一年，回国后又回到上海美专任绘画研究所研究员，后参加了前卫组织“决澜社”，并在“决澜社”第二回展中获“决澜社奖”。她在艺术上的前卫姿态与她早年读女子师范时反抗陈腐保守的“新女性”形象一脉相承。她的画风属后印象派风格，但又透露出一个东方女性沉静、优雅的气质。进入五十年代，她的创作条件虽然有了较大改善，但以“决澜社”为代表的“新派画”却遭到批判，她也正好借机改道服装设计，而在绘画方面未能得到新的发展。

在上述六位画家中，孙多慈〔1912－1975〕要算年龄最小的一位。她于1931年正式就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徐悲鸿的得意女弟子，得到徐悲鸿的呵护与扶植，聪颍的孙多慈也很快成为徐悲鸿学派的重要成员。她于1937年出展于南京第二届全国美展中的『石子工』，从创作思想到写实手法，都接受了徐悲鸿的影响。1947年她在上海举办个展，以肖像画最受人关注。1948年赴台湾，执教于台湾师大艺术系，直到病逝。

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女油画家还有张倩英、唐蕴玉、梁白波、周丽华、梁雪清以及雕塑家王静远等，这些女艺术家在追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三十年代，都曾一展风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们大都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这说明，除了自身的因素外，从外在的社会环境到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仍然未能给女艺术家提供一个适宜于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

第三种类型是以艺术修身养性、作为高雅消遣的“闺阁派”画家，她们与前两种类型的画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她们既不是以第命为业，也不是以艺术为业，她们从事艺术活动，目的不在艺术上获取多大的成绩，而在于表明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从闺阁中走出来，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积极参予文化活动和艺术活动，显示出新的时代新的女性所应有的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古老的封建专制和男权社会的“三从四德”在这些新型的女性身上已不发生作用。在各类艺术专科学校，各种艺术展览和艺术社团组织中，都有女性艺术家的身影和踪迹。

于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类女画家的状况。“中国女子书画会”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组织最早、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女性美术社团，会员多达150多人，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书画家都吸收为该会会员。画会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杨雪玫、顾默飞等人发起组织，由冯文凤支持会务工作。先后举办四次展览，并出版四期“特刊”。1937年上海沦陷，画会停止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至1949年。

出现于三十年代的这一女性艺术社团，以这样全国性的规模和这样持久的凝聚力展开活动，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只有90年代出现的“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尚可与之相呼应。虽然在艺术上她们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值得称道的业绩，但是这一现象足以反映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精神自立的一个侧面。

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在20世纪的中国，共和国的诞生〔1949.10〕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它正好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均等地切分为“两半”。新政权的诞生，意味着除了台湾以外的整个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之中，而这一社会体制的巨大变动，也使20世纪的中国文化骤然形成一个巨大的“断层”，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展开来的一条充满开放、自由精神的“文脉”嘎然而止，而代之以出现的是一条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文艺路线。在这样一条路线下，艺术不再是一块体现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领地，艺术家要考虑的中心也不再是艺术自身的诸多命题，而是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

在这个历经三十年的特殊时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历史境遇也出现了与民国时期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毛泽东时代使广大妇女“彻底翻身解放”，使她们获得了一个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在取得这一切权利的同时，也对妇女提出了和男人一样担当社会职责的要求，即“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要女人去办男人的事，女人就得和男人一样强，一样能干，一样有力，一样智慧。因此，这个赋予女人平等权利的时代，同时也成了一个“女人以男人为楷模”的时代，成了一个同化女性从而消灭性别差异的时代。

由于毛泽东时代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就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妇女问题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在这样一种思想意识下，艺术家以性别区分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政治意识的强化与性别意识的淡化便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一种十分自觉的选择。因此在这三十年的漫长时期，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展览、一个美术社团是特别以女性的名义组织的，尽管在这三十年中先后产生了一大批女性艺术家，而且其中不乏优秀者，然而，没有一位女性艺术家是以“女性”这个身份取得自己的艺术地位的，因为她们的艺术和她们作为一个女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夫妇艺术家一多半都有“合作”的经历，有些甚至始终都是艺术上的合作伙伴，这是毛时代女性艺术家淡化性别的一个最好见证。因此在那个时代，尽管有众多的女性艺术家活跃于画坛，然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个“无性别”的时代。

当然，就女性艺术家的具体作品而言，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与女性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艺术家还是比较多地关注到“妇女”这个主题，关注到一个充分尊重妇女的时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种种变化，下面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几件有代表性的作品：姜燕《考考妈妈》

『考考妈妈』（中国画，1953年姜燕作），这件作品较早地注意到新政权诞生后，妇女的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共产党政府决心要改变上千年来妇女“目不识丁”的状况，号召妇女学文化，作有文化的公民，这件作品正是借助女儿教妈妈识字的情节来反映新政权为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所作的努力。王霞《海岛姑娘》

『海岛姑娘』（油画，1961年王霞作），这件作品很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趣味，画中那个纯朴健壮的劳动妇女形象正是新的时代所要求的“能顶半边天”的女性形象。以她们如男人一样健康结实的体魄，来与以往那种弱不经风的“资产阶级小姐”形象相区别，这种审美趣味进一步膨胀，便是对所有柔美的事物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便是“文革”中那种虚假的“红、光、亮”形象的出现。温葆《四个姑娘》

『四个姑娘』（油画，1962年温葆作），这件作品与『海岛姑娘』不同之处在于它刻划了四个性格不同的女孩形象：一个腼腆，一个温厚，一个俏皮，但她们还算不得作品的真正主角，画中那位人高马大、粗壮有力的成熟青年女性才是真正的中心人物，她与“海岛姑娘”一样，一看即知是一个不会向男人示弱的劳动能手，是完全符合毛时代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也是其余三位程度不同地带有女性气的可爱女孩的学习榜样。

