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员受害赔偿纠纷 代理词（推荐）

第一篇：雇员受害赔偿纠纷 代理词（推荐）

雇员伤害赔偿纠纷——代理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

作为本案原告丁丁的代理律师，我发表以下几点代理意见。第一、丁丁与才仁仁之间系雇佣关系，丁丁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伤，才仁仁作为雇主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丁丁于2010年3月4日受雇于金牛区长长货运信息部，主要负责货物搬运工作，公司安排搬运哪条线路，丁丁作为带班长，就安排下面的工人一起搬运相应的货物。2012年9月18日凌晨4点半左右，丁丁在单位门口搬货时从车上摔下并受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虽然被告辩称其兄弟才义义才是适格的被告，但是从原告提交的：“120出诊记录”和“医院病历”，能充分证明原告是在被告单位工作时受伤；“相片”能证明原告是穿起你长吉货运的工服，工服现在还在原告处，如果原告不是被告的员工，怎么可能会有被告单位的工服？还有原告住院期间，费用全是被告单位的副总郭总支付的，尽管郭总称是代才义义交的，但是我们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实际上就是被告在为原告支付医院费用。还有，原告从2010年3月至今租住在五块石蓉北商贸大道二段，从来不曾到被告所称的雅安去上过班，这一点也足以印证原告在被告单位上班的事实。

结合“事故经过”、“律师调查笔录”和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锁链，能够充分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1

丁丁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伤，才仁仁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被告单位还曾为丁丁出具了“收入证明”用以办理成都农商银行的信用卡，2012年还为丁丁购买了雇员团体意外险，保险公司的人还曾到医院来查看过丁丁的伤情，据说保险金已经打到单位账上。

原告认为，被告之所以一直想把责任往才义义身上推，我们认为是因为才义义不具有赔偿能力，因此，被告预谋让原告赢得官司但无法得到执行。因此，恳请法院明察秋毫，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充分考虑，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原告长期在成都务工，与老父亲在成都生活居住了一年以上，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

原告提交的“外出务工证明”、“工作地点相片”、“租房合同”、“房东证明”、“社区证明”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原告在成都工作生活了一年以上，结合“被扶养人证明”及老父亲的“残疾证”等证据，可知丁丁的老父亲变随儿子一起在成都生活居住了一年以上，且完全靠儿子打工挣钱赡养老人，以上证据已经形成与事实相符的证据锁链。因此，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

综上所述，原告为被告才仁仁所有的金牛区长长货运信息部提供劳务过程中身体受到伤害，才仁仁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意见，退请法院采纳，谢谢。

四川易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建军2013年7月15日

第二篇：雇员受伤赔偿纠纷和解协议书

协议书

甲方：成都量志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张洪侨身份证号：***733以下简称：“乙方”

2011年8月9日，游兄弟切割加工厂和量志钢铁有限公司共同对相邻厂房的天沟进行修复和更换，焊工赵华东施工过程中引发火灾并在救火过程中受伤，现乙方张洪侨代表伤者赵华东与甲方达成协议如下：

1.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公平、合理。本协议签订时赵华东已经处于治疗康复阶段，自签订协议自行负责转院四川天祥骨科医院。

2．在尚未明确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甲方本着人道主义一次性借乙方医疗费、生活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费，共计人民币：29000元。前期已经借给赵华东9000元，本次再借给赵华东20000元，在本协议签订后1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20000元。

3.协议签订后，在无法律判决的情况下，甲方不再支付给赵华东任何费用。

4.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伤者亲属一份。

甲方：乙方：

赵华东妻子签字确认：

日期：

第三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的代理词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的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党某某、李某兵、李某某、李某刚的委托，指派马晓明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为便于法庭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本案，代理人就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恳请法庭评议时，予以参考：

