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心系红西路军被俘人员

第一篇：周恩来心系红西路军被俘人员

周恩来心系红西路军被俘人员

红西路军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这支部队的主要有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骑兵师、妇女先锋团、干部团(也称教导团)、兵工厂等，共计21800余人。这支部队西渡黄河，是奉中共中央命令参加宁夏战役的，后来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停止执行，遂组建成红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腹地开进，为实现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战略依托这一战略目标而战斗。红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13个县，历时6个多月，行程2000余公里，历经大小战斗80余次，共消灭马家军和民团两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0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5000余人被俘虏杀害，尤其1600多名女战士遭受的牺牲与屈辱令人发指。红西路军“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红西路军的西征虽然失败了，但她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第一，红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作战。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战略展开后，分散了国民党军的兵力，为河东主力红军集中兵力打击胡宗南部队创造了战机；第二，积极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三，红西路军在军事上、政治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在河西走廊，沉重地打击了西北反动势力。先后建立了永昌、山丹、临泽、高台4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山丹、高台等几支抗日义勇军，建立了景泰五佛寺抗日促进会等群众团体，少数先进分子加入了共产党，这为河西地区以后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红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存在种种误解和谬传，如说：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红西路军和西渡黄河，红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红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因而红西路军西征的这段历史，一度成了党史、军史研究的禁区，周恩来为红西路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也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长期以来讳莫如深。为了全面评价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本文拟就周恩来与红西路军这段历史作一初步探讨。

一、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周恩来亲去迎接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做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并保障供给，为后来组建红西路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10月10日，红

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参加宁夏战役作战。10月25日晚，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先头部队八十八师二六三团首先在靖远城南的虎豹口渡河成功，到10月30日，红

五、红

九、红三十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全部西渡黄河，向宁夏方面前进。当时，蒋介石正集中5个军的兵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向红军进攻，又令马步

青、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段黄河进行防堵，想乘红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之际，一举给红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敌情是严重的。当地人烟稀少，物资供应又十分缺乏，更困难的是，由于张国焘的长期欺骗宣传，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也心怀叵测，处理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11月18日，周恩来肩负重任，代表中共中央到达河连湾，迎接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介绍同张学良谈判的情况。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是到红四方面军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烈的谈话。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肯定红四方面军是中共领导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战功赫赫；并对他们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表示慰问和鼓励。二是宣传团结。他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丘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三是介绍形势，说明东北军是同情抗日的，愿意同红军联合，一致对外。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现在主力红军到了陕北，离抗日前线很近，要准备抗日。周恩来这些热情而恳挚的谈话，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红四方面军中一些反对张国焘的干部和战士仍遭受张国焘的残酷迫害。廖承志就是一个，他被开除党籍后关押着。周恩来一路上一直打听他们的消息，他深知张国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在监禁中听到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后，说：“这下可有希望了。”张国焘立刻下令将他秘密杀害。因此，周恩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格外谨慎。一天，他在往豫旺堡的路上，刚好劈面遇上被关押的廖承志，他面无表情，也不说话，只是握了握手。当天晚上，周恩来把廖承志找去，当着张国焘的面，厉声责问廖承志：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而后就只顾和张国焘说话，再也不理廖承志。廖承志吃过饭就回去了，因为周恩来给了张国焘一个错觉，不久，廖承志就放了出来。

对部队给养问题，周恩来在9月间就在保安召集会议，决定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将后勤机关西移，派红军总供给部部长白如冰到环县、洪德前线；并确定：红军供给的重点是红二、四方面军。因此，红四方面军一到根据地，很快就得到了供给补充。