『代表会上的女委员』（油画，1962年赵友萍作），“女委员”象征着毛泽东时代的妇女所获得的一种政治身份，“代表会”是决策国家大事的权力机构，身着藏服的藏民以“女委员”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妇女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

从以上几件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努力塑造的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女性形象，而毛泽东时代的女性形象是抹去了自然性征的中性化了的或以男性为标准的“铁姑娘”式的女性形象，既然不主张用“性别”来区分人群，就更不需要用“性别”来区分艺术。那个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大多不曾考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她的艺术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正是这种性别意识的淡化，使她们失去了在艺术中展示自身的机会，也失去了候补美术史留给“缺席”的“女性艺术”的机会。如果说三十年代的女性艺术家曾在“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大旗下以当仁不让的女性身份建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女性艺术家除了自身所显示的平等地位外，并没有提出需要自己特别奋斗的目标，因为作为一个女性需要的一切权益已由一个开明的政府拱手相让。既然“男女都一样”了，也就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女”，特别提出一个什么“目标”。同样在“艺术家”这个头衔前面也没有必要特别加上一个“女”字，在这种情况下，从女性角度去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就难免会带来“画蛇添足”之嫌。周思聪《汲水图》

但是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女人”作为一个问题又重新在艺术中提了出来。80年代初，周思聪在她的『彝女』系列中首次表达了一个女性艺术家对女人的一种生存状况的思考。她从劳碌一生，负重一生的“彝女”中发现了“自我”，又从“自我”的生存经验中发现了属于女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从而将三十年代潘玉良作品中已经预示出的女性意识重新接续起来。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20世纪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中，女性意识的这两次萌动之间，竟相隔了半个世纪！而从女性意识的萌动到女性经验的展开，已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四、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90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男性话语中分离出来，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并在这种探寻中建立起一种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凸显出一种鲜明的“女性特质”和“女性视角”，从而构成了九十年代女性艺术家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艺术家的特殊之点。也正是艺术中出现的这种性别差异，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艺术中的一个最新话题。在过去许多年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女性艺术家活跃于中国画坛，但却不曾有过“女性艺术”这个概念。因为那时的女性艺术家，大多还是用男人的标准，用男人创造的程式去画画，并没有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和自觉意识。只有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女性艺术家才开始以一种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自身与诠释世界，将她们高度的个人经验、潜隐的心灵事件、多重的情感体验展示在她们的作品之中。并用她们特有的直觉和生存本能，去体悟每一个生命的、情感的抑或充满人生意味的实事，从而展示出一种不同于男性的经验方式、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正是这种性别差异，成为建构女性艺术的基石，也正是在这种“基石”之上，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才凸显出一种独立的美学品格和精神指向。摘自中国艺术视窗

第三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复习资料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双百”方针：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在文化科学问题上要贯彻两个口号，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双百方针。毛泽东将其定为党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名词解释）

当代17年（1949-1966）诗歌的特点：

第一：抒情主体的国家定位。诗人的定位不是个体和诗歌要求的定位，而是面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位。

第二：个人话语空间的紧缩。当代诗歌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农兵”化的双重演进，导致消失了个人意识。对外部生活的关注，代替了个人感受的抒写，每当个人与外在发生对立、矛盾时，往往通过对个人的谴责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第三：诗歌情境的抽象化。在当代诗歌语境中，许多符号都失去了它的自然与本真，语言的能指特征迅速萎缩，一些意象都有了固定的所指。

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诞生于五十年代，1959年才成为“诗歌中的一个崭新的形式”，并有了理论上的阐述。形式上看，政治抒情诗是现代自由诗在当代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变形。历史地看，政治抒情诗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对《女神》式融合抒情与批判表现方式的改造，它的前辈三十年代前后的“普罗诗歌”。除内容必须表现政治外，它还具有颂歌的文体风格。代表诗人是贺敬之和郭小川。（名词解释）

散文新三家：杨朔、刘白羽、秦牧。

《茶馆》的艺术成就： 王立发，常四爷，秦仲义

从主题上来看，《茶馆》是献给三个旧时代的葬歌；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看，《茶馆》中绝大部分台词兼有交代事件、体现性格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多重功能甚至有用说一个字来写活一个人物的神来之笔，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从人物形象来看，《茶馆》中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刻画得非常具有代表性，让读者可以在人物只出场一次的时候就印象深刻地记住他，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在结构即艺术特点来看，《茶馆》用一个小茶馆反映一个大社会，主要人物自始至终，次要人物“子承父业”，更次要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人物带动故事。三个时代三部戏同一个茶馆，采用冰糖葫芦式结构，用茶馆串起三个时代，真实再现了普通中国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人生百态。

李隼《李双双小传》：李双双，孙喜旺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水利局副局长老田

周立波的【反映农业合作化】农村题材作品《山乡巨变》：盛佑亭，陈先晋，李月辉，邓秀梅

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赵树理《三里湾》：王金生，范登高

柳青《创业史》的主要人物：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的主要人物：徐义德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

吴强《红日》沈振新、张灵甫、李仙舟

罗广斌《红岩》：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徐鹏飞 梁斌《红旗谱》：朱老

三、严志和、冯兰池

柳青《创业史》

杨沫《青春之歌》：杨道静，余永泽，卢嘉川

周立波《山乡巨变》 杜鹏程《保卫延安》 ：周大勇 曲波《林海雪原》：杨子荣，少剑波

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小说、文学理论）：集中在干预生活小说和报告文学。小说方面，一是反映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如宗璞的《红豆》 文学理论方面，文学理论界集中探讨了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对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认识。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阶级性与人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歌颂与暴露、人物塑造、风格与表现手法多样化等问题，都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简答题）

