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法效力性与强制性问题
合同法效力性与强制性问题
《合同法》第五十二太重规定，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的合同无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中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就说明了违反效力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违反管理性规定不一定能使合同无效。根据两者的概念，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管理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对于这两者概念的区分不能简单的采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否则就会造成很多订立的合同是无效合同，这样就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自由原则，因此，对区分两者应该从客观目的解释。
在司法解释二中强调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强制性规定，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合同有效。效力性规范是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而管理性规范强调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是并不否定其在私法上的效力。在实践中认定合同有效性问题时应该要重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六条也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就是说，如果该合同行为发生并不会绝对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在事后对合同进行补正，站在合同自由原则和鼓励交易上，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总之，对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该首先从其订立的目的出发，即以其所保护的利益为主，如果该合同行为绝对的损害了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则应被认定为无效；如果该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又事后进行了补正，就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第二篇：合同法效力性规定[模版]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之“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解析
一、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的概念
《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经历了从一概认定无效到仅认定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这一转变。
效力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法律明文规定违反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继续履行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管理性规范或取缔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法律未明文规定违反导致合同无效，但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
二、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的区分标准：
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性规范。
第二，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为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
第三，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该规范就不应属于效力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因此认为有必要将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取缔性规范。
第四，如果规范所禁止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这些合同行为对应的交易发生，就会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如拐卖妇女、儿童、买卖毒品、雇凶伤人等交易，该类型的禁止性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
第五，如果规范并非要禁止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而是与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有关，或者禁止的是合同履行中的某种履行途径或方式，则该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
第六，分析法律规范的内容，如规范中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
第七，分析规范所禁止的对象，如规范所禁止的对象是行为效果，则是效力性规范。如规范所禁止的对象不是行为效果，只是行为手段或行为方式，或者禁止的是行为的外部条件如经营资格、经营时间、经营地点等，而允许有资格者经营或允许依其他手段、方式或者时间、地点作出行为的，因此时规范的本意不在于禁止行为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这类规范是管理性规范。
第八，分析规范所禁止的目的和违反规范的后果。如规范的禁止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且违反该规范必然导致直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后果的，则该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如规范虽也有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违反该规范只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当然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则该规范属于管理性规范。
三、《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讲话：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管理性规范不涉及民商事行为的效力，仅产生行政责任。仅产生行政处罚上的强制性。
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而效力性规范在处罚违反行为之外，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之效力。将“规范之手”伸向民商事行为领域。
四、浅显理解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
1、只对资质、手段、程序等进行规范的，那就是管理性的规定；
2、不论资质、手段、程序等如何都不可以做，那就是效力性的规定。
第三篇：区分强制性规范与效力性规范
王利明教授认为，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标准是 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第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
上述理论将行为发生所侵犯的利益主体作为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依据，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分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严格区分某一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当事人个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此分法依然没有满足到可以判断所有强制性规范的程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在吸纳了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涉及“市场准入资格”的法律规范为管理性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表现了对于认定合同无效的审慎态度，但仍旧没有提出明确的区分标准。
笔者认为，区分管理性法律规范和效力性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在于该行为是否具有补正性。从立法目的看，如果该规范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臵，而不是为了侧重内容本身，并且其本身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容忍，只要行为人在事后补正，并不会造成国家、社会或当事人利益的损失，则此类规范是管理性规定。如果行为本身及其结果自始受到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该行为一旦实施将造成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不可恢复，则此类规范为效力性规范。这也正与《指导意见》中关于“市场准入资格”的规定不谋而合，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虽然不具备某种资格，但如果这种资格的设臵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行为的实施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或当事人个人利益，且行为人也完全可以在事后弥补自己的过错，那么行为人实施的这种行为应该就是有效的。此外，在房地产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可以看到该理论的影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因此，总体来说，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应该坚持审慎态度，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补正自己过错的时候，应该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交易稳定的原则出发，认定其行为有效。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合同法》颁行后，人民法院多“恪守”该条
