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研究
当前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研究
——以法院为视角
近几年来，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开展工作，始终坚持公正与效率，认真践行司法为民，狠抓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遗憾的是，我们经常听到社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不满和认为司法不公的抱怨，法院的裁判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执行，“私了”现象居高不下，信访、上访事件不断增加等。归结起来，这都是公众对司法不信任的具体表现。因此，加强司法机关公信力建设，是全面实现执法为民宗旨的重要举措，加强对影响司法公信力因素和对策的研究，是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因素、审判、民意
一、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
司法是人类创立政府后用以定纷止争、惩治犯罪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自身价值追求与个体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而公信力来源于英文“Credibility”，它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人员（本文仅指法官）通过长期地司法执法活动向受众提供正义、公平、可信、权威、高尚的执法案例，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其包括三个方面：
1、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执法活动的信任期待；
2、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
3、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公正司法的自觉维护。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所形成，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司法自身魅力。
二、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的逐步推进，各种新类型的社会问题和纠纷不断涌现，而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更多地把解决争议的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这是法治进程中令人鼓舞的进步。但从社会实践中看，司法公信力依然面临着挑战。
首先，涉法信访折射司法公信力不足。据最高法院2010至2011年度工作报告统计，最高法院在2011年办理来信来访147449件人次，地方各级法院办理来信来访3995244件人次，其中2011年全年涉诉信访达455242件人次。涉法信访问题是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和结果，司法公信力不足导致“信访不信法”现象的产生。
其次，司法“乱作为”。司法乱作为主要表现在一些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违反法律程序和实体规定，为谋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滥用司法权、乱罚款、乱扣押、乱查封、乱冻结。当前，有的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造成恶劣影响。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共查处违法违纪审判人员292人，其中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109人。卢卡斯曾说过：“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内部的红头文件、请示、批示、指示、通知、讲话等形式却提供了各种暗箱操作程序，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提供了捷径，蚕食着司法公信力，拖累着法治建设进程。
最后，司法不作为。司法不作为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有案不立，对案件久拖不决，效率低下。尤其是效率低下，不仅容易使当事人对司法能否公正心存疑虑，而且还可能使当事人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失去对法律的信心。“立案难”、“申诉难”和“执行难”作为司法不作为的主要表现，主要表现有老百姓没钱打官司，诉讼成本高、费用大；一些案件有理打不赢官司；一些案件诉讼周期长，判决没有稳定性；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服，进行申诉尤为困难；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有效执行，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随着网络、电视及报刊等传媒的深入传播，其报道的一些案件也引起人们对司法公信力的关注和忧思。例如“银法造假案”、“三名基层法庭法官编造25起假案事件”, 等等。这些案件均引起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极大质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的形势下，我们的司法公信力为何仍然日渐缺失呢？盲目的司法改革并不能带来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三、影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因素
目前，影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诚信政府、诚信社会的大环境尚未形成，民众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缺乏信任。二是我国现行的法治状况自身也存在不公正的基础。法院的人事权、财政权掌握在地方党委、政府手中，审判过程中，极易受到地方有关部门的干预，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三是“程序公正”的司法理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让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对程序的漠视也引发了社会对于法院判决的合理怀疑，损害法院的公信力。四是当前法官群体的法律水平与道德水平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公信。审判工作中不合理的失误、差错案件的不断出现、少数法官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使公众对法院公信力缺乏足够的信心。五是高昂的诉讼成本也大大限制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判决的公信。高昂的诉讼成本阻却了一些人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的道路，而转向“私了”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同时，也造成一部分当事人“赢了官司，输了钱”，如此种种都将大大降低法院的公信力。此外，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公众对司法的不正当期待及对司法的期望值过高等等，都将对法院公信力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影响法院公信力强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诉讼的高成本是影响法院公信力的首要因素。正如卡佩莱蒂所说：“一种真正现代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人可以接近”，“如果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钱，利用这种制度，那么即便用公式精心保障的司法制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正因为如此，我国在减轻当事人讼累，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如续推行电话预约立案、巡回立案等措施，对行动不便、交通不便的当事人进行上门立案，对书写能力较差的进行口头立案。拓宽司法救助渠道，积极运用减缓免诉讼费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告状难”问题;加强诉讼指导，根据工作实际，通过在立案大厅设立值班法官、公布24小时热线电话、编写诉讼指南等方式，指导当事人依法参与诉讼，及时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执行风险，使当事人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进一步完善流程管理，加快案件在各个环节的流转速度，实行快速排期、快速审理、快速执行的工作模式。推行案件繁简分流，依法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一些简单的民商事案件，实行即收、即审、即结的办案模式。对适用普通程序案件在不影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下简化不必要的环节，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这些改革措施客观上都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让不同的当事人在寻求法律保护上具有平等性，有利于树立法院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形象，进而提高法院的公信力。
四、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的方式
司法公信力对人民法院而言，则是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人民法院的权威性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法院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标志，是促使案件当事人服判息诉的基本保障。笔者认为，法院要提升司法公信力，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努力。
（一）解决司法不廉以消除社会公众合理怀疑
司法程序往往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公众对其公正性、廉洁性寄予极高的期许。因此，司法不廉难以被接受和容忍，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判断。近年来，法院系统贪贿案件频发，不断损害着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威信。因此，提振司法公信力的首要之策应当是解决司法不廉，获取社会公众对法官群体的信任。《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将完善反腐倡廉长效工作机制作为一项司法改革重点，可谓切中要害。笔者认为，解决司法不廉应注意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要把廉政建设的重点置于法院领导干部群体。法院系统内人事管理机制，院、庭领导把关下的案件合议制、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使得法院领导干部掌握着裁判案件的关键权力，成为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重点“俘获”对象。在违反法纪的法官中领导干部占很大比重，即可印证这一判断。因此，各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一定要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的观念，建立制度约束法院领导干部过大权力，切实防止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
第二，要在法院群体中建立合理怀疑问责制度。法官作为社会公正的人格象征，当属社会中的最大诚信职业。法官的职业公信力既是司法机制有效运行的人事基础，也是法官职业和司法活动得到公众尊重的心理依据。因知识、时间、精力、耐心的有限性，多数社会公众对司法廉洁的评价均是基于对法官行为外观的认识。见到一个时常衣华服开豪车、出入高档酒楼的普通法官，社会公众不但会怀疑该法官有贪贿行为，往往还会认为其他法官廉洁程度相去不远。因此，法院系统应当建立合理怀疑问责制度，在某一法官行为足以使社会公众产生合理怀疑时启动弹劾程序，要求该法官经由公开听证、当众申辩等方式消除社会公众对其品行的合理怀疑，否则即应自行离职或被裁汰出法官群体。如是，法官群体的职业公信力方能得以维护和提升。
（二）加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的信任度