干预生活：“干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一种类型，是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其代表作品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的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趋向使文学届流行的“无冲突论”得到遏制，而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昭示。但是后来被认为是有“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所以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名词解释）

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是自“文革”开始到七十年代初，在文艺领域的废墟上唯一被允许存在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旨在为政治服务，是“文革”时期主管部门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代表作品有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了一元化的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三突出等基本原则。革命样板戏虽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也直接导致了文革文艺千部一曲、千人一面的机械复制现象，从而基本上阉割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直接阻碍和破坏了新中国文学和文艺的发展。（名词解释）

潜在写作：文革时期和主流文学相对应的地下文学的简称。许多老作家在受到迫害时的即兴创作，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达对“文革”暴政的反抗，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残酷以及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名词解释或者简答题)

文革时期的低下诗歌中的代表作品：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北岛的《回答》、《宣告》、《波动》，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 伤痕文学的奠基之作：卢新华的《伤痕》主人公王晓华和 刘心武的《班主任》主人公宋宝琦和谢惠敏

《今天》刊物的特点：早期，第一，刊发了不少在“文革”中流传的“地下”作品；第二，所刊发的作品内容上真挚有力，震撼心灵，编辑风格也非常简朴前卫（粗糙的纸张，富有个性的手刻标题，配以若干出自“今天派”画家的简洁、抽象的素描）它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是当主流文学普遍面向历史的时候，《今天》却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地平线:一是不再以“昨天”的价值观念和创作方法剪切真实的内心经验和艺术想象，而是重视对二战以后西方现代文学的你了解和借鉴。

“归来”的诗人：当代诗歌批判界把七十年代末以来几代重新歌唱的诗人称为“归来”的诗人，可能缘于艾青1980年5月出版的诗歌《归来的歌》。他们主要包括两部分的诗人：一是因思想和艺术趣味不能适应“新的人民的文艺”而先后放弃诗歌写作的诗人，如辛迪和穆旦。二是因政治与思想运动受迫害而丧失写作权利的诗人，如牛汉和艾青。“归来”的诗人的主要特点，是从“诗人必须说真话”出发，重新续接了五四以来抒情与批判传统。（填空或者简答）

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崛起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初期出现的现代诗潮，其名来源于一篇批判“读不懂”的诗的文章，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为“朦胧诗“。它具有着注重个人情感及内心冲突的抒写，更多地带着诗人主体的感觉、印象，呈现出内向的特点。在内容上，朦胧诗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思想上，主张让非人回归到人，以英雄主义的方式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崇高感，善于用象征、意象、通感、变形多种艺术手法来暗示特定的现实经验和生活体验。在语言上，注重极具意象化和个性化语言的追求。诗歌既有主题或内容上哲理的思考，又有写法上现代诗艺如象征手法的运用。代表诗人有：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等人。

《受戒》

主旨：通过纯真的异性朦胧情感，表达了“桃花源”式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创作特色：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闲话文体；超功力的潇洒率性自然之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语言洗练，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又有法度。

“复出”小说家群：以王蒙为首的“复出”小说家群，与五四后主流性的创作风气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复出”，既照映出这批作家特殊的人生情况，也是其重新“讲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视角。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是他们都比较感兴趣，创作也比较集中的题材领域。代表作家有王蒙、陆文夫、邓友梅等。（论述或者名词解释）

《陈奂生进城》：小说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暗示了身负历史重荷的中国农民在跨入变革时代的微妙的精神状态。精神胜利法。

张洁文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母亲钟雨、女儿珊珊 谌容的《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 宗璞的《红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 戴厚英的《人啊！人！》 汪曾祺《受戒》：明海，小英子 高晓声《陈奂生进城》：陈奂生 陆文夫《美食家》：朱自冶，高小庭

《围墙》：马而立

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棋王》的主题：《棋王》事实上只写了“吃”和“棋”两个字。在生活窘迫、精神匮乏的七十年代，“吃”是广大民众也一种最真实的心态，因为它实际暗含着许多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下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平静的精神坚持即“人还要有点东西”这正是主人公对生存的思考和大彻大悟似的超脱。小说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着专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事知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了“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以及“人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或者”的人生思想。

《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它取材于作家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在主旨表达上却没有如通常的“知青小说”那样去大肆渲染、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而是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认同。

整个小说中，反复突出和反复描写的是两种意象：饥饿和象棋。吃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需要。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其实，这蕴含了丰富的人生道理。

《棋王》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的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著钻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表现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世之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和肯定了衣食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基础，和作为人要有一些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柱的生存哲学。这也是“寻根文学”探讨文革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全民族在乱世动荡中得以生存的要义。

《棋王》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新写实”小说：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贾平凹的作品及其人物：短篇小说《满月儿》，“商州系列”小说：《小月前本》门门，《鸡窝洼人家》禾禾，《黑氏》，《腊月。正月》王才，《天狗》，《古堡》老大，《火纸》 长篇小说《浮躁》主人公金狗，《商州》 史铁生的作品及其人物：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礼拜日》、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与地坛》

贾平凹《浮躁》：金狗，田中正，英英 史铁生《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张承志《爸爸爸》：丙崽 《黑骏马》、《北方的河》

阿城《棋王》：王一生

刘震云《一地鸡毛》：小林 《新兵连》、《塔埔》、《单位》

池莉《烦恼人生》：印家厚

苏童《红粉》：秋仪，小萼，冯老五，老浦

余华《现实一种》：山峰，山岗

方方：《风景》

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老枪》、《丰乳肥臀》

女性文学：泛指女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女性作家的“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于现代，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新文学同步，但对我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较晚，始于90年代初，1995——1996年形成高潮。代表作家有迟子建、陈染、林白。

