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

第一篇：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

史发展是否有规律，以及历史学的首要目的是否是发现规律，这是历史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已有整整一个世纪。不同学派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历史有无规律及历史学的目的

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旗手梁启超大力提倡历史学应努力探索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注意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寻找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1]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把中国人群进化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各阶段的起迄和特征：第一段为上世史，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华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第二段为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是君主专制政体全盛的时代。第三段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今，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华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是国内君主专制政体逐渐湮灭，而国民立宪政体嬗代兴起的时代。[2]梁启超打破皇朝界限探索人类社会的演变，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时代的特征，并大体上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梁启超等新史家在早期因急于用学术救国，强调史学的实用性，主张要探讨历史规律，以作为国民资鉴。他们认为只有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才能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所以他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是长时段的和全方位的，也就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考，这一点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具体内容。在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后，新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在20年代初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抛弃了十几年前在《新史学》中的功利主义观点，主张历史学要独立发展，要“为学问而学问”。他号召史学家们“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于是，他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有了改变。梁启超在20年代后，不再强调整个人类社会的规律，而在一段时期里注重历史的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大量地，集中地讨论此问题。因果律与历史规律有所不同。历史规律是对整个历史的总结，因果律的对象相对来说是部分的和零散的。梁启超解释说，所谓因果关系，即甲为乙因，乙为丙因，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因果律探求的是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那种抽象的、人类社会统一规律。

五四前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一股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潮流。这与西方史学和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等思想的传入有关。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工业和科学的高度发展影响到社会观念和学术思潮，科学万能的思潮随之兴起。人们相信，不仅自然界的事物可以通过科学加以认识，而且人类社会和历史也有严格的规律可循。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摧毁了西方人的乐观情绪。同时，20世纪以来科学的新发现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极大变化。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打破了二百年来人们对牛顿经典物理学的迷信，在旧自然哲学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械决定论受到空前的怀疑和挑战。人们认为，瞬息万变的人类世界不可捉摸。怀疑主义思潮极大地影响社会，在哲学领域，相对主义十分流行。人们抛弃了进化论，从否认历史有规律到否认历史学是科学。这种思潮传入中国后，在史学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梁启超受西方学说的影响，开始怀疑历史有规律性。梁启超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支配，历史绝无必然的法则为之支配，“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他从此抛弃了因果律，指出“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是“完全错了”。他说，因果律也叫“必然的法则”，“必然”与“自由”是两个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就不能又承认他受因果律的支配。[3]

当时有不少学者有相似的看法。梁漱溟接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决定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或“意欲”。由于这种“精神”或“意欲”的活动方向不同，就出现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不同。何炳松从鲁宾逊“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出发，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影响历史的诸多因素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没有哪个为主。何炳松认为社会演化的原因是人类内心的动机。“史家所见，皆非本真，盖仅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由于认为人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人心又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历史的发展是混乱的，难以把握的。何炳松否认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另一理由是，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定的常规。他说： “历史者，研究人群活动特异演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也。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凡属前言住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此历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谓定律也。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

概以重复为基。以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4]何炳松认为，探求定律，非史家的任务。史家所求者，因果关系而已。他又认为，在历史中有因果关系，但没有因果定律。他反对将寻找“因果律”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

与大多数新史学家不同，一些史料学派学者始终否认有所谓历史规律的存在。傅斯年即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论断。他认为历史没有规律，只是一件件彼此孤立的历史事件的堆积。历史学家的责任，只是查明这些事件本身的真相，却不能够象自然科学那样，在具体事件的基础上，总结出抽象的规律或公式。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关于历史规律的描述，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说，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是危险的事，因此应当“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5]

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主张历史发展有规律。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希望根据这个原理对旧史学进行改造，“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6]这里所说的“普遍的理法”，就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过，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规律的理解主要是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指出： “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7]因此，早期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发现规律”和证明人类历史的普遍、共同规律当作历史学的头等大事，甚至是唯一目的。郭沫若强调，中国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从社会史论战直至改革开放前，对历史规律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表现为对社会形态更替模式的片面追求。在30-40年代已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了某种新的看法，而从70年代末起，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种倾向直接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对历史规律问题作出多样化的解释。

黎澍说：“我们的历史科学曾经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提法，不但把发现规律视为首要任务，而且往往把它看作唯一的任务。在研究工作中，只重视对规律的概括和表述，而忽视甚至轻视对具体史实的考求，这说明我们对如何实现这个'首要任务'还缺乏了解。„„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他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弄清真相。这里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历史事实不明，人们对它只有一些朦胧的、神秘的了解，或者只知道一些歪曲的事实，那就一切无从说起。”[8]黎澍在与蒋大椿的谈话中，更具体地指出，过去有人讲历史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历史规律，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历史学如果把自己的任务只是归结为发现历史规律，实际上又很难达到，于是只好用历史事实去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那些规律，而且理解和阐释得还未必准确。这样，历史学实际上失去了自己的科学追求。历史学的第一个任务，应当是先把历史事实考求清楚。[9]

在新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历史学盲目追求规律（其实是五种生产方式的更替）的状况提出批评。韩震批评说：“在历史规律问题上，我国史学界似乎一直未能彻底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为了强调客观规律，历史规律被视为一种超越于具体活动之上的力量，人类无论怎样活动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既定方向，人似乎成了历史规律自我实现的木偶和工具。”[10]张芝联说：“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局限于'发现'和说明普遍历史规律，历史学家的作用只是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有效性。史学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注解。'人'这个历史本来的主体完全消失了。人的活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导致了非人性化的史学。”[11]

然而仍有些学者热衷于对这种规律的探求。田昌五说：“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其他各种历史学，包括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封建帝制时代，以代替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认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规律。[12]

二、社会发展史意义的规律

以上主要是对历史有无规律以及历史学的目的是否是发现规律的争论。肯定历史有规律的学者，对历史规律又有着不同的认识。大体说来，中国历史学对规律的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发展史意义的，一种是历史认识论意义的。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社会发展史意义的规律，为它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历史事实，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差距，并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的脱节，一些学者力图从各个方面寻找更合理的解释，由此生产了一些具体理论，即一般性与特殊性、单线和多线等观点。到7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历史认识论意义的历史规律，使对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⒈一般性与特殊性：

3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在社会史论战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论证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而极力证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世界各国相同。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强调指出：“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在当时，强调国情、主张注意特殊性等于是反动的表现。艾思奇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那就是“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13]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头等重要任务。

到30年代末及4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肯定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开始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于是，“特殊性”这一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据王学典考证，这种变化是从苏联学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奴隶制开始的。1934年，苏联的科瓦列夫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变种，并第一次提出奴隶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这些观点使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受鼓舞和启发。因为这既不违背“历史的一般规律”，又顾及了中国的具体历史现象。这样，“特殊性”这一范畴开始进入中国史学界。吕振羽提出，殷代的奴隶制是希腊、罗马以外的另一种范畴的奴隶制。翦伯赞认为，除希腊罗马奴隶制外，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奴隶制，都是变种。在《历史哲学教程》等著作中，翦伯赞大力提倡要注重历史的特殊性，严厉批评那种只强调一般性的倾向。他指出，在一般法则之前，中国史变成了一片灰色的东西，他失掉了一切的特殊性，几乎变成了西洋史的再版。何干之也曾把奴隶制分为“正常”和“不正常”的两种。他称中国的奴隶制度是一种“变态”的制度，与希腊罗马的不同，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何干之还把中国封建制度说成是相对于“正常”发展的英国、法国封建主义的“不正常”的发展。他指出，世界各国的封建制都具有共性，但绝不是千篇一律，绝非单纯的公式。科瓦列夫的“变种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颇深，就是在建国后，仍有不少人坚持这种看法。

“变种论”虽注重“特殊”，但在根本上仍是强调“一般'，认为东西方的不同是形式上的而非本质上的。侯外庐在这一方面大大地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模式。他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致力于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侯外庐指出，亚细亚的和古代的，是两种并立的路径，是两条平行的文明道路。他认为，古代文明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古典古代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而且严格地说来，这古典的典型，只有希腊；此外，还有罗马式和日耳曼式。这三种路径，只是古代西洋的实例。侯外庐批评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根据，是忽视了三个类型的国家的基本材料，因而把西周与西洋的古典等视，把这两种本来不同的文明看作是一模一样。侯外庐的观点已接近于后来的多线论。

建国后的前几十年中，史学界一致认定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发现历史规律，证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所以对历史规律问题很少作理论探讨。改革开放后，兴起了史学理论热潮，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讨论。具体到社会形态演进问题及历史规律的形式等问题。对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问题，20世纪上半期老一辈马克思史学家只是以具体史实说明其主张，而新时期学者则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韩震说，普遍性只有通过特殊性才能存在。在历史领域中，特殊性是基本的，普遍性则是第二性的。在历史上，只有各个特殊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存在一个不是任何特殊民族历史的共同的历史进程。共同的进程，只是一种结构性抽象。特殊性是存在概念，普遍性则是从特殊性存在中分析出来的。[14]在新时期谈论最多的是单线与多线问题。

⒉历史发展是单线还是多线

建国前雷海宗、林同济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文化是多元的，实际上是多线论。所谓多元，是指历史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和自由发展的。这些不同的文化都有其独立性。那种把世界史看成整个的、一连串向上运动的过程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是单线论。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单线论占主导地位。普遍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次序循序渐进，单线发展的。然而，在5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某种有悖”单线论“的观点。杨向奎、童书业认为古代东方史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结合的历史，要在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中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界限是很困难的。在原始社会后，可以产生奴隶社会，也可以产生封建社会。[15]这实际上是主张两条

道路、多向发展，而不是单线发展。然而在当时这种看法是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70年代末，学术界掀起思想解放的浪潮，单线论受到空前的冲击。许多学者提出，人类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从原始公社制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依次单线发展的。1972年，意大利米兰艺术学院教授梅洛蒂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作，即《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书中提出社会发展多线的理论。这一观点传入中国后，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吴大琨即认为，梅洛蒂的书”说服力很强。“吴大琨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并不象斯大林所讲的单线。原始社会崩溃后，由于地理条件不同，历史上出现过诸如亚细亚的、希腊罗马（古典的）和日耳曼的不同发展道路。就中国来说，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亚细亚式的国家。在全世界目前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西欧国家经过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使西欧的封建主义国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则都是在外来条件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其原因在于历史的发展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吴大琨还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学家还没有能就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由于我们过去受到了斯大林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思想上的束缚，硬要把中国的历史往这五种生产方式里套，结果，当然套得不合适。如果我们相信还存在另一种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16]

雷海宗、张广志、胡仲达先后指出，奴隶社会非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东方社会和欧洲社会走着不同的历史道路。

胡仲达指出，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必然要联系到它同奴隶制、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归结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还是”多线“的，是五种生产方式，还是六种或四种生产方式。胡仲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及封建的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或模式。他还认为，亚细亚社会（东方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者之间有很多共同性。[17]

丁云本也认为，以单线五段说来阐明人类历史发展并未体现马、恩的原意。在马克思看来，从条件不同的原始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公社具有不同的特点，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就开始了几种社会形态并存又按各种不同更替序列发展的过程。存在亚细亚公社的地区，进入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在古典公社那里，便进入了奴隶社会；在日尔曼的公社那里，则进入了封建社会。整个看来，只有欧洲部分地区的历史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序列发展的，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历史并非如此。耿夫孟说，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原始社会解体后形成的社会结构便无法一致，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就拿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来说，奴隶社会就不是必经的阶段。就这些地区的历史命运而言，原始社会解体后，其必然前途是封建社会。[18]

何新指出，五种生产方式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然而，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封建制的道路。但是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却一直在作两件事。第一是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第二就是在”历史规律“的名义下，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19]

罗荣渠提出”一元多线观“。他在《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20]中提出这一理论，并在后来的两部著作《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21]中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罗荣渠指出，马克思从未说过他所提到的几种生产方式之间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必然性。而是认为社会发展是多道路、多模式的。他解释”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的变革。”多线“是指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具体来说，除了西欧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发展的起伏变化最大，可以清理出从原始公社经奴隶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典型线性发展序列外，其他各大洲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均起伏变化不大，前进步伐缓慢。

