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第一篇：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短短几年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便已经历了一个从热爱肯定到批判否定的过程。几年以来，由儒及道，由道及佛，在传统三家的领域里多少看过一些重要文献，偶尔也会涉及法墨诸家。后来开始接触西方哲学后，两方在我的脑子里并行不悖。随着对西方哲学的慢慢深入，开始有了偏向。不用说，自然是偏向西方。

会发生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现在想来，应该是出于自己越来越在以西方哲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中发现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便是支撑起近现代欧洲社会的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尊严”、“人权”等等。这些概念初看起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或多或少也都有所体现，但两者的精神实质却可谓天差地别。这里当然不想进行具体的辨析，这是博客中其余文章的任务。

这里想说的是，再伟大的思想家都有自身的历史局限，远在上古的中国圣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不可能有几千年之后的近代社会的价值取向。问题出在后人身上。我们太喜欢把先哲描述成十全十美、高瞻远瞩、功德圆满的“大成至圣”，臆想所谓的古老智慧可以永远为后人亮起明灯，乃至解决现时代的一切问题。这碗对个人而言的“心灵鸡汤”，这副对天下而言的“治世良方”，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要做的，只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一种夸张，不是“神化”，倒更像是“妖魔化”。因而，我在文章中常常所持的敌对态度，与其说是针对这些古圣先贤的，远不如说是指向作为后人的我们的。

中国学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或是自卑，或是自大，又或许两者本是一回事，总是将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说成“古已有之”，似乎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实践着西方人从近代起才树立起来的一些基本原则，甚至比人家眼下实践得更好，此其一。其二，一看到西方人自己也批判自己的文明，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急着大喊自家的“心灵鸡汤”、“治世良方”可以拯救世界。其实，自我反思一直是西方文明得以进步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都大

有把西方文明一锅端的架势。不像我们，对“经典-圣人”碰不得摸不得。“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连小朋友也知道的那么简单的道理，不知为何，我们的一些学者、大学者似乎未曾听闻。

或谓“恋古”现象不独见于中国，西方大哲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列维纳斯等人也都有这个倾向。不错，就曾有一个美国学者批评伽达默尔平日里读书非两千年以上的不读。乍一看，似乎是这样，尼采要回到前柏拉图，海德格尔要回到前苏格拉底，莫不是以古为尊。同其余价值概念表面雷同、暗里悬殊一样，这里也有实质性的差异。人家是“主-主关系”，是“自由（者）关系”，我们是“主-奴关系”。“自由（者）关系”体现为“我”与“他者”间“平等”的“对话”关系，而“主-奴关系”则取消了“我”的“主动权”，“被动”地以“他者”之是非为是非。前者“讲道理”，后者“蛮不讲理”。于是，前者开拓创新，后者固步自封。这其间的差异，想来还是明显的。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表现出来的兴趣，也应作如是观。我们老把“他者”的“对话”看成是向“我”的“学习”，乃至“俯首称臣”，岂不愚蠢？

由“恋古”而“返祖”，这些看似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实则才是真正阻碍我们的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罪魁祸首，而不是那些批评者。反之，真正有助于把我们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使之与时俱进的，反倒是那些批评者，而不是“国学大师”。

在这个各种思潮风云际会、各种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还是单独地在某一个话语体系中自言自语，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可以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方文化的话，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自闭门造车的可能性都不大了。对话，是我们的出路，也是他们的出路。而且，只有对话，才是出路。

在这场“不得不”的对话中，我们理应更为积极，更为主动，乃至充当“发起者”。之所以有这个观点，并不是全然出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上相对落后因而要主动搭讪的考虑，更有学理上的原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或者按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的“家”，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不仅仅是我们用来表达“观念-思想-想法”的“外在”“工具”。如果我们认可海氏这一“存在论”语言观的话，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同陌路的症结正是在于“语言不通”。限于题目，也限于能力，下面单说我们国家。

