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的哈佛毕业生[5篇]

第一篇：经济危机下的哈佛毕业生

哈佛毕业生何处去？在人们的想象或在哈佛学生的憧憬中，大概是投行的高管、大律师、牙医、政治家，当然也还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领域的金字塔尖都能找到优秀的哈佛毕业生，但有一点恐怕也得心中有数，那就是无论你是哈佛。耶鲁还是斯坦福的毕业生，无论你多么优秀，多么精英，也绝不会在走出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就能成为憧憬着的高管或爬到金字塔的塔尖。总有一个找工作的过程，也有一个从基层做起的艰辛。不久前看到一些新闻图片，是哈佛或MIT（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学生，身上挂着牌子在找工作，如此落寞确已今非昔比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给大学生们择业带来了很大冲击，哪怕他是哈佛的学生，也难免不受影响。

一项针对哈佛毕业生的调查表明，2009年去金融与咨询行业的学生下降了一半，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打算在这两个行当里找全职工作。

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那些与经济现实关联紧密的专业。记得2000年IT泡沫破灭的时候，很多学计算机的大学生面临找工作的困难；而美国的次贷危机也让搞金融的学生变得前景黯淡。哈佛学生目前的择业迹象表明，学生们更加青睐的是那些对经济周期敏感性不太强的职业，如教育、医疗、艺术之类。从事教育的人数从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

十五、而从事医疗的人数也翻倍了，从百分之六上升到百分之十二。当然选择进一步深造的人也增加了。毕竟，经济形势不好，不仅是金融与咨询行业受到打击，其他各个行业也都受到冲击，于是读研究生的人数增加，从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

尽管经济显得糟糕，但哈佛毕业生的平均工资要求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仅从上年的45425美元下降到44200美元，哈佛生对自己的实力还是颇为自信的。当然，这只是平均，不同职业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比如仍有一些职业的工资达到六位数，我作了一下猜想，大概是律师、医师或华尔街认识之类，但恐怕这些职业的规模正在缩小。

在被问及如果钱不是问题，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的时候，大部分哈佛学生的回答是艺术，百分之十六的学生认为这是他们梦想的领域。与之类似，大部分学生选择了公共服务（占百分之十二点五）与教育（百分之十二），而选择金融与咨询行业的仅各占百分之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结果。至少表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与金钱并不直接挂钩。

（摘自报刊文摘2010年7月30日）

第二篇：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危机，再到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银行被收购、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全球股市的持续下跌„„08年的这场金融海啸，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冲击。

经济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矛盾，又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的两极分化，从而产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劳动者实际购买力有限，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他们选择借贷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即超前消费。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并为其服务的。自从纸币特别是后来的账面货币、电子货币产生后,人类便进入了虚拟货币时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揭示资本的投机性和贪婪性：“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由于是虚拟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 就会引发很多问题。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引诱普通百姓通过借贷超前消费、入市投机，但由于信用体系出现了问题，很多本来不够条件贷款的人贷到款。而银行发放大量贷款,造成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很多人没有能力还贷，银行发放的贷款难以收回并形成大幅度增多的坏帐,使银行的金融资产因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账面价值进而产生金融泡沫,泡沫不断膨胀并最终破裂,引发了金融海啸。

次贷危机影响了我国的出口业，使沿海城市的大量出口企业倒闭，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还加大了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只要有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其他国家都不可能不受影响。面对金融危机，我国自身应做好：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做好宏观调控；拉动内需，刺激国内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在做好自身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应对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国家就可以的，所以要加强合作十分必要

第三篇：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作者：李远行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3-11 农历新年前，又一个中央1号文件已出台。与往年相比，多了一块内容，就是强调刺激农民消费。无论是“家电下乡”还是农机补贴，总之一句话——消费才是硬道理。纵观近期政策导向，这也是应对经济危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措施的组成部分。

人们关注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但大多只是从问题本身出发，缺乏对问题产生的深层基础结构的分析，导致策略性的解决方案，不仅实践中于事无补，反而加深了人们认识问题的困惑……从应对经济危机的效果来看，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救市方案的同时，不应错失通过调整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机遇。

三农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表现样态受国家、市场、社会与农民的基本结构关系决定。其中，农业对工商业的依附地位、农村社区的解体与农民社会身份的缺失是主要表现；城乡结构断裂、市场失范等是结构性因素；效率优先的增长模式是驱动力。适时启动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实现农村发展战略转向，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复苏、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可以有效化解风险，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节制资本

