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历史记忆的关系

第一篇：摄影与历史记忆的关系

摄影与历史记忆的关系

早在上古时期，从原始先人的结绳记事到岩壁磨刻抽象的图画可见，先民对自身历史的记载早已产生。文字的记载总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图像的记录则更为具体、真实。

人类需要通过图像来见证历史、传承历史、澄清历史。如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为此，新华社编发了《历史岂能篡改——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日军铁蹄践踏东南亚史实》等大量历史新闻图片，为各地报纸广泛刊载。历史照片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日本侵略军惨绝人寰地枪杀、活埋、奸淫我同胞的景象，看到了手提人头留影的的日本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了日本政府掩盖侵略行径的企图。

摄影的本质是写实，在历史叙述中，这一功能被体现得尤为重要。纪实摄影在中国广受重视，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正是因为纪实摄影在充分地利用摄影的写实功能；而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在今天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无不是因为其充分地体现出摄影在写实方面的特殊威力。在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中，严肃史实的修改，大多因为考古挖掘获得了新的史料而对既有的定论产生新的发现；或者因为当初的原始记录即因掌权者的私欲而扭曲、在后世被修正。而在摄影术诞生之后，准确而言是“二战”之后，摄影在广泛领域的运用，使得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叙述，既不可如前人那样无所羁绊地在文字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也不能沉醉于想象的世界中驰骋天赋，摄影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见证着世间发生的一切，也在一定的层面上左右着历史的进程，自然也对坚守固有的传统思维展开历史书写的历史学家，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史册中的人类生活，绝大部分都被战争、社会剧变、自然或者人为的灾难以及种族冲突、群体性的不幸事件所充斥，虽然平和宁静的日子是任何时代的人们生活的常态，然而那样的生活在大多数有关历史的叙述中，都被压榨得只剩下只言片语的过渡。李晓斌的《上访者》，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影像记录；郑鸣的《倒闭后的滋味》自然是改革开放艰难期的中国，国有工业企业遭遇时代转型时极具标志性意义的画面，而贺延光的《哀悼生命》则成为后人了解2004年中国人经历非典时的难忘瞬间。它们并不像战争、灾难影像那样富有刺激性，然而它更接近于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

所有的摄影，如今，往后，愈形珍贵，只因历史遗存的文本，论雄辩，无过于影像，唯余影像——历史照片成于历史的终点和起点。历史穿越时间，时间与记忆在照片中会合：其中的人，成长变化，在端详照片的一瞬，再度为历史的人证。

第二篇：婚纱摄影与色彩学的关系[推荐]

完美婚纱照需要搭配适合的色彩才能更加出色，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婚纱照更加出色了，从礼服、小配饰、新娘妆容等等各个方面出发，塑造出一个完美的新娘，拍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婚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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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婚纱照需要搭配适合的色彩才能更加出色，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婚纱照更加出色了，婚纱摄影的色彩搭配。

1.：暖色系衣着穿起来更为协调，但要注意它是否确实能呈现出新人的风采。

2.：衣着配色要本着出众的打扮而不是让衣着抢目，盖过了新人的光芒。

3.：色彩亮度因人而异，有些人适合高对比度，而有些人低对比度更显柔和协调。

4.：春季型：要求配色--清丽明亮柔和

常用色彩：珊瑚色、蜜桃色、米黄色、柠檬色、绿色、薄荷色、土耳其蓝、浅蓝、象牙白等。

5：夏季型：要求配色--柔丽明艳清丽

色彩：粉紫色、水蓝色、可可色、冰粉红、宝石绿色、薄荷绿、玉石蓝、玫瑰红等。

6：秋季型：要求配色--温和艳丽柔丽

常用色彩：枫叶红、南瓜红、叶绿、豆纱色、黄色、桔色、莱姆色、橄榄绿、金色、奶油白等。

7：冬季型：要求配色--明亮艳丽明艳

常用色彩：皇家兰、皇家紫、艳桃红、冰粉红、正蓝色、柔白色、纯白、暗酒红、深红紫等。

第三篇：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内容提要：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 历史心性”；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及二者的变迁，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心性

历史事实：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新发掘，又掀起一波对古蜀人的寻根热潮。有些学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认为华阳国志之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可被证明为历史事实。

我们且将“蜀王世胄为黄帝后裔”是否为一历史事实这问题搁下。对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来说，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传统上对史料的内外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并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来探索历史事实。基本上，这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因此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过去”遗存，客观反映过去的人类行为与其社会结构。若这些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如此的史学研究，使我们的历史知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丰厚的成长累积。

然而也就在20世纪之末，许多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建构的历史知识产生怀疑；“解构”此历史知识成为一时风尚。究竟近代以来累积的历史知识有何问题？关键问题之一，在于结合各 种史料、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历史事实”的“类比法”（analogy）。虽然“类比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的类比活动中，我们常陷于自身所处之社会文化迷障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受社会文化影响；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而忽略身边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现象。同样，若我们将对历史的探求当做是一种“回忆过去”的理性活动，此种“回忆”常常难 以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譬如，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文化中，历史记载经常都是男性的活动；但在读这些史料时，沉浸在此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会太注意这样记载过去有何不寻常之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觉醒中，学者开始注意一些多元的、边缘的、异常的现象，并从中分析意义。譬如，文献史料被当做一种“文本”（text）或“述事”（narratives），以强调其背后的社会情景（context）与个人感情。如此，学者不再以“史实”为取舍标准对一篇史料去芜存菁；对于“芜”，学者或更感兴趣——若一段史料叙述不是事实，或两种叙述中有矛盾，为何它们会如此？这一类的研究，多少都涉及一些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

总之，无论是在新的、旧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之下，历史事实是一位历史学者永恒的追求。我在许多过去的著作中都强调“历史记忆”研究，这并不表示我不追求历史事实。我只是认为，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 “史实”。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我先简单介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记忆理论，及其与史学和人类学之关系。在社会学的研究中，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他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为了强化作为“共同起源”的开国记忆，以凝聚国民此一人群的国家认同（注：

①Lewis A.Coser，“Introduction：Maurice Halbwachs，”in On Collective Memory,ed．＆ 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Maurice H 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de la mem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2）．）。记忆的另一面则是“失忆”。譬如小学生活回忆凝聚小学同学会成员；当小学同学不再聚会，从此缺乏共同的回忆活动，小学生活片断也逐渐被失忆。

另一位学者，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其对于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人类“心理构图”（schema）的实验与诠释。“心理构图”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与印象集结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由过去记忆来印证或诠释从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这些个人的经验与印象，又强化或修正个人的心理构图。Bartlett指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199－202，296．）。由个人心理学出发，Bartlett所强调的仍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记忆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些概念，常与族群认同、国族主义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也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在人类学的族群本质（ethnicity）研究中，基于对“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的了解，学者探讨族群认同如何藉由其成员对“群体起源”（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来凝聚，以及认同变迁如何藉由“历史失忆”来达成。在近代国族主义研究中，历史学者也分析近代国族主义或殖民主义下“历史”的建构过程（解构国族历史），及相关的民族英雄与其事迹如何被集体想象与建构。如此的研究取向及对“历史”的宽广定义，使得人类学者眼中的“土著”不只是现时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功能运作下的个人，更是特定时间概念、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塑造下的个人。如此也开启对于不同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分野，与相关权力关系（politics）的研究与探讨。

在此，我想对一些词汇做一些说明。James Fentress与Chris Wichham在他们的著作中以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来取代集体记忆一词，以强调他们着重于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此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如何传递（注：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Social Mem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 92），ｐ．Ⅸ．）。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之时，我认为至少应分别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我们且称之为“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第二种，范围较小，我们且称之为“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如一个著名的社会刑案，一个球赛记录，过去重要的政治事件等等。如此，尘封在阁楼中的一本书之文字记载，是该社会之“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不能算是此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第三种，范围更小，我且称之为“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后裔，哪些人是征服者的后裔；“我们”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统、核心人群，哪些人是外来者或新移民。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如此，前述社会“集体记忆”中的一项重大社会刑案或一个球赛记录，固然也可作为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但它们不是支持或合理化当前族群认同与区分的“历史记忆”。此种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历史”有别之处为，此种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因此我也曾称之为“根基历史”。