这时，时局也迅速发展着。国民党军队正分几路进犯：东北军一一四师和中央军三十七军西渡黄河或准备西渡，追击红西路军；马鸿逵和马鸿宾为保住宁夏，不敢轻举妄动；王均和关

麟征部注意力也集中在宁夏方面，只有胡宗南的第一军追击攻打河东主力红军。周恩来和彭德怀抓住了这一战机，充分利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分散了国民党兵力的有利形势，于11月19日清晨，赶到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部署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待机。第二天，胡宗南部右路军第七十八师大部进入山城堡地区。21日，红一方面军第十、十五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发动猛烈的攻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歼敌近两个旅。余敌仓皇西撤。张国焘也承认：“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山城堡战役结束后，周恩来又赴这一带各县视察，并继续看望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然后于12月1日回到保安。根据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情况，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7日扩大组织，有委员23人，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后，奉中共中央命令，放弃攻取宁夏计划，执行西行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张国焘实际已离开了红四方面军。

二、红西路军西进后，周恩来十分关注这支部队的安危，从战略全局出发，及时给予明确的指示和帮助

红西路军先头部队于11月16日越过凉州，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等，请示行动方针，此电说：“估计时间约11月15日先头部队到甘州，12月5日到肃州，依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指共产国际和苏联，下同)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全力进到玉门、安西或敦煌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况，是否我们停止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周恩来和毛泽东、张闻天商量后，于18日复电：“17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国民党军)毛炳文部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驻一个时期。”红西路军占领了永昌，周恩来和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商量后，于19日又电告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根据这些指示，红西路军11月21日占领山丹后，就在甘州、凉州之间活动。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亲日派何应钦以为有机可乘，一面电告在国外的汪精卫迅速回国，一面派飞机轰炸西安，妄图炸死蒋介石，并调集了相当大的兵力，建立东、西两集团指挥部，指挥大军进攻西安，东集团已攻入潼关；西集团由胡宗南、关麟征、王征、毛炳文、马鸿逵、马鸿宾等部组成，势力很大，其前锋已抵平凉附近，胡宗南在天水的部队也已出动，形势十分严峻。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略全局出发，向中央军委建议红西路军东返，以配合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驻兰州)和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驻平凉)，抗击何应钦西集团的进攻。中央军委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来看，红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为此，红西路军从倪家营子东返，在甘州、凉州之间同马家军激战，前后歼敌8 000余人，这一军事行动，使何应钦的西集团不敢贸然进攻东北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红西路军奉命放弃永昌、山丹，向甘州和肃州前进。

三、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营救陷入险境的红西路军指战员，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由于红西路军为策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毅然东返，前后耽误了一个多月。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军西进，红西路军一旦停下来，敌人就尾追上来。结果，红西路军在临泽、高台地区，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打了两个月，经过长征北上和渡河西进、东返的连续作战，部队已几乎没有弹药，全靠大刀石块拼杀；这时又天寒地冻，夜间气温在零下20度左右，许多指战员还单衣赤足，缺少粮食和药品，干部战士体力都极其衰弱；加上河西走廊狭小，北有腾格里大沙漠，南有终年积雪祁连山，人烟稀少，回汉矛盾尖锐，因而战斗不断失利。1月20日高台失守，董振堂军长牺牲，红五军基本损失。这时红西路军尚有1万余人，集中在倪家营子四十几个村寨里。为了援救陷入险境的红西路军，中央军委组织了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总指挥，林育英为政委，准备西进救援。与此同时，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电示，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要求蒋介石答允，停止“二马”进攻，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作为红西路军驻地。周恩来多次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谈，要求他本着国共合作的原则，电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进攻和残杀。并就国民党军对红西路军见危不救使其消灭一事，由叶剑英向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提出质问，要求顾祝同将凉州之被俘红西路军指战员6 000人调平凉，经关麟征部二十五师驻地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及红西路军其他干部如

被俘，应严令“二马”不得加以任何伤害行为；对红西路军向西突围至敦煌的余部，顾祝同应严令“二马”不得再行追击。顾祝同接受了这几条，并以西安行营名义，通电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与此同时，周恩来派人与“二马”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银圆的代价，使“二马”停止对红西路军的进攻。