与罗荣渠及单线论者的主张不同的是，程人乾提出多元多线论。单线论者强调历史的动力是一元的，罗荣渠也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元的。程人乾则指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20世纪世界的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多元的。[22]但他没有对这一问题作详尽的阐述。

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论者大多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是主张多线论的，主要是斯大林主张单线论。对此张艳国提出不同的看法。张艳国考察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发展和演变，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前后有所变化。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是单线论，其着眼点是西方资本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科学分析；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向多线论发展，其着眼点是整个人类社会，对不同历史特点、不同历史状况、不同历史发展模式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解说。[23]

在讨论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时，姜进批评了”线性发展观“。她指出线性发展观是18、19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当时的思想家认为，如同物质世界一样，社会的发展也是循着某种规则的运动。人们有可能找出这些规则，并描绘出社会发展的一条必然性线索。这种观点在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是启发创造性思维的动因，但是到了蹩脚的历史学家手里，却成了束缚思想的绳索。她认为学术界正期待着一种新的突破，即求得宏观认识的一致，而实现这一突破的关键，就是摆脱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的束缚。[24]

一些人仍坚持原有的观点。《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在《多线说还是单线说》一文中，严厉批评美国学者魏特夫主张”多元论“或”多线说“的理论，并阐述其”一元或单线的历史发展“观。文章认为，应当把全部亚洲或东方社会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最早进入文明、进入阶级社会和发生国家的地区，另一部分是公社尚未解体，进化程度不等的后进地区。前者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西方基本上符合于同一的历史发展规律，即由部落结合而城市国家，由城邦而帝国。虽然各有特点，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总的规律是一条轨道的。这叫一元或单线的历史发展。至于后者，也不是亚洲或东方社会才有的，欧洲的爱尔兰公社、日耳曼公社和斯拉夫公社等也属于同一范畴。因此，这些小小公社的停滞性，不为东方或亚洲社会所独占，而应为西方或欧洲一定时期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所共享，同样应当归于历史一元或单线发展的范围。[25]

志纯、学盛强调，承认不承认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服从于统一的客观规律，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元的还是看作多元的，这是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他们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历史分期，是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系统，而不是多个系统，看作一元发展，而不是多元发展，看作单线的，而不是多线的。[26]

林甘泉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一文中集中阐述了他对梅洛蒂的”多线“论的看法。他说，以往的确存在把五种生产方式简单化和僵化的倾向。但他不同意用”单线“论或”多线“论的对立来概括对于社会形态的认识。因为无论是”单线“论或”多线“论，都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多线“论可以理解为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正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多线“的提法反映不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复律。而”单线“的提法又很容易被误解为单一的模式，从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说是多线的，但却是多模式的。[27]

顾乃忠明确地坚持单线论。他认为，我们不仅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而且认为唯有经济决定论才是科学的历史观。经济决定论准确地说，应是生产方式决定论。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有一个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依次演进的过程。因此，根据这种理论考察历史进程，可表明历史发展是单线的，而不是多线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是单线的。总之，在历史发展单线论看来，所有的民族都经历基本相同的道路，历史发展单线性表明，在社会历史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28]

叶险明对这两种理论都提出批评。他说，无论单线论还是多线论，其方法论的基本点都是相同的，都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之间的区别联系。”单线论“是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社会发展道路“，从而把社会发展的统一性简单化。而”多线论“则把”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截然分开，从而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显然，这两者都是失真的。[29]0

⒊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原生性与派生性

一些人从另一角度阐述历史发展道路问题。王占阳指出，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一、依靠自身的力量所实现的原生性的发展；

二、在外部社会的作用下所实现的派生性的发展。原生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典型形式，也是派生性的发展由以发生的历史前提。因而，这种发展，最能显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概括，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原生性历史运动的规律，而绝不是纯粹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学术界长期对此不了解，以为这种规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造成理论上的失误。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上，总是少数或个别地区领先进入了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然后，在向其它地区传播的基础上，世界大部分地区才先后进入了同质的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30]孟庆仁也提出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发展有原生性和次生性的区别。这种理论实际上也是主张多线论。

⒋历史发展的常规性与变异性

张艳国指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交替的历史发展理论只是一种历史哲学形态的理论模式，它不能完整地代表历史过程本身。西欧历史发展属于常规的形式，表现在几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交替；除西欧以外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则属于历史常规形式下的变异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除受常规性发展道路的引导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变异性发展道路的引导；而变异性发展道路与常规性发展道路始终平行。[31]杜玉亭指出，单线论和多线论之争，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丰富和发展。然而他又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难以只用单线论来概括，也不宜只用多线论来概括，而应是历史的规律性与异变性的对立统一。宏观总体的单线论与微观具体的多线论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即历史的规律性与异变性的对立统一。[32]

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丁伟志提出，历史科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于探讨人类历史的多样性的内容中所包含的本质和规律。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地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统一体，它存在着统一的本质，因而具有统一的运动规律。[33]丁伟志的观点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他们对如何理解统一性和多样性展开争论。有学者认为，历史的统一性就在于社会形态（五种生产方式）的更替及由此形成的人类历史从低级向高级的有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34]有人则认为，不应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中去找世界古今历史规律的统一体，而应求之于生产方式的统一体。因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世界市场，打破了民族壁垒时，才有了统一的世界历史。所以在前资本主义时也就没有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多样性统一，不存在按几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单线的、必然的顺序。[35]佘树声把”多样性“称为”多元性“，认为社会形态的存在和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演化，对于地球空间的不同地域来说，并不是同步性的。这种非同步性的存在，是造成历史”多元性“存在的基本原因。[36]

⒍人类社会是否从低级向高级演进

历史发展单线与多线、一般与特殊等问题涉及的是历史发展规律的类型的问题，此外，在社会发展史的规律方面还有社会形态演进的程度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后一个社会必定比前一个社会更先进。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刘心勇指出，人类社会的演化决不会呈直线递进状，更不能指望以世界某一地区历史的演进轨迹，作为一种统一的模式，来说明无限丰富的繁复不一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近现代社会是工业化大生产的创造，它与以往任何时代都有明显的区别。在此之前的整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人类历史中，即在按传统史观被划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时期里，我们却找不到可以与工业革命相类比的社会进步的标志。在当时，人与人的依附关系是各个地区各种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共同的本质特征。由此而论，欧洲中世纪社会形态高于古代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奴隶制和封建制无疑属于同一种”最初形态“。欧洲中世纪社会是建立在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的，但由此并不能推论出前者是后者线性进步的结论。纵观整个中世纪，很难发现生产技术水平有明显的超过古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方面也是如此。不必断言，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发展水平一定高于或低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37]

三、历史认识论意义的规律

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满于长期以来对规律问题的简单和抽象的理解，开始从新的角度探讨历史规律问题。苏双碧指出，历史规律一般来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解释过的规律，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二是指相异的历史现象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历史研究者可以从零碎的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找出它们的规律。苏双碧主要阐述了第一个层次的规律。他认为，历史发展规律只反映总的历史趋向和线索，不一定和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直接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有三条：

一、历史的进程是受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的。

二、任何历史现象都有它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生的、进步的力量都要战胜旧的、落后的势力。根据这个原理，马克思揭示了各个不同社会形态更迭的规律。

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文章还指出，是把历

史发展规律当成公式，随意套用，还是把规律当成线索，进一步去探索和阐明，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并弄清楚的问题。[38]

苏双碧论点的新意在于：一是明确提出规律有两个层次，其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规律实际上就是以往人们普遍关注的那种规律，而第二种规律就是历史认识论层面的规律。二是对第一种规律的解释更加多样化，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主张把规律当作认识的线索，这种解释也是符合历史认识论特征的。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历史认识论意义的规律作出较详细的阐述。

王和、周舵对以往的普遍做法提出批评。文章说，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人们至今并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文章对历史认识论意义的规律作出了较系统的和正面的论述。[39]

⒈历史规律的定义及特征

王和、周舵认为：”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导致这些现象和过程出现的内在因素和外部联系的归纳和总结。“历史规律具有几个基本属性：

一、重复性。历史规律是对重复出现的事物的总结。

二、层次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不同意义的层次。就历史规律的适用范围而言，有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别。就历史规律所总结的历史现象和过程及其内在原因和外部联系的性质而言，有总体规律和具体规律的区别。就历史规律能够使用的时间限定而言，有阶段规律与永恒规律的区别。

三、不确定性，表现为多样性和可变性。

赵轶锋等著《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一书中对规律的定义从两种角度理解。一种是本体论的定义：历史规律是体现在人类社会客观运动过程中的具有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的普遍、必然、本质的联系。认识论角度的定义，他介绍了王和、周舵的观点。赵轶锋等认为，上述两种说法是否达到了对”历史规律“进行定义的严格准确性还可以讨论，但本体论与认识论角度的探究都是必要的。[40]

姜锡东从哲学关于规律的观点出发，反对王和、周舵的观点。他认为历史规律只是规律之一种，不能离开哲学意义的一般规律来谈论和认识历史规律。他引用肖前著《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的定义，认为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联系是客观存在，决非哪个人的主观想象，并不是人在认识它们之前规律就不存在。把规律看成人们的描述和归纳，看成人的认识，而不是看成一种客观联系的观点，严重混淆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客观规律本身的区别。这种理解，是误把研究的方法和过程等同于研究对象本身。[41]

还有一种观点是：历史规律是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时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恒定的联系方式。从客体方面讲，规律提供的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一方面，这种可能性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规律有着可供选择的余地。从主体方面讲，历史规律总是通过人们的选择来实现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但可以能动地创造历史。[42]

黎澍提出规律是事物间内在联系的确定的表现。[43]

李素霞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是指社会内部诸因素以及社会和自然界本质联系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44]

看来，对历史规律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

⒉历史规律的例证

目前研究的状况是以理论阐述为主，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因而对具体的历史规律提供的例证较少。研究的对象包括两方面，一种是客观历史进程中的规律，一种是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王和、周舵提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治到乱，由乱到治的重复现象的描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古代中国人总结的历史发展及家族兴衰与财富变迁的规律。（姜锡东在上篇商榷文章中认为这不是什么历史规律，前一条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后一条只是一种比喻，并不科学）

黎澍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中，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总结了几条有关历史的规律，例如马克思从征服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莫卧尔人等落后民族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的事例说明，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明确指出”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45]黎澍进一步说明，这也是为中国历史所充分证明的规律。此外还有马克思所说：”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等规律。

上述例证，部分是中国古代人提供的，部分是外国人，即马克思总结的。中国现代学者尽管为探讨规律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自己总结的历史规律尚属空白。这是值得深思的。

尽管史学史研究者主张，史学史应以史学发展的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提出史学自身发展规律方面的具体例证。苏凤捷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文章将建国后四十年史学分为四个阶段，每一阶段各有其特点。从这种分析中看出，四十年来，现实政治对史学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和制约，当现实政治生活正常时，史学的发展就正常，并充满生气，反之则否，这说明史学的盛衰荣枯不是孤立的学术事实。文章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历史学有着从属于政治的属性。文章还指出，史学除了有对于政治的从属性之外，还有着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规律。为了有利于史学的发展，必须着重史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规律。可以说，百家争鸣是史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必由之路。四十年来我国史学发展的历程表明，来自史学以外的对史学的干预，违背了史学发展的这个内部规律，往往不利于史学的发展。[46]

四、相关的理论问题探讨 ⒈方法论

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方法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以往普遍的做法是从理论出发，根据领袖的某些论述，确定人类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一大前提，然后在它的”指导“（实际是规定）下搜寻所需的史料，以证明这一规律的普遍存在。正如何兆武所批评的那样：”历史学家的任务并非是要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理论，理论是给定了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找出一些事实来'填充'或者'证明'那个现成的理论而已。“[47]然而历史规律应当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在近年来对规律问题的探讨中，已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改变方法的必要性，提出要从史实出发总结历史规律。这种看法与那些对规律的大量具体论述相比还显得比较微薄，也许这正是历史规律具体例证十分稀少的一个原因。因为只有实现方法的转变，才能够发现更多的真正的历史规律。然而，这种认识却是历史学家自觉意识的表现。它对发展历史学，建立真正的历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何兆武在上文中提出要从历史学的认识论入手，把史学理论建设推向更新的、更高的阶段。改变传统方法，以历史学的实践推动理论建设就是他的根本主张。王和、周舵也注意到了历史学方法的意义。他们说：”所谓对现象和过程内在因素和外部联系的归纳总结，是通过对多次出现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分析，找出导致这些现象和过程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出现的内在原因，也即我们所说的'本质的规律'。“他们还特别强调，历史规律所研究的，是反复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和过程。因此，它不是单纯的预见，仅有理论推断而无事实依据者，不属于历史规律的范畴。黎澍根据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提出研究历史的方法，应是充分占有资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从中探寻其内在联系和规律，完全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按照预先的公式裁剪历史资料，使之适应某种主观需要。他的这种看法与上述学者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

