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孔子学院看中美的文化差异
从孔子学院看中美的文化差异 来源:人民论坛(总第368期)作者:和曼
孔子学院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共同构建和谐世界而建立的,发展至今,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本文主要以孔子学院的建立以及发展情况为例,重点分析中国与美国在“中国软实力”方面的认知差异以及根源,并且对孔子学院的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期孔子学院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促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中美对“中国软实力”的认知差异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与美国存在重大文化差异,而对于“中国软实力”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例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对“软实力”内涵的认知差异。“软实力”理论,最早是由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耐(Joseph S.Nye)在1989年提出来的,当时他主要是针对美国软实力正在衰落的看法(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提出的。约瑟夫·耐认为,国家实力可以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两大类:硬实力是指传统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软实力包括三个维度,即文化、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之后,约瑟夫·耐对于“软实力”理论不断进行完善,在2008年又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即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平衡地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使用。
软实力理论自提出至今,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或政治家的关注焦点和研究热点。中国学者将软实力研究的重点落在“文化”层面上,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来自于民众对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认同,具体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①简单来说,是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需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整体生活状态以及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就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2011年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再次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第二,中美对“软实力普世价值”的认知差异。在约瑟夫·耐看来,“软实力”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但是又和其他美国学者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不同。美国学者普遍推出的的普世价值公式是:“私有产权+竞选民主+自由贸易+多元文化+开放社会=国强民富。”②而约瑟夫·耐所推行的普世价值观集中在文化领域,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大众文化,比如好莱坞电影式的娱乐文化、麦当劳肯德基式的生活方式等;二是精英文化,比如传播领域的系列理论、政治层面的制度建设等。虽然中国学者也认为“软实力”具有普世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但是认为还包括经济实力,这种普世价值的载体是话语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话语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主要是以流动转移为表现特色,并且可以通过具体的指标进行测量:“文化软实力=政治制度的效率与国内外认同程度”③,而后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比较主要的,具体来说,“国内外认同程度”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内认同程度,指的是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文化创新能力、国民受教育的水平以及社会道德水准;二是国外认同程度,指的是国际形象、国际文化产品推广力以及国际影响力。
第三,中美对“中国软实力现状”的认知差异。约瑟夫·耐对“中国软实力”现状的评价比较悲观,他认为中国在“软实力”的指标,如“国家凝聚力”、“文化全球普及性”、“国际机构中的作用”等方面比较落后。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的态度有了稍许变化,那就是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全球吸引力,但是他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文化发展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有一种“西方优而东方劣”的霸权心态,使得他们对东方文化比较轻视甚至是蔑视。