“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它们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

以下我将脱离这些理论介绍，以实际的例子说明历史记忆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我认为，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context），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 与区分体系。

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过去的事实”包含自然界的消长变化，个人与各种生物的社会生活细节，以及环境与生物间大大小小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以新考古学家如何看待“器物遗存”为比喻，并以西周史料为例证，来说明这种对待史料的态度。以下我简述这个看法。当代考古学者，并不把一个考古遗存简单当做是“过去事实”的遗存，而将之视为一连串社会与自然活动下产生的古代垃圾。考古器物遗存的形成，首先便涉及一个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注：Robert J．Sharer＆Wendy Ashmore，Archaeology：Discovering Our Past（Mountain Vie w，CA.：Mayfield Publishing Co.，1987），pp.72－75．）。同样，我们可以将历史文献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它们也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古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以此观点，一篇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大约如下。1．选材：社会群体或个人选择或虚构一些当代或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2．制造：人物、事件与其他因素经过刻意的文字组合、修饰，使之具某种社会意义。3．使用：这样的社会记忆被用来凝聚或强化此社会群体的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以争夺本群体的社会优势或核心地位。4．废弃与保存：在各种社会记忆相辩驳抗衡的过程中，有些社会记忆被失忆，有些被刻意保存、推广（注：王明珂：《历史文献的社会记忆残余本质与异例研究——考古学的隐喻》，《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国史馆（台北），1998年。）。

以“西周史”研究为例可说明此种看待史料的新态度，以及其历史知识的产生逻辑。中国西周史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文献史料：一是西周金文，一是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传统的办法是“类比”——在此两种文献中找寻“相同的或可互证”资料，以建构我们对于西周的了解。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两种文献有不同的性质。西周铜器铭文主要反映的是在西周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一种认同与区分体系），一个贵族认为重要且值得保存的社会历史记忆；先秦文献则主要是战国汉初时人在当时社会情景下对西周的回忆。

由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context）；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以渭水流域出土西周铜器之铭文来说，它们所展示的是当地贵族的家族、姻亲联盟、西土旧邦、周之邦国等一层层的由里而外的认同结构。这种认同结构，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利益分享、垄断的社会分群结构（注：西周铜器铭文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产生过程及意义如下。首先是“选材”。铜器铭文中，通常有作器者之名、其祖先之名或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自身因此受赏的荣耀。西周铜器中有许多是为妻、母及出嫁女儿所作之器。这些女子的母国姓氏也是被记忆的素材。其次是“制造”与“使用”。被选择的人、事、物，被 组织起来以使之产生意义。家族姓氏或族徽成为强化家族认同的记忆。对于妻、女、母等姻亲之记忆被组织来，以夸耀本家族与外界的政治联盟关系。在一些较繁杂的铭文中，当代与过去的人、事、物被组合成一种具特殊意义的述事（narratives）。如在许多铭文中，祖先辅佐文武王的功绩或作器者的当代功绩，受赏赐之物所象征的威权与尊贵地位，以及“子子孙孙永宝用”所隐含对未来的期望，共同组构成一个述事文本，用以强调在周王为首的政治秩序中本家族延续性的尊贵地位。在此，“使用”的含意远超过人们对器物工具性的使用。在一个社会中常蕴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竞争的多元社会记忆，它们透过不同的管道相互夸耀、辩驳与模仿、附和，各社会人群藉此凝聚其群体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抗衡。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铜器铭文，其所蕴含的时代与社会意义便在此“使用”过程中产生。最后，在社会权力运作与抗衡下某些优势社会人群的记忆得到强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记忆则被失忆或废弃。铜器材质珍贵、制作耗力耗时，只有掌握社会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藉此将他们的集体记忆记录下来，并以此支持其优势之社会地位。再者，绝大多数带铭文的西周铜器都出于渭水流域，此也显示当时的“东方”在政治权力上的边缘地位。）。与此相同，战国汉初时人在新的认同体系下，从过去的社会历史记忆中选材，并混合其他原素以制造新的社会历史记忆。这便是先秦文献中所描述的西周。因此先秦文献与西周金文对于同一事物记载之“差异”，是我们了解由西周到汉初一个历史人群认同变迁的关键。这个历史人群的认同变迁，也就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在新的认同下，华夏想像北方戎狄为长久以来的敌人（注：譬如，征伐“蛮夷”有功而受赏之事，是金文中很普遍的一个记忆主题。征伐的对象主要是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等东方或南方族群。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北方的戎狄却成了西周由始至终的敌人。这个“失忆”的意义在于：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之北与西北人群之牧业化、移动化与武力化，及其南向在华北地区争夺生存资源，是华夏认同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公司（台北），19 97年。）相反，南方与东南蛮夷的“华夏华”，也藉由“失忆”与建构新历史记忆来达成。如，春秋时华夏化的吴国王室，曾假借一个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55－287页。）。

将文献史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历史知识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是发现“异例”（anomalies）——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西周与战国时人记忆间产生的“异例”，古人与今人之历史理性间的“异例”，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间的“异例”。对于文本及其反映“异例”之分析诠释，是一种将其情境化（contexturalize）的活动。“情境化”，主要是说明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及相应的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之下，此文献被制作出来。将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不同于将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之处是，研究者时时都在探索“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透过情境化，一方面文本及“异例”在特定历史情境之理解下得到合理诠释；另一方面，历史上特定社会之“情境”及其变迁成为新的历史知识。

口述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当代口述历史学者常藉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记忆，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追求“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工具。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样的口述历史只是为“典范历史”增些枝节之末的知识而已。甚至它更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男性、统治者、优势族群观点与其偏见下的“典范历史”，而使得“历史”成为阶级权力工具。与此对抗的另一种“口述历史”研究，则以采访编撰妇女、劳工、少数族群或过去之政治受害者之口述记忆为主轴。此类口述历史学者，经常将口述历史作为某种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仍是一种有主体偏见的“历史建构”，一种“认同史学”，一种为了社会群体认同所建构的“历史”。

我认为，将口述历史中的“过去”限定为受访人亲身经历的“过去”，或将口述历史视为补充或纠正由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真实历史”的工具，都忽略了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由社会记忆观点，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一位羌族记得祖先的过去，因为他是家庭与家族成员。他记得本国的开国历史，因为他是国家之成员。他记得自己是“炎帝”、“三 苗”或“孟获”的后代，因为社会历史记忆告诉他，羌族是过去好作乱而被汉人打败的民族。因此当代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它们透露“当代 ”社会人群的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过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由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喻。在一个夏夜的荷塘里，无数的、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争着诉说：“我存在”。不久我们的注意力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较宏亮的、较规律的蛙声。除此之外，似乎一切都归于宁静。这宏亮规律的蛙声，便是我们所相信的“典范历史”。其余被忽略的蛙声便是“边缘历史”。我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

相较于文字记忆来说，口述记忆的传递媒介是普遍的口语；因其普遍所以不易被社会权力掌控。即使在文字文明之中，我们许多的社会记忆仍赖口述在社会间流传。更不用说，在近代之前许多人类社会并无文字，其历史记忆主要赖口述来传递。因此“口述历史”让我们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多元的边缘历史记忆。这些边缘历史记忆及其述事的荒谬、不实，或其反映典范历史述事的荒谬、不实，都形成一种“异例”。深入分析这些述事与“异例”并将之“情境化”，可以让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与“他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忆、述事和人类社会文化背景（情境）之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下我以川西羌族的口述历史为例说明。

对于当代羌族来说，文字记载的羌族史——典范历史——只在近50年来才成为当地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只有羌族知识分子知晓此种历史记忆。我曾在过去6年中（1995－2000年），利用数个寒暑期在川西山中探寻当地的认同体系与历史记忆。在许多深沟村寨中，我都曾采集到一种社会记忆，一种“弟兄故事”。以下是在松潘附近一条沟（山谷）中搜集的口述例子。

1．最早没有人的时候，三弟兄，大哥是一个跛子，兄弟到这来了，还一个么兄弟到一队去了。大哥说：“我住这儿，这儿可以晒太阳”；所以三队太阳晒得早。么弟有些怕，二哥就说：“那你死了就埋到我二队来。”所以一队的人死了都抬到这儿来埋。