⒉历史规律的特性和要求 ㈠必然性和偶然性

这是一对与规律有关的重要概念。研究涉及概念的意义、地位及两者的关系。以往大多数人只重视必然性。近年来，重视偶然性的人越来越多。但一般都认为偶然性与必然性是不可分的。有学者提出区分偶然性和必然性。这种观点招致一些人的反对。还有人提出应彻底放弃这对概念。

传统的理论强调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即舍此无他，别无选择。近来学者们对此作出较为灵活的解释，赵轶锋等认为，历史规律本来都是概然的，所以”历史的必然“不过是指历史向某一趋向运动、达于某种结果的概率很大，而并非舍此无它。具体历史运动中严格的必然事件很少。而偶然性则是一切历史事变、过程中都包含的、变动不居而又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表征。偶然性有时仅仅造成必然性的偏离，有时则根本改变原有的趋势。此外，有必然性并不等于是必然的。还有许多学者也认为必然性只是一种历史的发展趋势，并非是绝对的，非此不可。李素霞认为，在唯物史观看来，纯粹的必然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只能在逻辑中存在）。在现实中，规律是非直接的，统计性的，只是作为一种一般的趋势存在。因此，必然性只是诸多可能性的总和。[48]

有相当一些人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提出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论。认为必然性支配偶然性，偶然性也能反映出必然性。王和、周舵则明确区分偶然性和必然性展现的不同领域。他们认为，在宇宙间以及人类历史中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运动系统。一类是具有”必然规律性“的确定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必然性起重要作用。第二类是具有”概然规律性“的随机性系统，那种”偶然反映必然“、”必然支配偶然“之类的判断，说明的就是在这种随机系统的概然性规律中所表现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第三类是不确定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是受纯粹偶然的因素支配的，不具备统计意义的确定性，与”规律“没有关系。以往由于忽视乃至否定这种不确定系统的存在，从而导致对”必然支配偶然“、”偶然反映必然“之类概念的滥用。这种明确提出历史中有不受必然规律支配的领域的观点，在中国大陆史学界恐怕尚属首创。

与王和等人划分必然性、概然性（实际是中间状态）及偶然性三方面不同的是，苏双碧只做两种区分。苏双碧一方面指出，偶然性与必然性有关联，历史偶然性都是受制于必然性的。一方面又说，历史的偶然性往往是独立存在的。有时甚至会影响整整一个时代，或使一个地区暂时离开通常的历史规律。他还说，历史之所以有偶然性，是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都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49]

上述两种观点受到了挑战。姜锡东反驳王和、周舵说，抽掉了”必然的“这一界定，任何规律都是解释不清的。他说所谓第三种系统，即不确定系统是子虚乌有。这种说法只能把科学研究引向死胡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必然性来看待偶然性。

郭平梁反驳苏文说：”它把历史的进程分割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产生了必然性，一部分是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产生了偶然性“（原文如此，似乎应反过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产生必然性）郭主张两者不可分，认为偶然性表现为运动的表面现象，必然性表现为运动的内部本质。他说，完全按人、按事、按地域、按时间来区分什么是偶然性，什么是必然性，是背离历史实际的，是不科学的。[50]

更有学者明确表示应把”必然性“、”偶然性“彻底摒弃。盛国雄、崔世广二人指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范畴，存在着自相矛盾以及否认人类自主创造性等内涵上的缺陷。这种理论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必然论的框式禁锢了人们的思路，以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一直无法深入。他们认为，实际上，历史过程中无所谓必然和偶然。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历史进程或历史现象，人们在认识上可以划分为主要的、次要的、内在的、外在的多种因素，但不等于说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就是必然性因素，也不等于说次要的、外在的因素就是偶然性因素。以往那种划分，是人们的主观臆断。正因为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所以在应用中产生自相矛盾，相互分离的状况。因此，我们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范畴对于史学研究是不适用的，应该有新的范畴来取代它。[51]

何兆武对必然性问题的理解也与众不同。他说：”'历史的必然'作为历史学中的一条指导原则是能够成立的，但只能是在更高一层的意义上：那就是，它是非必然性的必然，是承认可能性的必然。“他还认为，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物理世界是由必然性的自然律支配的，历史世界是由非必然性的自然律席支配的。[52] ㈡客观性和主观性

通常人们认为规律的主要特性是客观性，”客观规律“已成为专有名词流行于世。近年来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挑战。何兆武认为，传统理论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既然历史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人的努力对于历史就毫无意义，也无能为力。但事实上，全部人类历史乃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为的努力的。没有人的意志的作用，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53]赵轶锋等认为，历史规律中包含着人的意志。人们习惯于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客观规律的主要内涵，但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规律是要通过人的活动体现的。那么人的意志为什么不可能转移历史规律呢？汝信认为历史规律与人的意志、思想、感情、愿望有关，[54]姚军毅则坚持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必然性表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避免的和确定不移的。“[55]

㈢永恒性和相对性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规律是不可动摇的，永恒的。现在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何兆武从人的认识的相对性角度说明此问题。他认为，规律是人们认识的产物，而认识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所有大概不会有万世不变的永恒规律。赵轶锋从历史发展和人的认识这两个角度考虑。他说，历史规律具有历史性，暂时性。这是由于，人类历史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且是具有自我设计、改造、选择能力的人的自主活动过程。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本身的这种特性造成客观规律本身也处于变动之中。另一方面，历史规律不是如同自然规律那样确定，也不是外在于人之外的东西。它必须在历史运动的主体角度重新加以研究。由此，认识论意义的历史规律具有相对性。王和、周舵一方面认为历史规律有阶段规律（只适用于历史的某一阶段）和永恒规律（可用于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社会）两种，另一方面又指出，历史规律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的特征。这反映了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㈣决定与选择

历史的决定论与历史的必然性是密切相关的。以往人们多强调决定论，由于卡尔·波普对决定论提出非难，中国理论界群起反驳，认为非决定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人主张，既不放弃决定论，也不能机械地坚持决定论，应当发展决定论，引入选择论。因而近年来有多篇文章讨论历史的选择问题。郭建宁主张，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转换研究视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单纯强调历史决定论，到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统一的转换“。[56]

柳植指出，历史的发展有选择性。历史是在选择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选择。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同氏族、民族和国家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不断选择的过程。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极为参差不齐，历史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正是历史选择性造成的结果。他主张克服以往那种把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曲解为宿命论的偏向。[57]

陆剑杰说，有三种社会选择：社会个体选择、社会群体选择和社会全体选择。社会群体选择有这几方面：思想选择、组织选择和政策选择。社会全体选择有：社会统治思想的选择、社会政治统治领导集团的选择、社会政策知道体系的选择。[58]

王和、周舵认为，我们在讨论随机性系统和不确定系统的时候，已经证明了”非必然“的存在。而只要是承认了”非必然“的存在，也就是承认了选择的可能。

赵德兴、李正风认为，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历史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具体展开。体现在两方面：

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主体活动规定了基本方向和选择的”可能性空间“。

二、主体活动强烈影响着历史规律的实现历程。[59]

与史学界的热烈讨论相呼应，哲学界对历史规律以及相关理论问题也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可见孙飞行、邓荣庭《历史决定论研究争论述要》和张延国：《历史决定论讨论综述》两篇文章。[60]

⒊历史规律的前提是否是历史的可重复性

既然一些人认为，历史规律是对重复的历史现象的总结，那么历史是否具有重复性就是历史规律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一些学者否认这一前提，李桂海说，任何历史都不可能重演。历史进程中可能有某种反复，可以有惊人的类似，但却不可能重演。[61]

还有学者认为历史有重复性，但是与自然科学的重复性有所不同，不如它严格和普遍。赵轶锋等认为，自然史比人类史表现出远为普遍和严格的重复性。在人类历史中没有真正的重复。一般来说，自然界的现象经过一定的抽象，就可显示出严格的重复性来，社会历史领域的现象则要经过远为深入的由表及里、去繁取宏的本质抽象，才会把握到重复性，而且性质上的重复往往不等于历史的重演，其运动的条件总要有所变化。运动的结果总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完全否定历史现象具有重复性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把历史运动等同于自然运动。万斌指出，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存在着重复性，但是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与自然规律的重复性不同。在严格意义上，历史规律中不存在完全的重复。这种重复性，只是对那些具有相似性但却具有同类普遍规定的现象和过程的归纳和概括。[62]王和、周舵提出相近的看法。历史规律中不存在严格意义的重复，因为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所以，”历史规律“对”可重复性"的研究，仅仅是指对那些具有相似性的同类历史现象和过程的研究。

张耕华对上述两种观点都提出质疑。他认为重演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

一、重演一词可以用来指称事实或事物的具体内容上的相似。

二、重演一词也可以被用来指称事实或事物的某种本质、关系或属性上的同类。他还举了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概括的一条规律为例，说明这条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就重演了四次，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相比，不存在严格与不严格、完全与不完全的区别。[63]

李荣华的观点与众不同。他并不把重复性当做历史规律的前提。他认为，波普把非重复性当做否定历史规律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重复的现象。不仅社会历史领域没有，就是自然领域也没有绝对的重复。但是社会规律正是通过这些不重复的、偶然的、具体的形式体现出来的。[64] 可以预料，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将超越社会发展史意义的规律而日益深入到历史认识论的方面。

历史的规律

规律的概念和因果的概念本来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后者用来指力量，指产生效果的创造能力。前者则指规则性，而其本身又受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因而，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的余数，也就全然不同。毫无疑问，我们会碰到由上而下颁布的诫命这一观念，或者碰到因某种合理性的作用而必然导致类似的事物连续出现的现象反复发生这一观念。具体说来，历史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就具有这类超科学特性的成分。

在实证的逻辑中，因果与规律两者似乎是不可分的；因为原因被规定为一种守恒的前件，所以全部因果关系中就蕴涵着规律，至少是如果我们同意奥古斯特•孔德的话：规律就是共存现象或连续现象的一种恒常关系。事实上，这两种概念又是怎样区别的呢？最好是列举一下它们的种种差别。

首先，因果是在规律之外的。例如，我们谈自杀的原因并不涉及自杀的规律。因为已确定的关系是：（1）宏观的，（2）历史的和个别的（它们非常密切地和历史的总体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一切概括看来都靠不住）。同样，我们指出货币贬值的后果而并非谈及它的规律，许多随情况而变的结果看来是与一种抽象的表述相冲突的。在这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规律在普遍与微观这两个方面初步逾越于因果性之外（何况，我们越是探索各种因素，则各种关系就越是有机会再现出来并因而获得更广泛的应用范围）。

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可以发现，原因是在规律之外。如此长期以来为人所探索的引力作用的原因，乃是要揭示在一定距离以外力的作用的力学结构。我们看到，一种法定的关系，可以有两种类型的因果解释：或则是一种规律，可以把前者归结为具有更广泛的有效性，或则是一种表象性的假说，即容许重建克分子数据的分子数据（例如原子假说之与气体理论的关系）。这两种假说在下述情况下或许是等值的，即如界所有的根据能逐步结成这样一种，以至于各种数据在低级的水平上就可以通过它们自身引向这些方程式（这里，我们显然要把有合法性的和因果性的原则的哲学解说撇开不谈）。