中国对“中国软实力”现状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三个层面:中国软实力的力量源泉、发展渠道和中美软实力的竞争态势。具体来说,就是中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全球文化吸引力的,而目前中国经济有了巨大飞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能够通过物质投入来为文化输出铺平道路,并且认为目前中美之间在文化领域处于一种“竞合关系”,而非“零和关系”,从而否认了约瑟夫·耐的西方霸权中心的观点,倡导建立多元化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中美文化视野下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的建立以及发展概况。孔子学院的建立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当代中国目前正是处于一个从受外来文化影响到主动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并试图影响他者文化的一个过程。”④孔子学院的建立主要是针对目前国外掀起的“汉语热”和“中国热”,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于是,中国因势利导,根据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开始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世界上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建立;2007年4月9日,孔子学院总部在北京正式挂牌;据报道,目前,全球共有350多所孔子学院,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以美国和欧洲最多,至2015年计划增加到500所。
中美对孔子学院的认知差异。孔子学院自成立以来,在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美之间存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概括来说,中美对孔子学院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孔子学院的定位:孔子学院是由“国家汉办”负责运行的。“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简称“国家汉办”隶属于中国教育部。因此,在美国的媒体报道中,大多使用的措辞是“汉办,一个中国政府机构”,从而突出并强化了官方色彩,抹杀了“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信息。
二是关于孔子学院的性质:孔子学院的性质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具体来说,就是由中方提供办学资金与师资力量(在美国许多地方也请外国人担任院长),外方提供教学场所,从而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目的是通过教授汉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而在美国的媒体报道中,多使用“Propaganda”一词,在英语中,该词具有贬义的含义,是指强制性灌输,致使有些美国民众认为孔子学院是一种文化侵略,甚至认为其是间谍机构。
三是关于孔子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一样,孔子学院主要是以推广本民族语言为主,不仅为各级别各层次的受众提供汉语教学服务,还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比如书法、京剧、绘画等,推广中华文化。当初,学院以“孔子”命名,主要是考虑到孔子在国内外的影响,而且能够脱离政治意识形态,比较容易为海外的受众所接受。而美国媒体却认为孔子学院主要是
传播孔子的学说,即儒家学说,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文化糟粕,比如轻视女子,独裁政治等进行大力宣传,致使不少美国民众对孔子学院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中美对孔子学院认知差异的原因分析。中美对孔子学院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可谓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层面来看,中美存在知识观的差异,用(图1)来表示:
图1 中美知识观的差异示意表格
二是从现实来看,中美在汉学研究方面存在差异。西方专业汉学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程,而就目前来看,美国现有职业汉学家已经达到6000余名,而且有些人的研究成果远远高于国内同行,例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Alden Kuhn)对于“信息机会主义”的研究相当深入,同时对我国学界的影响巨大,成为我国研究在信息时代如何认识以及防范腐败问题的理论依据。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对我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压力。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学院的创办也能够促使中国学者在与外国学者交流的同时提升自我,并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如国学大师陈桓所言:“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三是从社会制度层面来看,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存在差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同的,尤其是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要想进行调和是比较困难的。自冷战以来,中西方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对峙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比较复杂。通过美国在几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上的表现,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可以归结为两种方式:“捧杀”或“棒杀”,方式不同但共同点均在于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从美国媒体的宣传中亦可见一斑:美国媒体在报道孔子学院时,主要宣传该学院是宣传孔子思想,并且对孔子思想进行误读和歪曲,不仅将其与霸权、独裁等同,还大肆鼓吹“中国文化威胁论”,从而使美国民众产生对中国文化排斥或敌视的心理。