2．以前这没得人，三弟兄是从底下上来的。上来坐在月眉子那个墩墩上。又过了一两个月。那个就是——不是三弟兄喔，那是九弟兄——九弟兄占了那地方。三弟兄打伙在这条沟。还有两弟兄打伙在那条沟，大尔边。还有两弟兄打伙在大河正沟，热务区。九弟兄是黄巢，秦朝还是黄巢？秦朝杀人八百万？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就躲不脱了，就走到这儿。一家九弟兄就到这儿来了。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3．高头来的七弟兄。从那七弟兄，有些安在大尔边，有些朱尔边、纳期、郎该、尼巴，是这样分出来的。他们是在这个啥子朝代打散的？跑到这来。原来这儿没有人。没有人，这下子七弟兄到这儿；只来三弟兄，还有四弟兄是纳期安了一个，大尔边，还有尼巴那安了一块，是这样分出来的。

4．七弟兄，黑水有一个，松坪沟一个，红土一个，小姓有一个，旄牛沟有一个，松潘有一个，镇江关有一个。五个在附近，迁出去两个；一个在黑水，一个在茂县。

这条沟（埃期沟）中有三个寨子。例1、2之“三兄弟故事”，说明沟中三个寨的祖先来源。这是当前这沟中人人皆知的集体记忆。三个寨子的民众，共同分享沟中的资源，也彼此分享各寨所拥有的资源。三寨在阳山面（早晨晒得到太阳），一寨与二寨同坐落在阴山面。因此在这故事中，老二与老三关系格外亲密；不只住在同一边，死了也葬在一起。这个兄弟故事所显示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也表现于三个寨子敬菩萨的习俗上。三个寨都各有各的山神菩萨。二寨又与一寨共敬一个菩萨“忽布姑噜”。三个寨共同敬一个更大的山神菩萨“格日囊措 ”。

例2、3中的九弟兄故事或七弟兄故事，说明沟中三个寨子与邻近的纳期、热务沟（红土）、大尔边沟（含朱尔边）等地村寨人群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小沟或村寨（包括埃期沟），共同坐落在“小姓沟中”。因此简单地说，这两则故事说明埃期村民与其他小姓沟邻人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人群范围中，埃期村民们的说法便有许多分歧。例2中的九弟兄故事，九弟兄的后代分布较广，除埃期外还包括热务与大尔边的人。例3故事中七弟兄的后代分布要略狭些；除了埃期三寨外，下游仍包括大尔边沟的人，往上游去只包括纳期、尼巴的人。有些老人说“埃期五弟兄故事”，范围更要狭些；三弟兄到埃期三个寨子，另两个分别到纳期与尼巴。

例4报告人叙述的是“七兄弟故事”；在埃期沟只有极少数见识广的人说这故事。这七兄弟故事涉及更广大的人群范围。这些地区人群，以目前的民族与语言分类知识来说，包括红土人（热务藏族），小姓沟人（藏族、羌族），松坪沟人（羌族）、镇江关人（汉化的羌族、藏族与回族、汉人）、松潘人（以汉族、藏族为主）、旄牛沟人（藏族）与黑水人（说羌语的藏族）。在这弟兄故事中，由于小姓沟所有村寨的人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后代，因此“小姓沟人”认同得到强化。更重要的是，这“七兄弟故事”强调一个以小姓沟为核心，包含许多村寨与城镇藏、羌群众的人群认同。这些地区的村寨与城镇人群，也就是一个见识广的小姓沟人在松潘城中常能接触到的人群范围——在小姓沟人心目中，这也是共同祭松潘“雪宝顶”菩萨的人群。

一个认真探索“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不会认为埃期沟村民所说的这些“过去”是曾发生的“历史事实”。显然，在这些故事中“过去”随着一群人（或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范畴而改变。由社会记忆观点，我将之视为一种“历史记忆”——与许多我们所相信的“历史”有类似功能的“历史记忆”。“历史”，特别是说明一群人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以共同的血缘传承关系凝聚一个人群（族群或民族）。《史记》中溯及夏的始祖为弃，商的始祖为契，周人始祖为后稷，以及我们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都是此种追溯族群起源的历史述事。

19世纪一位英国律师Henry S.Maine写了一部名为《古代律法》（Ancient Law）的书，书中的主题是社会中的亲属血缘、领域主权与此二者的延续传承（注：Henry S.Maine，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 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USA：Dorset Press，1986／1861）．）。律法维系社会的整合与延续，因此Maine透过律法对于人类社会做了最简洁有力的定义——凝聚在血缘、地缘与其延续关系下的人群。事实上人们也透过“历史记忆”来维系与延续这样的人类社会。在追溯群体 起源的“根基历史”中，我们也可发现Maine所提及的三个基本因素：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这便是“根基历史”述事的主轴。最终目的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我们（或他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为何我们（或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我们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以此查看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或民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不脱这些根基历史的述事模式。以此而言，“弟兄故事”之述事中有共同的起源与血缘联系（弟兄），有空间领域及其区分（弟兄到这儿来并分居各地），有血缘与领域的延续与传承（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占居各地的人群）——为何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历史”？事实上，“弟兄故事”与绝大多数文 字文明中的“根基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弟兄故事”中没有量化的时间，没有英雄与事件，以及“起源”是几个弟兄而非一个英雄圣王。可以说，它们是“根基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

在这些青藏高原边缘的深沟中，居于同一沟中或同一区域的各村寨，在资源关系上既合作分享又敌对竞争。“弟兄”关系便含有这些隐喻；一方面兄弟同出一源，他们合作以保护共同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亲近的竞争关系，兄弟之间又是区分与敌对的。因此“弟兄故事”作为一种“历史”，以弟兄间的血缘关系记忆凝聚一些在对等基础上既合作且竞争的人群。这些资源共享与竞争背景，与相关的一层层由内向外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提供我们了解“弟兄故事”之口述文本的“情境”。同时，“弟兄故事”口述记忆在此之普遍存在及其“情境化”之理解，也证明我们对于本地人群社会“情境”——资源环境、族群认同与“历史 记忆”间之关系——的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以上所提及的“弟兄故事”，目前较常见于各深沟村寨之中。当代羌族人认为这是“只有老年人在摆的”故事；因此这也就是我所称的“边缘历史”。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则在口述中常表达他们是“大禹”的后裔。有关大禹的社会历史记忆，在理县、汶川、北川等羌族地区借着口述、文字、纪念物等媒介广泛流传。

历史心性

西方历史学者常以historical mentality或historicity探讨某社会文化人群对于“历史” 的概念，或人在历史时间中的定位观念。在此我所称的“历史心性”与之有些重叠，但不尽相同。我以“历史心性”指称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此文化概念有如Bartlett所称的“心理构图”（schema）（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譬如，前面所引的“弟兄故事”都循着一定的建构模式，而此种建构模式与我们所熟悉的“英雄圣王历史”似乎出于不同的“历史心性”。以下我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

首先，“弟兄故事”并不只是“过去的神话”，也并非只见于羌族村寨之中——当代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仍创造此种“历史”。在汶川、理县一带羌族之中，曾流传一则“羌戈大战”故事；故事说羌人与戈人作战，因得天神祝福而战胜戈人的经过。这故事在80年代初由羌族知识分子重新译出，加上注释出版。在此“重述”的版本中，故事始于羌人“九弟兄”在岷山草原上牧羊；结尾则是羌人英雄“阿爸白勾”得胜后，他的9个儿子（九弟兄）分别到各地去建立自己的村寨。这9个地方分别是松潘、茂汶、汶川、北川、理县薛城、绵箎、黑水、娘子岭（映秀）与灌县。这是我所知道人群认同范围最大的羌族“弟兄故事”；其范围正好包括当今所有的羌族县，以及羌族知识分子想像中其居民过去应是羌族的地方（注：王明珂：《根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283－341页。）。需要说明的是，沟中的村寨民众在50年前并不知道自己是“羌族”。每一条沟中的人都自称“尔玛”（发音多有变化），并将所有上游的人群都视为“蛮子”，将下游的人群视为“汉人”；因此，这“尔玛”也被下游的人群视为“蛮子”，被上游的人群视为“汉人”。这显示，出身沟中村寨的羌族知识分子，在扩大的“羌族”认同与新的历史知识下，他们仍以“弟兄故事”来建构或想像羌族的范围。