二是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先是通过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的关系，找到了中国回族救国会组织部长、中共地下党员吴鸿宾(回族)，由吴鸿宾牵线，请出了闲居西安的马步青老师马德涵，周恩来用张学良的飞机送马德涵到凉州，当面向马步青转告周恩来的意见，要他不要伤害被围红西路军指战员，要枪给枪，要别的什么都行。一周后，马德涵回到西安告诉周恩来，马步青只将被围红军解除了武装，遵马步芳命令，送到青海服苦役，未加伤害，因实权在马步芳手中，他不能放人。随后，周恩来又请吴鸿宾和马德涵出面，宴请从麦加朝圣归来路过西安的青海省主席马麟，马麟是马步芳的叔叔，周恩来要他做马步芳的工作，马麟写信介绍吴鸿宾去见马步芳，但工作没有做成功。接着周恩来又派我党地下工作者张文彬、刘秉琳，持周恩来写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请赵守钰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多方营救，先后有红西路军的被俘指战员十多批、4 700余人脱离了“二马”魔爪，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李先念率领的红西路军700余人，突围至敦煌，由于周恩来通过顾祝同的努力，马家军未加追击，使之安全到达新疆，后参加苏联举办的飞机、坦克等专业军事技术训练，这批人以后成了我军空军、海军、坦克兵等军兵种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

由此可见，周恩来为红西路军所作的贡献是重大的，决不能因为红西路军的失败而加以抹煞。

第二篇：红西路军烈士陵园

临泽县红西路军烈士陵园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位于县城东南侧。

1937年春，红西路军在临泽县浴血转战70余日，红9军政委陈海松及数千名将士血洒临泽大地。为缅怀先烈，60年代曾在倪家营等处迁葬烈士遗骨，并树碑纪念。1986年，中共临泽县委、临泽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将散葬于各地的烈士遗骨集中迁葬于陵园。该园于1986年8月1日奠基，1987年10月1日落成。陵园占地总面积600余亩，园内松柏滴翠，百花竞艳，绿荫环绕，碧波滢回。烈士纪念碑矗立于陵园正中，碑座三阶，碑高19.36米。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原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题写的碑名。碑南为烈士公墓，两侧分立陈海松、熊厚发二将军纪念亭。纪念碑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双拥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原红西路军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题写馆名。陵园正门位于纪念碑纵轴线，门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原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题写的园名。

陵园落成后，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兰州军区、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关切。兰州军区及省内外许多军、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献资续建。各地各界人士及原西路军将

士接踵而至，悼念为革命捐躯的先烈。徐向前元帅、李先念主席逝世后，都将一部分骨灰撒向当年战斗过的临泽大地，并在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1991年以来，烈士陵园先后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甘肃省国防教育基地”，同时被原中共张掖地委、中共临泽县委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临泽香古寺

香古寺位于临泽县板桥镇东柳村，北依长城，南眺黑河。始建于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刘彻年间，几经兴废，历代称仙姑庙、奶奶庙、老庙、四月八庙等，是张掖最古老的寺庙之一。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一何姓姑娘在黑河北岸搭茅庵修行。黑河一年四季泛水漫淹，阻挡两岸人们往来，架桥成了当时人们的一大愿望，姑娘受观音菩萨点化，不分寒暑，求缘募化，感动了当地民众，纷纷出钱出力，在黑河上建起了第一座木制板桥，沟通了南北交通，板桥因此而得名。多年以后，因河水泛滥，桥破而倒塌。姑娘坐一木板，逆流而上，后一牧羊人发现其尸体，端坐于（现寺址内）沙漠上，祥云上覆，面色如生，邻人好奇，筹资埋葬，为其修一小庙，造像缅怀祭祀。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奉旨西征，讨伐北匈奴浑邪王，两军交战于合黎山下，汉军因失利而归，匈奴率精兵追击，汉军在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的危难之际，忽见一姑娘踏桥而过，汉将探之，见河上浮起冰桥一座，汉军过桥得救，匈奴追至，桥与姑娘闪眼不见，霍去病方知此乃仙姑灵佑所致，后报请武帝扩建此庙，并赐“平天仙姑”铁匾一面，此庙声名远扬，吸引长城内外僧俗尼道前来瞻仰朝拜，举办法事，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四月八庙会。以致在西夏时，封仙姑为“贤觉圣光菩萨”。此后，该寺历经明代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和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四次大的重建和维修。1968年人为撤除，1992年报请省、地、县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筹资650万元对该寺进行了重修。1999年更名为香古寺。寺院主体工程于2000年7月竣工。目前寺院总面积38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7平方米，大小殿18座（处），彩塑佛像58尊，住房160间，围墙900米。建筑有牌楼式山门、露天弥勒大佛、山门殿（金刚殿）、天王殿、钟鼓二楼、大雄宝殿、鸠摩罗什牙舍利塔（外观五层，高36米，建筑面积1536平方米）、东禅院、念佛堂、角楼、方丈寮、五观堂、小陪楼、仙姑殿、东西厢房、观音殿（即客堂）和地藏殿等。寺后古梧桐树已有近千年历史。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一旅游资源，拉长旅游产业链条，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建管结合，提高效益”的原则，充分利用香古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开发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和观光旅游、保护资源为目的，积极开拓集名胜古迹、人文景观、自然风景和农业高科技示范园为一体的香古寺－－葡萄展示园旅游风景区，大力促进旅游产业的开发。香古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省内外数以万计的信徒和游客。