王安忆其《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首先写的是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简单地说，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作者选择王琦瑶这个上海美女的一生遭遇进行书写另有一番情味。早年辉煌、中年落寞与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盛衰枯荣的历程恰好构成了奇妙的同步，成了上海命运的活生生的隐喻。她是这个城市小市民的缩影，以她的命运遭遇来反映人性的渺小与脆弱与上海的时代变迁与沉浮，更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沧桑感。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视角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一生，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在不停地追寻，追寻她想要的爱情与生活，但现实环境的熏陶、“男性世界”的包围，和她自身性格与价值观的影响，使她求而不得，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全文无一“恨”字，但王安忆恰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凸显“恨”。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挣扎，没有惊天动地的呐喊与咆哮，只有空中鸽群悲鸣的声音，只有王琦瑶临终前摇曳的灯光，一如片场，一如人生琐碎的平直，人在历史和时间面前如此渺小而卑微。

《长恨歌》的主要情节只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让人沮丧。五个男人从她的生命中匆匆走过，只是那样略一驻足稍事停留，随即便转身离开，一切恢复宁静，彷佛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他们这一群可怜可悲可叹的旧时代的遗物，全都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一切正如程先生自杀之前所说，“其实，一切早已经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

小说中处处抒写旧时代中人的身不由己，却又处处不吝笔墨地大肆渲染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四十年代的繁华，四十年代的浪漫，四十年代的从容。王安忆对四十年代旧上海的向往和怀念使王琦瑶回忆中的四十年代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彷佛早已忘记四十年代对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王琦瑶在四十年代的旧梦中沉迷，王安忆在王琦瑶的梦里沉醉。

可以说，王琦瑶对命运对未来对人生的渴求是矛盾的，却又是合理的。一方面她渴望四十年代旧上海的繁华，另一方面却渴望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生活。因此概括出来，她渴望精致的外表下细水长流的生活，热闹的是外表，平静的是内心。只是她年轻之时对此毫不知晓，因而被繁华的外壳欺骗了而已。

有评论家认为，《长恨歌》是一部“怀旧”小说，但是，作者的怀旧“不是企图真的回到既定过往，而是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事实上，“怀旧”、“移位”只是王安忆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她的真实目的，仍然是促使读 者重新认识和感悟历史，并从中获取某种对现实人生有益的东西。

陈忠实《白鹿原》的主题：透过雄伟悲怆的政治史和凝重复杂的家族史的帷幕，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此激发我们对于民族意识命运、文化命运的人性的深层思考。

中国陕西黄土高原上的白鹿村，是历史久远，素有仁义之称的礼仪大庄。《白鹿原》一书描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大家族以及周围的各色人等，为温饱、为脸面、为光宗耀祖、为争抢风水„„祖辈三代纠缠在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算与争斗之中。作者以细腻深沉的笔触，描绘出一群不同典型的主人公的命运悲喜剧，生动、形象、厚重地反映出民族悲壮秘史的一角。

白鹿原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没有太多的区别，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同样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传统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思潮冲击下被击打得无法分辨。白家就代表传统，一直谨遵祖训，恪守着世代不变的传统，白嘉轩对待世道变化的唯一态度就是坚持自己，不去理睬外界的冲击，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管理好自己的田地和宅院，坚信传统里的仁义，不肯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鹿家最能适应外界变化，总能跟上潮流。鹿子霖是代表，一直当着乡约等，而且和田小娥有着不清白的关系，又能嫁祸于人。两个儿子，大的是兆鹏，一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直潜伏；小的是兆海，开始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天真是他的本性，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一直好着，在战死前娶了秦岭中一长相酷似白灵的农女，留下一个孩子。这两个人无论是跟哪个党派都可以说和时代潮流跟得很紧密的。

《白鹿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并以全新的话语诠释了历史.从小说主题到思想内容,从叙事方式到人物格调以及语言表征,《白鹿原》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新历史精神,《白鹿原》也正是在新历史精神的指引下,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因此,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发现其艺术价值。

《白鹿原》是作者浓墨重彩铺排而就的一篇富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结构严密紧凑，以历史为经，以两个家族的恩怨纠葛为纬，全景观地展示了白鹿原上各种势力、各色人物的人性百态，是一部气度不凡地叙述五十年间历史变故的文学长卷。陈忠实《白鹿原》：白嘉轩，田小娥

关于王家新、于坚、王小妮、海子的诗的分析

1． 海子的诗：海子带着对诗歌精神的信念走入诗歌，走入永恒。他直接成为这种精神的象征。海子的诗歌精神即浪漫精神。它要求通过一次性行动突出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海子的诗歌就是这种行动，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宠廓的前景，我们开始从当下的现实抬起头来，眺望远方。天空和大海的巨大背景逐渐在我们身后展开。

尽管海子不喜欢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抒情诗人，但恐怕海子自己都会沮丧地承认，他的确只是一个抒情诗人。海子的诗表现了他一生的热爱和痛惜，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之情，对于生命的世俗和崇高的激动和关怀。海子的诗歌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他的诗歌观念是对古代史诗、近代抒情诗、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理念的综合。从思想上，他接近于一个存在主义者；从情感上，他接近于一个浪漫主义者；从精神上，他接近于一个“狂人”式的先知；从认知方式上，他又是一个充满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

海子的抒情诗写得很美，充满了神启式的灵悟意味，笔下的事物放射着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海子的诗中还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执着地认同死亡的情感，但这种绝望并不显得颓废，而是显得非常壮美。他的诗直来直往，虽然后期作品灌输了很多死亡颓废的气息，但是他颓废却绝不堕落，让人感到悲凉又不厌恶，让人叹息又不责备。“倾心死亡”是海子对艺术和生命的一种终极式的哲学理解，是使他的作品焕发出神性与不朽力量的原因之一。