农业因其天然的弱质性（抗风险能力差和收益低），必须享有特殊的保护措施；同时，农业因其是民生的根本，必须节制资本的侵蚀。由官商、官企构成的市场化主体利用组织化资本对农业的强势剥夺，使农业成为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依附性工具。如官商一体的房地产业对土地的侵占，官企联合开发工业园区发起的圈地运动，资本雄厚的涉农公司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原意是引入市场配置资源原则，激活竞争，提高效率。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与市场化是不同的概念。一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经济规律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自然过程，且并不排斥非市场经济形式的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如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保留了一些非市场经济因素：如农业、军事工业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等领域；一个是由某些利益群体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将经济活动推向某一特定形式（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教育产业化”、“医疗社会化”等。前者因其“自然”性，必须要求规范（主要是法治）保证；后者因其主观性凸显人为的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视市场化过程为某一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任意切割经济形式和干预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即是农业市场化（具体表述即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完全不顾农业经济的特殊性（即处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以及相比于工商业的弱质性），使农业和农民成为市场资本予取予夺的对象。农业凋敝、农村解体、农民艰困的境况与这种市场化直接相关。

官商和官企是市场化的主体。其首要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市场规则。而一个无规则的“市场”只是资本毫无节制进行掠夺的天堂。官商和官企为满足一己之私，置国家战略安全与社会公平于不顾，其短视给社会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因此，必须节制资本，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康发育，实现资源的市场优化配置，同时又从总体上加强了政府涉农职能，在金融、现代科技、水利、防疫、生态保护等基础建设方面提供动力支持，确保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

农村重建社区

从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现实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判断：（1）中国农村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状态；（2）村庄仍是农民生产、生活、娱乐的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并不能消除大量的村庄；（3）农民增收仍是农村工作的重心，农村发展要为其服务；（4）农村组织匮乏，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有限，使农村内生发展的动力不足。

执政党在新形势下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实现发展战略转换的重要契机。新农村本身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说法，但以前所描绘的新农村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物质方面的目标，而现在的所谓“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20个字则要求农村建设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全面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与过去也是不一样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这种条件下，大部分事务都交由市场去调节了。由于建国后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农业自身的弱质化，导致了较为严重的“三农问题”，并延及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另一个背景是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以工补农”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条件。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身就是一场改革，这场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出于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要基本改变现存的城乡二元断裂结构，实现城乡一体，让农村宜居，成为人们有生活意义和价值之所，最终达至建构和谐农村、和谐社会之战略目的。

随着大批青壮年人口流入城市打工，乡村留守人口质量明显下降，尤其是农村治安和文化生活状况恶化。农民工进城不是真正的城市化，他们更多的是属于城市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廉价劳动力。任何经济发展都有周期性，当发生经济衰退时，这些人还将回到乡村。如果乡村社会的基础得不到重建，如此多受过城市文明浸染的农民工将如何接纳乡村和被乡村接纳？一个无秩序和文化衰微的乡村应对这样的情形时无疑是一场灾难。然而，由于乡村自组织资源的匮乏，使乡村新秩序和文化建设因承担主体缺位从而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也使农村发展失去基础。因此，乡村社会基础的改善，尤其是培育农民自组织将是新农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

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对于农村的影响，人们往往将焦点集中于农民工就业问题上。有关机构估测，将有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因此，将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优先考虑。如，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回乡农民工创业指导，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等等。这只是看到了农村问题的表象。

农民工外出打工，往往被美其名曰“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实际上却是农村劳动力流失。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危机发生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分男女几乎全部出走，村庄里只剩下留守老人和儿童。尽管有农业税免税和各类补贴等优惠政策，农业生产还是因劳动力缺乏只能维持粗犷性经营，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这还只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致命的是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村庄仍是农民生存之所，并将长期存在，劳动力流失使乡村因失去建设主体陷入衰败和解体的境地。如此看来，2000万农民工留在农村未必就不是好事，而可能是农村发展必要的主体力量。

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就是社区重建。社区作为人类生活最古老的共同体形式，具有天然的自组织优势。即使是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时空融合并没有消除充满地方性色彩的社区形式，反而因社区的自组织功能成为现代组织社会的必要补充，并且因其可以弥补国家行政干预范围过窄造成的管理真空，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在发达国家，社区复兴运动本身就是上世纪初在经济危机的触发下兴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社区生活历史传统的社会和人口大国，农村社区重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加大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满足农民组织化资源需求，重组农村生活世界的图景，阻止农村社会的解体。另一方面，可以整合国家外部资源投入与乡村社区内部资源积聚，使外生发展与内生发展取得协调性，推动农村和谐发展。