众所周知，我们的语言在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历过一次“嬗变”，即由传统的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由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鲁迅、胡适诸位先生功劳最大。正是这一“转向”，让我们看到了语言上“通”的可能性。汉语的嬗变本是个极深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既非本文的任务，更非我所能，我们只能姑且满足于直接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便是传统的汉语是“非对象性”的，而现代汉语由于在创始之初吸收了大量西文的结构，故接近西文“对象性”的特点。所谓“非对象性”，即文言文的“所指-对象”不似西文中那般“现成-在场”，可以进行明确的概念规定，而只能对之“烘托”式的“描述”、“暗示”、“提示”。古汉语的这一思维特点，社科院的王树人教授谓之“象思维”，清华大学的黄裕生教授谓之“本源思维”。现代汉语正是突破了这一特点。我们借此突破，与处于西方文化深层次的西方哲学有了可对话性。但是相反，对西方人而言，要实现语言上的突破，从而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就要困难很多了。除了这个“对象性-非对象性”差异外，还有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之间的隔阂等。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从学理上说，我们更有积极主动的责任去“邀请-发起”彼此间的“对话”。

应该说，西学东渐的这百余年来，我们的学者一直未曾忽视对异域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但这其中还有一个层次上的问题。

最低层次的所谓研究，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这种研究往往得出一些类似的结论，诸如“中国文化重感性，西方文化重理性”、“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综合，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天人合一（主客融合），西方哲学重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等等。不能说这些结论都错了，但停留于“一眼看穿”的水平，跟学术研究的要求未免相差太远。更何况就“一眼看穿”来说，也还有不少看错了的。类似的“成果”多出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学者”之手。他们提出这些似是似非的成果，往往是为了说明还是自己的老祖宗们“棋高一招-技胜一筹”。我们老祖宗们的智慧可以解决西方人现如今棘手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科技问题等等。

当然，在中西文化会通和合的道路上，肯定不止产生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的一些前辈学者还是进行过深入探讨的。只要这些努力是“深层次”的，即使并不成功，也能让我们更加看清中西方文化、哲学之间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比如王国

维先生凭他对叔本华哲学的理解来解读《红楼梦》、贺麟先生早年把朱子理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结合起来考虑、宗白华先生以德国浪漫主义精神来阐述中国诗画意趣、牟宗三先生以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来开发中国传统哲学等，都不是徒劳无功的，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都给我们以很多的经验和启示。

不过，真正结出正面成果的研究，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没有做过专门统计，只能就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长年致力于以现象学-海德格尔哲学来开显“中华古学”。按说海氏学说自八十年代起便成为国内学界的宠儿，结合老庄哲学进行研究更是毫不稀罕、随处可见。但张祥龙教授对老庄道家哲学、早期儒学、以佛学为代表的印度哲学等都有细致而执着的深入，让人不管同意与否，都不禁正襟危坐，而不可等闲视之。其次是北大现年耄耋的张世英老先生，以纵横开阔的视野构筑起自己“后主客分离-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希望的哲学”。从论文网上看到，张先生最近又在撰写一系列的“中华精神现象学”的大纲，论述中国文化中“自我”的“觉醒”历程，使人不禁感佩老先生果然不愧是沉浸古典哲学数十年的专家。再说中山大学的倪梁康教授。倪梁康教授对我国的胡塞尔研究可谓功莫大焉，从德文直接翻译了很多的胡塞尔著作，且著有《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一书，为理清胡塞尔哲学的有关概念做了大量工作。与我们这里有关的是，倪梁康教授还积极开掘当年由唐玄奘带到中土的佛学“唯识学”中的现象学因素。我们知道，玄奘的法相宗一派所宣讲的“唯识学”不同于中土原有的华严宗、法华宗、净土宗和禅宗诸派，讲究第八识即“阿赖耶识”，已然涉及了“自我”的“统一性”问题。这其中的具体问题我当然不懂，但仅就表面来看，也可以想见“阿赖耶识”与胡塞尔所说的“先验主体”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当然我们还不能不提对中国传统文化剑拔弩张的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教授。邓老师紧紧抓住西方哲学中的以“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为核心的“理性”，来反观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此作出了坚实有力、锋芒毕露的批判，对我影响极大。

之所以拉拉杂杂绕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说，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会通和合的历程来看，我们唯有不断加深对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文化这棵“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果”。