第三篇：张掖市上领导观看红西路军图片展

张掖市上领导观看红西路军图片展

接受传统教育 汲取精神力量 市上领导观看红西路军图片展本报讯（记者 王瑾）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个个凝固的历史时刻。连日来，设在市委大院会议室的红西路军西征图片展览迎来了一批批接受革命传统的党员干部，进一步推动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3月8日上午，市上领导田宝忠、何振中、王开堂、吴雄成、徐永成、褚毓民、童国瑛、王希珍、陈义、吴旭东与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细心观看了红西路军西征流动图片展览，实实在在的上了一堂生动的先进性教育党课。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市上领导认真听取讲解，神情凝重地观看了红西路军浴血奋战的悲壮的战斗历程，亲身感受着红西路军当年生活和战斗的氛围，汲取精神力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市妇联主席王灵英观看完展览后激动地说：“革命先辈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从自己做起，从正在做的事情做起，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革命前辈未完成的事业”

第四篇：红西路军资料3——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1983年2月25日)

李先念

这份材料着重讲一讲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和西路军的主要战斗历程，重要的地方引证了一些历史文电来加以说明。

一、宁夏战役计划和四方面军一部的西渡黄河

1936年秋，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个时候，还不叫西路军。但西路军是渡河部队组成的，因此首先要说一下渡河的情况和历史背景。

党中央和一方面军1935年10月长征到陕北前后，为了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总的战略思想是。积极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准备在适当时机打通苏联。1936年5月一方面军东征回师后，中央确定向黄河以西发展，打通苏联，取得帮助。打通苏联的道路设想有两条：一是占领宁夏，接近外蒙；二是占领甘西，接近新疆。当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的《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曾考虑由一方面军及十五军团执行打通苏联的任务。在二、四方面军北上过程中，9月14日，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胡宗南部的活动情况及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的电报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并确定由四方面军执行这个任务。这时，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的大多数同志及在前方的徐向前同志都主张北上，张国焘却坚持

沿洮河西进青海，由于中央的命令和实际上这条路也走不通，张国焘才改变了主意。四方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10日，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11日，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2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攻宁开始时机以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11月10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关于渡河夺取宁夏，中央先后发过许多电报。其中有的电报，如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张、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的电报，10月14日毛、周给朱、张《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等电报，当时我确看过，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

根据中央和总部的命令，我们三十军10月中旬到靖远附近的黄河边上负责造船和准备渡河事宜。10月23日晚，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情况没有侦察清楚，渡到河中的一个沙洲上，未能过去又回到东岸，但敌人也丝毫没有发觉。24日晚，改在虎豹121渡河，获得成功。九军大部和四方面军总部26日晚开始渡河。五军在守渡口，敌人大部队上来后，30日也过了河。