其次，“弟兄故事”也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各族群间。以下的例子说明，这些西南各地方族群曾以“弟兄故事”来合理化他们与邻近民族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华企云曾记录一则景颇族传说：

（江心坡）土人种族甚多„„或谓彼等为蚩尤之子孙„„而年老土人则谓：“我野人与摆夷、汉人同种，野人大哥，摆夷二哥，汉人老三。因父亲疼惜幼子，故将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摆夷种田，供给老三。且惧大哥野人为乱，乃又令二哥摆夷住于边界，防野人而保卫老三„„”（注：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丛书边疆研究之二，新亚细亚月刊社（上海），1932年，332页。）

20世纪40年代，庄学本也曾在彝族中得到以下传说： 远古时代乔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后，老三乔姆石奇有三个儿子，原来不会说话。他们烤火时竹筒在火中爆烈，三个哑巴吓得惊呼„„）大的叫Atzig（罗语），二的喊Magedu（番语），小的呼“热得很”。从此他们说三种不同的语言，成为夷（Nohsu）、番、汉三族的祖先（注：庄学本：《夷族调查报告》，收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华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26，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152－155页。）。

苗族中亦有苗、汉、彝为三弟兄之后裔的起源故事，或苗、汉两族为两弟兄后裔的说法（注：李海鹰等：《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79－181页。））。虽然我没有在这些地区做过调查，但由在西南地区做研究的学界朋友口中及文献之中，显示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里也常以“弟兄故事”来凝聚与区分各家族与族群。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在一种本土“历史心性”基础上，这些西南族群以“弟兄故事”来述说他们最大范畴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将“弟兄故事”视为在某种历史心性下产生的历史记忆或历史述事，我们才可能省察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与述事，及相关历史心性。我们，中国人或绝大多数文字文明世界中的人，所熟悉的“历史”可说是“英雄圣王历史”之历史心性产物。它与“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不同的主要是“起源”——前者追溯人群共同起源至一位英雄圣王，后者溯及几位弟兄。其次，“英雄圣王历史”中的英雄、事件与量化时间所组成的述事，以“过去”来区分当前群体中的各族群，并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合理化。如在典范的美国历史述事中，只有在正确时间到来的人群才是社会主流；更早生存于此的是“土著”，而较晚来的则是“新移民”。当前典范的台湾史亦是如此。然而，在“弟兄故事”历史述事中，当前有区分的人群其祖先是同时到来，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之别；由于没有战争、英雄记忆，因此也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后裔之别。当前许多历史学者虽然接受“历史记忆与述事”有多元面貌，但他们将一种量化时间中的线性历史当做是惟一的历史形式，其余对“过去”的述事方式则被视为神话或传说。如此可能忽略了人类建构“过去”的本质与多元途径。

如果我们在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中，或外来者对一族群的历史述事中，找到“英雄圣王历史”与“弟兄故事”这两种历史心性，并将之置入特定社会情境中，便更能说明此两种历史心性的存在及其区分。事实上，前面所举的羌族“羌戈大战故事”便是类似的例子。羌族知识分子重述的故事版本，其中有战争、迁徙、英雄，也有弟兄分家故事，因此它是“英雄祖先历史”与“弟兄故事”两种历史心性的混合产物。羌族知识分子创造与接受这样的历史，其背后的“情境”便是，汉族历史文化教育使他们成为两种历史心性下的产物。无论如何，在对“羌戈大战故事”内容的关注上，汉族历史学者与羌族知识分子仍有不同。汉人历史学者倾向于注意故事中“羌人来自北方草原”，以此与中国历史记载中被打败而南迁的羌人历史联系在一起；羌族知识分子却喜欢谈故事后半段这“九弟兄”分居各地的事。

以下我再举两个例子。对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因此他们是被伟大的中国圣王舜驱逐到边缘去的“三苗”后裔；由其“起源”解释汉代羌人的凶恶难驯本质。在这述事中，汉晋时期中国人认为此“异族”起源于该族的一位“英雄”。法籍学者石泰安（R.Stien）研究古西藏文书中记 载的各部族起源传说。这些传说叙述各部族出于“四个或六个弟兄”，其中的“小弟或坏家 族”被驱逐到东北边境地区，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的先祖（注：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古部落》，耿升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29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古藏人与汉人来说，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部落人群都是“边缘族群或异族”。然而，古吐蕃学者与中国学者却分别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建构有关这群人来源的不同历史述事。

另一个例子，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及的古“蜀人”起源问题上。汉代魏晋时蜀地之人，在整个华夏中是居于边缘的。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是蜀人最早的本土历史著作；书名“华阳”即有居于华夏南方边缘之意。在这本书中，他述说蜀（与巴）的起源称：“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注：此说亦见于《史记·三代世表》引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然而在此之前，常璩在本书中引述了另一个说法：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 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以上资料显示，蜀人常璩曾以两种历史心性来说明本地人的“起源”。一是在“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下，作者述说巴蜀、中州及其他地区的华夏都起源于几个“弟兄”；但承认“人皇居中州”，自己的祖先居于边缘（辅）之巴蜀。二是，在“英雄圣王历史”之历史心性下，他将本地古帝王的起源溯自黄帝；但承认黄帝为正宗，蜀的帝王为黄帝“支庶”。两种述事所显示的情境都是——当时的蜀居于“华夏边缘”或“中国边缘”。当前研究蜀人起源的学者，可能将蜀人起源溯及黄帝，但没有人或将之溯及这人皇的弟兄——这也显示华夏化的过程也包括一种历史心性的形成过程，以致于“英雄祖先历史”成为惟一真实的历史述事。

结语

一篇历史文献，与一篇当代人的口述历史，都述说许多的“过去”。将之视为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主要是留下这记忆的“当代情境”——特别是当代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或阶级认同与区分。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们可以了解一时代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这样的研究取向，打破了“历史学者研究过去”而“人类学者研究当代”的观念。事实上，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学者有关认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也使得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有许多重叠空间。

近年来我一直在羌族村寨城镇与相关文献中，从事兼具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尝试。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羌族村寨中“弟兄故事”口述历史的采集与分析（情境化），可以与人类学民族志知识（社会情境）相互印证。然而这并不是说，如此之口述历史其功用只在了解“当代”，真实的过去仍埋藏在许多的虚构之中。事实上在本文中我也说明，“弟兄故事”是一种诉说人群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与我们所熟悉始于英雄圣王的“根基历史”相比较，“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是两种不同历史心性下的祖先溯源述事。藉此了解，我们可以到文献中做田野调查（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对于“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两种历史心性的了解，可帮助我们解读《华阳国志》中有关蜀人起源的记载，以及《后汉书·西羌传》与古藏文文书中有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部落人群起源的历史述事，以及当代羌族知识分子的“羌戈大战故事”之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古今文献之述事中，都透露著述者的“华夏”边缘（或吐蕃边缘）概念及其变化漂移。

因此，由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角度分析史料，我们的目的仍在于了解历史事实；由此所得之历史事实，可补充、深化或修正史料表面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在广汉三星堆文化与相关的“起源”问题上，考古发现无疑带来新的历史事实知识——古蜀地在商周时期即有灿烂的文明；中国人与其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但仍需进一步了解的历史事实是：我们如何诠释此灿烂文明与汉代巴蜀人之间的“断裂”，以及“多元”如何成为“一体”的华夏。根据“社会记忆”观点，这两个问题有密切关联。广汉三星堆文化有一重要历史意义被大多数学者忽略了。那就是，由汉晋蜀人对本地的文献记忆看来，当时他们已遗忘了这文化所代表的本地古文明，并将本地之过去“蛮荒化”或“神话化”（注：西汉末蜀人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表达了当地人对古蜀君王的“失忆”。该文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在这段文字中，“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将本地的过去蛮荒化；“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是将过去遥远化；“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是将过去神话化。）。考古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世界各古文明的衰败原因及其过程，三星堆文化与后世间的“断裂”及其衰亡之因也可以循此探索；此与三星堆文化后来被遗忘有关。

