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爱在死生转换之间（5篇范文）

第一篇：器官捐献协调员：爱在死生转换之间

器官捐献协调员：爱在死生转换之间

器官两年捐献207例，每年需求达150万人；器官协调员遭遇家属反对、讨要补偿等问题

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幸去世，因为无法抢救是他的命运。但全国不知有多少患者(可以救治)却得不到有效救治，不知有多少患者因 缺少必要的器官来接引再生。我儿子钟腾瑜的遗体中若有什么器官能够救治患者的话，我愿意将他全部器官捐献。这样我知道我 儿子某部分肉体还活在世上，让那些患难者起死回生，我的心灵就会得到安慰。

我也希望在全国所有的遇难者都捐出有用的器官来拯救广大的患者，让他们都起死回生，那就好了。

广西省融安县东起乡崖脚屯 钟腾瑜的父亲钟瑞芳 2012年6月8日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在这些协调员们的努力下，从试点启动到今年3月，全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540余名垂危的生命。然而与之对应的是，每年全国有近150万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

数字悬殊的对比之间，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艰辛的前路，他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政策的支持和更多人的理解。□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深圳报道

6月9日，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

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

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

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

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

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

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

“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 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她说，“高大姐，那种疼太疼了”。

最艰难的割舍

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他绕着病房楼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签字时，他的手一直在发抖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

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彭宣祥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深圳另一位器官协调员高正荣，则更愿意去解释清楚捐献者能得到什么，让家属来权衡决定。他常说一句话，“你们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但即便是最开明最坚定的家属也往往无法预料，这种割舍会遭遇内心一次次反复。黄圆圆的父亲黄宏林，在女儿ICU病房外的长椅上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天天对着红十字会的捐献材料，“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发愣。”

终于，他签下了器官捐献同意书。

但当要为女儿签放弃治疗的同意书时，黄宏林犹豫了。这一笔下去，他知道，什么都回转不过来了。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黄宏林一个人绕着病房大楼一圈一圈地走。

最后时刻，黄宏林签下字，手一直在发抖。

和黄宏林一样，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也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的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

“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

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但有的迟疑改变了最终的结果。

对于器官捐献者而言，心脏停跳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据介绍，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

深圳的一个老交警，生前要求把所有器官都捐出来。他的爱人打了电话。高敏从早上九点钟赶到，一直到半夜两点多家属依然犹豫。当家属准备同意的时候，器官已经无法捐献。最终只捐了遗体和角膜。

一场拉锯战

病人的亲属要求捐赠器官换取经济补偿，高敏拒绝了，家属犹豫了一个小时后，最终放弃了捐赠

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可抵达。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

高敏觉得希望很大，她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

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

双方都陷入沉默。

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

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

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的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

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

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

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高敏因为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

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

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

有许多家庭放弃。

爱心屈服于生活的无奈。

在一个器官捐献成功之前，还可能遇到种种障碍。有时候，是一张迟迟开不下来的死亡证明。有时候是病人所在的医院怕引发医患矛盾，不愿意配合移植医院。有时候是因为家族里一个亲属的一句话。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次红灯。

让高敏至今仍觉心疼的那次失败的捐赠，是一位叫庞泉的公交车司机。器官捐献审核的专家团队刚到医院的楼下，为庞泉做心脏复苏的医生在楼上就宣布庞泉心脏停跳。一上一下，是永久的遗憾。

150万与200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但两年来器官捐献的总量只有200多例

从1999年到2012年5月初，深圳多器官捐献成功72例，大部分发生在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以后。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可怜的数字，尤其是和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150万人相比。但和两年来全国器官捐献的总数字——200多例相比，深圳仍走在最前列。

在深圳红十字会的副会长赵丽珍看来，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外来移民城市，“没有负担，更愿意付出。”

高敏、高正荣、彭宣祥，三位深圳的器官协调员，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从农村来到深圳，做义工，最终加入了这个职业。

他们没有编制，只能算是红十字会聘用的志愿者。除了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做成一个案例，赵丽珍说，“会适当的给一些补贴。”

高敏觉得，很多时候，是捐献者的执着和坚持，让器官协调员更加认同自己的这份工作。蔡旭丽，31岁。她坚持要求捐出自己的器官。每一次她预感自己快要走了，就会给高敏打电话。最后一次，电话是她的丈夫打的，她没有力气说话。高敏赶到之后，又一次承诺帮她完成心愿，蔡旭丽才安静的离去。