根据哪种尺度可以断定，这种对规律的解说在历史学中或在社会学中是等值的？如果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社会学的各科关系无法统一，那么我们就会面临着一种根本的分歧，因为要在更高一级的规律里寻找出对某一种规律的解释乃是不可能的事。作为补偿的是，规则性却允许有一种心理学上的解说：对动机与行动的研究构成了相当于自然科学中因果性解说的等值项。我们甚至于可以说，这种努力在社会学中就象在自然科学中一样，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现实存在；个人意识表现的是基本因素，即在被观察的原则性之下的人类生活及其最后的依据。即使不全盘否定这种类比，其间的不同也还是非常惊人的。对现实的这种探讨，事实上导至截然相反的结果．自然科学是通过越来越精确的种种关系不断地探求下去，而社会学，却很快会将探求集中在种种心理学的或理性的关系上，尽管这些关系很不确定并且阻碍着人们的探讨。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象西密昂那样，认为因果性的特征是要指出在两种因素之间所确立的关系的意义。我们这里要表明的是连续性的顺序而不是功能上的相互依存（象货币的数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那祥）。从西密昂的理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论点的重要意义（即从第一台发动机问世以来的各种依存关系的序列）。我们认为与表象性理论（即以机械论的传统与活力论的传统相对立）进行比较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种观念却以某种方式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并不寻求那些功能关系的多样性，它们，表面上容许人们自由选择条件并可据之以采取自愿行动，而是要确切地求得支配着整个经济演化过程的主要因素。

我们并不想回到前面已经考察过的论点上去。我们已经总结出经典性的区别，以便引入一种最后的界说，即我们所坚持的唯一界说。事实上，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标志着因果思想得到扩充的那些社会的与历史的规律。而如界所涉及的是社会规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扩充有两种形式：某些经济规律组成为一个体系，而另一些规律则适用于一切社会，它们标志着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区人类全体的必然特性（如社会英才的规律、财富分配的规律）。另一方面，历史规律之有别于我们所已经研究过的各种社会学的关系，则在于如下这一事实，即它们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它们对于不可逆转的变化是有效的：例如阐述经常发生的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语言学规律。又

如总结政府或宪法典型的嬗变过程的政治规律。最后，还有怎样认识这类历史规律存在的界限间题。我们所发现的规律对未来全部有效吗？还是仅仅对于历史现实的某些孤立的领域有效，我们将要研究如下三点：（1）社会规律；（2）历史的局部规律；(3）历史的总体规律等问题。

我们不准备研究理论思维。那将是另一部书的对象。我们只限于讨论某些论点，以便说明，不管理论思维的逻辑可能是怎样的，我们的结论都无法得到调和。

我们知道经济规律的概念含混到何等程度，它保留的不合理的余数又多到何等程度，而够命这一观念却从表面上统一了那些所谓的见解，因而经济秩序好象披上了一种特殊的薄严，它仿佛是符合一种天定的和谐。这就是我们从未提出理论上相当于对历史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究竞有没有——哪怕在理论上——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经济理论？这个问题是悖论吗？一点也不是，因为一切理论都可以通过一种简单化的、多少是从虚构的假设出发的方式对现实加以构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先天地禁止经济学在许多种初步的假设中做出选择。是否可以说其中只能有一个是符合现实的？假如理论就象西密昂的概念那样乃是铭刻在现实之中的，而精神只不过是对它加以识别的话，那么，无疑是可以这样认为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实验并不足以证明这种理论，而概念的推理的介入却又赋予来自经验的关系以一种理性的必然性。这祥一来，疑问又重新产生了：难道设想其他进步的经济组织是不可能的事呜？周期的交替以及随之而来的衰落，难道真是一种自然规律？还是倒不如说，它是一道集体理性的命令？

无论这种理论的多元性是怎样的，我们却面临着一种事实的多元性。由此便产生了各种具体解释的矛盾。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最常使用的因果分析方式之一，就等于是用某种格式与现实相对照。例如，在理论上，失业现象应该是随着工资大致与边际生产率相平衡而消灭的。既然失业现象远远没有消灭，反而有成为水久化的趋势，那就是有一个理论条件没有能得到重视：即工资升高到边际生产率之上，这就成为产生与预期的和谐相矛盾的现象的原因。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样一种解释既不一定会采用类似西密昂的那种区分前件及其附件的词查研究方法，也不一定会采取从一种图式（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图式）出发、强调原因是决定作用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实际是学者们相互矛盾的诫命越多，则对于同一个事实的不同解释也就越多。如：要节约，又不要节约。要做出裁决，就要求有一种也许是可能得到的、但目前还没有达到的知识。

然而我们却可以在不妨碍研究的情况下，对经济理论的性质暂时存疑。经济学的情况，在因果的各种状态中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存在着的其他一些体系（例如法理学的种种体系），却只是思想的而非物质的，尽管它们的可理解性所反映的，乃是历史本身的（而非历史学家的）一种创作。此外，这些理论对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经济结构也是有效的。如果撇开永恒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某些非常一般的命题不谈，那么古典经济学的命题就相当于只谈资本主义，因而只适用子资本主义，看来各个阶段的交替现象在一种完全被控制的经济中似乎是不会出现的。许多理论（除马克思的理论外）都只表明某种构成体系的功能，即形成体系的那种结构。因而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的知识，对于观察和描述这一体系具有的不可逆转的演化过程，就再度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最后，所有的理论都是片面的和抽象的：它们既不能穷尽经受政治或心理影响的经济生活的研究，更不能穷尽对某一种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总体性研究。因而理论的体系化，充其量只有这样的作用，当它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发现历史思想有不足和不实之处的时候，给以补充和更正。

关于适用于一切社会的静态规律，我们可以举出巴瑞图提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公式这个例子。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财富都会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形：大量的穷人在宽阔的底层，少数的富人在狭窄的塔尖上。

首先，如果我们承认这条规律已经被所有已知的文明所证实，那它也并不因此对各种未来的制度都有效，或者说至少这一外推法带有一部分冒险性。实际上，如果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情况来对各种社会进行比较，则不可避免地导至取消不可逆转的演化过程——假如它存在的话——以及抹杀创新的可能性。毕竟，就连最有信心的社会主义者也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们所希望的（多少是全面的）经济平等还始终不曾实现。尽管它也许不大合理，尽管那种希望是多么不审慎．然而他们的希望却并不因此就比这个观点更荒唐，即认为根据经验而奠定的规律竟可能把认识无限度地扩大到未来。

此外，我们如果承认这种规律还是可以证实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未来的社会里可以得到证实，如果承认我们至多只能缩小金字塔的底部和顶端之间的距离（那就是说，减少最多与最少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富有者和中等收入的人数，那么，规律的意义便取决于我们根据常数而赋予这些变化的重要性。首先，制止收入过多、把大多数人的收入引向一个平均的水准，是不是有意义，这里就涉及到超科学的偏爱，然而这种偏爱并不能确定规律的真假，只能引起人们对规律的兴趣。在假定它并不妨碍所期待的变革时，它容许的首创性的边际比它为行动所规定的界限更为重要。

对于这种类型的规律，一般说来都须指出两点：即它们决不强加给人以正面的和命令的准则。事实上，它们适用于一个社会的总体，但是它们却孤立地抽出其中的某一种特性，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也就是片面的（片面一词不应从空间上加以理解）。我们可以不考察财富的分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选择富人的方式上，集中在那些给人带来特权和势力的职务上，集中在各个经济阶级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上，等等。正如社会学家可以运用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那样，人们在活动中也可以运用各种不同的观点来变革社会现实。

这种类型的社会规律并不表示它们是超越于社会学的因果性之外的，尽管它们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因为它们将在所有的社会里加以验证——尽管它们有着全球性的意义，然而它们并没有超出支离破碎的决定论限度之外，这种支离破碎的决定论乃是反映了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制定的那种诉请行动但不加以驾驭，思考现实但不委身于判断的自主性。

历史规律究竟存在与否，这个问题引起过无数争论，因为这个名词的定义是含混的。如果我们这里是指两个事项之间全部规则性的连续，我们就会在人类历史中看到这类反复的确存在。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问题所涉及的，乃是确立关系的方式、事项的构造、这些规则性关系展开过程的水平，等等••然而历史规律这个名词通常使人联想起一种更为精确的历史性观念。可是，我们越是要求历史性，合法性也就越是趋向于消灭。因为归根到底，唯一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根据定义是不容许有规律的，这是由于它不能再现，除非是重新回到原始时代，我们才能想象存在着来自最高权为的命令以及总体性的运动所必须服从的规则。现在我们就来探索一下以上所说的那个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进程。

我们打算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里所列举的那些经验规则气中区别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律，这将是徒劳的。各种关系彼此都联系在一起，既是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共存事项，又是变化的前件。经济对于法学的作用有助于发展立法体系的这样或那样的特性，从而规定立法变革的某种方向。举一个较为明确的例子：领袖人物的超凡权威又回到日常生活里来（首领的信徒们之间地位的分配，信仰的衰退，等等）标志着一种典型的演化过程，而其每一次的表现既是不可逆转的，又是合法的，因为事例的多次重复就是某种必然性的见证。

我们不难发现局部的历史规律。试看语言学规律的典型事例。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语音和意义总是要按规则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变异．特别有利的情况是：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而又是可以由经验来验证的，因为我们能够观察到无数的事例，并且心理上或生理上的动机又足以说明其历史方向。

我们越是上升到更高一级的水平，困难就越大，因为表象的数目减少了，而且演化的原因也变得更加模糊。再考虑另一个典型的事例，即政府形式的嬗变。这一历史规律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首先是必须精确规定什么是民主制、贵族制、暴君制等等，才好对各种历史情况进行严格比较。然后为了得到充份表现形态，又必须探讨整个的周期或者是观察各种不同社会的演化过程。希腊人是立足于这双重的验证之上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单纯地观察到这些有利的情况了。尽管某些民主制并没有腐化，而是延续了下来。此外，这类典型的演化过程乃是宏观的、孤立的，简化了的．它们以一种图式化的形象代替了每一桩具体的历史序列，它们孤立地抽出集体生活中的政治方面，把事件与行动的多次重复归纳为统一的概念。它们的展开过程是与外在条件相脱离的。它们的不精确性很大，因为并没有规定其变动的节奏。只要这种宏观规则性的原因没有弄清楚，就无从确定它们的重复。

我们在索罗金的书里看到，他列举了一长串据信是可以观察到的社会周期。他认为制度、思

想、人口、国民收入的分配、各国的富足与贫困，所有这些现象都会经历意义相反的交替运动。按照巴瑞图的看法，社会英才是在不断更新的，并且这种更新一般表现为，由善于利用阴谋诡计和思想意识的资产阶级富豪的英才取代那种只凭力量、勇敢和暴力而崛起的英才。同样，在人口的增长过程中，继衰减的阶段或者至少是增长毅慢的阶段之后，也会出现猛增的阶段。

这类周期是否存在，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先天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为什么只有经济才是唯一可以有周期表现的呢？我们只要注意这个事实，即这类周期越是令人感兴趣，它们就越是无从证实，而且其公式也就越发难以捉摸。制度、思想和学说是怎样诞生、成长和消灭的，经验可以做出见证。但是任何规律似乎都无从确定这类演变的速度，因而这种普遍性的价值及其用途也就大为逊色。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证明周期是否无限地重复：在有限的时期内我们自信能加以识别，至于贯穿全部历史的知识就无法加以预见了。

因而，历史的周期与规律之可以超越局部的决定论，是以如下两个条件之一为前提的，即或者它能适用子一部暂时完整的历史（从而成为可以被扩大到全部时期内的规则性至少在所考虑的范围之内是如此，排除偶然事件），或者它能适用于全部历史（于是干扰性的影响便告消失，接受宏观规律时将不会遇到任何阻力）。这两种条件中的任何一种脱离了另一种，都不可能成立，为了奠定真实的、无限的周期性，最好是紧紧把握住具体过程而不要构造各种图式。反之，为了抽绎出全面的演化规律，就必须制定一种系统的比较方法。现在我们就简略地考察一下这两个问题。我们先看由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片面的历史规律只构成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已经讨论过的支离破碎决定论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其证实的步骤还是结论的性质，都没有差别。不管各种表现是由一种周期性的反复，还是由并无联系的各个社会或各个时代的对比所提供的，在逻辑上都无关紧要。