然而衰败并不表示它们必然被遗忘。曾在此中国西陲蜀地发生的遗忘与“蛮荒化过去”过程，值得我们探究；这也与多元文化如何成为一体之中国相关。当代族群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形成与延续，并非全然是生物性繁殖或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更赖于其成员之认同与“异族概念”（族群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此观点来说“华夏认同”首先出现于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间，然后逐渐向下层、向四周扩散。在地理上华夏认同向四方的成长扩张，主要透过其边缘人群的认同变化；不断有华夏边缘人群对本地古文明“失忆”，寻得或接受一位华夏圣王祖先作为“起源”，并在历史想像中将此“起源”之前的本地过去“蛮荒化”。在如此的过程中，汉代江南吴地的华夏相信春秋时吴国王室之祖为“周太伯”，本地在太伯来到之前是一片蛮荒，因此对于当地良渚文化以来的精致文明所代表的过去失忆。西方蜀地的华夏，也相信蜀之贵胄为黄帝后裔，遗忘了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本地之过去，或将蜀的过去神话化与蛮荒化。黄帝、大禹或一位商周贵裔不断被攀附而成为一些华夏边缘族群的祖先，华夏边缘（华夏观念中的异族）便在如此的过程中向外迁移，边缘内的“多元”也因 此成为“一体”。

记忆与认同的相关理论，在西方曾引发对近代国族认同与相关文化建构的讨论——学者指出，人们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与其传统文化，经常是近代的建构（注：Anderson，Benedict，1991，Imagined Communities.Rev.edition（London：Verso，1991）；Ho bsbawm，Eric ＆ Terence Ranger ed.，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受西方学界“想像的群体”与“传统的建构”等说之影响，近年来历史与人类学界也流行借着这些“近代建构论”来解释中华民族与相关历史的近代建构过程（注：Litzinger,Ralph A.，1995，“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in Cultura 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Ed：by Stevan Harrell(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Diamond，N.，“Defining the Miao，”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譬如“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之说，在此种分析模式中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像与建构（注：沉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77页。）。此种理 论原来便有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缺失。对于有长远历史文献传统的中国，此种理论更显其不足。中国深远的文献传统以其原有形式，或转化为口述、图像记忆，不断在汉人内部的阶层间、汉与非汉的边缘间传播，衍生新的社会记忆，并因此改变“中国人”的定义与内涵。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一清代畬人家族祖图，首页便将家族起源溯自“黄帝”。汉晋蜀人追溯祖源于黄帝，与一清代畬人家族自称为黄帝之裔，都可说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攀附共同祖先过程的一部分。

由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分析来探索史实，可以开创许多新的历史研究内容，或延续、补充过去中断的研究传统——如过去古史辨派学者对于传说古史的研究。我工作职位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于1929年，由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含体质学）与古文字学等研究组构成。这个研究所的创立年代及其组别结构，说明“中国历史”（特别是起源部分）经历了晚清民国初期的摸索，与随后“古史辨派”带来的怀疑与骚动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坦荡的大道——科学的史学。顾颉刚等人之研究从此成为异端。经过70年，“科学史学”的确创造了许多研究成绩，然而沉浸其中的研究者常受制于自身认同所带来的主观偏见。如今看来，顾颉刚等人的研究不应被忽视；但需放在新的研究理论框架下，这也是本文所强调之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或者，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此一问题上，我们更应期盼的是“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与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

第四篇：摄影历史及心得

第一章 1.摄影术发明以后，它的商业价值体现在哪些领域？答：1839年发明了摄影术。摄影术自它的发明之日起，就产生了意

义深远的商业价值。

1、商业价值体现在商业人像摄影上。拍摄肖像照片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时尚。

2、摄影技术的商业价值

还体现在印刷技术的应用上。摄影术的发明为照相制版奠定了基础。

3、摄影器材的发展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除了广告招贴之

外，各类杂志、报纸以及宣传商品的图册、样本等等。采用照片作宣传形象的比率逐日上升。

4、1995年美国出现了网上杂志，广告商又有了新的机会争取到网上新一代消费者。网上服务还为广告商们提供了推销产品和品牌的机会，他们可以同时运用电

脑数字信息和传统的广告形式来宣传其产品。电脑越普及，网上事业越发达，广告摄影的使用率就会更大。

2.新的传播媒体与摄影技术有怎样的联系？答：摄影术作为这些广告媒体的主要制作手段，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摄影当然是最

好的技术手段之一，现在广告表现中不断突破旧有的模式，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气息与艺术基因，商业信息与文化技术的并蓄

兼容是现代广告的时代特征，广告在创意上和表现技术上如虎添翼更具有超前性，广告比任何时期更强烈的影响和引导着消费。

3.广告摄影的概念与特点是什么？答：广告业与摄影术的不断发展促成了两者的结合，因而也诞生了由他们整合而成的边缘科学

——广告摄影。特点：1.具有强烈的表现力。2.具有了商业和文化的双重属性。3.摄影艺术也寻找到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并迅

速崛起壮大，成为摄影世界中最强大的一个门类。4.从业人员最多。5.使用的设备最精良，技术最尖端，高新技术最新应用。来

4.现代摄影技术对广告摄影的影响是什么？ 答：

1、单镜头反光相机的出现，更完善了照相机的结构。电子技术的应用，使照

相机自动化程度大幅度提高。

2、数字化摄影技术将记录的影像解析成电子编码的影像元素，改变了记录影像的方式，使图像信

息的存储、处理、传递有了巨大进步，使图像的产生、管理和使用有了质的变化

第二章

1.照相机的基本结构是什么？

答：1.镜头；将外界的景物聚焦成像。来源：

2.调焦结构；将镜头对不同距离的景物所成的像投射到胶片的乳剂平面上，以保证影像的清晰度。

3.快门；调节暴光时间的长短，与光圈配合控制对胶片的曝光量。

4.输片结构；严格控制胶片的位暑，并在每次拍摄后更换一幅未曝光的新胶片。

5.取景器；显示所摄景物的范围，以更在拍摄之前确定照片的构图。6.记数器；显示已经拍摄或尚未拍摄的画幅数7.测光与测距

8.内藏闪光灯

2.单反相机的结构特点是什么？答：

1、克服了前两种相机取景调焦有误差的缺点；

2、可以在中途更换各种镜头；

3、可以使用

各种滤光镜；

4、可以近摄、翻拍。

3.大型专业座机在广告作品使用的几个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

1、精度较高的镜头：有很好的分辨率，有较好的消色差本领，能够真实地反映色彩关系。

2、镜头快门有B、T门的装置：

这是为了取景对焦时的方便和进行长时间曝光的需要。

3、镜头框架和聚焦屏的框架即前座和后座，能作上下左右平行移动和

倾斜摆动。共有16种移动和摆动具备3个功能：a、调整透视；b、调整相位；c、加大景深。

4、延长皮腔：商品拍摄时经常拍

摄小物品。

5、聚焦屏取景对焦，避免取景与成像的误差。

6、可以拍摄大尺寸底片，便于制版印刷，以保持良好的清晰度。

7、焦点平面测光系统，优点是：a、测光表的探测头插进机背在平面点测光，测得的数据是胶片平面受光的强度，非常精确。b、可以自由设定在聚焦屏的任何位置，可从聚焦玻璃上直接观察。c、不受前后座摆动，平移光轴变化的影响，不受皮腔延伸变化

和滤光镜的影响。

4.数字式相机的构成原理是什么？其优势有哪些 ？答：数码相机的构成原理是用光电转换器件代替了传统的感光胶片。这些光

电转换器件都由很多微小的光电元件组成，每个光电元件代表画面上的一个像素，它们在曝光后电参数会随着曝光量的大小而

变化。相机逐个读取各光电元件的电参数值，可以得到影像上各像素的亮度值。数码相机都需要通过镜头形成光学影像，因此

都有机身、镜头、调焦及曝光系统。优势：

1、节省时间；

2、节约资金；

3、存取方便；

4、富于创意想象以及环保等优势。

5.长焦距镜头与短焦距镜头成像效果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长焦距 短焦距

视角窄即取景范围小 视角宽即取景范围大景物个体影象大 景物个体影像小景深短清晰范围短 景深长即清晰范围长压缩空间透视 加大空间透视

影像变形小 影像变形大反差弱即影调柔和 反差强即影调强烈

色彩饱和度弱 色彩饱和度强

6.滤光镜的种类有那些？答：滤光镜主要分为三大类：彩色系统：黑白系统：彩色黑白系统。

（一）彩色系统滤光镜1.彩色胶片转换型：彩色摄影使用的胶片，其色彩平衡是以一定色温为依据的，分为日光型和灯光型两种。2.闪光灯用彩色滤光片：这种滤光片插在闪光灯前面，拍摄时，可以改变光源的色彩成分，也可以起到滤光镜的作用。