规定，判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绝对无效。近年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何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时是否仅有绝对无效这一种选择等问题，学界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即违反强制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法律规范可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强行性规范又分为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是法律命令为一定行为的规定，禁止性规范是法律命令不为一定行为的规定。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并未区分强制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即是把强行性规范一概称为强制性规范，这种一刀切的绝对化做法，没有考虑到强行性规定的具体规范类型，也没有考虑法律行为的具体情形，在法律技术方面处理得不够细致和缜密，导致了无效的范围过于宽泛。在司法审判中广泛地存在着只
第四篇：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二论再接再厉搞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评论员
《 人民日报 》（2014年05月26日 01 版）
“一针不补，十针难缝”，这句俗话说的是一开始忽视了问题，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开局良好、逐步升温、扎实推进，不过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或是认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部署活动不从实际出发，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或是学习教育重形式、轻效果，简单地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心得体会，作为衡量学习效果的标准；或是意见不深入、不聚焦，把征求意见搞成了简单的填表格、打对勾，满足于设信箱、搞座谈，却不认真梳理分析问题；或是工作措施大而化之、华而不实，倾心打造“盆景”，只求点上好看、忽视面上工作，搞“一俊遮百丑”；或是解决问题虚晃一枪、避重就轻，存在畏难情绪、旁观心态，怕深挖下去引火烧身，缺乏动真碰硬的勇气。对这些问题，应该高度重视、时刻警惕。
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承载着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使命，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弘扬优良作风的殷切期望。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只会使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变成儿戏；做虚功、走过场、走形变味，只会让改作风的努力半途而废。对于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如果不能高度重视、坚决遏制，很容易稀释了活动效果、消解了群众信任。
问题只是表象，根源还在思想。无论是“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敷衍了事，还是“自娱自乐、自弹自唱”的体内循环；无论是“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为官不为，还是“喊口号多，办实事少”的言而不行，都源于责任上的模糊、态度上的暧昧、意识上的懈怠。缺少三严三实的精神，才有松松垮垮、大而化之的状态；缺少求真务实的精神，才有光说不练、纸上谈兵的行为。
对于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一定要认真对待，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只有时常结合实际“回头看”，对出现的问题逐项排查、深入排查，落实到人、具体到事，才能把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只有通过排查“往里看”，举一反
三、追根溯源，该纠正的纠正，该返工的返工，切实加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才能把问题抓紧解决好。拧紧思想的总开关，把好制度的总闸门，就能管住各种毛病的“跑冒滴漏”，让教育实践活动得实效、起长效。
第五篇：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区别
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无效合同的情形进行了列举性的说明，其中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问题在于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行政法规中，大量出现“强制性规定”的条款，仅从立法的文义上去理解、适用法律，将造成很多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这有违民事意思自治原则和促成交易的合同法精神，反映了国家对民事合同的过多干预。
在理论界，随着对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强制性规范的进一步区分，认为应当将传统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强制性规定进一步的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效力性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法律行为价值的评价，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管理性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事实行为价值的评价，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管理性规范的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但不否认其行为私法上的效力。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才会被认定为无效，而违反管理性规范则不会导致合同无效。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对于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影响，是否违反强制性法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观察，并不能直接作为决定合同无效与否的标准，具体的合同是否应当无效，应该就强制性规范所保护的利益种类和性质来决定。对于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合同来说，无效并非唯一可取的手段。如果刑法、行政法的制裁方法或者其他民事责任已经足以达到法律规范的制裁目的时，应当尽量将合同解释为有效。
在审判实务界，长期以来确定的基本原则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一般认定为无效，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予以补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界也对强制性规范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认为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无效，但是否违反管理性规范并不是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___年___月___日，最高人民法院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___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正是对上述理论的总结，并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赋予其法律上的效力。
但问题是，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指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究竟有何区别?致使广大的法律从业人员在运用该条法律规范时仍然感觉到无所适从。
王利明教授认为，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标准是：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第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
上述理论将行为发生所侵犯的利益主体作为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依据，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分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严格区分某一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当事人个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此分法依然没有满足到可以判断所有强制性规范的程度。
《最高人民法___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___条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在吸纳了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涉及“市场准入资格”的法律规范为管理性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表现了对于认定合同无效的审慎态度，但仍旧没有提出明确的区分标准。
笔者认为，区分管理性法律规范和效力性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在于该行为是否具有补正性。从立法目的看，如果该规范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而不是为了侧重内容本身，并且其本身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容忍，只要行为人在事后补正，并不会造成国家、社会或当事人利益的损失，则此类规范是管理性规定。如果行为本身及其结果自始受到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该行为一旦实施将造成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不可恢复，则此类规范为效力性规范。这也正与《指导意见》中关于“市场准入资格”的规定不谋而合，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虽然不具备某种资格，但如果这种资格的设置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行为的实施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或当事人个人利益，且行为人也完全可以在事后弥补自己的过错，那么行为人实施的这种行为应该就是有效的。此外，在房地产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可以看到该理论的影子，《最高人民法___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因此，总体来说，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应该坚持审慎态度，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补正自己过错的时候，应该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交易稳定的原则出发，认定其行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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