整个历史的节奏，有没有可能以实证的方式揭示出来？这个问题大体概括反映了历史规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扩充所揭示的最后问题。对那些包含着进步与衰退假说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完全撇开不谈。对那些客观上可以观察的因素，（例如，人口的增长、收入的分配、国家的财富），必须由科学本身，而不是通过哲学来从中辨析出历史运动的步伐。

事实上，时间上的扩充显然是无法成功的。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人口方面，尤其是从政治领域，我们都无法抽绎出一种能保持历史连续性的永恒循环。反过来，在逻辑上我们却可以在整个历史的内部设想一种类似的扩充：某个部门的社会现实可以自始至终〔至少在整体上）从属于各个阶段的某种交替．

因而，首先让我们考虑空间上的扩充。究竟是否存在文化演化的规律？即由比较观察各个文化而证实的、对各种文化的演化都有效的规律？这样一个问题显然不容许有先天的答案。没有人能够事先预见并确定宏观决定论的极限。实际上，我们也并不认识被所有的历史学家或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认的任何这种类型的规律。有关这类规律的观念，在逻辑上难道不是荒谬的或自相矛盾的吗？

为了正面地确定它们，在理论上有必要采取什么办法？首先，社会学家规定了他们所能对其演变进行比较的各个整体的界限。但只要它们涉及的是局部的规律，这种规定界限的做法亦即选择特殊的形式，当然只能是开玩笑．多样性才能证明合法性。这次既然我们是要探讨全面的而又真实的演化，所以科学上的单元就应该重现出历史所勾划的单元。换句话说，正是比较才逐步地提示了所探讨的单元。可是划分和比较，事实上又成了相关连的。实际上，这种划分是随历史学家的兴趣而改变的：兰普雷喜特坚持以各个民族为单元，斯宾格勒坚持以各个文化为单元，托因比也着眼于各个文化单元，但他所研究的思想领域却和斯宾格勒的并不相同。

这种个人的多样性容许把每一桩厉史的单独性与重复性结合在一起，缺少这一点，一切规律就会消失。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相似性以及它们每一种的独创性各不相同。此外，对个性与经常性的演化的综合，必然导至一种生物学的形而上学。在兰普雷喜特以及斯宾格勒看来，各个典型阶段相当于重大变化的各个不同时期。可是，他们各自所作的尝试却不尽相同．兰普雷喜特是以“心理上占统治地位”来规定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把个人心理学扩大

到集体心理学上来，而且事实上各种不同的名词如象征主义、约定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等，首先都是用来作为组织已知材料的一种缘合性原则。反过来，这种心理学又向我们提示了一种对演化过程机制的解释，也就是分解与重新组合的规律。与此相反，斯宾格勒则以一种幻想与直觉的洞察相结合进行辨别的对比方法，这就同时抽绎出了各个阶段的平行性与每个历史整体的独创性。是不是还需要指出在这类同时代大事年表中所包含的那些随心所欲的成分呢？

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吗？在形态学和合法性（在科学知识所赋予合法性这个名词的那种意义上）之间有矛盾吗？宏观规律与基本规则性之间的距离似乎是巨大无垠的．此外，这里的重复性在数量上是不可避免地被减少了。最后，我们既没有孤立抽出、也没有构造出同样的项目，但我们却要求指出无法比较的各种历史之间的类似性。为了把演化的图式转化为规律，还必须把类似性与同一性融为一体，所以有人因此就把各个类似阶段的连续与同样现象的反复混为一谈。

此外，至于所使用的逻辑概念是无关重要的。要点在于必须指出这类全局观点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可以说是）内在的不可靠性。即使在我们比较各个文化单元从而能揭示某些片面的规则性时（不论是某些部门中的，还是某些特征上的），先天的假设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甚至还是很有可能接受的，但是为了形成世界历史的不可更改的规律，我们就必须为每种个性提供一种独立自主性和一种绝对的单一性。而精神演化的连续性（至少是相对的连续性）就足以使这样一种相矛盾的状况得以成立。（因为它既不取消每种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也不取消希腊人发现的、并在现代科学的大厦中与哲学相统一的数学真理的稳固性，也不排斥希腊人的生活观。）各种文化的孤立状态被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流和借鉴所代替。发展缓慢的文化并不是从原始文化的起点重新开始。并且在正面的意义上，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们需要服从的那种所谓宿命性的理由。

针对着西方的双重传统，即主张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与认为历史是亘古以来朝着一个预定目标演化，斯宾格勒提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信条：即各个单独文化的内部有其不可避免的周期。然而这些信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因果性的命题作为依据。事实上，我们越是上升到更高的宏观水平，就越会采取更武断的态度来进行组织和选择。正面加以解释的合法关系，最多也只不过是表明那种片面的、典型的、被近似的对比弄得有点貌似真实的演化过程而已。为了把它们神化为命运，社会学家就以形而上学的诫律代替或然性的推理。于是，个体也就过分盲目地服从那些先天规律了，而这些规律，只有个人的头脑凭着奇迹才能加以识别。

因而有关历史规律的创见，就其包含的因果关系而言，或则是导至一种宏观与整体的研究，或则是导至不可抗拒的未来规律的断言。也许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一种观点，在演化的规律中，实证的概念掺杂着神学的回忆，确实，我们可以把实证的概念看作是被净化了的神秘天意的残余。但是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共同点，它足以证明那个同一性的假说，即认为包罗万象的社会学与传统的历史哲学是可以比较的。

由科学保留下来并重新加以使用的那些起源于神学的问题——因为它们并没有超出合法的科学知识之外——都是些什么呢？首先，演化的倾向似乎就是我们想象那种有关未来的内在规律在现象的此岸或彼岸的移植。事实上，每个个体都力图寻求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力图寻找那种表明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演化程度的标志，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些制度的相互关系。

于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指出自从本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经历的最有特征的转变。我们把这类形形色色的转变排成一个系列，只要通过想象来延长这种独特的顺序，就足以形成演化的倾向。在逻辑上后者有赖于一种唯一的表现方式，它不过是从已经获得的知识出发，运用概率的函数对未来进行推论罢了。在这种观察和预见到其变化的经济结构本身中，概率可以通过对当前事实的分析得到证实，也可以通过暴露出来的深刻原因而得到证实。

在社会范围内，这些见解还具有不向程度的差别，从模糊的类似性到近乎真确的或然性。关键性的因素有三个：首先，奠定预见基础的现状分析要接近于必然的理论，其理想的模型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图式（由于内在矛盾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没落、未来的方向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际过程，都是同样地命定了的）。继而是对我们所解释的那些数据进行引伸并保证精确。最后则是必须对我们正在揭示其变动的那个领城作个别考察。经济学具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性，它足以使描述性的预测既可以保留偶然反复的假设，又可以得到大量的证据。（我们这里设想的是属于如下

范畴的预测：自由主义与竞争的衰退、国家干涉的增长等等，而不是根据规律性对价格与价格周期的预见。）反之，既然我们是在无限地扩大应用的范围，因而我们的判断是建立在大部分都属随心所欲的选择之上的．所以肯定的或然性就会迅速减少。每个人都在构造他自己的演化趋势。每个人都引证这样或那样的一堆事实，于是问题就重新被提了出来：全部历史是在服从个人从种种事实之中可能识别的某些趋势吗？

与这类演化趋势接近的便是趋势的规律，它们指明历史某一侧面所采取的方向。于是．社会学家就总结出这样或那样的宗教规律：例如人格化与精神化的规律，即神抵越来越符合人性，宗教越来越合乎伦理。然而这些所谓的规律，如果它们只是从简单的考察里推导出来的，就可能犯从片断数据出发来建立全部外推法的错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可以观察到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运动．但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防止倒退和偏差。另一方面，这类规律如果能被心理的或逻辑的基本真理所肯是或阐明的话，它们便获得了一种真正的科学性。我们对于历史的进步相信得太久了，以至于我们在理性中看到了人类精神的自然成熟，在对过去的迷信中看到了幼稚梦想的等价物。没有心理学或逻辑学，我们就会缩回到纯粹的经验中去，于是有些历史学家认识到一条交替的规律，另有些历史学家则又认识到一条降级的规律，•我们或许可以证实这些片面的规律，但是我们却要求通过掌握一个局部演化的规律来进而求得贯穿全部的时间或一种总体的演化过程，似乎科学不及哲学的雄心大。

我们总是发现，无论是有关一部完整的历史，还是有关历史总体的周期性变化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是根据他所选择的价值或他所采取的立场来确定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反之，客观的科学，至少是因果性的科学，似乎并没有能对这些问题——直接有关事实的问题——提供答案，因为它们并不关心是否存在这类规律。从根本上说，这乃是正常的。因为要看出变化之不可逆转的或周期性的发生，变化之有无确定的方向，就必须有一种能把社会事件的各种假然性和复杂性都排除在外的简单性、规则性和连续性。被迫做出这类选择的历史学家，有着以自己的偏好来取代经验的危险，或者至少是使后者屈服于前者，除非他具有能在人性和梢神的本性之中辨认出一种无可逃避的天职的本领。缺少了这一点，因果思想就只能得出一种多少是碰运气的概括认识，多少是片面性的规律，——亦即信仰和情感根据宿命论而建立起来的那些构造性的和概率性的公式。

（何兆武译自《历史哲学导论》）

第二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复习资料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双百”方针：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在文化科学问题上要贯彻两个口号，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双百方针。毛泽东将其定为党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名词解释）

当代17年（1949-1966）诗歌的特点：

第一：抒情主体的国家定位。诗人的定位不是个体和诗歌要求的定位，而是面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位。

第二：个人话语空间的紧缩。当代诗歌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农兵”化的双重演进，导致消失了个人意识。对外部生活的关注，代替了个人感受的抒写，每当个人与外在发生对立、矛盾时，往往通过对个人的谴责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第三：诗歌情境的抽象化。在当代诗歌语境中，许多符号都失去了它的自然与本真，语言的能指特征迅速萎缩，一些意象都有了固定的所指。

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诞生于五十年代，1959年才成为“诗歌中的一个崭新的形式”，并有了理论上的阐述。形式上看，政治抒情诗是现代自由诗在当代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变形。历史地看，政治抒情诗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对《女神》式融合抒情与批判表现方式的改造，它的前辈三十年代前后的“普罗诗歌”。除内容必须表现政治外，它还具有颂歌的文体风格。代表诗人是贺敬之和郭小川。（名词解释）

散文新三家：杨朔、刘白羽、秦牧。

《茶馆》的艺术成就： 王立发，常四爷，秦仲义

从主题上来看，《茶馆》是献给三个旧时代的葬歌；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看，《茶馆》中绝大部分台词兼有交代事件、体现性格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多重功能甚至有用说一个字来写活一个人物的神来之笔，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从人物形象来看，《茶馆》中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刻画得非常具有代表性，让读者可以在人物只出场一次的时候就印象深刻地记住他，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在结构即艺术特点来看，《茶馆》用一个小茶馆反映一个大社会，主要人物自始至终，次要人物“子承父业”，更次要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人物带动故事。三个时代三部戏同一个茶馆，采用冰糖葫芦式结构，用茶馆串起三个时代，真实再现了普通中国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人生百态。

李隼《李双双小传》：李双双，孙喜旺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水利局副局长老田

周立波的【反映农业合作化】农村题材作品《山乡巨变》：盛佑亭，陈先晋，李月辉，邓秀梅

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赵树理《三里湾》：王金生，范登高

柳青《创业史》的主要人物：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

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的主要人物：徐义德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

吴强《红日》沈振新、张灵甫、李仙舟

罗广斌《红岩》：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徐鹏飞 梁斌《红旗谱》：朱老

三、严志和、冯兰池

柳青《创业史》

杨沫《青春之歌》：杨道静，余永泽，卢嘉川

周立波《山乡巨变》 杜鹏程《保卫延安》 ：周大勇 曲波《林海雪原》：杨子荣，少剑波

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小说、文学理论）：集中在干预生活小说和报告文学。小说方面，一是反映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如宗璞的《红豆》 文学理论方面，文学理论界集中探讨了现实主义的有关问题，对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认识。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阶级性与人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歌颂与暴露、人物塑造、风格与表现手法多样化等问题，都做了有价值的探索。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简答题）