一、代理人认为，原告提交的由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足以证明，李天录与第一被告某林之间系雇佣法律关系，且李天录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发生死亡结果的，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天录死亡于其他任何原因。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作为雇主，应对其雇员李天录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致死这一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代理人认为，原告提交的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医院医学死亡证明》、等证据已清楚的证明：李天录受雇于第一被告某林，双方实际为雇佣法律关系。2009年3月，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以个人名义与本案第二被告签订了一份《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约定本案第二被告将鑫源煤矿的灭火剥离施工工程发包给第一被告某林。该协议签约后，第一被告李天录就在该工地从事安全警戒工作。2009年12月26日下午6时左右，第一被告某林承包的鑫源煤矿工地实施放炮作业，爆破作业实施完毕后，发现当天正常上班做安全警戒工作的李天录没有回到工地住地。后经该矿矿长及相关人员寻找，发现李天录在其警戒的路口上躺着，眼睛紧闭，满脸是灰，且不说话。此时，该工地相关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报案或者进行任何的抢救工作，而是将李天录拉回了鑫源煤矿的工地住地。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作为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为避免给其本人及该煤矿带来任何不利影响，并达到免遭有关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等法律后果，未选择就地治疗，而是将李天录送往宁夏平罗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李天录因经受不住漫长路途的颠簸，并在送往平罗县人民医院的抢救途中不幸亡故。

综上所述，李天录与第一被告某林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雇佣法律关系，且李天录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并发生死亡结

果的。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作为雇主，应对其雇员李天录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致死这一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代理人认为，本案第二被告将鑫源煤矿灭火剥离施工工程发包给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告某林，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第二被告应对其将工程违法发包给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第一被告某林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提交的第一被告某林与第二被告签订的《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证明，2009年3月10日，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以个人名义与本案第二被告签订了一份《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约定本案第二被告将鑫源煤矿灭火剥离施工工程发包给了本案第一被告某林。根据该《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二条第10款、第二条第12款，第三条第3款、第五条第1款之规定，该施工工程不但涉及了挖、掘、运、采等施工行为，且还涉及了火工品、炸药等施工物品。可见，该《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所约定的施工工程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土方剥离施工工程，而是一项涉及煤炭的开采、建设、爆破、灭火、土方剥离等综合性施工工程。

同时，代理人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本案第二被告鄂托克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的经营范围为：技改矿井，不得生产。从这个层面来分析，《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就是一个违法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协议。

而依据我国《煤炭法》、《建筑法》、《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煤矿安全生产规程》、《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煤矿建设安全规范》等关于施工企业资质的相关规定，施工单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施工资质【如: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爆破许可证等，个人还需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等证件】。而第一被告某林作为个体，其不但没有任何的开采技术，也没有任何施工资质和特征行业许可证。值得法庭注意的是，第一被告某林口口声声辩称道，其有煤炭开采技术，且其雇佣的工作人员均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合格后才

上岗的，但截至目前，其并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资质证明，以证明其有资质承揽该工程。可见，第一被告某林与第二被告签订的《鑫源煤矿灭火工程施工承包协议》就是一个违反法律规定的承包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第二被告应对其将工程违法发包给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第一被告某林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代理人认为，退一步讲，即使本案第二被告鄂托克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系个人独资企业，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之规定，本案第二被告鄂托克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活动。因此，本案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的代理人关于“本案第二被告鄂托克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主体资格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四、代理人认为，本案第二被告系本案第三被告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而依据我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第三被告应对其依法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的民事行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依据我国《公司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条“依照本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样。依照本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字样。”之规定，第二被告“鄂托克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的名称中并没有出现“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的字样，因此，其名称不符合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的定义。换言之，其根本就不是独立的法人实体，而系本案第三被告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本案第二、第三被告的代理人辩称说，第二

被告是第三被告依法设立的子公司，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值得法庭注意的是，第二被告向贵院提交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载明机构类型为“企业非法人”，而依据我国《公司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企业非法人是指由依照《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登记的企业法人申请设立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换言之，第二被告并不是本案第三被告依法设立的子公司。而依据我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等规定，本案第三被告应对其依法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的民事行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四、代理人认为，本案因李天录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致死而提起的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并不是对鄂劳仲裁字（2011）第6号仲裁裁决书不服提起的诉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平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拥有毋庸臵疑的管辖权。因此，本案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三被告提出的平罗县人民法院无权管辖此案的管辖权异议依法不能成立。

本案的事实表明，2009年12月26日下午6时左右，李天录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致死后，其家属确实以第一被告某林为被申请人，并于2010年 12月22日向鄂托克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2011年3月10日，鄂托克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开庭审理后，以“申请人【即党某某】申请的被申请人【即某林】主体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为由，作出“故将申请人【即党某某】的请求事项予以驳回，不予以支持。”的鄂劳仲裁字（2011）第6号仲裁裁决书。对此，代理人认为，本案原告党某某、李某某、李某兵、李某刚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提起的民事赔偿，不但与客观事实完全相符合，且与鄂劳仲裁字（2011）第6号仲裁裁决书的内容及意图【此案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完全吻合。