农民重构社会身份

农民问题的本质不仅在于其生活的艰困，主要还是农民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因此，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就不是只要提高农民收入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如何接纳农民重新回到社会。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福利化是农民回归社会，重构其社会身份的经济基础。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依靠公共财政，而是依靠农民自己，由此造成了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直接制约了农民融入社会的发展空间。同时，国家福利政策的区别对待进一步加深了农民作为另类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的程度。因此，在经济危机下，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扭转过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化解城乡分立，消除身份歧视，奠定农民重新融入社会的物质基础。

国家福利政策实现向农村倾斜，系统解决农民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问题，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农民贡献尤其重大，现在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农民社会身份的确认与农民能力的强弱直接相关。农民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农民社会行动力的强弱。社会行动力的强弱不仅与农民素质（体能、技能、智能等）相关，更依赖于农民对各类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量的多少。农民能力的提高需要文化、社会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危机下，不仅仅是社会财富要向农民转移，还必须加强农民能力建设以实现农村内生发展的需要。

农村社会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结合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农民能力建设不仅包括农民政治参与能力、利益表达能力、创业能力、维权能力、合作能力及融入城市社会能力等，还包括在农村习俗、农民修养和教育、对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等方面的提升。农民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培养社会信仰，以此培育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农民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形成和丰富能够给农民带来更多的社会融入机会，因为不管是农民个人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声望，这种声望自然会给本人或本地带来更多的交往和发展机会，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同时，随着社会资本的累积，乡村与城市的社会联系也逐渐紧密，互相沟通有无，互相合作，形成一种经济文化互动的新型社会网络。农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成为促进乡村与城市对接的内在动力，并助力农民从一个封闭空间的地方性身份转变为与外界建立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的新的社会身份。

在经济危机发生情况下，农村发展战略的适时调整，不仅有助于经济自身危机的缓解，而且对于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篇：经济危机下中国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

经济危机下中国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

中国上海，2009年6月25日——天联广告发布第三期BBDO Voices，深入调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变化，解密品牌推广趋势。

6月调查报告，研究中国消费者在经济危机时期消费习惯的变化，探索企业和品牌应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通过对北京、上海、沈阳、重庆、郑州以及中国其他24个省区1000名15至45岁的消费者进行调查，报告发现危机时期消费者对“物超所值”的诉求高涨，二线城市较一线及三线城市消费所受影响较小以及人们对品牌的感情联系成为购买的主要因素。

危机中消费者消费趋势分析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大浪席卷全球，中国GDP增长率自2003年以来第一次降至个位数。当前环境下消费者有以下几个新的消费倾向转变：

一、消费者对“物超所值”的追求。

“非必要”商品的购买被大量削减，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如汽车、奢侈品和电脑等；同时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快速消费品也被大量削减如咖啡、酒类和软饮料等。消费者的消费更多的集中于基本的日常消费，在生活必需品方面依旧保持了与以往持平的消费量；但是，对于日常消费品，消费者希望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更好的商品。同等价位商品，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品牌商品。

二、“宅经济”与“宅文化”的兴起。

30%的受访者表示相较于外出，他们更加愿意“宅”在家里以便控制花销。42%的人说他们经常寻找免费的娱乐活动。令人惊讶的是，DVD并没有热销，而是朋友们更多地交换他们的DVD来享受影视作品，或是通过网络下载免费的影视作品。

三、危机对不同城市的冲击程度。

二线城市较一线及三线城市消费所受影响更小。二线城市的购买次数并未显著下降，而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购买次数减少最多。诸多城市中，由于外贸交易额的下降，在饮料、零食、美容、服饰等各领域，深圳的购买频繁指数显著低于其他城市。

尽管从数据上看经济形式一片阴霾，但报告点明了中国经济恢复的亮点。二线城市成为经济复苏的排头兵，同时15-25岁年龄段的消费者对品牌及消费热情，让企业颇为惊喜。

消费者宁可减少购买某一产品的频率，却很少愿意退而求其次选择同类商品中较为便宜的产品。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市场的强大弹性与快速锐减的欧美市场形成鲜明对比，这将帮助中国比欧美国家更早走出经济危机。” 而人民日报也显示的第一季度中国消费品消费指数上升15%。

企业和品牌应如何应对

危机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机遇，当前的特殊环境使消费者产生了对六种新品质的追求：对经济状况的掌控、正常的生活秩序、家庭归属感、人际关系、娱乐生活和成就感。

关注品牌价值的树立与营销：受经济危机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更趋理性，在做购买决定时更为谨慎。报告指出，减少过度自夸的品牌宣传，注重品质及价值的体现。并着重宣传其竞争对手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以建立差异化定位。