孔子学院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综合国力与其经济地位并不相称,尤其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足,而孔子学院所肩负的责任是传播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够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呢?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建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体系。孔子学院的责任在于传播中国文化,而要想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首先需要具有一套自己的文化体系,而且应该具有普世价值。就目前来看,孔子学院的定位是弘扬中华文化,这主要指的是五千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而在新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使这些文明成果得以继承和发展,如何汲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同时也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的发展活力。由此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寻求中华文化中的存在普世价值的内容,比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此一来,才能够向国内外进行推广。
要采取文化西渐的“大众化”策略推进孔子学院的发展。孔子学院的大众化之路,首先需要调整其定位。淡化政治色彩,将孔子学院交给民间组织来做,使其成为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积极培养意见领袖,通过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家来推动文化的融合,从而缓解美国受众的排斥心理;改变合作模式,淡化政府传播的痕迹,通过学院之间的文化活动、合作项目等模式进行文化交流。其次,需要培养一批优秀的教师。就目前来看,孔子学院对于对外汉学教师的着装具有严格的标准,比如说“精良剪裁、中性色调、东方韵味”,这样做固然能够打造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但是最主要的是提升教师的内涵,应该着力培养一批有志于进行对外文化传播的教师,提高其知识修养,不仅使其能够对中国文化进行正确的讲解,而且还需要其身体力行,这样才有说服力。比如《弟子规》,从网上的教学视频来看,孔子学院的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准确讲解,但是讲解人是否真的能够做到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孔子学院的教师能够真正地将《弟子规》的理念落到实处,才会有强大的感染力。最后,还应该与西方接轨,建立孔子学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和国外媒体进行沟通,使他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孔子学院,多邀请他们来孔子学院进行采访,使他们能够真实地报道孔子学院的具体教学情况。
提升自我的民族文化信心。目前美国可以说是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同时其文化软实力也是最为强大的。近二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可谓巨大,有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娱乐文化;有以美国篮球赛为代表的体育文化;有以麦当劳、肯德基和可口可乐为代表的餐饮文化;有以苹果系列为代表的现代信息传播文化等,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青年的生活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重建自己的文化系统有着迫切的需求。
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中国的文化安全。美国不是中国绝对化的仿效对象。而且近年来的美国经济危机,尤其是从“攻占华尔街”到“攻占华盛顿”的运动更加表明,在繁华背后,美国的社会运转体系早已是矛盾重重,一旦时机到来,社会矛盾就会立即爆发,并且会波及全球,而此时美国会放弃其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美丽的政治外衣,暴露出“垄断资本”的真正面目,那就是“只为自己,不管他人”的极度自私的做法,甚至企图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让发展中国家为其经济损失买单。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在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要树立民族文化传播的自信心,增进民族内在的凝聚力。
综上所述,孔子学院的建立虽然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重要的原因在于中美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需要处理好国内的关系,自身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关系,以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推广。(作者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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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电影《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差异
从电影《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差异
姓名:徐苏淑 专业:国贸12(3+1)学号:201227920321