干预生活：“干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一种类型，是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新气象。其代表作品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的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趋向使文学届流行的“无冲突论”得到遏制，而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昭示。但是后来被认为是有“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所以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名词解释）

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是自“文革”开始到七十年代初，在文艺领域的废墟上唯一被允许存在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旨在为政治服务，是“文革”时期主管部门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代表作品有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理论集中体现了一元化的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三突出等基本原则。革命样板戏虽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也直接导致了文革文艺千部一曲、千人一面的机械复制现象，从而基本上阉割了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直接阻碍和破坏了新中国文学和文艺的发展。（名词解释）

潜在写作：文革时期和主流文学相对应的地下文学的简称。许多老作家在受到迫害时的即兴创作，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达对“文革”暴政的反抗，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残酷以及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名词解释或者简答题)

文革时期的低下诗歌中的代表作品：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北岛的《回答》、《宣告》、《波动》，芒克的《天空》，舒婷的《致橡树》 伤痕文学的奠基之作：卢新华的《伤痕》主人公王晓华和 刘心武的《班主任》主人公宋宝琦和谢惠敏

《今天》刊物的特点：早期，第一，刊发了不少在“文革”中流传的“地下”作品；第二，所刊发的作品内容上真挚有力，震撼心灵，编辑风格也非常简朴前卫（粗糙的纸张，富有个性的手刻标题，配以若干出自“今天派”画家的简洁、抽象的素描）它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是当主流文学普遍面向历史的时候，《今天》却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地平线:一是不再以“昨天”的价值观念和创作方法剪切真实的内心经验和艺术想象，而是重视对二战以后西方现代文学的你了解和借鉴。

“归来”的诗人：当代诗歌批判界把七十年代末以来几代重新歌唱的诗人称为“归来”的诗人，可能缘于艾青1980年5月出版的诗歌《归来的歌》。他们主要包括两部分的诗人：一是因思想和艺术趣味不能适应“新的人民的文艺”而先后放弃诗歌写作的诗人，如辛迪和穆旦。二是因政治与思想运动受迫害而丧失写作权利的诗人，如牛汉和艾青。“归来”的诗人的主要特点，是从“诗人必须说真话”出发，重新续接了五四以来抒情与批判传统。（填空或者简答）

朦胧诗：“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崛起于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是新时期初期出现的现代诗潮，其名来源于一篇批判“读不懂”的诗的文章，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为“朦胧诗“。它具有着注重个人情感及内心冲突的抒写，更多地带着诗人主体的感觉、印象，呈现出内向的特点。在内容上，朦胧诗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主张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思想上，主张让非人回归到人，以英雄主义的方式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崇高感，善于用象征、意象、通感、变形多种艺术手法来暗示特定的现实经验和生活体验。在语言上，注重极具意象化和个性化语言的追求。诗歌既有主题或内容上哲理的思考，又有写法上现代诗艺如象征手法的运用。代表诗人有：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江河等人。

《受戒》

主旨：通过纯真的异性朦胧情感，表达了“桃花源”式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创作特色：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闲话文体；超功力的潇洒率性自然之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语言洗练，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又有法度。

“复出”小说家群：以王蒙为首的“复出”小说家群，与五四后主流性的创作风气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复出”，既照映出这批作家特殊的人生情况，也是其重新“讲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视角。人道主义关怀和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是他们都比较感兴趣，创作也比较集中的题材领域。代表作家有王蒙、陆文夫、邓友梅等。（论述或者名词解释）

《陈奂生进城》：小说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暗示了身负历史重荷的中国农民在跨入变革时代的微妙的精神状态。精神胜利法。

张洁文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母亲钟雨、女儿珊珊 谌容的《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 宗璞的《红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 戴厚英的《人啊！人！》 汪曾祺《受戒》：明海，小英子 高晓声《陈奂生进城》：陈奂生 陆文夫《美食家》：朱自冶，高小庭

《围墙》：马而立

寻根小说：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棋王》的主题：《棋王》事实上只写了“吃”和“棋”两个字。在生活窘迫、精神匮乏的七十年代，“吃”是广大民众也一种最真实的心态，因为它实际暗含着许多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下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平静的精神坚持即“人还要有点东西”这正是主人公对生存的思考和大彻大悟似的超脱。小说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着专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事知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了“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以及“人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或者”的人生思想。

《棋王》被誉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发表虽早，但文字简劲，结构精巧，气度超逸，为后出作品所不及，又有超迈于流派之外的内涵与趣味。它取材于作家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在主旨表达上却没有如通常的“知青小说”那样去大肆渲染、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而是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认同。

整个小说中，反复突出和反复描写的是两种意象：饥饿和象棋。吃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需要。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其实，这蕴含了丰富的人生道理。

《棋王》通过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的描述，表现和肯定了王一生刻苦执著钻研棋艺的精神和他正直的人品、高尚的棋品，表现了王一生的特别的处世之道和淡泊无争的性情，表现和肯定了衣食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基础，和作为人要有一些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柱的生存哲学。这也是“寻根文学”探讨文革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甚至全民族在乱世动荡中得以生存的要义。

《棋王》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新写实”小说：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有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

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

贾平凹的作品及其人物：短篇小说《满月儿》，“商州系列”小说：《小月前本》门门，《鸡窝洼人家》禾禾，《黑氏》，《腊月。正月》王才，《天狗》，《古堡》老大，《火纸》 长篇小说《浮躁》主人公金狗，《商州》 史铁生的作品及其人物：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礼拜日》、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与地坛》

贾平凹《浮躁》：金狗，田中正，英英 史铁生《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张承志《爸爸爸》：丙崽 《黑骏马》、《北方的河》

阿城《棋王》：王一生

刘震云《一地鸡毛》：小林 《新兵连》、《塔埔》、《单位》

池莉《烦恼人生》：印家厚

苏童《红粉》：秋仪，小萼，冯老五，老浦

余华《现实一种》：山峰，山岗

方方：《风景》

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老枪》、《丰乳肥臀》

女性文学：泛指女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女性作家的“性别文本”和“政治文本”。中国女性文学形成于现代，是中国新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新文学同步，但对我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较晚，始于90年代初，1995——1996年形成高潮。代表作家有迟子建、陈染、林白。

王安忆其《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首先写的是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简单地说，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作者选择王琦瑶这个上海美女的一生遭遇进行书写另有一番情味。早年辉煌、中年落寞与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盛衰枯荣的历程恰好构成了奇妙的同步，成了上海命运的活生生的隐喻。她是这个城市小市民的缩影，以她的命运遭遇来反映人性的渺小与脆弱与上海的时代变迁与沉浮，更具有一种强烈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沧桑感。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视角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一生，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都在不停地追寻，追寻她想要的爱情与生活，但现实环境的熏陶、“男性世界”的包围，和她自身性格与价值观的影响，使她求而不得，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全文无一“恨”字，但王安忆恰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凸显“恨”。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挣扎，没有惊天动地的呐喊与咆哮，只有空中鸽群悲鸣的声音，只有王琦瑶临终前摇曳的灯光，一如片场，一如人生琐碎的平直，人在历史和时间面前如此渺小而卑微。

《长恨歌》的主要情节只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让人沮丧。五个男人从她的生命中匆匆走过，只是那样略一驻足稍事停留，随即便转身离开，一切恢复宁静，彷佛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他们这一群可怜可悲可叹的旧时代的遗物，全都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一切正如程先生自杀之前所说，“其实，一切早已经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

小说中处处抒写旧时代中人的身不由己，却又处处不吝笔墨地大肆渲染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四十年代的繁华，四十年代的浪漫，四十年代的从容。王安忆对四十年代旧上海的向往和怀念使王琦瑶回忆中的四十年代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彷佛早已忘记四十年代对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王琦瑶在四十年代的旧梦中沉迷，王安忆在王琦瑶的梦里沉醉。

可以说，王琦瑶对命运对未来对人生的渴求是矛盾的，却又是合理的。一方面她渴望四十年代旧上海的繁华，另一方面却渴望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生活。因此概括出来，她渴望精致的外表下细水长流的生活，热闹的是外表，平静的是内心。只是她年轻之时对此毫不知晓，因而被繁华的外壳欺骗了而已。

有评论家认为，《长恨歌》是一部“怀旧”小说，但是，作者的怀旧“不是企图真的回到既定过往，而是一种时间上的错位”。事实上，“怀旧”、“移位”只是王安忆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她的真实目的，仍然是促使读 者重新认识和感悟历史，并从中获取某种对现实人生有益的东西。

陈忠实《白鹿原》的主题：透过雄伟悲怆的政治史和凝重复杂的家族史的帷幕，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此激发我们对于民族意识命运、文化命运的人性的深层思考。

中国陕西黄土高原上的白鹿村，是历史久远，素有仁义之称的礼仪大庄。《白鹿原》一书描写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大家族以及周围的各色人等，为温饱、为脸面、为光宗耀祖、为争抢风水„„祖辈三代纠缠在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算与争斗之中。作者以细腻深沉的笔触，描绘出一群不同典型的主人公的命运悲喜剧，生动、形象、厚重地反映出民族悲壮秘史的一角。

白鹿原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村没有太多的区别，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同样经历着血与火的考验，传统在这些源源不断的思潮冲击下被击打得无法分辨。白家就代表传统，一直谨遵祖训，恪守着世代不变的传统，白嘉轩对待世道变化的唯一态度就是坚持自己，不去理睬外界的冲击，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管理好自己的田地和宅院，坚信传统里的仁义，不肯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鹿家最能适应外界变化，总能跟上潮流。鹿子霖是代表，一直当着乡约等，而且和田小娥有着不清白的关系，又能嫁祸于人。两个儿子，大的是兆鹏，一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直潜伏；小的是兆海，开始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天真是他的本性，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一直好着，在战死前娶了秦岭中一长相酷似白灵的农女，留下一个孩子。这两个人无论是跟哪个党派都可以说和时代潮流跟得很紧密的。

《白鹿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并以全新的话语诠释了历史.从小说主题到思想内容,从叙事方式到人物格调以及语言表征,《白鹿原》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新历史精神,《白鹿原》也正是在新历史精神的指引下,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因此,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发现其艺术价值。

《白鹿原》是作者浓墨重彩铺排而就的一篇富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结构严密紧凑，以历史为经，以两个家族的恩怨纠葛为纬，全景观地展示了白鹿原上各种势力、各色人物的人性百态，是一部气度不凡地叙述五十年间历史变故的文学长卷。陈忠实《白鹿原》：白嘉轩，田小娥

关于王家新、于坚、王小妮、海子的诗的分析

1． 海子的诗：海子带着对诗歌精神的信念走入诗歌，走入永恒。他直接成为这种精神的象征。海子的诗歌精神即浪漫精神。它要求通过一次性行动突出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海子的诗歌就是这种行动，它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宠廓的前景，我们开始从当下的现实抬起头来，眺望远方。天空和大海的巨大背景逐渐在我们身后展开。

尽管海子不喜欢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抒情诗人，但恐怕海子自己都会沮丧地承认，他的确只是一个抒情诗人。海子的诗表现了他一生的热爱和痛惜，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之情，对于生命的世俗和崇高的激动和关怀。海子的诗歌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他的诗歌观念是对古代史诗、近代抒情诗、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理念的综合。从思想上，他接近于一个存在主义者；从情感上，他接近于一个浪漫主义者；从精神上，他接近于一个“狂人”式的先知；从认知方式上，他又是一个充满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

海子的抒情诗写得很美，充满了神启式的灵悟意味，笔下的事物放射着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海子的诗中还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执着地认同死亡的情感，但这种绝望并不显得颓废，而是显得非常壮美。他的诗直来直往，虽然后期作品灌输了很多死亡颓废的气息，但是他颓废却绝不堕落，让人感到悲凉又不厌恶，让人叹息又不责备。“倾心死亡”是海子对艺术和生命的一种终极式的哲学理解，是使他的作品焕发出神性与不朽力量的原因之一。

2． 于坚的诗：于坚等“第三代”诗人是以反叛“朦胧诗”的姿态出现于诗坛的，他们一方面承认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的成功，另一方面又认定它已“过时”。他们正是以对朦胧诗所表现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作为自己的诗学目标。所以第三代诗最显著的特征是“反传统”与“反文化”，即反抗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那些已经模式化、概念化的意象群。