同样是重视“实践理性-伦理”的问题，我们不能仅看表面就认为康德哲学

与儒家学说所差无几，更应该看到康德所大力强调的、又是儒家学说恰恰不具备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的“超越性”特点，而不单单是“后天-经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不能停留于因为海德格尔晚年对老子哲学的兴趣，就随意地把海氏解释成一个中国思想家，我们更应该对海氏学说与东方思想的不同处着眼，维持住陌生化的张力，比如因为缺乏“Da”这个维度，老子肯定说不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这种话来；我们要更用心体会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内涵，不要急于用人家的新瓶来装自己的旧酒，觉得人家只不过是把我们早就意识到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类展开得更详细而已，甚至觉得还没我们言简意赅。

虽说西方一些大学者对我们文化传统的批评很多是出于误解，但大家作为大家，一定有其格外深刻的地方，他们的意见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忽略乃至嘲笑的，譬如孟德斯鸠、黑格尔、尼采等人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不是“为异而异”，真正的“同”也不必讳言，因而我们对晚近的法国大哲列维纳斯的学说就要格外注意。列维纳斯把“自我”贬抑到比“被动”更“被动”的地步而无限地抬高“他者”，由此把“责任”、“服从”等概念提到哲学的核心地位，确实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突破，而与儒家学说相当接近。如此，对列维纳斯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传统。至于列维纳斯认为他这一思路远追柏拉图、近取康德，而无需借助于东方思想，我们也可以对之“真诚”“相邀”。就像文章开头所言，我们在这场“对话”中，理应更加“主动”。

第二篇：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材料加工工程 201370786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它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地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连接古代，现代，未来的一个桥梁。学习传统文化，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为了获得一些可有可无的历史知识，而是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自觉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和发展现代的新型文化。

而我们所讲的传统文化，简要的说，以两种形态存在。一种是客体化的文化形态，如历史典籍，文物古迹，文艺作品等，另一种是主体化的文化形态，这主要是指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这两种形态的传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这些优秀文化必然有文明和文化的一般共性，但是由于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发展，而具有了及其鲜明的中国特质，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及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并且让传统文化有益于各族人民，有益于现代新型文化的建设，有益于社会和谐。

我们应该科学合理的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说要从整体上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辩证发展做一规律性的探寻，从而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客观理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整体评价。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大一统的封建文化，其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将统一性推向极致，但是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并不是单一的内容。在内容上，传统文化中既有对自然界的认知，又有关于社会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探讨，其中包含很多合理和深刻的认识。从时间上看，中国文化既有古代传统，又有近代传统，而在学术派别上，不仅有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是其中，各家学说相互借鉴，融合和演化，形成了许多新的派别和思想。我们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才能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连续性和变革性的对立统一。中国文明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在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远古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文化，再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儒道法三家互补的思想体系，再到后来历朝历代对文化体系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历经战乱，社会动荡，王朝更替，但中国文化始终延续下来，获得了极大发展。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变革和创新。这不仅来自于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与重新思考，还伴随着民族融合的潮流，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成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生命力所在。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独立性和通融性的统一。中国人自己独立在特有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创造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独特的汉字和汉语体系，还在汉字基础上，独创了自己的哲学，道德，文艺，宗教和学术思想体系，形成了特有的礼仪典章制度，同时随着中国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的非凡的吸纳力和交融贯通性，促进了其在保持自己特色和核心优秀部分的同时，不断向前发展。认识到这一点，使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偏颇，又不能因此拒绝吸纳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传统文化尽管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历经坎坷，有过辉煌荣耀的时期，也有过暗淡转衰的黑夜。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段时间，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面临了空前严峻的挑战，由于有了其他先进的文化体系作为参照，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大胆的反思和猛烈地抨击。鸦片战争以后，在社会历史急剧动荡变革的背景下，文化发展出现了这样的基本趋势，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和演变的代表权威封建文化形态的汉学和宋学走向没落，陷入窘境，资产阶级新文化和新思潮代之而起。新文化向封建主义正统文化举起批判旗帜，所谓新学的特点就是尽力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及社会学，哲学的新知识，用以批评封建传统意识，突破旧的思维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意义。但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生长于封建主义的土壤中，且他生吞活剥于西学，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缺乏群众基础，显得软弱无力。经历了这个充满危机与痛苦的过程，人们对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诸多偏激的情绪。那时的全盘西化轮和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争论正反应了这种情绪。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限制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区分开来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裂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正是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下，我们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正确的认识。