【摘要】根据谭恩美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喜福会》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电影《喜福会》讲述了从中国内地远赴美国生活的四个女性以及她们生长在美国的四个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两代人在生活环境的转变中受到的文化熏陶迥异。本文针对东西方文化在友谊观、婚姻观、面子观、家庭伦理观、价值观以及信仰观所存在的差异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利于加深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以期对进行国际贸易者在跨文化交际时有所帮助。
【关键词】 《喜福会》;中美文化;差异
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然而,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或是课堂上侧重的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即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实际上就是狭义上的文化界定。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和理念。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人们不同的为人处世原则和喜好憎恶,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语言运用,《喜福会》便是反映这种现象的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喜福会》是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经典之作,小说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反响,连续九个月稳坐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全美图书奖以及洛杉矶时代周刊图书奖。根据谭恩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喜福会》也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影片《喜福会》讲述的是四对母女之间由于成长的背景不同,而在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冲突。四位母亲在中国的时候遭受了巨大的不幸,她们抱着无限期望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尽管她们在美国生活,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融入她们的血液以及灵魂深处,这与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具体表现在生活方式、思维习惯、道德观念等方面。本文针对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在友谊观、婚姻观、面子观、家庭伦理观、价值观以及信仰观六个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利于加深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以期使进行国际贸易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更加顺畅。
一、中美文化在友谊观方面存在的差异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向来非常重视友情。中国人相互之间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成为朋友,一旦变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将会伴随终生,于是便有友谊万古长青的话语。而美国人对于朋友的定义比较随便,并且有比较明显的区分,比如由于工作关系结交的朋友、同窗的朋友、运动场上的朋友、休闲娱乐的朋友等。与美国人做朋友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想和美国人成为挚友、知心朋友却非常困难;美国人十分热情大方、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但马上便会感觉到“人走茶凉”。由于美国的地域十分广阔,人口频繁流动,并且朋友之间是非常忌讳透露或者打探别人的私事,因而美国人之间的友情看起来更加平淡。而我们中国人,对于朋友的要求应当是肝胆相照,甚至是生死与共。中国有句俗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中国对于朋友的分类也比较多,有君子之交,也有患难之时方见真情的患难之交等。《喜福会》这部影片就充分阐述了中国人对于朋友之情的重视程度。电影的开头部分君美的母亲往生后,君美母亲的三个好友仍然给她留了生前打麻将时所坐的位子,并把对她的思念之情用到君美的身上,安美无意之中就来一句“你的牌艺有你妈妈的好吗?”这充分说明了君美的妈妈在安美的心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们也确实是将君美视为己出。当君美在打麻将时听到阿姨们用中文在议论,以为阿姨们在舞弊,林多十分和善地告诉君美,林多的意思是,她们是君美的阿姨,怎么可能欺骗君美呢。并且君美母亲的三个好友做出让人更加感动的行为,君美的母亲去世后,在她们的努力下,君美的母亲一直在寻找却找不到的两个孩子最终被找到了,这两个孩子是在战争期间被遗留在内地的一对双胞胎。君美的母亲的三个朋友告诉君美,她妈妈一直希望能够找到这两个被遗留的孩子。所以她死后,作为朋友应该帮她完成这个心愿。而君美则反应比较冷淡,她竟然说“我又不是很了解她,她不过曾经是我的妈妈”。阿姨们听了君美这么说感到非常生气,反驳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她待人诚恳„„唱歌也很好”。在阿姨们的心里,君美的妈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她们不准君美这样说自己的妈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非常注重朋友之间的友谊、讲义气,主动为朋友承担各种责任。这是中国人对朋友的独特理解。“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人交朋友历来讲究志同道合、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并能够在感情上得到依托,能够随心所欲地畅谈各自内心的想法与观点。电影《喜福会》中四位母亲之间的朋友之情证明了中国的朋友之情非常真挚。影片中四位母亲在美国30 年来都在一起打麻将,输赢并不是她们看中的,她们主要是通过打麻将在一起聚会,相互倾诉、说说各自的心里话。在中国隐私权往往与传统文化相违背的,在中国人看来朋友之间并没有什么秘密。而美国人即使成为朋友也不太愿意相互交心,美国人通常是在尽量不影响对方的情况下,在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相互交往或者相互往来。就算是好朋友也非常忌讳打听对方的隐私,也非常忌讳干涉对方的私事。中国人出了事之后,马上会想到向朋友求助,而朋友也会伸出援助之手或者对朋友进行安慰等;美国人则往往求助专业人士,而不会去麻烦朋友。