大力加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亦是提振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路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系指各法院依托特定的内设机构，遵照既定的标准和方式，从立案、庭审至送达、执行等环节，对案件质量进行监督，以便及时纠错。近年来，最高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均在对此项工作进行探索。现行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至少可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和加强：其一，监督管理范围应扩展。对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类案件都应进行监督；应对立案、审判、文书制作、执行、归档等全过程进行监督；应对查封、扣押等重要事项和评估、拍卖等关键环节予以动态同步监督。其二，监督管理标准应科学。案件质量标准既应细化，也应科学，且具有可操作性，既应设定事实认定、证据归纳、辨法析理等法律效果标准，也应合理纳入调解率、撤诉率、申诉上访率、提出司法建议情况等社会效果指标，还应涉及案件全过程的程序合法情况，应根据案件差错类别作出相应监督结论，不应简单、无差别地认定“错案”。其三，监督管理结果应予转化。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案件质量，而不是评定差错等级、追究审判责任。因此，法院系统应注重以多种形式将监督管理结果进行转化，如总结某一地区或某一段时间存在的普遍性质量问题，提出对策，制成规范性文件。
(三)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统一法律适用
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高法院在《二五改革纲要》中正式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虽已出台时日不短，但同案异判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在法律适用方面依然差距较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现行案例指导制度未能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指导性案例如何确定？如何适用？如何发展？首先，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形式过于繁多致使检索困难，发布标准把关不严致使质量参差不齐，指导性作用无从发挥。其次，未能明确指导性案例如何约束在后案件，使得多数法官并不重视指导性案例的检索和分析。再次，判例法的精髓在于法官在“遵循先例”的同时注重运用“前例区分”技术发展法律因应时势，而我国现有的案例指导制度并不注重某一案例所内含的裁判规则的后续发展问题。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关键也在于解决好这三个问题。
首先，在指导性案例的确定方面，应明确发布主体、质量标准、发布方式三个要素。指导性案例应当是已生效案件，其所涉法律问题具备一定的典型意义和普遍适用性且法律无规定或规定不明确，裁判对法律问题的处理符合法律精神且逻辑清晰、说理充分。考虑到新类型、疑难案件集中于中、基层法院，最高法院、各高级法院亦应允许中、基层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但上级法院必须经常审查下级法院所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妥当性，并作相应保留或裁汰。同时，现今计算机网络已基本普及，最高法院应组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指导性案例网络库，按案件类别、法律问题、法院级别、结案时间等标准予以分类，以确保法官群体和司法受众能查询到与待决案件类似的全部前例。
其次，在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方面，法官应在审理报告中而不是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指导性案例。在我国司法系统内，上级法院的裁判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事实上的前例拘束作用，但这种拘束作用并非制度性的。若不要求法官检索、参考指导性案例，则指导性案例制度将会因不能得到法官群体的自觉遵守而有名无实。考虑到裁判文书的前身——审理报告可记载不便对外公开的裁判理由，笔者建议，主审法官应当在审理报告中综述上级法院或本院发布的与本案类似的指导性案例的处理规则，如果本案拟决意见与指导性案例相异，必须充分阐明理由，否则将承担责任。如此一来，办案法官必然主动检索、分析相关指导性案例。同时，顾及当事人、律师及社会公众亦能获得指导性案例，办案法官必然将在裁判文书中遵照或针对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展开说理。
再次，在指导性案例的发展方面，定期对指导性案例进行汇编。由浩如烟海的判例构成的判例法之所以能保持其系统性和适用上的连贯性，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定期对不断发展法律的判例予以汇编。作为借鉴，我国法院亦应注重对指导性案例进行汇编。汇编至少应包含两方面工作，一是对众多指导性案例按案件类型、法律问题、结案时间等标准进行分类，如将涉及同一法律问题的不同指导性案例按时间顺序排列以说明裁判规则的发展历程；二是对指导性案例予以清理，如在上级法院发布一件指导性案例之后，及时裁汰本院或下级法院就同一法律问题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如是，指导性案例方能不断向前发展，并切实发挥统一裁判标准、适应社会变迁的作用。
（四）合理甄别、引导公众判意以增进司法与民意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公众逐渐分化为不同群体，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司法个案往往不仅关涉案件当事人利益，也承载着不同社会群体相异甚至冲突的利益诉求，容易引致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电视、报纸等传媒辐射力的愈发强大，网络的日益普及和运用，为社会公众讨论、评断司法个案的处置方案提供了充分的渠道和空间。内在动因与外部条件尽皆具备后，“公众判意”（指社会公众对于司法个案处置的主流性、主导性意见和意向）逐渐成为社会中的常态现象，对司法过程的影响日益增强。这些意见往往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基础，体现了普通人群的一般生活经验，甚至包含独到的智慧和见解。若法院在裁判过程中未主动、合理地应对此种民意期许，也容易导致裁判结果不被社会公众认同。在彭宇案、许霆
案、邓玉娇案等案件中，社会公众的讨论、批评、建议对法院的最终裁判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笔者建议，各级法院在处理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对公众判意的甄别、回应和引导。
首先，法院系统应当注意分辨公众判意中是否夹杂着偏激情绪和落后观念，是公众意见还是仅系媒体意见，已经成型还是尚有变换可能。例如，孙伟铭案一审判决之前，诸多报刊、网站连续数日集中报道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肇事的情节如何恶劣；一审死刑判决作出之后，报刊和网站又聚焦于孙父抱病奔走筹钱以保子命的辛酸和无助，论证孙伟铭罪不至死刑，导引着舆论的走向。在新闻炒作高手、新闻推手等群体轮廓日渐明晰的舆论环境中，法院系统还应特别留意判断所谓的主流或主导意见究竟是普通人群自由表述意见的自然汇聚，还是利害相关人或新闻炒作高手、网络推手们刻意搬弄和操纵的结果。法院系统只有在合理甄别公众判意的基础上，才能有效作出回应。
其次，法院系统还应以公开审判过程为重点，积极主动地引导公众判意。在社会公众讨论重大案件处理意见的过程中，法院应注意增加司法过程的透明度，及时、准确、多元、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案情真相，消除公众的疑虑，引导公众在充分认识案情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使得法院能够在一种公正客观的舆论环境中进行裁断。同时，法院还应选择恰当的人员、时机和方式发表全面看待案件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态度和意见，在裁判文书中针对支撑公众判意的主要理由尽可能充分地展开说理，并在裁判之后以新闻发布会、判后解读等方式对裁判理由予以详尽解释，以求得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众认同。
五、结语
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新建县人民法院姜蕾）
编辑：刘珏
第二篇：提高司法公信力对策研究
提高司法公信力对策研究
【摘要】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司法公信力虽然缓步提升，但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舆论传播方式多样化带来的新挑战。司法公信力严重缺失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持续增加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如何全面树立司法机关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司法公信力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对司法公信力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几点对策。
【关键词】司法；司法公信力；对策；
一、司法公信力内涵
“公信力”源于英文“accountability、credibility”,近年来已成为流行的研究热点，新闻学界研究传媒公信力，社会学界研究政府，法学界研究司法公信力。目前，诸多的研究文献对司法公信力的概念、结构和内涵进行了有益探索，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环境来深入理解和把握司法公信力，包括司法权力本体角度和社会公众认知角度，包括传统舆论环境视角和网络新媒体环境视角等等。司法公信力内涵丰富，一种较为广泛的对司法公信力内涵的理解表述为：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主体、司法程序、司法运作过程以及司法裁决结果的尊重与认同，是司法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信服状态，它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制度、司法机关、司法权运行过程及结果的信任程度，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知和认同状况。
公信力之于司法犹如诚信之于人，人无信不立，同样缺少公信力的司法也维护不了法律应有的权威。司法公信力对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树立司法权威的过程中，司法公信力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指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该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司法作为保障国家权力有序运行的强制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自然属性和内在本质。如果司法公信力丧失，法律与司法机关权威将不复存在，司法活动便难以体现其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们转向诉诸司法以外的力量，这必将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所以，将公信力建设摆在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位臵，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
司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们更多把解决争议的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救济，这是我国经济社会法治化进程中令人鼓舞的进步。但应当看到，目前社会上不断涌现的热点舆论和新闻事件也让我们清楚认识到我国司法公信力还存在缺失，司法公信力建设任重而道远。
1.从司法权力本体层面。
一是司法主体公信力欠佳。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和腐败丑闻造成公众对司法工作人员无能和无德的印象，法官职业水平和职业操守不断遭到质疑。当事人在发生诉讼时往往试图通过“找关系、托熟人”的方式以期案件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虽是中国人情社会的历史原因使然，但也能极大反应出人们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不信任。二是司法独立活动受扰。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排除任意干扰能力较低，裁判结果更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左右摇摆，不仅包括不能有效对抗来自不当社会舆论的侵害和干扰，还包括无法对公权力干扰司法权运行的有效抑除。行政权力和社会舆论力量的过于强大使得司法权活动体现出“行政化”和“舆论化”特征。三是司法“乱作为”或“不作为”。司法乱作为主要表现在一些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程序和实体规定，为谋取个人或部门利益，滥用司法权。司法不作为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有案不立，对案件久拖不决，效率低下。
2.从社会公众认知层面
