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关于中国司法现状的分析大全

第一篇：陈瑞华关于中国司法现状的分析大全

09期 陈瑞华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反思与回顾

精彩观点：

之一 律师不能正常介入，不能投入到为弱势群体、为受害者提供民事赔偿这样的法律服务中来，这本身就是司法体制不正常的现象。

之二 研究者不论是刑诉、民诉、行政诉讼还是宪法领域的学者，都坚持认为要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司法权的权威性格和独立性。

之三 2003年以前的改革有三个特征：第一，没有统一的司法体制改革领导者、组织者，是零星的；第二，很少涉及公、检、法、司关系的调整；第三，司法体制改革没有目标和方向，往往涉及到此部门与彼部门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之三 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序的改革和证据规则的改革，死刑复核权力的收回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说死刑的标准统一了，死刑的程序较之以往也相对公正了。

之四：第三阶段的改革比较缓慢，财政拨款制度尚未解决，法院、检察院成了企业，公开寻租，赚取利益，这还不够可怕么？人财物不独立，唱一百遍司法独立的哲学也不管用。

之五 迄今为止，我认为两名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产生的两个重大的分歧，产生了两条道路，一个是卢梭，一个是洛克。洛克这条线索强调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卢梭强调人民主权，人民把一定的权力让渡给他的代表。之六 解决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不是靠叠床架屋的构建监督机构，而是构建民主，扩大公众的参与，让公众来监督公共权力，这是唯一的办法。

主题：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反思与回顾

2003年孙志刚案发生，国人震惊，其结果是收容遣送制度终被废除，但由此引起的对中国司法体制的质疑却才刚刚开始。其实，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只不过步履维艰、效果甚微。近期的许霆案、杨佳案等暴露了中国司法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不独立、不透明、无权威、公信力差等缺陷，国人的心里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的司法体制到底症结何在？司法独立与司法腐败之间如何平衡？公、检、法三方的权力、职能怎样才是合理的分配？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是否也难辞其咎？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司法体制充当了“政治的晚礼服” 陈瑞华：各位同学，非常高兴在周末的晚上跟大家就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一起来进行回顾，同时做必要的反思。司法体制改革是我国十几年来在法学界和司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这个话题到今天还在持续的被关注当中。它现在已经到了步履维艰的阶段，因为司法体制中的问题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暴露，但司法改革的进程却极为缓慢，甚至到了裹足不前的地步。在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社会转型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频发，甚至一些影响全国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而在这一过程中，司法制度经常是首当其冲被指责的对象。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近十年来处于停滞之中。但是主流的话语也好，民众的声音也好，几乎没有对政体做出很多的抱怨，因为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惑似乎与政治体制有一定的隔阂，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民众对司法体制的不满却得到较为充分的显露。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案件，都跟司法体制改革有着密切联系。从广州许霆案、南京彭宇案，一直到上海发生的杨佳案，从根本上说都涉及中国深层的司法体制问题。不仅如此，如果继续往前追溯，那么前几年发生的云南杜培武案、陕西邱兴华案件以及湖北佘祥林案件等，假如不谈其中所蕴含的法律技术问题，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司法体制出现了问题。我们如果将观察的视野再扩展一些，就可以看到自从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以来，随着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以及劳动教养制度存废问题的广泛讨论，中国的司法体制已经不再属于要不要进行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以及怎样加快改革步伐的问题。这在社会各界似乎逐渐形成了共识。表面看来，近期发生的诸如河北石家庄三鹿毒奶粉事件，看起来好像跟司法体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这已经从深层动摇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因为有关部门对律师代理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诉讼施加了很大压力，现在很多律师都不敢介入。律师不能正常的介入，不能投入到为弱势群体、为受害者提供民事赔偿这样的法律服务中来，这本身就是司法体制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北京有一些律师，为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进行面免费法律咨询，甚至进而寻求无偿的诉讼代理。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地方法院在受理这类案件时能否保持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严峻考验。如果我们再看看近年来发生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困扰大量公共利益的问题，涉及到不特定的大量人群的权利保障问题，最后仍然可以发现司法体制的潜在和显在的影响。比如说几年前发生在松花江流域的由化工厂爆炸所引起的严重污染事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却没有一种诉讼制度能使这个案件进入诉讼轨道。北大几个教授以松花江的名义提起诉讼，最终没有任何结果。这其实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这种诉讼已经超出我国司法制度的承受限度。

我给各位列举的这些发生在司法、社会、政治中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司法体制已经成为民众最先批评的对象。尽管政治体制隐藏在背后，很多情况下司法体制充当了“政治的晚礼服”，但是大多数人不会动辄对政治体制提出质疑，而是会“优先”质疑或者批评司法体制。于是我们要问两个问题：其一，我国的司法体制出了什么问题？其二，司法体制改革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么？我们是不是对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没有真正给予合理的定位，以至于对它的功能作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夸大呢？ 我们再看近期发生的震惊司法界的黄松有案件。黄松有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相当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谓位高权重。作为一个主管民事审判和裁判执行工作的副院长，黄松有涉嫌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面对这一严重的司法危机案件，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黄松有案件靠司法改革能解决么？司法体制内的腐败靠司法改革能解决么？第二个问题，中国法学界有一个几乎达成共识的观点，那就是认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有一个主流的方向——维护司法的独立性，维护司法的权威性，扩大司法权的审查范围。

研究者不论是刑诉、民诉、行政诉讼还是宪法领域的学者，都坚持认为要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司法权的权威性格和独立性。研究刑事诉讼问题的学者主张增强司法权对检察权、警察权的司法审查，认为包括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在内的强制性侦查手段，都要经由法院的司法授权和审查；从事民事诉讼研究的学者主张要维护司法的中立性，把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让它拥有更加独立、超脱的司法裁判权；研究行政法问题的人士主张让法院在民告官的案件中扩大受案范围，从具体行政行为扩大到抽象的行政行为；宪法学者更是提出了构建宪法诉讼、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的改革目标，甚至主张一个人的权利在通过正常的刑诉、民诉、行政诉讼等普通的救济途径得不到解决时，还要告到国家的宪法裁判机构。这种宪法裁判机构既可以是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的宪法委员会，也可以是宪法法院。什么意思？就是让国家的司法权拥有对行政权的审判，还要拥有对立法权的审判。

当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使得马歇尔大法官留名青史，从此美国有了司法审查制度，这种司法审查又称为“违宪审查”，意味着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行政权和立法权进行审查。我们把它称为司法的能动主义。那么，假如按照宪法学者的改革思路，扩大法院的权威、增强法院的独立性、维护它在法治构建中的作用，甚至给它解释宪法的权力，那么，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出现了。获得如此显赫地位的中国法院，真的能够担当起维护司法正义的使命吗？法院现在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还是有限的，就竟然出了如此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大量“涉法上访”问题的出现、政治家对司法廉洁性的怀疑，不都显示出司法的公信力出现普遍的危机了吗？既然如此，这个国家的法院可能就没有办法充分维护公民的权利，起不到正义最后一道堡垒的作用。神话破灭了！其实，我们对法院实现司法正义寄予了无限的期待，民众却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政治家则认为首当其冲的是加强对法院的法律监督问题，这要比所谓的“建立司法审查”、“扩大司法权的裁判范围”、“增强法院的司法独立性”、“构建违宪审查制度”，更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

现在司法体制改革正处于相对停滞的阶段。学者不应该过于自负，总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总想要改造这个世界，其实恰恰相反，有时你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东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一句很有哲理的箴言：“正是那种想把我们带向天堂的努力，却把我们带到了地狱。”今天中国法学界缺乏反思的精神，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近十年来研究司法权的性质，研究司法权的功能，研究司法权的独立，研究司法权威，甚至呼吁扩大审查范围。这条道路到底要不要做出深刻的反思？ 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简单回顾；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各位简单讲一件目前司法改革争论的几个大问题；第三点，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的司法体制究竟存在怎样的缺陷，我们的症结在哪里；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司法体制改革做一些必要的展望和评论。

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简单回顾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二十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历程。我把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称它为“实践中的探索阶段”，时间是2003年以前；第二个阶段，200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正式启动阶段，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需要认真的梳理和回顾；第三个阶段就是2008年以来的改革动向。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在2003年以前，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司法体制改革运动，甚至连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都没有建立起来。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2003年开始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所以2003年是一个时间上的分水岭。我们来看看2003年以前发生的几个变化。

首先，法院自身进行了一些内部管理体制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9年就发布了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这个五年改革纲要以及司法体制改革运动在2003年以前可以概括为两条脉络：第一条是诉讼程序改革。诉讼程序作为司法体制的一部分也非常重要，但它是司法体制中技术性相对较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所以说它技术性比较强，因为它涉及到三大诉讼法，涉及到我国的诉讼制度、诉讼程序，但它却不涉及到法院、检察院的地位，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换句话说它没有涉及到体制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条脉络是清晰可见的，那就是以对抗式为方向的审判方式改革，既发生在刑事诉讼领域，也发生在民事诉讼领域，甚至是行政诉讼领域。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很简单，扩大控辩双方的参与，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约束，主要是裁判程序上的改革。还有证据规则的构建也是带有很强技术性的方向。第二条脉络的改革就是法院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2003年以前整十年，法院内部的改革，特别是审判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改革有这么几点值得关注。一个是立审分离，立案和审判分离，构建了立案制；第二条是审监分离，审判权和审判监督权发生分离，构建了单独的审判监督厅，号称法院内部的法院；还有审执分离，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专门组建执行局，这也是2003年以前发生的改革；再比如说构建审判长制度，当时主要考虑到要对院长、庭长的审级权加以约束，对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案件权力加以压缩，扩大法官的独立性。

2003年以前还有一条线索，就是2000年的司法考试制度的构建，对今天依然影响很大。这个制度的构建采纳大陆法国家的司法考试模式，对司法人才的培养模式发生变化，这是司法的非职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变。由原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当法官、当检察官，向社会进行招干变成了专业的国家司法统一考试。这条改革大大促进了法官、检察官队伍的职业化。2003年以前还有一项变化就是司法鉴定权的改革，考虑到我国多少年来司法鉴定都高度垄断在公检法手里，形成了权力集中现象，审判权和鉴定权发生矛盾、检察权和鉴定权矛盾、侦查权和鉴定权矛盾，所以我们构建了相对独立的鉴定制度，但是今天仍然留了一个尾巴，那就是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仍然拥有鉴定的管理权，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不再拥有鉴定的管理权。诸如此类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不再赘述。