另一个给予高敏“坚持做下去的力量”的人是14岁的丁思成。

去年7月，妈妈殷小利突发性脑出血后脑死亡，这个单亲家庭的男孩打电话给高敏，想要捐献妈妈的器官。

他说妈妈提过，如果死了，要把器官捐献了。“妈妈提过8次。我记得。”

丁思成的坚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是未成年人，法律上没有权利决定是否捐献。他就说服舅舅，要求舅舅做他的监护人，帮他签器官捐献同意书。

“我能做的是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特例经过高敏的协调得到了批准。更大的考验还在等待着丁思成和高敏。

2011年8月2日，晚上9点，殷小利心脏突然停跳。抢救。无效。如果心跳无法恢复，殷小利将无法完成捐赠意愿。

“所有人都盯着我”，高敏说。继续抢救。

丁思成坐在病房外，一遍一遍地揪头发。高敏看着他，“心揪成一团”。

凌晨一点，医生请家属放弃抢救。高敏说：求求你们，再抢救一下。专家组马上来。这个时候，护士冲了出来，“心脏复苏过来了！”

专家组到了楼下。高敏蹲在地上起不来，她说：“思成，你妈妈有心坚持，她是为了这份心愿。”

回忆当时的情景，丁思成说，当时自己就怕帮不了别人。“妈妈到了另一个人生命里，我才不会太多忧伤。”

殷小利成功捐献了一对眼角膜，一个肝脏，一对肾脏。医生后来通过高敏问丁思成，你妈妈的半月板也可以帮人，能取吗？

丁思成抬起头，肯定地说，“能。”

高敏注意到，丁思成当时的眼睛是发亮的。

“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见捐赠者的亲属，高敏认为，有时应该表现出感恩终于走到了手术室前。

袁德珍在走廊里，把田干从头摸到脚，再从脚摸到头。她一直记得田干露出的脚趾冰凉的触感。

推入手术台，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

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为捐献角膜者装上义眼。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

高正荣到现在还记得捐赠者黄晓玲交给她的眼罩，眼罩外侧是一对小兔子的图案。黄晓玲患了八年的结肠癌，丈夫不知所踪，她只能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临死前，黄晓玲决定捐献角膜。但她担心：眼睛给摘了，血淋淋的会不会很难看？她托人买了一个眼罩。叮嘱高正荣，角膜捐献之后要帮她戴上。有兔子图案的那一面要朝外。“那样才好看。”

黄晓玲还有一个心愿。她儿子从小给了别人，她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知道身世。于是她录一段视频，托高正荣等孩子长大后交给他。

一个85岁的老人想要捐遗体和器官。怕儿女不同意，他打电话给高正荣，要求他用笔记下来：谁干涉的话，就是不忠不孝。

在诸多心愿中，最难完成的是，捐赠者家属常常会提出——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6月8日，高敏见到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她说只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

母亲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

高敏曾想象各种双方见面的情景，其中一幕是，一个女孩贴着一位陌生老人的胸口，听她爸爸的心跳。“那画面该多美。”

只有高正荣安排过角膜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见面。

整个过程简短而安静。

捐赠者家属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受捐者的眼睛。在显微镜下，隐隐能看出一圈暗青色状如尼龙丝的线，那是角膜移植的痕迹。

对于家属而言，这是亲人唯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

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高敏说，她可以理解受捐者各种顾虑。只是有时候，表现出来感恩会让捐赠者的亲属和器官协调员得到更多的快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敏手中已经有几千份志愿捐赠书。她经常会收到外地的志愿捐赠资料，资料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年轻。赵丽珍说，等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这种观念，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这个角色，就可以消失了。

第二篇：“器官捐献”调查报告

对论文的分析及汇总情况

一、概念

1、器官捐献：是指公民自愿将自己具有生理机能的器官、组织以及公民死后的遗体赠与他人的行为。

2、器官（或遗体）捐赠协议：即捐献者签订的表示愿意将其身体器官或遗体捐献给有关医疗单位以救助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的协议。