可本案第一被告某林的代理人为达到拖延赔偿、拒赔等不法目的，便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歪曲本案的事实真相，并肆意曲解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之规定，颠倒黑白，混淆案由【即混淆了劳动争议纠纷案由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由之间的真正区别】，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并误导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党某某、李某某、李某兵、李某刚提起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就是对鄂劳仲裁字（2011）第6号仲裁裁决书不服提起的民事诉讼，并让平罗县人民法院将此案已送至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同时，代理人认为，本案原告党某某、李某某、李某兵、李某刚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以某林第一被告、以鄂托克旗阿尔巴斯骆驼山鑫源煤矿为第二被告、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第三被告提起的民事损害赔偿，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之规定，起诉至石嘴山市平罗县人民法院。由此可见，平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拥有毋庸臵疑的管辖权。然而，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的代理人为达到拖延诉讼、拒赔等非法目的，便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法律条文进行断章取义，直接删减对其不利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之规定，而选取对其有利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并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有不遵守法庭纪律，干扰法庭审判秩序之嫌疑。

五、代理人认为，本案李天录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致死的。因此，本案被告及代理人辩称的受害人李天录死于“心脏病突发”、“喝酒所致”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已证明，李天录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并出现死亡结果的。可本案被告人某林及代理人却辩称说，李天录是非雇佣活动死亡，是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和喝酒致死，并以李天录工友的证言、医院医学死亡证明和派出所的死亡证明为证。对此，代理人认为，本案被告的代理人的抗辩理由不但不成立，且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也没有任何足够、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其抗辩。具体理由如下：

（一）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已证明，李天录是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出现死亡结果的，而不是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和喝酒致死。

（二）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已证明，李天录在送往平罗县人民医院的抢救途中不幸亡故。因此，医院出具的医学死亡证明没有对李天录死亡的病因作出判断和评价，该医学死亡证明只能证明李天录于当天死亡这一案件事实，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断或者证明李天录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

（三）众所周知，派出所并没有任何司法鉴定资质，也就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力对李天录死亡的真正原因作出判断和评价，派出所的死亡证明只能记载李天录于当天死亡这一案件事实，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推断或者证明李天录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

（四）第一被告某林的代理人为达到证明李天录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和酒场喝酒致死，便申请证人曹振华、冯震、张生福、王善礼、罗金忠等人出庭作证。上述证人在出庭作证过程中，代理人就李天录于事发当天是否喝酒进行了发问，他们均回答李天录在事发当天并没有喝酒。可见，第一被告某林及代理人关于李天录“死亡实属酒场喝酒所致”的抗辩理由不但缺乏事实，却缺乏证据支持。据此，代理人认为，第一被告某林的代理人这种臵事实及证据于不顾的行径，不但扭曲了案件事实，且严重妨碍了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并对亡者有不尊重和侮辱、诽谤之嫌疑。同时，代理人认为，证人曹振华、冯震、张生福、王善礼、罗金忠人系普通民众，他们并没有任何医学知识，因此，我们不能依据他们的片面之词，就认定本案被害人李天录死亡于疾病。

六、代理人认为，证人曹振华、冯震、张生福、王善礼、罗金忠等人系被告某林的雇员，与某林有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他们所做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难以查清。更为重要的是，曹振华、冯震等证人所作的证言并不能直接否定或者推翻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

第一被告某林的代理人为达到证明李天录是非雇佣活动死亡，是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和喝酒致死之证明目的，便申请证人曹振华、冯震、张生福、王善礼、罗金忠等人出庭作证。对此，代理人认为，上述证人出庭所作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理由如下：

（一）、曹振华、冯震等证人与被告某林有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所做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难以查清。同时，曹振华、冯震等证人的证言并不能直接否定或者推翻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

证人曹振华、冯震、张生福、王善礼、童凤山、罗金忠均系被告人某林的雇员，与第一被告某林有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所做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难以查清。代理人认为，证人曹

振华、冯震、张生福、王善礼、童凤山、罗金忠等人均系本案第一被告某林的雇员，受本案第一被告某林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与某林有经济等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很难考究他们所做证言的真实性、客观性。对此，代理人恳请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之规定，对上述证人所作的证言依法予以排除，不予以采信。

更为重要的是，曹振华、冯震等证人所作的证言并不能直接否定或者推翻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对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之相关规定，对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依法予以采纳，而对曹振华、冯震等证人所作的证言不予以采信。