概括的说，2003年以前的改革有三个特征：第一，没有一个统一的司法体制改革领导者、组织者，所有改革都是各个部门零星进行的一些结合本部门的问题的改革，没有统筹规划；第二，很少涉及公、检、法、司关系的调整。严格来说，2003年以前发生的重大司法体制上的改革就只有2000年的司法考试，把法官、检查官的人事大权从法院、检查院一部分夺了回来，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第三，司法体制改革没有一个目标和方向，往往涉及到此部门与彼部门之间的权力再分配。而我们今天看的很清楚，司法体制改革不能变成权力的再分配，它必须有两个目标，保障人权和维护司法的正义。没有这两个目标，司法体制改革就会变成纯粹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但是2003年以前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脉络和方向。

紧接下来是200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正式启动阶段。2003年，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设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小组成员除了政法委员会的官员以外，还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官员。这四个国家机关为此还相继设立了“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这样的机构，这种机构至今仍然存在并且仍在对司法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调研工作。200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运动其实是多种原因推动它的，有三个因素发挥了作用。

第一个是学者的努力、法学界的推动，直接导致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运动。在2001年前后，我当时经历了那个阶段，除了搞诉讼法、搞宪法、搞法理的学者关注司法体制改革以外，搞民法、经济法、国际法的，都开始关注司法体制改革，整个法学界把司法体制改革当成关注的焦点，各类论文、典籍在互联网上能找出成千上万。

第二个是国际视野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司法官员到欧洲、北美，到港澳台地区打开了视野，国际人权运动和司法体制改革运动必然会对这些人产生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是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苏联东欧自不必说，从1990年开始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政治剧变带来的极大的司法体制改革必然对中国产生刺激；欧洲国家，像法国2001年成立“刑事司法与人权委员会”，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改革在法国取得了很大成效；东亚国家韩国、日本，分别在上个世纪末展开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日本今天推行陪审团制度。我们北大有个的刑法硕士，听过我的课，现在东京大学读博士，他最近发email告诉我，陪审团制度现在日本推行。日本还成立了一个司法体制改革评议会，专门研究司法体制改革；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个世纪末也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研究，取得了极为丰厚的成果，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宪法司法化。特别是跟部门法相结合，司法院大法官可以直接把诉讼程序中的制度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比如说在上个世纪末，大法官规定第一次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违宪审查，他们那几年的改革相当不得了。我前几年到台湾去，台湾开始讨论法学教育要进行重大改革，走美国这条路，法学不设本科，直接从文理毕业生中招收三年制的研究生。以上可以看到国际各个国家地区的司法体制改革都给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第三点，中国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缺陷这几年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引发了高层的关注。涉法的申诉上访已经占了申诉上访的一半以上，大都是因为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处理案件不满所以走上深度上访的道路。所以有关部门不得不反思，司法本来是吸纳不满的机构，结果却成了不满、社会动荡的制造者。我近年来参加了几次关于上访问题的信访资格改革的座谈会，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关注。信访制度将来必然要走向司法化，必须构建一个专门的司法机构来受理，因为这种整个社会到北京游荡的上访大军终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中国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促使高层下决心进行这样的司法改革。

200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概括出来有两句话：研究的内容极为深入、广泛，取得的效果非常不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看2003年研究了哪些问题，我列举如下：审级制度，大多数人主张构建三审终审，这是当时争论的热点。两审终审制有很大的问题，它导致了我国80%以上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成为终审法院，没有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当时还讨论了法院的执行权要剥离出来，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当时除了最高法院反对以外其他部门都赞成。但今天中国的法院执行权和审判权高度集中，仍然没有解决，这个能够带来严重的腐败问题。当时还讨论到检察院既有法律监督权又有侦查权，不独立、不超然、不中立，权力高度集中，所以当时也有个方案，借鉴香港和新加坡，要构建国家廉政总署，把监察部、反贪污总局都合并到一起，接受中纪委的领导，结果没有被采纳，不仅没有集中反而更加分散，反腐败的制度越来越走向跟大多数人意见不一致的道路。当时还讨论到看守所要不要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交给司法行政机关，使它中立化。因为今天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大量问题都发生在看守所里。看守所是公安机关的延伸，既有侦查权又有羁押权，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所有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刑事司法都跟这个有关。当时也是除了公安部反对以外其他人都同意。当时还讨论到要不要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司法化，在法院构建治安法院，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法院，不能交给公安机关。我国每年有十万计的人被劳教，劳动教养问题成为中国的第一人权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公委早在十年前就起草了一个法律草案，名字都起好了叫《轻微违法行为的矫治措施》，内容是构建治安法院，将来所有劳教问题，公安机关直接报到治安法院，你拿出证据来，由治安法院开庭审判，给将要被劳教的人辩护权。如果不服可以上诉，这就彻底改变了我国的行政诉讼，把民告官改造成官告民。尽管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200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最后的结果是只搞了一条改革，其他全都作废。留下的这条改革是死刑复核权交到最高法院。严格来讲这不是什么改革，这是权力的回收而已。200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启动，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这么几个方面大家需要关注。第一点，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领导机构、组织机构，结果必然变成权力和权力间的再分配。领导不中立，改革的客体成了领导者，公、检、法、司都是被改革的对象，但他们却成为领导者，这就变成一个非常不公正的游戏。第二个，民众没有参与，没有民间、社会的声音，没有律师的声音，没有学者的声音。学者属于被咨询的对象，意味着你说我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很尴尬。当然现在中国的学者也发生分化了，经常看到有人到最高法院挂一个头衔，你这样还敢说对最高法院不利的话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中国司法体制中有关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充分。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以前整个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研究还是以西方为基础，整个法学界的研究思路还是西方的理念、西方的原则，中国按西方的路子走。这种研究注定是困难的，因为中国有独特的问题，那是西方的理论解决不了的。我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西方主张司法独立，我们很多学者也鼓吹司法独立，但是问到腐败怎么办的时候，就无言以对。现在已经不独立还腐败，那独立了就更不得了。大家可以想想近年来司法腐败多么严重。有的法院执行局全体人员都到监狱里面会面去了；广东地区一个执行部门整个厅一锅端。这都是最近发生的案件，都是执行部门发生问题。这样腐败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腐败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司法独立，谈什么权威扩大？用西方的药方来解决中国问题能行么？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研究司法体制改革的人没有关注中国的问题，单关注西方，连德国也不屑一顾，单关注英美，甚至连英国也不关心，就关心美国，就像美国是他的祖国一样，至少是理论祖国。（笑）但是美国距中国的差距何止是十万八千里，差距太大，中美在地球上是制度的两个极端，我们的学者却非要用这个极端来改造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

第二个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序的改革和证据规则的改革，死刑复核权力的收回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说死刑的标准统一了，死刑的数量下来了，死刑的程序较之以往也相对的公正了。但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说死刑复核交给最高法院以后，仍然是秘密的、不透明的进行死刑复核，没有公开透明的死刑复核的辩论，没有听证。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为了一个死刑复核的收回竟然要招收五百名刑事法官，这个问题让人感觉到有关决策者当初胆子之大、决策之粗糙。中国最高法院是八百人编制，其中五百名是刑事法官，从中会得出两个判断，第一将来死刑的废除最大的障碍来自这五百名法官；第二个问题是全世界的法院哪有刑事法官占八分之五的，而且这么多的法官竟然办案还办不过来。后来又招收了一批助理，倒是给我们的学生就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笑）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件事拿给任何一个中国以外的法律界的人都会摇头，这些人将来怎么安排成了大问题。这么多人效率又不高，也从来不开庭，那律师怎么辩护？你辩护也可以，带着辩护词到永定门外边的信访接待站去，跟信访的人去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了，让他们把这辩护词交给某法官，然后你就等着吧，过一段时间你去问，这东西还没送过去呢。很多在死刑案件死刑复核期间做辩护的人，都感到这种死刑复核程序没有多大意义。

下面看第三个阶段。2008年，有关部门又提出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在曲折中慢慢地进步。今年的年初，特别是两会以后，中央有关部门就提出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讨论的话题比较简单，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法院、检察院的财政拨款问题。财政拨款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县级检察院检察长的经历。山东某地方一个县的检察院检察长说了这么一段故事，县政府给他的拨款只够他全体干警用半个月，也就十来万，剩下的十一个半月还要去市场上找。怎么找市场？上级检察院给他二十个指标，一年可以抓二十个贪官，他要用二十个贪官的指标来赚取剩下十一个半月的经费。所以结果就出来了，一个比较贫困的县，五万以下的贪污受贿不抓，五万以上的案件才动手，因为这样才有利润。（笑）一年他至少要二十个贪官，挣够一百五十万。这一百五十万来自于哪里？直接来自贪污受贿的赃款，没收回到财政部门之后再返还给他作为经费。二十个贪官、一百五十万人民币，一项指标都不能少，达到了我就不再办案了。我说那这些贪官被左抓右抓，降职降得不就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你们么？他说没问题，他只要把钱给我就一律执行缓刑。这是中国一个基层检察院的检察长的亲身经历。好，我们下面看中级法院。我们到南方某中级法院去访问，得到这样一个信息。这个法院盖一所大楼花了一个亿，有三千万没有还银行的贷款。结果去年办了一个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检察院侦察的涉及赃款五千万，于是法院提前给检察院打招呼：三千万给我，两千万你留下，否则你起诉我判无罪。（笑）两家协商讨价还价之后，检察院说我的大楼还没有还贷款，于是检察院留了三千万，两千万给了法院，连财政部门这个圈都没转，到手就直接送到银行。我见的这个法院院长告诉我，“没办法，生存是第一位的。”举这两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中央确实发现我们今天的财政拨款体制有严重的问题。个人的腐败还不是最严重的腐败，这种把办案当作谋取利益的财政拨款体制才是最严重的腐败。大家想一想，这种案件一旦把钱直接充当办案经费，发生错案会纠正么？再审会提起么？二审会对一审加以纠正么？审级制度、证据规则、判案理由、程序正义都没意义了。这种财政拨款制度把法院、检察院当成了企业，当成了公开寻租的机构，公开作为赚取利益的手段，这还不够可怕么？有人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方法，由省一级的人大统一给全省法院、检察院拨款，不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果真要走到这一步，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进步，司法独立不是口号，它要有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人财物不独立，唱一百遍司法独立的哲学也不管用。