二、中美文化在婚姻观方面存在的差异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旧社会中国主流的婚姻价值观取向。薇弗莉的母亲林多自幼被由于生计所迫的母亲卖入黄家做童养媳。直到14 岁结婚当天,才第一次见到自己丈夫的庐山真面目。这对于美国人而言,必定是抓破脑袋也百思不得其解。美国人信奉婚姻自由,结婚属于个人的私事,完全由自我主宰。而即便是现当代的中国,子女结婚仍然很在意父母的态度,期望得到父母的允许和支持。影片中即使土生土长的女儿们也深受母亲的影响。在薇弗莉身嘶力竭的呐喊中,她明确表示自己失败的第一次婚姻,就是为了取悦母亲,选择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当她开始第二段恋情时,尽管之前与母亲矛盾重重,但她还是将男友正式地介绍给母亲,内心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可。果然得到母亲应允,同意出席自己的婚礼,薇弗莉最终喜极而泣。受儒家文化熏陶,旧社会婚姻中要求遵守“夫为妻纲”的生活处事原则。林多嫁入黄家大门的那一刻起,深知自己的一生将从此掌握在丈夫手中,这个男人将决定她一生的幸福。新婚第一晚,小丈夫黄少爷便言辞凿凿:“我是丈夫,我是当家的。一切由我说了算。”另外,当丽娜的母亲顾莹莹遭受丈夫百般凌辱,却也欲罢不能,因为潜意识告诉她:“如果我离开了他或是杀了他,我将一无所有。”作为丈夫的附属品,妻子只能任受摆布,毫无怨言。当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故事的结局只能以惨剧收场,顾莹莹最终选择残忍地溺死自己襁褓中的儿子,以此来宣泄对丈夫积怨已久的愤恨。由一出悲剧引发出了另一个惨无人寰的苦果,不禁令人触目惊心。
三、中美文化在面子观方面存在的差异
中国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是个人应服从集体利益,而不能张扬自我,应顾全大局。中国文化历来非常重视“参与”的礼貌面子。为家族长脸、为国家争光、无颜见江东父老、脸上有光、有面子、颜面尽失、留点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是我们关于面子的定义。而美国的文化则更加尊重个人的权益,倡导个人自由、张扬自我,忌讳干涉他人自由,忌讳打探他人的隐私,能够宽容、包容他人的个性,所以更重视“独立”的礼貌面子。电影中林多炫耀女儿薇弗莉围棋方面的天赋时看起来好像是在抱怨,“她一整天就知道下棋”„„素媛也不甘示弱抱怨道:“我喊她洗碗,她只顾听音乐„„她有天赋„„”她们都认为孩子的成功可以变成自己炫耀的资本,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君美由于在钢琴处女秀的失败让她的母亲素媛无地自容、颜面尽失。又比如电影中林多拉着下棋胜利而归的女儿薇弗莉的手,走在大街上还非常神气,看到人炫耀“这是我的女儿薇弗莉,西洋棋王”。中国人介绍人的时候,总是喜欢提及那些地位或声望比较高的人,就算是人家与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会觉得这么介绍的话自己好像非常有面子。而美国人则更加倡导个人主义,他们不喜欢在介绍时提及自己的父母或者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就算是自己的父母亲地位显赫。正如薇弗莉所不能理解的那样“为何老是拿我来炫耀”。这是因为她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所受到的是美国文化的熏陶。中国人热衷于将面子与地位挂钩,好像这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面子也就越大。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情的社会,非常注重人情往来,因而人际关系、社交圈子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评价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而美国人在这方面则相反。中国人往往会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而在谈判以及交流过程中刻意表现得谦逊,但是美国人则更加自信、更加随意。中国人注重团结一心,重视集体主义,而美国人则倡导的是一种独立,更加自我;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而美国人则往往不留面子。
四、中美文化在家庭伦理观方面存在的差异
“家” 在中国人眼中是温暖的港湾,是游子的期盼。家庭和睦,儿孙满堂乃是人之大幸。为人子女,要尊长辈,孝父母,重家庭。而美国人深受基督文化影响,推崇人人平等,家庭成员亦是如此。他们关注个人自由与权力,亲情观念明显淡化,父母与子女的情感纽带联系不紧密。
四位母亲从小教育女儿要温柔贤淑,隐忍顺从。这源于她们自己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林多的母亲在她即将嫁入黄家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女儿,作为女孩子,要温柔贤惠,“吃饭要慢一些,要收拾得整洁大方,要听话”。另外,丽娜和罗斯也在母亲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对丈夫百般隐忍,最后失去了自己的个人空间,引发夫妻感情危机。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值在影片中也得以充分的展现。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却给孩子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琼小的时候由于忍受不了母亲强迫自己学琴,大喊“我不是你的奴隶,你不能强迫我做事情。”由于家庭观的迥异,母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摩擦不断。琼曾对母亲抱怨:“从小到大,我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不满意。”甚至于当自己即将要回中国与自己的孪生姐姐们相见时,却不知道该如何对她们描述自己的母亲,因为“我根本不了解她,她只是我的母亲而已”。薇弗莉也对母亲说:“你不知道你给我造成多大的压力。”可见,中国式母亲对女儿美好的愿望并没有按照她们既定的轨道前行;相反,孩子们却离她们渐行渐远,亲情受到重创。幸运的是,最后母女间冲破了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冰释前嫌,实现了文化融合。当重新感受到久违的家庭温暖时,薇弗莉的母 亲终于破涕为笑:“现在我满足了。我们开始理解对方了。”琼也和母亲化干戈为玉帛,相拥而泣。