于坚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美学经验，以调侃、游戏，甚至堆砌的手法表现当代生存的平面化，生命的分裂感和心灵的破碎状态。他成功地将平民性、生活场景、以口语为基础的诗歌语言等变成了诗歌现实。于坚的诗学强调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坚持以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场景为诗歌的切入点,倡导“口语化”写作,提出“拒绝隐喻”的命题。

于坚的反叛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每个人都生在活伟大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彻底离开隐喻的传统，否则便没法生存，更不用说写诗了。所以于坚的写作业不可能彻底做到“从隐喻”后退。因为于坚有效地吸收了传统的文化因子，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也就越来越显著。

第三篇：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历史伟人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历史伟人

姓 名：*** 学 号：***

学 院：***

专 业：编辑出版 任课教师：王*

摘要：孙中山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建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实现了20世纪第一次巨变。他在国民党一大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民主革命走向成熟。同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推动了旧民主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同时，因为辛亥革命的巨大鼓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工业出现了难得的、短暂的春天，这样一来，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工业和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逐步发展，推动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间接促使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他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救国的道路走不通。同时，他的身上也具有着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总之，孙中山先生功大于过，的确是一代伟人，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父。

关键词：孙中山 革命 中华民国 一代伟人

一、孙中山传奇的一生

孙中山（1866.11.12—1925.03.12），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1883 ～ 1885 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1894 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1894 年 11 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905 年 8 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于 12 月下旬回国，即被 17 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中国结束长达 2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3 月 11 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于 1912 年 2 月 13 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 月 1 日正式解职。1913 年 3 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 7 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出亡日本。1919 年 10 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2 年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 年 5 月，孙中山在广州

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1924年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11 月，离广州北上。12 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 年 3 月 12 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

二、对孙中山的评价

（一）、孙中山是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着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

（二）、孙中山是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三）、对于让位袁世凯事件，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然而，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先进，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更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

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直到他死时还忠告战友们同盟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时势造了孙中山这个英雄，同时孙中山这个英雄

也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打开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门，让人们了解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腐朽与堕落，对解放人们的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孙中山全集》 北京1981.《国父全集》 台北 1978 孙中山 http://www.xiexiebang.com/xh_NewsContent.asp?pID=62&cID=192

第四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期末辅导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期末辅导

第一讲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学革命

1、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 ① 洋务运动 ② 现代传播媒介 ③ 职业作家 ④ 受众队伍

2、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① 诗界革命 ② 文界革命 ③ 小说界革命 ④ 文明新戏 ⑤ 白话文运动

第二讲 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与共和国文学

1、共和国文艺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基石上的？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④ 左翼文艺运动 ⑤ 延安文艺运动

2、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建立中的作用。① 历史的修辞 ② 经典的阐释

③ 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④ 艺术的缺席

第三讲 社会转型期的小说创作

1、为消解意义，先锋小说家采用了哪些反传统的写作手段？ ① 元虚构 ② 戏拟 ③ 空缺

④ 语言游戏

2、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① 视点下沉 ② 零度叙事

③ 随机性和偶然性 ④平面化和零碎化

第四讲 巴金创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论巴金创作的风格变化。① 直面惨淡的人生 ② 革命的罗曼谛克 ③ 清醒冷静的批判 ④ 热情的歌手

2、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① 家庭小说 ③ 接受外来与继承传统 ② 人格的建构 ④ 雅俗共赏

具体内容

第一讲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

与五四文学革命

1、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 ① 洋务运动 ② 现代传播媒介 ③ 职业作家 ④ 受众队伍

但是，在逐步殖民地化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正逐渐地向工业文明转化，传统的、古老的社会形态，思想观念正在向着现代转变。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呼唤着文学的变革，也必然孕育着文学的变革。晚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以及物质形态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①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对清政府内部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洋务运动的兴起。1860年之后，清政府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影响倡导下，开始了以“自强”、“求富”（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心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了中国近代的机器工业，不仅在当时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策略使中国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刺激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文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② 现代传播媒介 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变化带来的是文化机制的变化。1857年，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在上海创刊，1872年，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申报》创刊。满清王朝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也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民营出版业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给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的、理性的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现代性实现的机会。总之报刊繁荣引发的是报纸副刊与专门性文学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这一切初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③ 职业作家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的形成，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外国教会、文化势力的入侵，中国出现了一部分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既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同时也去掉了他们的功名之累。1907年，新创办的《小说林》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又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这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科举仕进与入幕帮闲的传统道路之外，又有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正是这些使中国的读书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的作家职业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由此有了创作队伍的保证。

④ 受众队伍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同时，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都市的出现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人数不少的市民阶层，新式学堂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不同于传统的“读书”人。不断壮大的城市市民阶层连同新式学堂的学生，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受众队伍。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报刊的繁荣，文人们的策论正逐渐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的接受也开始由听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悄悄地孕育着文学创作方式与文学接受方式的变更。

2、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① 诗界革命 ② 文界革命 ③ 小说界革命 ④ 文明新戏 ⑤ 白话文运动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晚清的诗坛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

这场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当然结不出诗歌的硕果，也难于开一代诗风。后来，朱自清对这场运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他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既指出了“诗界革命”的失败之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对于五四新歌运动的影响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 桐城派古文标榜“清淡简朴”、“恶熟恶俗”，骈体文词藻华丽专求形式，八股文更是内容空洞、格式呆板。这些陈腐的散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获创，无益于社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只能“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害甚于焚书坑儒”，“为中国锢禁文明之一大根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文体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统治者默认、提倡、推行这些文体的意图。黄遵宪在他的《杂感》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束发受书始，即已缚纽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所以他叹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希望世儒能改变“老死不知悔”的态度，跳出这种毁灭人材、束缚文学的圈子。

于是，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曾提出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情深而文明”（康有为《味梨集序》）的改革设想。但这种设想并没在理论上得到更多的探讨。后来，在报章文体出现，“ 新文体 ”流行，梁启超才适时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的。

近代开埠之后，中国出现了具有现代传媒特点的报刊杂志。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改良派的政治家、宣传家掌握控制或新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用以传播他们的政治改良主张。在这过程中，报章上的文体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从报章古文化到古文报章化，再到报章宣传鼓动化。所以“新文体”实际上也就是随着现代型报刊杂志的繁荣和政治改良运动兴起而出现的“报章文体”。最初应用“报章文体”这一名称并加以阐述的是1897年谭嗣同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章文体》一文，但这时的谭嗣同并没具体的文体创新的自觉意识，只是说明报章所载的文章，可以突破传统观念的限制，以便于放言和宣传。

“新文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梁启超等人所办的《时务报》。

后来梁启超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所分析的“新文体”出现的原因和特点就是突破桐城古文的藩篱，把文体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笔锋常带情感，以增进对读者的感染力。所以说，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艺末，不能登大雅之堂。入近代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把小说看成是启发民智的得力工具，是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大力提倡和鼓吹。于是创作兴盛，译著流行，小说理论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从而使小说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更新。对传统小说观念最早的冲击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梁启超他们对旧小说的批判以及对新小说的肯定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他们的目的却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要提高小说的地位，要改变旧小说腐坏的状况，就必须发动大政论家、仁人志士，发动进步的作家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把中国小说的控制权从旧文人那里夺回到革命者手中。因为小说要成为“新民”的工具，就必须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旧小说里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以及 “妖巫狐鬼之思想”。使小说成为“新民”的工具实际上是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真正动机。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 在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新民”目的，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等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传奇剧本。他注意到戏剧与小说一样也具有“启智” “新民” 的社会作用。比较系统地质疑传统观念，并提倡新的戏剧观念的是陈独秀。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现代化。所以，提倡“言文合一”，发起白话文运动也成为近代的文学改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这场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最早的指向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新民”的重要性，为使语言和文学从古老的文言文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发挥改革社会的作用，便更系统、更有力地宣传言文合一的主张。首先提出“言文合一”这一问题的是黄遵宪。

第二讲 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与共和国文学

1、共和国文艺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基石上的？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④ 左翼文艺运动⑤ 延安文艺运动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作为这一革命运动在文化领域的直接反映，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意识也开始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中产生。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之革命” ；11月，他发表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 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为了贯彻《讲话》的精神，建立一种切合革命实际需要的文艺范式，延安文艺界在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期间，集中地对王实味等人展开了严厉的批判。④ 左翼文艺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望，加上毛泽东的《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左翼文学力量的努力，整个文艺界表现了普遍性的理解、靠拢左翼文学路线的趋向。在《讲话》的基本观点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左翼作家又进一步向国统区作家介绍并高度评价《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情况。⑤ 延安文艺运动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有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从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

2、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建立中的作用。

① 历史的修辞 ② 经典的阐释 ③ 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④ 艺术的缺席 三次文艺批判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初衷就在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规范到主流意识形态上来，从而建立一种崭新的、符合《讲话》精神的共和国文学范式。对于不服从这种规范、有碍于共和国文学范式建立的胡风等人，最后当然只能采取政治的方式加以迅速解决。因此，了解三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的理论分歧，基本上可以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一些主要规范；从三次文艺批判运动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基本上也可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主要运作方式。

1、历史的修辞与经典的阐释 人类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过往经验，不断借鉴过往经验的过程，因此，历史一直被当作客观的存在而始终受到人们的崇拜。在中国，历史描述的权利更是受到历代当政者和历代文人的重视。因为对历史的不同阐释，当政者和阐释者曾经有过无数次的较量。作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作为有过二十八年奋斗历史的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首先想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完全有利于共和国、有利于共产党历史的阐释规范，想进行的是引导作家把这种规范运用到描述历史、虚构历史中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证明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的法则，同时也证明共和国诞生的合法性。就学术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过分地强调或故意地贬低某种方法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从发动者的政治意图看，对考证学的贬低是为了肃清胡适派的影响，为了贬低胡适研究的价值；对文艺学的肯定，强调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际则是为了确立主流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为了把主流观念贯彻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过程中，贯彻到整个意识形态中去。这种单以某种理论代替具体考证研究的结果，是后来以论代史的盛行，是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逐步消失，以及服务政治的急功近利的出现。

2、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高扬“ 主观战斗精神 ” 是胡风文艺思想的精髓。在胡风看来，“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作家对“生活的深入和胸怀的扩大”，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他强调主观对客观的“ 融合 ”“渗透”“拥入”“搏斗”“相生相克”，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面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也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可以看出，在肯定“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和“文艺是反映生活的”这些大前提下，胡风更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凝结成浑然的艺术生命。胡风提出这样的主张的目的是为了匡正左翼文艺运动中经常出现的强调机械反映的客观主义和根据观念演绎作品的主观公式主义。

3、艺术缺席的文艺运动与批评 总之，无论从发动者的意图还是从实际的运动过程或运动效果看，在这些名为文艺批判的运动中，惟一缺席的就是艺术。但正是这三场文艺批判运动，连同五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完备的文学队伍的体制化管理体系，完备的文学期刊、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出版社的运行机制，以及适应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的作家级别、薪俸、奖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共和国的文学范式、共和国文学的运行机制正式形成。因此，1956年l月 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说，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一切无不表明，中共中央和文艺界的领导也已认为，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基本确立。第三讲 社会转型期的小说创作

1、为消解意义，先锋小说家采用了哪些反传统的写作手段？ ① 元虚构 ② 戏拟 ③ 空缺 ④ 语言游戏

但先锋小说作家关心的只是故事的“形式”，他们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像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有的并把实验本身，直接写进小说中。他们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了让小说从过分追求社会功能的传统思维中解脱出来首先就必须消解小说的意义，削平小说的“深度模式”，也就是必须切断第二能指与第二所指的联系。因此，元虚构也就被先锋小说家广泛地采用。

元虚构也叫元叙事、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小说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这样，虚构在小说中也就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元虚构在先锋小说中所造成的侵扰叙事有时也表现为“ 短路 ”（或“切断”）。先锋小说家们为了制造侵扰叙事，还故意拆除真实与虚构界线，有时让幻觉侵入现实，有时用现实侵入想象。

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戏拟”。所谓“戏拟”，就是一开始故意模仿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颠覆这种方式。