一是信访不信法。近年来，群体信访和个体信访量逐年上升，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上级机关乃至中央聚焦，而且愈演愈烈，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影响。不断攀升的涉诉信访折射出司法公信力不足，是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最直观表现和结果。二是司法执行难。法的执行是法律实现的重要途径也是验证司法公信力水平的有力方式。“执行难”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对于法律法规的极大漠视。被执行人法治观念淡薄，在执行阶段采取消极态度，故意逃避责任甚至对抗执行，使得权利人无法实现其正当权益，进而对法院公信力产生质疑。三是无限制申诉再审。对司法裁判的申诉再审是现行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当法院裁判结果超出当事人预期接受范围时，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是法院裁判发生了错误，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对已经生效的裁判一审申诉或申请再审，漠视司法裁定的终局性与公信力。
（二）司法公信力现状的成因分析
1.法官自身能力素质的影响
法官职业特殊性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还需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以及对各种复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其在司法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状态直接关系着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信任程度。而现实中我国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存差距。部分法官业务不强、能力不足、形象不佳、服务不到位，尤其是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法官中立性不再等问题，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审判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法官自身能力素质问题折射着司法公信力不足、制约着司法公信力提升。因此解决法官能力素质问题始终成为我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
司法公信是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树立起来的，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公众对司法公信度大打折扣。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诚信政府、诚信社会的大环境尚未形成，民众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缺乏信任。社会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权力阶层事端频出，“官二代”、“富二代”公然挑战法律威严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社会进入了“拼爹”时代，老百姓对腐败问题极度反感，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法院本身的违纪违法事件也让老百姓对法院的信任度下降。二是司法地方化的影响。我国各级地方法院无论在人事还是财政物资方面都听命或依赖于同级人大和政府，法院独立性被不断淡化，转而被赋予政治色彩，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基于地方政绩或其他方面利益的考量，地方政府插手司法活动，致使法院不得不考虑行政因素，甚至直接听命于公权力，直接影响了法院权威和司法公信。三是社会舆论导向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媒体开放的今天，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绑架着所谓“民意”、“道德”，在监督司法权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力，社会舆论以其强大的力量妨碍着法官的专业判断甚至左右司法结果，使民意代替法律成为法院断案依据，法律丧失权威。
3.当事人自身利益影响
造成我国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原因除了司法机关自身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一定程度上包括社会公众法治观念基础的薄弱。漫长的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主要是一种以人治思想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无论是“德主刑辅”，还是“礼法并用”，其中蕴含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优位的法律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长，部分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规律与特点了解不多，对司法预期过高；部分群众法治观念淡薄，规避和违反法律，出现纠纷后诉讼往往是其最后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为达到胜诉目的，即使进入诉讼，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托人情、找关系、无理缠讼；部分当事人一旦败诉便会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四处告状、长年上访，寄希望于找到“大官”为自己鸣不平，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致使司法公信得不到有效提升。
三、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几点对策
（一）注重法官队伍建设，加强能力素质培养
建立全面高素质法官队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司法工作的特殊性要求掌握审判权的法官既具备树立司法权威和维护法律尊严的业务能力，也要具有高尚的品格和职业操守。首先，要提高法官专业素质。要完善法官准入机制，提高选任标准，注重法官思考能力及应用能力的考察，从源头上提升法官职业能力，同时确立任职期间法官定期培训制度，强化专业学习，补充法律知识，加强法院间的学术交流，打造学习型法院，以全面提高法官专业素质。其次，要提高法官的道德品质素养，树立法律职业道德观，确立司法职业道德在法律基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内部引导法官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价值观，外部加大法律监督制约力度，严查严惩各种司法腐败行为。再次是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在法院内部建立优良的司法传统，塑造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司法作风，营造良好的司法氛围，以此重塑法官在公众心中的正义形象。
（二）强调司法活动独立，完善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权独立对提升法院公信力至关重要。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特别强调“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当前影响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体制因素为司法行政化、地方化。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让司法独立化、法院独立化、法官独立化，让司法权威得以保障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强调司法独立，当务之急是要理清各级地方法院与同级政府、人大及党委的关系，做到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工明确，相互尊重。在舆论监督方面，学习和利用舆论传播方式多样化条件下的沟通技巧和渠道，积极回应公众的问题和质疑，同时规范媒体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以防误导群众，引导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逐渐消除社会舆论的越位监督。
（三）确保司法程序公正，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需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司法的公正公开。首先在法官中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使司法活动真正获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认可，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其次，司法公正和司法的公信力是相辅相成的，完善程序法律体系是提升司法公正的有效渠道。由于现阶段我国程序法较于其他部门法还比较抽象，所以，完善程序法条、细化程序责任可有力地规范法官行为，防止程序不公。再次，保障公众知情权，加强司法信息公开力度。这里的司法信息不仅包括司法规则、适用法律的公开，还包括审判活动公开、审判结果公开等，做到以法律和事实说服公众。法院要进一步加强案件管辖规范建设、加强案件审判规范建设、加强执行规范化
建设、加强法官行为规范建设，全面提升司法形象。不断拓展司法公开的渠道与方式、落实司法公开各项规定、建立健全司法公开保障机制，增强司法公信力。
（四）深化法律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法治意识
提升法律文化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有被内化为一个国家的传统和精神，被其公民所认同、所信服，才能取得实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不仅是文明社会和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意蕴和心理基础。而一个国家的法律要被信仰，必须为其公民熟知和认同，使其成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要重视培养公众的法治意识，加强司法宣传，通过现代媒体及社区活动开展基层普法活动，让公众可以认识到法院的每一个司法行为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通过公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活动等提高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总之，树立全民法律信仰是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公众具有了一定的法治意识和判断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法院的尊重程度，改变人们对司法的怀疑。
结束语
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任务和价值追求。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公正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努力。
第三篇：司法公信力论文doc
毕业论文（设计）
课题名称 从基层法院工作浅谈司法公信力的完善建设 学
院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佳木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从基层法院工作浅谈司法公信力的完善建设
论文提要：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法院司法裁判的信服度和对其公正性、法律权威性的评价。通俗地说，司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的裁判结果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进而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日渐向好的同时，司法公信力流失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泛化为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只有把提振司法公信力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加以思考和探究，不断解决法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多渠道、全方位地促使社会公众更多地理解法律并将此作为衡量司法工作的准绳，着力实现司法工作的社会认同，从而在全社会中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全文共9429字。
[关键词]基层法院 司法 公信力 构建 对策 以下正文：
一、我国司法公信力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历史正以其变迁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转型。我国已经建立较为 完善的司法体系，以及保障司法独立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我国已经走向了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