五、中美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差异
儒家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家的中庸之道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人的处世经典。其中儒家思想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就是“中”,人生处世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指南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言行举止、为人处世必须做到温、良、恭、俭、让,谦虚使人进步,反对过于表现自我。所以,群体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文化特征,这种特征要求个人价值应服从于群体利益。西方国家价值观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代才逐渐开始形成。而人文主义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倡导张扬自我个性、以个人为中心。在西方的文化中,“谦虚”一词几乎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生活中人们更加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提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有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重用,否则就会遭到淘汰。因此,西方的价值观念所倡导的是个人价值是第一位的,群体利益是第二位的。比如电影中安美的女儿罗丝出嫁之后,她默默地、无怨无悔地为丈夫无私奉献,还特意赠送代表自己爱意的礼物给丈夫。她处处替丈夫着想。就像大多数的中国妻子那样,她为了丈夫,毫不犹豫地将爱达荷州给她提供奖学金上大学的机会也放弃了。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丈夫满意,仿佛完全失去了自我。她认为自己的最大价值就是相夫教子,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了。然而美国丈夫,却更加愿意看到自己的妻子能够更加独立自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见解。所以泰德对妻子所做的一切越来越不满意,最终泰德还是向妻子说出了实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作为一个妻子,并不是丈夫的从属物,同样需要拥有自己的思想和私人空间。这对夫妻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充分反映了中美文化在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群体性文化,更加注重家庭、朋友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认为没有国哪有家,小家要服务、服从大家,个人利益以及价值必须符合集体利益;而在美国则更加倡导自我,崇尚个性的张扬,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实现自我价值。
六、中美文化在信仰观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电影《喜福会》中做出了“割肉疗亲”的行为,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救得自己的妈妈。事实上,这是中国的迷信说法,说如果亲人喝了最有孝心的人的肉做成的汤,病就会很快好转。说明中国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影片中林多则充分利用婆婆相信祖先会来索命的思想欺骗她,说她会给家里造成血光之灾,她命里注定会克夫,假如不赶快将这桩婚姻解除的话,祖先就会来到家里索命,婆婆信以为真,因此林多趁此机会逃离了婆婆家。而安美则同样是在母亲的灵堂上,充分利用她的后爸吴亲对人死之后的三天就会来寻仇信以为真,借机成了大太太的女儿,并让吴清承诺将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些“割肉疗亲” “生辰八字” “预知祸福”以及“阴曹地府”等主题反映中国人在无助的时候往往愿意去相信鬼神、相信迷信。而大部分的美国人则更加相信《圣经》和上帝,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七、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性经验和规范的积淀,需要不断学习和了解。只有认识了文化的渊源与不同,才能有效减少文化差异,避免明显的文化冲突,对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意义深远。《喜福会》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美文化在各个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该片主要反映了中美之间在母女代沟、家庭伦理、女权主义、婚姻价值观、礼貌、面子等方面的主题。本文对中美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从六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有利于加深对美国文化的了解,以期对进行国际贸易者跨文化交际时有所帮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会受到文化的制约。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差异,以使得相互之间的沟通会更加顺畅、更加容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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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莲花落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从《大年三十》看中西文化差异