附：①器官捐赠合同可以被分为三种：其一是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其二是动物器

官捐赠合同，其三是人工器官捐赠合同。

②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动物器官捐赠

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③器官（或遗体）捐赠协议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论理性、无偿性、可撤销性。

3、器官捐献激励机制：是指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器官捐献制度政策，和器官捐献立法，保障捐献者的利益，补偿捐献者的损失，来刺激和促进自愿的器官捐献事业链条的形成，遏制非法的黑市器官交易。

附：器官捐献在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高额的费用，包括检查费、住院费、旅费、住宿费等。而纯粹的无偿捐献也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应该给予捐献者一定的补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非等额的高额补偿机制”，这种机制是和有偿捐献有区别的。在费用的补偿上可以因情况而定，但是对于捐献者来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也是手术后需要关注的部分，所以高额补偿包括供体的所有损失，除了手术费、误工、医疗和康复费用外还包括供体身体完整性受损的补偿、因器官分离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以及认知不协调产生的心理异常或心理障碍等的损害、器官储备功能丧失的损失等。如果不重视这些补偿，那么对于器官捐献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数据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申卫星，在“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立法原则”中提供到的数据如下：

1、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就更为突出：2000年的统计数据即显示，当时我国有200万到300万由于角膜病而致盲的人，但是由于角膜捐献者太少，所以他们当中仅不到5000人成为幸运者；我国大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但每年仅能提供4000～5000例肾移植手术；有400万白血病患者等待骨髓移植，但全国骨髓库的资料仅3万份；当时我国约有3000万晚期肝病患者，绝大部分都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2、2002年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约2000例，而需要手术者则多达30余万人，仅为0.7％；占我国残废人总数15％的约500万盲人中，有近400万人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由于供体严重缺乏，每年只有1000多例病人能够接受角膜移植。

三、方法

1、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现场调查问卷，调查表由课题组成员根据研究目的并参照国内外有关报道自行设计，并经预示后加以修正。内容除个人一般特征外，主要包括有关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知识的了解情况、了解途径及对身后捐献器官所持态度。

2、统计分析方法：问卷收回后，有课题组成员进行分类整理和计算，并进行统计推断和统计分析。

四、对论文提供方向的事实及观点

1、《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明文法规。经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第17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为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人体器官移植，适用本条例。全文共五章三十二条。

2、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开展器官捐献最成熟、最完善的地点是深圳市，深圳市颁布了《移植用人体器官规范》等地方法规，同时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具有较为完善的办理流程。而且深圳市红字会在我国首先设立了“劝捐员”。

3、在器官捐献分配机制方面，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法律来规范器官捐献的社会行为用行政规定及独立的监督系统保证捐献系统的正常运行，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制定脏器分配规则，用公平正义和高尚的伦理学即对生命的尊重贯穿器官捐献的整个过程，全面建立在法制框架下，法规及监督系统完善的器官捐献与分配制度化体系，以达到长治久安。

4、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①知情同意原则

②优先考虑供体利益原则

③充分保护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的原则

④禁止器官交易原则（无偿原则）

⑤器官捐献的激励原则

⑥器官分配的公开与公正原则

⑦非优先原则

⑧技术准入原则

附：上述原则不仅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立法时应遵循的原则，还是当事人在进行器官移植的医学实践当中应予以遵循的行为准则，而且也是未来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原则。尤其在当前我国尚未进行统一器官移植立法的情况下，明确当下器官移植医学实践的总体行为准则和器官移植的立法原则，是立法过程中的第一要义，也是指导医学实践的需要。

5、精神病人作为另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法律是否允许其作为器官的供体： 各国对未成年人捐献器官的总的原则是，父母可以同意未成年人捐献可再生性器官，但该未成年人必须能够理解和表达他/她自己的意愿，同时捐献必须有未成年人本人的同意。由此可以推知，本人同意是捐赠的先决条件，如果本人没有意思表示能力，则父母或监护人不得单方为其设定任何器官捐赠的负担。所以，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意思能力或意思能力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为保护其人格利益不受侵犯，法律应当禁止任何人，包括其父母或监护人在内，代替精神病患者本人作出捐赠任何器官的意思表示。

6、物质激励的论点，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这样一个措施能够促使更多的人愿意捐献器官，从而保证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以及避免由于缺乏激励所带来的器官浪费。