但由于中国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程度仍然较低，建设法治社会的强烈需求与司法信任危机的矛盾并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缓解，反而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和两极逆向扩张。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常将其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语境联系起来，使得当前我国的司法公信力正在不断失去其应有的权威性语义。司法信任危机、法律信仰危机离我们不再遥远，而成为我们生存基础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但法治的整体环境并未随之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悖论：人们在欣喜于诸多法律空白的填补之余，却是对法律的实施尤其是司法失公、失范的责难。司法权本身权威的受损、司法权运作环境的恶化、司法权运作效果的扭曲和退化，均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立法进步所带来的正效应。此种论调虽不全面，但并非危言耸听，无论是法律界人士、社会公众甚至司法者本身，均已感受到司法公信力的明显下降。究其根源，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当事人不愿采取司法救助，而寻求私力救济。人民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但在现实中，由于司法公信力还不高，有些案件当事人认为“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执行更是难上加难”，存在 “惧讼”、“厌讼”现象。当出现矛盾纠纷时，第一选择不愿通过诉讼解决，而是寻求私力救济，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甚至于有时求助于非法组织，表现出对法院的极端不信任。
2、当事人无视诉讼程序，在诉讼中请、托现象严重。一些当事人在案件诉讼到法院后，很多当事人不是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举证，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通过“熟人关系”，采取请客送礼等手段与法官接触，对法官施加压力来影响案件的审理，使法官作出对己方有利的裁决。以致出现“官司一进门，两头都找人”等不良社会风气，体现了当事人法治观念淡薄，司法公信力基础薄弱。同时，折射出当事人对司法信任度不高。
3、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非理性对待。现在基层法院，诉讼进程之中及诉讼进程之后法官遭袭、遭骂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当事人甚至咆哮于公堂之上，藐视法庭尊严；更有报道刊载法官被伤害、杀死的消息，成为司法权威严重受损、司法公信力严重缺失的悲剧性主角。
4、案件上诉率高，当事人明知无理仍坚持上诉，说明当事人对基层法院、法官信任度低。近几年来，通过加强法官队伍素质、提高审判质量等一系列工作，基层法院的上诉率、发回改判率持续下降。同时，也应看到：有一些案件在看来原本不应上诉，或者当事人对上诉的结果也不抱极高期望，但仍坚 持上诉，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个别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因言行不当，或者判后答疑不到位，令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降低了对法官的信任度。
5、被告出庭率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在一些行政、民事诉讼中，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以致出庭率低，部分被告对法官能否保护其合法权益持怀疑态度，既不答辩，又不提交证据，有理也不到法庭上讲，而在庭外散布不当言论，极大地影响法院的信誉。
6、无限申诉再审、不断信访。对司法裁判的申诉再审是现行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当事人基于各种不同原因，为达到各种目的，对已经生效的裁判，一再申诉或申请再审，有的甚至历经八年、十年，不达目的誓不回头。还有一部分人不愿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进行救济，而是企图借助于信访手段来达到目的，体现出对司法救济解决问题的极大不信任。近年来，群体信访和个体信访量逐年上升，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上级机关乃至中央聚集，而且愈演愈烈。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信访不信法”现象，已经汇就信访洪峰的一股“主流”[1]，已经对上级机关乃至首都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
7、生效裁判不能得到自觉、有效履行，部分当事人抗拒执行或暴力抗法。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司法的尖锐问题。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专项 活动，上级法院采取提级执行、交叉等有效执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压力。执行难除法院自身原因外，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认同、不配合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对裁判结果不服，部分当事人采取消极对抗、拒不执行的做法，甚至公然以暴力抗拒执行。近年来，当事人暴力抗法事件不断见诸报端，这说明生效民事裁决依然存在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不能让当事人心悦诚服，自觉主动履行。
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分析
社会公众对审判权的运行及运行结果所具有的心理认同感即司法公信力，具体地讲就是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及其生效裁判文书等的信任程度，表明社会公众对法院是否信任和尊重以及信任、尊重、自觉服从法院生效裁判的程度。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院内部的原因，也有法院外部的原因，它与社会经济、文化及法制环境密不可分，如法院体制上的痼疾、法官个体的因素、当事人的偏面认识与误解、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批评与干预、不健全的法制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过高期望等。在此，笔者就基层法院主观方面的因素进行阐述。
1、少数案件质量不高，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案件，应当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得当是法律对案件质量的要求。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实践中还存在违背客观事实办案，认定 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等现象，甚至由于个别法官的失职渎职行为，造成冤案、错案，如赵作海案。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不能被有效保护，导致当事人申诉、上访，严重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2、办案程序违法，侵犯当事人权益。由于个别法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等错误观念，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违法扣押、冻结单位和公民的合法财物，依法应当返还的不及时返还；违法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超期办案等违反程序法的行为，违反办案程序的错误，侵害的却是当事人的实体利益。
3、一些案件办理时间过长，诉讼效率低。表现为依法应当立案的不能及时立案，立而不审，审而不结，案件久拖不决，办案期限过长，不应当延期的随意延期，应当做出处理决定，终结诉讼的案件，仍然进入下一个诉讼程序。办案部门处理案件不果断，怕承担责任，不能及时终结诉讼，反复研究，层层汇报请示，迟迟不能作出处理决定，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相互推诿，浪费诉讼资源。
4、司法公开力度不够，当事人的知情权缺失。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取信于民，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基层法院案多人少、认识不足等原因，应当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内容没有及时公开，当事人对司法的公正性存有疑虑。当事人缺乏知情权，对案件进 行的环节，每一环节具有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必要的了解，诉讼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即使案件处理得当程序合法，也不能被当事人和社会所理解、接受。
5、部分执法人员存在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现象。政法队伍是一支执法为民，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但是，也不能否认，个别司法人员存在政治觉悟不高，执法犯法的现象，甚至有的以权谋私，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违规插手经济民事纠纷，利用国家赋予的司法权，谋取个人或者部门利益，严重败坏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降低司法公信力[2]。
三、着力提升改建司法公信力体系，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当前，司法公信力要获得提升，当务之急是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司法运作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权威上重树司法机关和法官形象，在司法腐败的遏制上斩草除根，在司法公正上取信于民。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思维，才能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1、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体制改革是重要途径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诉讼制度、审判方式和法院管理改革全面铺开和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司法体制的改革 和制度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前所述，当前司法体制问题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一种观点认为，为隔绝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体制一律应实行垂直领导，最高法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级人民法院。另一种观点认为，机构、人员编制、法院经费、法官待遇仅由最高法院自行决定管理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并对上述法院体制改革予以专门的规定。因为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在未改变根本法的情况下，将法院体制中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改革为垂直领导关系，并改变监督审判工作的范围为领导审判以及人、财、物的范围，则是违宪的。同时，我国法院实行的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如果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党务工作，人、财、物管理等均为领导关系，那么上一级法院就可能利用其领导关系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施加影响，影响下一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使二审终审变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的现象。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可取和可借鉴之处。
笔者认为，为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确保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宪法第127条第2款所确定的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所形成的体制不宜改变，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宜 直接由上一级法院领导。但党务、人、财、物等的管理体制，又确需要改为由法院系统管理的体制，这可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新的体制。关于经费等方面的管理。为有效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方面管理。应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方法，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