有人说,中国文化就是保守、传统的代名词,而西方文化就是奔放、现代的化身。因而不少人便把中国文化归结为落后文化,西方文化则为先进文化。其实不然,中西文化的不同,主要是其表现方式的差异罢了。而这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还得归结为不同地域人的生活习性差异,但并无优劣之分。
莲花落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一种说唱并重的绍兴地方曲艺,一种草根艺术。其唱词多为信口编造、通俗易懂,演唱也没有固定基调,只寻求生动活泼,唱腔朴实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绍兴莲花落”在庐陵文化中还占有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它在2006年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莲花落《大年三十》的开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开始过春节,置办的年货也主要是年糕、粽子,米酒,鱼干,腊肠,酱鸡、酱鸭酱肉等酱货,而西方,他们的圣诞节则相当于我们的春节,他们准备的食物也和我们的大相径庭。他们准备的大多是火鸡、烟熏火腿、圣诞三文鱼、圣诞布丁、甜点以及圣诞红酒等等。这也是中西方人生活习性、居住的环境以及文化造成的。
中国人为什么吃这些食物作为过年的象征呢?这还得从中国的悠远的历史说起。据说,最早的年糕是用于祭祀的,到后来才渐渐成为春节应景的食品。“年糕”寄托着我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的希望的憧憬,希望“年年高”。而另外一种“过年吃年糕”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在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建都苏州以后,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大将伍子胥预感到必有后患。因此伍子胥在兴建苏州城墙时,以糯米制砖,埋在地下。当吴王赐剑逼其自刎前,他吩咐亲人说:“吾死后,如遇饥荒,可在城下掘地三尺觅食。”伍子胥死后,吴越战火又起,城内断粮,此时又值新年来临,乡亲们想起伍子胥的话,争相掘地三尺,果然得到糯米砖充饥。从那以后,每当逢年过节,苏州百姓都会做年糕,以此纪念伍子胥。渐渐地,过年吃年糕的习俗便风靡全国各地。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过年要包粽子呢?很多人都觉得包粽子、吃粽子这是端午的习俗。其实不然。“粽子”的“粽”谐音是“宗”,有着传宗接代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壮大,蔓延子嗣,人丁兴旺,这样整个家族便可兴盛不衰。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地把控着我们现代,尽管大家都不太明白吃这些食物是什么原因,但大家都会自觉地去做。
那为什么西方人把火鸡作为圣诞晚餐时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呢?据说火鸡是美洲的特产。当时大量的欧洲移民刚抵达美洲,还保持着吃烤鹅的习惯。可是他们还没有在美洲大陆上摸索出养鹅的方法,于是就开始吃火鸡了。让他们吃惊的是,美洲的火鸡比他们欧洲的鹅好吃多了。于是烤火鸡就成了美国人的大菜,在重要节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而至于为什么圣诞节西方人要吃烟熏火腿,而不吃普通的火腿,则得从圣诞老人说起。大家都知道,圣诞老人是从烟囱里爬进来来给孩子们送礼物的,因而西方人觉得,他们吃的火腿也应该带有烟熏味,就好像是圣诞老人送来的一样。
在《大年三十》中,大家也应该都看到了,家家户户都在贴春联,而这春联一般都是用蘸有黑墨汁的毛笔写在红纸上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红色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喜庆色。但西方人的“春节”则不同。他们会用“圣诞色”(即红、绿、白三种颜色)来点缀、装饰他们的“春节”。红色的主要是圣诞花和圣诞蜡烛;绿色的则是圣诞树。它是圣诞节的主要装饰品,是用砍伐来的呈塔形的常青树装饰而成的。树上面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灯、礼物和纸花,还会点燃着圣诞蜡烛。红色与白色相映成趣的是圣诞老人,他是圣诞节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人物。西方儿童在圣诞夜临睡之前,都要在壁炉前或枕头旁放上一只袜子,等候圣诞老人在他们入睡后把礼物放在袜子内。在西方,扮演圣诞老人也是一种习俗。在这对比之下,大家也不难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多大了。白色在中国可谓是一种很被人忌讳的颜色,中国人都认为白色是不祥之兆,特别是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是不容许出现的,而西方人则觉得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很是推崇。
在《大年三十》中,我们应该还关注到了这么一个情节:数十个小孩子在学堂学习。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中国的孩子学得大多是四书五经;而西方的孩子则是通过请家庭教师来学习的。他们主要学的还是如何弹奏乐器,或是让老师给孩子讲《圣经》里的故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对孩子都十分重视思想教育,但西方则更注重乐器的教授。而在中国古代,先生在对小孩子四书五经的教授过程中,尽管知道他们并不理解其中的内容,但是他们相信:只要孩子们读的是好书,今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的增多,孩子们会自然而然地“悟”出其中的道理。因此,先生们会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读其中的句子,然后学生就会摇头晃脑、似懂非懂地跟读。而在西方,教师则注重让学生理解其中蕴含的意思,让他们领悟到其中包含的做人道理。这也是中西方古代教育的一个差异。