3.渐变滤光镜：主要用途是作局部调节画面景调和色调推移，例如拍摄晨曦，晚霞。

（二）黑白系统滤光镜。

（三）彩色，黑白共用系统滤光镜。

1.偏振镜：（1）可以控制画面的光斑，消除或减弱反光。（2）可以控制透明体表面的单向反光。（3）可以控制天空亮度。（4）可作为中性灰阻光镜，两张偏振片重叠。

2.近摄镜：可作近距摄影，表现小件物体或某些细部。

3.柔光镜或镜头纱：它们的作用都是把透过镜头的光进行散射，使结像便得柔和，在焦点清晰的前提下，柔化影象。

4.星光镜：它能使画面上某些光亮的部分出现闪光，拍摄夜晚的灯光能出现光芒四射的艺术效果。

5.UV镜：又称防紫外线镜，可以吸收远景中的紫外线，提高远景的清晰度。

7.黑白胶片的结构主要的感光物质是什么？答：黑白胶片是由保护层、乳剂层、结合层、片基和底层构成。主要的感光物质是由能感光的银盐及无色透明的明胶组合而成。银盐是银元素和卤族元素的化合物，是一种极其细微的以溴化银为主的颗粒。

8.黑白胶片的主要性能是什么？答：

1、感光度a、光源成分：在日光下，胶片对蓝光较敏感。b、气温变化：在气温较高的热天拍摄，感光度回略有升高；气温较低时，感光度会略有降低。c、保存情况：感光度会随着保存时间的增长而逐渐降低。d、显影条件：感光度的变化不但与显影液的配方、成分和浓淡有关，而且，显影的时间、温度和搅动情况对胶片的感光度都有影响。

2、颗粒度，颗粒度越好，放大倍率就大，颗粒度越差，放大倍率就小，放大照片上的影像会显得很粗糙。

3、解像力：胶片对被摄景物及细微部分的表现能力，也就是记录影像的最大清晰能力，叫解像力，或称分辨率。

4、灰雾度：灰雾度的大小与胶片的感光度、保存情况和显影条件有关。

9.彩色胶片由哪些种类？答：彩色负片所呈现的颜色与景物的颜色相反。彩色反转片可以直接拍摄获得和景物一致的彩色正像。彩色正片有彩色负片印制供观看的放映拷贝片。

彩色中间片通过翻拍、拷贝或放大等工艺，将彩色反转片复制成彩色负片，然后在制成彩色照片。

银漂法彩色片一种可以直接获得彩色正像的感光片。

一步成像彩色胶片这种胶片要用专门照相机拍摄，不必进暗室，由胶片内自带的少量药液自动显影。

第三章1.拍摄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答：

1、在外出拍摄之前，必须检查电池的电量，带足备用电池。在使用电池的时候还应注意电池成组使用，成组更换；切勿反置；备用电池要用塑料袋包装，以防短路。

2、调整相机的拍摄模式：调节曝光模式、调节调焦模式、调节输片模式。

3、调节相机的参数输入胶卷感光度。具有测光功能的相机必须设定胶卷感光度。

2.拍摄的步骤是些什么？答：

1、调焦多数手动调焦的相机都是通过旋转镜头的调焦环或机身上的调焦钮调焦。

2、构图取景，根据景物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拍摄位置、拍摄角度、镜头焦距，按自己的创作意图安排主体的位置、大小、造型、用光及整个画面的影调。

3、拍摄，按动相机快门的手法应稳定而轻柔，以减少相机的震动。

4、自拍，自拍机构可以在按下快门按钮后延迟10？15秒开启快门，使用自拍应注意：先上紧快门再上紧自拍。

5、倒片，手动输片的135相机整卷拍完后，左手按下倒片按钮、右手转动倒片摇把将底片全部倒回暗盒中。

3.四种基本的曝光模式，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答：

（一）手动模式（M），旋转照相机光？、快门速度控制钮，当某一组合产生正确的曝光量时，测光表发出信号。

（二）光圈优先模式（Av），设置好光圈后，照相机就会自动设置曝光所需的快门速度。

（三）快门优先模式（Tv）在设置快门速度后，在拍摄时照相机将自动选择镜头光圈值。

（四）程序模式（P）按照输入的测光读数和胶片感光度，通过只能程序的运行，使照相机改变光圈和快门速度，从最短时间/最小光圈，到最长时间/最大光圈自动进行选择。

4.黑白显影液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答：显影液的成分：

1、显影剂，显影剂因对银盐具有化学分解和还原作用，所以又叫还原剂。它是显影液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常用显影剂有米吐尔、海得路几奴、阿米多尔和菲尼酮等种。

2、保护剂，为了减缓显影剂被氧化，必须在显影液中加进一种能起保护作用的保护剂。显影液中所用的保护剂为亚硫酸钠，俗名酸养。

3、促进剂，常用的碱性促进剂有硼砂、碳酸钠和苛性碱等。

4、抑制剂，常用的抑制剂是溴化钾，溴化钾的主要功用是抑制未感光的银盐不使它还原成银粒，防止负盘产生雾翳，并控制显影速度，以增强反差。

5.黑白负片冲洗的程序是怎样的？答：负片冲洗的程序：

1、水洗，显影的准备工作就绪后，把所拍胶卷取出，最好先用清水漂洗1分钟，目的是使胶片乳剂膜湿润，这样能更好地汲收药液，显影均匀，避免出现斑痕。

2、显影，显影是负片冲洗过程中具有决定因素的重要环节。通常采用的方法有：浅盘显影、罐中显影、槽箱显影和自动冲洗机显影等，前两种适用于处理少量胶片，后两种适用于冲洗大量胶片。

3、停显，胶片在显影之后，必须先进行停显，让停显液中的酸性与显影中的碱性中和，迅速停止显影作用。停显的过程，有10秒钟就够了，胶片放入后，应不断地加以搅动。

4、定影，定影的作用就是把没有感光的银盐去掉。最理想的定影剂是海波，俗称大苏打，它有溶解银盐的作用。

5、水洗，水洗的目的，主要是洗净残留在负片上的定影溶液和可溶性的复性银盐，防止负片长保存中变色。

6、干燥，干燥的方法有两种：晾干和烤干。晾干是先用海绵一类的东西拭去负片表面上的水分，然后挂在通风干燥的地方，要注意清洁，防止尘土的粘附，烤干是把拭好的负片挂在装有红外线灯泡的特制烤干箱中，数分钟即可烘干。

6.说出黑白相纸放大的工作程序既要注意的主要问题？答：放大工作的顺序：调焦-曝光-显影-停显-定影-水洗-干燥

操作时应注意的问题有：A 调焦时应将底片药膜面朝下放在放大机的底片夹内，开大镜头光圈。B 放大时的正确曝光，要考虑多种因素：光线的强弱，底片的密度，纸性的快慢，镜头光圈的大小等等。C 放大相纸的显影液一般用D-72.配方，20温度下，显影1分30秒-3分钟可在红灯下观察出影情况，注意在相纸干刚刚进入显影时，要尽快让相纸全部进入药液，否则会出现先赢不军的现象，显影过程中还要经常进行搅动。D 定影的配方仍用-5 酸性坚膜定影液，8-10分钟左右即可。最后水洗要充分，流动的水冲洗15-20分钟，然后用上光机上光。使用塑面相纸，要在阴凉清洁的地方晾干。E 放大曝光时，很少能一次曝光成功，一般情况均须局部遮挡，以调整曝光量。F 在放大过程中，保持各程序的清洁状态非常重要，从底片、片夹、镜头到显影盘等各个环节，以及暗房的卫生，都要注意到，否则会出现令人不愉快地脏迹。G 放大过程中要防止放大机的震动，最好在电源上装稳压器，使用自动曝光记时器