第二个问题，今年年初还出现了一种司法体制改革的动向，解决中国被害人上访问题。要构建两个制度：一个是国家的司法救助制度，给那些贫穷的、又得不到附带民事赔偿的被害人提供国家的司法救助。这个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因为这些人太可怜了，受到伤害竟然得不到赔偿，而我们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又面临着困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害人得不到赔偿，执行难，判决书是一张白条。所以今天中国司法面临的危机是，被害人走上申诉上访的道路，甚至极端的被害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另一个是构建一种量刑程序的改革，因为今天中国的量刑程序高度封闭，法官完全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判权。你想想广东的许霆案件，第二次审判广州中院开庭，从无期徒刑改成五年，没有辩论、没有听证，直接执行《刑法》第六十一条，也没有法定的减刑情节，直接从无期改成五年，你说这权力有多大！没有公开透明的辩论，没有量刑情节的辩论，判决理由也没有充分的说明，加上有些有被害人的案件，量刑权力大，判案不公正，使很多人走上申诉上访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是，今年还讨论了一些老问题，就是看守所的归属，要不要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整体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还有就是执行权的改革要不要交给司法行政机关。还讨论了侦查权的体制。给大家说一个小插曲，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做出了一个妥协，答应把自侦案件的批捕权交给最高法院。公安侦查的案件由检察院批捕，检察院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交给法院批捕，结果法院却说我不要，所以现在的方案是由检察机关侦查的案件由上级检查机关负责批捕。

二、有关司法改革的主要争议问题

下面我们讲今天的第二个大问题，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几个重大的争论。第一个，法院的审判独立、司法独立问题。目前在司法独立问题上涉及到外部的独立和内部的独立。外部独立就是法院如何独立于外部，像地方党政机关、检查机关、新闻媒体、人大政协；内部独立就是法院内部法官独立于行政领导，下级法院独立于上级法院。中国的司法独立无非这内外两个问题。外部独立目前涉及的问题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个是财政拨款，一个是人事任免。财政拨款是由地方来拨还是由省一级的人大决定，人事任免究竟是由同级政府党委来统一任命，还是由上级党委政府任命。当然外部独立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争议比较大的执行权和行政诉讼的审级权。对司法独立干预最严重的就是执行问题和行政诉讼问题了。执行问题涉及到地方保护，你把这个地方的企业执行完了怎么行；行政诉讼民告官，涉及到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地方政府控制着法院，你怎么能告成功呢？所以近期发生于执行和行政诉讼两个领域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异地管辖、异地执行。内部独立争议的大问题一个是审判长制度要不要独立于院长、庭长，构建独立的主审法官制度。我今年年初到深圳一个基层法院，这个法院进行了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法院改革。院长曾经在检察院当了十几年的检察长，他对法院的问题看得很透。他说要想解决中国法院的问题，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减少法官的人数。你又不能把他们开除，那怎么办？打破现在审判制度，构建主审法官制度。这个法院一共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他设了八名主审法官，每个人设主审法官办公室，里面配置两名跟案法官，两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大家平等竞选主审法官，竞选不了的就管理行政事务，或者当跟案法官、当助手。两年来的经验表明，这八个人足以把以前三十多人办的案子办完，效率极高。这是个别法院实现的一些改革。审判长或主审法官个人的独立是近年来取得的最大成绩，争议也最大，它触动了很多人的奶酪，院长、副院长，下面有庭长、副庭长。还有一点就是缩小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动向，构建专业审查委员会，很多法院出现了刑事审查委员会、民事审查委员会、行政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不一定都是官员也可以是资深的法官，来加强他的学术色彩，弱化他的行政管理色彩。

但是司法独立作为一个症结，始终有三个困扰。第一个，在外部独立问题上，我们之前讨论的司法的腐败、自由裁判权的滥用是绕不开一个问题，这是外部独立最大的障碍，是一对悖论。第二个，法官素质问题。很多人反对司法独立就是因为法官素质不够，这种反对是很有道理的，你看我们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大量的法官，特别是庭长一级的法官，相当一部分都是前些年在社会招揽过来的或者是复员军人，这些人可能政治素质确实比较好，这些年学法律也学了一些知识，但是有些方面还欠缺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素养。中国在法官素质上有两大难，一是外行太多，导致不具备职业的法律人的精神。我们搞法律研究的人都可以发现，法律的知识、皮毛很容易掌握，但是要有一点法律的思维非常困难，需要长期的积累，法律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科班出身的人年龄太轻。别说其他地方，到最高法院看一看就知道，年龄有点太轻，中国有句古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句话是有种偏见，但是法官这个职业绝对需要一定的年龄。我记得大约在七八年前，在北京高级法院，当时同一个刑事案件分别由德国、美国、中国的法官审判，美国的法官往那儿一坐，看起来就让人非常放心，那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法官，非常老成持重；德国法官满头银发；中国的法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知识有、学历高、社会阅历不够。越年轻他说话还越冲，而且缺乏自我反思的精神，做事还急。再加上生活问题，压力太大，看着同学，看着那些原先不如自己的人，开着名车，住着洋房，这么年轻的法官能够忍受这种寂寞和诱惑么？（笑）我们国家很多年轻人当法官，这个今天看来是个问题。所以每当我们提到司法独立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油然而来，那么年轻、素质又不怎么样的人凭什么给他独立，凭什么给他高待遇？检察官就说凭什么他比我工资高，我还监督他呢！（笑）这是司法独立面对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困扰，中国的司法独立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行政问题。首先，中国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有一级法院就有一级人大，人大任命、监督你，你要向人大作报告，你想独立于人大可能么？当年河南洛阳一个基层法院的女法官在一个判决书里写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组织条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结果她差点被当地人大下令给开除出法院队伍。不独立于他还想对他进行司法审查、违宪审查，这怎么可能。其次是党管干部这一条，我们认为党管干部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地方党委管同级干部，这比较要命。县委管县法院、市委管市法院、省委管省法院，你能不能把这个体制变一变，让省委管全省的法官，这不就行了么，仍然是党在领导。最后一个问题是，一级政府给同级法院拨款，这就不好办了。你知道今天中国的县委书记最关心什么问题么？我到外地调研，曾经接触过几个县委书记，你要了解他的心态，你就全明白这个现实，就不会产生那种过于理想的冲动了。（笑）中国一个西部的县委书记和我们调研的人一起吃饭，喝酒喝到一定程度了，我就问他作为县委书记你最关心什么事情？他说有三件事，第一件发展，第二件稳定，第三件事是什么都无所谓。发展就是经济，稳定就是不出乱子。我说其他的呢？教育、环境、司法、奶粉，那都是第三件事，都不重视。大家想想这样的县委书记、县长，他只关心发展和稳定，他会在乎司法权的公正性，他会尊重法院、检察院，给你充分的经费保障么？他甚至把你当成创收的企业。这是给大家讲了中国目前争论最大的问题，司法独立面临的挑战。

我们近二十年来争论最多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审查扩大问题。我刚才不是说过了么，现在有很多人主张司法权威范围扩大，可以扩大到违宪审查，依据宪法对行政权、立法权进行审查。我们在刑诉里面扩大到对警察权、检察权的检查，我们要对取保、候审、监视、逮捕、拘留、羁押进行审查，我们对侦查部门进行审查，还要对劳动教养进行审查。整个脉络就是扩大法院司法权的范围，扩大他的权威性。目前也有三个重大的争论。

第一，中国是人民主权原则下的宪政体制，我们的宪政理论，应该说来自列宁的理论，而列宁的理论又受卢梭理论的影响。迄今为止，我认为两名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产生的两个重大的分歧，产生了两条道路，一个是卢梭，一个是洛克。洛克这条线索强调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卢梭强调人民主权，人民把一定的权力让渡给他的代表，这个代表在苏联叫苏维埃，在中国叫人民代表。三权分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体制下，check and balance，制约与平衡；而我们这里没有制约的概念，只有监督哲学，supervision。有时候看立宪之本，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根有问题。Check and balance，把国家的权力分成了三种，从来没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而supervision，从字面上看到，super——自上而下，vision——监督、监视，自上而下的监督监视，听起来很像中国古代的监察御史制度。所以中国今天监督情节很高，一会儿人大监督，一会儿警察监督，一会儿人民监督，一会儿舆论监督。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监督腐败还不够，还有监察部、有反贪总局，还搞了一个预防腐败局。在这样层层监督的体制下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谁来监督那个最后的监督者？我们经常讲一个宪法预言故事，某人在山沟里养了一百只鸡，后来发现鸡老是被偷，每天晚上丢两个，一查是黄鼠狼干的，于是就引来一个监督者——鹰。鹰往那儿一站，黄鼠狼不敢来了，结果从此以后每天丢失五只鸡，鹰把他们吃掉了。鹰又成了祸害了就引来新的监督者——鹞，比鹰还凶残。把鹰赶跑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鸡一只都没有了。这个预言故事就是想讲，谁来监督最后的监督者，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监督情节太泛滥，在监督哲学的观念下想找司法权的扩大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宣告人大通过的法律或者文件违反宪法，甚至宣告其无效，这违反了我国的宪法体制。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违宪审查很困难，跟整个宪法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你搞这样的权力扩大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你能监督检察院么？理论上可以，检察院是侦察机关，逮捕、拘留应该由我来司法审查。但是检察院也作为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可以监督你的行为是否违法。检察院要监督法院，发现违法要纠正意见、要上诉，必要的时候要对法官进行立案。检察院有这么大的权力，你要对它进行审查，这可能么？