2． 于坚的诗：于坚等“第三代”诗人是以反叛“朦胧诗”的姿态出现于诗坛的，他们一方面承认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的成功，另一方面又认定它已“过时”。他们正是以对朦胧诗所表现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作为自己的诗学目标。所以第三代诗最显著的特征是“反传统”与“反文化”，即反抗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那些已经模式化、概念化的意象群。

于坚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美学经验，以调侃、游戏，甚至堆砌的手法表现当代生存的平面化，生命的分裂感和心灵的破碎状态。他成功地将平民性、生活场景、以口语为基础的诗歌语言等变成了诗歌现实。于坚的诗学强调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坚持以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场景为诗歌的切入点,倡导“口语化”写作,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

于坚的反叛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每个人都生在活伟大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彻底离开隐喻的传统，否则便没法生存，更不用说写诗了。所以于坚的写作业不可能彻底做到“从隐喻”后退。因为于坚有效地吸收了传统的文化因子，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也就越来越显著。

第四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期末辅导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期末辅导

第一讲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学革命

1、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 ① 洋务运动 ② 现代传播媒介 ③ 职业作家 ④ 受众队伍

2、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① 诗界革命 ② 文界革命 ③ 小说界革命 ④ 文明新戏 ⑤ 白话文运动

第二讲 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与共和国文学

1、共和国文艺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基石上的？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④ 左翼文艺运动 ⑤ 延安文艺运动

2、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建立中的作用。① 历史的修辞 ② 经典的阐释

③ 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④ 艺术的缺席

第三讲 社会转型期的小说创作

1、为消解意义，先锋小说家采用了哪些反传统的写作手段？ ① 元虚构 ② 戏拟 ③ 空缺

④ 语言游戏

2、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① 视点下沉 ② 零度叙事

③ 随机性和偶然性 ④平面化和零碎化

第四讲 巴金创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论巴金创作的风格变化。① 直面惨淡的人生 ② 革命的罗曼谛克 ③ 清醒冷静的批判 ④ 热情的歌手

2、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① 家庭小说 ③ 接受外来与继承传统 ② 人格的建构 ④ 雅俗共赏

具体内容

第一讲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

与五四文学革命

1、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 ① 洋务运动 ② 现代传播媒介 ③ 职业作家 ④ 受众队伍

但是，在逐步殖民地化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正逐渐地向工业文明转化，传统的、古老的社会形态，思想观念正在向着现代转变。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呼唤着文学的变革，也必然孕育着文学的变革。晚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以及物质形态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①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对清政府内部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洋务运动的兴起。1860年之后，清政府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影响倡导下，开始了以“自强”、“求富”（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心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了中国近代的机器工业，不仅在当时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策略使中国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刺激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文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② 现代传播媒介 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变化带来的是文化机制的变化。1857年，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在上海创刊，1872年，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申报》创刊。满清王朝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也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民营出版业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给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的、理性的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现代性实现的机会。总之报刊繁荣引发的是报纸副刊与专门性文学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这一切初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③ 职业作家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的形成，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外国教会、文化势力的入侵，中国出现了一部分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既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同时也去掉了他们的功名之累。1907年，新创办的《小说林》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又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这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科举仕进与入幕帮闲的传统道路之外，又有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正是这些使中国的读书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的作家职业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由此有了创作队伍的保证。

④ 受众队伍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同时，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都市的出现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人数不少的市民阶层，新式学堂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不同于传统的“读书”人。不断壮大的城市市民阶层连同新式学堂的学生，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受众队伍。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报刊的繁荣，文人们的策论正逐渐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的接受也开始由听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悄悄地孕育着文学创作方式与文学接受方式的变更。

2、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① 诗界革命 ② 文界革命 ③ 小说界革命 ④ 文明新戏 ⑤ 白话文运动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晚清的诗坛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

这场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当然结不出诗歌的硕果，也难于开一代诗风。后来，朱自清对这场运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他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既指出了“诗界革命”的失败之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对于五四新歌运动的影响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 桐城派古文标榜“清淡简朴”、“恶熟恶俗”，骈体文词藻华丽专求形式，八股文更是内容空洞、格式呆板。这些陈腐的散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获创，无益于社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只能“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害甚于焚书坑儒”，“为中国锢禁文明之一大根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文体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统治者默认、提倡、推行这些文体的意图。黄遵宪在他的《杂感》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束发受书始，即已缚纽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所以他叹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希望世儒能改变“老死不知悔”的态度，跳出这种毁灭人材、束缚文学的圈子。

于是，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曾提出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情深而文明”（康有为《味梨集序》）的改革设想。但这种设想并没在理论上得到更多的探讨。后来，在报章文体出现，“ 新文体 ”流行，梁启超才适时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的。

近代开埠之后，中国出现了具有现代传媒特点的报刊杂志。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改良派的政治家、宣传家掌握控制或新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用以传播他们的政治改良主张。在这过程中，报章上的文体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从报章古文化到古文报章化，再到报章宣传鼓动化。所以“新文体”实际上也就是随着现代型报刊杂志的繁荣和政治改良运动兴起而出现的“报章文体”。最初应用“报章文体”这一名称并加以阐述的是1897年谭嗣同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章文体》一文，但这时的谭嗣同并没具体的文体创新的自觉意识，只是说明报章所载的文章，可以突破传统观念的限制，以便于放言和宣传。