第四章1.为什么说广告创意决定广告的成败？

答：

1、创意是新颖构想和意念，是广告表现的灵魂，是使之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要素，创意是消费者对广告增加注意值的基本动力

2、创意的中心任务是表现广告主题。

3、创意要根据广告主题的表达要求，恰当地运用特有的艺术手段，创作出新颖独特的广告作品。

4、成功的广告创意在于它的想象力和独创性，这便是“新”和“奇”的意境。

5、广告摄影是将广告创意视觉化的创作过程，视觉化图形因其独特的形象语言更能表现出具体的商品特质，在表达上比育秧文字有更卓越的表现力。

2.商品广告的主要创意方法有哪些？答：

一、主题表现法；

二、环境、陪衬式表现法：

1、功能的说明；

2、气氛的描写；

3、功能与气氛的双重表现；

4、反常态的陪衬与环境。

三、情节式表现法；

四、组合排列式表现法；

五、反常态表现法：

1、反物态；

2、反比例；

3、反时间和空间。

六、间接表现法。

3、劳务广告和观念广告的创意应注意怎样的原则？答：劳务广告的创意构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的精神和宗旨，二是服务的质量和内容。其在创意时，经常采用同构思维方式，用转借、比喻、对比等方法，来说明自己公司对公众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质量。观念性广告是从想象中的形象入手，让图象说话，去释放各种信息，去引起观众的联想，激活观众的想象。作者以想象创造想象，观众以想象接受想象。他们都不受时空的局限，突破现实对象的束缚，在想象中驰骋，这便是想象创意的魔力。

4、什么是广告创意的“同构”意识？答：当我们用形象去表达某种感受或思想时，更要借助有关形象的近似概念，近似属性、近似形态、近似关系等去比喻、象征、转借或隐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同构”意识。所谓同构表现是利用事物之间的某些内在与外在的相似点来沟通。

1、心理感觉的相似；

2、含义的相似；

3、形式与形象的相似；

4、形式与含义的双重相似。

第五章

1.影室闪光灯的优点是什么？

一、作为彩色摄影的光源，色温非常稳定。

二、因为发光强度大，可以做运动中凝结的描写，这一点是其他光源所难以实现的。

三、容易获得大光量。

四、用柔光灯箱、反光伞、反光屏等可作散射光的柔和照明。

五、不会产生高温，节省能源消耗。

2.广告摄影中硬光光质和软光光质的造型特点是什么？硬光是光源直接射出的光，如自然光源的太阳直射光，人工光源的聚光灯、泛灯光发出的光。这种光方向性明确，亮度高，能产生强烈的投影，被摄体的受光面与背光面光比反差大。硬光对主体造型能力很强，反光和光斑也很强烈，对质地较粗糙的质感刻画较好，对质地细腻的物体则欠佳，但在勾画轮廓，隔离被摄体与背景之间的形态则表现鲜明。软光是散射光，均匀而柔和，方向性不明显，光斑与投影均不鲜明。经过漫射的柔光物质，如半透明的尼龙布和硫酸纸等；或经反射回去的散射光都是软光。软光对被摄体的质感表现细腻，层次丰富，被摄体的亮部与暗部反差较小，易保持感光胶片的宽容度。

3.光的方位和角度有哪些术语？其造型特点各是什么？

一、光的方位。顺光：是正面光，对平面的物体拍摄布光可用，但对立体的物体平淡、单调，没有立体感。侧光：是最主要的造型光，因其角度的变化可分为：前侧光，正侧光，后侧光（也称侧逆光）使用侧光造型，可以较好地表现被摄体的立体造型，使之立体感受强烈，但是使用中应特别注意暗部，暗部阴影的浓淡轻重，会直接影响到主体的层次表现。逆光：从被摄体的后方照射的光。可以清晰地画轮廓，有隔离被摄主体与背景的作用。

二、光的高低角度低位光：可使被摄体与背景分离。可加强空间的纵深感。水平光：视点光位较平。中位光：比水平线高出45度左右的投射光。高位光：高于水平位置60度左右的光位。顶光：在被摄体垂直角度的光位。

4.主光和辅助光怎样配合使用？

1、主光：起主导作用的最重要的造型光，是塑造被摄体主体形态、色彩、肌理的主要因素。

2、辅助光：主要的作用是补充主光的不足，以提高暗部亮度，加强暗部层次和调控被摄体的明暗反差。

3、辅助光的亮度一般不应超过主光，为避免产生多重投影，辅助光多为软光。用光要自然、细腻，应仔细地调整与主光的和谐对比。

5.控光和反光工具各有哪些？ 控光：遮光挡板、半透明的有机板、聚脂磨砂板、尼龙布以及最常用的描图纸（或称牛油纸）。反光：反光板、白纸和白布、白色聚苯板、铝箔、玻璃镜子。

6.说出反射光测光法和入射光测光法的方法和特点。

1、反射光测光法方法及特点：我们将一个标准的中性灰板放置在被摄体前，然后测定它的亮度，既可得到正确的曝光值，避免了要从被摄体中去测定一个平均值的麻烦。所以，这也是最简单的测光方法。使用中性灰板测光要注意中性灰板要尽量靠近被摄体并与之平行，灰板要正对相机，与镜头光轴垂直，可稍向前俯避免反光。

2、入射光测光法方法及特点：入射光在测量时，通常是测光表置于被摄体前，尤其是在闪光摄影时，应尽量贴近被摄体表面，并将感应窗对准相机机位，保持垂直角度。测光时应注意自己的身体和手臂不要遮挡光源。

第六章1.吸光体商品的拍摄要点是什么？1）根据商品表面质感状态的粗细程度，确定用光光质。2）使用硬光布光，应注意光比因素。3）投影是重要的构图要素，不可忽视。

2.怎样处理商品的投影？1）投影的浓淡、虚实、形态、大小取决于光源的软硬性质、强弱、聚散、距离的远近与光源的方位、角度。摄影师在布光时，应仔细调整光源，观察投影状况，其中最主要的是把握投影的形态。如果投影对整体造型带来活跃空间透视，加强艺术渲染力的效果，则可保留或略加强调，有意夸大投影的作用。若效果相反，则要减弱或消除。2）消除多余的投影可以在辅助光前加置柔光扩散板、描图纸等到，变成软而散的照明，也可直接用反光板补光，还可将泛光灯打向反光板，让反光板的散射光作补充。如要消除被摄体在垂直背景上的投影，可把被摄体离背景远一些，布光角度再高一些。也可以加补背景光。

3.拍摄反光体商品要注意些什么？

1）拍摄这些物体的最佳办法是使用隔离罩，即用白色的纤维布或半透明的描图纸反被摄体整体包围起来，然后在罩外用闪光灯作均匀布光。2）在无隔离罩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扩散棚和反光工具，但此时要格外注意避免将拍摄环境周围的杂物、杂光

映照在被摄体表面。

反光体商品表面光斑如何控制？1）用光质软、面积大的柔和光源作主光，形成一个主光斑。光斑量宜少不宜多，一般情况只可有一个主光斑，其他光斑则可情况而定。2）光斑在其表面应形成从上到下通体的反射面，而不应只是一个局部的光块面。这就需要使用大面积的灯箱或雾灯。

第七章1.广告模特的原则是什么？1对模特的选择到关重要，一方面是形象与形体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更注重模特气质的不同凡响，一般应与广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与内涵相和谐。2对于形体的要求，应以体态匀称舒展大方为宜，要求腿长、腰细、肩宽、脸小。对于职业时装模特则有更严格的身高、三围等要求。模特的气质是最重要的选择，应根据不同广告的诉求内容和风格选择。4模特虽然天生丽质，但仅有漂亮是不够的。模特应具备一定的文化艺术素质，必需是经过职业训练的。