第三，让法院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法院能做到对行政权、警察权还有其他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么？它有足够的权威么？比如说对警察权进行司法审查，我们的公安机关的地位在党内比人民法院高多了，在党内公安局长是当地党委常委，而法院院长只是普通的政法委委员。你看上海杨佳案件就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安与法院的关系。上海市公安局长是上海党委常委，而上海高级法院院长不过是政法委员，还要受公安局长所领导，怎么对他进行制约？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法院的人财物独立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人财物独立是法院独立的标准。那就是人事任免和财政拨款上都摆脱地方控制，这是一个方向。但是，两个问题又制约了它。第一个，刚才也讲了，就是我国的行政区划是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党委，就有一级法院，你怎么可能摆脱地方，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2003年的时候讨论构建最高法院五所分院，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搞过大区划，东北区、华东区、华南区等等，但是中共中央分别成立相应的东北局、华东局、华南局。现在这些局都没有了，你建立这样一些法院，受谁的领导，谁来监督你？没有相应的区划，怎么能做这样的改革呢？第二个，人财物的问题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拨款体制。我觉得这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司法没有采取特殊的财政拨款，我们把地方法院当成地方政府的一个局，我们把最高法院当成一个普通的部来看待，这就使它不如一些特殊的部地位显赫。什么人才能保障一个国家的司法独立，给他财政拨款的充裕？只有人民、只有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我国今天恰恰在人事上、在财政拨款上，这么两项重要的权力整个的交给政府。如果中国的用人权是由最高权力机构名副其实地进行控制的，那么经过这一机构的公开辩论、讨论，很多人事方面的决策事项要公开透明得多。但是中国容易出问题就在于，是由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决定用人；财政拨款是由财政部、财政厅、财政局来决定，议会无权决定财政拨款。国家最大的两个权力，一个是用人权，另一个是财政拨款权，都控制在政府手中，而不受人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检察院要取得人财物方面的独立，谈何容易。第四个问题是，目前我们很多改革的方案都涉及到权力的制衡，特别是权力要剥离。这条改革思路也是清晰可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它面临的一系列障碍。从2003年到现在，权力的制衡和权力的分离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要把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交给没有裁判权的部门负责，包括司法厅、司法局；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交给司法厅、司法局；把检察院的自侦案件的侦查权剥离出来交给独立的机构。我们今天相当多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到如何减少权力的集中、让权力进行分离，相互产生制衡。这条思路是很多人主张的，也是2003年很多人研究过的，但是由于部门利益太大，而主持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人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摆脱部门利益。没有人不认为公安机关掌管看守所是今天中国很多问题的原因，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等问题都在这儿出现，看守所成了一个延伸的侦查机构，有深挖余罪的功能。根据统计，看守所通过深挖余罪破获的刑事案件已经占到公安机关全部侦破案件总数的15%左右。个别地方看守所的破案数竟然还高达25%以上！你让一个有侦查权和侦查欲望的人控制嫌疑人，这嫌疑人还能够得到人道的待遇么？看守所问题的根源是体制原因。目前考察看守所的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过看守所揪出多少同伙，挖的多就优秀，挖的少排名就靠后。你想把它交给司法厅、司法局，他不放怎么办?今天要没有铁腕的改革者决策，他只能靠利益的协调。要想把法院的执行权剥离出去，就有点像挖他的肉。他认为执行权很有权威，而且还有收益。中国最高法院一直折腾，连主管的副院长都折腾进去了，他还是不放权。在2003年的时候他坚决保执行权，为此还和最高检察院达成了协议，你保我的执行权我就保你的反贪权。所以今天部门利益的争执，涉及到这个部门在政治框架下的地位，这不光是法律的问题了。不仅如此，这些年争论的焦点中还涉及到如何通过公开透明的诉讼机制来约束司法权。这条线索也清晰可见，很多人主张通过公开的、透明的、辩论制、听证制的方式约束法官的自由裁判权，减少内部的黑箱操作。比如说要构建量刑听证程序，只有这样，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才能参与到量刑决策中来，防止量刑成为法官独断。我们给三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数字，中国目前缓刑适用率超过20%；第二个数字，官员犯罪案件，包括贪污、贿赂、渎职等，缓刑率高达70%；第三个数字是从2007年到今天，快接近两年的时间，贪官涉嫌的案件有几个判死刑的？我所了解的有案可查的只有两个，都是比较高级的官员，一个是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受贿贪污案件，一个是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受贿案。而在姜人杰案件发生前一个月，媒体就报道了另一个案件，上海一个处级干部贪污1.5个亿。大家看看还有死刑没有？死刑很少，在中国这样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应该是高罚机制的状态下，我们的法院竟然对待贪官事实上在废除死刑。这几个数字表明，中国法院的量刑是在滥用自由裁判权。很多人主张能不能真正构建量刑听证程序，使量刑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化。这项思路出台之后让诉权制约裁判权，防止裁判权内部的黑箱操作：我听院领导的、我听评委会的、我听上级法院的。这条思路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将来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等，都要让诉权制约裁判权，公开听证。近年来在各大领域都要扩大诉权的范围，但是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我国法院目前习惯于内部的行政审批，不习惯于公开的听证，不善于也不愿意让程序制约它的权威。你看最高法院一个普通的审判员有什么权力？没有权力。黄松有案件发案了你才看到，在没发案之前谁敢说话？今天中国最高法院一个法官就说，黄松有当副院长的时候，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开庭审判决定了，庭长都签字了，他一句话就全部推倒重来，什么证据、辩论都不算数。这种以一个人的能力推倒一片的决策方式，这样的现实下，不腐败才怪了，他权力越大诱惑就越大。那么这种现象的根在哪里？就在这里，内部的行政审批，诉权无法发挥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我国的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不正常。想让诉权制约就要有正常的等级关系，而我国上下级法院是领导关系。最近十年来中国法院发生了一个最危险的变化，就是上级法院加强了对下级法院的直接控制，人事控制、财政拨款控制越来越严重，当上级决定下级的人事财政的时候还有什么独立性？一审必然要体会上级、揣摩上级，一审法官要给二审法官打电话：你想怎么判，你给我下指令吧。所以很多案件一审判完，二审要维持原判，原因很简单，一审征求了二审意见。两审终审制都保证不了，审级制度没啦，所以什么证据规则、审查方法改革都是技术上的规则，审级制度在背后不能正常运转，诉讼法还有什么意义？这都变成掌握在手里的游戏规则。

三、中国司法体制的主要缺陷

下面我们看今天讨论的第三大问题，中国司法体制的症结在哪里。首先是司法不独立问题。

第一点是外部不独立，标准是直接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今天中国法院作出的一切努力和挣扎都是想要摆脱地方的干预。大家可以看近期的改革，有一个标准就是异地执行。我去年到黑龙江林区一些法院检察院进行调研，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林区法院开始执行地方案件，地方法院执行林区案件，后来作为一条经验来推广，摆脱了地方干预。因为中国今天民事判决的执行难，难的最大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败诉企业是当地一个县、市的支柱企业，你把它执行了就等于这个支柱企业垮台了，利税大户没了，失业工人的就业解决不了，影响稳定。所以你要知道我国的县委、市委、省委书记最关心什么，你就知道执行难在哪里。你把我当地的利税大户执行没了，影响我的发展又影响我的稳定，我能让你执行么？所以干脆异地执行。浙江最近开始搞行政诉讼异地管辖。民告官的案件，杭州的案件到宁波去审，宁波的案件让绍兴去审，绍兴的案件让湖州去审，这样摆脱地方干预。但是能摆脱一时，摆脱不了一世。如果是省政府的案件你怎么弄？在当地是无可奈何的。现在法院也是生活在夹缝之中，人财物控制在地方导致财政拨款不独立，就像我之前讲的那样，法院成了创收性质的部门。第二点是部门保护。地方保护是依附于地方，部门保护是依附于部门。迄今为止我国有两种法院争议极大，一个是林业法院。黑龙江省林业局是行政单位，它下面设了二十多所法院检察院。我在调研过程中曾经跟几个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喝了点酒，之后他和你说实话。（笑）林业局有个职工，老到北京上访告林业局局长。林业局局长就说，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听着，林业局用你们的时候来了！（笑）你们三长研究出一个方案，公安局去北京把他给我抓回来，然后检察院找个罪名把他起诉喽，法院找个罪行给他判喽。结果这个法院院长不信邪，说我就不判！结果真的判无罪，因为确实是无罪的啊，上访是公民的权力。结果就跟局长发生矛盾，要不被免职要不被调走。还有一个部门是铁路。铁路是什么机构？铁道部是交通运输部门，外加中国铁路运输总公司，它就是这么一个怪胎。他每个铁路分局下面都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铁路内部打官司还好办，铁路跟地方打官司是打一个让你败一个，不可能独立。第三点是内部不独立。上下级法院不独立，法院内部法官不独立。上级法院通过什么手段来控制下级法院？有几种手段，以最高法院为例，第一个是人事任命，现在中国最高法院还在跟地方争人事。最高法院经常把法官派到地方当官员。第二个，财政拨款权，特别是省里的高级法院杀富济贫现象严重。一个省比如说广西，有南宁、柳州、桂林那样的发达地区，但也有不发达的，像百色那是闹革命的地方，穷得叮当响。每年把柳州、桂林、南宁地区所得的诉讼费按比例上交给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再把这些钱用给贫困地区的法院，像出国啊、法官培训啊，这叫杀富济贫。第三个，业绩考核。中国的上级特别喜欢对下级进行业绩考核，排队排名。这是全国法官、检察官的受难日，都在填那张加分、减分的表格，法院内部还要大排名，然后决定谁当先进谁当落后，谁得多少奖金、谁有出国机会。这些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这都是潜规则。潜规则是什么？是法律上没规定却最有用的东西。这种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是下级不可能独立于上级。