2、提高司法公信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重要环节 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司法的价值在于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因为基本人权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对公民个人来说, 这些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不许侵犯、不可让渡的。在西方法治国家, 即使是掌握着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不得根据多数 人的意志、意识形态的信条或任何其他理由剥夺这些权利。法律的价值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 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 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则不得背弃。“法律应是保护人权的, 如果司法权力被滥用, 那么, 这样的法治不仅不可能为人们所尊崇, 只能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了”。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的标尺和动力。
西方法学理论认为，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是一种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做什么，甚至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人权是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生存权、自由权等诸多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正是由于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无数的悲剧，于是在权力出没的任何路径，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者都力求理智地、周密地加设一道控权闸门，通过唤醒公民对权力的自重、自持和自治，来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现在，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与提高，司法程序和司法裁判应体现人道主 义的文明性已成为国际化的一种司法趋势。因此，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司法执法从粗暴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态度中矫正过来，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官最关注、最重要的修复和改造环节，这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3、提高司法公信力，遏制司法腐败是重要保证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要确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从, 必须首先做好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权力治理工作。而权力治理的关键是规范法官行为，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当前，我们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的发生呢？我们知道，“教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也同样有不执行的问题。这就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问题。强有力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防线”.针对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2005年11月颁布实施的《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该规范以法官法、公务员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依据，是新中国人民法院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关于法官行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它基本涵盖了法官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司法行为的各个方面。现在制度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监督执行，狠抓规范的落实。而要狠抓落实，就要“欢迎社会公众以‘规范'的具体内容为标准，认真考量法官的业内外行为，得出事实求是的评价，增进维护司法权威 的社会共识”。各级人民法院也应“从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抓起，力争通过二至三年的努力，使法官的行为和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使人民群众满意”。总之，我们要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除要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把“入口”关、强化教育关、过好考核关、疏通“出口”关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和构建监督的落实机制、惩处机制、激励机制。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的实际，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就一定能遏制住司法腐败,树立起司法诚信，并使公众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和感受到法官司法公信的力量。
目前我国国内学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还没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公信力测量体系。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 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
4、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基础理念：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权运作的两大目标。现代诉讼制度的实质，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和利益的过程，它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最高价值。但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追求审判资源配臵的最佳优化组合本身即意味着公正必须是有效率的公正。近代以来形成的司法正义观使得公正与效率的矛盾冲突呈现出不可调和的态样。但是，公正与效率之间既有对立之处，又有统一的特性，它们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尤其在现代诉讼中，统一性日益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没有公正的效率即为不公正，而公正必须是有效率的公正，无效率亦无公正。显然，这种理想已不限于民事诉讼，而根植于现代诉讼的土壤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可见，效益已经成为现代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5、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外部保障：完善立法
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转型对法律制度 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质，立法的超前性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法律的社会性要求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必须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而所谓立法的超前性是有限度的，而且受到法律文化结构因素的制约。在立法的超前性与法律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之间，我们应当寻找一个平衡点，即对两种代价进行衡量与评价。
首先，加强立法工作的科学性。立法只有广泛采纳民众的意见，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有对相关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论证，才不会出现漏洞；只有加强相关法律和制度的配套性和衔接性建设，才不会再执行上产生矛盾。只有在立法程序公正透明，立法调研和论证充分，立法者人力资源雄厚的情况下，法律的制定才能够具有符合现实要求的科学性，法律规范才能保持较长久的稳定性，才能充分地实现其应然功效。
其次，科学地对待法律借鉴或移植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臵于对文化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来考。我国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文化有极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试图借鉴他国的优越法律制度时，应当对该制度与该国法律文化结构和其他法律传统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再将其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能否借鉴的结论。
6、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内部支撑：运行机制的理性整合 首先要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重点围绕易发多发执法不严、不公、不廉问题的关键岗位 和关键环节，完善执法规范和制度，健全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执法工作机制,保证每一个执法环节都体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
继而要切实推进司法透明化的建设力度,做到侦查公开、审查公开、裁决公开,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客观地说,不公开的司法程序使当事人和社会成员怀疑司法的公正性是不可避免的,秘密的司法程序往往与独断专横相伴,便于“人治”,只体现个人的恣意和专断。公开性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因为只有当司法活动是公开的,才能使司法臵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并能使司法活动为民众所了解和理解。同时因为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有利于化解民众对司法暗箱操作的疑虑[3]。同时要求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作出的决定或判决要保证能够明确地说明理由。这是保证司法权运行公开、透明、防止司法权滥用的有效途径,也是切实保障诉讼当事人知情权的必要措施。要使当事人以信服的心态接受、认可并执行有关司法决定或判决结果,使司法公信力得以昭示和强化,就必须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从法律文书中认识司法决定或判决结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司法者不仅要在裁判文书中实现正义,而且要让人们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因此,要切实提高法律文书的质量,增强决定或判决的说理性,要在法律文书中充分阐明处理的过程、事实、理由和根据。法律文书不仅要记录司法过程,而且要公开决定或裁判的理由, 使法律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4]。最后，还是要加强监督，权力缺少监督和制约就会被滥用，这是被无数的政治、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司法权同样如此。鉴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司法机关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必须把司法权始终臵于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必须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要努力建立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制约性强的惩戒工作制度,依法严肃查处损害司法公信力的各种行为。