“新文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梁启超等人所办的《时务报》。

后来梁启超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所分析的“新文体”出现的原因和特点就是突破桐城古文的藩篱，把文体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笔锋常带情感，以增进对读者的感染力。所以说，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艺末，不能登大雅之堂。入近代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把小说看成是启发民智的得力工具，是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大力提倡和鼓吹。于是创作兴盛，译著流行，小说理论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从而使小说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更新。对传统小说观念最早的冲击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梁启超他们对旧小说的批判以及对新小说的肯定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他们的目的却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要提高小说的地位，要改变旧小说腐坏的状况，就必须发动大政论家、仁人志士，发动进步的作家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把中国小说的控制权从旧文人那里夺回到革命者手中。因为小说要成为“新民”的工具，就必须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旧小说里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以及 “妖巫狐鬼之思想”。使小说成为“新民”的工具实际上是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真正动机。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 在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新民”目的，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等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传奇剧本。他注意到戏剧与小说一样也具有“启智” “新民” 的社会作用。比较系统地质疑传统观念，并提倡新的戏剧观念的是陈独秀。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现代化。所以，提倡“言文合一”，发起白话文运动也成为近代的文学改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这场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最早的指向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新民”的重要性，为使语言和文学从古老的文言文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发挥改革社会的作用，便更系统、更有力地宣传言文合一的主张。首先提出“言文合一”这一问题的是黄遵宪。

第二讲 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与共和国文学

1、共和国文艺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基石上的？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④ 左翼文艺运动⑤ 延安文艺运动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作为这一革命运动在文化领域的直接反映，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意识也开始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中产生。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之革命” ；11月，他发表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 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为了贯彻《讲话》的精神，建立一种切合革命实际需要的文艺范式，延安文艺界在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期间，集中地对王实味等人展开了严厉的批判。④ 左翼文艺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望，加上毛泽东的《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左翼文学力量的努力，整个文艺界表现了普遍性的理解、靠拢左翼文学路线的趋向。在《讲话》的基本观点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左翼作家又进一步向国统区作家介绍并高度评价《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情况。⑤ 延安文艺运动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有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从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

2、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建立中的作用。

① 历史的修辞 ② 经典的阐释 ③ 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④ 艺术的缺席 三次文艺批判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初衷就在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规范到主流意识形态上来，从而建立一种崭新的、符合《讲话》精神的共和国文学范式。对于不服从这种规范、有碍于共和国文学范式建立的胡风等人，最后当然只能采取政治的方式加以迅速解决。因此，了解三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的理论分歧，基本上可以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一些主要规范；从三次文艺批判运动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基本上也可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主要运作方式。

1、历史的修辞与经典的阐释 人类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过往经验，不断借鉴过往经验的过程，因此，历史一直被当作客观的存在而始终受到人们的崇拜。在中国，历史描述的权利更是受到历代当政者和历代文人的重视。因为对历史的不同阐释，当政者和阐释者曾经有过无数次的较量。作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作为有过二十八年奋斗历史的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首先想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完全有利于共和国、有利于共产党历史的阐释规范，想进行的是引导作家把这种规范运用到描述历史、虚构历史中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证明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的法则，同时也证明共和国诞生的合法性。就学术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过分地强调或故意地贬低某种方法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从发动者的政治意图看，对考证学的贬低是为了肃清胡适派的影响，为了贬低胡适研究的价值；对文艺学的肯定，强调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际则是为了确立主流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为了把主流观念贯彻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过程中，贯彻到整个意识形态中去。这种单以某种理论代替具体考证研究的结果，是后来以论代史的盛行，是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逐步消失，以及服务政治的急功近利的出现。

2、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高扬“ 主观战斗精神 ” 是胡风文艺思想的精髓。在胡风看来，“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作家对“生活的深入和胸怀的扩大”，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他强调主观对客观的“ 融合 ”“渗透”“拥入”“搏斗”“相生相克”，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面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也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可以看出，在肯定“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和“文艺是反映生活的”这些大前提下，胡风更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凝结成浑然的艺术生命。胡风提出这样的主张的目的是为了匡正左翼文艺运动中经常出现的强调机械反映的客观主义和根据观念演绎作品的主观公式主义。

3、艺术缺席的文艺运动与批评 总之，无论从发动者的意图还是从实际的运动过程或运动效果看，在这些名为文艺批判的运动中，惟一缺席的就是艺术。但正是这三场文艺批判运动，连同五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完备的文学队伍的体制化管理体系，完备的文学期刊、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出版社的运行机制，以及适应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的作家级别、薪俸、奖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共和国的文学范式、共和国文学的运行机制正式形成。因此，1956年l月 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说，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一切无不表明，中共中央和文艺界的领导也已认为，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基本确立。第三讲 社会转型期的小说创作

1、为消解意义，先锋小说家采用了哪些反传统的写作手段？ ① 元虚构 ② 戏拟 ③ 空缺 ④ 语言游戏

但先锋小说作家关心的只是故事的“形式”，他们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像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有的并把实验本身，直接写进小说中。他们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了让小说从过分追求社会功能的传统思维中解脱出来首先就必须消解小说的意义，削平小说的“深度模式”，也就是必须切断第二能指与第二所指的联系。因此，元虚构也就被先锋小说家广泛地采用。

元虚构也叫元叙事、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小说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这样，虚构在小说中也就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元虚构在先锋小说中所造成的侵扰叙事有时也表现为“ 短路 ”（或“切断”）。先锋小说家们为了制造侵扰叙事，还故意拆除真实与虚构界线，有时让幻觉侵入现实，有时用现实侵入想象。

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戏拟”。所谓“戏拟”，就是一开始故意模仿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颠覆这种方式。

先锋小说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的另一方式，是故意在小说中设置“空缺”。传统的小说在时间上是完整、明晰的，故事是有头有尾的，时间链条和因果链条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传统的小说总是阐释性的，它通过对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交代显示意义。而实验小说家则有意设置空缺（不是省略），使得小说的时间链条被打断。时间链条被打断之后，因果链条也因此而被打破，小说的意义也就无法被整合出来。