在渡河的问题上，有些复杂的情况，正当我军准备渡河的时候，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加紧向我进攻。毛主席10月24日指出：“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25日，毛、周对部队行动部署作了调整。这几天，毛、周、朱、张、彭、徐之间来往电报比较多，具体军事部署变化也比较大。情况虽然比较复杂但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一部渡河攻宁这条主线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决定。至于张国焘，有的同志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曾经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这次他也可能心怀鬼胎，企图乘中央决定渡河攻宁之机，到河西去发展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宁夏战役计划的放弃，西路军的组成和向新疆方向前进

我三个军渡河后，即向宁夏方向前进，准备夺取内蒙古的定远营。先后占领了五佛寺、一条山、寺儿滩一带，同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打得激烈。但是，南面的敌人也很快压到黄河边上，占领了我渡河地区及中卫一带。不久，中央就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

从前方来看，由于一方面军没能渡河，加上一条山这一带人户稀少，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因此徐、陈于11月2日向朱、张、毛、周请示行动方针。11月3日，毛、周复电：“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11月5日，朱、张复电：“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月6日。徐、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遵军委电令．提出向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地区发展，创立甘北抗日后方。靠近外蒙、新疆，打通苏联，7日，徐、陈等又致电洛甫同志转党中央

并毛、周、张，提议左岸部队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军分会。

从中央来看，这时正酝酿整个红军新的行动部署。11月8日，中央发出的有关河西部队的电报有两份，一份是张(闻天)、垂周、博(古)、林(育英)发给朱、张、彭、任(弼时)、贺龙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其中讲到“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一份是张、毛发给朱、张的，征求对西路军及其领导组成的意见：“徐、陈、李等七同志提议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二兄有何意见请复”。10日，朱、张复电“完全同意”。

11月11日，中央发给徐、陈两份电报，一份是中央及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了军政委员会领导成员；一份是毛、周发给徐、陈的，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征求意见：“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地隔离着，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3、你们能 否解决衣服问题?”

11月12日．徐、陈复电中央军委和总部：“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并提出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第二步如受南敌压迫或后路受威胁时，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定在甘、凉、肃和永昌、民勤创造根据地。并建议国际与西路军发生直接关系，在新、蒙适当地区建立

联络站等。

大概就在这几天，共产国际有了新的指示，决定西路军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国际来电的档案虽未查到，但中央书记处11月13日给王明、康生、陈云转国际的电报说得很清楚：“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万千8百，令其依照国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x x(原电稿如此)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11月15日，毛、周复电徐、陈也明确指示：“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从上述来往电报可以看出，宁夏战役计划的放弃，西路军的组成和向新疆方向前进，是中央和前方根据当时情况反复研究后，定下来的决策。

三、在凉州、甘州之间创立根据地和西安事变后是否东返的问题

西路军西进后，先头部队于11月16日越过凉州。17日，徐、陈致电洛、毛、朱、张请求行动方针。此电说：“估计时约11月15日先头部队到甘州，12月5日到肃州”，“依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甘州、肃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敦煌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18日，洛、毛、周即复电徐、陈并告朱、张：“17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

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11月18日，西路军占领永昌。19日，林、朱、张、周给徐、陈的电报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99，66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20日，洛甫、泽东也电示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一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根据这些指示，西路军11月21日占领山丹后，就在甘州、凉州之间活动，一直到12月底，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同二马的部队几次激战，前后共歼敌8千余人。渡河以来，自身也减员4千多人。这时弹药已很少。三十军在永昌附近的四十里铺，就是靠大刀同敌人拼博。

这个时期，正值西安事变前后，西路军在继续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个月。12月6日，毛、周、朱、张电徐、陈：“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15日，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18日，中央军委又命令：“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24日，中央军委又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并要徐、陈电告意见。25日，徐、陈复电表示：如利于东进，“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要求友军配合作战。同时建议西路军仍首先按期执行打通新疆任务。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徐、陈、彭、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