先锋小说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的另一方式，是故意在小说中设置“空缺”。传统的小说在时间上是完整、明晰的，故事是有头有尾的，时间链条和因果链条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传统的小说总是阐释性的，它通过对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交代显示意义。而实验小说家则有意设置空缺（不是省略），使得小说的时间链条被打断。时间链条被打断之后，因果链条也因此而被打破，小说的意义也就无法被整合出来。

先锋小说家对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还在于通过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反叙事的实验。作品彻底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每个句子、每一语段都让人看得懂，但整篇小说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只是那些句子和语段的随意搭配，只是能指的自我指涉和相互指涉。

2、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

① 视点下沉 ② 零度叙事③ 随机性和偶然性 ④平面化和零碎化

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批评家陈晓明曾从五个方面概括为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3．压制到 “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5． 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状态；后者揭示生存的多样性特征，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的生活（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这一总结道出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在叙述与故事两个方面的特征。如果纯粹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新写实小说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以人类的导师自居，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把自己与读者的关系看成牧师与信徒的关系，把自己与故事人物的关系认定为裁决者与竞赛者的关系。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在讲述故事时，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那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新写实小说的作家由于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也就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尺度，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新写实小说的叙述也就只能是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只能是“零度状态”的叙述。在大部分新写实小说中，叙述者往往都是充当单纯的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随意对故事人物作种种的心理分析，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也很少夹杂解释、说明、议论、抒情等非叙事话语，即便偶尔发表意见，多半也是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倾向或情感取向含混在故事人物的意识之中。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家自觉的、有意采用的客观化叙述策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们放弃理性、放弃理念之后无可奈何的叙述选择。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求作家根据第二能指的需求确定故事情节的取舍，根据因果链条的需要，组织情节的发展。所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且大都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但是在新写实小说中，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追求叙事方式的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也就成为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叙事特点。

第四讲 巴金创作与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

1、论巴金创作的风格变化。

① 直面惨淡的人生 ② 革命的罗曼谛克③ 清醒冷静的批判 ④ 热情的歌手 ⑤ 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巴金的文艺思想、心理个性、以及文学素养决定了其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热诚的感情色彩、悲郁的艺术氛围以及平易畅达的文学语言的个性特征。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巴金的创作风格在主导特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某些风格因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尝试

在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中，除《报复》、《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三首诗歌带有明显政治思想倾向和炽热抒情色彩之外，其余诗文均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特色。巴金着力表现“被虐待者”“凄惨而哀婉”的哭声，或描写“插着一个草标儿”等待出卖的“丧家的小”或再现“ 受尽了人间一切的痛苦以后 ”的乞丐“倒在街心寂然地死”，或感叹犹如“一株被扎过了的梅花”“在盆里死了”的妇女一生的“寂寞”，大多体现出表同情于被压迫与被损害者的写实主义倾向。

2、追随时代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倾向 从《灭亡》发表正式步入文坛到抗战爆发前夕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以《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的三部曲》、《海的梦》以及《家》这些中、长篇小说为主体，共同映现了巴金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即讴歌理想，鼓吹革命，塑造和赞美英雄，抒发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以及旧势力的愤激与批判之情。在这之前，巴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所以他虽然很不情愿地离开实际运动的阵营而不停地从事文学创作，但信仰的诱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使他难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的创造。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进入尾声，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统治和无政府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使得巴金不得不面对自己已追求十年的理想即将最后破产的严酷现实。所以，这一阶段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同时也是他思想上极为矛盾和苦闷的时期。

3、清醒冷静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巴金又从三十年对于革命理想的斗争生活的描绘恢复到二十年代初那种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从着力于英雄人格的构筑转向对普通人的生存关怀，宣传理想信仰和讲述英雄传奇开始让位于对普通日常生活琐屑和普通人物命运的描写。与此相适应，作者情感的传递不再以直抒渲泻为特征，作者观念的表达也不再以直接的非叙事话语为手段。促成巴金创作风格完成这一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整个文坛的创作风尚看，许多作家在经历了抗战初期的爱国热情高涨，战争相持阶段的冷静思索，以及抗战后期对腐败、黑暗状况的愤怒与不平的情感路程之后，创作上都出现了冷静写实的共同特征。他们已不再浅层地描摹现实生活，也不再空洞地呼喊光明与胜利，而是向战时背景下的具体生活和各类社会关系，种种众生相作深层的掘进与思考。

4、契合新生意识形态的热情歌手

翻过1949年这历史性的一页，巴金的创作最明显的变化是此前那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忧郁的笔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烈明快充满乐观情绪的创作基调。转变后的巴金的创作特色也大致与五六十年代文坛上那种配合中心，赞美现实,带着几分真诚 ,几分应景的颂歌式文学时尚相一致。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非真正深入的参观与体验，以及免为其难地描写自己不甚熟悉的生活，也使得巴金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留下了貌似崇高热烈，实际上粗率空泛的时代印记。

5、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文革结束后，巴金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创作中那种满蕴着忧国忧民情绪，猛烈地批判社会锢疾的个性特征。由于明确意识到“搁笔”的时日将至，而在连续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狂欢”，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民族浩劫之后，又面对着一个崭新的转型社会，巴金又多了不少新的困惑，新的担忧，新的不平。虽然他仍然执着于崇高与理想，仍然保持着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但字里行间难免透露出阵阵的沉郁，几分的苍凉。在行文方面，巴金也寻回了属于“自我”的笔调,他的文风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的坦诚与炽热,返朴归真后的语言显得更为明白晓畅，空洞抽象的议论减少了，更多的是一个真诚老人心灵的表白。

2、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① 家庭小说 ② 人格的建构 ③ 接受外来与继承传统 ④ 雅俗共赏 巴金的创作集中的映现了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传统家庭模式向现代家庭模式转换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变动中的家庭生活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切关注与独特思考。

在巴金有关家庭生活的一系列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具现代意义的是对于传统的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于现代家庭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思考。五四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对封建的家族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巴金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学传统，同时还具体而形象地使这种批判与思考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巴金都极为注重人格的构成和人格的力量。巴金认为人格精神完全可以显示出一种超越思想或艺术的力量。

这种对人格的自觉关注，使得巴金的文学创作出现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主题，即通过对于畸形人格的批判与对于健全人格的探寻，为人们建构或展示一种理想的现代人格。在早期那些描写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中，对社会革命和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热情并没影响巴金对于人格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巴金创作中更得传统小说精髓还在于情节结构方面。相对于西方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动作性较强，它往往通过新奇的情节与富于动感事件来反映现实，吸引读者。而结构上的最明显特征是注意首尾完整，开始介绍人物情节的由来，结尾交代人物事件的结局，不管长篇短制，都要从头交代，有始有终。结构上的另一特征是一般按事件发生先后的时间顺序安排情节，井然有序；同时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全局中的各部分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

因此完全有理由说，虽然作家本人一再强调外来文学的影响，但巴金并非一位纯粹西方化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传统的基因与外来的成分并存，西方文学的影响已被本土化，传统文学的基因也已被现代化。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借鉴的辨证统一之中，巴金广采博取，综合创新，进而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巴金的大部分作品表现的是两个带有通俗文学特点的取材倾向。一是带有新闻性与时效性，贴近读者热切关注的一些时代话题和社会话题，二是贴近现实人生，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直接关注具体的世俗人生问题。除了贴近时代与社会，贴近现实人生，表现广大读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之外，巴金还把读者能否接受作为衡量创作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因此，他特别注意语言的通俗性，尽量做到明白晓畅。他一般不大使用诘屈聱牙的字句或冷僻的词汇，笔下也很少出现生硬的方言行话或哗众取宠的外文。在表现形式方面，他特别注意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经常采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吸引读者。

通俗文艺区别于高雅艺术的另一个标志在于其语义的明晰性。巴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广为读者欢迎的早期小说一般也具有尖锐的二元对立，鲜明的爱憎感情。他早期作品中极少像觉新这种具有“二重人格”的中间人物，而一对对、一组组或一定系列的人物形象则始终保持着相互对照的关系。他们的思想性格截然不同，他们的命运似乎也不难预测，真善美和假丑恶由此而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与对照。巴金在创作中也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但他那种更多地带有类型描写而非典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样也体现了通俗作品的明晰性特点。巴金在创作时，也常常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但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念、意象或意境，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所指。即使是借鉴、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短篇小说，也都体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思想倾向。从叙事方式看，巴金的作品大多由单一的叙述者的主导意识统辖叙事过程，同时通过穿插其间的解释、评论、抒发等非叙事性话语的补充，完善对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从而形成语义明白、系统一致的话语层面。

当然，尊重读者并非无原则地迎合读者。巴金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又没变成一位纯粹的通俗作家，就在于他始终强调作家的艺术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坚持严肃的文学追求。他从不像某些通俗作家那样为获取报酬而一味地迎合读者，而是在照顾读者接受习惯与欣赏水平的同时，努力给人送去光明与力量以及积极向上的勇气。他以严肃作家的良知、真诚和责任感，去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

当然，巴金更强调的是生活、思想、感情与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就主体意识而言，巴金是一位注重文学社会功用的作家；而就个性气质而言，他则又是一位单纯诚恳、敏感热情的诗人型作家。这使他成为现代文坛上少有的抒情歌手，使得他的作品洋溢着诗人般的炽热感情。但他把文学与生活、个人感情与笔下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整个生命融化在艺术创造之中。写作成了巴金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正是这一切使巴金的创作弥补了由于考虑读者接受因素，尽量清晰与明了所可能带来的平淡和浅白，他的文体也由此显示出以思想为主干，以情愫为枝叶的独特风貌。而在浅显、明了的行文中，巴金也通过长句短句的安排，重叠、反复、排比、倒装等手法的应用，使自己的语言形成一种满蕴着情感波澜的内在节奏，从而使那平易的文字显示出特殊的诗意。

总而言之，艺术的良知和为读者考虑的自觉，使得巴金的创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严肃的文学追求与通俗的表现方式相结合的一种成功的范例。巴金自由地出入于高雅与通俗之间，他的作品也产生了“雅俗共赏”的接受效果。完全有理由说，五四以来一直困扰着文学界的雅俗对峙问题，实际上在巴金的创作中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平时作业

1、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答:近代文学改良运动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

6、独行者的文学批评与现代观念。

2、举例说明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

例如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偏重写实，对中国农村情况与农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但描写中时带现代主义的色彩，擅长心理分析。以各种人物灵魂的骚动展示人性的本相，从原始欲望出发探求人的命运。《狗日的粮食》这类作品关注最低的生活欲求，成为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再如方方的《风景》，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方方的《风景》这部小说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智力判断力、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任何人物。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也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方。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有这两个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案例，总结出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是：

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

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

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

3．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

席式的叙述。

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

5．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

尴尬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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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例说明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和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如马原的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涉及到了一桩刑事案件，但作者并没有谴责什么，也没有发人深省的议论。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元虚构、元叙事，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马原的小说《虚构》，记叙其进入玛曲村的时间是5月3日，过了七天，离开的时间竟是5月4日。先锋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

3、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叙述了几个互不关联的“西藏故事”，故事既不完整，也无明确的线索，在叙述结构上显得莫名其妙。

2、巴金《随想录》的思想意义。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从《随想录》里，人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巴金，他开始独立思考而不再盲目听命，挣脱思想枷锁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集中批判“长官意志”。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使得人们再度把晚年的巴金和青年的巴金联系起来，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随想录》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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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二十世纪中国服饰的变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晚年的孙中山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并把它的款式与孙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男性穿中山装，显得庄重、精神。中山装十分正统，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缺乏创新。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列宁装”，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样式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各有三个纽扣，腰中束一根布带。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其中，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以显示其革命。

改革开放前——朴素单调

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1956年，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于是，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在讲求勤俭的年代，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自己动手，使军装变得合身，棉布衬衣变得漂亮。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表现。后来，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从那时开始，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人们买服装、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灰、黑、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千篇一样、季节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人人一身蓝”的情景。“文化大革命”时，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军帽，肩挎草绿色书包。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头的了。当然，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时。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一首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

称之为“挡不住的春光”，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多彩、时尚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久违了的爱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时尚，很多人看不习惯，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

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90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从服装的变化上，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以往的“从众”心理到“追求个性”。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