与消费者建立情感的纽带：企业在品牌的宣传过程中，应弱化产品性能的具体描述，更多的展示产品和服务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满感，安全感以及产品为其和谐生活起到的关键作用。增加产品的感情附加值，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与众不同的形象有助于危机时期建立品牌忠诚度。

与消费者共同成长：15-25岁的消费者已成为品牌的消费的主力军。品牌与企业应该更多的重视与年轻消费者一同成长，通过新媒体的互动，以及青年人的生活习惯，深入他们的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期建立长期的品牌忠诚度。

第五篇：经济危机下中国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 文档

经济危机下中国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

中国上海，2009年6月25日——天联广告发布第三期BBDO Voices，深入调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变化，解密品牌推广趋势。自08年末推出第一期以来，天联广告（中国）公司每季度发表BBDO Voices，分析中国市场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探讨随经济状况不断变化的市场走向。BBDO中国区首席执行官Carol Potter说：“任何品牌如果想要在市场上赢得消费者的偏爱和忠诚，就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理解他们，并始终对他们怀有足够的好奇。天联广告通过对市场的深入了解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营销传播方案。” 6月调查报告，研究中国消费者在经济危机时期消费习惯的变化，探索企业和品牌应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通过对北京、上海、沈阳、重庆、郑州以及中国其他24个省区1000名15至45岁的消费者进行调查，报告发现危机时期消费者对“物超所值”的诉求高涨，二线城市较一线及三线城市消费所受影响较小以及人们对品牌的感情联系成为购买的主要因素。BBDO的经济危机消费者调查报告得出了权威且精确的结论，给中国的企业和品牌以启示，找到在经济危机旋风中的指路标。

危机中消费者消费趋势分析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大浪席卷全球，中国GDP增长率自2003年以来第一次降至个位数。BBDO 调查报告显示，发现当前环境下消费者有以下几个新的消费倾向转变：

一，消费者对“物超所值”的追求。“非必要”商品的购买被大量削减，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如汽车、奢侈品和电脑等；同时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快速消费品也被大量削减如咖啡、酒类和软饮料等。消费者的消费更多的集中于基本的日常消费，在生活必需品方面依旧保持了与以往持平的消费量；但是，对于日常消费品，消费者希望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更好的商品。同等价位商品，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品牌商品。

二，“宅经济”与“宅文化”的兴起。30%的受访者表示相较于外出，他们更加愿意“宅”在家里以便控制花销。42%的人说他们经常寻找免费的娱乐活动。令人惊讶的是，DVD并没有热销，而是朋友们更多地交换他们的DVD来享受影视作品，或是通过网络下载免费的影视作品。

三，危机对不同城市的冲击程度。二线城市较一线及三线城市消费所受影响更小。二线城市的购买次数并未显著下降，而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购买次数减少最多。BBDO的调研报告显示，诸多城市中，由于外贸交易额的下降，在饮料、零食、美容、服饰等各领域，深圳的购买频繁指数显著低于其他城市。

尽管从数据上看经济形式一片阴霾，但BBDO的报告点明了中国经济恢复的亮点。二线城市成为经济复苏的排头兵，同时15-25岁年龄段的消费者对品牌及消

费热情，让企业颇为惊喜。消费者宁可减少购买某一产品的频率，却很少愿意退而求其次选择同类商品中较为便宜的产品。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市场的强大弹性与快速锐减的欧美市场形成鲜明对比，这将帮助中国比欧美国家更早走出经济危机。” 而人民日报也显示的第一季度中国消费品消费指数上升15%。

企业和品牌应如何应对

危机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机遇，BBDO在报告中同时探讨了企业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应采取的战略，以全球第三大广告公司的专业视角提供了权威建议，对企业及品牌及时调整定位具有指向意义。当前的特殊环境使消费者产生了对六种新品质的追求：对经济状况的掌控、正常的生活秩序、家庭归属感、人际关系、娱乐生活和成就感。

关注品牌价值的树立与营销：受经济危机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更趋理性，在做购买决定时更为谨慎。BBDO的报告指出，减少过度自夸的品牌宣传，注重品质及价值的体现。并着重宣传其竞争对手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以建立差异化定位。与消费者建立情感的纽带：企业在品牌的宣传过程中，应弱化产品性能的具体描述，更多的展示产品和服务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满足感，安全感以及产品为其和谐生活起到的关键作用。增加产品的感情附加值，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与众不同的形象有助于危机时期建立品牌忠诚度。

与消费者共同成长：根据BBDO调查报告，15-25岁的消费者已成为品牌的消费的主力军。品牌与企业应该更多的重视与年轻消费者一同成长，通过新媒体的互动，以及青年人的生活习惯，深入他们的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期建立长期的品牌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