在大年三十这一整天发生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中西方人性格的差异。故事中,苏先生在吃“偷”来的番薯的时候说道,大年三十这一天,不该说是“吃番薯啊吃番薯”,这样容易被人知道自己偷了人家的东西,这样很容易让自己丢面子。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硬是把“番薯”叫做“蹄胖”,还和苏师母互相称赞“蹄胖”膘肥肉厚扑鼻香,十分美味。直到后来林嫂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带着吉儿,为苏先生家送来了年夜饭。苏先生苏师母仍想隐瞒自己“偷”番薯的事情,觉得有失面子。从这个情节我们看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十分重视面子问题。觉得面子就是自己的一切,不能让自己丢脸。同时,我们也明白,中国人也是十分团结的民族,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当看到邻居有困难时,大部分的人还是十分愿意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也就是中华民族沿袭了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但若这换做是在西方,他们的做法应该会大不一样吧。大家都知道,西方人比较直率,他们喜欢把事情都说得很清楚,不会因为面子问题而隐瞒事情真相。这也是中西方的差别之一。
从《大年三十》苏先生在偷番薯前,面对内心的愧疚与不安,向土地公公“寻求”意见的情节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我们将“神”奉为至尊地位,敬畏神灵,可是西方则不一样了,他们是把耶稣奉为至尊地位,一切请示耶稣。总之,就单从《大年三十》这个角度看,中西方的文化也存在着太多的差异。虽然不能简单地判定哪个好哪个坏,但我们应该尊重这些文化习俗。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文化差异。尽管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不少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摒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不该崇洋媚外,忽略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第四篇:从数字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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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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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从数字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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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问候语看中西文化差异
从问候语看中西文化差异
稿件来源:河北工人报作者:
随着西方文化越来越多的引进,中国观众和读者也看到了更多的译制作品,然而大多数作品一眼就看得出是翻译而来,不管是多有名气的翻译家,语言多地道。如外国电影中的人物总是用夸张的语调讲“嗨,汤姆,你好吗?”“我很好,老兄!”或者“汤姆!我的上帝,见到你可真高兴!”这种一听就不自然的“翻译体”,究其原因,不是语言翻译水平的问题,而是背后的文化差异。
一位美国网友留言道:“中国人根本不在乎你好不好,他们只关心你吃没吃。”这样说虽然有些极端,但也反映出中西文化在问候语的差异。如英文中最常用的“How are you”,直译成中文就是“你好吗”;“Nice to meet you”,就是“见到你真好”,中国人见面几乎不会用到这样的说法。汉语中最常用的问好方式,通常是以提问形式的。首先就是会令外国人感到奇怪的“吃了吗?”,当问出这句话,提问者其实并不是真地迫切想知道对方有没有吃饭这一事实(指称意义),只是一种表示亲切问候的方式(语用意义);被提问者也深知这一习俗,所以即使还未用餐,也会说“吃了”。见面问“吃”,原因源远流长。一般认为“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中国这个人口密集的农业大国中,人们关心吃的问题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了。中国古代粮食缺乏,一是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粮食产量低;二是水旱虫灾、战乱暴征等因素造成。问候以“吃”为题,有观点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时人们试图摆脱长久饥饿状况的愿望。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民以食为天”,“吃”在中国人民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无可取代。中国人喜欢以丰盛的食物招待客人,平时见面也亲切问一声“吃了吗?”,使彼此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亲近。
另一种问好方式是根据情景提问,一般是询问对方正在或即将要去做的事,有时是“明知故问”。如“小王,干嘛去啊”;看到如看到邻居早上出门,会说“上班去啊”;看到有人比自己早到了,会说“来了啊”;看到对方拿着购物袋,会说“去超市了啊”。我想这是中国特色的能够对应“Hi”“Hello”或者
“Good morning”“Good evening”的表达。如果英语中见面就问
“Have you had your meal”或者“Where are you going”就显得十分奇怪,西方人也许会觉得提问者没有礼貌,爱打听私事。而在中国人看来,有些奇怪的是,外国人打招呼常以天气做话题,如“Lovely day, isn't it?”(天气不错,是吧)。这是因为一些以英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的天气情况非常多变,久而久之,谈论天气就成了一个人们习惯的开始谈话的方式,这和中文里“吃了吗”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平凡的问好中体现着国家的差异,同时也成就了世界多元文化的无限趣
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