先锋小说家对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还在于通过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反叙事的实验。作品彻底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每个句子、每一语段都让人看得懂，但整篇小说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只是那些句子和语段的随意搭配，只是能指的自我指涉和相互指涉。

2、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

① 视点下沉 ② 零度叙事③ 随机性和偶然性 ④平面化和零碎化

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批评家陈晓明曾从五个方面概括为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3．压制到 “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5． 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状态；后者揭示生存的多样性特征，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的生活（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这一总结道出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在叙述与故事两个方面的特征。如果纯粹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新写实小说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以人类的导师自居，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把自己与读者的关系看成牧师与信徒的关系，把自己与故事人物的关系认定为裁决者与竞赛者的关系。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在讲述故事时，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那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新写实小说的作家由于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也就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尺度，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新写实小说的叙述也就只能是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只能是“零度状态”的叙述。在大部分新写实小说中，叙述者往往都是充当单纯的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随意对故事人物作种种的心理分析，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也很少夹杂解释、说明、议论、抒情等非叙事话语，即便偶尔发表意见，多半也是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倾向或情感取向含混在故事人物的意识之中。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家自觉的、有意采用的客观化叙述策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们放弃理性、放弃理念之后无可奈何的叙述选择。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求作家根据第二能指的需求确定故事情节的取舍，根据因果链条的需要，组织情节的发展。所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且大都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但是在新写实小说中，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追求叙事方式的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也就成为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叙事特点。

第四讲 巴金创作与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

1、论巴金创作的风格变化。

① 直面惨淡的人生 ② 革命的罗曼谛克③ 清醒冷静的批判 ④ 热情的歌手 ⑤ 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巴金的文艺思想、心理个性、以及文学素养决定了其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热诚的感情色彩、悲郁的艺术氛围以及平易畅达的文学语言的个性特征。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巴金的创作风格在主导特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某些风格因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尝试

在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中，除《报复》、《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三首诗歌带有明显政治思想倾向和炽热抒情色彩之外，其余诗文均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特色。巴金着力表现“被虐待者”“凄惨而哀婉”的哭声，或描写“插着一个草标儿”等待出卖的“丧家的小”或再现“ 受尽了人间一切的痛苦以后 ”的乞丐“倒在街心寂然地死”，或感叹犹如“一株被扎过了的梅花”“在盆里死了”的妇女一生的“寂寞”，大多体现出表同情于被压迫与被损害者的写实主义倾向。

2、追随时代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倾向 从《灭亡》发表正式步入文坛到抗战爆发前夕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以《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的三部曲》、《海的梦》以及《家》这些中、长篇小说为主体，共同映现了巴金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即讴歌理想，鼓吹革命，塑造和赞美英雄，抒发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以及旧势力的愤激与批判之情。在这之前，巴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所以他虽然很不情愿地离开实际运动的阵营而不停地从事文学创作，但信仰的诱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使他难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的创造。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进入尾声，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统治和无政府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使得巴金不得不面对自己已追求十年的理想即将最后破产的严酷现实。所以，这一阶段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同时也是他思想上极为矛盾和苦闷的时期。

3、清醒冷静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巴金又从三十年对于革命理想的斗争生活的描绘恢复到二十年代初那种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从着力于英雄人格的构筑转向对普通人的生存关怀，宣传理想信仰和讲述英雄传奇开始让位于对普通日常生活琐屑和普通人物命运的描写。与此相适应，作者情感的传递不再以直抒渲泻为特征，作者观念的表达也不再以直接的非叙事话语为手段。促成巴金创作风格完成这一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整个文坛的创作风尚看，许多作家在经历了抗战初期的爱国热情高涨，战争相持阶段的冷静思索，以及抗战后期对腐败、黑暗状况的愤怒与不平的情感路程之后，创作上都出现了冷静写实的共同特征。他们已不再浅层地描摹现实生活，也不再空洞地呼喊光明与胜利，而是向战时背景下的具体生活和各类社会关系，种种众生相作深层的掘进与思考。

4、契合新生意识形态的热情歌手

翻过1949年这历史性的一页，巴金的创作最明显的变化是此前那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忧郁的笔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烈明快充满乐观情绪的创作基调。转变后的巴金的创作特色也大致与五六十年代文坛上那种配合中心，赞美现实,带着几分真诚 ,几分应景的颂歌式文学时尚相一致。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非真正深入的参观与体验，以及免为其难地描写自己不甚熟悉的生活，也使得巴金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留下了貌似崇高热烈，实际上粗率空泛的时代印记。

5、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文革结束后，巴金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创作中那种满蕴着忧国忧民情绪，猛烈地批判社会锢疾的个性特征。由于明确意识到“搁笔”的时日将至，而在连续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狂欢”，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民族浩劫之后，又面对着一个崭新的转型社会，巴金又多了不少新的困惑，新的担忧，新的不平。虽然他仍然执着于崇高与理想，仍然保持着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但字里行间难免透露出阵阵的沉郁，几分的苍凉。在行文方面，巴金也寻回了属于“自我”的笔调,他的文风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的坦诚与炽热,返朴归真后的语言显得更为明白晓畅，空洞抽象的议论减少了，更多的是一个真诚老人心灵的表白。

2、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① 家庭小说 ② 人格的建构 ③ 接受外来与继承传统 ④ 雅俗共赏 巴金的创作集中的映现了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传统家庭模式向现代家庭模式转换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变动中的家庭生活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切关注与独特思考。