由于现行的体系要考虑包括医师、协调人、社会工作者、医院等在内的所有相关方的利益，被称为“生命礼物”的利他型器官捐赠的分配被很多人批评为有失公允和不明智，甚至有人认为只有捐献者及其亲属才是惟一没有从捐赠中直接受益的一方，因此，某种形式的补偿并无不当。

7、⑴器官捐献在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传统思想伦理困境：

①伦理观念的影响

传统中国是个伦理社会，古代社会的一般道德准则是将死者入土为安。现在很多地方的人依然墨守成规，固执的遵循着那些旧习俗。很多人对于捐出亲属或自己的遗体，感情上很难接受。②利益观念的影响

器官捐献作为一种公民自愿履行的善行，只许捐赠，不可买卖。完全是无偿和公益的，于是一些人就会想“捐献器官给他自对我有什么好处和收益呢”。

③社会观念的缺失

中国人重自我，轻社会，私民、小民意识根深蒂固，社会责任感差。在人们心目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陌生他人的漠不关心的观念根深蒂固。

⑵现实困境：

器官移植缺乏有力的立法规范和保障，一方面导致一部分有捐献意愿的人不得不放弃捐献，另一方面也易滋生和助长的非法器官交易黑市的形成。

8、影响器官捐献的因素

①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和态度（我们的研究课题）②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

③医疗技术与医院态度 ④器官捐献立法

9、器官捐献的分类：

①供体的生命状态不同：a.活体捐献 b.身后捐献

③捐献的目的不同： a.临床医疗用器官捐献 b.非临床医疗器官捐献 ②器官捐献的对象不同：a.对象特定的器官捐献 b.对象不特定的器官捐献

五、疑问

1、如何对待器官捐献者在捐献之后可能出现的身体问题，应如何予以保障，并且应有哪一方来保障。

2、当代青年人的观念尚不成熟，社会责任感缺乏，且有着强烈的自我观念，应如何鼓励青年人树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念，促进他们对于器官捐献的认识和理解？

3、器官捐赠者对于器官捐赠协议都有哪些疑问？

4、器官捐赠协议的可撤销性是否对于受赠者也同样适用？

5、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器官捐赠是否会触及伦理道德的边界？

六、总结

通过对论文的探讨性学习，我们了解到，在我国这种崇尚传统的国家，大家对器官的捐赠还没有普遍的认同，长辈会认为解剖人体是一种不孝的表现，在我国面临器官捐赠的道德伦理问题不容忽视，它严重束缚着我们国人的思想。曾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再说一次我爱你》，其中就讲了心脏捐赠的感人故事，那时还是觉得器官捐赠这种伟大的行为离我们很远，我觉得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

在中国，公民需要向《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填写完整后由捐献者本人或委托他人交到当地红十字会或者已开通试点的省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并携带捐献者本人的身份证原件，经公证处公证自愿申请捐献登记，再等待其单位将捐献者信息登记至管理系统。相比德国医疗保险公司为所有年满16周岁的公民主动寄发书面问卷调查，以及美国各州在申请驾照时签署，在线签署，或在享受医保的过程中随时签署等多种方式，中国公民想要捐献器官，单是申请就相当复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违法买卖器官的行为这么猖獗的原因。

另外，技术问题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能否妥善保管所捐赠的器官，并且能否恰到好处的用到需要的人身上，众所周知，器官捐赠者捐赠器官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有用器官能用到患病者的身上，得到生命的延续，但是，病人的家庭情况、支付能力等一系列问题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再者，地域问题也是很大的因素，这也涉及到公平性原则。所以这需要建立健全器官捐赠的法律法规，并加强对器官捐赠工作的监督。

最后，我们全组成员都还是信心满满地坚持着这个主题的研究，相信国人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会向更阳光地方向发展的，一个人的呼声或许听不到，一组人的呼声可能使身边的人开始了解，但整个民族的声音必然使一项公益事业蓬勃成长。

对哈市大学生关于“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和态度的调查

目录

一、概念

二、数据

三、方法

四、对论文提供方向的事实及观点

五、疑问

六、总结

附：本次小组作业，先由个人找出两篇与“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及态度”有关的论文，并把自己的发现通过文字形式发至整理人邮箱，最后由整理人做统一汇总。

汇 总 人：王青青(1班）

小组成员：路建秀 魏庆鑫 司维

赵媛媛 王 旭 刘影

组 长：吴天淼

第三篇：器官捐献倡议书

器官捐献倡议书

在现实社会中，倡议书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倡议书一般由标题、称呼、正文、结尾、落款五部分组成。怎么写倡议书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器官捐献倡议书，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你知道遗体(器官)捐献吗?想知道遗体(器官)捐献是咋回事吗?