（二）曹振华、冯震等证人所作证言互相矛盾，应依法予以排除，不应采信。

在上述证人出庭作证过程中，代理人及审判长就本案的相关事实对他们进行了发问。但他们就几人【五人还是六人】吃饭、是否喝酒及谁喝酒、杨万元是否在场、李天录倒下去的面部反映、是否进行现场抢救工作等问题的回答不但前后矛盾，且互相矛盾，也难以自圆其说。具体的矛盾之处如下：

1、代理人认为，到案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被害人李天录系喝酒致死，代理人恳请贵院依法查明、认定。

纵观第一被告某林的答辩状及庭审过程知悉，第一被告代理人辩称，本案被害人李天录系吃饭喝酒致死。而到案的证人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代理人对他们进行了询问，证人均直接回答当天并没有喝酒。可见，第一被告某林的代理人所辩称的“本案被害人李天录系吃饭喝酒致死”的理由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依法不能成立。

2、究竟是几人在吃饭喝酒？证人在庭审过程的说法不但与他们在原审中的书面证词前后不一致、互相矛盾外，且证人在庭审过程中的回答也互相矛盾。

在本案的原审中，本案第一被告某林提交的书面证言清楚的显示，是5个人在吃饭喝酒。然而，在此次开庭过程中，除了证人证人曹振华回答是5人吃饭喝酒之外，其余的证人均回答是6个人在吃饭喝酒。可见，究竟是几人吃饭喝酒？证人在庭审过程的说法不但与他们在原审过程中的书面证词前后不一致、互相矛盾，且证人在庭审过程中的说法也互相矛盾，即证人均在撒谎，证词并不能真实、不客观的呈现案件。

3、代理人认为，对被害人李天录倒下去的面部表情如何，到案证人的回答互相矛盾。代理人恳请贵院依法查明、认定。

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代理人就“被害人李天录倒下去的面部表情如何”对证人进行了询问。证人曹振华回答被害人李天录倒下去后没有任何表情，证人张生福却回答被害人李天录嘴吐白沫。而在此次开庭过程中，证人张生福却回答被害人李天录倒下去后没有任何表情。可见，对被害人李天录倒下去后面部表情如何，证人的回答竟然互相矛盾，即证人有撒谎、作伪证之嫌疑，不宜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值得人民法院注意的是，此案已经历多年并三次开庭，且证人均到庭参加庭审活动。虽然他们都没有旁听本案的法庭审理，但毕竟他们是工友，这就很难保证他们之间没有商讨过案情，而这为他们互相串供、保持口供一致、如何回答法官发问、如何回答代理人发问等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

七、代理人认为，本案并没有过诉讼时效，因此，第一被告某林及代理人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原告提交的由第一被告某林亲自书写的《事情经过》、《鄂劳仲裁字（2011）第6号仲裁裁决书》等证据显示：2009年12月26日下午6时左右，李天录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在送往平罗县人民医院抢救途中死亡；2010年10月，本案原告党某某、李某某等人向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1年3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鄂劳仲裁字（2011）第6号仲裁裁决书；2011年10月31日，本案原告党某某等人依法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人民法院起诉，并被依法受理。而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

条“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之规定，本案因原告党某某等人主张权利而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可见，本案并没有过诉讼时效。

八、代理人认为，本案的有关赔偿标准应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于2012年5月9日发布的《2012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伤亡人员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通知》的相关数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之规定，本案的有关赔偿标准应依据2011年统计数据。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于2012年5月9日发布的《2012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伤亡人员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的通知》的相关数据，本案的有关赔偿费用计算如下：死亡赔偿金为351580.00元【17579元/年×20年=35158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633元【4726.6元/年×20年÷4=23633元】；丧葬费22287.00元【44574元/年÷2=22287.00元】。

九、代理人认为，本案受害人户籍虽为农村户口，但属于在城务工人员，而依据有关司法之规定，本案有关的赔偿费用应按照当地城镇居民的有关标准计算。

被害人李天录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其系城市务工人员，且经常居住在城市。对此案件事实，原告提交的由本案第一被告某林提交的“答辩状”予以证明。同时，在本案在开庭过程中，第一被告林天林及代理人承认李天录属于城市务工人员，且证人证言也能证明这一案件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之规定，代理人恳请法庭依法对该“答辩状”关于这部分的内容依法予以采信。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3日给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罗金会等五人与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理解及使用问