其次是司法无权威。

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司法无权威到什么程度。第一，法院对于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可以进行司法审判，但对发生在侦查领域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没有任何审查权。对于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它不能审查，在民事审判中涉及到的违法也缺乏审查。刑法是国家基本法律，违反刑法是要定罪判刑的，那你违反程序法就没有法律后果么？法律的使命就是维护刑法的实施，那么刑诉法的实施法律就不维护么？但是由于他缺乏权威，就只能听任这种违法现象发生。最近一位律师为某地一名涉嫌敲诈勒索的被告人从事辩护活动，被告人当庭诉称受到警察的刑讯逼供。在法庭开庭的时候，连被告人的儿子都说在家里抓被告人的时候，三名警察就把他爸爸打得头破血流，小孩儿在旁边亲眼见到的，而且说打人的人就坐在旁听席，就是坐在第一排的便衣警察。这个时候辩护律师就提出请本庭审查刑讯逼供问题是否存在，但是法官说，本法官只审被告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无权审刑讯逼供问题，请你向检察院举报刑讯逼供罪。我这个学生是搞证据法的，他说我不让你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我让你解决程序违法问题，要求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官说本人不知道什么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笑）后来问了一下，这个法官是河北某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但是它反映出司法没有权威。第二个没有权威是劳动教养。哪怕是非常严重的违法，劳动教养，法院也不受理，受理也没用。第三个，我们司空见惯的房屋拆迁、耕地问题、环境污染，特别是像“三鹿奶粉”事件引起的消费者诉讼问题，不敢受理，没有权威已经到了极限啦。法国民法典第五条有一个规定，任何法官都不得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案件。而我国今天大量的案件不敢受理，缺乏足够的权威。

为什么缺乏权威，也跟两个问题有关。第一是没有独立性，第二是法律确立的司法审查范围过于狭小。行政诉讼只允许受理具体行为，不受理抽象行为。举个例子来说，某县政府下达文件，说经县政府讨论，任何外地啤酒不得在本地销售。本地工商局按照这条指令查获外地啤酒，不让他们在本地销售，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可以受理。但是县政府不得销售外地啤酒的文件，明显违反了国家基本法，却成了抽象性行为，不在法院受理范围内。大家可以看，是工商局查获啤酒的行为危害大，还是一个县政府公然违抗国家法律的行为危害大？显然是后者，但它却不在受理范围内。当一个国家的法院对一个所谓的抽象性文件不能司法审查的时候，它的权威性在哪里？

中国法院除了独立性不够、权威性不够，还有第三个问题——自由裁判权的滥用。这是刚才提到的，我再总结一下。自由裁判权的滥用，腐败频频发生，因为他不受诉权的制约。迄今为止，三大诉讼法都是想约束裁判权，用诉权约束裁判权是三大诉讼法的核心。而我们今天诉权约束不了，内部的行政报批，任意的实行裁判权。所以有的人说中国的法院一方面是受害者，他面对更高的权威，不独立没权威；另一方面，面对当事人，面对弱势群体他就成了强者，成了侵权者。这种情况下，法院怎能维护司法公正。

中国司法体制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在权力的配置上发生了职能的混淆。最大的混淆来自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配置，本来应该由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权交给了司法机关，本来应该由司法机关享有的裁判权却交给了行政机关。典型的例子有，本来是裁判者竟然有执行权，而执行权在权力的归属上是典型的行政权。法院除了对自己的生效判决进行执行以外，行政机关的决定执行不了还可以交给法院执行。警察权本来属于行政权，却拥有对大量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和执行权，甚至还拥有直接审批劳动教养这样的裁判权。检查权本来属于具有司法权色彩的行政权，却拥有了对逮捕措施的批准权和决定权，行使大量涉及剥夺公民权利的强制处分权。

四、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展望

今天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对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做一些评论和展望。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在今天看来，陷入了困境。我刚才在开场白里面，就说了中国现在面临的司法不独立、无权威、自由裁判权滥用、腐败，以至于让公众对司法的信心越来越低。杨佳案让我们看到司法不公正；三鹿奶粉事件代表了司法无权威，不敢受理，不敢主持正义；许霆案和彭宇案让我们感觉到自由裁判权的滥用，尤其是许霆案，你从两次判决书中就可以看到，定罪一点道理都没有，漏洞百出；当然黄松有案件暴露了法官的腐败问题。近期的这些案件使中国司法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面对如此复杂的司法体制，今后如何开展改革，真的值得我们深思。时间关系，我只讲几条线索。

第一点，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有些是法律范围内的问题，有些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用法律来解决的。比如说黄松有的腐败问题，还有其他很多民事法官、执行法官、甚至刑事法官腐败，这仅仅是法律问题么？中国的腐败问题，严格来说是政治体制问题。我们可以想见，在必要制度都缺失的情况下能解决腐败么？没有民主，不可能解决腐败。没有权力制衡，解决不了腐败。自由的新闻媒体是解决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而没有独立的新闻，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果政治腐败遏制不了，你能遏制司法腐败么？所以有些问题不光靠司法改革，更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中国能用最小的动荡、最小的代价解决政治腐败问题，司法腐败就更容易解决了。当然有些是法律能解决的，像审判方式、诉权对裁判权的制约、执行权的分配、看守所的归属、法院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这些是司法体制改革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天不要过于失望，不要产生一种幻灭感，这个没必要，真正的大风大浪，在你们工作以后会面临更多。今天中国的问题要想回到正常的状态，我预计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砺。

第二点，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应该放到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中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不发生改革，而把司法体制改革搞成功的。我们看各国的经验，当年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相继进行宪政改革，没有政治上的巨变哪来的司法改革。我们看前苏联东欧国家，没有政治巨变也没有司法上的独立、陪审团的引入。再看东邻日本，二战以后它有三部法律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宪法、法院组织法、刑诉法，而日本的民法、商法、民诉法至今用的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法律，只是经过了多次修改。从上面几个例子看来，没有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只能是一些技术上的调整。

第三条，司法体制改革应该有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参与，这是将来的方向。正如刚才说的，解决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不是靠叠床架屋的构建监督机构，而是构建民主，扩大公众的参与，让公众来监督公共权力，这是唯一的办法。同样的道理，必须让民间参与到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去。民间的参与可以带来几个效应。第一个防止司法改革变成权力和权力的再分配，真正关注民生、关注民权。第二个让民间参与进来才能够真正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目标——有效保障诉权。如果不让民众参与，最后的改革只能是怎么方便来就怎么来，让几个机关划分，越划分越糟糕。近年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法院的改革，改来改去他就是不通过开庭，通过诉权的制约进行审判，反而权力越改越集中。最近黄松有出问题，大家都开始反思近十年来的改革，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陷阱，改来改去改到最高层次权力变大，诉权得不到保障。只有民众的参与才能反映来自底层的声音，防止司法体制改革成为少数精英们所谓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我们今天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动辄是权利与权力的再分配，要么就是法律精英们在讨论怎么用原则来解决问题，但是忘记了一条，谁是司法改革的消费者——民众。作为焦点的民众最了解司法体制的弊端，他却没有机会参与。特别是律师这样的司法体制的直接消费者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所以我们认为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要想走上健康的道路，只能让民众参与、民间力量，包括律师的力量。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带来这样充满理性又充满激情的讲演，我能看到现在许多同学的表情是有幻灭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无论如何，我们一起来抓紧时间把问题抛给陈教授。

问题

1、陈教授您好，刚才您提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是扩大民众的参与。但是我们知道民众是非职业性的，他们会受到一些误导，这样他们作出的决定会不会是偏激和非理性的呢？

陈教授：可能令这位同学感到担忧的是近期民众对个案的一些评论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来，公众对个案的评论和解决的推动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孙志刚案件，谁能否认孙志刚案件是在中国民众集体努力下推动的结果？尽管后来三个北大毕业的博士，上书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他们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不久，有关部门就把收容遣送制度废除掉了，后来有人说孙志刚以个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取国家法制的进步。另一条线索同样是2003年，沈阳刘勇案件。刘勇案件也是在很多媒体的报道、社会各界的批评下启动了再度重审，最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再重审把刘勇判处死刑。一个被告人个人的命运在这件事里面已经显得不特别重要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刘勇案件的再审过程中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搁置不用，有人说这是宣告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死刑。最高法院为了杀掉一个被告人而启动了一个再审，也就是说这个案件不仅把一个人的生命剥夺了，而且打乱了中国法制的进程。在这个案件中，一些人的评论给法院造成了压力。我们可以以这两个案件为例，看见民众对个案的批评，既有建设性力量，推进法制的进程，又有破坏性的力量，阻碍法制进程。所以它反映出民众对某些个案的评论带有一定的非理性的存在。我对这个问题做两点评论。

第一点，对于个案的批评源于不信任，即便我们都不同意有些民众对刘勇案件的评论乃至对法院的压力，但法院那样的审判真的让人心服口服么？当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刘勇死缓，判决书竟然不说理由，就一句话，“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而民众则认为这个案件本身有很深的背景，跟当地的官场还有当时的贪污腐败案件相关，民众对这次判决的公正性提出了怀疑。导致民众对判决不满的高峰，根是在于司法不公正。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才导致民众发生不理性的声音。杨佳案件，有的民众确实发出过头的声音、过激的言行。但是杨佳案真的没有把柄被别人抓住？一审真正公开审判了么？辩护权给充分的保障了么？一切不公正的审判让民众丧失了信心。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民众之所以对个案的偏激和非理性，一方面是与民众本身的法律知识有限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的司法、我们的审判本身有问题，让人难以产生足够的信任。我都不信任司法了，当然要对你进行评论和批评。

第二点，我们不要因为民众对个案的评论可能会出现非理性的声音，就认为民众没有作用，这是一种职业法律人的孤傲。事实上我们今后在制度建设上必须要考虑民众的参与。日本成立司法体制改革评议会，领导成员里没有一个是搞法律的，有大学的教授、企业家、社会闲杂，甚至还有家庭主妇联合会的成员。这些人组成司法体制改革评议会，他们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评论。他们的理由是司法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民众必须参与。职业法律人往往由于对法律问题比较熟，但未必能够代表社会各界的声音。我们的法学家们什么时候能够放弃那种自负的心态，听一听普通民众理性的声音。我相信在制度建设上民众是会发出理性声音的，尽管在个案上有可能偏激一些。所以我们研究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对个案，一个是对司法制度的推进。前者要冷静的分析，对后者来说民众的声音尤为重要。