遗体(器官)捐献是一项自愿的、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其宗旨是为了我国的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服务，也为一些器官丧失功能者提供置换的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延续生命。捐献的遗体(器官)将全部用于医学教学和科研的解剖使用、病理解剖研究、器官移植。与义务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样，捐献遗体(器官)、捐献眼角膜都是造福人类、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善举，是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体现，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正在积极地参与其中。1997年2月19日，世界伟人邓小平身后捐献眼角膜，感动了华夏儿女，起到了良好的垂范作用!

遗体(器官)捐献，无论是对于医学教育、疾病研究、救死扶伤，还是对于移风易俗、殡葬改革、节约土地和资源，都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体现了捐献者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人道、奉献、博爱的精神境界;这对于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更有着深远而积极地意义。在发达地区和国家，一旦有人突发脑死亡，其没有损伤的器官，如：眼角膜、肝、肾等，很快就会被移植到在医院等待救治的患者体内;其遗体将被捐献给医学教学、科研使用，为培养优秀的白衣天使而提供标本。有时，一位捐献者的`器官能同时挽救七、八位患者的生命和健康!这对亡者来说，实际上是把已经终结了的生命在多位患者身上得到了延续。然而来自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

自古以来，当人们按照自然规律走到人生终点时，后人便用各种形式来殡葬遗体。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流传着不同的殡葬方式，诸如土葬、海葬、火葬、花葬、树葬等，时代发展到今天，由火葬发展到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这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创举，是时代发展的又一伟大标志!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医学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地提高，但生老病死是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尊重科学、支持科学!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更应该厚养薄葬!如果我们在厚葬时仍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等陈规陋习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文明的建设不相符合。捐献遗体(器官)更有利于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社会风气的毒害!

在此我们呼吁，一切相信科学和富有爱心的人，都能够摒弃传统落后的观念，正确的对待疾病和死亡，能够在离开人世以后，把自己最后的、有价值的东西回报给社会、回报给医学事业、回报给全人类，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这对促进自身与人类健康的进步，提高医学生培养与教育水平，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衷心的期盼遗体(器官)捐献者的亲属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亲人的高尚行为，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健康出一把力，感谢你们的理解、支持和宣传。

愿“志愿捐躯”的文明新风吹遍大江南北!

愿盛开的文明“医葬”奉献之花香溢万户千家!

生命因短暂而珍贵，生命因奉献而美丽。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同样光照人间!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性很强的行业，她与人们的健康、幸福、生命息息相关。医学教育是培养合格健康卫士的摇篮，熟知、研究人体结构是每一位医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连人体结构都不搞懂得医生给您诊疗您能心安吗?

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生老病死循环不息，仅因车祸而失去生命的每年就在10万人以上，我国的人体解剖教学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实际情况呢?

据山东省红十字会统计,截止到20xx年12月31日,山东省共有3348人报名遗体捐献,但其中仅有381人实现了遗体捐献，遗体资源非常缺乏,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理想的教学效果是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但由于解剖教学遗体严重不足，有的学校20名甚至40名学生才能分到一具解剖遗体，有的学校因遗体严重不足，甚至已取消遗体解剖内容，仅让学生看看已经解剖好的标本、录像及图片，读书5年无缘解剖一具遗体。

而在美国,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配备四五具遗体进行实践!而我们却无奈的，眼睁睁的看着无数宝贵的遗体、器官资源化为灰烬，随风而去!

您不觉得惋惜?您不觉得该干点什么吗?

为了你，为了他(她)，为了子孙，更为了我们自己，行动起来吧!勇敢的破除千年以来人死“入土为安”的风俗，打破封建迷信的紧箍咒，树立唯物主义的生死观，移风易俗，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境界，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给予他人生的希望!

来吧，加入到志愿遗体器官捐献的行列中来吧!