在巴金有关家庭生活的一系列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具现代意义的是对于传统的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于现代家庭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思考。五四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对封建的家族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巴金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学传统，同时还具体而形象地使这种批判与思考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巴金都极为注重人格的构成和人格的力量。巴金认为人格精神完全可以显示出一种超越思想或艺术的力量。

这种对人格的自觉关注，使得巴金的文学创作出现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主题，即通过对于畸形人格的批判与对于健全人格的探寻，为人们建构或展示一种理想的现代人格。在早期那些描写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中，对社会革命和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热情并没影响巴金对于人格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巴金创作中更得传统小说精髓还在于情节结构方面。相对于西方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动作性较强，它往往通过新奇的情节与富于动感事件来反映现实，吸引读者。而结构上的最明显特征是注意首尾完整，开始介绍人物情节的由来，结尾交代人物事件的结局，不管长篇短制，都要从头交代，有始有终。结构上的另一特征是一般按事件发生先后的时间顺序安排情节，井然有序；同时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全局中的各部分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

因此完全有理由说，虽然作家本人一再强调外来文学的影响，但巴金并非一位纯粹西方化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传统的基因与外来的成分并存，西方文学的影响已被本土化，传统文学的基因也已被现代化。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借鉴的辨证统一之中，巴金广采博取，综合创新，进而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巴金的大部分作品表现的是两个带有通俗文学特点的取材倾向。一是带有新闻性与时效性，贴近读者热切关注的一些时代话题和社会话题，二是贴近现实人生，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直接关注具体的世俗人生问题。除了贴近时代与社会，贴近现实人生，表现广大读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之外，巴金还把读者能否接受作为衡量创作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因此，他特别注意语言的通俗性，尽量做到明白晓畅。他一般不大使用诘屈聱牙的字句或冷僻的词汇，笔下也很少出现生硬的方言行话或哗众取宠的外文。在表现形式方面，他特别注意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经常采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吸引读者。

通俗文艺区别于高雅艺术的另一个标志在于其语义的明晰性。巴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广为读者欢迎的早期小说一般也具有尖锐的二元对立，鲜明的爱憎感情。他早期作品中极少像觉新这种具有“二重人格”的中间人物，而一对对、一组组或一定系列的人物形象则始终保持着相互对照的关系。他们的思想性格截然不同，他们的命运似乎也不难预测，真善美和假丑恶由此而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与对照。巴金在创作中也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但他那种更多地带有类型描写而非典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样也体现了通俗作品的明晰性特点。巴金在创作时，也常常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但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念、意象或意境，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所指。即使是借鉴、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短篇小说，也都体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思想倾向。从叙事方式看，巴金的作品大多由单一的叙述者的主导意识统辖叙事过程，同时通过穿插其间的解释、评论、抒发等非叙事性话语的补充，完善对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从而形成语义明白、系统一致的话语层面。

当然，尊重读者并非无原则地迎合读者。巴金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又没变成一位纯粹的通俗作家，就在于他始终强调作家的艺术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坚持严肃的文学追求。他从不像某些通俗作家那样为获取报酬而一味地迎合读者，而是在照顾读者接受习惯与欣赏水平的同时，努力给人送去光明与力量以及积极向上的勇气。他以严肃作家的良知、真诚和责任感，去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

当然，巴金更强调的是生活、思想、感情与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就主体意识而言，巴金是一位注重文学社会功用的作家；而就个性气质而言，他则又是一位单纯诚恳、敏感热情的诗人型作家。这使他成为现代文坛上少有的抒情歌手，使得他的作品洋溢着诗人般的炽热感情。但他把文学与生活、个人感情与笔下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整个生命融化在艺术创造之中。写作成了巴金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正是这一切使巴金的创作弥补了由于考虑读者接受因素，尽量清晰与明了所可能带来的平淡和浅白，他的文体也由此显示出以思想为主干，以情愫为枝叶的独特风貌。而在浅显、明了的行文中，巴金也通过长句短句的安排，重叠、反复、排比、倒装等手法的应用，使自己的语言形成一种满蕴着情感波澜的内在节奏，从而使那平易的文字显示出特殊的诗意。

总而言之，艺术的良知和为读者考虑的自觉，使得巴金的创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严肃的文学追求与通俗的表现方式相结合的一种成功的范例。巴金自由地出入于高雅与通俗之间，他的作品也产生了“雅俗共赏”的接受效果。完全有理由说，五四以来一直困扰着文学界的雅俗对峙问题，实际上在巴金的创作中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平时作业

1、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答:近代文学改良运动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

6、独行者的文学批评与现代观念。

2、举例说明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

例如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偏重写实，对中国农村情况与农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但描写中时带现代主义的色彩，擅长心理分析。以各种人物灵魂的骚动展示人性的本相，从原始欲望出发探求人的命运。《狗日的粮食》这类作品关注最低的生活欲求，成为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再如方方的《风景》，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方方的《风景》这部小说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智力判断力、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任何人物。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也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方。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有这两个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案例，总结出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是：

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

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

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

3．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

席式的叙述。

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

5．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

尴尬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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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例说明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和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如马原的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涉及到了一桩刑事案件，但作者并没有谴责什么，也没有发人深省的议论。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元虚构、元叙事，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马原的小说《虚构》，记叙其进入玛曲村的时间是5月3日，过了七天，离开的时间竟是5月4日。先锋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

3、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叙述了几个互不关联的“西藏故事”，故事既不完整，也无明确的线索，在叙述结构上显得莫名其妙。

2、巴金《随想录》的思想意义。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从《随想录》里，人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巴金，他开始独立思考而不再盲目听命，挣脱思想枷锁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集中批判“长官意志”。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使得人们再度把晚年的巴金和青年的巴金联系起来，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随想录》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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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二十世纪中国服饰的变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

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