首先，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应持彻底的批判和摒弃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伴随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兴盛和衰败，必然残存着各种各样的封建文化性质的观念形态，以及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一切“物化”了的种种事物，我们必须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不可否认，在道德伦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方方面面，封建主义影响的痕迹几乎随处可见，有些甚至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和现在民主科学的潮流和主流价值观念不相吻合，必须坚决摒弃。

第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部分，我们要善于辩证的筛选，要以是否符合时代发展，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内在依据批判的继承。如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念。我们要将旧式的忠君，转化为新式的爱国爱乡爱人民，将旧式的以单方面单方面绝对服从为基础的孝道转化成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为本质的新“孝道”。建立新式的荣辱观，道德观等。

第三，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我们必须继承并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不为封建社会形态所特有的，而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宝贵沉淀。比如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美德，比如诗词歌赋，小说杂文，又比如科技发展，中医中药。这些传统不仅仅伴随了农业文明的发展，代表着我们民族过去的辉煌，不与近代工业文明相冲突，更将在未来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该发扬光大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和表达民族精神的内容，二是扬善抑恶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伦理精神和人生价值观念。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认识和理解，我认为在当前中华民族团结追求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过程中，一定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和彻底重建伦的错误理论和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先辈创造、历代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繁衍的精神食粮。中国文化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二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那样灿烂的文化会突然间落后于人？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正因如此，我们不但不能对传统文化抛之脑后甚至弃如敝履，相反，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研究传统文化，从中继承和发展那些闪光的部分，在其基础上，学习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而这，正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做起。

第三篇：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我叫伊尔凡，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名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一方面是因为妈妈最大的心愿，她希望她的孩子能到中国这个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国家来感受东方的文化，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好奇心，从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那一刻起，中国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怀着对一颗好奇心，我立志要来中国留学。如今，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在巴基斯坦和中国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已在中国学习了两年。在这两年期间，通过课堂上的学习，还有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对中国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地谈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一、餐桌文化

“民以食为天”，因此，自古以来，餐桌文化是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受儒家道德礼仪至上的观念的影响，餐桌文化有一套严谨的程序。

例如，邀请客人就有一套程序：主人要折谏相邀，临时迎客于门外，宾客到时互致问候，引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客齐后导客入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席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讲究，先敬长者和主宾，最后是主人。宴饮结束引导人客人入客厅小坐、上茶，直到辞别。

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国的餐桌文化中也融入了一些西方的因素。例如，借西方右为上的法则，第一主宾坐于主人右侧，第二主宾在主人左侧或第一主宾的右侧，而且根据具体情况变通处理。斟酒上菜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而且酒斟八分，不可过满„„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餐桌文化中有许多因素已经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但是仍然以传统的礼仪为主。

二、语言交流文化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的礼仪道德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故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中国人说话非常含蓄，很委婉。例如，在两个人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通常不会直接向对方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情，不会直接说出“我喜欢你”“我爱你”之类非常直白的话，而是主动的一方会一次一次地邀请对方去吃饭，看电影，去公园游玩等等，借此创造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并且细心地照顾对方，让其感受到自己的真诚，并依赖自己，进而增进感情。而且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创造这样的机会，比如去看电影，本来就是自己买的票，但总会故意说是朋友送的，或者是中奖得来的等貌似合理的理由，总之不会直接表达出我请你之类的话。不过，这些也无形中为谈恋爱增添了一种浪漫的气息。谈恋爱的含蓄还表现在，如果是男生先追女生，女生即使很喜欢这个男孩也不会立即答应他，而是会说要多沟通，多了解。如果她对这个男孩有好感的话，就会答应他的各种邀请，其实这就暗示着他们彼此情投意合。

中国的语言交流的文化还体现在谈话的顺序，一般在比较正式谈话当中，谈话的双方首先会互相问好，寒暄一阵，拉拉家常话之后才会进入主题，之后会围绕着主题说说其他次要的话，把最重要的事放在最后的部分来压轴，这就是所谓的绕着圈子说，没有西方人那么直率。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就很讨厌。