问题

2、在今天您说了“谁来监督最后的监督者”这个问题，那么在中国要想权力制衡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陈教授：权力制衡很容易被人理解成三权分立。我们的领导人早就在政治上给我们下了结论了，我们绝对不走三权分立的道路。这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我们今天的监督机制有什么问题。第二，我们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作为学者我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将来怎么办这是政治家回答的。怎么办确实很难，这个问题不是光学术能解决的，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不管将来能不能走权力制衡的道路，但是今天的监督机制确实有问题。自上而下的监督，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我国宪政制度有缺陷，根基不稳。监督是什么意思？有三个特征：第一自上而下的监视督促；第二单向的督促，没有说人民代表大会交给人民来监督的，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院，法院能监督人大么？制约者可以相互制约，但监督者不能被监督；第三，永远强调一个最高的监督者。在中国的宪法体系里面，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最高的监督者，但是人民是抽象的，不可能十三亿人一起监督，必须选出代表。这一有代表就出问题了，他真的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吗？监督体制出了问题，理论上不具有正当性，效果上腐败解决不了。但是你要问中国往何处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另外一种思维，需要时间，需要这个国家、民族去探讨。怎么办的问题很难去预测，必须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改革的资源。我们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相当成功的，谁能想到高产到户承包制能走到今天。摸着石头过河成了中国改革的格局，意味着没有一个预设目标，要进行改革的探索，效果好就一步一步往前推。你问我将来怎么办，我只能说摸着石头过河，但是监督机制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将来的出路取决于多种因素，不可过早下结论。

问题

3、陈老师您好，您刚才谈了一些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潜规则”，作为一个对法律还有信仰的学生，我们主观上是希望突破和改变这些“潜规则”的。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更多的人当他知道他改变不了的时候，我们选择了适用，选择了熟悉这种潜规则并从中获利。在主观上我们想要改变这些潜规则，但在客观上又必须是适用它，我想这是一种价值冲突，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呢？

陈教授：“潜规则”在司法界确实非常的普遍。我们在法学院学习的时候研究它、批评它；一旦到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就要适用它，自己成为潜规则的消费者甚至制造者。这种现象非常常见，比如说现在在一些部委工作的我们北大的校友，当年在大学写过论文要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今天为了本部门的利益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中国公安机关的权力太小”、“中国应该扩大公安机关的权力”。而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待的：

第一点，你到这个部门没办法，就要受到这个部门整个文化、利益、权力、政治框架的影响。你老跟自己部门利益扭着做，可能一天都待不下去。所以我觉得从生存哲学的角度来说，你先适应潜规则，然后在潜规则中慢慢成长。问题不在前二十年，而在你人生的后二十年，当你的职务提高了，影响力增加了，权力扩大了，这个时候那点正义的情怀还有没有了？（笑）这个时候你有能力了，你就可以来改造它了，年轻的时候不能责备你，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到了有职位的时候，如果忘了正义为何物了，这真是可悲的事情。

第二点，我们在法学院应该作为潜规则的研究者、观察者、思考者，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潜规则？因为中国法律有个特点，书本的法律都是引进自欧美的、日本的，还有港澳台地区的。我们整个的法律改革运动往往都是以西方作为改革的基础。但是一到中国的土地上就适用不了，于是就出现了潜规则。所以潜规则的出现有多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我们反思一下，以西方的理论为中心的立法，以西方为蓝本引进制度，如果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其后果就是制造潜规则。所以我们要反思这种立法运动是要宣示一种主张、宣示一种权力，还是要使他得到实施？当然是后者，因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制定和颁布，而是在于它的实施。第二种原因，我们很多人研究中国的问题，没有脚踏实地，流于表面，以至于有关的对策、立法解决不了问题，也制造了潜规则。比如刑讯逼供问题，到了公安局、到了看守所有不打人的吗？有，非常罕见，打你两个耳光、踢两脚这是轻的。为什么这个潜规则大行其道，而且没有任何的制约？我们迄今为止治理刑讯逼供的所有手段都失败。官方治理刑讯逼供就是开除，没有用。之后官方又说，你刑讯逼供我判你罪。但是根据统计，中国一年全国刑讯逼供立案数也就五百件左右，可见刑事制裁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用。我们竟然找不到任何一条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他能不大行其道么？所以今天潜规则大量出现一方面来源于立法运动好高骛远，总讲究原则的正当性，价值的合理性，一点都没想到这种貌似合理而且调儿唱得很高的改革措施，实践中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没有发现问题发生的原因，没有对症下药。所以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潜规则，原因很复杂，不是想治就治得了的。

好今天晚上讲课就供大家参考，今后希望大家关注司法体制改革，关注宪法和法理学，关注这个问题并作为自己研究的动力，做一个司法体制改革的研究者，推动它的发展。谢谢大家！

主讲人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7月进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7年7月出站被聘为副教授，2000年被破格评为教授，2004年获第四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2年1月至6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现任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程序法理论、司法制度。主要著作有《刑事审判原理论》、《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性制裁理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近百篇。

第二篇：中国物流现状分析

专题一

中国物流现状分析

一、前言

中国物流市场历经二十几年的发展，现阶段就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条件而言，政府、企业、学界、包括环境的积极性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但是由于中国物流发展时间确实比较晚，同时由于企业本身的资金实力限制，很多企业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并且还存在着一些痼疾，需要及时的调整并予以更正。物流产业的发展重点反映在物流企业的各种状况上面，但是物流企业的发展在现阶段而言并不是特别乐观。基本情况还是维持在一些低水平操作的基础之上，在低水平操作基础上进行着重复建设、过渡竞争等等恶性循环的操作手法，一直为业界所诟病。要想了解中国物流的发展就必须要先了解中国物流企业的现状，现状基本如下：

二、中国物流企业的现状分析：

1、多、乱、散、小的状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1.1、多：我国的物流企业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具有相关物流功能的企业约70余万家，当然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不在我们的考证范围之内，然而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物流企业（或者叫运输企业、仓储企业、货代企业等等）如过江之卿一样数不胜数，在这些企业里面服务水平的高低更是鱼目混珠，令人难以分辨优劣；

1.2、乱：中国物流企业的混乱来自于各个方面，其中来源混乱导致服务水平、管理水平的混乱。对于中国的物流企业来源可以说是外国队（外资企业）、混成旅（中外合资企业）、国家队（国有企业）、地方队（地方国有企业）、民间团体（民营物流企业）齐上场，由于大家的来源不同、资金不同、服务客户不同，因此导致价格体系极其混乱，最后给人的印象是这个行业整体混乱；

1.3、散：中国的物流市场散乱的主要表现在于物流产业的领导、管理部门以及管理能力散乱，在这里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针对物流产业没有任何一家国家部门能够对整件事情负责，每次召开会议，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多个国家，最后总是政出多头，让物流企业有如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而不得其门，而且各个政策之间经常产生冲突；而作为地方政府更是本着各自的利益问题不能为物流企业提供综合的全方位的服务，导致各地物流水平发展不一致，从而为客户很难提供一致的服务；

1.4、弱：中国物流企业头的弱小是勿庸置疑的，像2004年中国物流百强的第一名中远物流一年的流水额不过24亿元人民币，而末尾企业的流水额不过达到1700而已；即使是从中国整体物流的发展来看，即使包括海运，我国海运巨头中国远洋也才是今年才开始刚刚够世界500强的门槛，而像UPS、FEDEX、马士基等企业早已经进入了世界500强俱乐部。

2、中国物流发展的误区：

虽然说中国的物流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物流企业基本上还是处于多、乱、散、弱的阶段，但是有很多企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还在做着一些令人感觉疯狂的举措：

2.1、贪大：规模巨大对于物流企业是必要的，但是我国的很多物流企业为了追求规模庞大而不顾企业本身的实际能力，盲目扩张，可想而知在管理水平、操作方法极其低下的时

候，这时候很容易出现问题，因此此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企业资金链断裂，人才流失，最终企业迅速垮台；

2.2、求全：业务功能全面，企业全方位发展和成长是每个物流企业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这也要看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定位、资金、人员等公司整体实力。只有企业的各方面成熟的前提下发展综合性业务才有可能促进企业腾飞，否则还是将本行也做专、做精更为稳妥；

2.3、摸高：现阶段，我国的物流企业易名成为时尚，大大小小的运输、仓储等公司纷纷改成物流公司，并且很多的物流企业不切合实际的提出一些新的名次，在本阶段根本不可能的情况提出一些飞跃式的发展目标，令人眼花缭乱，很多的企业式目标直指综合物流、现代物流、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宝供物流提出要做供应链的链主，而安得物流在人才、管理水平、行业经验欠缺的状况下提出要做第四方物流，这样的提法虽然能使人耳目一新，但是对于企业的危害也是致命的；

三、解决方案.物流企业要走联合重组之路，向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大企业或成功的先行者要主动对中小型企业进行业务指导，有可能的话使之发展成为自己的配送中心；中小型企业也要转变观念，联大靠强，通过改造，做一个有效益的区域性的配送中心。通过重组联合，加强横向联合，打破部门、地区、行业和所有制间的界限，在物流领域形成一批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型物流公司，为货主提供全程化、专业化、优质的物流服务，克服物流市场集中度低的缺点，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

总之，企业物流已经成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而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物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国的物流企业能在这一时期抓住机遇，突破制约物流发展的瓶颈，壮大自己的力量，必将快速健康有序的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产业。

第三篇：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二十一世纪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激活民族的创新能力。我们愈来愈迫切地感觉到，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开发他们的智力潜能，陶冶他们的思想情操，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何更新教育者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和教育能力，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不可回避的紧要课题。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与这个国家的教育直接相关的。回顾这些年来我国的教育情况，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相比于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总体国民素质仍处于较低水平。当然，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教育环节薄弱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造成的。人口众多底子薄，说明我国幅员辽阔却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其中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是影响我国整体国民素质高低的主要因素。要提高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就必须重视提高我国的农村人口素质，只有农村人口素质有了质的提高，才可以从根本上适应我国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

提高国民素质在农村人口中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已有相对较好的物质条件的农村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经济发展在地区分布上极不均衡，出现了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和贫困型同时并存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即使在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广东省，仍有不少刚刚达到温饱线甚至仍然在贫困线下的农村地区。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应以加大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主要任务，让所有的失学儿童可以读得起书。在经济已有一定发展、具备基本完善的教学条件的农村地区，就可以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相关的素质教育课程。由于在这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在校学生很大程度地避免了“读不起书”的物质基础问题，开展素质教育就具备一定的根据和基础。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1996年5月发表《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奠基工程》一文中十分强调基础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跨世纪人才进程中的基础地位。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长期落后封闭，农民的许多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即使个别地区经济有所发展，但人的思想和观念仍然停滞不前，在一个相对长期固定缺少开放性的农村社会，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素质想要一下子有根本改变并不容易。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不少人为此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总结这些经验我们得出：要提高农村人口国民素质的长远而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口