7、建立司法公信力的人文基础：司法职业化建设 “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权无论如何运用,都离不开司法运行的操作者——司法人员。公正的司法裁判或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判断是一个复杂的推理过程。这就需要高素质的司法人员[4]。司法人员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司法技能,人们才会对司法人员真正怀有敬佩之情,才会相信司法人员心中真正怀有正义、怀有人民、怀有法律,从而真正树立起司法机关公正的执法形象和崇高的司法权威。
此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类复杂案件的解决不仅需要法官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还需要法官具有娴熟的职业技能，即社会大众给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必须是富有技巧、能够理解社会政策和掌握实践理性知识的人。他应当能够从法律规范文本出发，通过能动的活动揭示法律条文。
法官的职业化所追求的就是具有优良司法品德和司法技艺的法官在中立裁判案件中，将使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获得的公正与正义达到最大化，这也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法院工作中的重要方面。
自西方的法治思想传入中国后，相应的法律信仰、司法公信力等观念也相继引入，这对我国法律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从对神的信仰转为对法律的信仰，对能满足人类的价值追求如正义、公正的法律给予了宗教般的信仰与献身。法律契合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和人文关怀，从而唤起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依恋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求。由此，建立人们对司法的信仰，激发人们对法的尊敬感、依赖感和归属感，对于转增在努力走向法治的当代中国来说，意义尤其重要。
注释：
[1] 参见2005年11月《半月谈》刊载的《司法公信力不足引起最高院重视，有关部门调研》一文。
[2]张西军：《浅析影响司法信力的原因与对策》。[3]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4] 王建国.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初探.江苏社会科学, 2009。
第四篇：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现状之考察剖析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路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11月24日,湖南郴州私营企业主彭北京在网上发布《决斗书》,要求与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晓龙及该院执行局局长郑建华进行决斗。彭在《决斗书》和《我为何要与法官决斗》的文章中称,1999年,他在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民事诉讼案中,被郴州市中级法院违法判决和违法执行,致其损失数千万元。虽经连续8年的申诉、控告和依法维权,终未有结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向法官要求“决斗”,“以原始丛林法则决一生死”。“决斗门事件”随后被各大网站和媒体转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彭北京向法官提出的决斗,在表面上看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权威的挑战,而在实质上是对司法腐败的最后抗争。这是司法公信力弱化、司法权威丧失的一个信号。不容回避,当前司法困境的现实表现之一,就是法院的权威、公信力较低。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指出:“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近来出现的杀法官、泼硫酸等恶性事件,网上相应出现一些负面舆论,都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司法出现的问题,以及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根本原因,当前主要集中体现于“三不”问题,即司法不公、司法不廉与司法不力。司法不公、司法
不廉与司法不力严重腐蚀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导致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危机,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二、目前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要因素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人民法院而言,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制环境密不可分。
(一制度架构因素
1.社会转型期需调处大量矛盾纠纷,司法资源却很有限。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多元化,人民群众诉求多样化,对司法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对司法功能更加认同,对司法公正更加关注,对司法效率更加期盼,对司法过程更加重
视。然而,由于法治体制尚未建立,社会资源配置及矛盾解决,仍是党政主导。司法的资源,包括其权威、独立性及资源配置调整的能力十分有限,对一些敏感案件的处理常感力不从心。
2.社会逻辑与司法自身逻辑的冲突因素。司法,是对冲突的事实及诉求进行判断和处断,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亲历性,司法官的独立性以及相生伴随的德性和才能,是司法的逻辑。但在中央几圈统揽型体制之下,以“上令下从”为特征的行政逻辑,才是各种权力运作中共同的根本行为逻辑。在此之下,司法作为社会整体管治体制的一部分,其内部独立自治的程度十分有限,它的中立性与被动性也受到一
定限制。在外部,为配合中心工作,司法需要采取某种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最近网上炒作的湖南某一法院下农村帮助农忙被炒作为不务正业,对法院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内部,法官办事员化,上命下从的行政原则渗透于司法,影响法官独立裁判。
(二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长期的人治传统,在诉讼文化中存在深深的“清官”情结,当事人自身对诉讼程序规定往往予以漠视,寄希望于清廉的法官或者说上级部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由于不是期望于法律而是希望执法的法官或者说其他的手握有权力的人来解决纠纷,造成对法律与法官的不信任,这种对法律与法官的不信任的后果就是当事人在诉讼时对诉讼本身所抱有的期待结果与法院处理的结果
相悖时,则认为是“人”的原因,从而走上法定诉讼程序以外的信访之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发生了纠纷,首先想到的仍然不是通过诉讼渠道解决,而是找有权力的人干预或亲自用非法手段“摆平”对方。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是先托关系,找熟人,不相信司法机关会公正地处理案件,相信通过权力的干预会使案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官司败诉后,若感到不公平,便走上访之路,四处告状,希望能找到“大官”为自己申冤,近几年,涉诉信访案件不断上升就是一个例
证。这说明官本位思想、权大于法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根深蒂固,而通过权力干预使问题得到解决的现实,更加深了人们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三法院内部系统制度设置不合理因素
1、法院内部绩效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对提升法院公信力的影响。现实中,因绩效考核产生了部分法院或法官不能判、不敢判,不愿判之怪现象,对司法权威及司法公信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一,有的法院过分追求调解率,在调判关系的把握上有偏差,出现了几个突出问题:如诉前调解周期过长,不予立案,造成当事人投诉信访;只调不判,甚至追求“零判决”,损害法制原则,降低法院权威;无原则的调解,忽略司法公正,损害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弄虚作假,人为制造调解率,败坏法院作风。
其二,有的法院过分看重上诉率、息诉服判率而采用不合理手段打压上诉或采用非正常手段到上级法院协调案件或采用向上级法院案件请示办法以减少发改几率。上级法院设置的绩效考核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使基层法院产生上述“逆向反应”。绩效考核部分指标设置不科学,损害了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益,不利于法院公信力的提升。
2、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遴选法官的影响。上级法院加大对下级优秀法官的遴选力度无疑具有积极影响,但不可否
认的是在各项制度配套不完整的情况下,上级法院的遴选结果会导致基层法院精英法官的严重流失,会造成法官断层现象。基层法院精英法官的流失及断层,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中会加剧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法官会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审判质量,无法保障案件裁判质量,造成提升公信力内生动力不足。
3、资源配置不合理因素。法院系统内部存在“倒金字塔”问题。即越是层级高的法院或部门,其人、财、物保障充分,优秀人才自下而上聚集,同时上级法院拥有的政治资源相对丰富,但基层法院的人力资源、经费保障存在不足,无力应对当前的司法问题。还有,基层法院内部的人事安排也存在“倒金字塔”现象,即一线办案人员与
非办案人员比例不合理,资源配置倒挂。以铜山法院为例,目前在编干警有150余人,一线办案干警(从事审理、执行法官40余人。在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配置不合理会导致部分办案人员心里不平衡、缺少职业认同感、办案不积极不认真,有的法官甚至表示做法官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办案,这显然不利于提升法院公信力。
4、职业保障激励机制不健全。法官等级津贴标准较低,一级10元,而且退休后法官等级津贴取消,公安局的警衔工资退休后仍享受,从这个方面也说明法官职业保障不完备。
(四法官素质—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体因素
目前,法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仍有差距,一些法官作风不正,形象不佳,影响公信力。突出表现为:
1、极少数法官仍然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法官的违法犯罪甚至判刑,对司法威信破坏大。
2、有些法官办事拖拉,案件在手,久拖不审、久拖不执,当事人反映强烈。
3、有些法官接待当事人态度较差,方式、方法简单,用语不文明,直接影响法官形象。
4、有些法官责任心不强,缺乏细致耐心的做当事人思想工作,有时一判了事,不注重案件的社会效果。
5、法官庭审中的一些言行不规范,给人感觉不公正,容易引起当事人的猜疑。
6、法官的业余活动不检点,出入公共娱乐场所、游山玩水等直接影响法官形象、法院形象,直至法院公信力。
7、部分法官专业技能不高,裁判案件存在差错。
(五“裁判不公”与“司法腐败”的社会舆论气候和新闻媒体的不规范宣传炒作因素
当事人置身于案件之中,与裁判结果有着切身利害关系。一般都自恃有理,贪急求快。一旦赢不了官司,便盲目认为法官偏袒对方,对法官不相信。有的败诉后又存在投机心理,错误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会有人重视,才会有结果,于是四处反映,通过上网炒作,向法院施加压力。尤其在基层,当事人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程
序、证据、时效观念,只注重自身的感受。有的当事人不管对方有无履行能力,只要不履行,便认为法院工作不力,执行力度不够,把诉讼风险、执行风险全部转嫁给法院。当事人的错误看法和认识,再加之媒体的不正当炒作,导致法院公信力下降。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途径和措施---以取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为中心
培根言:“公正根植于信赖”。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围绕如何取得人民群众的信服、信任与信赖。司法只有取得人民的信赖,才能让人民感到公正,司法公正才能取得司法公信,司法具有公信力才具有司法权威,司法具有权威才能更加高效的化解社会矛盾。所以,取得人民群众对法院、法官的信赖,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
（一、把提升法官的职业伦理作为法官职业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继续推进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法官的道德和职业伦理建设(而不是教育。德行是一个合格法官的根本要素,也是司法公信力的根本。如陈燕萍的启示。其用语言、行为及思想,展示了其正直、善良的人格品性。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坚守法官职业操守,始终将人作为处理法律关系的着力点,用情、理、法诠释司法的人文主义,让人民群众感知司法对人性的关怀和尊重,取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使人民群众自觉服从司法裁判,树立了司