2.创意与表现方法有哪些类型？1）以人物为主的特写式。2）以商品为主的陪衬式。3）追求新意的姿态式。4）效果强烈的名人式。5）情绪盎然的情节式。

3.怎样在外景拍摄模特儿？

一、拍摄地点一定要事先选择好。

二、借助名胜景观反映地域特征。

三、室外拍摄利用自然光照明，一般选择早、晚太阳低角度光照的时段。

四、闪光灯和大型反光板是室外拍摄必不可少的辅助光源。

五、逆光拍人像，一是注意用反光板提亮面部光照，并以面部亮度为准测光；二是选择较暗的背景环境，以突出发型轮廓的光环。

4.怎样在摄影棚内利用闪光灯拍摄模特？拍摄模特主要灯具是大型闪光灯组合，有柔光灯箱、雾灯和反光板等反射工具，将闪光灯的发光光质由硬变软。这种既柔和，功率又大的光源，最易于表现模特细腻的皮肤、服装面料的肌理和色彩。

第八章1.怎样拍摄大型室内场景？

一、如果拍摄现场宽敞明亮，大型玻璃窗有均匀良好的采光，整个照明采用漫射的自然光，则无需补光，有时只需要将较亮的角落提亮一些即可。

二、如果室内场景光线较暗，需要大面积增强亮度，适宜的照明方式是使用较大功率的闪光灯投向天化板或墙面作反射照明。它们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组合的，其优点是方向性强，属漫射光，不会造成投影。

三、移动灯位，多次曝光完成。

2.怎样拍摄小件物品拍摄小件商品可以使用中、小型相机上固定焦距的微距镜头、近射镜头，还可以在标准镜头前放近摄镜片，使用是光圈应缩至F8或F11以上。大型座机由于轨道和皮腔可以延长，镜头可以更换，前后可以摆动，都为近摄提供了方便和拍摄倍率的调整。

3.多次曝光的主要方法是什么？1）用闪光灯连续多次频闪曝光。2）利用弱光条件下慢速曝光与正常曝光相结合的两次或多次曝光。3）拍摄火焰，多次曝光技法还体现在拍摄一些特殊商品的技术中，例如拍摄蜡烛和打火机的火焰。

4.电脑特技对广告摄影产生了什么影响？

电脑特技的出现，使广告摄影技术如虎添翼，为广告摄影的创造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也为广告摄影师开阔想象空间创造了

必要的技术条件。

电脑技术解决了大量拍摄之前制作众多道具以及后期制作的许多烦恼，节省了大笔的拍摄费用，实现了过去难以用摄影技

法完成的甚至难以想象的广告创意。

第五篇：浅谈生活经验与历史学习的关系

浅谈生活经验与历史学习的关系

2001年，我国开始启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本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是：课程内容的选择应体现时代性，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减少艰深的历史理论和概念，增加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把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学习历史，将为我们今后的人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用历史知识提升生活经验

以历史知识为依托，学会处理实际问题。如在学习大禹治水时，有些老师会设计这样的思考题：为什么大禹治水改用“疏”的方法？用现实生活中的一二个具体事例，说明“堵”和“疏”的不同功能。把大禹治水的方法，加深对大禹治水成功经验的理解，把历史知识运用到社会现实中来，不仅仅要弄清楚大禹成功的原因，而是要进一步弄明白“疏”和“堵”的辩证关系，慢慢地理解二者的不同功能，把学到的历史知识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学会处理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如有的同学认识到：“‘堵’有‘堵’的好处，‘疏’有‘疏’的优点，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一个人吸毒了，要让他戒毒，就必须以‘堵’为主，辅之以‘疏’的方法；而对其他还没有吸毒的人，为防患于未然，就应该以‘疏’为主，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也有的同学谈了自己对纪律的理解：“‘纪律’就是‘堵’，就是要让所有的同学都必须遵守；老师的说服教育就是‘疏’，就是要教育不遵守纪律的同学遵守纪律。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维持好班级纪律。”

上述同学的看法，从远及近、从大到小，对“堵”和“疏”的不同功能有了深切的认识，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模式。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不仅要掌握基础知识，还应该学会用历史，用学到的历史知识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让历史学习真正成为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训练场。

二、从历史知识中体味生活哲理

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我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善于领悟，学会应用。在学习百家争鸣时，我们要学会汲取思想家的思想精华。“塞翁失马”这一成语故事，反映了老子的基本思想主张，从这一故事中，我们理解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结合现实，主动地去关注我们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积淀中去搜寻，从他人的经历中去感悟生活，从而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在困难挫折面前，在荣誉和鲜花面前，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因为心态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逐步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境界，在这一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生活到历史知识再到生活”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我们的学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对抽象的哲理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三、以历史知识为依托，掌握走向成功的阶梯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换句话说，历史是一门使人明智的学问，学习历史应该帮助我们走向成功，获得成功的体验，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我国的书法艺术独具特色，在学习了古代书法家的事迹后，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引导自己思考：他们取得成功有什么“秘诀”？通过追问和讨论交流，我们应该总结出这样的成功的“秘诀”：对所做的事情要有兴趣，并能持之以恒；要刻苦钻研，博采众长等。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今后的学习、今后的人生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并在历史学习中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它是过去的人们做过的事，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悲欢与离合，对我们的今天仍然有意义，他们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学习历史要善于吸收对自己的成长有用的东西。

四、以历史为镜子，学会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历史记录了人类发展的足迹，人和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的任何事，都是人来完成的，学习这些内容，我们要弄明白，人和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去做事。我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为了加速民族融合，把都城迁到了洛阳，他迁都时受到人们的反对，但最终取得了成功。孝文帝为什么一定要迁都洛阳？为什么要精心安排这种“计谋”？通过小字部分的阅读，我们可以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孝文帝并不是要南征，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迁都洛阳，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精心设计了这种‘计谋’，精心地把行程安排在深秋时节，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再加数月跋涉，群臣都想息肩休整，纷纷谏阻。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退了一步，答应不再南征，但也提出自己的难处和要求，“若一事无成，如何向后人交代？不如将迁都洛阳的大事办了。”大臣们看到皇帝如此体谅自己，也纷纷答应迁都洛阳。孝文帝这种“以退为进、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做法终于取得了成功。我们在今后同别人的交往中，要学会为别人着想，多从别人的角度着想，事情就会更容易办成。有了这样的感悟，今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就会多一分从容。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一个道理：做事要讲求策略，一味地蛮干往往不能成事，反而会坏事，做事前要经过精心策划，反复论证，把阻力降到最低。

五、用生活经验阐释历史知识

中国人向来重视家庭，这跟宗法制有很大的关系。在学习宗法制后，可以制作一份家庭亲属世系表，写出从高祖父母到我们本人全部男女亲属的姓名，并标出性别和称谓。

在完成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社会经验、家庭调查和小制作来加深对宗法制的认识，有意识地去关注家庭情况，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强同父母、亲戚朋友的交流，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家庭氛围。

六、以生活经验为依托，体验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历史人物生活在过去的现实生活中，有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是非标准和人生体验，通过感悟他们的内心世界，增加我们的生活阅历。如学习曹操时，不免涉及对曹操的评价，可以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曹操年轻时，结交了名士桥玄。桥玄称曹操是安天下的奇才。另一名士许劭称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了居然十分高兴。他为什么高兴？我们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体验曹操的心理感受，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当时是乱世，所以曹操认为许劭是称赞他是“英雄”，同时可以领悟中国人的说话特点，有时为了需要，是要欲扬先抑的，明贬暗褒，这也是中国文人展现他们幽默感与机智的一种方式，就像大家都知道的有关解缙所写的贺寿对联一样：“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养的儿子都是贼，偷得蟠桃孝娘亲。”一波三折，欲扬先抑，妙趣横生。再如在学习维新变动运动时，面对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慷慨赴死，而同为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却逃到了海外，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做法，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这涉及到思考生命的价值问题，我们可以去讨论、去思考，不要急着得出答案，也不要去寻求所谓的标准答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去理解做人的道理，理解如何去珍爱生命。

学历史不等于记历史，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许多人包括某些老师，错误地认为学习历史就是划划背背，不理解学习历史的真谛，许多人只有在等到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后，才认识到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回过头来重新学习历史，这可能是现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热播和易中天等人走红的原因吧。我们现代的中学生，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要通过历史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做人的品味，增强做事的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通过上面的论述，希望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要做到：把历史知识和社会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把生活阅历当做历史的学习的一把“金钥匙”，把学习历史的过程，当成是提升自己的生活阅历的一种有效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