三、性格特点

来中国的这两年当中，我在不同的场合认识了不同类型的中国朋友，在于这些朋友的交往过程中，我的口语表达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并且对中国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与贯彻。当然，也学会了与不同性格的人的交往之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仍然发现了一些中国人独有的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这应该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我发现，中国人特别能忍让，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忍字当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小不忍则乱大谋”“好汉不吃眼前亏”等等这些古语，都是一些很真挚的劝告，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下来的处事之道，我们应该多学习，多领悟。

还有一点是，中国人特别谦虚，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在这个新兴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大多表现出非常自信的一面，有很多人总是自以为比别人聪明，而且不习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或建议，这都是现在一些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我想这应该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日趋举足轻重有关系吧。

中国这个地大物博、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礼仪之邦，有着永远也探究不完的话题，我仅以自己这两年的切身经历简单的谈了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今后，我会继续学习，继续研究，继续努力，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第四篇：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刚健有为”，《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贵和尚中”，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由此形成了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崇德利用”，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贵族郤缺的言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

第五篇：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提起中国文化，我脑中首先涌出的词汇就是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这是初高中教科书上对我国悠久文化的特点总结。但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早已不再停留在这两个抽象的词汇上，下面我将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主要特点两个方面来谈谈我所理解的中国文化。

首先关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中国人对自然条件的“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地理环境可以大致概括为：东南沿海，西北内陆毗邻茫茫沙漠、戈壁，而西南地区则耸立着世界屋脊。海洋、高山、沙漠这些自然屏障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发生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这一点对于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极为关键的，它关系到了文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也为其独特的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比如其大片平原和充沛的雨水、适宜的气候使得中国农业文明及其发达，而海洋文明则不如西方临海国家那样强大。但文化形成的关键还是在于人类对自然的“人化”过程，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基础、中央集权统治、宗法制社会结构、礼乐教化制度、不同地域间的文化融合、宗教的传入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进行社会生产活动中逐渐确立起来的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的“人化”过程，它们是形成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不竭源泉。

其次关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特点数不胜数，这里我想列举几点我认为比较明显重要的。第一就是具有浓厚的宗法制家族色彩。不同于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奴隶制，中国社会是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家族观念深入人心，“大世家”、“家长制作风”等等词汇都有所反映。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这样又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三纲五常也可以看成是宗法制家族的产物。在宗法制家族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伦理观也逐步形成，所以我认为浓厚的宗法制家族色彩是中国文化一大显著特点。其次我认为相对于海洋文明那种竞争开放的文化特点，中国文化绝对具有本分保守的特点。的确，小农经济基础下的人们安于劳作，安土重迁，并且古代国家政策主张重农抑商，人们大都固守一片土地过一辈子，并不四处走动开拓视野。这种生活模式形成了中国人较保守的思想观念，中国文化便也随之打上了保守的烙印，如中国人的性观念就不如西方国家开放，对于一些新鲜事物中国人也不愿主动尝试。这种保守本分的观念也容易滋长一种自大的情绪，清朝皇帝“天朝之大无所不有”的落后观念就是一个证明。最后我认为中国文化较之其他文化还有一个重大特点，那就是绵延不绝。试比较中国文明与同时期发轫的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等古文明，你就会发现大多古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没落甚至完全消失，但中国文明浩浩荡荡上下五千年却在朝代更替、外族入侵等等磨难中绵延不绝。这当然同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密不可分，例如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引起的民族融合，就使得汉族文化和外族文化在磨合中互补长短，这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使得中国文化更具生命力，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除了上述我所例举的三个特点之外，中国文化还有诸多特点，如课本上所说的人文传统、尊君重民、中庸协和等等，这些特点我也十分认同，因课本有所讲解故不再赘述。

作为一个青年人，我或许还没有很厚重的文化积淀，但我一直以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为骄傲。平时看到日剧、韩剧里频繁出现的汉字，甚至是韩国首都汉城的改名，我都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力，至少在东亚文化圈绝对是最有底蕴的一位。希望今后的中国文化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当然坚持原有特色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