法权威,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二、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体制改革是重要途径。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诉讼制度、审判方式、法院管理改革以及司法经费保障制度等方面。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独立是重要因素。本文主张的独立是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内外部因素、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干扰。
改进法官保障机制,以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一是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培养法官的独立的人格,必须从制度上提供外在的条件。例如要建立法官选任制度,完善法官遴选制度。增加基层法院法官编制,规定中级法院以上
新任法官须有基层任职经验;二是健全法官的保障制度,提高法官等级津贴标准。现行的津贴标准太低,一级十元钱,无法彰显法官资历的价值。建议法官等级同退休工资标准挂钩,提升法官的尊荣感。另,建议取消法院按照行政级别定职定岗的制度安排,应按法官等级来确定法官的薪酬、福利。三是强化法官职业培训。完善并改进下级法院到上级法院挂职锻炼学习的工作机制,建议设立法官学习进修学分制度,学分记入法官档案,同晋级晋职挂钩,以激励法官不断自我完善,提升法官职业素养。
（三、树立正确的司法政绩观,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
基层法院不能过分追求调撤率及上诉率。化解矛盾,调解很重要,但仍应当坚持调判结合,不能过分强调调解,否则容易走极端,破坏司法公信力。应加以注意,包括:1.充
分注意转型期社会的法治需求,通过裁判培养规则意识、构建法治社会。2.注意法院与行政机关保持必要的距离,运用司法裁判促进政府依法行政。3.注意区别地区状况、案件性质、法院层级,适当把握和调整调解与判决的关系。4.应当注意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完善诉前调解、诉调对接机制,维系和发展司法改革的成果。5.应当注意防止过分强调调解率而扭曲调解本身的性质,坚持调解的自愿原则、公正原则,同时不能否认司法调解中辩法析理的必要。
（四、建立健全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工作制度。
一是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应尽积极推进制定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以统一法律适用,避免“同案异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提高法官素质,提升司法权威。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第一,二审法院应注意发回和改判的均衡。有些案件二审法院已查清案件事实,但由于各种因素,将案件简单发回,浪费司法资源,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引发当事人的不满。第二,尊重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上级法院尽量不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的原因将案件发回或改判,以维护基层法院的司法公信。总之,应将最高法院制定的《关于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落到实处。
（五、完善运行机制,增进公众信任。一是建立信息公
开机制。包括:审判执行案件流程网络公开、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完善法院开放日活动等。二是要擦亮司法服务便民“窗口”,规范立案服务大厅,优化诉讼环境,方便群众诉讼。三是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坚持“有诉必理”“有访必接”的原则,切实推行对困难群众予以司法救助的制度,对追索抚养费、赡养费、人身损害赔偿金、劳动报酬且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以及农民工、下岗职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积极采取缓、减、免交诉讼费的措施,努力让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四是要悉心接待群众来访。对当事人做到“真心、热心、诚心、耐心”,做到文明接待,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处理能力,努力让群众诉求有门。五是要建立与新闻媒体沟通机制,畅通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渠道。随着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新闻媒体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公众获取信息和反映意见的主要途径,法院在与社会沟通互动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新闻媒体的桥梁与媒介功能,正确引导媒体报道,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实现法院与媒体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取得社会公众对法院和生效裁判的认可度。
最后我想用英国法学家柯克的一句名言结束我的发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在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既然法律给了我们一个追求公正和爱与善的舞台,那么不管在哪里“演出”,我们都应该用心、用情、用脑;不管案件大小、当事人地位高低，生活再穷，能力再差，都 始终保持一份对人的尊重。让我们手中的法槌击出公平与正 义的最强音，以信念之火让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熠熠生辉！铜山区人民法院 宋长兴
第五篇：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
维护基层公平正义
论文提要：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简要介绍我国基层法庭的工作实际；第二部分为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分析，主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第三部分为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第四部分为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建议。
一、概述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化解基层（尤其是农村）矛盾，宣传法治思想，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被打破，旧有的封建习俗与乡村文化亦逐步瓦解，获取信息能力显著增强。而与此同时，司法公信力却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在农村得到普遍认可与加强，造成目前农村各种纠纷、上访闹访事件层出不穷。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发现司法公信力在农村缺失的深层原因，完善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为提升人民法庭司法公信力提出合理建议，从而唤得广大同仁对农村司法公信力建设的重视与研究。
二、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原因分析
由于农村与城市在人员构成、生活方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广大农民在知识体系、认知水平、道德观念与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此点反应到司法领域，造成了司法公信力在城市与农村、居民与农民之间的不同标准。具体而言，农村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外部原因
1、农村习俗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纵观我国的历史及社会发展历程，结合我国的国情，不难发现，农村在保留旧有习俗，传接传统文化方面与城市比较有着显著优势。大量的旧有习俗与传统观念在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时甚至高于法律。例如，农村中出嫁妇女不负责赡养父母，亦不继承遗产；订婚后，若男方悔婚，女方不退还彩礼，若女方悔婚，需退还全部彩礼；建造农村房屋时未经左右邻居同意，建造的房屋不能高于邻居的房屋等等。这些习俗大多与现有法律规定不符，但却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遵守，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的裁判与该类习俗不符，当事人及其他村民就会对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律权威产生怀疑。经调查发现，人民法庭审理的农村赡养案件，85%以上的当事人以女儿不负责赡养、分家时财产分配不均等事由进行抗辩，法院依法裁判后，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率较低，上诉率较高；人民法庭审理的相邻关系案件，近70%的当事人以农村习惯，如散水的宽度一般不超过50厘米、门前道路排水沟应保持通畅等反驳对方的诉求，而原告方往往对该类习俗予以认可，法院在裁判时往往面临法律规定与农村习俗的利益抉择。
2、影视作品等现代传媒的不利引导
由于农村所特有的较为封闭的环境，其娱乐设施及项目较为单一，电视、电影、网络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我国施行的电视剧、电影的审核制度，并不对其内容的法律观念、相关法律事件进行审核，从而造成我国电视节目法律素养较低，大量的电视剧、电影情节中涉及的违法事件在剧情中得到了认可与赞扬。例如义愤伤害他人不会得到法律制裁、民事纠纷进行刑事处罚、非法上访闹访合情合理等等，该类剧情虽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却在无形中歪曲了我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对广大观众，尤其是法律观念较为单薄的农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久而久之，观众就会以非法为合法、以无理为合理。
3、农村法制宣传不到位
通过调研发现，超过65%的被访农民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法律宣传及教育，亦未参加过任何普法活动，近三分之一的被访农民不知道我国的根本大法为《宪法》。而在改进措施一项中，90%的被访农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应当在农村多举办一些普法活动，93%的被访农民认为中小学及相关部门应该开设法律知识课程，将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为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由此可见，广大农民具有学习法律的迫切愿望。但在实践中，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得有很多不足，以至于多数农民表示根本没有接受过法律教育。目前我国所采用的农村普法形式，大多内容呆板、形式单一，普遍做法包括：将部分法律条文在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路边街道的黑（白）板上一写了之，少数村落会在村广播中简要播放；摘抄法律条文编制小册子或宣传单发放给村委会，然后由村委会负责发放给广大村民。这些做法大多是为了应付区县的审查，黑（白）板的内容常年不换，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村民关注度较低。乡镇编发的普法册子或宣传单发放到村委会后往往就不知下文，大部分村民往往从未见过。另外，法律条文是对生活现象的高度概括，是语言文字的精辟阐述，而相对应的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却并不高，让其通过简单描述而对法律有着深入理解明显脱离实际，而解释法律、讲解法律需要专业的法律人员，村委会组成人员显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而造成农村不仅法律宣传力度不足，法律的解释运用在农村更是空白。
4、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
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秩序建立的基础，更是农村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土壤。农民缺乏法律意识的重要表征就是“在当乡风乡俗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甚至相背时,多数农民就会将法律放到次等的地位,这是传统问题,也是意识问题。这也是