素质。

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关键在于增加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包括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教学硬件的投入，以及师资力量的加强和提高、教育内容的改善和扩展、教学方式的更新和进步。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农村教育特别是硬件投入方面在国家的资金支援和政策扶持下、在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下以及各地区加大投入下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在师资力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软件方面仍然存在与城市教育明显的较大差距。面对这样的问题，光是物质的投入而无技术更新和支持，就有如在工业生产当中只有低素质的劳动力投入和简单的资本和原材料投入，而没有高素质人才和高新技术的投入，不但投入产出比低，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完全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甚至是属于淘汰产品。可以想象，两所规模相同、教育设施一样的中学，一所在城市，一所在乡村，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可能相差巨大。同样的资源投入，却出现相距甚远的产出，这仅仅说明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智力差距吗？如果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结构不均衡长期得不到缓解，培养出来的仍然是相对较低素质的学生，而他们又要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农村人口素质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吗？那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又从何谈起呢？这已经不仅仅是那些乡村老师所能担负的责任了。那谁有能力，谁又有资格分担一下他们肩头的重任呢？

《决定》第26条写道：“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一项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深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投身素质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要互相沟通、积极配合，共同开创素质教育工作的新局面。”可见，提高国民素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鼓励并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投身素质教育。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都有责任为此做一点事情。

几次偶然的下乡探访、几位自愿下乡支教的老师的事迹，激发了几位社会热心人士以社会力量开展下乡义教活动的念头，终于促成了灯塔计划露出水面，寓意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象灯塔一样指引乡村孩子们前进的方向。灯塔计划开始射出第一道光芒。

政府和一些社团院校也曾组织过农村社教、科教文卫三下乡等活动，事实证明了以高素质人群去直接影响和提高低素质人群的素质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灯塔计划的行动基本原理也是基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只是方式方法有所不同。灯塔计划是通过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较高素质的社会各界人士自愿下乡作为义工开展面向农村地区在校学生的义教活动，加强和提高当地的师资力量、丰富和拓展教育内容、更新和改进教学方式，有利于促进农村青少年全面发展，响应我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政策号召的一个纯公益社会活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义工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通过这些优秀义工的下乡义教，以他们的言传身教去教育、影响和带动农村学生，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

生的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将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一个人的素质将对一个人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说的素质是指广义的素质概念，也就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这一层次上的素质是主体可能的先天素质在外界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通过内化后成为主体的一种稳定的现实品质。这种素质往往具有很大的可塑性，通过良好的环境与教育，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好的素质，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灯塔计划相信：方向引领一生。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方向是一个人具有优良素质的综合体现，人生方向是人对人生的正面认识、对自己的正确评价、对理想的正当追求。正确的人生方向很难在简单的文化教育中形成，素质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方向，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些成果将直接指导学生以后的继续学习、工作和生活。

灯塔计划有目标地选择在广大农村以义务教学阶段的在校学生作为下乡义教推进素质教育的对象。中小学生可塑性最大，生理发育最快，心理发展逐步趋向成熟，是在学习中增长知识、发展智力、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在中小学打好素质基础，就可以在人的一生中建立一个稳定的生长点。

中小学作为义务教育的重要阶段，它的性质是国民基础教育。中小学不是升学教育，更不是英才教育；同时，中小学教育也不是职业教育，生计教育，而是普通教育，不能用狭隘的功利价值和实用价值来评定中小学教育目标。同样，衡量和评价灯塔计划的有成效与否也不能适用以上的价值标准。当今社会是高速发展的社会，面对这样的社会，教育根本没有可能教给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但必须帮助他们具备必要的基本素质，保证他们今后能顺利学会新的理论和技术，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灯塔计划响应国家的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政策号召，为素质教育的推广做一些积极的尝试和大胆的创新。以社会力量在农村地区推进素质教育，灯塔计划并没有什么前人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借鉴和参考，更多的时候是依靠灯塔计划的义工自己摸索寻找可行之路。如果可以将灯塔计划下乡义教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推进全民素质教育的有益补充，或者是作为全民推进素质教育的力量支持，那么灯塔计划希望能够做更多切合实际而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并能够系统地将灯塔计划的教学经验和活动组织方法总结出来，为后来的同行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四篇：中国煤炭资源现状分析

中国煤炭资源现状

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也是煤炭消费的大国。1996年中国煤炭探明可采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全行业年煤炭开采量达到近10亿吨。煤炭行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煤炭状况：在我国的自然资源中，基本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这就决定了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重要地位。与石油和天然气比较而言，我国煤炭的储量相对比较丰富，占世界储量的11.60%。我国煤炭资源总量为5.6万亿吨，其中已探明储量为１万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11%。建国以来，煤炭在全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长期占70%以上。据有关部门预测，到2005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量为12.3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为7.85亿吨标准煤(折合11亿吨原煤)，仍占63.8%。专家预测，在本世纪前30年内，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构成中仍将占主体地位。

我国的煤炭资源分布广泛但不均匀。全国除上海外，其他省（区）、市均有探明储量。从地区分布看，储量主要集中分布在山西、内蒙古、陕西、云南、贵州、河南和安徽，七省储量占全国储量的81.8%，分布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

当前我国煤炭行业产业的低机械化带来的采煤效率低下，煤炭企业占用劳动力过多，煤炭开采安全等突出问题日渐严重；煤炭行业的低进入壁垒以及高退出壁垒使得我国煤炭行业竞争无序，较低的产业集中度也造成了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因此，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煤炭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煤炭行业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煤炭行业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坚持以发展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通过实施关井压产、关闭破产和安全专项整治，使煤炭供需总量基本平衡，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呈现恢复性增长的强劲势头。但是，煤炭行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里，我主要是从“煤炭产 业集中度低”这一方面进行具体的说明。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煤炭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很低。据了解，目前世界各产煤国煤炭行业集中度均高于中国，美国年产煤10亿吨左右，前4家公司占70%；澳大利亚年产煤近4亿吨，前5位公司占71%；印度年产煤4.5亿吨，1家公司占90%。然而，我国高度分散的市场结构加剧了小矿与大矿之间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为现代化矿井建设和大规模机械化开采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进而导致我国煤炭市场的供需失衡，煤炭产业效率极低的规模结构，影响了我国煤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严重制约了煤炭产业发展，造成了有限煤炭资源的巨大浪费。

（1）产品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炭开采业发达，煤炭加工业滞后；产品初级加工较发达，深加工、精加工较欠缺，产业链条短；产品品种单一，产业发展过于依赖初级产品；煤炭加工转化率低，投入产出率低，产业自我积累能力低下，经济效益不佳。具体表现在：筛选、洗选、炼焦、发电在煤炭加工转化的整体数量中占有绝对比重，而深度加工产品极低。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技术，如工业型煤，干法洗煤、水煤浆、煤焦油深加工、煤层气开发等基本上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2）.煤炭企业管理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几年，在旺盛市场需求刺激下，一些大中型煤矿超能力、超强度生产，采易弃难，造成采掘衔接紧张，资源回收率低，矿井服务年限下降，埋下事故隐患，导致重特大事故频发。

煤炭行业从业人员多是富余人员、待业青年、农转非家属，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产业结构调整后，不能尽快适应新的产业在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要求，使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协调，严重制约了煤炭企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

（3）.环境污染破坏严重。国经济增长需要消耗煤炭，发展煤炭生产。近年来，我国煤炭消费总量维持在12-13亿以上，其中80%是原煤直接燃烧，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身体健康。

从各地区情况来看，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地区为高硫煤产区及能源生产和消费量大的地区。从各行业看，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特征，以煤炭为基础的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大约占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50%。1[2]大规模开采煤炭同时还造成矿区土地塌陷，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由此引发了许多自然灾害。据测算，山西省每挖1t煤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损失约为61元，保守估算，1978～2004年全省产原煤70亿t，生态环境损失约5000亿元左右。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造成外部不良经济状况日益突出，进而使得山西煤炭产业的后续发展能力不足。严重的煤炭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以上关于我国煤炭产业集中度存在的问题来看，煤炭产业内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组织结构方面提高煤炭行业的集中度。

政府等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和鼓励措施加快我国煤炭企业联合、重组、兼并的步伐，通过提高产业进入壁垒和降低产业退出壁垒使占有次经济可采资源、非经济可采资源的煤矿以及国有煤矿的富余劳动力大部分退出煤炭行业，形成以若干少数大型煤炭企业或企业集团为主体，小煤炭企业并存的市场格局，将适度垄断的有限优势同竞争的基本优势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

山西省在煤炭企业整合重组推进过程中，始终坚持政府协调指导与市场作用发挥相结合，坚持煤炭企业整合重组与煤炭开采秩序治理整顿相结合，坚持上大、改中、关小和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坚持既注重发挥省内外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作用，又注重发挥民营骨干企业的作用，将全省矿井由2600座减少到1053座，企业主体由2200多个减少到130个，煤矿整合重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煤炭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形成多元办矿格局，在保留的1053座煤矿中，国有占20%，民营占30%，混合所有制占50%；进入2009年11月，煤炭产量已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达到6100万吨。

我国煤炭物流

众所周知，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而煤炭消费重心则在东部和南部，我国能源构成以及煤炭资源的分布情况决定了我国煤炭对外调运量巨大。但是我国煤炭物流市场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存在着以下问题：①多数煤炭企业以及煤炭需求企业对煤炭物流认识不足。据统计，煤炭企业以及煤炭需求企业大部分都是实行自营物流，煤炭物流80％左右都是由煤炭企业以及工业企业自身承担的。由于市场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不完善，企业内部各种物流装备、各类物流从业人员等，还不能合理社会化。②煤炭物流市场混乱。我国煤炭物流市场中，煤炭经营单位过多过滥，中介机构过多，煤价层层加码，层层盘剥，交易成本过高。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而煤炭消费重心在东部和南部，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调”的格局，提高了运输和交易成本，流通市场分布不均也提高了交易成本，流通过程中运输和交易费用大幅增加。③煤炭物流市场产品差异程度低，功能雷同。调查表明，我国煤炭物流服务企业现有的主要服务内容仅局限于货运代理、仓储、运输等基本的低层次物流作业层面，很少有物流服务企业提供综合性、全程性、集成化的现代物流服务。因此，设立煤炭企业配送中心既有不要性，又有可行性。