第四篇：器官捐献倡议书

遗体（器官）捐献倡议书

器官移植被列入二十世纪人类医学三大进步之一，其宗旨是为一些器官丧失功能的人提供置换的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或者为我国医学教育和研究事业服务。志愿捐献器官给他人，是造福人类，有利于后代的善举，是社会文明的体现。1997年2月19日，世界伟人邓小平身后捐献了角膜与遗体，感动了华夏儿女。

来自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整体生命不可挽回时，让我们的部分生命借助现代医学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将生命的句号改写成其他人生命的省略号，这将是多么具有社会公德的义举。

挽救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我们献出一点爱，生命就会因你而精彩。过去我们可能曾得到过别人的帮助，现在只要拿出一点勇气，就有可能会延续一个人的生命，挽救一个几乎破碎的家庭。让我们携起手来，同心协力，甘于奉献，让红十字会所提倡的“捐献器官、永续生命”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最后我们向全市市民发出倡议：

让我们献出一份大爱，投身到身后捐献器官的活动中来，奉献生命的礼物，让众多的患者同胞重获新生，重见光明，让世界变成更好的人间。实现我们“身前多奉献、身后再捐献、要留爱心在人间”的诺言。篇二：遗体器官捐献倡议书

遗体器官捐献倡议书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性很强的行业，她与人们的健康、幸福、生命息息相关。医学教育是培养合格健康卫士的摇篮，熟知、研究人体结构是每一位医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连人体 结构都不搞懂得医生给您诊疗您能心安吗？

我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生老病死循环不息，仅因车 祸而失去生命的每年就在10万人以上，我国的人体解剖教学资 源不可谓不丰富，但实际情况呢？

据山东省红十字会统计,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山东省共 有3348人报名遗体捐献,但其中仅有381人实现了遗体捐献，遗 体资源非常缺乏,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理想的教学效果是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但由于解剖教学 遗体严重不足，有的学校20名甚至40名学生才能分到一具解剖 遗体，有的学校因遗体严重不足，甚至已取消遗体解剖内容，仅 让学生看看已经解剖好的标本、录像及图片，读书5年无缘解剖 一具遗体。而在美国,一个医学专业的学生可以配备四五具遗体进行实践！而我们却无奈的，眼睁睁的看着无数宝贵的遗体、器官资源化 为灰烬，随风而去！您不觉得惋惜？您不觉得该干点什么吗？ 为了你，为了他（她），为了子孙，更为了我们自己，行动起 来吧！勇敢的破除千年以来人死“入土为安”的风俗，打破封建迷 信的紧箍咒，树立唯物主义的生死观，移风易俗，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境界，为医学“献身”，实行文明“医葬”，给予 他人生的希望！来吧，加入到志愿遗体器官捐献的行列中来吧！篇三：捐献物资的倡议书 捐献物资的倡议书

——捐赠一件冬衣，温暖一颗心灵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以及社会爱心人士：

你们好！乐善好施、扶贫帮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互帮助、患难扶持是社会倡导的时代新风。它既体现了人类最高尚的品质、最美好的情感和道德情操，又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当你收到这封轻盈的倡议书时，也收到了我们殷切而厚实的期盼。你是否知道在偏远贫困的山区，孩子们在冬天就是这样，他们需要一件能温暖他们幼小身体乃至心灵的冬衣。这种爱会传递到千里之外的西部—西藏类乌齐，让孩子们在冬日的清晨能感受到暖阳的温暖，这种温暖就来自于大家的心灵的给予。同时，在这里有一群渴求知识的孩子，虽然他们热爱学习，但是受气候环境的影响他们无法用心学习，他们没有舒适的课桌椅，只有破旧的黑板和残缺的粉笔;他们的本子用了正面用反面，他们的铅笔短到无法握起;他们依然热爱学习，满怀理想，一支铅笔，一个精美的文具盒，一件旧衣服，一床旧被褥，一条旧裤子??也许只是你们家压在箱底的负累，但对于贫困山区的农牧民来说，却能为他们营造出一份温情。

为了度过一个温暖而美好的冬天，为了表达我们的一份爱心，面向全体师生开展主题为“为贫困山区学生和农牧民捐赠爱心”的物品捐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教育队员们要拥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农牧民，给他们带去温暖与祝福。同时也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将来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自己的父母和社会。