我国某些农村在宅基地划分、土地使用权分配等问题上长期 存在纠纷的重要根源。” 具体而言，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厌法厌诉观念普遍存在。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村民间较为熟悉，相互往来较多，村民间的矛盾与纠纷很多时候都会采用私下和解、亲属调解等方式寻求解决，直接采用诉讼方式的村民，往往被其他村民所诟病；二是法律认识浅薄。在广大农村，农民一般无法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亦不能区分拘留、拘役、有期徒刑等刑罚之间的差别，很多受访农民认为只要不实施伤人、偷盗、抢劫等行为就不算违法。三是受法被动，维权意识淡薄。大部分村民接触法院是因为被他人起诉，而且在诉讼时不能有效维护自身权益，接受法律知识、法律程序非常被动。当村民的合法权益受损时，增凯.论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8月.亦不能有效维权。
内部原因
1、人民法庭法官对农村缺乏了解
“法官职业要求法官必须是被动、理性的法律适用者，但法官也是人，有自己的教育背景、感情和价值选择，这些个体性因素客观存在。”目前我国基层法官主要表现为两大人群，一是年龄较大、常年从事审判工作的原有人员，二是今年来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审判队伍的年轻干警，而后者逐渐成为基层法院的业务骨干。年轻干警有着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与良好的教育背景，在法律条文的把握与运用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年轻干警的不足亦较为明显，由于不同的知识水平、生活方式，年轻干警往往对农村的风俗习惯、处事方式缺乏了解，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从而造成部分当事人对审判的方式不理解、对裁判结果不明白，影响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2、法官的独立性导致案件事实的查清存在难度
法院与其他政府机构、党群机关不同，法院的职责是依法审判，而依法审判离不开独立审判。法官只有不受来自于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宪法和法律才能切实得到维护。正是因为法官具有独立性，往往造成与其他部门较少业务往来，即便存在业务来往，许多部门为了避免错误，害怕承担责任而对法院的工作不予配合。22 贾春仙，乡土背景下的基层民事司法[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6月 例如，当法官到村委会调查案件事实时，许多村干部以没有时间、不知道案件事实等理由加以推脱，拒不配合法院工作；到公司企业核实当事人信息或提取相关信息时，企业以负责人不在，单位没有权限等事由对法官不理不睬。从而造成很多在案件无法还原案件本来面貌，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影响了裁判结果的准确性，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3、个别法官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中，绝大部分法官都能够依法裁判，公平公正的处理每一个案件，但不可否认，极少数法官的不当行为给整个司法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一批法官纷纷落马，并经媒体宣传之后，对司法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广大农村，“有人好办事”“有关系就能胜诉”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市场，而个别法官的行为恰恰“印证”了农民的这些观点，造成了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具有一定困难。
三、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农村司法公信力衡量标准的划分
“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是近几年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王胜俊院长到基层法院视察时又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案率高，调解率高，息诉率高，执结率高；大局意识强，群众意识强，管理意识强。在广大农村，由于厌诉思想的普遍存在，大部分当事人来到法院进行诉讼是迫不得已，是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人民法庭的法官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案件本身，而应当探寻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努力从根源上化解纠纷。因此，农村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应当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为服判息诉。当事人在接到法院裁判文书后，服从法院的裁判结果，并主动或被动的履行判决内容，使得案件本身终结。
第二层为案结事了。服判息诉并不代表案结事了，有时候裁判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却因为一个裁判引发了其他一个或多个诉讼。可见，服判息诉只是在案件表面解决了纠纷，而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案结事了则是一次性从深层解决纠纷。
第三层为人和事满。在农村，原被告之间大多具有亲属、邻居、朋友等身份，双方之间往往在矛盾发生前具有一定的感情，由于案件的发生，使得双方感情逐渐破裂。通过法院的审判、明理、释法与调解，使得双方不仅握手言和，还要化干戈为玉帛，修复彼此之间的感情。
第四层为法治文化。每一起案件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发生在社会之中，尤其是农村案件，当事人所在村镇的其他村民大多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较为关注，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通过一次完美的审判，对某一地区产生良好的法律示范效应，不仅能使得裁判结果深入人心，更能提升某一地区的司法公信力。
四、基层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在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方面应当尝试的探索
1、加强宣传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目前我国的法治宣传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对农村的宣传则较为欠缺，形式也相对简单，大多采取宣传栏、粉刷标语的方式，农民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关注度较低。应当根据农村实际，创新宣传方式。经调研发现，入村开庭对于基本法律的宣传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往往能够以点带面，使其他村民同样接收相应的法律知识；定期开展农村法律讲堂，讲解农民感兴趣的法律知识，例如婚姻、继承、赡养等，同样能取得不错的社会效果，但应当注意开展的时间与地点；除此之外，建立驻（包）村法官制度、定期放映法制宣传片等方式亦具有一定的宣传意义。
2、全面调解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这一点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经调研发现：在农村，机械的适用法律，不仅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还可能造成双方矛盾加深、共同上诉上访。因此，建立全方位调解制度在农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全方位调解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庭前调解（发放起诉书副本时）。农村案件大部分不能就案论案，案件事实只是深层矛盾的表象之一，例如大部分赡养纠纷，都会涉及分家、财产分割、土地承包、孙子女抚养等，庭前调解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表象发现原被告双方的根本矛盾所在，为以后调解打下基础；二是庭后调解（毕庭后、宣判前）。通过庭审了解案件事实后，即便一方当事人表示不同意调解，法官也应当在毕庭后进行必要的调解工作，尤其是对情绪较大、可能败诉的一方，调解必不可少。在调解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断变换调解方式、创新调解思路、着重从矛盾根源入手，既要解决本案争议，又要化解深层矛盾，避免案件结一增十；三是判前调解。对于经多次调解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在案件宣判前，应当通过电话或者谈话的方式进行判前调解，对于可能败诉的一方应认真释法明理，讲解证据规则，在努力促成调解结案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信访风险；四是判后调解。裁判文书的发放并不意味着法官工作的终结，判后调解往往被大多数审判人员所忽视。很多时候，胜诉方出于对时间成本、执行成本及其他成本的考虑，同意败诉方减免部分费用从而换取案款的及时到位，而败诉出于经济考虑，有时会同意胜诉方的方案，最终使得执行一步到位。即便判后调解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亦可以使当事人看到法官在整个案件中为了促成双方和解所做的大量工作，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理解，满足其受尊重的心理诉求。
3、法情相容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群众基础
农民对司法的信任不仅来自司法权威，更多的来自于对判决结果与自认公理的相互印证。何谓自认公理？大多体现为民约乡俗，在很多时候，当事人之所以对法庭的判决产生怀疑，就是因为判决内容与农村实际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如何做到法理与乡俗的有机融合呢？一方面，基层法官，尤其是人民法庭的年轻法官，应当勤下乡、多下乡、勤学习、多思考，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学习老审判员的审判思维，重视现场调研，强化与基层组织的联络；另一方面，努力将民俗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在具体审判中，应当具体考察民俗的产生基础，并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对比，尽最大努力将合理民俗纳入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中来，切实保护当事人利益。若民俗与法律向违背时，应当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争取以调解方式结案。
4、联动机制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因为法官的职业特点、法院的管理制度等原因，使得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往往被孤立，从而造成案件事实的查明存在一定难度。因此，鉴于农村案件的特点，应当尽快建立联动机制，使得人民法庭、司法所、村委会、派出所、乡镇政府相互协调配合。首先，政策问题相互沟通。政策的及时性与法律的稳定性很多时候造成政策与法律的不一致，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政策的把握往往更为及时准确，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时不仅需要大量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及时掌握政策动向，否则判决结果往往无法执行。
5、法院内部监督管理的完善与人民法庭法官素质的提高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针对农村案件的特点，建立相应法院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从内部提升司法审判人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是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例如构建诉调对接机制，成立调解组或设立专门调解法官，选取农村生活经验丰富、庭审驾驭能力强的法官担当这一角色，将可能调解结案或调解结案更利于执行的案件，例如离婚、赡养、抚养等，在转到主审法官手中前，先由调解法官进行调解工作，排查矛盾隐患，促进双方和解。
面对农村案件的独特性，人民法庭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应当不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驾驭庭审能力、调解和服判息诉能力、准确适用法律能力、判决说理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加强锻炼、廉洁自律。同时需要法院党组织加大投入；需要政工纪检部门敢抓善抓，一抓到底；需要庭室全面配合，大力支持。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法官的司法能力就会有一个较大提高，应对农村案件的能力也会有质的飞跃。
五、结语
司法公信力对依法治国理念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关系到司法权威及司法作用的发挥，是建构法治社会的前提，是实现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而广大农民对法制的认可更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此，通过有效措施提升农村司法公信力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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