题的请示》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罗金会等五人与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及理解及使用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决定，答复如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激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虽然为农村户口，但是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之规定，本案的死亡赔偿金等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综上所述，李天录与本案第一被告某林形成的是雇佣法律关系，且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并出现死亡结果。对此，本案第一被告某林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第二被告将工程发包给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个人，属于违法发包行为，应对其违法发包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第二被告系本案第三被告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因此，本案第三被告应对其设立的分支机构的民事行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亡者已经逝去，生活还需要继续，原告之所以要求赔偿，是希望给予生者最好的安慰和生活补助，别无其他。而本案第一被告某林为达到拒赔目的，就臵其亲笔书写给其雇员李天录家属的《事情经过》所记载的客观事实于不顾，并通过讲述一些莫须有的事实，把自己说成大善人，还用恶言对亡者的家属进行中伤，这无疑是往伤口上撒盐，再次刺痛亡者家属的伤疤。对此，代理人恳请法庭依法查明、认定本案的客观事实，并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代理意见，恳请法庭予以采纳！

1、接受劳务者的责任

接受劳务者在劳务关系中作为劳务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和风险的防控者，对提供劳务者的活动应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对提供劳务者的职业活动提供必须的保障是接受劳务者的责任，因为只有接受劳务者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防范这种风险。但实践中，他们一般都缺乏必要的安全设备，很少进行安全教育。接受劳务者的上述过错，是造成伤亡事故的主要因素。因此接受劳务者承担相对较重的法律责任，符合社会利益平衡原则。所以，在划分责任时，接受劳务者一般应承担主要责任

2、提供劳务者的责任

提供劳务者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受到伤害的情形非常普遍，一般情况下，提供劳务者本人存在对自己安全注意不够的过错，应自负相应的民事责任。判定提供劳务者的注意义务时，必须考虑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来自农村，注意义务能力较弱等诸多因素，不能让其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只要他们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可认定提供劳务者没有过错。即使提供劳务者有轻微过失的，一般不作为减轻接受劳务者责任的依据。有些案件中，其本人的过错较明显，甚至是造成其伤亡的主要因素，这时其本人应承担较多的责任，但不宜承担主要责任。此类案件划分责任的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加公平原则。提供劳务者本

人受了伤，如让其承担主要责任，就过分强调了过错责任原则而忽略了公平原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第四篇：名誉权纠纷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浙江金麦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潘某某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与被告王某某名誉权纠纷一案中的诉讼代理人。本人接受委托后，就本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查阅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第一、本案被告有侵权行为。被告自2009年端午节因300元慰问金事项就曾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的人诽谤过原告，说原告贪污了300元，后经查实，被告才默认属于自己的过错。但被告并没有吸取此次的教训，事后借政府计划在某公寓沿河修建游步道事宜再次诽谤原告贪污30万巨款，再次在公共场合，向公众宣称原告是个贪污分子，不仅对原告的邻居说，同事说，还向原告的工作单位举报，性质十分恶劣。这些事情均有证人证言加以证实。

第二、被告的行为是被告故意所为。我们认为被告虽然年纪大但精神是正常的，主观上是故意的毋庸置疑的。从被告的行为上看，被告确实是想通过这种毫无根据的侮辱诽谤行为试图败坏原告的名誉，甚至有想让原告受到刑事处罚的目的。否则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公众场合，向原告周边的及原告的家人周边的人宣扬自己毫无根据的言论。直至给原告造成无法愈合的伤口。

第三、被告的行为直接给被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被告受到了实际的伤害。从2002年到现在，经民主选举，原告一直在某公寓业委会工作，从2003年起担任某公寓第一党支部书记社区书记，通过自己认真负责的工作，得到了社区居民对原告的积极肯定的评价。现能够连选连任，是社区居民对原告为人处事的赞许，原告很珍惜这一名誉，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虽然不能保证为社区居民服务的每一件事都让每一户居民满意，但那份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勤恳，乐于助人，兢兢业业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即使在日常工作中碰到邻里纠纷或偶尔出现处理事情有失偏颇，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但作为被服务的居民，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理对待社区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年老长者，更多的应当是体谅，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虽然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都有对社会公共事业及工作有监督的权利，但法律绝不允许毫无根据的四处散播谣言，恶意诽谤他人。