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据此，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向甘州和肃州前进。

现在看来．西路军在凉、甘之间停下来创立根据地，并且在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犹豫徘徊了一个月，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却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西进，西路军一旦停下来，敌人就追了上来，不仅难于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而且西进或东返都很困难了。

四、在临、高地区创立根据地和战斗失败后余部向新疆转移

1937年元旦前后，西路军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1月5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7日和8日又给西路军三份电报，主要精神是要西路军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完成创立根据地的任务。这样，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已过，接济亦必到手。

西路军在临、高地区，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打了两个月。经过北上和过河西进后的连续作战，部队几乎没有弹药；这时天寒地冻，夜间气温在零下二十度左右，许多指战员还单衣赤足：无沦干部战士体力都极其衰弱。虽然已是久战之师，精疲力尽，但仍顽强战斗，前后共歼敌一万余人。终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没有能改变战略上的敌强我弱为战役上的我强敌弱，因而不断失利。大体过程是：1月20日高台失守，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基本损失。这时全军尚有一万余人，集中在倪家营四十几个村寨里。西进还有很长一段冬季无法行军的路

程，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不能西进，于是在21日决定突围东返。从1月下旬毛主席发给恩来、博古、汉年的几次电报看，中央为解西路军之围。想了许多办法，一方面想同于学忠商量，要他威胁二马或派一部策应西路军东返；另一方面想通过同蒋介石谈判，停止二马进攻。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作为西路军驻地。但这些都未能实现。1月25日军委主席团给徐、陈的电报说：“估计二马仍不会停止对你们的追堵，要西路军在战胜二马的条件下完成东进任务。西路军在东返过程中，虽然打了一次胜仗，但28日到达沙河堡时，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处境更加困难，又回到倪家营子打了二十多天，基本上是靠大刀和长矛同敌人搏斗。

2月23日、24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军委，要求派兵援助。提出如无援兵，则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临、高地区等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大通、西宁一带活动。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徐、陈：“固守50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此时中央着手组织援西军，任命刘伯承同志为总指挥，林育英同志为政委，准备援救。同时继续同国民党淡判，要求划分防区，停止二马追击，但仍无成效。西路军在倪家营继续同敌人拼战，因 敌我力量特殊，遭到失败。

1937年3月初，西路军再次从倪家营突围。3月14日，转移到祁连山脚下的康隆寺附近，开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工作委员会决定余部翻越祁连山。后来根据中央3月23日电示．向新疆转移。5

月初，到了迪化(现乌鲁木齐)，见到了陈云和腾代远同志，西路军到新疆的有400多人。

从军事看，西路军进入临高地区后，已陷入极大的困境。在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之下，既不可能创立根据地，也不可能继续西进或东返。大部队也无法从北面冲出广阔的大沙漠或从南面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如果分散打游击，后来的事实证明也难于站住脚跟。

五、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 西路军自始自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

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

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路军为什么失败了?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来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如果西路军急速西进，直插到肃州、玉门、安西地区，就可以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如果又能得到苏联的援助，部队有了大炮和充足的枪支弹药，那么至少有可能再打回东边。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河西走廊徘徊了三个多月，丧失了战机。从国际关系看，当时苏联想拉蒋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从国内形势看，我红军主力在河东与蒋介石军队作战，以及西安事变后可能再爆发内战，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因此，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并几次考虑是否继续西进或东返。西路军自己在当时情况下直接西进也有顾虑。指导思想上的这种

多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动方针摇摆不定却犯了兵家大忌。

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条件也极其不利。最主要的。一是这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二是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基础，我们要在短期内把群众争取过来很困难。三是马家骑兵部队机动性大，我们过去又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四是经济落后，红军取得给养也很困难。可以说，仅仅靠西路军本身的力量，要在这么一个长达近2千里的狭长地带，消灭二马主力，创立根据地，西面接通新疆，东面接通河东，是艰难的。

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徐向前同志不同意这种估计，但是陈昌浩同志听不进去，严重轻敌。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