人行其善，物尽其用，让不用的旧衣物可以继续发挥它们的使用价值，我们共同携手，用我们的爱温暖远方的他们!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发出倡议，让我们行动起来，用我们的热情，让这个社会充满爱心!捐赠事项如下：

1、捐赠对象：贫困山区中小学生以及农牧民

2、所捐赠衣物尽量无破损，内衣请勿捐赠。外衣裤、毛衣、大衣等均可捐赠。(衣物最好是完好无破损、需消毒、洗干净)

3、所捐赠文具(如：铅笔、彩笔、文具袋、橡皮塞等)，应干净、整洁，无破损、残缺和污渍。

4、物流费：因为我们是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所有的活动费用全部来自爱心人士的捐赠，请大家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奉献一点物资运输费，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5、捐赠地址：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类乌齐县文化局

6、联系方式：***（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尤海）

7、本次捐赠活动系自愿。

同学们，或许你捐出的一件衣服，不足以让一户贫苦人家，摆脱贫困的艰辛与无奈，但它是你弥足珍贵的爱心!慷慨地伸出你的援助之手，让西部冬日的阳光分外温暖。

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西藏类乌齐县文化局志愿者：尤海 2014年12月2日

第五篇：中国器官捐献调查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

今年以来，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清明节四川男子脑死亡捐献器官至少救活7人，器官捐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器官捐献现状究竟如何？存在哪些问题？记者赴京、沪、鄂、赣、粤等省市调查，试图解开器官捐献之惑。

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都有人排队等器官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如此“贵重礼物”挽救他人生命，成就的感人故事不少。然而，仍有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不久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2名病人，就因等不到合适的肝源离世。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禁用死囚器官，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过去“由地方司法部门与移植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

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及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家，刘德若、陈静瑜等太了解器官稀缺带给病人的痛苦了。“由于供体太少，一个受体从决定可以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至3年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陈静瑜说。

30万适移者仅1万多获移植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黄洁夫对此有不同看法：“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不过，记者在医疗机构采访时，众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又陷入信任泥沼的当下，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江西省大余县一位农民捐献罹患肾衰竭去世的3岁儿子眼角膜，事后许多村民指责他“拿儿子的身体卖钱”。“免费捐器官，换个器官却要花几十万”等，人们的这些认识，与对器官捐献政策不了解和器官分配不够透明、公开有关。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献是不是公平公正的。”黄洁夫说，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黄洁夫说，我国自开始自愿捐献器官以来，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3326例，仅2014年实现近1700例，超过之前历年总和。“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器官捐献率低，落后的不是传统观念，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研发并启用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公众的期待是，让这些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

签了捐献协议，医院会不会不积极救治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

黄洁夫说，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3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界专家指出，“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亡”三者并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

参与过多次器官移植手术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一位专家表示，假如死者家属质疑医生因摘取器官而抢救不力，医生将百口莫辩。

多位器官移植专家共同建议，国家层面虽然出台了死亡认定技术规范，但希望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制度上明确捐献者、医务人员和受捐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制度设计面临的几个问题 当医生发现一个潜在器官捐献者时，他应第一时间通知医院指定的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负责与家属沟通、抚慰、处理法律方面问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专业协调员则负责与医生沟通，进行医疗专业评估。

现在全国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仅547位，其中169位是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其余为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专业协调员。“相比于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趋势和需求，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普说，在禁用死囚器官，完全依靠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当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记者采访时，有人表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再就是医疗费用问题。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捐献案例1699个，挽救了3400多人。“这些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去年国家大约拨付了84万元，远远不够。”高新普说。

针对上述问题，高新普说，我国正在对660名协调员进行培训，通过了资格认定考试，即将上岗。

黄洁夫等专家特别指出，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要明确捐献者家庭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宜的救助标准，既要确保捐献人和法定受益人的基本权益，又不能让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原则被扭曲。

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希望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进行人道抚恤或困难救助，并协同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建立纪念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被誉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1960年，我国内地进行了首例临床肾移植。对捐出器官的人来说，无疑是给患者献上了“生命的礼物”。

湖南岳阳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妻子说：“丈夫因车祸死亡后，我选择将他的肾脏等器官捐献出来，挽救他人的生命，也让丈夫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献队伍中，让更多患者受益。”陈静瑜说。？笪（新华）