一年多来，由于被告的诽谤，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原告为此经常夜不能寐，家庭生活为此经常陷入危机，丈夫埋怨都老夫老妻了还经常吵架，为此，前不久还因被告在公众场合的一次毫不负责人“宣扬”原告“贪污”事情，原告的老公听到后，为了维护自己老伴的合法权益还与被告当众发生过口角。儿女们也是不理解，都要求母亲辞去工作，过点清闲的日子。走在社区里，大街上，在社区上班中，总觉得邻居朋友及单位同事总有些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儿女们的幸福也被他们的同事们看做是“腐败后的幸福”，也使得它在社区上通下达的日常工作都不像以前哪么得心应手，在工作中碰到有些个居民不顺心时，对方会冷不防的低声说道“自己都贪污腐败了，还能做好什么事？”虽然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歪”，但原告也是普通人，不能超凡脱俗，她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对她的评价。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早已年过半百的，一辈子都安分踏实的走过来的老年人，到老了还要被人诬陷诽谤，精神如何能够受得了？原告是也曾有过离职这样的念头，但是作为一名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她是哪么的坚信党的宗旨，坚信党员的义务，坚信国家的法律，尽可能的克服困难向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社会需要和谐，和谐不是在书面上的，更不是仅仅拿来演讲或调侃用的，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作为老年人应当作为年轻人的楷模、典范，不能为老不尊，甚至做出违法的事情。我们说和谐是应当相互礼让，但绝不是一味毫无原则的躲避、退缩。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等规定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从而建设并维护和谐的法治社会。

当事人：潘某某 特别授权代理人：熊律师 2011年10月11日

第五篇：离婚纠纷代理词

文 章

来源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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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纠纷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xxxx律师事务所接被告xx的委托，指派xx担任其一审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活动。通过今天庭审，围绕焦点，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院采纳。

一、子女由被告抚养更为合理。

子女抚养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哺育期后的子女抚养，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由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而法院在具体判决中，就会明确子女跟其中一方抚养，另一方负担抚养费及计算标准，并明确探望权及探望时间、探望次数以及协助义务。

在这里，原告拿出两年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说双方对子女抚养达成约定事项。然而，离婚协议是以到民政部门领取离婚证为生效要件。由于双方之后并没有办理相关离婚手续从而认定该离婚协议没有生效，进而认定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应当由法院视情况作出判决。

而被告抚养子女更为合理的理由，是：

1、子女年龄幼小，跟随被告生活更利身心健康发展。子女才3岁多，年龄太小，需要悉心照顾，被告作为女人，比其他原告更会照看孩子，这是其一；其二，被告除工作之外，有更多时间照料子女生活，比父母之外的其他人更关爱孩子；其三，被告作为医务工作人员，更能掌握子女身体发育、疾病预防与治疗。

2、被告生活居住的环境，有利于子女的成长。被告居住地，地理位置相对于原告来说，优越得多，与外界接触也就自然多，受外界好的信息也快得多，对小孩的成长提供的便利条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被告居住地的教育教学等各方面条件，为小子提供良好教育条件。

3、被告今后再婚、再生育因素，也是子女跟随被告生活的理由。被告已经30多岁，离婚后再婚就会困难，离婚后的寄托就在子女身上，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被告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再生育的风险非常大，为此就把希望放在子女的身上，不再想其他问题。

综合上面因素，从对子女今后的生活、今后的教育来看，子女跟随被告生活更有利；再结合被告的现实情况，子女跟随被告生活，更通情理。因此，被告要求子女跟随被告生活，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事实要求。

二、财产分割，应当充分考虑被告的利益。

根据法律规定，没有约定情形下，婚后取得的利益就是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当分割，并对女方和无过错方倾斜。

原被告双方从组建家庭到现在原告诉讼离婚，共有以下几项财产：

1、四年前，为了组建家庭，被告从信用社贷款购置了电视、洗衣机、冰箱、衣柜、沙发、梳妆台等财产，之后再没有添置过财产。

2、四年前举办婚礼时，被告娘家送的嫁妆有：电脑、铺盖、碗等。

3、四年前原被告的小孩满月酒时，被告娘家送的东西若干。

4、三年前，原告和其亲戚合办沙厂。

以上财产，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前签订的《离婚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被告请求法院查清后，按照被告的意图予以分割。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结合事实与法律，法院应当考虑子女成长环境、考虑被告是女方的相关因素，按照被告的请求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来源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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