我的这些说明。会有某些不周到的地方和遗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不一定准确，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六、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为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

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活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将此材料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录自1983年《中央传阅文件》第891号

第五篇：弘扬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弘扬红西路军革命精神研讨会在我市召开

月26日至28日，由兰州军区主办的 “弘扬红军西路军革命精神研讨会”在我市召开。兰州军区副政委李国辉致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发表书面讲话。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文杰主持会议。

总装备部科委副主任徐小岩，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秦天，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王幸生，全军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李平，47集团军政委范长秘，省军区司令员陈知庶、政治部主任兰晓军，青海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祁建青，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霍海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励小捷，市委副书记、张掖红西路军研究会会长万泽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军出席会议。

李先念夫人林佳楣、王树声夫人杨炬和西路军老战士王定国发来贺电，祝贺研讨会圆满成功。

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张掖军分区和驻张部队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高台纪念馆、甘州区高金城纪念馆、古浪县西路军烈士陵园、青海西宁市西路军纪念馆负责人和部分西路军老战士及亲属代表参加会议。

李国辉在致辞中说，西路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支历经千难万险的英雄部队，其征战史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西路军在血与火、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中，广大指导员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身先士卒的领导风范”，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式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的宝贵红色资源，也是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的生动教材和精神动力。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既是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充分运用红色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决策指示的政治要求，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兰州军区学习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的又一实际举措，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研讨，深化对西路军革命精神基本内涵、本质特征、时代价值、弘扬实践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理清思路、拓宽视野，以便更好地挖掘总结西路军革命精神、推动弘扬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

李忠杰在书面讲话中指出，传承、弘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各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包括红西路军精神在内的各种革命精神，用以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激励人们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红军西路军革命精神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内涵和重要意义，使广大干部、战士牢固树立当代中国军人核心价值观，对于加强部队政治建设，提高官兵政治素质，巩固我国西北边防无疑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宣传弘扬红军西路军革命精神，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励小捷代表省委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甘肃是红西路军事迹的主要发生地。西路军对于甘肃来说，是地方党史的特有资源，是红色旅游的重要线路，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财富。

近年来，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于西路军这一红色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高度重视，在相关基地建设、理论研讨、舆论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适当时候，组织成立甘肃省红西路军研究会，对红西路军在甘肃的历史和其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中所产生的特殊作用作进一步研究；对红西路军精神的内涵作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引导全社会进一步弘扬红西路军精神，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励小捷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红西路军所经市县纪念馆建设项目的投入，丰富陈展内容，创新陈展手段，扩大陈展规模，汇集民间力量，征集更多图片、资料和实物，逐步让各地纪念馆的陈展向现代化、数字化方向发展，逐步让所有红西路军纪念馆实施向社会免费开放、财政补贴的政策，充分发挥基地的社会教育作用。甘肃省教材编审室将在专家、学者的协助下，将红西路军在甘肃的历史编入全省大学和中小学生的本土教材。

徐小岩、李平回顾了西路军的征战历程。

期间，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晓军，省委副秘书长、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元忠，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汉河，市委副书记万泽刚，张掖军分区政委黄书伴，兰州西路军研究会会长朱永光，西路军亲属代表任小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安永香，驻张某部政委饶成勇分别作了题为《大力学习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深化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试论西路军左支队的英雄事迹及历史功绩》、《新形势下青海省军区部队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的调查与思考》、《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红西路军精神内涵初探及现实意义》、《对大力弘扬红西路军革命精神，加强新形势下民兵预备役建设的几点思考》、《试论西路军精神与长征精神的内在联系》、《从父辈讲述的西路军故事中得出的启示与思考》、《对红西路军指战员战斗精神的浅析》、《学习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着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专题发言。与会人员还观看了反映红西路军战斗历程的专题片——《祁连壮歌》，并参观了临泽梨园口战斗遗址、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大佛寺、张掖丹霞，临泽县大沙河治理工程、张掖国家湿地公园、肃南马蹄寺。（编辑：王学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