必要性。着煤炭加工技术的发展以及客户多元化的需求，煤炭个业必须尽快发展外部配送。煤炭企业物资供应的特点，存在的弊端以及煤炭产品 销售也要求煤炭企业设置物资中心。通过配送中民，不但解决了储备分散的层层设库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现行的供应管理体制。

北煤南运是煤炭企业生产，运输与消费的基本格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煤炭资源分配和水，陆联运的运输方式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经过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的普遍应用及物流业的兴起，传统运作模式的弊端突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流通成本高。煤炭客户（特别是电厂）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煤炭供应的安全和及时性，为此各企业都有各自的燃料供应系统；而煤矿最关心的问题是

煤炭的产销衔接，为此各煤炭企业也各自的营销网络。这些机构虽然发挥了不少作用，但也耗费了大量 人力财力，煤炭的流通成本也相应增加。二是资金占用量大。我国的煤炭运输主要依靠公路，铁路，航运及港口企业，这些企业按区段承担，衔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加之煤质等方面的因素，煤炭企业间难以调节余缺。为避免发生此类现象，企业增大了各自的煤炭储量，这既占用了大量资金，又增加了管理费用，这些成本最终还是导致客户的财务成本增加。可行性。目前，煤炭生产企业已具备了开展企业内部物流配送的基本条件，诱惑力配送中心的时机已成熟。第一，对国家而言，国家可以通过配送中心控制煤炭市场，配送中心是替代煤炭资源计划分配模式的最佳方案，国家的方针政策都可由其落实和体现，保证国民经济快速正常地发展。第二，对资源地与市场而言，可以 通过供应链与两者建立牢固的联系。由于煤炭配送中心介于市场和资源之间，从煤炭企业生存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将更有稳固市场地们，所以组建配送中心将是两者的积极选择。第三，对运输企业而言，融入煤炭配送中心，不但可以借助配送中心的信息优势，使其运输能力得以最大化，还能够能获得稳定的货源，从而获得更好的效益。

第五篇：中国餐饮业现状分析

中国餐饮业现状分析

餐饮业不同于商业，又不同于工业，也不同于纯服务业，在现代社会里它属于第三产业，具有生产加工，饮食品零售和劳动服务的综合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餐饮业发展迅猛，日新月异，各种风味特色，各种经营形式，各种组织结构的餐饮企业星罗棋布，但“竞争激烈，生意难作”也成了餐饮业的“流行病”。更新经营方式，拓展大众市场，建全餐饮业的“软硬”件设施，发展餐饮信息渠道是我国餐饮业应探索的主旋律。所以，科学化，集锦化，社会化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

一.科学化是21世纪餐饮业的主流。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具备管理和营销理念的人才将促进和推动21世纪的餐饮企业。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形成标准化生产，全天性服务，科学性管理，多元化销售，以及发展餐饮信息网的“现代餐饮”。

1.比较多的学者倾向把21世纪称为信息时代，应用高新技术以及发展信息网络可以帮助餐饮业在促销过程中取得巨大突破，与国际餐饮接轨。目前，越来越多的工薪族们购买个人计算机，数字电视、数字蜂窝电话和其他通讯设备以适应信息化潮流，发展餐饮网了解餐饮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市场信息，企业状况，政策法规，饮食文化知识，技术设备，原料供需情况和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内容是行业发展必然的需要。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需求的五大层次，未来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满足，注重自我，刺激性消费愈显必要。形成以电脑网络及计算机控制程序为生产和销售的科学化餐厅，运用电脑点菜，电视点炒，建立国际网址，进行全方位服务，缩短上菜时间，优化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增强厨房的透明度。对于外卖业务的企业，跨国连锁上网尤为重要，如“全聚德”烤鸭店，上海“绿波廊”已经领先一步，又如天津的“集贤”大酒店推出了“厨房实况监视”的绝招，颇具成效。

2.餐饮产品的科学化，是中国餐饮界拓展的又一方向。科学化的食品主要包括：第一是健美食品，主要是指能预防肥胖以及胆固醇升高，保持人体生态平衡的食品；二是“绿色食品”，即安全，无害，受污染少，绝对新鲜的食品；三是营养食品，即能补充人体所缺乏的各种微量元素，具有增强体力和开发智力的产品。“健康”不仅仅是一种流行，它是科技文明时代的产物，是21世纪人类必然面临的时代要求。但由于我国科技水平的局限，人们所消费的食品中远远不及日本和美国，80%的大学开设了营养学，而日本已有三万名营养师了，在差距中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路子：首先，推销健康食品，采用“合理改变菜单”或“增加健康食谱”的策略，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营养餐；其次，引进健康信息，搭配“互补”原料，借鉴西方理论，进口“科学”产品；再次，引进先进机械，以机械生产逐步代替手工制作，制作标准化产品，尽量减少食品污染。

二．不断优化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餐饮业曾一度出现经营官商化，管理混乱等问题，而21世纪的消费群层决不单单以简单化的服务，单一的品种可以满足，培养管理和营销人才是从封闭式的单纯销售管理型向开放式的经营管理型转变的关键，树立生产销售流水线的品牌意识，加强人才效率的竞争无疑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1.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和管理者管理水平是搞活餐饮的根本出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管理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管理是人类共同劳动的需要，具有与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是企业内部必然的组织和指挥。智能化的管理系统包括通讯设备，信息处理，设备运行，后勤物资，人事管理，财务处理，状态控制，安全控制，楼房管理等，而这些人，物，才的管理是人的第一位的因素。我强调“人本管理”，即以人为本的管理，而这个人由管理员，员工和顾客三者组成，基本观念是理顺这三者关系。作为有决策的管理人员应在工作中给员工灌输文化常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强厨师队伍的学科建设，实现具有知识化，专业化，有良好品质的餐饮系统。

2.21世纪餐饮功能不再是单一的饮食功能，为满足消费者对餐饮更高层次的需要，直经营多极化道路是各方认同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经营中引入娱乐形式结合发展是主途径，这也是由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餐饮经营的内容，使原本具有饮食功能的餐厅，也具有社交功能，商业功能和娱乐功能，既有利于旅游业，对餐饮经营者而言，餐饮毛利在50%以上，即使花点演费，不过是让利销售，薄利多销；而歌舞厅的毛利更高达80%以上。现在娱乐形式与餐饮经营相结合的策略较多：如卡拉OK厅，舞厅，豪华酒吧等，而时装表演，评书歌舞，展览艺术也是中高档可拓展的经营渠道。不过以娱乐形式和餐饮一体化尚处于尝试期，属于新生事物，不可盲目崇外，出现问题要合理解决。

中国烹饪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虽然行业发展迅猛，但必须要看清的是，目前我国餐饮企业发展的软件投入和基础条件不足，成为制约企业水平提升的关键和重点，许多企业缺乏系统的管理手册。另外，连锁经营的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特别是在特许加盟连锁快速扩张中，管理模式和支撑体系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专业人才仍较缺乏，职业经理人和店长的后备队伍不足，影响企业的快速发展。所以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企业的品牌创新能力、科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

三．21世纪饮食业的格局会发生变化

目前，我国餐饮业正处于调整市场定位，转变大众化经营的过渡时期，经营方式的多样化蔚然起风，借鉴西方经验发展餐饮集团，以餐饮超市和连锁快餐的经营模式占据一定的市场。

1.建立和发展餐饮集团，是搞活餐饮企业和抵御市场风险的可取途径。所谓餐饮“集团化”是指单体餐饮采取联号合作的形式，拥有，经营或管理两个以上的企业或系统，其优势在于发挥群体作用，建全多方位，多层次的餐饮系统。由于我国现在所有制制度决定我国经济类型多样（全民，集体，私营，三资，个体等），经营体制多样（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虽然经营便于管理，机制灵活，但经营制约大，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国家经营体制变动大，已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营转轨，由单纯的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盈亏自负给单体企业上带来了挑战和困难，形成统一性的连锁餐饮集团对于重组餐饮资产，扩大市场的覆盖面，加快资金流转转密度，促进餐饮业规划化经营。而快餐连锁作为“集团化”的先锋，象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屋等西方快餐方兴未艾，已经形成了强劲的内在潜力。在21世纪我国必然克服体制上的制约，以直营连锁，特许连锁，加盟连锁或自愿连锁等形式，内外延型扩张，形成品牌性强的连锁餐饮集团。

2.超市餐饮将补充连锁快餐构成大众化市场。纵观国内餐饮市场的需求变化，“吃公款”的减少，“吃自已”的增多，消费群层的“公款高消费”明显改善，餐饮市场趋于大众化发展。大众化经营，意味着廉价，但不等于低水平的经营，它是一种拥有较高服务标准和质量，而价格相对较低的经营，连锁快餐和连锁超市正好适应这种经营渠道。借鉴于零售业中的超市布局原理，采用开架陈列，自我服务的超市餐饮，改变封闭式的餐饮操作和就餐方式，形成“千品汇一，廉价销售，方便快捷，批量生产”的餐饮经营新格局实属客观之必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餐饮作比较，日本人平均每人一年就餐950美元，欧洲435~860美元，而我国平均每人一年在外就餐300元人民币左右，约合28美元，餐饮超市以就餐自由，形式自由，价格适中（一元起价，十元吃饱），面向工薪阶层，使我国餐饮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同时也满足了消费者求奇，求全，求便，求廉的消费心理，成为21世纪的饮食新时尚。中国烹饪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虽然行业发展迅猛，但必须要看清的是，目前我国餐饮企业发展的软件投入和基础条件不足，成为制约企业水平提升的关键和重点，许多企业缺乏系统的管理手册。另外，连锁经营的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特别是在特许加盟连锁快速扩张中，管理模式和支撑体系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专业人才仍较缺乏，职业经理人和店长的后备队伍不足，影响企业的快速发展。所以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企业的品牌创新能力、科技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